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晟
摘 要:文章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地理新书》编纂过程及刊刻流传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地理新书》之赐名约在北宋康定元年(1040)以后,皇祐三年(1051)以前;嘉祐元年(1056)十一月书成奏进,宋人称之为《皇祐地理新书》;元祐元年之前,市面上有新旧两种本子,以地理新旧志相别,其中旧志是指《乾坤宝典》的地理篇,新志是指《地理新书》;南宋建炎三年(1129)重刻本已阙地图篇,该本明代江西地区可能尚有流传,今未见传世;目前所知存世的2种刻本、3种清抄本,皆属金代明昌三年(1192)张谦所刻15卷本之系统;传本中乔道用添语的时代可能早于张谦。
关键词:《地理新书》;文本演变;流传;版本
《地理新书》为北宋纂定的官修地理术数书。明清时期,它的流传已十分罕见。该书的价值,今天的考古学者有着深刻的认识,是研究宋代陵墓和墓葬制度的一把密钥。①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年版。郭湖生、戚德耀、李容淦:《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1964年第11期,第564-579页。冯继仁:《论阴阳堪舆对北宋皇陵的全面影响》,《文物》,1994年第8期,第55-68页。其他利用过或涉及到该书的论著有:[法]茅甘:《敦煌写本中的“五姓堪舆”法》,《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49-256页。[日]高田时雄:《五姓说在敦煌藏族》,《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第756-767页。[美]韩森:《宋代的买地券》,邓广铭、漆侠主编《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149页。Valerie Hansen, Negotiating Dail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 How Ordinary People Used Contracts,600-1400.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美]韩森:《为什么将契约埋在坟墓里》,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0-547页(Vaerie Hansen, “Why Bury Contracts in Tombs?”,Cahiers d’ Extreme-Asie, Vol.8,1995,pp.59-66.)。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6-114页。邱博舜、蔡明志:《敦煌阳宅风水文献初探》,《文资学报》,2005年第1期,第109-158页。刘屹:《上博本曹元深祭神文的几个问题》,《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161页。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金身佳编著:《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校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陈于柱:《敦煌写本宅经校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目前对于该书的成书情况、版本流传,以及在古代术数史上的价值等,已有较为深入的讨论。①直接相关的论著主要有:[日]宫崎顺子:《宋代の风水思想:地理新书を中心に》,《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2003年第24号,第49-71页。沈睿文:《地理新书的成书及版本流传》,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8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313-336页。沈氏一文,有较为详细的学术史回顾,并修正了其所著《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的个别结论,请参阅。刘未:《宋元时期的五音地理书》,《青年考古学家》总22期,2010年版,第97-107页。张齐明:《亦术亦俗:汉魏六朝风水信仰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012年9月出版了金身佳的点校整理本。②金身佳整理:《地理新书校理》,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版权署名作(宋)王洙等编撰、(金)毕履道、张谦校,金身佳整理。虽然如此,已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现存版本关系的讨论,对于流传至今的文本形成过程、文本性质,以及它在历史上的流传过程等问题,还不够重视,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将有助于深入认识该书在古代地理术数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因此不揣简陋,撰文以供批评。
《地理新书》的编纂过程在王洙的序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③关于王洙生平,可参考张丽娟:《北宋学者王洙及其著述》,《文献》,2000年第3期。亢杰:《王洙学术初探》,北京: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王洙:《地理新书序》,王洙等纂,毕履道、张谦校注《重校正地理新书》,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054册,第2-4页。按:今本王洙序文有金人毕履道、张谦之夹行注文;拙文中凡引用该序文,不再一一注出。兹据该序,并结合其他文献做一梳理。
《乾坤宝典》似循唐贞观时吕才编《阴阳书》成例,为阴阳术数书之总括。所谓“至先朝更命,司天监史序等分门总辑,为《乾坤宝典》四百五十篇,其三十篇地理”,④沈睿文认为《乾坤宝典》中地理三十篇是将吕才地理八篇增衍而成,见沈睿文:《地理新书的成书及版本流传》,《古代文明》第8卷,第313-336页。此说可商,《乾坤宝典》地理三十篇虽然受唐人吕才地理八篇的影响,但是依据其书编撰之性质,它实际是对北宋以前地理术,尤其唐代吕才以后,民间和官方经过极大发展的地理术的汇编整饬,并非纯粹的著述。另外,王洙序文称吕才之书为“撰”,而史序《乾坤宝典》为“辑”,就明确地道明了两者的区别。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后文简称《长编》),真宗即位(998),以当时“天文、地理、阴阳、术数之书,率多舛误”,遂命司天少监史序等同加编次,“掇其精要,以类分之,为《乾坤宝典》四百一十七卷”,至景德二年五月丁已,史序等“上其书”,真宗为之作序,藏之秘阁。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0“景德二年五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39页。并见《宋史》卷7《真宗本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8页。
《乾坤宝典》的篇卷,郑樵《通志》、章如愚《群书考索》、王应麟《玉海》的记载与《长编》相同,然《宋史·艺文志》著录为455卷,⑥(宋)郑樵:《通志》卷68《艺文略六·五行二·阴阳》,万有文库本,1935年版,第805页。(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卷17《乾坤宝典》(沈睿文所用京都株式会社中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42页,引文内容与《长编》记载基本一致)。(宋)王应麟:《玉海》卷32《圣文·御制记序》“景德乾坤宝典序”,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版,影印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刊本,第616页。《宋史》卷206《艺文志五》,第5250页。与序文450 篇接近。⑦推测,假设不存在内容散佚的问题,总篇目450 不变,则造成卷目记载不同的原因,很可能与成书后装池卷帙时篇卷分配不同所致。另外还需要考虑到古人著录卷数时,或计数卷首目录,或不计数。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宋史·艺文志》所记该书卷数与诸书的差异归结为编撰错讹所致。
序文“书既成,高丽国王上表请于有司,诏给以写本”。据《长编》,为天禧五年(1021)九月甲午,高丽国王王询遣告奏使、御事礼部侍郎韩祚等百七十人来朝之时,“表求阴阳地理书,圣惠方,并赐之”。⑧《长编》卷97“天禧五年九月甲午”,第2255页。二者结合,则高丽使者所得阴阳地理书或即《乾坤宝典》之抄本。
需要指出的是,今本《重校正地理新书》卷15“开故祔新”条金人张谦注云:“《乾坤宝典》者乃《地理新书》之始名”,⑨《重校正地理新书》卷15“开故祔新”条,第118页。此说不妥。《乾坤宝典》的内容如《长编》所记,包括天文、地理、阴阳、术数,为当时国家汇撰各类术数书之总括,其地理术30 篇仅为一小部分,此后经过历次编校才独立成书,两者不相等同。
因史序等人所纂《乾坤宝典》被认为内容丛杂,无所归诣,当时“学者抉其讹谬,凡三千五百”处。至仁宗景祐初年,司天监王承用又指出其“阙误一千九百”处。据《长编》,至景祐三年六月己酉正式下诏“命官重校阴阳地理书”。①《长编》卷118“景祐三年六月已酉”,第2790页。参加这次工作的除王承用外,还有太子中允集贤校理嵇颖、冬官正张逊、大卜署令秦弁、胡宿②嵇颖等见王洙序文,胡宿,见《玉海》卷15《地理·地理书》“皇祐地理新书”条,第294页。等。此次校核“五年而毕”,交付太常寺。遂又命司天少监杨惟德与二宅官三十七人审核。杨惟德与张逊,据仁宗朝推行的新历《崇天历》(天圣元年八月书成,见《宋史》卷71《律历志四》,第1618页),修正了其中阴阳错乱的地方,“别成三十篇,赐名曰《地理新书》”。至此,以《地理新书》命名的官修地理术数书正式出现。
按:(1)《地理新书》的赐名时间。序文并没有对杨惟德等人的审查工作起讫时间作明确的交代。推测该次审查工作的起讫时间,关键在于对王承用等“五年而毕”的理解。此句可有两解:即至景祐五年(宝元元年)结束,或用了五年才校对完毕。可能是基于对古文承前省略句式的认识,已有研究多理解为至景祐五年结束。但是仔细阅读王洙序言会发现,他对时间的描述较为随意,比如同一句所云“景祐初……始诏”,若按一般句式理解应作景祐元年,然据《长编》实为景祐三年。况且景祐五年改为宝元元年,王洙写序时不应忽视此年号改换问题。因此,对“五年而毕”的理解不能拘泥于古文句式,本文倾向指用了五年校对完毕。若此推测不误,则杨惟德与二宅官等对该书的审核工作可能始于康定元年。至于何时完成? 御赐书名于何时? 则无明文记载,难以推求。就目前掌握的史料,只能大致确定其在康定元年(1040)之后,皇祐三年(1051)曾公定复校之前。
(2)二宅官。两《唐书》与《宋史》无确切记载,据《地理新书》卷9 所引《耳目记》,唐代末期,宰相徐彦若(《旧唐书》卷179 有传)在长安城建私宅时,当时有阴阳官陈二宅者为之相地形,则唐代阴阳官属中已有称二宅的情况出现。据《长编》,哲宗元符元年(1098)三月,御史蔡蹈上书言夷门山营建事宜时,曾记载当时“太史局集二宅克择官马士广等四十七人看详”,且元丰年间(1078-1085)府界提点杨景略曾“将带二宅官王明等按视”,③《长编》卷495“元符元年三月”,第11767-11768页。因此二宅官为北宋太史局下属伎术官之一种,是主要负责内廷阴阳宅选址、择时、营造的专业术数人才。
(3)杨惟德等审查后所成篇数与《乾坤宝典》所涉篇数相同,皆为30 篇。这表明其审定后由仁宗赐名的《地理新书》,很可能基本以景德二年《乾坤宝典》地理篇为基础,篇章结构改变不大。
(4)杨惟德及二宅官审查形成的30 篇,被赐名为《地理新书》。既称“新”书似应与“旧”相对。北宋龚鼎臣《东原录》有“地理新旧志”条,云:“江淮间宅与墓则随五音取向,宅则皆须西北高东北下,流水辰巳间出,兼同用丙向为上。非也。凡宫寺祠庙邮馆皆无常主,故用丙向,宅舍则当各随本音。”④(宋)龚鼎臣:《东原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2册,第555页。今本卷7《取宅地》所载,文字略有不同。此可证当时龚鼎臣所言“新旧志”之流传不虚。
今《重校正地理新书》各条目后之按语,往往指明其文献来源。如卷1《城邑地形》之“卦向纳甲图”按语云:“右俗传丘延翰、左慈说。……官书有《二宅》三十篇,首载此说,以其本于地形,故采而记之于此。”卷2《地形吉凶》第一大段后云:“右因官书参定。”第二大段后云:“右杜阳子。与旧书无相妨者,亦可参用。”卷4《水势吉凶》“凡冢脊之水”段,云“右杜阳子说,其理与官书无相害者,或可用之”。卷13《禽交步尺立成法》后云:“右并官书旧文参定。”卷14《龙虎章光》后云:“右并官书旧文参定。”⑤《重校正地理新书》卷1《城邑地形》,第19页;卷2《地形吉凶》,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3页;卷4《水势吉凶》,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4页;卷13《禽交步尺立成法》,第101页;卷14《龙虎章光》,第110页。据此,官书及官书旧文指《乾坤宝典》而言,其30 篇当时亦称《二宅》,则龚鼎臣所谓旧志,应是当时市面上以《乾坤宝典》地理30 篇为基础的独立流行本。
杨惟德等审定后,虽然赐名《地理新书》,但此时并未著为定本,而仍然命人“钩覆重复”。到皇祐三年(1051),命曾公定主持此事。曾氏上奏认为该书“浅漶疏略,无益于世”。于是皇祐五年(1053)春正月壬戌,“命知制诰王洙等修地理书”①《长编》卷174“皇祐五年春正月壬戌”,第4196页。。具体情况是,命王洙、掌禹锡、刘羲叟、曾公定“置局删修”,“以司天监主薄亢翼改正其旧,观文殿学士丁度典领”。是年丁度薨,王洙“实掌其属”。
王洙重新校正工作的完成时间,在其序文中仅云“自有诏校正,距今二十一年”。金人张谦以为从皇祐三年下诏命曾公定校正始,至熙宁四年(1071)完成,合21年。②《重校正地理新书》,第4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何距王洙等修撰时代并不遥远的金人张谦在给序文做注的时候,会将该书的成书年代弄错? 这除了张谦自身的学识、金统治区域对北宋掌故的陌生等局限以外,我们认为有一个因素或许可以考虑,即他在坊间看到的各种流传本子中,很可能最早就是署熙宁四年牌记的本子,这很容易引起误导。仅为推测,姑妄言之。然据欧阳修所撰王洙墓志铭,王氏卒于嘉祐二年(1057)九月甲戌朔(即初一)。③(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32《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王公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72-476页。该墓志所载王洙诸多修纂事业,未曾提及《地理新书》。《长编》所记王洙卒年月日与墓志同(卷186,第4490页)。另外,序中提及参与该书重校工作的刘羲叟于嘉祐五年八月壬戌病卒,④(宋)范镇:《刘检讨羲叟墓志铭》,《全宋文》卷872 范镇11,第40册,第298-299页。据墓志,刘羲叟,字仲更,泽州晋城人。有“歆向之学”,“资强记,于经史百家无不通晓。至于国朝故实,财赋、刑名、兵械、钟律、地理,皆知其要,而星历数术过人远甚,然耻以自名,未尝妄谈也”。掌禹锡亦于熙宁元年去世,⑤(宋)苏颂撰,王同策、管成学、颜中其等点校:《苏魏公文集》卷57《工部侍郎致仕掌公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67-872页。因此张谦的推算错误。沈睿文、刘未已经指出了张谦的推算错误,认为有诏校正,应指最初景祐三年(1036)下诏核校《乾坤宝典》算起,至嘉祐元年(1056)结束,恰好21年,正与南宋末年王应麟《玉海》“皇祐地理新书”条所载“王洙等删修,于嘉祐元年十一月书成三十卷”相吻合。⑥沈睿文:《地理新书的成书及版本流传》,《古代文明》第8卷,第313-336页。刘未:《宋元时期的五音地理书》,《青年考古学家》总22期,2010年版,第97-107页。(宋)王应麟:《玉海》卷15《地理·地理书》“皇祐地理新书”条,第294页。需要指出的是,王氏随后云“上之,赐名《地理新书》”,似有误认为嘉祐元年成书奏进后赐名《地理新书》之嫌,实则此前杨惟德等看详《乾坤宝典》,别成之三十篇,即已赐名。王应麟在《玉海》中冠以“皇祐地理新书”之名,应是以皇祐五年所下诏命为准,属官修典籍命名之例,且有可能王应麟所见南宋刻本即以此命名。元代袁桷在罗列修辽金宋史所需搜访遗书的目录中,地志类下即列入了《皇祐地理新书》,⑦(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41《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重印本。据此,虽然袁桷并不曾亲见该书,且对其性质内容亦并不了解,但是其所列书名,或可说明当时该书确实曾以《皇祐地理新书》之名刊刻流行。
今所知传世《地理新书》诸本,皆属金人毕履道、张谦等辑校补正之版本系统,已非北宋王洙等修撰的原貌。据王洙序言,《地理新书》地事20篇,对象为“城邑、营垒、寺署、邮传、市宅、衢街”;葬事10 篇,对象为“冢穴埏道,门陌顷亩”。《地图》一篇,《目录》一篇,一共32 篇。据此,《宋史·艺文志》著录的王洙《地理新书》30卷,其结构顺序可能是卷首目录、地图、正文:地事20 篇、葬事10 篇,篇各为卷,不计卷首之目录、地图,恰30卷。今传世毕履道、张谦辑校的金明昌刻本,分15卷,地图散入各部分,其篇目35,且葬事多于地事。因此推论,即使排除毕、张二人所补内容,该本与王洙等修定的本子也有一定的距离。
《地理新书》在北宋的具体刊刻情况,尚未找到明确的记载。然龚鼎臣《东原录》“地理新旧志”条所录内容,见于今本卷7《取宅地》,文字略有异同。龚氏卒于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公元1087年1月4日),⑧(宋)刘挚:《忠肃集》卷13《正议大夫致仕龚公墓志铭》,《全宋文》卷1680,第77册,第144-147页。墓志云《东原集》50卷,今传本作《东原录》,待考。则至迟元祐元年之前,王洙等校订之《地理新书》已有流传,且该本与以《乾坤宝典》地理30 篇为基础流行的传本并行,以新旧相区别。
据毕履道《图解校正地理新书序》,北宋有监本流传。①按:毕履道所见是否就是北宋监本,很可怀疑。一则其所校正之本与王洙序文之描述有差距,若其所据确为北宋国子监本,其篇卷当不致有如此出入。一则宋代禁止此类书籍贩卖域外,尤其这类经过多次校正的官修术数书,它代表的是王朝对臣民的仪式之爱,所谓“列圣爱民”之心。高丽请求阴阳地理书的时候,宋廷是经过考虑后才同意恩赐的,并非随意之举。故推测,毕履道等人所见,极可能属于非法边境贸易的“盗印”书。或许正是这一原因,各本错讹缺略,需要做校正工作。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卷中载有《地理新书三十二卷》,②(清)黄丕烈、王国维等:《宋版书考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634-639页。王国维所据之本,据刘未《宋元时期的五音地理书》(《青年考古学家》总22期,2010年版,第97-107页),可知就是台北集文书局影印出版,今藏台北中央图书馆的影金明昌抄本。似即以此为据。然郑樵《通志》及《宋史·艺文志》皆著录30卷,王洙序文云32 篇,且今所传为源于金人辑注后的15卷本,则王国维所谓32卷之说,或以《玉海》卷15“皇祐地理新书”条之记载为据。
至于南宋,据《宋会要辑稿》,高宗建炎三年(1129)三月二日曾下诏,将“《地理新书》一十册”、“《四季万年历》四册”等,“编造下,来年庚戌岁颁赐兵民”。③《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2798页。《玉海》卷3《天文·天文书下》亦载“《地理新书》一十册”。又,卷15“皇祐《地理新书》”条注云“图一篇,今不存”④(宋)王应麟:《玉海》卷15《地理·地理书》“皇祐地理新书”条,第294页。。《玉海》所据为绍兴间《中兴书目》,则绍兴间内阁藏本无“地图”篇。综上,南宋建炎三年曾刻印《地理新书》,装为10册,建炎四年颁行天下,此本似无“地图”篇。
由于建炎间《地理新书》颁赐天下,流传较广,因此南宋人著作中往往称引。引用较多的是成书于绍兴六年(1136)的曾慥《类说》,该书卷49“《地理新书》”所引条目有:青龙白虎、宅高下、宅不居处、宅有水路、树木向背、光泽者吉、形势内外、葬各有宜、出入处、地有五不可、水出入吉凶、水名有九、白虎登墙、树木吉凶、贵山。⑤(宋)曾慥撰,王汝寿等校注:《类说》卷49《地理新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0-1452页。按,该本乃举明天启本校注。本文引用时用四库本作了简单的校对。诸条目文字与今本基本一致,但多为截取正文之一小节。
《类说》以外,其他文献所引多较短小。如陆佃《埤雅》卷8《凤》引《地理新书》云:“状如猪鼠,勿取。凤皇贵胸,鱼贵尾,龟贵头,鳖贵背,虎贵前,马贵脊,牛贵领。”⑥(宋)陆佃撰,王敏红校点:《埤雅》卷8《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页。此段文字见于今本卷3《冈原吉凶下》,作“鱼贵尾,龟贵头,鳖贵背,虎贵前,凤凰贵胸,马贵脊,牛贵领,羊贵乳,皆吉。余不可用。状如猪鼠者,不可取也,主盗贼。”陆佃所引除文字略有出入外,顺序与今本不同。这可能是陆佃节引所致,也可能是版本不同所致。
从南宋学人对此书的称引,我们可以推知他们对该书并不陌生,其流传较为广泛,甚至有些学者还对此有深入的认识。如蔡发《辩锦囊经下非郭氏著》云“《贵取势》一篇又全录《地理新书》十二成者也”,⑦(宋)蔡发:《牧堂集》,(清)蔡有鹍编《蔡氏九儒书》卷1,宋集珍本丛刊第106册,第243页。即依据该书之内容,指出当时署名郭璞的《锦囊经》,其卷下《贵取势》一篇完全抄录了《地理新书》中“十二成”的内容,从而判断其非郭璞所作。
综上,北宋嘉祐元年《地理新书》成书后,很可能在元祐之前已有监本流传,南宋建炎三年据秘阁所藏分装10册的本子重新刊刻,四年初颁布天下,在南宋朝野得到极为广泛的流传,但是该本阙“地图”篇。
《地理新书》在当时据有北方的金朝,同样属于官方术数的标准。《金史》卷51《选举志一》记载,金代司天监以《地理新书》“试安葬”。⑧《金史》卷51《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52-1153页。在民间更是广泛刊刻、流传。据金明昌三年(1192)张谦《精加校正补完地理新书》序言,他所收集的就有古唐(今山西冀城)、夷门(今河南开封)、蒲坂(今山西永济西蒲与陕西潼关隔河相对)等地雕印的各种本子。由此可见当时该书在北方流传的普遍程度。①(金)张谦:《精加校正补完地理新书》,(宋)王洙等纂《重校正地理新书》,第1页。正是这种广泛的刊刻流传基础,张谦得以在其师冯公的传本基础上,结合毕履道校本,利用各本广泛参校,最后完成“精加校正补完地理新书”的工作,并雕版刊刻。
《大金集礼》卷18《时享上·摄行礼》记金大安元年(1209)陵寝事,引司天台阴阳人张庆渊等三人状,“自陵寝红排沙以西过涧,辘轳岭已有南郊涧道隔断山势,以西又过木浮岭,下有龙泉河,河身深阔,隔绝地脉。按《地理新书》‘五音地脉’篇:‘凡隔坑潭,江河地势已绝,不相连接。’兼山陵至此已三十二里,若将龙泉河便为禁限西界,委是别无窒碍,其东南北三面禁界止,合依元定界堠为限。”②《大金集礼》卷18《时享上·摄行礼》,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8册,第168页。“五音地脉”为今本《地理新书》卷7 之一小节。此可证《金史》所言司天监以《地理新书》“试安葬”,信然。
另一方面,从张谦校正补注《地理新书》的工作亦可推测,金人统治区域的市面上,并无完整之北宋监本流传,应该也没有南宋建炎四年的本子流传。《续文献通考》卷42《选举·方伎》云,金制,草泽补充司天台阴阳人,以《地理新书》试合婚与安葬。③《续文献通考》卷42《选举·方伎》,第3187页。若清人所言此条不误,则民间流行之本应与司天监之本相同或相近,否则无以考核。由此,则很可能金司天监之藏本亦非北宋监本之旧,张谦之言非虚。
据《秘书监志》卷7《司天监》,至元七年(1270)时议定每三年一次,差官于草泽人內精加考试,选取五科阴阳人,中选者收作司天生员(进入司天台学习五科阴阳,亦三年一试)。至元十二年正月十九日,司天台提出新的办法,“令无验各路大小,限定合贡草泽人员与本台存留习学人,每三年一次”,照依新拟定的“事理程试收系”。其中草泽人许习经书与考试格式中,王洙(按,原文作“朴”,径改)《地理新书》试题三道:
假令问安延翰以八卦之位通九星之气,可以知都邑之利害者何如。
假令问五姓禽交名得是何穴位。
假令问商姓祭主丁卯九月生,宜用何年月日晨安葬。④(元)王士点撰:《秘书监志》(元明史料丛编第1辑第4册),(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第185-195页。按:“安延翰”当为“丘延翰”之误。
有学者据此指出,元代司天监选取和培养阴阳学人才,《地理新书》是必修科目。⑤关于元明时期的阴阳学,请参阅沈建东:《元明阴阳学制度初探》,《大陆杂志》第79卷第6期,1989年版,第261-270页。
又,《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9:
□汉儿、蛮子田地里有理会得阴阳人的数目,各路里官人每好生的要了秀才、大夫的体例里,每路分里委付教授好生教者,那里有好本事呵。每年里呈了来,交这里试了,理会得呵,司天台里也交行者。不理会得的交回去呵。怎生么道奏呵。是有不索寻思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除外,今处礼部呈阴阳教授,令各路公选老成重厚、术艺精明、为众推服一名,于三元经书内出题,行移廉访司体覆相同,举用从集贤院定夺,取到元阴阳人所指科目,都省准拟,除已另行外,合行移咨请照验。依上施行。
占算 三命 五星 周易 六壬 数学
(婚元)占才大义书(宅元)周易秘奥八宅通真论
(茔元)地理新书 茔元总论 地理明真论。⑥《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9《吏部卷三·官制三·阴阳官·试选阴阳教授元(贞元年二月中书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影印元刊本,上册第325页。《续文献通考》卷42《选举考·方伎》,第3188页上,按语引用了《元典章》的这段记载。
综上所引,则《地理新书》不仅在中央机构司天监内保存传习,在地方阴阳人及民间术士中亦有一定程度的流传,否则无以传习并参加司天监之考试。需要指出的是,据《秘书监志》记载,前至元间试《地理新书》尚涉及都邑,并不限于葬地;而《元典章》的记载则表明,二十年之后,元贞元年间制定的考试项目中,只有葬地才试《地理新书》。这虽然不能说明《地理新书》此时被完全当做葬书看待,但大体上表明这一时期将《地理新书》当做葬书看待已然成为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这应该能够反映,该时期官方此类术数发展分化的趋势。
在元代一般士大夫中,对该书也有一定的认识。如李冶《敬斋古今注》卷4:“《地理新书》载三字姓,宫音曰步六孤,商音曰可足浑,角音曰侯莫陈,羽音曰赤小豆、郁久闾,此等已不可考。而又载三字阙五音者,‘曰破六韩、阿逸多’等,凡六十姓。”①(元)李冶:《敬斋古今注》卷4,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6册,第57页。按,李冶此条,乃批判《地理新书》中五音术之谬,有“音姓相属,真通戏论”之语。(按,所引内容见于今本卷1《五姓所属》,维“郁久闾”,今本作“都久闾”。)
又如,袁桷《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地志类宋有成书,需搜访的有四种:《太平寰宇记》、《皇祐方域图志》、《元封九域志》及《皇祐地理新书》。②(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41《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影印涵芬楼元刊本重印,1989年版。《皇祐地理新书》即王洙等人所纂修之《地理新书》。不论袁氏将之列为地志是否恰当,从其将之列为应搜访遗书之中,至少表明他本人未曾见过该书,则可见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其流传已不广,以致对该书的性质不甚了了。而这与前文所论《地理新书》在司天监和地方阴阳人或民间术士中一定程度的保存与流传,形成了矛盾。此种书籍保存流传的矛盾,可能显示了当时此类知识传播对象与范围的两种不同意识形态。③这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及笔者的能力,暂不讨论。
元代流传的《地理新书》的版本情况未见明确的记载。从《秘书监志》将王洙讹作王朴、丘延翰讹作安延翰推测,其所用版本似不同于今传世之本。又袁桷称需搜求《皇祐地理新书》,则当时尚知有以此名称流传的本子。
正德《建昌府志》记载,当时建昌府(治所在今江西南城)“收贮书二百二十六种”,其中就有王洙《地理新书》,④(明)夏良胜纂:正德《建昌府志》卷8《典籍》,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34),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版。未注明卷册。则至少明代中期今天江西中东部地区还有传本。考虑到江西地区宋代以来地理术之盛行,及原为南宋统治区域,推测其收贮之本属于南宋颁布天下的建炎三年刻本的可能性为大。
大约七十多年后,万历十九年(1591)高濂自刻本《遵生八笺》卷7《起居安乐笺上》“家居种树宜忌”条云:“《地理新书》曰:人家居止种树,惟栽竹四畔,青翠郁然,不惟生旺,自无俗气。东种桃柳,西种柘榆,南种梅枣,北种李杏,为吉。又云:宅东不宜种杏,宅南北不宜种李,宅庭前勿种桐,妨碍主人翁。屋内不可多种芭蕉,久而招祟。堂前宜种石榴,多嗣,大吉。中庭不宜种树取阳,栽花作兰,惹淫招损。”⑤(明)高濂:《雅尚斋遵生八笺》卷7《起居安乐笺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丛刊,第61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209页。按:原文作《地理心书》,“心”字径改为“新”。所引,见今本卷6,另外朱睦 《万卷堂书目》著录王珠(洙)《地理新书》六卷。⑥(明)朱睦 :《万卷堂书目》卷3《子部·五行家》,《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编·明清卷》(7),影印光绪二十九年湘潭叶氏观古堂刻本,第521-523页。则明中后期士大夫和藏书家仍有知见。
明代宫中亦藏有《地理新书》,且很可能版本不同。《文渊阁书目》卷3《列字号第一厨书目·阴阳》:“地理新书一部三册,地理新书一部一册。”⑦(明)杨士奇编:《文渊阁书目》卷3《列字号第一厨书目·阴阳》,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75册,第192页。据卷首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所上题本,该书目所载典籍,包括这两种《地理新书》在内,是永乐十九年(1421)从南京搬到北京,储藏于“左顺门北廊”,正统间奉旨“移贮于文渊东阁”,遂编目,总名《文渊阁书目》,一册,并请用“广运之宝”钤识,仍藏于文渊阁。⑧(明)杨士奇编:《文渊阁书目》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页。清代乾隆时,四库馆臣据王肯堂《郁冈斋笔麈》、王士祯《古夫于亭集录》,指出所藏书在明代已残缺不完,至清初“曹贞吉为内阁典籍,文渊阁书散失殆尽”①(明)杨士奇编:《文渊阁书目》卷首,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114页.。参与1648年《明史》纂修的傅维麟,在其稍后个人编成的《明书》中,经籍部分采用了《文渊阁书目》,著录《地理新书》“三册,阙。又一部,一册,阙”②(明)杨士奇、(清)傅维麟:《明书经籍志》,严灵峰编辑《书目类编》第3册,据民国四十八年排印本影印,第806页。傅维麟所编《明书》之卷75-77 为《经籍志》,请参见王重民:《〈明史·艺文志〉与补史艺文志的兴起》,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3-224页;《〈千顷堂书目〉考》,第185-212页。。因此,原藏明内阁的这两种《地理新书》,清初似已散佚。
据《御定星历考原》卷3《月事吉神》“鸣吠日”引文有:“《地理新书》、《括地图》云:去东海有桃都山,大桃树盘曲三千里,上有一金鸡,下有二神人,一名郁、一名垒,各持苇索,用捉不祥之鬼,及天将旦,日照金鸡鸣,天下众鸡悉从而鸣。金鸡鸣讫,下食恶鬼。金鸡鸣时百鬼皆走避也。”③《御定星历考原》卷3《月事吉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1册,第57页。按,所引见于今本《地理新书》卷11《择日吉凶》“金鸡鸣玉犬吠上下不呼”条,个别文字可互校。又同书卷4《月事凶神》“复日”引《地理新书》云:“正月甲、七月庚、二月乙、八月辛、四月丙、十月壬、五月丁、十一月癸、三月九月戊、六月十二月巳。”④《御定星历考原》卷4《月事凶神》,第75页。《协纪辨方》卷5《义例三》论“复日”所引《地理新书》与此相同。⑤《协纪辨方》卷5《义例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1册,第301页。按,今本《地理新书》卷11《择日吉凶》“杂吉凶日”条,作“正月七月甲庚日,二月八月乙辛日,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戊己日,四月十月丙壬日,五月十一月丁癸日”⑥《重校正地理新书》卷11《择日吉凶》“杂吉凶日”条,集文书局本,第309页。。比较两段引文,《御定星历考原》、《协纪辨方》所引较今本《地理新书》更通顺合理,或可推测:清代内阁仍有藏本,其本与今传本文字略有差异,至于它是否即明代内阁藏本则不得而知。
康熙时《江南通志》卷14《舆地志·山川四·海州》:“孔望山,在州东。《舆地要览》云孔子问官于郯子,尝登此山以望东海。又名古城山,《地理新书》谓即古海州故城。”又,同书卷33《舆地志·古迹四·海州》“古州城”条云:“在州城东,前接高山,后枕积水,其山半垒石为城,东南面海,《地理新书》以为即古海州,其山之巅为孔望山。”⑦(清)赵弘恩等监修,黄之雋等编纂:《江南通志》卷14《舆地志·山川四·海州》“孔望山”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07册,第485页;第508册,第127页。虽然今本《地理新书》卷9《史传事验·古海州城》所记文字稍异,未提及孔望山,也没有“古城山”的称谓,⑧《重校正地理新书》卷9《史传事验·古海州城》,续修四库全书本,第65页。集文书局影印本,第262页。但是具体所指则相同,推测编纂者可能见过《地理新书》。
四库本《河南通志》卷65《文苑》与《山西通志》卷84《名宦》“掌禹锡”条皆载其预修《地理新书》事,⑨(清)田文镜等监修,孙灏、顾栋高等编纂:《河南通志》卷65《文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38册,第152页。(清)觉罗石麟等监修,储大文等编纂:《山西通志》卷84《名宦》“掌禹锡”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45册,第49页。所据似《宋史》卷294《掌禹锡传》;而《山西通志》卷175《经籍志》子部卜筮类“王洙地理新书三十卷”,⑩(清)觉罗石麟等监修,储大文等编纂:《山西通志》卷175《经籍志》,第548册,第448页。或亦以《宋史》为据。然同书卷178《辨证三·辽州》“榆社县”条,证引云:“《地理新书》,石晋韩王王建立,以地多桑榆,仍名县曰榆社。”⑪(清)觉罗石麟等监修,储大文等编纂:《山西通志》卷175《经籍志》,第548册,第448页。此条今本不见记载。若编纂者乃据《地理新书》抄录而非转引,则所据之本与今所传之本属于不同版本系统。此本尚存人间否?
综合沈睿文、刘未的考证,目前所知道的存世传本有5种,分别为台北“国立中央”(现已改称“国家”) 图书馆藏金刻本(15卷,6册,书号06509),北京大学藏金刻本(15卷,6册,书号SB/8890),国家图书馆藏清影金抄本A(15卷,4册,书号5217)、清影金抄本B(15卷,4册,书号6847),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清影金抄本(15卷,6册,书号06510)。①沈睿文:《地理新书的成书及版本流传》,《古代文明》第8卷,第313-336页。刘未:《宋元时期的五音地理书》,《青年考古学家》总22期,2010年版,第97-107页。目前所知的这5种传世本,其中台北藏抄本由集文书局于1985年影印出版;北京大学藏刻本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中,于200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虽然不同学者对其版本时代的描述略有不同,但是从已经影印出版的2种以及其他3种的各种著录看,其行款都是半叶十七行,行三十字,唯装帧册数、纸张不同,文字略有出入,属于同一版本系统应无疑问。
对于目前存世之刻本,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属于元覆金刻本,一种认为金刻本。最早认为传世《地理新书》为元覆金刻本的是陆心源。日本人岛田翰在《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中记载,陆心源向其指出,郁松年家所藏“金刊《地理新书》,案是所谓金刊《图解校正地理新书》者,实为元刻,凡所称曰金刊,大抵为元刻”②[日]岛田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严灵峰编辑《书目类编》(91),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40964-40965页。。郁松年藏本,后辗转为李盛铎所藏。李氏刊行之《木犀轩藏宋本书目·木犀轩藏元本书目》记此本为“《五音地理新书》十五卷,金明昌壬子刊本”。③李盛铎:《木犀轩藏宋本书目·木犀轩藏元本书目》,《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2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95页。此本后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据北大张玉范整理之《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李氏又记作元刊本。④李盛铎:《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张玉范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180页。郁松年、李盛铎示人以金刊,乃藏书人之玄虚哉?!1950年代,宿白在《白沙宋墓》中据此北大藏本考察宋墓形制时,指出今本乔道用添语在金明昌张谦重刻之后,在金元之际,元代据金明昌本复刻,元以后无刻本。⑤宿白:《白沙宋墓》注8、176、1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年版,第3、86、86-87页。然北大所藏本刊刻年代之认识,后此诸家似有变化。北大、北图(国图)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等书目,皆著录为金明昌刻本。两种看法,到底何者为确,在没有见到实物以及比较台北所藏刻本之前,似难以定论。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宿白认为乔道用所添内容在张谦之后,这一点似尚需讨论。正文中,乔道用所添计有卷1《二至表影》,卷11《每日太阳躔度》,卷12《乔道用添补五姓八卦数》(此处宫羽二姓图上角云乔道用新添,板框外则云“张谦添补冢穴步数”),卷13《昭穆葬图》、《中焦折壁之法》,卷14《四折曲路立成图法》、《祭坛立标之图》等。上述诸处,除卷13《中焦折壁之法》在张谦新述之后外,其余皆在《新图解》之后,且内容皆属毕履道所言方位与历算之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卷14《四折曲路立成图法》正是毕履道序所言,“细画其角斜正方合勾股入穴之图”,⑥《重校正地理新书》卷首,第1页。因此推测乔道用所添内容很可能在张谦之前。若此推测不误,则今存世刻本为金刻本。
虽然对存世刊本之时代尚有不同看法,但是比较影印诸本及相关著录,有一点可以确定,即目前存世之5种,属于同一版本系统,皆源于金明昌三年刻本无疑。
兹综合沈睿文、刘未之论述,及诸家著录,将已知各本情况整理如下:
国图藏两种清影金抄本,皆4册,行款皆半叶十七行,行三十字,黑口,四周双边。⑦《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子部·术数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无出版年,第1312页,书号分别为5217、6847,皆为1937年以后入藏。《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版,第914页。
A 书号5217,张金吾爱日精庐——道光六年后归端华怡府乐善堂——咸丰末年辛酉政变后归杨绍和,入藏海源阁,历经杨绍和、杨保彝,期间光绪乙酉十月杨保彝重装,至第四代杨敬夫时散出——北京图书馆。⑧(清)杨绍和:《楹书隅录》,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光绪二十年聊城海源阁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26册,第648页。另见中华书局影印本,1990年版,第487页。考订详见沈睿文。
B 书号6847,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北京图书馆。⑨(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15“《地理新书》十五卷”条,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26册,第257页。另见中华书局影印本,1990年版,第221-222页。
C 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清影金抄本,4册,半叶十七行,行三十字,黑口,四周双边。前冠毕履道序、张谦序、王洙序。台北集文书局1985年影印出版。递藏顺序:张乃熊——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①张乃熊:《菦圃善本书目》卷5 下,广文书局影印本,1969年版,第148页。据刘未,《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二版(二),1986年版,第517页;《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台北国家图书馆,1998年版,第330页,著录该书。考订详见沈睿文、刘未。
D 北京大学藏金刻本,框高19.5 厘米,广13厘米。半叶十七行,行三十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前冠毕履道序、张谦序、王洙序。递藏顺序:黄氏士礼居藏本——汪氏艺芸精舍——郁松年田耕堂——丁日昌持静斋——李盛铎木犀轩——北京大学图书馆。②(清)汪士钟:《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子部·相宅墓”,严灵峰编辑:《书目类编》(30),第13325页。(清)莫有芝撰,张剑点校:《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卷2,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9-64页。(清)丁日昌:《持静斋书目》卷3,《海王邨古籍书目题跋丛刊》(3),北京: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449页。李盛铎《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子部·术数类”,《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19),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4页。潘景郑:《著砚楼书跋》,严灵峰编辑:《书目类编》(77),第34729-34730页。[日]岛田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严灵峰编辑《书目类编》(91),第40964-40965页。张玉范整理:《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180页。张玉范、沈乃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3册,第126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05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考订详见沈睿文、刘未的论文。
E 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藏金刻本,6册,半叶十七行,行三十字,黑口,四周双边。前冠毕履道序、张谦序、王洙序。卷末有光绪己亥翁同龢跋。递藏顺序:陈揆——翁心存、翁同爵、翁同龢、翁之缮——蒋孟苹、蒋祖诒——张珩——“国立中央”图书馆。③(清)陈揆:《稽瑞楼书目·小橱丛书贮西楼后书室》,《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明清卷》(28),第212页。蒋汝藻:《传书堂善本书目》卷6《子部》,《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30),第490页。据刘未,该书著录如下:《国立中央图书馆金元本图录》,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1年版,第7-9页;《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1982年版,第1249-1250页。《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二版(二)1986年版,第516页;《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选录》1986年版,第87页;《满目琳琅: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特藏》1993年版,第76-77页;《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子部,台北国家图书馆,1998年版,第329页。考订详见沈睿文、刘未。沈睿文抄录了翁同龢题跋:“是书椠于金明昌壬子,张谦所补完。盖因宋景祐两次敕修之本,及大定时毕履道图解而复合官书、俗用参订而成者也。金椠书籍最称难得。此书四库未经著录,藏书家亦罕觐。虽其论次不免前后抵牾,巫史杂用,然犹见唐宋相承旧说,教近世凿空妄谈者为有根榘。道光丁未,先文端公得此于邑陈氏稽瑞楼,先五兄玉甫服膺研究,遂通其学,鸽峰先卜之兆,兄所定也。今兄之曾孙(翁)之缮敬守弗替,洵足为吾家传世秘笈矣。粤东丁雨生中丞亦藏一本,与此正同。恐海内遂无弟三本。彼本乃士礼居旧物也。光绪二十五年岁次己亥冬至前一日松禅翁同龢记。”末钤“同龢”印。这段题跋,沈睿文未注明出处,推测可能出于《国立中央图书馆金元本图录》等台湾著录图版。
又按:王国维推测,蒋汝藻藏本(今台北抄本)、聊城杨氏藏本(今国图A)、常熟瞿氏(今国图B)三者,皆出黄氏士礼居。④王国维:《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王国维全集续编》(九),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版,第3573-3754页。转引自刘未:《宋元时期的五音地理书》,《青年考古学家》总22期,2010年版,第97-107页。若王氏推测不误,则目前所存3种抄本、1种刻本,其实皆出黄氏。如此,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目前已知的各个藏本,从明代流传至清代,最初都在江南地区,包括明代北京宫中的藏本也是从南京搬过去的。到晚清时期,北方私人藏书家才收藏此书。结合明代正德《建昌府志》的记载,则明清时代该书主要在江南地区流传。又,今所知传本并无“广运之宝”钤印,亦未见有藏印剜改之记载,因此推测明代从南京搬到北京,藏于宫中的两部与今所知传本不同。不知尚存寰宇间否?
(1)史序等所纂《乾坤宝典》成书于真宗景德二年(1005),正文417卷,其中“地理”共30 篇,亦称《二宅》。
(2)仁宗景祐三年(1036)王承用等核校《乾坤宝典》,约至康定元年(1040)完成。随后杨惟德等人对之审核,将其中地理30 篇单独成书,赐名《地理新书》,但并未著为定本,仍在校对过程中。
(3)皇祐五年(1053)命王洙等置局删修,至嘉祐元年十一月书成奏进:正文地事20 篇,葬事10 篇,地图1 篇,目录1 篇,著为定本,宋代以《皇祐地理新书》之名流传。
(4)元祐元年(1086)之前,市面上有新旧两种本子,以地理新旧志相别。旧志指《乾坤宝典》之地理三十篇;新志即王洙等校定之《地理新书》,南宋建炎三年(1129)重刻,分装10册,四年颁布天下,此本已阙地图篇。此本,明代江西地区可能还有流传,今未见传世。
(5)该书金、元、明、清,代有流传。目前所知,有2种刻本、3种清抄本传世,皆属金明昌三年张谦所刻15卷本之系统,已非北宋原貌。
Dili xinshu:How It Was Compiled, Developed, and Handed Down
PAN Sheng(The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210097)
Abstract: Dili xinshu(《地理新书》)is an important book on Dili Shushu (地理术数,divination &geomancy), which was compiled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The book was given the name Dili xinshu maybe between the 1st year of Kangding (康定元年,A.D.1040) and the 3rd year of Huangyou (皇祐三年,A.D.1051).It had been reported to Emperor Renzong of Song (宋仁宗) in November of 1st year of Jiading (嘉定元年,AD.1056), being called Huangyou Dili xinshu (《皇祐地理新书》) at the time.There were two versions before the 1st year of Yuanyou (宋哲宗元祐元年,A.D.1086), with the old collection from the Dili shushu Chapters referred to as Qiankunbaodian (《乾坤宝典》) and the new Dili xinshu. Then, Dili xinshu was reprinted in the 3rd year of Jianyan (建炎3年,A.D.1129), with the chapter on mapping already lost.Today, we find 5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book.Two of them were woodblock printed in the 3rd year of Mingchang (明昌三年,A.D.1192) in Jin Dynasty, being edited by Zhang qian (张谦), and three versions were handwritten copies of the Qing Dynasty.While all of them were called Chongjiaozheng Dili xinshu (《重校正地理新书》), they actually belong to the same version.
Key words: Dili xinshu(《地理新书》); texts development; handed down; version.
中图分类号:K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7)05-0128-11
收稿日期:2017-03-30
作者简介:潘晟,江苏武进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理学博士。(江苏南京 210097)
基金项目:本文为古委会厅转项目“《重校正地理新书》校注”(项目编号:1305138)及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宋代择居习俗的流变与聚落形态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0CZS015)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