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凡
摘 要:中国传统诚信兼具绝对性与相对性。厘清传统“诚信”的特性需分言“诚”与“信”。“诚”多义,仅作为道德的最高境界时才有绝对性;心口一致之“诚”与慎独之“诚”是相对的。“信”多义,作为“四德之实”之“信”是绝对的;言行一致之“信”、“信任”之信是相对的。传统诚信的绝对性的根源在于“诚”与“信”与中庸密切相关,而中庸是绝对的;其相对性的根源在于传统诚信尚信,但以“义”为上,以义驭信。
关键词:诚;信;绝对;相对;中庸
当下而言,诚信是一种“口德”,形态上表现为诚信规范、诚信行为、诚信道德品质。心口一致谓之诚,言行一致谓之信;心口不一谓之伪,言行不一为无信。诚信行为是诚信的关键,上承诚信规范,下启诚信道德品质。诚信行为始于诚信之知,动于诚信之情,克难于诚信之意,终成诚信之行,日久方积诚信之德。于国,诚信是社会的黏合剂,没有诚信,社会将难以缔结;于己,诚信是个人的社会通行证,没有诚信,人就无法立足于社会,更谈不上与人合作。因此,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大车无輗,小车无軏,人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传统诚信在人们心中打下了深深的不能失信,一诺千金的烙印。
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宣扬诚信,另一方面也认为“诚信”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诚信”也可以权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守信”。例如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 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为政》)这一段往往被断章,取“言必信,行必果”而弃“硜硜然小人哉! 抑亦可以为次矣”,被引用以强调信之重要,孔子之意几乎被完全翻转,而实际的意思恰恰相反。在这里,孔子是批判“说话一定诚,做事一定果敢,固执而不懂权变的小人呀,不过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孔子在说,固执的坚守诚信而不懂权变只是普通人,不能称为上士、中士,只是下士、普通人,但也不是恶人,只是不智而已。当然,古之“小人”非今之“小人”,古之小人只是普通人而已,并非今之道德低下之人。正如孟子所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其意为:通达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结果不可,只要合乎道义就行。君子虽尚信,但更以义为上,信不害义,以义驭信。在这里,诚信不是绝对的,诚信需要权变,具有相对性。既强调“诚信”,也支持一定条件下的“非诚信”,这是传统诚信的相对性特点。
欲辨明“诚信”的相对性,须分而言“诚”与“信”。在传统文化中,“诚”归“诚”,“信”归“信”,二者并不联用。如在《论语》中,“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而不习乎?”(《论语·学而》)“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论语·阳货》)。在《中庸》中,“诚”也是单独使用,没有与“信”联词的情况。即使作为联词出现,“诚”也是以“诚意”、“诚心”出现,少见“诚信”一词。分类而言,传统文化中的“信”大致有以下三个涵义,并非每个“信”都有相对性。
一是言行一致之“信”。这一含义是信的主要涵义,这一含义的历史可以追溯很早。从影响较大的典籍看,《大学》中的信就是此义。“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此处的“信”就是言行一致之意。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传统诚信反对个人的言行不一,背信弃诺。例如,广为流传的诚信典故“曾子杀猪”故事。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汝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烹彘也。①[唐]魏征、褚亮、虞世南、萧德言:《群书治要注·韩子·外储说左上》(第9册),中华书店,第3364页。此处,曾子言出必行,言行一致,这是“信”的主要涵义,此涵义今日仍然广泛使用。
二是表示人对人的信任之“信”。信任与诚信密切相关,却不尽相同。信任是基于一个人的诚信而延伸出来的他人对其的信赖。如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里的信就是信任,既不是诚信,也不是信仰之意。政府失掉民众的信任,政府就要垮台。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以上之信都是信任之意。信任他人也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孔子也认为,要听其言观其行。
三是实在之“信”。信有时作“实”讲,即切切实实。例如汉儒认为“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文,不惑于事,见微者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②[汉]班固:《白虎通德论》(卷八),(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在这里,信和诚的含义一样,即“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指的是专一不移。后来,朱熹仍然继承了这一观点:“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礼则是个恭敬樽节底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的道理。信为四德之实也。”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0页。在这里,“信”与“仁义礼智”并不在一个层面上,信表示拥有这四种品德的程度,即实实在在地拥有了这四种品德。
因此,传统文化的“信”大致有以上三个涵义:言行一致之“信”;信任之“信”;实在之“信”。具有相对性,可以权变的主要指的是前两种,也就是“言行一致之信” 和“信任” 之信。第三种“信”,表示实实在在拥有“仁义礼智”的时候,才是绝对的,不具有相对性。
中国传统之“信”的相对性具有严格的条件限制,不讲条件的相对性,就打开了虚伪的大门,后患无穷。“言行不一”的条件有以下几种:
首先,“信”与上位道德发生冲突。在儒家的道德体系里面,“信”虽然重要,但是,“信”在道德的体系框架内,却不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因此,当“信”与上位道德规则发生冲突时,必然会被牺牲掉。儒家的道德体系有很多,例如“仁义礼智信”、“礼仪廉耻”、“知仁勇”、“三纲八目”等。逻辑比较严整,而且能够体现“信”在体系中的逻辑位置的可以算是《中庸》中的一段话:“天下达道者五,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天下之达道也。行之者三也,知也,仁也,勇也,此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这个逻辑可以概括为“诚——三达德(知仁勇)——五伦(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在这个体系里面,五伦是最基本也是很重要的道德要求,被称为天下之达道。其中,信只是五伦中的朋友之伦。五伦的践行要在三达德即“知仁勇”的指导下才能够实现。而“知仁勇”的获得将使人达到道德的最高境界,即中庸。中庸是一种道德最高状态,其表现就是诚(诚并非当下诚信的诚)居于儒家道德体系的最高位置,也是中庸的境界,统领所有的道德。因此,“信”仅仅是这一道德体系中第三个等级五伦中的一伦,如果与第二等级的仁发生冲突,必然要服从仁而牺牲“信”。当然,如果与最高的道德境界中庸相违背,也必然要求牺牲“信”。因此,“信”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其次,“信”还是“不信”要看是否符合义。中国文化虽然强调道德的神圣性,但是,对于诚信道德的遵守还要符合义,以义为上。如管宁看到好友华歆有贪图不义之财的念头时,最终与其割席分坐,以明己志。当然,现在对义的考量多是为公共利益,以民众利益为标准,和当代集体主义的精神是相通的。因此,当“守信”和集体利益矛盾时,宁可要“不信”来维护集体利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也就是说,说话可以不守信用,行动不一定要有结果,但义是一定要坚持的;只有信、行与义相背时,才可以“言必不信,行必不果”。所以,信不信,要看是否符合义。
第三,“信”的遵守要以智慧为引导。信是相对的,要根据时务而进行选择,因此,传统道德特别强调“知”对于诚信的指导作用。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 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没有智慧指导的信往往抱守小信而败坏事情;爱好直率却没有智慧指导,往往是“刀子嘴,豆腐心”,会尖刻伤人。因此,抱柱而死的尾生虽然守信,但是其“信”并不足取,因为,尾生的“信”是不看形势、不懂变通的愚信、愚直。
第四,“信”只能在一定的人际范围内有效。任何道德原则的适用都不能超越一定的人际范围。例如,公平不会超越国界,超出了国界,很多公平的原则就会失灵。国家对待本国公民和外国公民不一样,给予本国国民的福利不能覆盖其他国家的公民,这是个现实。同样,超越了国家,信也会失灵,面对敌人,信也会失去遵守的道德前提。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不是固定的,道德适用的范围从村落到国家,从国家到全球,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有些道德包括诚信不能超越这个边界是一个默认的前提。
中国传统诚信对于“诚”的要求非常严格,“莫发乎隐,莫显乎微,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中庸》)。俨然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诚”,丝毫不可以通融,实际也非如此。“诚”的涵义有几种,有时候“诚”是绝对的,有时候“诚”也是相对的,也是宁可“伪”也不能“诚”的,是宁可做“伪君子”也不能做“真小人”的。
首先,“心口一致”之诚具有相对性。心口一致为诚,心口不一为伪。一般情况下,我们要心口一致,要真诚,不能心口不一,不能虚伪。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心口不一”的“伪”可能要比“心口一致”的“诚”要好。例如,在父子之间,“诚”很重要,但是父子之间的最重要的伦理是父慈子孝。当“诚”违背“孝慈”的时候,要选择“孝慈”而放弃心口一致的“诚”。因此,父子之间、夫妇之间“说谎”的时候是很多的。例如,父母虽然有病,但是为了让儿女放心,却会对孩子谎称“身体很好”;孩子为使父母安心,也会常常谎说“工作很好。”这些生活中“心口不一”就是“诚”的权变。在这种情况下,不考虑权变的“诚”反而是一种恶德。几年前,一个教师因为一句实话(“在地震时我会救女儿而不会救父母”)引起全国的道德讨伐。这的确是一句“心口一致”的实话,可是对于父母而言,他们宁愿听到一句“心口不一”的谎话。他的确做到了“诚”,做到了“真”,但是,他确实是个“真小人”,再“真”也仅仅是一个“小人”,因为,他没有考虑到母亲的感受。他的直是愚直,是好直不好学的直,是抱守小信而败坏孝慈之大德。相反,一位打工没能回家过年的年轻人,年三十攥着口袋里仅有的几十元钱,却安慰母亲说“我很好,放心吧!”他的确是“心口不一”,的确是“伪君子”,但是,再“伪”,他也是一个君子,因为,他的初心是善的。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不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论语·微子》)没有善良出发点的直、勇是孔子、子贡所厌恶的。
其次,作为道德培养的方法和境界的“诚”是相对的。“诚”作为道德修养的方法因为《大学》的强调而一直影响至今。“所谓诚意者,勿自欺也。如恶恶臭,好好色,皆自慊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然者,人之视己,若见肺肝然,其何益也。是故,君子慎其独也。”(《大学》)在“八目”中,“诚意”是作为“慎独”——儒家修身的一个阶段、一个方法出现的。而不是现代诚信观中“心口一致”的意思,它是指对于“德”的持续不断的坚守,这一坚守无一息间断。“诚意”之“诚”是修行所有道德规范的一种方法,一个途径,这个涵义是现代诚信中的“诚”没有的。它可以表示某一具体道德规范的修行方法。例如,“节俭”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一定要做到人前节俭,人后节俭,穷时节俭,富时节俭,时时处处节俭,用“慎独”的方法去修练“节俭”,使“节俭”达到“诚意”的水平。“诚意”可以描述任何一个具体的道德所达到的境界,即“莫发乎隐,莫显乎微”的一种境界。例如,“谦虚”的“诚意”境界就是无时无刻地能够谦虚。当“诚意”作为某一具体的道德原则,例如“诚信”、“节俭”的修养方法时,“诚”也是相对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时候都要求“节俭”、“诚信”。
第三,作为整体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的“诚”才是绝对的。“诚”不仅可以作为某一个具体的道德规范、某一个德性,例如“节俭、谦虚、诚实、勇敢”的修养方法和境界,同时,它也可以作为总体的德性的修养方法与境界。例如,在《中庸》里“诚”成为驾驭三达德之上的至高之德。“是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达道者五,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天下之达道也。行之者三也,知也,仁也,勇也,此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在这里,“一”就是“诚”,朱子曰“谓之达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则诚而已矣。”(《中庸》)由此可见,在五伦、三达德、诚的修身逻辑中,“诚”处于统领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即:诚——三达德——五伦。如图: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及其行之,一也。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行之者一也。”(《中庸》)此处,诚的涵义是指“至纯无二”的意思。“是故,至纯不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生物也,高明覆物也,悠久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中庸》)
可以看到,“诚”在此处具有了天道色彩,指的是天道为人所得到的一种状态,即“至纯无二”的状态和境界。这个时候,“诚”与“信”的第三个含义“实在”:“专一不移、四德之实”是一个意思。“诚”的这一天道特征,显然已经超出了现在“诚信”之“诚”的涵义范畴。当“诚”作为“天命”、“理”等的修养最高境界时,此时的“诚”也就是中庸,也就成为了绝对的了。
因此,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既强调“诚信”,同时也认为“诚信”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可以权变的。对于学者而言,这种相对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社会的角度看,这种诚信的相对性在宣传教化的时候,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原因是什么呢?
这是因为,一方面,是“诚信”的相对性在现实生活中是小概率事件,不是主流;另一方面,任何道德原则都不是绝对的,只有中庸,恰到好处才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所以,任何道德原则都要权变以达到中庸,任何人都要努力做到中庸。但是,中庸是一个很难企及的境界,“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之道不可能也。”“中庸其至亦乎,民鲜能久也”。(《中庸》)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因此,要达到“诚信”与“非诚信”恰到好处的中庸境界是很难的,与其权变不成中庸而沦为机巧圆滑,倒不如坚守“诚信”,最坏不过是“愚信、愚直”。于是,遵循着“中人以下不可语上”的教化传统,“诚信”的相对性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教育智慧。因此,在当下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中,既不能不知诚信的相对性,但是,亦不可过多强调其相对性。
The relativity and absoluteness of Chinese tradition honesty
DU Fan
Abstract:Chinese tradition integrity is both relative and absolute.The traditional“good faith”needs to be divided into “honesty“and”“trust”to clarify its characteristics.Honesty has several meanings, honesty is absolute only when it is regarded as the supreme good.The honest is relative when it is regard as chest consistency and Shendu.Trust is relativity.The absoluteness of honesty originate from Golden Mean.Because moral is above honest,that the honest is relative.
Key words:Integrity;Honest;Relativity;Absoluteness;Golden mean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7)05-0089-05
收稿日期:2017-04-19
作者简介:杜凡,男,河南汝南人,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北京100048)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诚信文化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研究”(15ZDA03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