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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俄国形式主义价值重估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俄国形式主义价值重估

杨建刚

摘 要:作为20世纪文论史上最为重要的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虽然与俄国形式主义在文学观念、研究方法和价值立场等方面均有所不同,但在发展过程中却也与其发生了深度的对话。与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将俄国形式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的美学遗产而加以批判不同,西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都在不同的语境中,从不同的角度,对俄国形式主义进行了学理批判和价值重估。巴赫金把俄国形式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好的敌手”、詹姆逊认为它仍是“语言牢笼”中的“囚徒”、本尼特则视它为一份“丢失的遗产”。时值俄国形式主义诞生100 周年之际,考察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形式主义价值重估的历程和角度,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学术价值的再挖掘和中国文论的未来发展都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好的敌手;语言牢笼;丢失的遗产

作为20世纪文论史上最为重要的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虽然与俄国形式主义在文学观念、研究方法和价值立场等方面均有所不同,但在发展过程中却也与其发生了深度的对话。与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将俄国形式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的美学遗产而加以批判不同,巴赫金、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和本尼特(Tony Bennett)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都在不同的语境中,从不同的角度,对俄国形式主义进行了价值重估,通过对它的观点和方法进行辨析、批判和借鉴而将其作为理论资源纳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之中,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时值俄国形式主义诞生100 周年之际,对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的对话历程,以及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对俄国形式主义进行学理批判和价值重估的角度与方法做一分析和研究,对于俄国形式主义的学术价值的再挖掘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当代发展都是极有必要的。

一、巴赫金:作为“好的敌手”的形式主义

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中,对待俄国形式主义以及文学艺术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的态度是充满争议的。在十月革命至20年代前几年,刚刚掌握政权的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重心在于政治和经济领域,对文化和文学艺术问题尚无暇顾及。但是,当政治局势变得稳定、经济危机也得以缓解之后,为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取得领导权,在批评领域已经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的形式主义自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敌手”。这一批判首先由托洛茨基于1923年发起,卢那察尔斯基紧随其后,直至30年代初期形式主义在俄国的文学批评界真正式微乃至消亡。虽然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都承认形式的重要性,认为形式主义学派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如果能够“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就会“有助于阐释形式的艺术心理特点(形式的精炼性、迅速性、对比性、夸张性等)”①[苏]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等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但是他们却恰恰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超出了这个“合理的范围”,没有将形式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一种辅助和补充,相反将其作为文学研究中唯一全面而正确的方法。从政治性质角度来看,他们都认为俄国形式主义是“被移回俄国、重归故里的资产阶级滞后成熟或早已熟透的产物”②[苏]卢那察尔斯基:《艺术及其最新形式》,郭家中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15页。。俄国形式主义的出现是资产阶级的一场保卫战,而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是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制与共产主义之间矛盾的间接表现。因此,展开对形式主义的批判也就成为刚刚取得政权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巩固政权、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获得领导权的一次主动出击。

巴赫金的学术研究并不具有官方色彩,因而可以理性地从学术的角度认识和评估形式主义的学术价值。在巴赫金看来,思想的本质是对话性的,思想只有在对话中才能够得到完善和发展。而要使这种对话富有成效,选择一个既有学术价值又有足够分量的“敌手”就非常重要,甚至“给予好的敌手的评价,应当比给予坏的战友的评价高得多”③《巴赫金全集》(第二卷),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36页。。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这一年轻学科的建设过程中,那些庸俗社会学就是“坏的战友”,而俄国形式主义则是其“好的敌手”。之所以说俄国形式主义是“敌手”,是因为它在“确定特点”问题上的理论倾向与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是“完全对立”的,而“确定特点”恰恰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首要任务”。这个“敌手”之所以是“好的”,则是因为“形式主义总的来说起过有益的作用。它把文学科学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提上日程,而且提得十分尖锐,以至于现在无法回避和忽视它们。尽管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他们的错误本身、这些错误的大胆和始终一贯,更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提出的问题上”④《巴赫金全集》(第二卷),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35页。。但是,形式主义的这种学术价值并没有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正确认识,形式主义也没有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有力补充。相反,他们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并不是一种学术意义上的“正面的交锋”,而是一种政治性的“背后打击”。也正是这种对话立场的缺失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吸收和借鉴形式主义合理价值的机会,从而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此,巴赫金认为:“马克思主义尤其不能避开形式方法,因为形式主义者正是作为鉴别家出现的,他们在俄国文学科学中确定几乎是第一个扮演了这个角色。”⑤《巴赫金全集》(第二卷),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要取得新的发展,就不能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采取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态度,不能在批判形式主义的错误倾向的同时连同其学说中的合理部分也一并抛弃。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深入形式主义学说内部,对形式主义者的每一个论据从学理上加以检验和辩驳,因为只有切实地“通过形式主义”才能够真正地“超越形式主义”。正是基于这一学术理念和方法,巴赫金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展开了对形式主义的客观分析和学理批判。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巴赫金认为庸俗社会学属于“非诗学的社会学”,俄国形式主义是“非社会学的诗学”,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则应该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学诗学”。这种“社会学诗学”提倡一种整体性文学观,反对将文学简单割裂为形式与内容、内在性与外在性的二元对立。形式主义者强调文学的自律性,试图通过把文学的本体归结为形式而“凯觎艺术科学的立法者地位”,但只是“在真正的科学尚未诞生时草率而自负地标榜科学性”①《巴赫金全集》(第一卷),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15页。,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世界观’”②《巴赫金全集》(第二卷),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的“旗帜”和“纺纱”比喻作为一种宣言,从理论层面将形式主义的目标提得非常响亮,然而正如任何“新的东西在其发展的早期,及最富创造性的阶段上,向来是表现为片面的、极端的形式”③《巴赫金全集》(第四卷),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42页。一样,也正是这种极端而片面的宣言使俄国形式主义长期以来备受诟病。但是,从学术史的视角来看,形式主义是针对俄国艺术理论中的“内容美学”的激烈回应,仅仅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只是出于论争的目的,形式主义才“做过了头”从而使其观点显得极端化。不可否认的是,那些极力批判形式主义的人往往都是以此宣言为靶子,并没有真正进入形式主义者的批评实践内部,而他们的批评实践就要比他们的宣言温和得多。

形式主义者认为只有以语言学为基础才能建立真正的文学科学,因此提倡在诗歌研究中“复活”词语。在巴赫金看来,形式主义“复活词语”的积极方面在于对曾经被内容美学所忽视的那些诗歌大师的浓厚兴趣,并使俄国文艺学中长期以来极少关注的文学的形式、结构、技巧、情节等因素“首次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在诗歌语音结构领域中的所有研究中,形式主义者也达到了比象征主义者“更高的学术水平”。但是形式主义在“复活词语”的同时,却因为割裂词语与其意识形态内涵的关联而使它陷入了“彻头彻尾”的“消极的虚无主义”。

什克洛夫斯基引用托尔斯泰作品中“以马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例子来强调陌生化的语言所带来的新奇感,但是在巴赫金看来,什克洛夫斯基对托尔斯泰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托尔斯泰使用这种陌生化手法并不仅仅是为了事物本身的奇异化,也不仅仅是让读者感受到物本身,相反,他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别的事物”,即揭示其中所包含的道德价值和意识形态意义。可见,什克洛夫斯基事实上是对陌生化手法的一种“纯消极的理解”,而为了“不惜代价”地推行这种理解,他恰恰在“强行改变”托尔斯泰的陌生化手法的道德内涵。显而易见,在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概念中始终贯穿着一种“论战的和甚至悖谬得令人吃惊的口气”④《巴赫金全集》(第二卷),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

形式主义者的文学史观以“自动化—可感觉性”的对立为基础,文学的发展就是这种新旧形式不断演替的过程,其发展不是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需要所推动的,而是由文学艺术自身内部打破自动化接受的心理需求推动的结果。巴赫金认为这是一种心理主义和非历史的文学史观,它深植于形式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中,修正和放弃这些前提,形式主义者的整个理论就会完全崩溃。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的作用力,文学的发展是社会历史推动的结果,这种历史的范畴在形式主义的学说中是没有基础的。对形式主义者来说,“历史只是一个堆放用来说明他们的理论主张的大量材料的仓库”,而“对历史的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形式主义者不容易及时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和及时地修正他们最初的学说的基本原理”。⑤《巴赫金全集》(第二卷),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32-334页。

如果说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从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立场出发把形式主义看作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坏的敌手”,那么巴赫金则是从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立场出发把形式主义看作文学艺术领域内的“好的敌手”。巴赫金看待形式主义的学术立场致使他不同于西方学术界把俄国形式主义的衰亡看作政治压迫的结果,而是认为由于形式主义自身体系的封闭性使其失去了向前推进的动力。形式主义不能够适应变化着的社会历史现实,以至于在20年代后期,伴随着其得以产生的文学环境的改变,形式主义也就跟着走向了自己的终点。

二、詹姆逊:作为“语言牢笼”中的“囚徒”的形式主义

虽然厄尔里希(Victor Erlich)的经典著作《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学说》早在1955年就由海牙出版社出版,但遗憾的是,及至7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对美国批评界的影响却非常小,而结构主义更是为美国学术界所陌生。因此,为了将这两股思潮向美国学术界予以“概括性介绍”,同时也对它们的基本方法论予以辩证而客观的“不能简单地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的“批评”,詹姆逊写作了《语言的牢笼》一书。詹姆逊认为美国学术界之所以对形式主义的兴趣不浓,原因在于仅仅把形式主义看作斯拉夫学者的精神遗产;而结构主义方法在美国的学术氛围中也不合时宜,因为美国批评家们往往把文学构造本身归入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手工技艺及其他技能的行列。但是,从理论自身的学术价值来看,不可否认的是,形式主义“提出了深远的见解,这些见解结构独特,与传统‘方法’提出的见解完全不同”①[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钱佼汝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因此,在美国的学术氛围中,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学术价值予以重估,不仅有利于二者在美国的传播,更有利于美国文学批评的发展。

在詹姆逊看来,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在20世纪的西方学术界促成了一个“思想上的大解放”,并作为语言学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来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范式革命,即“以语言为模式!按照语言学的逻辑把一切从头再思考一遍!”②[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钱佼汝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索绪尔语言学是语言学革命的方法论基础,而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则是建立于其上的“取得了最有实质性和最持久的成就”的两个“同族通婚的亲属系统中的表兄弟”。因此,“澄清索绪尔的语言学提出的共时方法和时间与历史现实之间可能发生的各种关系”就是其首要任务。索绪尔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共时模式以及系统、差异、对立等方法论原则,詹姆逊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它使语言学作为一种模式和一种给人以启示的比喻重新回到了文学和哲学领域,而且是“像一门真正的科学的样子而堂堂正正地回来的”③[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钱佼汝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下,20世纪的文学和哲学研究不再停留在对主观经验的分析和描述,而成为一种新的科学。但是,尽管如此,詹姆逊也认识到,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索绪尔对共时与历时的区分是不顾历史也不符合辩证法的,而“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整个问题提到一个更高的辨证水平上,选择一个新的出发点,按新的范畴把有关的问题彻底重新提出”④[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钱佼汝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正是基于对索绪尔语言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局限的辩证分析,詹姆逊展开了对建立于其基础之上的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分析和批判。

对于俄国形式主义的历史命运、研究方法和学术贡献,詹姆逊给予了“同情之理解”。在詹姆逊看来,“什克洛夫斯基本人的观点既是俄国形式主义的出发点,也是它自身内部矛盾的发源地”⑤[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钱佼汝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什克洛夫斯基为形式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他的宣言和口号的局限性也极大地束缚了形式主义的批评实践。与巴赫金对俄国形式主义在“确定特点”问题上的肯定一样,詹姆逊也认为俄国形式主义者把文学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分离开来,坚持回归文学自身,以文学形式为本体,以文学的语言和技法为研究中心的理论定位和研究方法“已经很辩证”了。因此,尽管形式主义存在诸多缺陷,也不管其系统思维的最终价值如何,现代文学批评必须从他们所设定的这一新的起点开始。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尽管具有类似的学术取向和研究方法,但是在诸多方面具有远比新批评派更积极、更辩证的态度。除了重新确定了文学的研究对象之外,什克洛夫斯基的另一贡献就是提出了陌生化这一具有奠基性的重要概念。詹姆逊充分肯定了陌生化的理论价值:陌生化把纯文学系统与任何其他的语言使用形式区别开来,从而推动了现代文学理论的建立;陌生化使文学作品的共时系统中的各要素根据更新艺术感知这一最终目的的不同作用而构成了一种等级;陌生化包含着一种文学史观念,不同共时系统的更替是一种历史的突变,暗含着向历时研究的回归。但与此同时,詹姆逊也注意到,陌生化并不是形式主义者的首创,它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具有悠久的传统,并往往被用于政治和社会目的。“它不再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人类生活自然的和形而上的境况中,而是指向人类生活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而我们则已经把这种结构理所当然地视为某种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所以急需对它进行陌生化的处理”①[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钱佼汝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然而,什克洛夫斯基仅仅把陌生化限定在文学的领域内,其政治价值和伦理意义被悬置了,而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新感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对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进行了补充和发展。而且,什克洛夫斯基在论述陌生化时出现了两个大的转移,即由内容中的陌生化向形式中的陌生化的转移和由强调本体到强调技法的转移。这种定位的游移使其理论本身具有了一定的模糊性和含混性。他把暴露技法作为陌生化的手段,但对技法的过度强调使形式主义者像新批评家一样“把鹅妈妈的童谣拆的鸡零狗碎”,系统的文学整体被肢解为各种形式要素的拼贴和组装。更为重要的是,形式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诗歌研究方面较有说服力,但在小说研究中其解释力则大为削弱,普罗普(Vladimir Propp)对民间故事的结构分析方法就难以应用于变化多样的长篇小说。

詹姆逊认为,如果说俄国形式主义“最终关心的是如何以整个文学系统(语言)为背景来区别看待每一部艺术作品(言语)”,那么它的“表兄弟”结构主义“则将作为语言的部分表现形式的个别单位重新融入语言,以描述整个符号系统的结构为己任”。②[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钱佼汝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在为二者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方法论的同时也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因此,与巴赫金认为什克洛夫斯基已经把“被俘的诗歌词语领出监狱”③《巴赫金全集》(第二卷),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不同,詹姆逊认为俄国形式主义尤其是结构主义依然是困于索绪尔所建构的“语言的牢笼”之中的“囚徒”。而要将其解救出来唯有将“共时分析和历史意识、结构和自我意识、语言和历史”重新结合起来,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之所长。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条无法逾越的地平线”,它可以将知识市场上的所有理论纳入其中成为自身建构的有效成分。因此,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对形式主义的拒斥和否定不同,詹姆逊“决不认为形式主义——无论捷克的还是俄国的——同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调和的”④[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页。,而结构主义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问题性中的一部分,并“大大得益于马克思主义”⑤[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钱佼汝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他自己早期的三部代表作《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政治无意识》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阐释学”,借用形式主义的结构分析方法来挖掘文本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正是基于这一方法论,学术界将他的学说命名为“社会形式诗学”,他自己也干脆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来概括自己一生的学术努力。

三、本尼特:作为“丢失的遗产”的形式主义

托尼·本尼特的《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学术界研究二者关系的一部力作。在这部著作中,本尼特不仅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分析,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话的历史及其可能性进行了深入探讨。本尼特认为:“俄国形式主义的确要比仓促的马克思主义更完善,它远远不是单纯地关注纯粹的技术问题,他们的研究引发了那些传统的文学描述中面临的严重且基本的问题。”⑥[英]托尼·本尼特:《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曾军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因此,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把形式主义作为敌手而展开批判不同,“形式主义更应该受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认真对待和同情理解”。而且,通过对形式主义著作的“批评性重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所遇到的很多问题都能得到“部分地纠正”。从马克思主义视角中重新审视和评估形式主义这一“丢失的遗产”,并将其吸收进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建构之中,将是克服马克思主义面临的诸多困难并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未来发展的一条有效路径。

通过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形式主义批判、巴赫金在二者之间对话的尝试以及阿尔都塞与形式主义之间的相似性等问题的分析,本尼特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去“要求”或“创造”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因为事实上这种对话已经进行,而且还特别富有成效,而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将两种传统的思想杂糅在一起——即形式主义与其后兴起的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主义的文学批评——来寻找因而会产生怎样的批评的摩擦”①[英]托尼·本尼特:《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曾军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页。。要做到这一点,对形式主义的学说和方法进行“地基清理”式的辨析便是其首要工作。本尼特认为:“形式主义从索绪尔那里继承的遗产本质上是一把双刃剑。”②[英]托尼·本尼特:《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曾军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页。索绪尔对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的区分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使文学研究在共时的层面上展开。但是,“文学并不是关于语言的作品而是使用语言的作品,是一种自主实践,一种有别于其他的、由对日常语言的加工组成的独特实践”③[英]托尼·本尼特:《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曾军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以此为基础的形式主义者的文学研究也就自然将社会、历史等因素悬置了起来,放在了括号里。因此,本尼特将索绪尔的语言观和形式主义的文学系统观比喻为东方神话中的“会飞的魔毯”:“二者都盘旋于空中,都从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起飞,因为都没有解释它们如何被推动的方式,所以人们只能得出结论,它们具有魔力。”④[英]托尼·本尼特:《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曾军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

俄国形式主义的目的是建立一门独立的文学科学,而任何一门科学的建立首先要做的就是确定其对象。在形式主义者看来,其研究对象就是文学性,即“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表面看来,形式主义者把“文学性”作为文学的本质,并“把文学概念作为超越历史的抽象概念”,从而建构一种“文本形而上学”。但是,在本尼特看来,形式主义的理论是反本质主义的,因为其文学性并不是“一种纯粹形式的属性、一种内在特性”,而是一种由陌生化这一孪生概念所定义的关系属性,或者一种语言的使用效果。正是这种反本质主义的理论立场,促使形式主义者把研究重心并不聚焦于特定的文本,而是“文本间的关系系统”。也即是说,文学性并不存在于特定的文本中,而是存在于“文本内部及文本间的互文关系”中。这样,文学性就不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同一文本在不同的关系系统中也就具有了文学和非文学的双重性。在本尼特看来,巴赫金与形式主义一样,都看到了文学文本在“文学系统”中的特定位置对于文学的功能和价值的意义,但同时也认识到文学的功能和价值并不是抽象的,而是要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才能够得以理解和阐释。巴赫金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形式主义的批判与超越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话提供了典范。通过这种对话,巴赫金“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勾勒了一个新的领域,一个不间断的、历史的领域”。这种“历史诗学”的建构也使巴赫金本人成为“我们时代的理论英雄”⑤[英]托尼·本尼特:《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曾军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页。。本尼特认为,遗憾的是,巴赫金所开创的这种富有成效的对话尝试却被卢卡奇及其主张的反映论所阻断了,直到60年代阿尔都塞学派兴起之后,这种对话才再一次成为一种极具生产性的理论方法。显然,本尼特对卢卡奇的理解有误,但他对阿尔都塞与形式主义之间对话的可能性的认识却是准确的。

本尼特指出,阿尔都塞“开辟了一套马克思主义的全新关注,一种与形式主义者相似地看问题的新方法,并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产生影响”①[英]托尼·本尼特:《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曾军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正是阿尔都塞的创造性工作,才使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在阿尔都塞的哲学体系中,科学、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而是平行且同时发生的,并构成了一个稳定结构。文学艺术处于科学和意识形态的中间地带,因此也具有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文学不是意识形态的直接反映,而是通过艺术的方式使人们“看到”、“觉察到”和“感觉到”意识形态。也就是说,要正确理解文学的含义和意义,就需要将其作为界于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调停者或斡旋者,因为它的“美学效应”显现于其“知识效应”和“意识形态效应”的相互作用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尼特认为阿尔都塞与俄国形式主义之间具有理论的一致性。在形式主义者看来,文学艺术是通过陌生化的语言而使读者的感知复杂化,并在这个认知过程中产生审美感受。同样,在阿尔都塞这里,文学艺术不是意识形态的直接呈现,而是将其融化于一个美丽的故事或艺术的形式之中,使读者在阅读故事或直观形式的过程中,“看到”、“感觉到”和“觉察到”其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与俄国形式主义之间的这种相似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对话,为“后阿尔都塞主义”或“阿尔都塞学派”的理论建构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方向。阿尔都塞的弟子马歇雷(Pierre Macherey)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文学生产理论,以及雷内·巴利巴尔(Renée Balibar)和多米尼科·拉波特(Dominique Laporte)对文学与社会进程关系的探讨,就是在这个方向上所取得的理论成就。正因为如此,本尼特认为:“阿尔都塞他们遗留下的工作是寄生于形式主义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些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本身就是形式主义的“特殊变体”。②[英]托尼·本尼特:《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曾军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页。正是基于与俄国形式主义的这种关联性,本尼特认识到,俄国形式主义既是阿尔都塞学派文学批评的出发点,也是其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这一主要缺陷的发源地。正是出于对二者的相关性以及彼此的成就和缺陷的认识,他看到了在二者之间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因此,相对于巴赫金和詹姆逊,我们可以说,本尼特的研究是以一个阿尔都塞主义者的立场,通过对形式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进行重估和借鉴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结语

总体而言,在20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经历了一个从对抗到对话的发展过程。苏联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之间的对抗使二者失去了相互借鉴以改进自身的机会,而对话则使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尤其是结构主义)均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巴赫金、詹姆逊、本尼特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中通过对形式主义进行价值重估和借鉴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伊格尔顿对俄国形式主义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的“形式的意识形态”理论就吸收了形式主义的观点,而他在《如何读诗》和《文学阅读指南》两本新著中对马克思主义阅读观的讨论则运用了俄国形式主义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对话提出了诸多新的问题,姚斯(Hans Robert Jauss)就明确指出读者反应批评的出现是二者对话的直接结果。③[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而且,这种对话并没有结束,美国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界在新世纪之交出现的“新形式主义”就继承了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衣钵,并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新的对话。④Marjorie Levinson,“What Is New Formalism?”PMLA,Vol.122,No.2(Mar.,2007),p.558.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界对形式主义的态度与西方类似,也经历了一个从批判到借鉴的过程。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基本是将形式主义作为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美学”相对立的“形式主义美学”而予以批判,苏联学术界批判俄国形式主义的大量文章也基本译自这一时期。90年代之后,对形式主义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中国的形式文论和形式美学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知识域。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对话已经引起了文艺学界的关注,借鉴形式主义的方法论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方面。但是,不可否认,直至目前,仍有学者认为形式主义是一种唯形式论并对此进行批判,其论调依然停留在20年代的苏联时期,显得极为陈旧。因此,重新审视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遗产和方法论启示,考察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形式主义的价值重估和学理批判,将有助于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价值的再挖掘和中国文论的未来发展。

A Reevaluation of Russian Form alism from the Marxist Perspective

YANG Jian-gang

Abstract: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ought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theory in the 20th century,Marxism has been in a constant dialogue with Russian formalism though the two theories embrace very different ideas on literature,research methods,valuation standards and perspectives.While the Soviet Marxists criticized Russian formalism as a bourgeoisie aesthetic heritage of the 1920s,many important Western Marxists of literary theory offered a different critique,reevaluating Russian formalism academically in different social contexts and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Mikhail Bakhtin took Russian formalism as a good opponent to Marxism;Fredric Jameson saw Russian formalism as a prisoner in the house of language;while Tony Bennett viewed it as a lost heritage.At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Russian formalism today,we believe a review of Russian formalism from the Marxist perspective is both useful for rediscovering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e former and signific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good opponent;prison house of language;lost heritage.

中图分类号:I5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7)06-0127-08

收稿日期:2017-08-30

作者简介:杨建刚,男,陕西三原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山东 济南 250100)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当代文艺价值观的流变与问题”(17CZWJ03)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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