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蜜
摘 要:与记忆显而易见的“善”不同,遗忘常被视为要积极克服的“恶”。事实上,遗忘本就是记忆,是在特定情形下记忆的退场,是不在场的记忆。这种退场既有自然衰退的原因,更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从其价值属性上来说也并非一味的“恶”。根据遗忘不同的发生机制和价值属性,记忆的退场方式即遗忘的生成可分为两类:一是被动式遗忘或自然性遗忘;二是主动式遗忘或建构性遗忘,其中又包括建设性遗忘、压制性遗忘、自我保护性遗忘和保存性遗忘四种类型。主动式遗忘或说建构性遗忘是主要的遗忘方式,对社会的影响也更为深远。退场的记忆能否再出场以及如何再出场,受制于社会的需要与权力的制衡,处在未决的状态,而网络媒介时代记忆文化规则的改变和颠覆让遗忘的命运又多了一层不确定性。
关键词:遗忘;不在场的记忆;被动式遗忘;主动式遗忘;出场
人类对记忆的关注和重视由来已久。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诗人埃斯库罗斯就曾强调记忆乃智慧之母,柏拉图甚至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知识都只不过是记忆而已”①[英]弗朗西斯·培根:《培根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页。,奥古斯丁也曾感叹“记忆的力量太伟大了! 它是一所广大无边的庭宇!”②[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向云常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25页。然而,从来都没有自然而然的记忆,记忆总是一种有意识的实践,但是却存在自然而然的遗忘,我们努力记忆就是为了“抵抗”遗忘,所以,把握记忆不能不理解遗忘。作为人存在与发展的核心和基础能力的记忆多以“善”的面孔存在,而一向被视为记忆对立面的遗忘则成了人们要想方设法克服的“恶”,这是对遗忘的误解。事实上,遗忘本质上就是记忆,只不过是不在场的记忆,即没有进入我们当前的生活处于潜伏的状态。它之所以进入这种状态并非只是记忆的自然消退,遗忘可以是偶然的,但更重要的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无论是基于哪一种视野下的遗忘都并不是一味的“恶”,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语境中,“遗忘”也自有其积极的价值所在。遗忘是否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成为在场的记忆也同样是被社会建构的结果,因此它在未来是否出场还处在未决的状态。
“记忆”既是记忆的内容,又是记忆的结果,也是记忆的过程(回忆),是在过程中实现的记忆状态。记忆是一种选择性的摄入,这同时意味着记忆是一种选择性的遗忘,“与个人的或集体的载体相联系的回忆从根本上说具有片面的特点:从某一当下出发,过去的某一片段被以某种方式照亮,使其打开一片未来视域。被选择出来进行回忆的东西,总是被遗忘勾勒出边缘轮廓。聚焦的、集中的回忆之中必然包含着遗忘,用培根的一个意象来说,就像人们把一根蜡烛拿到一个角落里,就会使房间里的其他地方变得黑暗一样”①[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08页。。记忆是回忆和遗忘两个过程交叉同时进行而产生的结果,所有记忆的过程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各种形式的遗忘,遗忘本身就是记忆的一部分。“我说‘遗忘’,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可是不靠记忆,我也不会知道的,我说的不是遗忘二字的声音,而是指声音所代表的事物,如果我忘记了事物本身,也就无从知道声音的含义。因此在我回想记忆时,是记忆听记忆的使唤;我回想遗忘时,借以回想的记忆和回想到的遗忘同时出现。但遗忘是什么? 就是记忆的缺失。既然遗忘,便不能记忆,那么遗忘怎会在我心中出现,使我能想到呢?我们凭记忆来记住事物,如果我们不记住遗忘,那么听到遗忘二字,便不能知道二字的意义,因此,记忆也记着遗忘”②[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向云常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页。。奥古斯丁对记忆与遗忘经验的感性描述告诉我们,遗忘就是记忆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对某一种记忆已经真正、彻底遗忘了,我们也就没办法再讨论遗忘。事实上,在我们能触及的范围内,没有真正的遗忘。真正的遗忘是我们触不到的。
遗忘虽然是记忆的一部分,但它并未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发挥功能性的作用,或者我们根本不需要它发挥作用,而处在沉默的状态。它可能被封存在暗无天日的档案盒里,或者是被置于精致明亮但人们却对其视而不见的展示柜里,亦或是像一个幽灵一样围绕在我们周围无处栖身。与当下正在流通的、人们不断经验着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记忆不同,遗忘是退场的记忆,它深嵌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沉默的“背景”,可能是因为“部分是不活跃且不具有生产力的;部分是潜在的未受关注的;部分是受制约而难以被正常地重新取回的;部分是因痛苦或丑闻而深深被埋藏的”③[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遗忘成了“未被居住的潜藏领域”,它们自身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完形的知识,但因为这些知识不能服务于当下合法化的过程,因而是被当下所遗忘的,是不被人们所经验的,是不在场的。
记忆是人类作为“智慧生物”所具备的最重要的一项生理机能,“在有智慧的生物中,记忆之为必要,仅次于知觉”④[英]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9页。。同样,遗忘也具有类似重要的价值。20世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多灾多难的一个世纪,留下了无数创伤有待治愈。人们在如何面对20世纪的苦难这个问题上,渐渐产生了强调记忆和遗忘两种相反的立场,有人认为面对苦难人们只有记忆才能让过去经历的悲惨更有意义;还有一派则认为我们不应背负上一代人的包袱,生活不应一直为过去买单,学会遗忘才能开始新的生活。以色列哲学家阿维夏·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在《记忆的伦理》中通过展示其父亲和母亲的对话,象征性地演绎出了这两种不同的立场。事实上,不管强调记忆还是遗忘,人们都是希望找到面对过去的有效方式以便更好地走向未来,在这里持遗忘立场的人们期望遗忘能够成为悲惨的抚慰剂而赋予了遗忘“救赎”的使命。
对于遗忘的救赎,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在其短篇小说《安塞尔》中讲到的“残酷的箱子”体现得更生动直接。在他的讲述中,主人翁安塞尔乘火车来到乡村,因为他打算在这里完成自己的论文,所以随身携带着满满一大箱子的书和笔记。以至于搬运工看到这个大箱子,也说太重了,必须得找个搬运架才能弄得动它,直喊“这真是个‘残酷的箱子’”。而在后面的旅途中,超重的箱子导致车子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逐渐失去平衡,就在车子即将失控坠入峡谷的一瞬间,箱子掉落在地上,车子得以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福斯特将所有的知识都压缩进了这只残酷的箱子,箱子的跌落象征着书籍以离开的方式挽救了主人翁。人类获得救赎有时靠记忆和存储,有时则恰恰相反需要凭借遗忘和舍弃。“残酷的箱子”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彰显了遗忘的价值。
事实上,当历史越来越长久,历史的知识越来越多时,不仅遗忘不可避免,而且变得十分必要。每个个人和民族都需要对自己的过去有一定的了解,但是随着19世纪历史学的出现,历史知识得到爆炸式的生产,人们不停地生产和收集一切与过去有关的东西,这导致了对过去的记忆不再是维持一个群体的现在与未来所必需的那些知识,对过去的记忆超越了其原有的边界,有关过去的知识和未来的定位渐行渐远。被这样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所困,人们无法再通过记忆实现情感和身份上的认同,“一个人,若是不能在此刻的门槛之上将自己遗忘并忘记过去,不能像个胜利女神一样立于一个单一点而不感到恐惧和眩晕,他就永远不会知道幸福为何物,更糟的是,他也永远不会使别人快乐”①[德]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过去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沉重包袱,已经无法再为我们指引方向,记忆再也不能回答我们是谁亦或是我们要走向哪里的问题。过量的历史成为生活的敌人,通过遗忘对历史实现“有限记忆”才有利于我们的行动。因此,在这个时候,遗忘比记忆更有效,否则“人对他自己感到迷惑——他无法学会忘记,而总是留恋于过去,不管他跑得多远,跑得多快,那锁链总跟着他”②[德]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而遗忘有助于摆脱过去带来的臃肿锁链。遗忘是不在场的记忆,记忆的退场即遗忘的生成并非一味的“恶”,与记忆一样,在特定时间特定情形下以合适的方式实现的遗忘同样具有积极的道德和伦理价值。
记忆如何退场即遗忘是如何生成的呢? 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以及丹尼尔·夏克特(Daniel Schacter)等学者都从各自的领域出发做过专题研究,并分别概括出了七种类型,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极具参考价值。③参见[美]保罗·康纳顿:《悼念的精神:历史、记忆与身体》(The Spirit of Mourning: History, Memory and the Body),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德]阿莱达·阿斯曼:《遗忘的形式》(Formen des Vergessens),Wallstein Verlag 出版社,2016年版;[美]丹尼尔·夏科特:《记忆的七宗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遗忘既可是人类无意识的自然禀性,又可是人类主观意识故意施加的行为,因此笔者以为可以根据遗忘是否是人类主动的行为首先将遗忘划分为两大类:一是被动式遗忘,也可以称为自然性遗忘,该遗忘不是由人的主动行为造成的,是人/社会在新旧更替中的自动遗忘;二是主动式遗忘,也可以称为建构性遗忘,这种遗忘是人类有目的、有计划的行为和结果,主动式遗忘是主要的遗忘方式,对社会的影响也更深远。主动式遗忘根据参与和实施主体以及目的的不同又可分为建设性遗忘、压制性遗忘、自我保护性遗忘和保存性遗忘四种类型。
记忆总是与人们现实的生活直接关联。自有文明以来,时代一直在进步,社会一直在变革,在进步和变革中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不断新旧更替,那些与旧生活相关的记忆在新生活中逐渐自然地被淘汰,“自动遗忘”是人类生活天然的组成部分,“不是记忆,相反,遗忘才是我们人类社会一种默认的模式。记忆是对遗忘的一种否定和反抗,它需要意志力和后天的努力来与时间的毁灭性做抗争。就像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人类社会的物质、思想甚至包括个体也会定期地更新换代。这样一个缓慢的改变毫无预警,被认为是自然的。遗忘无处不在,但又悄无声息、不易察觉,而记忆才是极少的特例,它需要有意识的努力和特殊的框架”①[德]阿莱达·阿斯曼:《遗忘的形式》,2014年10月1日在荷兰皇家科学院的演讲(原文参见:http:/ /castrumperegrini.org/2014/10/30/forms-of-forgetting/)。。就像生命有机体的新陈代谢一样,人类社会不管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在思想层面也会有一个新陈代谢的自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的过去都在一种自然而然、悄无声息而又不可避免的遗忘中消失。
导致和加速这种遗忘的原因既有代际更替造就的新旧转换,“在代际转换的生物周期内,新一代人对上一代人的经历进行贬低和抛弃造成了社会遗忘”②[德]阿莱达·阿斯曼:《遗忘的形式》,2014年10月1日在荷兰皇家科学院的演讲(原文参见:http:/ /castrumperegrini.org/2014/10/30/forms-of-forgetting/)。,随着新一代人进入公共领域,参与公共事务,他们正是在创新的同时,通过对旧的事物、传统和习惯进行选择性的记忆与遗忘来确立自身的时代身份的合法性;又有信息膨胀造就的信息失效,在信息泛滥的时代,信息的舍弃/遗忘同信息匮乏时代的生产/记忆已经变得一样重要,大量的信息在产出一段时间后由于没有意识的关注而湮没在信息的海洋里,这在今天的信息化时代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信息自动更新带来的必然性结果;也有消费时代符号消费带来的大量物质垃圾的产生,各种商品沦为消费的符号,在快速的符号更替中商品的存在成为短暂的过客,给人们留下的记忆是短暂的,在消费时代人们追逐的只是消费本身,而任何产品在满足人们一瞬间消费欲望的同时意味着这个商品的终结和被遗忘。“西方社会高度强调技术和经济革新的现代性时间机制带来的后果,这种革新的另一面就是商品在更短的时间内就会被取代,这种遗忘形式使以新代旧的更新活动成为惯常”③[德]阿莱达·阿斯曼:《遗忘的形式》,2014年10月1日在荷兰皇家科学院的演讲(原文参见:http:/ /castrumperegrini.org/2014/10/30/forms-of-forgetting/)。。满足人们欲望的商品很快就会变成垃圾被遗忘掉,什么也不会留下,“物质垃圾的处理成为这种持续遗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④[德]阿莱达·阿斯曼:《遗忘的形式》,2014年10月1日在荷兰皇家科学院的演讲(原文参见:http:/ /castrumperegrini.org/2014/10/30/forms-of-forgetting/)。。总之,被动式遗忘就像人肉体的自然衰老一样,是记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自然衰老、递减和灭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物式行为,个体在一个社会中作为记忆的具体承载者是在一种无意识和不自觉中践行着遗忘。
“如果一个人不能遗忘,他将无法生存或者正常行动。……遗忘应该是建设性的”⑤Barr Keith Grant & Jeannette Sloniowski (Eds.), Documenting the Documentary: Close Readings of Documentary Film and Video, 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8, p.1.。建设性的遗忘是一方或者多方着眼于未来而主动实施的积极遗忘,是在对未来的主动设计中为了达到特定目标或远景而进行的遗忘。这种遗忘通常有两种情形:一种为了摆脱过去的包袱尽快投入未来发展而发生的暂时性遗忘,另一种是为了摆脱旧身份积极塑造新身份而发生的遗忘,而后一种遗忘往往是永久性遗忘。
对于前者,二战后的德国如何面对自己二战的历史就是暂时性遗忘的典型。二战结束之际的德国对纳粹分子大规模的指认和惩戒并没有马上开始,而是将这个过程推迟到了20世纪50年代。对于刚刚脱离纳粹统治的德国而言,首要的任务是要迅速地使被极权蹂躏的国家能尽快复原,因而,暂时的遗忘成为社会各个阶层普遍的意愿。这种遗忘“是带来希望的、建设性的,这种遗忘支撑着断裂,为一个全新的开始奠定基础。我们看到一些国家经历政治变革之后,许多事情会很快被遗忘”⑥[德]阿莱达·阿斯曼:《遗忘的形式》,2014年10月1日在荷兰皇家科学院的演讲(原文参见:http:/ /castrumperegrini.org/2014/10/30/forms-of-forgetting/)。。当剧烈的冲突和变革发生在新近的过去,参与的各方之间就比较容易在如何对待和处理过去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暂时放下对彼此的仇恨和恩怨,既往不咎,共同创造一个全新的开始,成为各方力量在这个阶段的一致目标。这样的遗忘既是未来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心理的主观诉求,它让人们得以与过去拉开一段距离,获得心理上的缓冲空间。过去暂时地被排除在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当下和未来,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原先各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较短的时间内促进了社会融合。过量的历史记忆在这里成为了前行的负担,通过暂时的遗忘实现对历史的“有限记忆”成为各方朝着共同的既定目标努力的第一步。
对于后者,任何一种新身份的建构都意味着对旧身份的某种遗忘,在移民群体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对于新移民来说他们在新环境中的身份认同不能像其他原住民一样通过一代代的世袭获得,而只能在新环境中再造。在新的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那些表征旧身份的行为模式就会与新身份显得格格不入,甚至其中的一些会与新身份产生强烈的冲突。这个时候遗忘自己的过去甚至忘掉自己的祖先都会成为一种适时的必要选择。这种选择性的遗忘会加速他们对新环境的认同,有助于新身份的塑造,而且这种遗忘往往是永久性的。一种身份认同往往是以特定的行为模式和选择方式来表征自己,个体归属于某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就是与群体中的其他个体共享同样或者类似的行为模式和选择,共同遗忘掉其他的行为模式和选择。遗忘成为新的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必经的一步,“是在新的语境中创造一种新的、共享的身份认同的积极过程中的一部分”①Janet Carsten, “The Politics of Forgetting:Migration, Kinship and Memory on the Periphery of the Southeast Asian Stat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1, No.2, pp.317-335.。集体的身份认同通过共同的记忆来塑造,同时也借助共同的遗忘来塑造,和记忆一样,遗忘也是着眼于当下和未来。
压制性遗忘是强势一方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强制性手段强迫弱势一方对特定记忆的淡化或消除,其中参与的双方或者各方之间通常存在明显的力量悬殊。这种遗忘并不是双方达成的共识,而是完全由一方主导,另外一方被动接受,表现为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施害者对受害者,胜利者对战败者。弱势一方在“压制性遗忘”整个遗忘模式里处在被动接受的位置上/环节中,但就整个模式而言仍然是有计划、有目的地主动实施的行为,整体模式仍属于主动式遗忘。这种遗忘最明显地体现在政权更替中,在权力的每一次新旧更替中这点都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胜利者一方总是想方设法遗忘旧势力的优势长处,而千方百计地强化对其劣势短处的记忆,“清除有关一个人的所有记忆被当成对战败一方的象征性的摧毁。名字被从史册或者纪念碑上剔除的人注定要经历二次死亡”②[德]阿莱达·阿斯曼:《遗忘的形式》,2014年10月1日在荷兰皇家科学院的演讲(原文参见:http:/ /castrumperegrini.org/2014/10/30/forms-of-forgetting/)。。这种强制性、暴力式的遗忘是历史发展中胜利者所获得权力之一,也是获得自身合法性所惯用的手段,遗忘的暴政是暴政的重要形式。
压制性遗忘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现存秩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背后是权力的逻辑在支撑。胜利的一方获得权力的同时就完全掌控了现在,也就掌控了话语权,决定了书写过去的方式和内容。权力自身的贪婪性和自保性决定了任何有损当下自身合法性的内容都无法进入书写的范围,有关战败一方的记忆自然根据权力的需要而被任意篡改或者直接抹除。这种受权力逻辑支撑的压制性遗忘也体现在男权社会中有关女性的“结构性失忆”,这是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压制性遗忘,借助的不是武力或者政治上的权力框架而是文化上的权力框架。“不管她们叫什么名字,是叫卡托、西塞罗和凯撒还是叫汉普顿、弥尔顿和克伦威尔——在历史的记载中声望绝不会轮到女性头上。在所有社会阶层中,女性只是默默无闻的背景,而男性的声望在这个背景之上闪闪发光地凸显出来。只要进入文化记忆的条件是英雄式的伟大和被规定为经典文本,女性就会系统性地被归入文化遗忘之中”③[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0页。,女性的失忆是男权文化建构下的压制性遗忘的后果。
压制性遗忘通常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实现:一种是公然公开的遗忘,另外一种是相对隐蔽的遗忘。公然公开的遗忘就是直接封存或者强制性抹除过去,一个国家不能直接抹除一个个体大脑中的记忆,但却可以通过行政权力禁止一切与过去有关的公开叙事、各种形式的表征和议论,逐渐地将过去从人们头脑中抹除。这种方式的遗忘通常以完全的空白和沉默作为表征,过去被“悬搁”,处在一种悬而未决、存而不议的状态。与公然公开的遗忘相比,后一种遗忘不是通过让现在与过去完全隔离实现,而是通过篡改过去或者避重就轻的叙事方式来掩盖过去,这样的言说方式歪曲了真实的记忆,人们在这样一种不真实的过去中被蒙蔽,而真实的过去则在虚假的面具背后被悄悄遗忘,这是一种更加隐蔽、性质更加恶劣的遗忘。
弗洛伊德在论述“压抑说”的时候曾提出一个术语叫做“动机性遗忘”(motivated forgetting),弗洛伊德认为大脑控制的记忆系统同时也起到监控的作用,在潜意识的驱动下会将那些痛苦和不悦的记忆悄悄排除到意识之外,使人忘掉这些经历,从而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其实,在群体层面或者说在社会层面也会发生类似的遗忘,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或潜意识驱动,这种遗忘是一种有意识的、主动选择的、具有明确表征方式的“自我保护性遗忘”。
自我保护性遗忘既可以是受害方在面对过去的耻辱和创伤时以治愈和疗伤为目的的遗忘,又可以是施害方在面对自己的罪行时以逃避惩戒为目的的遗忘。在某些情形下,双方甚至会在遗忘这个问题上达成一种暂时的默契,在同一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实施各自的遗忘。对于受害者来说,以沉默为主要表征方式的自我保护性遗忘是他们在面对过去创伤时本能的第一选择。当一切刚刚成为新近的过去,在巨大的灾难或者耻辱面前,幸存下来的人们往往选择对过去缄口不言。过去所有的荣光和伟大都被剥离,就只剩下这一段新近的、不能言说的过去,成为灾难和耻辱的一个符号。这样的过去在一个刚刚脱胎新生出来的社会中成为一个人人不愿触碰的“禁忌”。这其中有受害者作为亲历者不知所措的惶恐,也有他们作为幸存者努力遗忘并与过去划清界限的渴望。二战中德国有很多城市、城镇被盟军摧毁,60 多万平民被杀,350 多万平民无家可归,更有无数的德国平民妇女在盟军(主要是苏联红军,还有部分美国和法国的士兵)反攻时被强奸(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然而在战争结束后人们迅速投入到了城市的重建运动中,大家对曾经的耻辱和伤痛都心照不宣地保持了缄默,尤其是那些被强奸的受害者基本没有在公开的场合发声。她们一方面还没有能力接受这段痛苦的事实,甚至只能用谎言来欺骗和麻痹自己;而另一方面届时整个德国都因为纳粹被打上施害者的统一标签,面对以正义的英雄面目反攻回来的苏联红军,即使她们站出来指认,也只会因为质疑和否定而受到二次伤害。
然而,沉默并不一定指向遗忘,它更像是记忆与遗忘之间的一个缓冲区,尤其是在面对创伤时,这样的沉默往往无法抚平创伤实现真正的遗忘,而恰恰引发更深层次的记忆。对于受害者来说,创伤就像一颗嵌在肉里拔不出的子弹,让人永远有一种异物感,始终不能被同化,就像一个幽灵一样,让人们在原地停滞不前。如何彻底地治愈创伤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自我保护性的沉默并没有让创伤就此消失,而是像一个故去的冤魂在当下鬼影绰绰,让人不得安宁。事实证明无视和否认它的存在并不会让它消失,获得救赎的唯一方式就是承认和直面幽灵的存在,只有它的冤屈被倾听,被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对待,它才会真正地离我们而去。因此,短暂的沉默是受害者出于对自我的保护,而公开的表征和叙事也同样是一种自我保护性的遗忘,是通过先记忆再遗忘的方式来实现创伤的治愈。在二战结束的近60年后,那些被强奸的受害者的声音渐渐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一些回忆录以及根据受害者的自述整理的著作在这个时候相继出版,比如2001年出版的《另一个世界的诉说》、2002年出版的《柏林:一九四五年沦陷》、2003年再版的《柏林女人》等等。通过这样的“发声”,过去得到了公开的叙事和表征,这让创伤得到应有的承认,让背负创伤的受害者能够被倾听。这种对创伤的公开记忆不是为了将过去保存下来,而是作为一种疗伤的途径,只不过是通过记忆的方式去遗忘。
受害者选择言说的方式进行疗伤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曾经作为施害者的一方积极参与这一过程,也很难达到应有的效果。因为作为施害者的一方为了避免被因此定罪遭到惩戒,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在这个时候也往往选择主动地遗忘过去。施害者自我保护性的遗忘一般经过两个步骤,首先是在自己作为施害者的权力体系即将崩塌的时候,为了防止日后被清算而疯狂地销毁各种罪行的证据,包括销毁以及篡改各种文件、照片以及建筑设施等;另外一个步骤就是当罪恶成为过去,当他们失去了作恶的权力,他们往往选择通过保持缄默或者否认来“遗忘”掉过去。
保存性遗忘针对的主要是由国家主导的对有档案性质的材料以保存的形式带来的遗忘。这些内容大多是一般性的历史档案,它们在当下失去了直接的效用,不过并没有因此被全部扔掉和抛弃,而是被有意识地有选择地加以收集和整理,作为一种基本历史认知的来源服务于一般大众。图书馆、一般的档案馆以及博物馆等机构的存在就为这种性质的内容提供了一种体制化的保护,让它们的长期存在成为一种可能。这种性质的档案是完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但是因为脱离了实际的社会场景,并没有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经验,久而久之也逐渐淡出当下人们的视线,成为一种“视而不见”的过去。保存性遗忘在最一开始其实是一种积极的记忆行为,因为记忆的内容已经不在当下聚光灯照亮的范围内,这种记忆的行为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后果,那就是这些内容在短时间内被暂时地遗忘,这是一种以记忆的名义被遗忘。但也正是得益于积极记忆行为的初衷,这些内容处在一种潜伏的状态,具有随时被追溯的可能性。
遗忘是记忆的另一面。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们首先学会了铭记,因为记忆是我们保存和延续文明的法宝,也因此,记忆被赋予积极的价值属性,而与记忆相对的遗忘则多被视为消极的,是应该克服的对象,这也成为“记忆术”的价值所在。从古希腊诗人西莫尼德斯(Simonides,约公元前556年-公元前468年)创立最早的记忆术开始,人类就不断地尝试运用各种介质来提高我们的记忆能力,扩充我们记忆的范围,并且乐此不疲,到今天随着网络媒介技术的发展,这种“记忆术”的延伸甚至已经到了一种不可控的地步。事实上,遗忘本来就是记忆,正是遗忘塑造了记忆的边界,是形成记忆所必需的,它和记忆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共享着同一个轮廓。遗忘是为了记忆,记忆的退场即遗忘的生成自有其“善”的一面,并非一味的消极的“恶”。遗忘是一种不在场的记忆,这种记忆的退场更多的时候是在社会需要的驱动下权力交织和参与的建构。
遗忘,是自然的(衰减),更是社会的(建构)。人类的生活是多元的、多构的、多层多面的,遗忘建构的方式自然也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人类主动遗忘的方式更是复杂的,但这种复杂性同时也说明遗忘是人类有意识的主动建构,和建构记忆一样是有目的、有计划、有选择性地遗忘,也就是说遗忘并非自然而然地发生,不是自然的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如此一来,遗忘的价值归属也就变得更加复杂。
遗忘,作为退场的记忆是否可能再出场,是否需要再出场,何时再出场以及以何种面目出场都处在未来的不确定之中。除了随着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进化而自然而然发生的生物性遗忘、自然性遗忘,在这之外的社会性遗忘大多时候并非真正的遗忘,而只是暂时性的退场,无论是以保存的名义被遗忘的一般知识还是以自我保护的名义被遗忘的苦难或是罪恶都是记忆的潜伏状态,依然具有在某个时候重新出场的可能性,这是由遗忘的社会建构性决定的。至于是否会重新出场,什么时候出场,以及以什么面貌出场则是在权力交织下由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一方面和权力交织,“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而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①[英]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董乐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记忆不仅受权力的控制,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社会强势力量往往主导着记忆,主导着话语权、社会记忆的选择权,也因此,“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②[捷]米兰·昆德拉:《笑忘录》,王东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另一方面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交织在一起,出场与否首先来自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当社会发展的需求和权力主导者的诉求相一致时,一些遗忘的记忆就会从休眠状态中苏醒,重新出场,而且往往以更加醒目的、更具诱惑力的方式出场。而与社会发展需求渐行渐远的那一部分,特别是自然性的遗忘大多成了永久性的遗忘,没有了出场的可能。
网络时代的到来使退场的记忆能否再出场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人类的历史是记忆和遗忘交织的双螺旋结构,总是在记忆与遗忘之间纠缠。在网络时代,电子媒介强大的储存和传播能力已经深刻改变了主宰记忆文化的规则,记忆正逐渐成为一种“新常态”,而遗忘则进化成一种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达成的实践。在这个“记忆时代”,万事万物都成为了记忆的对象,然而人们在这片信息和知识的海洋里也迷失了记忆的焦点,有时恰恰是那些有意被选择遗忘的内容反而在一个社会中被聚焦。在这个新的记忆时代,社会的遗忘或者说记忆机制已经发生了改变,权力操控记忆与遗忘的方式其实也在发生改变。遗忘的命运在新媒介环境下又多了一层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由记忆媒介介质的改变造成的。遗忘的命运就像是生活中的“戈多”,只能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中“等待”。
The Memory Without Presence-An Analysis on “Forgetting”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ppearance Theory
WANG Mi
Abstract:Memory is usually endowed with the virtue of goodness while forgetting is constantly considered to be a bad thing.As a matter of a fact, what has been “forgotten” is an alternative memory that does not show its appearance.This absence, which is not always a bad thing, may be caused by natural decay, but is more importantly the result of social construction.Based on its different occurrence mechanism and value attributes, the absence of memory or the occurrence of forgetting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types:passive or natural forgetting; active or constructive forgetting, which specifically includes positive forgetting, repressive forgetting, self-protective forgetting and conservatory forgetting.Active forgetting is the major form of forgetting of human beings and has a much more far-reaching impact on society.When and how the absent memory will show its appearance is subject to social needs and power balance.Therefore, it is always pending and the changes and subversions of the rule of memory in the Internet era add more uncertainties to the destiny of “forgetting”.
Key words:forgetting; memory without presence; passive forgetting; active forgetting; appearance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7)05-0107-08
收稿日期:2017-05-15
作者简介:王蜜,女,山东新泰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9)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方文化记忆理论研究”(17YJC75103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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