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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三京留守司御史台考论


摘 要:北宋承袭唐、五代之制,先后于西京、南京、北京设立留守司御史台。然而,与唐、五代留台所掌事务繁剧不同,其职权随着宋初地方监察制度的完备而逐渐消弭,不再拥有对陪都地区完整的监察权,只剩下如拜表行香、纠举违失等礼制性的职能。其长官由中、高阶的官员担任,然或老、或病,成为宋人眼中的赋闲之职。留台职权虽小,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北宋陪都地区的政治向心力。

关键词:北宋;留守司御史台;西京;南京;北京

赵宋立国之后,沿袭前朝陪都之制,先后以河南府为西京,应天府为南京,大名府为北京。这三京皆设留守司,作为留守司的组成机构,也相应地设置了御史台,全称为“留守司御史台”,多简称为“留司御史台”或“留台”。“三京留守司御史台”即为这三京御史台的总称。目前,关于三京留守司御史台的研究,主要以龚延明和张祥云为主。龚氏的《宋代官制辞典》设立了“三京留守司御史台”、“西京留守司御史台”、“北京留守司御史台”等词条,对相关词条的职能、简称、别称等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解释。①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85-386页。张氏所著《北宋西京河南府研究》对“西京留司御史台”的设置、职能、政治生活等方面均有涉及,但失之简略,还有待深入。②张祥云:《北宋西京河南府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139页。然而,有关这一机构的性质及相关内容仍然比较模糊,笔者不揣浅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从这一机构的设置过程及发展、职掌、长官选任、地位等方面进行讨论,力求明晰其中的诸多关节。

一、三京留守司御史台的设置及发展

在陪都设立御史台,沿袭的是唐代制度。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政治重心基本上位于东都洛阳,东都御史台大概就设置于此时。①勾利军:《唐代东都分司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东都御史台起初以御史中丞为长官,“自中丞已下,元额七员;中丞一员,侍御史一员,殿中侍御史二员,监察御史二员”②王溥撰:《唐会要》卷60《东都留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3-1234页。。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年)以后,东都御史台的地位逐渐降低。其年“三月,以权知御史中丞崔元略为东都留台。自后但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共主留台之务,而三院御史亦不尝备焉”③《唐会要》卷60《东都留台》,第1234页。。五代之时,后梁、后唐并未以唐东都为模范,完善陪都的相关机构。后晋灭后唐之后,以开封为首都,洛阳为西京,并于此设立分司机构及御史台。与唐后期相似,西京御史台只有三院御史,且不齐备。此后,后汉、后周、北宋都沿袭了这一制度。④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155页。

要说明三京留守司御史台的设立过程,就必须对这三京地位的确立有所交待。宋初以河南府为西京,继承的是后周既有的制度。因为宋太祖“行禅代礼”之后即将周帝、周太后“迁居西京”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癸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页。,此后并未有以河南府为西京之类的诏书,史籍中亦无此类记载。西京留守司御史台也为后周所有,宋亦袭之。需要说明的则是应天府和大名府陪都地位的确立及其机构的完善。以西京河南府为例,留守司的组成机构中不仅有御史台,还有国子监、司礼院以及一些供奉太祖、太宗御像的宫观。换言之,三京留守司的组织机构及陪都地位的塑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

应天府原名宋州,宋太祖赵匡胤做过后周的归德军节度使,其治所即在宋州。因此,宋州被视为宋朝的龙兴之所。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二月,升宋州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真宗在去祭祀老子的途中,经过应天府,“升应天府为南京”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2,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丙辰,第1864页。。史料所及,宋真宗升应天府为南京后,并无多少举措来完善其陪都地位。直到宋仁宗即位后,才逐步完善了南京留守司的组织结构及其它事宜。如:天圣四年(1026)十月丙申,“奉真宗御容于南京鸿庆宫”⑦李焘:《长编》卷104,天圣四年十月丙申,第2425页。;庆历三年(1043)十二月戊午,“以南京府学为国子监”⑧李焘:《长编》卷145,庆历三年十二月戊午,第3516页。;御史台为庆历五年九月所置。其后,又修南京鸿庆宫三圣御容殿⑨李焘:《长编》卷159,庆历六年十二月丙辰,第3855页。,并以翰林学士、权三司使张方平为南京鸿庆宫奉安三圣御容礼仪使⑩李焘:《长编》卷160,庆历七年六月辛亥,第3876页。,“奉安太祖、太宗、真宗御容于南京鸿庆宫”⑪李焘:《长编》卷161,庆历七年七月癸未,第3881页。。至此,南京留守司的机构和相关事宜的配备基本完成。

大名府能成为北京,与宋辽之间的紧张关系息息相关。庆历二年(1142)二月,契丹增兵于宋辽边境,并遣使索取关南地。宰相吕夷简以为“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遂“建大名府为北京”⑫李焘:《长编》卷136,庆历二年五月戊午,第3260页。。宋辽之间的紧张关系经过富弼使辽的“增币交涉”,以及余靖等的“以夷制夷”政策之后,宋朝才转危为安⑬陶晋生:《宋辽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7页。。而在局势缓解之后的庆历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置北京留守司御史台”。与西京、南京相比,北京的建设只是权宜之计,其国防意义是首要的。

上述以南、北二京的确立过程为主线,为这两京留守司御史台的设置大致勾勒出了一幅时代背景。其实,这两京御史台设置的时间相差不多,一在庆历五年,一在庆历七年,这说明庆历年间重视陪都的建设,完善了各陪都的职能,突出其地位,使之与一般州郡相异。而这一完善过程,包括陪都御史台的设置,无疑是以唐东都的建制为模板。

留守司御史台亦有自己的府衙。“两京留台皆有公宇,亦榜曰‘御史台’。”⑭叶梦得:《石林燕语》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2页。因官阶高低有差,其长官分别为“判某京留守司御史台”、“权判某京留守司御史台”、“管勾某京留守司御史台公事”、“权管勾某京留守司御史台公事”,或俗称“留台御史”。属吏则有令史、知班、驱使官、书吏各一人①《宋会要辑稿》职官17之38,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753页。。即留守司御史台机关的组成人员,只有一名长官和几个属吏。到宋神宗熙宁二年时,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诏:“令三京留司御史台添权判或管勾官一员,仍差大卿监并职司以上差遣人”,“以待卿监监司之老者”;同时,留守司国子监亦增人员。②同上。对此变端,宋人徐度认为:“以优士大夫之老疾不任职者,而王荆公亦欲以置异议之人也。”③徐度:《却扫编》卷下,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页。其后,陈均在《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亦指出:“王安石亦欲以此处异议者,遂诏毋限员。”④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18,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25页。不论如何,原来只有一名长官和几名属吏的留台,在神宗时增加了员额。而且其地位也逐渐降低,“自创置宫观后,重臣不复为,率用常调庶官,比宫殿给使,请俸差优尔。朝廷既但以此为恩,故来者奔走府廷,殆与属吏无异矣”⑤叶梦得:《石林燕语》卷4,第52页。。也就是说,随着宫观官的大量设立,其俸禄又厚,三京留守司御史台的地位在不断降低,养老的高级官员多任宫观官,而不愿任职留司御史台,最后竟然沦落到与属吏相似的地步。南宋时,三京皆陷于金,留守司御史台也就不复存在了。

二、三京留守司御史台的职掌

据研究,唐代东都御史台不仅可以监察百官,特别是在东都的官员,也可负责洛阳的治安,代行司法之权,还可以监督财权、司法、郊庙百祀等。⑥参见勾利军:《唐代东都分司官研究》,第142-157页。五代时期的西京御史台的职权与唐代相似,主要负责对洛阳及周边地区官员、分司官的监察。⑦参见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第155页。而且,其管辖的事务繁剧,甚至侵涉了一些地方官府的职权。如陶穀在后晋时任过西京留台御史,他曾上疏曰:“臣任监察御史日,留台西京。窃见台司详断者,至于夫妇之间,小小争讼,动引支证,淹滞积时。及坊市死亡丧葬,又须台司判状;奴婢病亡,又须检验。人吏贪狡,因此邀求,动经旬时,不遂埋瘗。是臣目击,尝嫉弊讹者。”当时朝廷责令有司处理各自的相关事务。⑧王钦若编:《册府元龟》卷66《帝王部·发号令五》,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40页。可见,五代时由于留台管辖太过广泛,百姓小事且由其掌,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这恐怕是自唐以来,留台司法权扩张的恶果。

宋代留守司御史台的权限大不如前,时人多以之为闲职,这从宋人的记述中可以获知。宋人徐度在论及吴育、刘原父以集贤院学士判西京、南京留守司御史台时,说其“职闲无事”。⑨徐度:《却掃编》卷上,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宋仁宗时,翰林学士王珪举荐李徽之,当时李正要赴任南京留司御史台。王珪认为像李徽之这样的人才不加以任用,却“置之闲废之地”。⑩《历代名臣奏议》卷13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2页。 这说明,王珪以为留台之职为“闲废之地”,只一虚位而已。又如宋神宗即位之初,御史中丞王陶弹劾宰相韩琦有违礼节,由此引发台谏官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中外纷纷”。时任龙图阁直学士的韩维上书,以为当使双方在朝堂上辩论,以平息纷扰,并且说“若臣所言幸蒙施用,则事辨之后,乞罢臣职任,授一小州,或留台闲官”。⑪韩维:《南阳集》卷24《论宰相与中丞得失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86 冊,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13页;另见《历代名臣奏议》卷176,第2311页。 借用此段材料的重点不在于展现台谏和政府之间的冲突,而在于表明韩维将留台看作是闲职,这是北宋士大夫比较普遍的观念。叶梦得说留台“旧为前执政重臣休老养疾之地,故例不视事”⑫叶梦得:《石林燕语》卷4,第52页。。即叶梦得以为留台为闲职,且已经形成无所职掌的惯例。

不仅士大夫如此认为,朝廷正式公文上亦表达出留台为闲职的意思。如王安石在给李柬之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的制书上,说李柬之“力辞显荣,退就闲职”,又说“别都执宪,地清务简”。①王安石:《临川文集》卷49《龙图阁直学士李柬之刑部侍郎充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制》,四部丛刊本。王安石的意思是,李柬之放弃了在开封的荣华,而选择了陪都御史台这个清水衙门。但这并不仅仅是王安石个人意思的表露,也并非一般士大夫的观念,它既然见诸公文,那就是朝廷的共识,即官方的日常观念。

“清闲”是宋人对留台的记述中留给后人的印象,其实不全尽然。在宋初,它还是有监察权的。如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十二月,“凤翔节度使符彦卿被病,肩舆赴镇,至西京,上言其疾亟,诏许就医洛阳。假满百日,受俸如故,为御史所纠,请下留台鞫问。上以彦卿姻旧,特释之,但罢其节度”②《长编》卷10,开宝二年十二月乙酉,第237页。。其中所言的御史应为留台御史,“留台”也应为西京留守司御史台。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宋代史料中所言的“留台”都是指三京留守司御史台。若皇帝不在开封,那么在开封的御史台也称“留台”。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九月,宋真宗离开开封,“以兵部侍郎向敏中权东京留守,翰林侍讲学士邢昺权判留司御史台”③《宋会要辑稿》礼22之15,第890页。。再如大中祥符二年,“资政殿大学士向敏中权东京留守,龙图阁待制孙奭权判留司御史台,查道权判留司尚书都省”④《宋会要辑稿》礼28之48,第1043页。。皇帝既然不在首都,那么首都就会成立一套留守政府的班子,而此时的留司御史台也即是原来的御史台,但三京留守司御史台与之不可同日而语,只是名称相似,也简称“留台”罢了。⑤但以往研究者在引用此条史料时,并未加以辩证,而是直接作为西京留台行使监察权的事例。如勾利军:《唐宋分司机构与社会变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又如张祥云:《北宋西京河南府研究》,第131页。再接前言,开宝二年十二月,宋太祖并未离京⑥参见《宋史》卷2《太祖本纪二》,第30页。,因此可以断言,此时的留台确指西京留台。这就说明,在宋立国之初,西京留台还保留有一定的监察权,但这是五代留台权力的惯性使然,并非有宋一代的制度。随着宋初转运使的设立及其职权的扩张,留台的监察权渐渐归其所有,大概在真宗时即完全丧失了其原有的监察权力。

虽为闲职,却也有所执掌。史料中只言其“掌拜表、行香,纠举违失”。⑦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17之38,第2753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53《职官考七·御史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55页;《宋史》卷164《职官志四》,第3873页。

“拜表”、“行香”是两种重要的仪式,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皇帝的权威。“拜表”之制为:

宋朝之制,每正、冬不受朝。及郡国大庆瑞、奉上尊号、请行大礼,宰臣率文武(郡)[群]臣或并内诸司使、三班、诸军将校、蕃夷酋长、僧道、耆老等诣东上閤门拜表,西京留守率留守司百官五日一上表起居。车驾巡幸,东宫、留守司百官每五日一上表起居。⑧《宋会要辑稿》仪制7之1,第1950页。

又西京留守拜表仪制,留司百官每五日一上表起居,质明,并集长寿寺立班,置表于案,再拜以遣。其春、秋赐服及大庆瑞并如之。或令分司官赍诣行在,或止驿付南京留司,约用此制。若巡幸,东京则留司百官亦五日一上表起居,并集大相国寺。⑨《宋史》卷120《礼志二十三》,第2818页。

“行香”则是在皇家的重要节日,如国忌(如皇帝忌日)、祠忌(重要祭祀)、帝后生辰等,官员们要赴太庙、寺院(如大相国寺),宫观(如上清宫、天庆观)等场所举行上香仪式,以达到哀悼或祈祷的目的。如:建隆元年正月十七日,“于大相国寺建道场以祝寿,至日,上寿退,百僚诣寺行香”⑩《宋史》卷112《礼志十五》,第2671页。。宋真宗时,“以六月六日为天贶节,京师断屠宰,百官行香上清宫”⑪《宋史》卷112《礼志十五》,第2680页。。

在东京开封举行的“拜表行香”活动,由御史台纠察官员不合礼节的行为。在陪都,“拜表、行香”事宜则由留守司御史台来主管,如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八月,西京留司御史台上奏:“太宗圣容奉安应天禅院,自来忌日就广爱寺行香。将来忌日,欲就本院设斋,诣圣容殿行香,其诸忌仍旧广爱寺。”①《宋会要辑稿》礼42之5,第1410页。即是留司御史台措置行香事宜。换言之,留守司御史台的职掌是组织拜表、行香的系列活动。

司马光“熙宁、元丰间相继为者十七年,虽不甚预府事,然亦守其法令甚严,如国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肃,亦必绳治”②叶梦得:《石林燕语》卷4,第52页。。其中所言的“法令”当是留台的职掌,即拜表、行香,纠举其中的违纪之举。结合上文所述,留台的职权除了组织拜表、行香事宜之外,也负责纠举在这些活动中违反礼节的官员。同时也可以认为,留台并不享有对三京地区的完整监察权。

然而,“纠举违失”并不仅限于拜表、行香。如宋真宗咸平二年(999),西京留守司御史台上奏,建议“留府群官、使臣乘马不得带缨”,朝廷从其所请③《宋史》卷150《舆服志二》,第3513页。。因为这些官员乘马“带缨”违反了舆服制度,留台之意当在纠举其谬。再如司马光在权判留司御史台任上弹奏“比部员外郎、崇义公、分司西京柴咏管勾周陵,祭祀不遵依式,无肃恭之心”,朝廷“乃诏留守司劾咏罪以闻”。④《长编》卷228,熙宁四年十二月乙亥,第5560页。这则是纠举不能按照礼制履行职责的官员。因此可以认为,三京留守司御史台的职权多与礼制相关,其职掌的目的在于保障朝廷礼制在陪都地区的实现,至于陪都官员的其它事宜则不在其举劾之内。

综上所言,宋代留守司御史台的监察权在逐步减弱,从立国之初继承五代完整的地方监察权逐渐变为只掌“拜表、行香,纠举违失”的闲职,而且其“纠举违失”仅限于礼制方面。由于史料所限,其权力消弭的脉络不得详知。

三、长官的选任

“三京留守司御史台:西京于分司官内差一员权阙,或特差官权判掌;南京止令留守、通判权掌;后北京置台,专差官领。今则三京皆有正官领之。”⑤《宋会要辑稿》职官17之3、4,第2735、2736页。这段史料将宋初三京留台长官的情况作了大致说明,即在北京留台设置之前,西京一般由分司官权兼,或有专职官员;南京留台设置之初,则由应天府留守或通判兼掌。北京留台设置后,设专职官员职掌。其所谓“今”指代何时,史无明言。据后文所列三京留台长官情况简表,其实在宋仁宗皇祐时已经在三京都设专职官员来职掌留台了。据此可以认为,在宋仁宗朝之前,三京留台长官一般由它官兼领,在庆历七年设置北京留司御史台后,则皆设专职官员主管各留台之事。笔者据个人视域所及的史料,抽取出若干担任过三京留台长官官员的基本情况编制成下表。

表1 三京留守司御史台长官情况简表⑥说明:由于表中某些项目无法考证,如时间、官资等,其项内容加“?”,表明此为推测之结果;某些项目无法推测,则作“不详”。另,表中官品,元丰之前参考李昌宪的《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载氏著《五代两宋时期政治制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元丰后参考龚延明的《宋代官制词典》中的各官称条目;表中“集贤院学士”并无品阶,其本官又不可考,其品阶是根据任此贴职的最低官资要求推断所得。“去向”指的是此人任职留台之后的去向,因官员任留台长官之后迁转的官资难以考察,此项以表明担任留台闲职之后仍有升迁之望。

①“卒于任”,表明其在留守司御史台长官这一职位上去世,后同。
②此为元丰改制之后的官阶,据《长编》卷345,元丰七年五月辛酉:“朝散大夫、直集贤院、权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台范纯仁权知河中府”,第8289页。名称虽异,但官品相当。

针对三京留台长官的官资要求,以下两段史料进行了涉及,兹列举于下:

天禧四年四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晁迥进工部尚书、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迥累表引年求解近职。他官止云权,迥以三品故云判。③《宋会要辑稿》职官17之38,第2753页。

三京留司御史台。管勾台事各一人,以朝官以上充……(以上《续国朝会要》)④《宋会要辑稿》职官17之38,第2753页。

结合表1,并从这两段材料可以看出:熙宁之后,三京留台长官的官资大致经历了从高到低的变化,同时,其长官人数从一人变为两人甚至更多。天禧四年,晁迥以正三品的工部尚书任西京留台长官,这或许是前所未有的,以高官资任较低的差遣,因此称为“判”。三品之下的官员若任此职,则要加“权”字。这是宋真宗朝的情况。至于第二段史料,则要先定其年代。因其后有“以上《续国朝会要》”的史源说明,此部会要当为元丰时所修;而且其言“管勾台事各一人”,故知其当为宋神宗熙宁二年时所增名额入后的情形。因此,这段史料所言的是宋神宗熙宁二年之后的官资要求。其言“以朝官以上充”,据宋官制,正八品之上方可称为朝官;而且,从表1 可以看出,熙宁之后,多以六品、七品担任留台长官,相应地,五品以上的官员则减少。此后,可以多人同时担任同一职务。如表1所示,熙宁四年,至少有张方平、王陶任南京留台长官,李宥也可能任此职。这种变化,正是前引叶梦得所言宫观官人数增加之后的结果。

其次,出任此职的官员,多非正常调任,绝大多数是因疾病或年老出任此职。表1所录的26名官员中,有12 位是因疾病或年老而出任此职的。除养老之人可能会老死于任外,在其病愈后,大多数官员又可以调离,重新出任其他比较重要的职位,如吴育、孙永等人。另有一些人在政治上失利时,亦会要求去留台任职。如司马光在反对王安石变法无果后要求任职西京留台①参见《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辛酉,第5340页。,张方平亦在变法形势下出任南京留守司御史台②参见《东都事略》卷74《张方平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82 册,第479页。,待形势有变,亦可出任他职。另外,有些官员则是由于被处罚才出任此职的,如表中所列的沈康、鲜于侁。

对于“带禁职”出任留台者,宋敏求指出:“晁文元公(晁迥),天禧中自翰林承旨换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台。吴正肃公(吴育),皇祐中以资政殿学士;李少师公明,嘉祐中以龙图阁直学士并换集贤判西台。近岁皆以禁职分台。”③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页。其中所谓“禁职”,即诸殿学士,如集贤院学士等。为何要以这样显要的身份去出任这般闲职? 皇祐四年八月,资政殿学士吴育因疾请求皇帝准许其“权领西京留司御史台”。仁宗说:“闻吴育以力学损心,以成此疾。且育文行可以为人师表,方欲召归讲席,以备顾问,而忽有此请,宜特从之。”又说:“若止守本官,则俸入差减。可特授集贤院学士,以就全给。”④《宋会要辑稿》职官7之20、21,第2544、2545页。仁宗最后这句话最为关键,之所以令吴育以集贤院学士这样的身份去西京任职,就是为了能够给他多点补贴,以显示皇恩之厚。晁迥先升官再出任西京留台,也是这个道理。

从上表亦可看出,官员出任留台长官,主要有三种情形,即皇帝恩典(养老、养病)、正常除授与处罚之职。结合北宋官员除授制度,留台长官的选任,主要有特旨除授和堂除两种情况。前者由皇帝亲自任命,后者则由中书门下(元丰后为中书省)授命。养老、养病之高官,多由皇帝下旨除授,以显得对老臣的重视。如前文所言晁迥、吴育等人带禁职出任留台长官。中下级官员则只需堂除。如熙宁三年正月有诏:“应乞留司御史台差遣除两制以上临时取旨外,余候到阙体量定差。”即两制以上的官员需要皇帝特旨除授即可到职,其他官员需要待阙之后才能任职。元祐三年十一月,三省建议“左藏库、三京留司御史台、商税院、进奏院,并中书省差”,朝廷从之⑤《宋会要辑稿》职官3之9,第2402页;《长编》卷417,元祐三年十一月丙午,第10122页。。因此,从上表可知:正常出任留台长官的,多由堂除;皇帝恩典则由特旨除授;至于被罚之官,则由其品阶决定,待制以上亦特旨,以下则堂除。

当然,同其他差遣一样,留台长官亦有任数所限。⑥参见张祥云:《北宋西京河南府研究》,第135-136页。其任数以年龄和官阶高低为准。宋徽宗之前以六十岁为准,六十以上不能超过三任;徽宗时则以七十岁为准,七十以上者不能超过三任,“七十以上曾任侍御史者两任,寺监长官及职司中散大夫以上一任”⑦《宋会要辑稿》职官17之39,第2753页。。

四、三京留守司御史台的性质和地位

本文开篇即言留守司御史台是三京留守司的组成部分,但就现存史籍而言,往往将其置于御史台的条目下加以记述。如现存的《宋会要辑稿》中,“三京留守司御史台”作为一个条目置于御史台之下,孙逢吉的《职官分纪》也将其置于御史台之下,后世所编的《宋史·职官志》亦是如此。据此,龚延明编著的《宋代官制辞典》亦将“留守司御史台”的相关词条置于“御史台门”之下。而研究宋代监察制度的学者在论及御史台的体制及职能时,往往忽略之,并没有将其纳入他们的研究范围。⑧如: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刁忠民:《宋代台谏制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版;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增订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张祥云则将其作为留守司的组成机构来论述的。

就宋人的记述而言,往往将其看作是御史台的分支。如前揭宋敏求所言“近岁皆以禁职分台”,此处之“分台”指留台,即御史台在陪都的分台;另如前引王安石给李柬之所拟的制书中,有“别都执宪”一语,指的亦是御史台在陪都的分支机构。不仅如此,苏颂在其所拟的《西京留司御史台正名知班驱使官王德明可将仕郎守蓬山县主簿勒留》一制中,开篇即言王德明“隶名宪府,给事西台”①苏颂:《苏魏公文集》卷34《外制》,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4页。。“宪府”即御史台,“西台”为西京留台,其言外之意当是,王氏的编制在御史台,其职务则在西京留台,亦说明其认为留台是御史台的一部分。又如王珪在其所拟的《赐知潞州李柬之乞西京留台不允诏》中有“宪台别印,非朕惜之”②王珪:《华阳集》卷18《赐知潞州李柬之乞西京留台不允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8页。一语,由此也可认为,其将西京留台视为御史台的别所,两者都属于御史台系统。宋人的这种看法,应该继承的是唐人的观念。如文初所述,唐代的东都留台是名符其实的御史台分台,甚至一度超过御史台的地位。唐人习称洛阳为东台③程大昌在《演繁露》卷7中有曰:“其俗呼在京为西台者,唐都长安于洛阳为西,而洛阳亦有留台,故长安名西台,而洛阳为东台也。”(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宋人则习称洛阳为西台。如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将这一传承说得很明白:“唐人本谓御史在长安者为西台,言其雄剧,以别分司东都。本朝都汴,谓洛阳为西京,亦置御史台,至为散地。以其在西京,号为西台。”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6,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1页。再如毕仲衍任过西京留台长官,名其集曰“西台集”;李建中亦当西京留台长官,其号亦称李西台。⑤参见佚名编,桂第子译注:《宣和书谱》卷12,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据宋人所述可以认为,三京留守司御史台名义上属于御史台系统,但由于其并无完整的监察权,实际上并非是开封御史台的外派机构,而成为陪都留守司的组成部分。如同留守司及其组成机构一样,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而拥有监察权的转运使司,“具有和御史台相似的职能”,并且“在对官员的监察上,形成了转运使和御史台内外有别的明确分工”,因此有了“外台”的称号。⑥戴扬本:《北宋转运使考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173页。

留台既为闲职,那么,如何认识留台权力在宋代的消弭呢?

首先,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宋代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的缩影⑦如勾利军:《唐宋分司机构与社会变迁》;张祥云:《北宋西京河南府研究》,第131页。他们仅仅指出此点,并未加以分析。。在将地方财权、军权集中的同时,作为留台所享有的监察权亦要收归中央。其实,伴随着留台权力消弭的过程,正是地方监司各种权力完善的过程。以西京河南府而论,其监察权主要归于其所在的京西路监司所有,再有中央御史台的监察,而这些权力在唐、五代时期大多是归属于东都或称西京御史台的。当主要监察权力消失之后,剩下的就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标志性权力,多以礼制方面为主。

其次,元丰改制之前所行官制即有“名不符实”的特点。如中书省、六部这些职能部门,其长官皆以他官来判或权;至于其职能,也多为一些次要的、礼制方面的细务。其实,留台权力的消弭,亦可以看作是这一制度更革下的一环,六部都不掌其权了,何待一小小的留台?

然而,亦因官、差遣分离的制度,留台权力的消弭也带了一些矛盾。留台权力虽然有限,但毕竟还有,而且在北宋前、中期,其长官的官阶又经常高于三京留守或知府,当位高权少者遇到位卑权大者的时候,两者肯定要起冲突。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陈象舆自视官高,在立班时站在河南府知府赵湘之上,而且态度傲慢。因此受到京西路转运司的弹劾。朝廷因此下诏:“西京留守司御史台今后行香拜表,不以官班高下,止以知府兼留守为首。”⑧《宋会要辑稿》职官17之38,第2753页。同时,以陈象舆为卫尉卿,分司西京,其缘由是:“河南府言象舆不职。”⑨《宋会要辑稿》职官46之3,第3415页。此时,河南府知府赵湘应该同时兼任西京留守。从这一风波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陈象舆可能不仅自视官高,他可以认为自己代表御史台在西京行使权力,况且此事归其所掌。第二,拜表行香归留守司御史台主管,其长官官阶又高于留守府长官,在象征身份的场合,双方发生争执也在情理之中。第三,这件事由本路转运司上报,也正说明对陪都官员的监察权归于其所在路的监司,留台并无监察权。第四,朝廷对此事的处理,表明留守司御史台是留守府的组成机构,留守才是陪都的行政长官,留台长官虽然官高,也应被视为留守的下属。

宋仁宗时,吴育曾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此事多见诸宋代史料中,当以叶梦得所记较早。叶氏记其事曰:

皇祐间,吴正肃公(吴育)为西京留台,独举其职。时张尧佐以宣徽使知河南府,郡政不当,有诉于台者,正肃移文诘之。尧佐惶恐,奉行不敢异。①叶梦得:《石林燕语》卷4,第52页。

王称在《东都事略》亦有记载:

(吴育)以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分台旧不领民事,育在西京,河阳之民以张尧佐裁决稽积,多诣育。育判于纸尾,尧佐畏恐,即奉行。②王称:《东都事略》卷63《吴育传》,第402页。

在北宋的三京留台长官中,只有吴育一人超出留台不涉民政、监察地方的惯例,故叶梦得说其“独举其职”。叶氏只是说民众对河南府的政务不满意,因此而告诉于留司御史台。王称则指出令民众不满意的郡政其实是地方积案太多,长官不能按时裁决。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留台早就不理民政,且其监察权限亦有鸡肋之感,为何民众会想起求诉于留台? 但不论如何,吴育的行为显然是越权了。“独举其职”并不是指吴育的行为是称职,而是打破了惯例,是一种“非法”行为。叶梦得所说的“职”,恐怕是五代时留台所享有的司法权,即王称所言的“领民事”,而这种权力在北宋一直是没有的。

以往研究者多认为是由于吴育本人的强势③如赵旭认为:“三京留司台……能否发挥御史的监察作用全赖长官的主观愿望和个人素质。”(见氏著《唐宋法律制度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7页。)张祥云亦作同识,他认为因吴育较为强势,而留台权力的发挥与官员个人有关,朝廷并未明文限制留台权力的发挥。见氏著,第131页。,其实不尽然。如前文所论,留台作为闲职,有名无实,不仅没有民事权,其监察权亦不完整,这早已是宋人的共识。吴育所干涉河阳府司法之事,仍然是以一种监察权的履行,这一行为明显侵犯了京西路转运司的职权;而且其代张尧佐“判”案,明显是侵夺了河阳府的司法权;即使执法不公,当有提点刑狱司来纠察,吴育亦侵犯了提点刑狱司的权力。其实,吴育此举背后有一段政治隐情。张尧佐系仁宗温成皇后张氏的大伯父,而张氏为仁宗所宠。为了提高自己在宫中的地位,张氏不断进用张尧佐,很快做到了三司使。这遭到了谏官包拯、陈升之、吴奎的激烈反对。御史中丞王举正甚至“留百官班,欲廷议”。在压力之下,张尧佐“以宣徽使判河阳”。史载张尧佐“持身谨畏,颇通吏治,晓法律”,河阳之民所诉之事应该没有那么严重。故此事可能被吴育借题发挥,成为北宋士大夫限制外戚势力的一环。张尧佐很快被调任天平军。④《宋史》卷463《张尧佐传》,第13557-13558页。将吴育此举视作当时士大夫打击张尧佐的一环,从《宋史·张尧佐传》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张尧佐先后多次被台谏官弹劾,其差遣也一换再换,从中央到边缘,而吴育此举使其调任更加偏远的天平军,并很快去世,达到了士大夫们打击张氏外戚的目的。况且,吴育在西京留台任上,只此一事被记录下来,并没有履行类似的职权。由此可见,吴育此举明确是针对张尧佐的。因此,吴育此举,不仅没有受到纠劾,而且博得了好名声。

权力虽然消弭,但其象征意义的职事还是有些用处的。北宋灭亡的次年,即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十月,宋人已有怀念因三京留台拜表之事所传达的赵宋王朝的威仪:

监察御史寇防宣谕江、淮四路回,因奏祖宗朝三京各置留守司御史台,每于月旦率属拜表如宣诏,其余列郡附递以进,故三京之俗,号知礼义。今诸州亦望依三京故事,月旦拜表,庶几四方咸知尊君之义。戊午,诏从之。⑤熊克:《中兴小纪》卷4,丛书集成初编本。

此时据北宋灭亡刚一年有余,地方武装割据,康王赵构刚刚登极,并无什么威名。寇防出访四路,应该是为了宣谕赵构昭告天下的诏书,让各地的武装都知道大宋已有新主,但并非每处都尊赵构为新主。故而寇防拿出三京留台的故事,其目的无疑是为了确立新主的正统地位,以延续赵宋皇权权威。寇防此建议,也正说明了三京留守司御史台的作用在于,以拜表行香等方式传达了赵宋皇权的威仪,强化了陪都地区的政治秩序。

综上,三京留守司御史台其实有名无实,成为养老、养病、安置政治上失利或被罚大臣的场所,其职权以践行宋代礼制为主。这种有名无实的机构在北宋很多,往往成为时人所诟病的冗杂之症。北宋三京留守司御史台的权力虽然消弭,南宋更无此机构,但这一机构的形式并未从中国历史上消失。元上都亦有御史台这样的监察机构,且有实际职掌①参见叶新民:《元上都的官署》,《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明朝迁都北京后,在南京依然留有一套与中央相似的组织机构,执掌监察权力的都察院亦名列其中,而且权力颇大,职责颇广②参见陈影:《明代南京都察院初探》,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An Inquiry into the Three Censorates at Xijing,Nanjing,and Beijing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ZHANG Ji-yin

Abstract: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uccessively set up censorates at the three provisional capitals of Xijing,Nanjing and Beijing.This system was inherited from th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The censorates during th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were entrusted with a variety of duties; however,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local supervisory systems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its censorates’ power gradually decreased,retaining only the duties of official reports submission,worship ceremonies coordination,supervising ritual discrepancies,etc.And with the aging of and rampant disease among the usually senior-or at least above the average-level officials holding the title of censorates,the posts at the provincial capitals became de facto sinecures.Yet despite of their decreased power,they served to strengthen political centripetal force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provisional capital censorates; Xijing; Nanjing; Beijing


作者简介:张吉寅,男,山西绛县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