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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的否定性和存在与语言之间的断裂 ——阿甘本论语音

形而上学的否定性和存在与语言之间的断裂
——阿甘本论语音

胡新宇

摘 要:与德里达对“语音中心主义”的批判针锋相对,阿甘本认为,西方形而上学奠基在文字之上。对阿甘本来说,形而上学就是对语言的体验,形而上学与语言学在结构上严格对应,命运也息息相关,而文字作为语音移除之后的产物使西方形而上学始终被一种否定性浸染。更进一步说,也正是在语音中,显示出存在与言说、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断裂,显示出主体建构与人类发生的偶然性。

关键词:语音;否定性;语言体验;划分-连接

从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到德里达对“逻格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的批判,如果说20世纪是语言学转向的世纪,那么20世纪同样也是从语言角度对西方形而上学进行全面反思和批判的世纪。在这一谱系中,可以说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是最后一位杰出的代表。甚至在阿甘本那里,西方形而上学即是对语言的体验,形而上学和语言学结构类似,命运也息息相关。由此,如果要超越形而上学,我们必须对自己的“语言体验”做出反思。本文即尝试探讨阿甘本建立在语言体验之上的否定性形而上学,并揭示阿甘本那里存在与言说的断裂,我们会看到,这里的否定性和断裂正是来自于语音(voce,voice)。

一、与德里达“语音中心主义”批判的论争

不可避免,任何对语音的思考都绕不开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及其对“语音中心主义”(“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批判。事实上我们看到,即使很少明确引用其著作,但德里达确实是阿甘本思想发展过程中持续的对话对象,这种对话甚至可以延伸到阿甘本后期的生命政治理论和弥赛亚主义政治哲学之中。①在这方面,阿甘本研究专家 KevenAttell的《吉奥乔·阿甘本:超越解构的阈限》(Giorgio Agamben.Beyond the Threshold of Deconstruction,Fordham: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15)就是一本关于德里达与阿甘本思想比较研究的优秀的代表性著作。该书追踪了阿甘本在思想发展过程中与德里达或隐或显但却一直存在的对话,并为两人“关于空无的巨人之争”(“Gigantomachy Concerning a Void”)提供了语境。就语音来说,如我们所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最主要的目标是瓦解西方形而上学中语音/言说相对书写具有的主导地位,并进一步消解在场与不在场、存在与虚无、真理与错误、同一性与差异、理性与感性、自然与文化等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简言之,依据德里达的观点,书写不是活生生的语音或言说没有生命力的摹本,相反,在解构主义逻辑中,书写“总是已经”存在于言说发生之处。即使是替补,书写也始终是一种“危险的替补”。甚至在德里达看来,语言的可能性就存在于这种“替补”之中。②参考[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不过,阿甘本认为,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实际上仍然认错了目标,而“语音中心主义”这个假设本身就是错的。与德里达针锋相对,阿甘本认为,在西方形而上学的源头处起奠基作用的不是语音而是文字,而通过提升书写的地位并对“语音中心主义”做出批判,德里达的“文字学”实际上仍然处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之中,并在某种意义上确证了这一传统。用阿甘本的话来说,“我们确实要对德里达致以敬意,他以最严格的方式……确认了文字的原始地位及其在我们的文化中所具有的意义,同时他也相信自己开辟了一条超越形而上学的道路,不过事实上,他只是让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呈现出来”③Giorgio Agamben,Language and Death.The Place of Negativity,trans.Karen E.Pinkus with M ichael Hardt,M inneapolis & London:University of M innesota Press,1991,p.39.。并且,“将形而上学的视阈简单确认为语音的优先性,并相信自己能够通过文字超越这一视阈,这是没有考虑到与形而上学并存的否定性。形而上学始终已经是文字学,而文字学则是一种奠基论,也就是说,发挥否定性本体论奠基功能的是文字”④Language and Death.The Place of Negativity,p.39.。

那么,何谓文字的“否定性奠基功能”?这里我们要回到阿甘本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上来。在阿甘本看来,德里达的错误正是建立在对亚里士多德“不充分”的阅读之上,而两人争论的焦点也正是对亚里士多德《解释篇》的解读。在《论文字学》的开篇处,德里达就引用了《解释篇》为自己的“语音中心论”假设张本。亚里士多德写道:“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的人的书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样地,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的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的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东西对于一切人也是一样的。”⑤[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解释篇》,方书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5页。从这段话中,德里达得出结论:“无论如何,言语最接近所指,不管我们是将这种所指严格地确定为意义(思考的或实际的意义),还是比较随便地视为事物。相对于言语与心灵的密切联系,或言语与被指称的意义的思想甚至与事物本身的密切联系……,所有能指都是派生的,文字能指尤其如此。”⑥[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或者更简单地说“逻格斯与语音的原始的本质的联系从未割断”,而这正是所谓“语音中心主义”的要旨。

不过,阿甘本认为,德里达的解读“恰恰忽略了去探讨《解释篇》中文字具有的原初地位”。因此,阿甘本对亚里士多德上面的一段话做出了还原性的解读。如我们所知,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讨论的实际上是语言问题,或者说,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解释”实际上指的是语言的意指过程。阿甘本在上面一段话中区分出这一“解释”过程中的三项元素:“语音中所包含的事物”(“ciòche ènella voce”,“thatwhich is in the voice”,“ta en te phone”,“口语”),“心灵经验”(“pateminell’anima”,“mental experience”,“心灵的经验”),“事物”(“lecose”,“things”,“那些东西”)。这三项元素彼此相关:“语音中所包含的事物阐释并意指心灵经验,后者又对应于事物。”这里成问题的正是“文字”(“le lettre”,“ grammata”,“writing”,“写法”)所处的地位。引用古代语法学家对亚里士多德的阐释,阿甘本指出,文字是在语音、心灵经验和事物之后,亚里士多德引入的“确保对语音做出阐释的”第四个元素和最后一个阐释者。由此,“文字”成为“支撑起整个意指链条的基础,它必定在这一链条中具有某种优越的地位”。这种优越地位在于,“(文字)不只是(像其他三项元素一样)一个符号,它同时也是语音的一个元素(stoicheiontesphonés)”。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说法已经透露出这一点:上面我们区分出的语言意指过程中的第一项元素是“语音中所包含的东西”,而不是“语音”本身。更进一步引用古代语法学家对“文字”的定义(“ phonéenarthrosameres,parsminima vocisarticulatae”,亦即,“意指性语音的量子”),阿甘本指出:“作为一个符号,同时,作为语音的构成性元素,文字具有‘自因’(index of itself,index sui)的地位。”由此,阿甘本得出结论:“从一开始,西方关于语言的反思就将文字而不是语音放在语言的源头处。”①Language and Death.The Place of Negativity,pp.38-39.或者说:“西方形而上学将文字而不是语音放置在其源发处。”②Giorgio Agamben,Checos’èla filosofia?,Macerata:Quodlibet,2016,p.35.

那么,如果说文字为西方语言学以至西方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为什么阿甘本要说这一奠基是否定性的呢?这里我们要回到语音本身具有的结构之上,而这正是阿甘本在其1982年出版的《语言与死亡:否定性的位置》(Language and Death:The Place of Negativity)中所讨论的问题。

二、形而上学与语言学:作为否定性来源的语音

如题目所示,《语言与死亡:否定性的位置》讨论的主题是“否定性的位置和结构”,而其出发点则是海德格尔在《论语言的本质》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死亡与语言之间的本质关系闪现出来,但还是未经思索的。”③[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1-212页。在《语言与死亡》中,阿甘本不仅继续了海德格尔没能完成的思考,同时也从否定性角度对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史做出了梳理。当然,这种否定性最明显的体现还是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用阿甘本在“导言”中言简意赅的总结来说:“就其言说和必死而言,人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人是“‘虚无的占位者’(placeholder,platzhalter)。”④Language and Death.The Place of Negativity,p.xii.

那么,这里的否定性来自何处呢?阿甘本分析了海德格尔那里“此在”的结构。如我们所知,对海德格尔来说,此在只有在死亡面前才能获得最本真的生存体验。这也就意味着,此在总是已经被一种原初的否定性侵蚀,直到作为终极否定性的死亡。为探讨这种否定性的来源,阿甘本引用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两段话。首先,在第53 节中,海德格尔写道:“在向着不确定的确知的死亡先行之际,此在把自身的一种从它的此本身中产生出来的持续的威胁敞开着。”⑤[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05页。其次,在第28 节中,海德格尔写道:“本质上由在世组建起来的那个存在者其本身向来就是它的‘此’。……只有在‘此’之中,也就是说,唯当作为‘此’之在而展开了空间性的存在者存在,‘这里’和‘那里’才是可能的。这个存在者在它最本己的存在中秉有解除封闭状态的性质。‘此’这个词意指着这种本质性的展开状态。”⑥[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54-155页。我们看到,在这两段引文中最重要的关键词正是“此”。阿甘本认为,我们可以从上述引文中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此在意味着作为-此-存在”⑦Language and Death.The Place of Negativity,p.4.。也就是说,此在最准确的意义包含在“此”之中,此在就是它的“此”。⑧在这里,阿甘本还引用了海德格尔写给让·波弗勒的一封信,在信中,海德格尔明确地将“此在”的含义定义为法语中不可能的一个表述方式,“être-le-là”(“作为-彼-存在”)。参考同上注。其次,一个更重要的结论是,如果说此在就是它的“此”,那么,“否定性正是从它的此而来与此在照面”。⑨Language and Death.The Place of Negativity,p.5.这也就是说,“此”不仅指向此在的澄明之域,同时,在向死而生中,作为那种“不确定的确知的死亡”,作为那种“持续的威胁”,原初的否定性也正是来自于“此”。总结来说,阿甘本将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否定性定位在作为代词的“此”中。在他看来,否定性与代词“此”密不可分。

在对黑格尔哲学的分析中,阿甘本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这里涉及到的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一章中所讨论的感性确定性,或者说,“这一个”(Diese)。概而言之,阿甘本认为这里涉及的是对“这一个”的把握,但依照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个”本身就是自我否定性的,“它被设定为这一个东西,但真正被设定的却是一个他者,换言之,‘这一个’已经被扬弃了”,而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意谓时间空间的“现在”、“这里”等词语(甚至,“意谓”结构本身就是辩证的、否定性的)。①[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由此,阿甘本认为,黑格尔哲学中的否定性同样集中在以“这一个”为代表的代词之中。

那么,代词究竟具有什么特性,使之能够成为形而上学中否定性的来源呢?我们看到,正是在这里,阿甘本的哲学分析显示出其全部力量,并为我们带来新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启发。这可以归结为两点。首先,阿甘本认为在代词这一范畴中,“语言指向自身的发生”。由此,阿甘本将代词与形而上学领域中的“存在”范畴类同起来。换句话说,这里涉及到的是语言学与形而上学的严格对应关系。其次,阿甘本认为,在语言的发生以及存在的开启中,我们从代词出发体验到的正是语音和语音的移除,也正是这种移除使西方形而上学始终奠定在一种否定性之上。

首先,在对代词的思考中,阿甘本主要以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和雅格布森(Roman Jakobson)的语言学理论为参照。在其《代词的性质》等一系列文章中,本维尼斯特将“你”、“我”等人称代词以及“这里”、“此刻”、“今天”、“明天”等时间地点指示词还原为纯粹的“话语现实”。换句话说,这些指示词没有任何“真实”的所指内容,它们只在包含它们的话语中存在。比如,“‘我’是指正在陈述”包含我的那个当下话语时位的人,“这里和现在界定了与含有我的当下话语时位共生且同时的空间及时间介位”。②[法]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85页,第286页。由此,阿甘本认为,这些指示词、代词指的只是“话语时位本身,它的发生”,或者说,指的是语言的发生事件,而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雅各布森那里的“转换词”(“shifters”)。更进一步,阿甘本认为,正是这一点使代词与形而上学发生了本质性的关联。因为如果说“语言学家将(代词)这一维度定义为语言的发生以及语言向言语的转换”,那么我们会看到,“两千多年来,贯穿西方哲学史,这一维度一直被叫做存在,ousia”。或者说:“在每一言语行为中始终已被展示的,在言谈中始终已经被指示却未被命名的,对哲学来说正是存在。”③Language and Death.The Place of Negativity,p.25.这也就是说,在阿甘本看来,在形而上学的存在范畴与语言学的代词之间存在着一种严格的类同关系,这种关系也体现在海德格尔对“此”以及黑格尔对“这一个”的论述上。④在《语言与死亡》 中,阿甘本已经从这一角度对亚里士多德那里的范畴理论、对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transcendentia”等做出了探讨。比如,在阿甘本看来,亚里士多德那里的“第一实体”(存在)就可以和指示词、代词对应起来。参考 Language and Death.The Place of Negativity,pp.16-22.其结果则是,“形而上学就是对语言的体验,在每一言语行为中,它都把握到(代词)那一维度的敞开,在所有言谈中,它体验到的首先都是语言存在着这个‘奇迹’”⑤Ibid.。我们看到,这正是阿甘本在形而上学与语言学之间建立起来的严格对应或类比关系,正是在这一关系中,形而上学成为一种“语言体验”(Experimentum Linguae)。

那么,如果说语言学和形而上学严格对应,这和语音有什么关系呢?这把我们带入到对代词以及语言之发生更深入的思考中来。如上所述,代词只是一种“话语现实”,也就是说,它只意味着代词与包含这个代词的话语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时性关系。或者,在雅各布森那里,这意味着“转换词”和话语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生存论关系。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变成,这种同时性和生存论关系本身是从哪里来的?或者换一种提问方式,在代词中“语言指示自身的发生”,那么,所谓“指示语言的发生”又意味着什么?在阿甘本看来,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正在于语音。用他的话来说:“同时性与生存论关系只能奠定在语音之上”,由此,“指示问题变成语音以及语音和语言的关系问题”。①Language and Death.The Place of Negativity,p.32.我们看到,正是在这里,语音成为阿甘本那里“根本性的本体论范畴”。这可以从两方面理解。首先,语音“是纯粹的意指意图,是纯粹的意义,在语音中我们可以对某事物取得理解,但该事物明确的意义还没有被生产出来”②Ibid.,p.33.。换句话说,语音具有一种“不再是单纯的声音体验,但还不是意义体验”的中间和过渡状态,语音处于声音和意义的中点。在阿甘本看来,正是因此,语音才能够“不带有任何确定意义内涵地意指语言行为的纯粹发生”。而依照形而上学和语言学的类比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在语音中,存在成为对语言之发生、对精神的去蔽和展示”。简言之,依照阿甘本的逻辑,存在在语音中解蔽。③Ibid.,p.35.

其次,形而上学的否定性正是从语音而来,这取决于如下简单的事实,亦即:语言发生之际,语音已被去除。这里我们不妨以黑格尔对指示代词的分析为例。我们看到,像“这一个”、“这里”、“此刻”这样的词之所以在黑格尔那里具有一种辩证特性,是因为在我们说出这些词时,它们就已经被消解了。比如,我说“现在”,但当我说出这个词时,“现在”已经流逝了,它已经被否定了。同样,语音也具有这样一种否定性特性,也就是说,它永远处在“不再是”(单纯作为声音的语音)和“还不是”(意义)的地位之中。也正因此,用阿甘本的话来说:“就大写的语音(我们现在将语音大写以便将其与作为单纯声音的小写语音区别开来)享有如上地位来说,它必定构建起否定性的维度。”④Ibid.这也就是说,大写的语音——“语音以及语音的移除”——为西方形而上学奠定了否定性的基础。更进一步来说,如果说存在在语音中解蔽,那么在这里,语音也同样开启了西方形而上学否定性的时间维度,这种否定性正来自于语音“不再是”与“还不是”的特性。简言之,在阿甘本看来,“在对言语行为的展示中,大写的语音让存在和时间同时敞开”⑤Ibid.。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说西方形而上学始终以存在和时间作为核心问题,那么这一形而上学自始至终都被语音的否定性所浸染,形而上学的否定性也正是语音的否定性。

这里,我们不妨再次回到阿甘本和德里达的争论上来。在阿甘本看来,“如果说形而上学是那种将语音放在起源处的反思,那么同样真实的是,从一开始,这种语音就被认为是已被移除的,被认作大写的语音(Voice)”。这也就是说,德里达之所以认错了目标,是因为西方形而上学从一开始就奠定在文字之上,而这里的文字指的正是“语音和语音的移除”(大写的语音)。我们看到,这也正是阿甘本对文字所处地位的最终确认:“作为符号,文字既预设了语音又预设了语音的移除。”⑥Ibid.p.39.

三、存在与言说之间的断裂

1989年,在为自己 15年前的一部著作(《幼年与历史》)所写的前言中,阿甘本明确阐述了一直引导其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但这种(语言)体验会是什么样的呢?体验语言本身而不是某一对象,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并且,这里所涉及的还不是体验作为这个或那个有意义命题的语言,而是体验人说话这一纯粹事实,体验语言存在这一事实。如果说每个作者都有一个决定其思想‘主导动机’(motivum)的问题,那么,正是上面这些问题勾划出我的所有著作探讨的领域。在写下和没有写下的作品中,我只顽固地追随一条思想线索:‘语言存在’意味着什么?‘我说话’,这意味着什么?”⑦Giorgio Agamben,Infancy and History.The Destruction of Experience,trans.Liz Heron,London & New York:Verso,1993,p.5.换句话说,阿甘本思想的主导问题正是语言以及聚焦在语音之上的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阿甘本在前言中继续写道:“在《幼年与历史》(1977年)和《语言与死亡》(1982年)之间,我写过很多东西,但它们只为我仍然顽固地未被写出的著作提供了证明。这本未被写出的著作题目将是《人类语音》(Lavoce umanna)……”①Ibid.,p.3.我们看到,阿甘本对“语音”的思考一直延续到其2016年出版的《什么是哲学?》,后者收录的第一篇文章正是“写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的《语音体验》(Experimentum vocis)。可以说,《语音体验》正是阿甘本“未写出的著作”的一部分,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阿甘本将语音定义为“思想的实事本身,我们所谓哲学的建构性事实”②Che cos’èla filosofia?,p.39.。

我们之所以对阿甘本的著作做这样一种局部的目录学考察,是想要说明:在存在与言说以至自然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上,阿甘本的思想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的。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对阿甘本来说,形而上学与语言学、存在与言说之间存在着一种严格的对应或类同关系。那么,现在的问题则变成,这种关系是必然的吗?它是一种预先注定的本质性的关联吗?还是说它的发生纯属偶然?进一步引申出去,我们看到,在这种关系中体现的正是主体建构或人类发生的问题。也就是说,存在与言说、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的本质决定了主体的地位和人类发生的哲学意义。在阿甘本思想中,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一个词:“划分-连接”(articulation)③在其《语言的划分-连接:一个隐喻的诸种生物学起源》(L’ articolazionelinguistica.Originibiologiche di unametafora,Roma:La Nuova Italia Scientifica,1997)中,意大利学者PatriziaLaspia从身体、语音和语言这三个角度对亚里士多德之前与之后的“划分-连接”概念做出了深入的考察。。

事实上,“划分-连接”已经出现在亚里士多德对语音以及人类语言本质的论述之中。简言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语音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得到清晰划分和连接的语音,一种是混乱的语言;前者对应于人类的语言,后者对应于动物的语言。这也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成为理性的存在,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语音做出了清晰的划分和连接,而“语言是通过对语音的‘划分-连接’才得以产生的”。我们看到,在阿甘本的解读中,所谓“被划分-连接”的语音正是“可写的语音,‘可文字化’的语音,能通过文字得到理解的语音”④Che cos’èla filosofia?,p.34.。也就是说,文字正是语音的划分-连接正是文字,由此,在人类语言中,文字再次取得对语音的“优先”地位。当然,这里的“划分-连接”针对的还只是语言本身,不过,在关于存在与言说、自然与文化之关系的思考中,阿甘本再次用到“划分-连接”这个词,并用它来指示上述两项之间沟通和过渡的可能。换句话说,问题在于,人类语言是否拥有某种结构,使得存在与言说、自然和文化能够自然而然地“划分-连接”起来。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阿甘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幼年与历史》中,阿甘本曾区辨出人类语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将其定义为上述两领域之间的沟通“场域”,这就是音素。用他的话来说:“音素是既‘纯粹、空洞’又‘同时意指和非意指着的’差异性符号,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们既不属于符号领域也不属于符意领域,既不属于语言也不属于话语,既不属于形式也不属于意义,既不属于内躯体领域也不属于外躯体领域;它们被定位在两领域之间的对应-差异(柏拉图会说,chōra)中,其所处的位置只能通过地形学加以描述,而在语言主体和躯体物质之前,它和历史-超验领域重合。”⑤Infancy and History.The Destruction of Experience,p.58.在这里,阿甘本将音素定义为“历史-超验领域”,并将其视为存在与言说、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本质性纽带。正是因为这一纽带的作用,主体的建构和人类发生才具有了某种必然性。同样,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阿甘本对雅各布森将音位学等同于本体论的观点表示了赞同。

但在其《什么是哲学?》中,同样是谈到音素以及音位学在当代人文学科中具有的“悖论性”地位,阿甘本却斩断了如上所述的本质性纽带关系。首先,阿甘本谈到在索绪尔那里通过实验清晰划分人类语音的不可能性(在F-A-L这一语音序列中,我们实际上不知道“F在哪里结束,A在哪里开始”),并认为正是这种不可能性“使音位学得以诞生”,因为音位学将“话语的声音(这是语音学所处理的对象)和语言的声音(音素,纯粹非物质性的对立,音位学处理的对象)清楚地划分开来”。不过,用阿甘本的话来说:“如果说一方面,音位学注意到文字并没有被标识、书写在语音中这一事实,那么另一方面,在音素中,音位学仍然保留了某种纯粹否定性的、差异性的元文字。”①Checos’èla filosofia?,pp.37-38.这里重要的正是“文字并没有被标识、书写在语音中这一事实”。换句话说,这也就意味着,语音并不是“必定”要被“划分-连接”,并不是必定要成为文字,同样,音素的存在也没有必然性。在阿甘本看来,即使音位学认识到了“这一事实”,但它仍然预设了某种“元文字”、元“划分-连接”。无论如何,在这里,音素已经丧失了其本质性纽带的功能,而由此一来,逻格斯与语音、存在与言说、自然和文化之间所有的“对应-差异”、所有的沟通和过渡都不再具有必然性。或者,用阿甘本自己的话来总结,“在生存与言说之间,不存在任何划分-连接”②Ibid.,p.42.。

这种非必然性也为主体的地位打上了问号。也就是说,在阿甘本那里,言说着、存在着的人也变成一种偶然性的存在。事实上,在阿甘本看来,主体只是语音和语言之间的接触点:“没有任何划分-连接可能的语音和语言在哪里相遇,主体就在哪里诞生,并见证着这种相遇。”③Ibid.,p.45.这也就是说,在阿甘本看来,主体以至人类的发生都是偶然的产物,都是非必然的(contingent)。

当然,这种从必然性到偶然性的转变并没有消解阿甘本对形而上学之否定性的论述。事实上,两者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存在与言说之关系的偶然性与形而上学和语言学之间的严格对应关系并不互相矛盾。此外,我们看到,这种从必然性到偶然性的转变或许也见证着阿甘本整体哲学思想的演变。事实上,从1977年出版的《幼年与历史》到2016年出版的《什么是哲学?》,如果说语音这一主题始终伴随着阿甘本思想的发展,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语音和阿甘本在这近40年间提出的一系列极具原创性的理论主张关联起来,即使这种关联初看上去不是那么显明。比如,阿甘本哲学中最核心的范畴正是(同样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借来的)“潜在性”(potentiality),那么我们可以说,语音在语言中的存在地位正是“潜在”的。再比如,阿甘本在其《牲人》系列中提出了“赤裸生命”和“例外状态”的概念,并使之成为当前政治哲学讨论中的关键词。我们看到,在关于语音的讨论中,阿甘本同样提出了“赤裸语音”(“nuda voce”)的概念,并认为语音在语言中同样具有一种例外结构。由此,我们可以把语音问题与阿甘本的整个哲学和政治哲学理论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当然,限于篇幅,这里我们就不对此深入探讨了。

The Negativity of Western Metaphysics and the Divide between Being and Saying:Giorgio Agamben on the Voice

Hu Xin-yu

Abstract:In opposition to Jacque Derrida's critique of phono-centrism,in Giorgio Agamben's view,Western metaphysics is founded on the written words.According to Agamben,metahysics is an experience of language,and linguistics and metaphysics are structurally similar,tied in a common destiny.In this light,written words can be equated with the removal of the voice,and from the latter originated the negativity of Western metaphysics.Furthermore,it's in the voice that the divide between being and saying,the contingency of anthropo-genesis and subjectivation getmanifested.

Key words:voice;negativity;Experimentum Linguae;articulation

中图分类号:B0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7)06-0141-07

收稿日期:2017-08-30

作者简介:胡新宇,男,吉林公主岭人,南京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江苏 南京 210023)

(责任编辑:素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