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著 陈国战译
摘 要:本文聚焦于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受大屠杀影响,这种关系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记忆曾被历史学家当成不可靠的、歪曲的材料而丢弃,现在它却被看成重构历史事件的重要因素,因此,记忆从史学的对手变成了搭档。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不只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而且还包括事件是如何被经验的,又是如何被人记住并传递给后代的。录像见证是一种新的记忆—历史类型,这种由创伤故事组成的档案一方面不同于其他自传体叙事,另一方面也不同于法律见证。录像见证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在那些受害者的声音和影像与那些倾听他们的人之间建立起跨越代际的联系,从而超越了家庭记忆的局限——通常情况下,家庭记忆都会在三代以后逐渐消失。
关键词:历史;记忆;见证;大屠杀
在过去20年中,我们研究历史的方法变得越来越复杂而富有争议。在社会和文化领域,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大屠杀的持续影响,以及生活在大屠杀阴影中的经验。从很多方面来看,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都还没有消失。现在已经很清楚,大屠杀既是一个历史事件,同时也是一个记忆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方面很容易区分。比如,那些否认大屠杀存在的人攻击的目标是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大屠杀;而那些大屠杀的批评者针对的则是作为社会记忆和政治记忆的大屠杀,他们引发了一场关于大屠杀的政治工具化或商业工具化问题的争论。当前,关于“作为历史的大屠杀”,人们很少有真正的争论;而人们对“作为记忆的大屠杀”的认识和兴趣却在与日俱增。
毫无疑问,大屠杀记忆也有自身的历史,它向我们呈现为一系列令人费解的异常现象。在过去20年中,随着人们与事件之间的时间距离越来越远,记忆的活力反而越来越旺盛。像其他很多人一样, 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 Saul Friedländer)在题为“公共记忆的发展与历史学家的责任”的演讲中也指出了这种悖论①这是2000年10月索尔·弗里德兰德在海德堡大学所作的演讲。同时也可参见Saul Friedlander, Memory, History,and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Jews of Europe,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3.。
弗里德兰德本人就是大屠杀幸存者,在大屠杀过去33年以后,他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题为《当记忆来临》。②Saul Friedlander, When Memory Comes, Trans.Helen R.Lane, New York: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1979.该书的标题取自古斯塔夫·迈林克(Gustav Meyrink)的小说《有生命的假人》(The Golem),其中有言:“当知识来临,记忆也将慢慢回归。知识和记忆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就大屠杀而言,情况却恰恰相反,这也是弗里德兰德在他的演讲中指出的另一种反常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体建构起来的记忆使专业的历史学者对大屠杀历史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③Saul Friedländer, “Im Angesicht der ‘Endlösung’:Die Entwicklung des öffentlichen Gedächtnisses und die Verantwortung des Historikers,” in Das Judentum im Spiegel seiner kulturellen Umwelten.Symposium zu Ehren von Saul Friedländer, Ed.Dieter Borchmeyer and Helmut Kiesel.Neckargemünd, Germany:Edition Mnemosyne,2002, p.211.历史学家也承认,先有1979年在电视上播出的《大屠杀》,此后才有历史学家对大屠杀的研究和重构。鉴于过去20年中幸存者见证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弗里德兰德写道:记忆“通常是重构过去的原初动力,尤其是对于大屠杀来说”④Ibid.p.219.。尽管记忆因其不可靠性而声名狼藉,但作为自传作者和历史学家的弗里德兰德还是将它视为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认为记忆是重要的,因为记忆能在抽象的学术研究与碎片化的个人切身经验之间架起桥梁。
这也就是说,在过去20年中,历史在接近、重构和呈现过去时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或搭档,它就是记忆。正如阿隆·孔菲诺(Alon Confino)对艺术面临的此种状况的总结:“在文化史上,记忆概念已成为一个重要概念,近年来甚至已成为最重要的概念。”⑤Alon Confino,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History:Problems of Method,”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97,102:1386-1403, p.1386.在此之前,记忆在历史学家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地位,记忆被看成一种不可靠的材料,被看成搅浑史学清水的杂质而遭到丢弃。这种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变化,此后,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并通过多种方式相互影响。1989年,索尔·弗里德兰德与丹·迪纳(Dan Diner)共同创办了学术期刊《历史与记忆》(History and Memory),通过这本刊物,他们推动历史和记忆这两种向来截然不同的活动进行富有创造的互动,甚至使它们达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首要的问题依然是追问发生了什么,但这不再是唯一的问题。现在,历史学家还提出其他一些问题,比如:一个事件,尤其是一个创伤事件是如何被经验和记忆的? 过去给现在留下了什么样的阴影? 哪些呈现历史事件的方式更恰当一些? 一个历史事件如何才能在公共记忆和个人记忆中得到保存? 与事件本身相比,后面这些问题更关注事件给当事人和那些想要记住它们的人带来的经验和后果,以及如何呈现这些事件。一般来说,幸存者的见证并没有增加我们事实性的历史知识,实际上,他们的见证还常常被证明是不准确的。⑥参见Dori Laub, “Bearing Witness or the Vicissitudes of Listening”, in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Ed.Dori Laub and Shoshana Felman, New York:Routledge,1992, pp.59-61.但这并不能否定幸存者见证的价值,他们为我们认识过去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们更多的不是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而是处于那些事件之中是什么感受,他们从事件内部提供了非常个人化的视角。随着史学对个人化讲述的接纳——比如,索尔·弗里德兰德关于纳粹德国中的犹太人的著作就是这方面的典型⑦Saul Friedla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Vol.1, The Years of Persecution,1933-1939, New York:HarperCollins,1997.,“事实性的历史”(factual history)与“被记住的过去”(remembered past)之间的清晰界限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
于是,历史和记忆不再被看成竞争对手,而是越来越被当作重构与讲述过去的两种相互补充的方式。最能表明这种新型互动关系的是关于它们各自身份的争论:一些理论家对记忆话语比历史话语更有优势颇有微词,如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er)①Charles S.Maier, “A Surfeit of Memory? Reflections on History, Melancholy, and Denial,”History and Memory,1993,5:137-52.、科尔温·克莱因(Kerwin Klein)②Kerwin L.Klein, “On the Emergence of Memory in Historical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s,2000,69:127-49.;另一些理论家则呼吁二者应结合得更紧密一些,如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③Dominick LaCapra, History and Memory after Auschwitz,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由于大屠杀从某种意义上说依然没有消失,所以那些研究大屠杀的历史学者就必须找到一个特定的主体位置,“只要一个问题没有消失,那它就必然会转移,引发情感反应和价值评价,使历史和记忆之间的结合成为必需”④Ibid., p.40.。弗里德兰德曾经提出“历史学家不能也不应该成为记忆的监管人”⑤Saul Friedländer, “Im Angesicht der ‘Endlösung’:Die Entwicklung des öffentlichen Gedächtnisses und die Verantwortung des Historikers,” in Das Judentum im Spiegel seiner kulturellen Umwelten.Symposium zu Ehren von Saul Friedländer, Ed.Dieter Borchmeyer and Helmut Kiesel.Neckargemünd, Germany:Edition Mnemosyne,2002, p.215.,但他也同样清楚地提出,历史和记忆谁都离不开对方的矫正和支持。记忆作为一种内部视角是不可或缺的,它能对过去的事件进行评价,并形成一种道德立场;历史作为一种外部视角同样不可缺少,它能对记忆中的事件进行检视和验证。
视听性的录像见证(Video Testmony)⑥Video Testmony 这个概念也可以翻译为“影像见证”,但这容易与一般回忆录兼纪录片性质的电影、电视资料片等相混淆。在本文中,这个概念是指与那些有明确意图和目的,在先行叙事模式严格框范下的口述见证、个人回忆录不同的见证类型。“录像见证”更强调那种无事先准备和预定框架的偶然见证和即时见证,比如,某人在突发事故现场用手机偶然拍摄的一段录像。“录像见证”这个术语也不是十分准确,但是比“影像见证”好,因为影像包括了几乎所有电影和电视片,而且作者明确拿来与Video Testmony 对比的电影《浩劫》就同样是一种影像见证——译者注。是最近20年才出现的一种新型见证类型,在它成为一种独特的见证类型及其特定的形式和功能形成的过程中,关于大屠杀见证的福图诺夫录像档案( FortunoffVideoArchiveforHolocaust Testimonies)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通过将它与自传体写作、口述见证这两种相近的类型进行比较,我们更容易看出录像见证的特点。录像见证是对大屠杀这一创伤经验中的个体遭遇的记录和保存,我将从它与自传体写作的差异说起。
福图诺夫录像见证档案是历史和记忆的有机结合——它呈现出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对个人生活的摧毁与改变。从广义上说,录像见证也是一种自传——德国历史学家更喜欢用“自我档案”(ego-documents)这一概念⑦Winfried Schulze, Dokumente: Annäherung an den Menschen in der Geschichte, Berlin:AkademieVerlag,1996.,但在组织一个创伤事件时,它打破了“故事概念”,在几乎所有方面都不同于其他自传类型的意义生产和意义连贯性模式。⑧格奥尔·米施(Georg Misch)对此做出了开创性研究,为自传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福图诺夫录像见证以大屠杀为中心,而不是以某个人为中心。在一般的非文学性自传中,人们对记忆的挑选和记录是为了促进传记的连贯性;⑨兰德尔(Randall)从心理治疗角度论述了故事概念;故事概念在历史与文学中的运用,请参Michael Neumann.Ed. Erzählte Identitäten, Munich:Fink,2000.但在这些录像见证中,记忆则发挥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它们打破了传记的结构。通过叙事的建构,自传生产出意义和相关性,而录像见证的相关性则仅仅在于大屠杀这一历史创伤的影响。它只是记录那些毫无意义的事件和经验,并阻止建立意义连贯性的任何努力。它呈现出一个超出了任何一种理解模式的不可理喻的事件,反映出一个局外人的恐惧,以及滑向毫无意义的毁灭的无可阻挡的力量。尽管自传讲述的是个人的生活故事,但它仍要遵循特定的叙事模式,并建立在文化符号和文化象征的基础之上。录像见证也有一个结构,但这一结构反映的是大屠杀自身的结构,那就是通过排除、迫害、关押和灭绝等达到它最终的残忍目的。2002年,凯尔泰斯·伊姆雷(Imre Kertész)在柏林艺术学院发表演讲,他提醒人们注意,在录像见证中,很多人的讲述都有重复的事件结构,他将这种结构称为“神话”(myth)。当然,“神话”一词表明它不是寓言或小说,而是非人化、迫害和毁灭的一贯模式,正是通过这种模式,受害者被投入风暴的漩涡,以对他们进行摧毁或重塑。
从媒介角度看,传统的自传写作与这种新的录像见证也存在显著差异。自传是一种文字记录,它常常受内在动机驱动,并具有形式上的连贯性和独白特征。录像见证也会有一个内在动机,但这取决于外部需要并受技术条件的制约。它的形式更加随意,允许出现语意不明的片段,如停顿、沉默、残句、话外音等。它不是独白,而是对话,始终有一个人在提问并给出一些回应,对话的进程取决于这个人持续不断的引导。除了偶然情况,它通常都是含混不明的,为那些没有被说出之物留下了广阔空间。与书写出来的白纸黑字不同,它保留了个体声音的特点,其中每个人在语速、音高、音色等方面都是不同的;与四四方方的标准纸张不同,屏幕中每个人的面孔都是生动的、具体的、独一无二的,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自传依赖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约定,其中,作者保证那些他们亲身经历的事件的真实性(Lejeune 1989)。录像见证同样依赖于讲述者和倾听者之间的约定,但不同的是,倾听者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责任——他必须愿意共同承担见证的职责,成为记忆的共同见证者或间接见证者,使记忆在空间和时间上得到扩展。
显然,录像见证与口述见证之间的差别并不那么明显,但如果进一步比较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录像见证的特殊性。在此,我将选择法庭上的见证而非口述史中的见证作为口述见证的典型形式。在正式的司法语境中,对见证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的要求比录像见证更高,对那些业已通过档案资料和历史研究加以确立的事件,影像见证提供了额外的证据。因此,法庭证人的首要职责是提供有助于探明真相、甄别有罪还是无罪的事实信息。①我将寻求真相、准确重建过去事件视为司法审判的目标,同时我也承认,在有些情况下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在《法律无意识》(The Juridical Unconscious)一书中,肖珊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将她从文学、历史、精神分析角度对“见证危机”的研究扩展至法庭,她分析了社会创伤和历史创伤是如何对法律形成冲击的,这种冲击形成了她所说的“法律的盲视”(judicial blindness)。在法庭上,我们更关注的不是证人,而是他的证词。审判的原则要求,只有当传记性内容有助于弄清和确定证据时才有出现的必要。
在电影《浩劫》(Shoah)中,导演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建构了一种更接近于法律和心理分析的见证结构,而非录像见证。也就是说,他充分利用电影这种媒介,建构了一个处在法庭之外的法律案件。朗兹曼并不是要重新建构和重新想象死亡集中营里发生了什么(像20年后的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一样),他的这部艺术作品是对踪迹(trace)和见证的精心巩固,并最终上升到普遍意义上的“我控诉”层面。这部电影是一场没有审判的法律诉讼,对于从事实和学术角度重建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些幸存者提供的活生生的见证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和证词。除此之外,电影还有其他方面的作用,它将幸存者对创伤的恐惧呈现在接受采访时的现实情景中,从而使观众将大屠杀感知为一个不是已经过去而是依然存在于当下的事件。正如朗兹曼对自己电影的评论:“不管是在道德上还是艺术上,最大的犯罪莫过于在表现大屠杀时将其视为一个已经过去的事件。大屠杀要么是传奇要么是现在(either legend or present)。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记忆的秩序。”②Dominick LaCapra, History and Memory after Auschwitz,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p.105.他的电影是建立在鲜活的见证之上的审判,同时也是对幸存者所受创伤的治疗。在这部电影中,朗兹曼将见证的公共审判模式和个体治疗模式融为一体。然而,个体性的心理治疗并不是他所关注的问题,他的电影关注的是更大的问题。在一次访谈中,朗兹曼强调,他的电影并不呈现犹太受难者的个人传记。在2002年发表于柏林艺术学院的演讲中,他提出,他的所有见证者都不是在为自己做见证,而是在为大屠杀浩劫本身做见证,他们在为那些再也不能做任何见证的人做见证,正因为这种原因,他还将见证者称为“土耳其宫廷释放的报信人”(porte-parole des morts)、替代的声音,以及那些死难者的替身和代理人。
在法律见证中,证人和他的传记是分离的,而在录像见证中,它们又重新连为一体。就大屠杀幸存者而言,受害者与幸存者不再是分离的,而是同一个人的两种身份。录像见证将见证者当成一个有自己独特经历的人。从这一角度看,他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录像见证将见证的权利交给大屠杀幸存者,交给他们的个体记忆。这种记忆不仅包括他们在大屠杀中的经历,而且还包括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发生的一切。这些受害者是迫害和大规模屠杀的目标,录像见证不仅从他们的主观视角讲述了大屠杀的经验,以及他们得以存活下来的环境,同时也讲述了他们在战后环境中长期生活在“最漫长的阴影”①Geoffrey H.Hartman, The Longest Shadow: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Holocaust,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中的故事。录像见证和口述见证都关注大屠杀,但前者是借助特定的个体来完成的,尽管这些个体的经验常常是对核心创伤事件的单调重复,但它们对于那些有兴趣的听众来说同样是难以忘怀的,包括他们说话的语气和面部的表情。换言之,录像见证不仅是对集体大屠杀的见证,同时也是对那些受害者和幸存者个体的纪念。
依据见证出现的环境,见证者的类型以及见证的类型实际上也是不同的。除了法律环境,我们在此还要简要补充一下戏剧环境和宗教环境。在古希腊悲剧舞台上,见证者通常都经历了极端暴力的场景,但却有幸逃脱出来,并给人带来有关灾难事件的信息。与此类似的是,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二场中,濒死的哈姆雷特请求他的朋友霍拉旭成为他的见证人:
我死了,霍拉旭。请你把我行事的始末根由昭告世人,解除他们的疑惑……啊,上帝! 霍拉旭,我一死之后,要是世人不明白这一切事情的真相,我的名誉将要永远蒙着怎样的损伤! 你倘然爱我,请你暂时牺牲一下天堂上的幸福,留在这一个冷酷的人间,替我传达我的故事吧。
不管是在古代戏剧中还是在现代戏剧中,见证者都是以那些自己不能再发声的人的名义,讲述那些不能在舞台上呈现的事情。在这里,亲历者与见证者的角色划分成为见证的结构性特征。
宗教见证的情况颇为不同。拉丁语中的testis 一词是指法律意义上的见证,而希腊语中的martys 一词是指宗教意义上的见证。我们今天的殉道者(martyr)和殉道(martyrdom)概念都由后者派生而来,它们依然与高度象征化的见证行动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三大一神论宗教都与迫害和暴力死亡紧密相关。殉道者因自己的信仰而受到迫害,通过殉道和死亡,他将自己的信仰广为传布,并将其提升为真理性的、最高的信仰。在此,死亡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公开行动,它不仅给那些旁观者,而且还给整个世界带来启示。殉道者用自己的死做见证,但他仍离不开那些目击自己遭遇的人,这些人将他指认为一个殉道者(而不是一个罪有应得的离经叛道者),并将他的事迹编成故事传给后人。
宗教殉道者和大屠杀见证者有两点根本性不同。第一点不同是,宗教殉道者追求暴力性死亡,或者至少赋予自己的死亡一种完全不同于它在迫害者那里的意义。由于有了这种意义,殉道者不再是一个可怜无助的受害者,而是成了一个强大的敌手,虽然他的对手掌握着权力,但他在道德或精神方面比他的对手更强大。在为上帝做见证的象征性行动中,他通过“献身”获得了英雄般的声望。殉道者不仅是因某事而死,而且是为某事而死。②Daniel Boyarin, Dying for God: Martyrdom and the Making of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死亡被当成一种表演,被当成对上帝荣耀的颂扬。而在大屠杀见证中,苦难和死亡并不具有这种献身意涵,因为它缺少宗教见证中的象征意义。①一些虔诚的犹太教徒是例外,他们将大屠杀纳入犹太人受难、遭罚和殉道的传统。他们在临死时会进行祈祷,申述对上帝的笃信,在他们口中,他们对上帝的见证颇类似于早期的犹太教殉道者。相反,在大屠杀种族灭绝中,受害者是被动的,他们完全被剥夺了意义,始终生活在对不可预料的暴力的恐惧中,生活在纯粹的无意义中。因为集中营里没有“为什么”,所以也就没有意义和规则。就像见证者提出的那样,大屠杀的创伤不仅来自迫害者和刽子手的身体残害,而且还来自这种彻底的无意义感。
宗教殉道与大屠杀见证的第二点不同在于,在宗教殉道中,经历与见证是分离的,而在大屠杀见证中,经历与见证是合二为一的。殉道者的死亡是对上帝的见证,但他离不开一个间接的见证者,只有通过间接见证者的讲述,他的见证才能得到理解和保存。因此,这里存在两层见证:殉道者为上帝做见证,而旁观者又为殉道者做见证。②间接见证不是对事件本身的见证,而是对这一事件的讲述和传播的见证。因此,四福音书的作者和匿名编者开创了一个传播的传统,并在天主教历史上呈现为“见证的谱系”。对于大屠杀见证来说,这两层见证是合为一体的,遭受苦难的人与为此做见证的人是同一个人。阿维赛·玛格里特引入了“道德见证” (moral witness)概念③Avishai Margalit, The Ethics of Memory,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以区分那些真实经历过迫害的见证者和那些作为局外人或专业研究者的见证者。在宗教见证中,受难者的见证与间接见证之间的区分是显而易见的,而在大屠杀见证中,二者是合为一体的。
但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这两种见证之间的区分同样也适用于大屠杀。其一,如果那些逃脱了最坏结果的幸存者不是在为他们自己做见证,而是为那些永远不能发声的死难者做见证,那么,死亡与见证之间的区分就又出现了。其二,这些做出见证的人可以被看作“间接见证者”,他们感同身受地倾听见证,将之记录与保存下来并传递出去。像宗教殉道者一样,大屠杀见证离不开这些间接见证者,他们理解见证的历史意义,并将它公共化。在这里,人们吁求的不是神的权威,而是普遍的人道,因为只有通过对事件的记录和纪念,人类才能成为一个道德共同体。
道德见证的首要目标是揭露事件的真相,而那些犯下罪行的人正千方百计地掩盖、歪曲真相并推卸自己的责任。一旦事件在历史研究和公众常识中被建构为事实性的真实,见证的准确性也就不那么重要了,现在更重要的是见证者对他们真实经历的讲述。作为亲历者,大屠杀见证者还没有从创痛中走出。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们不仅通过语言讲述来做见证,同时也通过身体上的创伤症状来做见证。因此,在这里,经验性的真相(experiential truth) 和索引式的真相(indexical truth) ( 或症候式真相) 比再现的真相(representational truth)更加重要。这在本杰明·维克米斯基(Binjamin Wilkomirski)的案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作为一个虚假的见证者,他在1995年出版了为他带来广泛赞誉的“正确的”大屠杀见证。
让我们再次回到法律见证问题:在审判结束后,法律见证就没用了,因为它不具有独立于法律的价值。在这里,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1963—1964年由弗里茨·鲍尔(Fritz Bauer)主导的在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维辛审判。这场诉讼自始至终都充斥着各种语言的见证,因此,它聘请了大量译员。在审判开始前,法庭决定在审判结束后立即销毁这些录像带。由于某种原因,这些录像带并没有被销毁,而是在封存起来后被人遗忘了。直到30年后,它们才被人重新发现,此时,先前的决定作废了,这些录像带被重新翻录。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录像带的身份发生了改变,从法律工具变成了历史材料。④2004年3月,弗里茨·鲍尔研究中心在法兰克福组织了一次展览,这次展览原地呈现了1963—1964年的奥斯维辛审判,展出了见证者的视频、音频和文字资料。
对于录像见证来说,保留和储存影像就是它的功能。从一开始,它的功能就是将那些转瞬即逝的个体的声音和面孔转变成可以永久储存的信息,以确保它在遥远的未来依然能够为人所用。由于被铭刻在物质载体上,录像见证拯救了幸存者,使他们能够为无数观众和听众所知。它使个体见证得以固化,成为一种可存储、可调取的信息资源。作为一种存储信息,它能被收集为“档案”。要建立和保存一个档案,不仅需要有一个机构,而且需要花费可观的金钱和精力。档案的功能是对信息进行收集、编目并将它们以物化形态保存起来,这些信息不仅与社会认同的形成紧密相关,而且还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的历史和发展。历史档案为专家的研究工作存储信息。档案不同于博物馆,它不是为公众参与和泛泛介绍而设计,这其中的差别就好比在一个大的博物馆中,那些展出的藏品与那些被堆放在庞大地库中的藏品之间的差别。档案也有某种秩序和形式,但这只是为了检索的便利,而不是由知识或情感决定的。换言之,档案不是一种展示形式,而是一种保存形式;它只收集和储存信息,而不对它进行剪裁、展览、加工或阐释。
在“二战”后的10年中,一个被称为“当代史”的新学科在高校历史系发展起来,它是相对于(古代)历史而言的。在重建与阐释相对遥远的过去时,历史学家拥有绝对的权威,但在研究当代史时,历史学家不得不面对与处理那些依然健在的见证者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屠杀正由“当代史”变成“古代史”,我将录像见证档案视为抵抗这一进程的强大力量。这些储存起来的对幸存者的访谈能够延长代际记忆,使其进入无限遥远的未来。代际记忆通常都会在三代以后消失,最多存在80—100年。然而,录像见证具有一种“代际约定”。这也就意味着,在观看录像见证时,每个观众不仅进入到了访谈者的位置,而且进入到了共享记忆中的“女儿”或“孙子”的位置。就此而言, 见证(testimony) 就具有了遗嘱(testament)的性质——两代人的记忆转化为代代相传的记忆。借助这种录像见证,记忆可以在历史中传至久远,凭借这种活生生的记忆,大屠杀经验依然可以被看成一种“当代史”。
“大屠杀的含义依然黯淡不彰,我们将继续与这一令人绝望的问题搏斗,即如何完美地表述它。这一问题仍待解决。文学、历史、见证、评论、理论研究等都提供了进入大屠杀的路径,但对于那些真正经历过大屠杀的人来说,没有哪两种路径提供的视角是完全一样的”①Lawrence L.Langer, Admitting the Holocaust: Collected Essay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p.180.。如何表述大屠杀这一问题将继续与我们相伴,我们不能指望会有一个清晰的、取得一致认同的解决方案。与其去寻找一个“完美”方案,或许更有意义的是去思考多元化的路径,以及它们各自的优缺点。本文将录像见证与其他有关的类型和媒介联系起来,通过考察历史、法律、宗教等领域中的“见证者”和“见证”概念,试图阐明录像见证这一新的见证类型的特殊性。录像见证的特点及任务是:将宏大而抽象的大屠杀事件与个体的哀哭重新联系起来。在完成这一任务时,记忆就是要“将受害者从巨大的数字中拯救出来,从可怕的匿名性中拯救出来,将他们还原为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使他们重新成为一个人”②Aharon Appelfeld, “After the Holocaust,” in Writing and the Holocaust, Ed.Berel Lang, New York:Holmes and Meier,1988, p.92.。1942年7月,当大屠杀还是一个没有得到命名的历史事件,也不存在任何见证时,日内瓦犹太人机构代表理查德·利希海姆(Richard Lichtheim)在写给巴勒斯坦联合上诉委员会主席亨利·蒙特(Henry Montor)的信中说:“我被各种事实弄疯了……但我完全没有能力告诉你在当前这个时刻,生活在希特勒统治下的500 万欧洲犹太人正在经历什么。”他继续写道:“没有人能讲述这个故事,这是500 万人的悲剧,其中每个人的经历都可以写成一本书。”③Saul Friedländer, “Im Angesicht der ‘Endlösung’:Die Entwicklung des öffentlichen Gedächtnisses und die Verantwortung des Historikers,” in Das Judentum im Spiegel seiner kulturellen Umwelten.Symposium zu Ehren von Saul Friedländer, Ed.Dieter Borchmeyer and Helmut Kiesel.Neckargemünd, Germany:Edition Mnemosyne,2002, p.222.就此来说,福图诺夫录像见证档案至少记录了这些悲剧中的一小部分,使它们能够为未来的间接见证者所见。
中图分类号:I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7)05-0100-07
收稿日期:2017-03-09
作者简介: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女,德国康斯坦茨大学(University of Konstanz)英美文学系荣休教授。
译者简介:陈国战,男,河南商丘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北京 100089)
本文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王蜜博士推荐并联系版权,译文得到陶东风教授审校指导,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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