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以“甘泉”为赋名创作的除扬雄外，尚有王褒、刘歆，然唯有扬雄《甘泉赋》被《文选》收入，列于“郊祀”类。由此可见，在《文选》编者看来，扬雄《甘泉赋》乃是以郊祀问题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经典赋作。此赋最早载录于《汉书·扬雄传》。但对《甘泉赋》作年的认识，直到现在，学术界仍争讼不已。而弄清此赋的作年，对于深入认识这篇赋创作的时代背景和蕴藏的文化思想观念，有重要意义。因此，笔者不避浅陋，对此进行考辨。
迄今为止，对《甘泉赋》作年的认识，有六种观点。下面根据这些观点出现的时间先后顺序，将其依次排列。
1.认为作于扬雄待诏承明殿、随成帝郊祀甘泉泰畤之后
此说始见于《汉书》卷八十七《扬雄传》：“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①班固：《汉书》卷八十七上《扬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22页。下同。
2.认为作于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
此说始见于《文选》卷七《甘泉赋序》李善注引《七略》：“《甘泉赋》，永始三年正月，待诏臣雄上。”②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1页。下同。
3.认为作于扬雄死之前日
此说始见于《文选》卷七《甘泉赋》李善注引桓谭《新论》：“雄作《甘泉赋》一首，始成，梦肠出，收而内之，明日遂卒。”③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七，第111页。
4.认为作于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
此说始见于《文选》卷七《甘泉赋序》李善注：“《汉书》曰：‘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七略》曰：‘《甘泉赋》，永始三年正月，待诏臣雄上。’《汉书》三年无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误也。”④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七，第111页。
李善之后，一些学者赞同其说同时，对其说有所补充。如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五《文选·赋》按云：“子云之生，在宣帝甘露元年戊辰，至成帝永始三年丁未，为四十岁。班书赞中言：年四十余，自蜀来游京师，王音荐之待诏。此赋为四年所上无疑也。然长杨事在延元二年庚戌。”⑤何焯：《义门读书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50页。下同。唐兰先生还指出：“我们如其假定三赋作于永始四年，那么《七略》所说《甘泉赋》和《羽猎赋》作于永始三年，就不用完全推翻，只须像李善《甘泉赋注》认为三年是四年之误就可以了。数目字是比较容易错误的。”⑥唐兰：《扬雄奏〈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的年代》，《学原》第一卷第十期，1948年，第57页。
5.认为作于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
此说最早由司马光提出。《资治通鉴考异》卷一于元延元年“十二月，乙未，王商为大将。辛亥，商薨。庚申，王根为大司马。扬雄待诏”条下云：“《雄传》考证：‘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荐雄待诏。’按雄《自序》云：‘上方郊祠甘泉泰畤，召雄待诏承明之庭，奏《甘泉赋》。其十二月，奏《羽猎赋》。’事在今年。时王音卒已久，盖王根也。胡旦遂误以为曲阳侯云。”⑦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永瑢、纪昀等编：《四库全书·史部·编年类》，第31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第14页。下同。
6.认为作于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
此说始见于王益之《西汉年纪》卷二十七：“元延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游观屈奇瑰伟，且其为已久矣，非帝所造。扬雄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还，奏《甘泉赋》以风。又是时赵昭仪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故雄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厘三神。又言‘屏玉女，却虙妃’，以微戒斋肃之事。赋奏，天子异焉。”⑧王益之：《西汉年纪》，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78页。
此说有不少学者追随，并有所补充。如，戴震《方言疏证》云：“《传》序《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为一年所作，断属元延二年庚戍（笔者按：“戍”当作“戌”）。”⑨《戴震全集》，第6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2页。沈钦韩《汉书疏证》亦称：“《成帝纪》永始四年正月、元延二年正月、四年正月俱有行幸甘泉事。据此传下云：其三月将祭后土，其十二月羽猎，不别年头，则为一年以内之事。奏《甘泉赋》当在元延二年，与《纪》文方合。”⑩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三十三，《续修四库全书》，第26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页。下同。张震泽先生《扬雄诗文集校注》即从沈氏之说。
钱穆先生《刘向歆父子年谱》亦将《甘泉赋》系于元延二年：“元延二年，庚戌。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扬雄奏《甘泉赋》，时年四十三。”⑪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6页。
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将此赋系于元延二年，还旁征博引：“元延二年，扬雄四十三岁，桓谭十三岁。扬雄作《甘泉赋》，大病。……我们拿《扬雄传》和《成帝纪》对看，自然得到个结论：这四篇赋作于元延二年正月、三月、十二月及次年秋。过去学者们早就见到这一点。例如梁章钜《文选旁证》卷九：‘雄奏赋以自序考之，在后元延二年为是。’又如朱珔《文选集释》卷二十三引姚范：‘雄既奏《甘泉赋》，又云三月以祭后土奏《河东赋》，其十二月羽猎，雄从，作《羽猎赋》：事皆在元延二年无疑也。’”①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2页。下同。
以上六种观点，不可能都符合事实，但亦不可遽断为非。此下详细辨之。
第一种观点由《汉书·扬雄传》首发，但此观点主要是给出了《甘泉赋》创作的背景：“汉成帝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在解释这一创作背景同时，《汉书》还给出了此赋大致的创作时间：扬雄时为待诏，正月跟随成帝郊祀甘泉，返回之后奏《甘泉赋》。对于这样的写作背景与创作时间，自《汉书》之后，历代无异词。《文选》卷七《甘泉赋序》基本上照录之，只是将《汉书》的“郊祠”改成“郊祀”。
第二种观点出自李善《文选注》引《七略》。李善在随后注文里，即根据《汉书》永始三年无幸甘泉之文，疑《七略》所记有误。唐兰先生进而指出“数目字是比较容易错误的”，继李善否定了《七略》的永始三年之说。对此，陆侃如先生另有看法：
问题是在李善所引《七略》。《文选》卷七《甘泉赋》注引：“《甘泉赋》，永始三年正月待诏臣雄上。”又卷八《羽猎赋》注引：“《羽猎赋》，永始三年十二月上。”又卷九《长杨赋》注引：“《长杨赋》，绥和元年上。”关于《河东赋》，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卷三说：“按《河东赋》，永始三年三月上者，《七略》佚其文，故今不具也。”这些年月与纪传均不合，所以李善有时“疑《七略》误”，有时“疑班固误”，不敢断定。而沈钦韩则说：“又疑《七略》篇当时文，不当有失；或雄自叙止据奏御之日，秘书典校则凭写进之年，故参差先后也”（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八十七下引）。事实上，沈说至多可应用于《长杨赋》，但已经有点勉强了，因为我们不能了解元延二年“奏御”的赋，为何要在四年之后的绥和元年方“写进”。至于《甘泉》《羽猎》两赋，则沈说简直不通：元延二年“奏御”的赋，怎么在四年前的永始三年已经“写进”了？若说“奏御”即在永始而非元延，那也不合事实。因为据上文所引《成帝纪》，永始三年十月始复泰畤，四年正月始幸甘泉，在三年的正月怎么会作《甘泉赋》？因此，我们认为李善所见《七略》恐怕不是原文。②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第12-13页。
第三种观点出于《文选》李善注所引桓谭《新论》。此观点因与《汉书·扬雄传》赞中对扬雄“年七十一，天凤五年（公元18年）卒”的记载相抵牾，因而颇遭驳斥。由此引发了对《新论》这条材料的辨伪。
有认为这条材料完全失实，不足一辨。如吴曾《能改斋漫录·辨误》云：
唐李善注扬子云《甘泉赋》引桓谭《新论》曰：“雄作《甘泉赋》一首，始成，梦肠出，收而内之，明日遂卒。”此说非也。予按，孝成帝行幸甘泉，据《汉纪》及赋序，并是正月行幸甘泉，扬雄死于王莽天凤五年，经历哀、平两帝，年代甚远，安有赋成明日遂卒之说？李善竟不排之，而反以为证，何耶？③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五《辨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页。
直斥这条材料为非，李善注引为诬。又如雷鋐《读书偶记》卷三：
汪尧峰、魏和公皆引郫人简氏之说辨扬雄未尝仕莽，大略谓《传》言雄作符命投阁，年七十一，天凤五年卒。考雄至西京，年四十余，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凤五年，计五十年。以五十合四十余，不将百年乎？则《传》言七十一者，恐误据桓谭《新论》“雄作《甘泉赋》，梦肠出，收而纳之，明日遂卒”。……以是知雄决无为莽大夫及投阁美新之事云。余友蔡次明驳之云：“按《汉书》……幸甘泉为永始四年事，长杨校猎为元延二年事，则雄之待诏承明，当在永始三、四年也。雄年四十余官京师，亦乌知其为四十九与四十一耶？若以四十一，当永始四年事。则天凤五年卒，适当七十一岁。安得从建始改元算至天凤五年、疑近百岁乎？雄仕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非谓雄历官止三世也。且当莽时雄已为大夫，岂得云不徙官乎？孟坚作史，去雄殁才四十余年，不应错谬如是。……桓谭《新论》，则无稽之言，不足辨也。”①雷鋐：《读书偶记》，永瑢、纪昀等编：《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第725册，第705-706页。
这里所记蔡次明之语，通过详细辨析扬雄由蜀至京之后的履历，驳斥了桓谭《新论》这条材料乃无稽之谈。另外，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五《题扬雄〈甘泉赋〉事》先有诗：“甘泉献赋风枫宸，更著剧秦与美新。设果出肠明日死，投身天禄又何人？”后有评：“出肠之梦，盖不过言其作赋镂肝研练之苦耳。《新论》务奇，遂至纪载失实。”②乾隆撰，董诰等编：《御制诗集》，永瑢、纪昀等编：《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307册，第331页。认为桓谭《新论》有因务奇而至失实的特点，所谓“出肠之梦”，不过为形容扬雄“作赋镂肝研练之苦”，扬雄并未因作《甘泉赋》而死。此评指出桓谭《新论》有因尚奇而失实的特点，值得重视。
也有认为《新论》这条材料纯属“妄人附益”。如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五《文选·赋》云：“子云《甘泉赋》，须看《汉书》中自叙，方知铺陈处皆讽谏也。”注称：
桓谭《新论》曰：“雄作《甘泉赋》一首，始成，梦肠出，收而纳之，明日遂卒。”《甘泉》作于成帝时，安得有肠出遂卒之事？扬子云、桓君山同时人，不应作此语。然则为妄人附益者多矣，非《新论》本书然也。③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五，第650页。
以上这些辨析，都指出了《文选》卷七《甘泉赋序》李善《注》引桓谭《新论》的这条材料与史实不符。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桓谭《新论》这条材料尚有不同记载。《文选》李善注中，同样的桓谭《新论》材料，在卷十七《文赋》“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注下却是这样的：
《新论》曰：“桓谭尝欲从子云学赋，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为之矣。’谭慕子云之文，尝精思于小赋，立感发病，弥日瘳。子云说成帝祠甘泉，诏雄作赋，思精苦，困倦小卧，梦五藏出外，以手收而内之。及觉，病喘悸少气。”④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十七，第243页。
这条材料在别的典籍里也有载录。如：马总《意林》卷三记桓谭《新论》十七卷云：
余少时见扬子云丽文，欲继之。尝作小赋，用思太剧，立致疾病。子云亦言成帝诏作《甘泉赋》，卒暴，遂倦卧，梦五藏出地，以手收内之，及觉，气病一年。由此言之，尽思虑伤精神也。⑤马总编、王天海校注：《意林校注》，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李昉等《太平御览》：
桓子《新论》曰：“予少时见扬子云丽文高论，不量年少，猥欲迨及。业作小赋，用思太剧，而立感动发病。子云亦言：成帝上甘泉，诏使作赋，为之卒暴，倦卧，梦其五藏出地，以手收之。觉，大少气，病一岁。”⑥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646页。
韩淲《涧泉日记》卷下亦记录：
余少时，见扬子云丽文，欲继之。尝作小赋，用思太剧，立致疾病。子云亦言：成帝诏作《甘泉赋》毕，遂倦卧，梦五藏出地，以手内之。及觉，气病一年。可知尽思虑伤精神也。①韩淲：《涧泉日记》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由以上所列材料可见，《文赋》李善注引、《意林》《太平御览》《涧泉日记》对《新论》的载录与《甘泉赋》李善注引，都提到扬雄完成《甘泉赋》之后做了噩梦，但是，对扬雄做噩梦的结局载录却截然不同。《甘泉赋》注引《新论》所记，是扬雄做噩梦的第二天即死；而《文赋》注引是扬雄梦醒之后没死，而是“病喘悸少气”；《意林》《太平御览》《涧泉日记》等所记，是扬雄因此而病一年。
面对这些对桓谭《新论》不同载录的材料，沈钦韩解释道：“李善注《甘泉赋》引《新论》……此文有脱误。”②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三十三，《续修四库全书》，第267册，第132页。朱珔《文选集释》卷二十三也认为：李善《甘泉赋》注引《新论》与《文赋》注引《新论》，“二注不同，钱氏《养新录》谓当以后注为正。盖子云因作赋而病，未尝因病而卒也。前注‘卒’字殆传写之误，不特非《新论》本文，并非善注之旧。何义门以《新论》出于后人附益者，乃未检《文赋》注之故”③朱珔：《文选集释》卷二十三，宋志英、南江涛选编：《文选研究文献辑刊》，第47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光绪元年泾阳川朱氏梅村家塾藏版，2013版，第477页。。梁章钜《文选旁证》卷九亦有辨析：“盖子云因作赋而病，未尝因病而卒也。此注‘卒’字或是‘病’字之误。余曰：善注驳扬雄不当作《剧秦美新》，非不知雄死王莽之世，此条或后世传写致误，或遂据此注谓子云未及仕莽，则痴人说梦矣。”④梁章钜：《文选旁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页。沈钦韩、朱珔与梁章钜基本生活在清乾隆至道光年间，属同一时代学者，可见当时学术界对李善注《甘泉赋》引《新论》文字的准确性多有怀疑。而梁章钜更是怀疑“此注‘卒’字或是‘病’字之误”。梁氏观点得到了王先谦的认同，其《汉书补注》云“‘卒’盖‘病’字之误字”⑤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2页。，可证。这些论说，其实都指出李善《甘泉赋》注引桓谭《新论》这条材料有脱讹，已非原貌。
第五种观点出自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认为《甘泉赋》作于元延元年。而这一观点几无应者。检索《汉书·成帝纪》，元延元年仅于三月有“行幸雍，祠五畤”之事，而未有幸甘泉之事，故此观点显然与《汉书·扬雄传》给出的写作背景不符。
第四和第六种观点，前者出自《文选》李善注，认为《甘泉赋》作于永始四年；后者出自《西汉年纪》，认为作于元延二年，各有追随者。相对而言，本世纪以前，将《甘泉赋》系于元延二年者尤多。如，钱大昕在认同此观点时指出：《汉书·扬雄传》“全写子云自序，不宜有误。且与帝纪叙事正相应。如云‘正月从上甘泉’，即《纪》所书‘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也”⑥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二，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2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67页。。这是将《汉书》中《扬雄传》记载《甘泉赋》写作的背景材料与《成帝纪》记载的成帝行幸甘泉的年份结合起来考察，并以扬雄自序为证，如此一来，则《甘泉赋》作于元延二年，似乎无可置疑。此观点一直影响到本世纪。如纪国泰先生《扬雄“四赋”考论——兼论扬雄“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即支持此说。⑦纪国泰：《扬雄“四赋”考论——兼论扬雄“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西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而赞同《甘泉赋》作于永始四年的学者，其论证多与唐兰先生观点相合，认为李善所见《七略》记载《甘泉赋》作于永始三年，“三”乃“四”之误。⑧如，熊良智《扬雄“四赋”时年考》（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杨福泉《扬雄年谱考订》（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均持此说。王以宪先生还通过对《扬雄传》记载的《甘泉赋》创作背景的材料辨析，认为“赵昭仪方大幸时，当在永始年间。……同时，永始四年幸甘泉，乃是罢甘泉祠十九年后重新恢复的第一次，人主心理上自然有一种显赫炫耀的想法，故而特别隆重泰奢”，从而将此赋系于永始四年。⑨王以宪：《扬雄著作系年》，《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3期，第98页。据笔者目力所及，进入本世纪以来，认为《甘泉赋》作于永始四年的学者已越来越多。⑩易小平：《关于扬雄作年的两个问题》（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6期）：“《甘泉赋》《河东赋》与《校猎赋》分别作于永始四年和元延元年。”
面对现有的这些分歧，笔者认为，既然《汉书·扬雄传》主要录自扬雄本人的自序，其在叙述《甘泉赋》的创作背景时，提供了汉成帝“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这一重要信息，那么，考察《甘泉赋》的作年，还应该注意《汉书》卷十《成帝纪》记载的行幸甘泉郊祠泰畤、汾阴后土的几条材料：
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赐云阳吏民爵，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赐吏民如云阳，行所过无出田租。
元延元年……是岁，昭仪赵氏害后宫皇子。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
元延……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甘露降京师，赐长安民牛酒。①班固：《汉书》卷十《成帝纪》，第324、326、327 页。
由《成帝纪》的记载，参以《扬雄传》透露的写作背景看，《甘泉赋》作于永始四年、元延二年甚至元延四年，均有可能。但同一篇作品，是不可能完成于不同的年份的，因此，《甘泉赋》的作年问题，仍需细致考究。
由以上材料分析，《甘泉赋》作于扬雄死前一天的观点，难以成立；而认为《甘泉赋》作于永始三年、元延元年的观点，由于均未有成帝至甘泉祭祀泰一、至汾阴祭祀后土的记载，亦可排除。那么，接下来就只需要考察《甘泉赋》究竟是作于永始四年，还是元延二年。
支持这篇赋作于元延二年的学者，往往还结合扬雄《河东赋》和《羽猎赋》的创作时间来综合考察。这就可以将《汉书》之《成帝纪》和《扬雄传》记载的相关材料放在一起考虑。《扬雄传》记载扬雄作《甘泉赋》之后，接着又记载了《河东赋》《羽猎赋》的创作情况：
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罔，还，上《河东赋》以劝。……
其十二月羽猎，雄从。以为昔在二帝三王，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财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然至羽猎田车戎马器械储偫禁御所营，尚泰奢丽夸诩，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又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故聊因《校猎赋》以风。②班固：《汉书》卷八十七上《扬雄传上》，第3535、3540-3541页。
据前引《汉书·成帝纪》，成帝在一年中既祭祀甘泉泰一、汾阴后土，又大张旗鼓校猎，唯在元延二年。如此，《甘泉赋》作于元延二年可能性似乎更大。
然而，这里还存在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那就是怎样看待《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材料的问题。假如此处的“三”确为“亖”字之讹，那就意味着，其实《七略》的作者刘歆和李善一样，都将《甘泉赋》系于永始四年。难道说早于王益之的刘歆和李善所记全都错了？
在此，还需关注《甘泉赋》背后的郊祀背景。可参考《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下》：
后上以无继嗣故，令皇太后诏有司曰：“盖闻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于祭祀。孝武皇帝大圣通明，始建上下之祀，营泰畤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阴，而神祇安之，飨国长久，子孙蕃滋，累世遵业，福流于今。今皇帝宽仁孝顺，奉循圣绪，靡有大愆，而久无继嗣。思其咎职，殆在徙南北郊，违先帝之制，改神祇旧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继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见皇孙，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复古，善顺祀。其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陈宝祠在陈仓者。”天子复亲郊礼如前。又复长安、雍及郡国祠著明者且半。①班固：《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下》，第1259页。
这条材料还可与《汉书》卷十《成帝纪》记载相参看：“永始……三年……冬十月庚辰，皇太后诏有司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雍五畤、陈仓陈宝祠。”②班固：《汉书》卷十《成帝纪》，第323页。两条材料说明，成帝自即位至永始三年，都未有子嗣。这对刘氏政权的延续显然造成重大威胁。而成帝即位之初，曾接受匡衡、张谭的建议，认为“长安，圣主之居，皇天所观视也。甘泉、河东之祠非神灵所飨，宜徙就正阳大阴之处。违俗复古，循圣制，定天位，如礼便”③班固：《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下》，第1254页。，因此废甘泉、河东之祠，而于长安定南北郊。这也是永始三年皇太后王政君的诏令抨击“违先帝之制，改神祇旧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继嗣之福”的背景。由此亦可见成帝即位后至皇太后下此诏前，尚未曾亲赴甘泉祠泰一、赴河东祠后土。而皇太后诏令认为，成帝之所以无子嗣，就是因此得罪祖先神灵、失天地之心，故而降罪。所以，永始三年皇太后的这条诏令，无疑是为成帝即位以来即将开展的亲郊甘泉泰一、汾阴后土大造声势，并期待通过这一活动，为成帝求得子嗣。在当时来说，这无疑是事关汉帝国国祚延续的重要活动。
扬雄《甘泉赋序》就及时反映了这一活动的目的性：“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这篇序因为是扬雄自作，《汉书》《文选》基本照录，历代无异词，其可信度应当较高。序文提到，作赋前，成帝是“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可见成帝郊祀泰畤、后土求继嗣的活动是刚刚开始，此前未有过。而成帝首次祭祀泰畤、后土，就在永始四年。如果是写于元延二年，序文恐怕就不当为“方”，而应当为“再”了。
我们还可以从《甘泉赋》文本中寻找线索。《甘泉赋》开头如此写到：
惟汉十世，将郊上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号，同符三皇，录功五帝，恤胤锡羡，拓迹开统。
这段文字，《汉书》与《文选》载录完全一致。李善注：“十世，成帝也。上玄，天也。”④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七，第111页。赋中说成帝“将郊”天，“定泰畤”，并且是“拓迹开统”，可见本次赴甘泉祭祀泰一天神，对成帝而言乃是首次。所谓“恤胤锡羡”，应劭曰：“恤，忧也。胤，续也。锡，与也。羡，饶也。拓，广也。时成帝忧无继嗣，故修祠泰畤、后土，言神明饶与福祥，广迹而开统也。”⑤班固：《汉书》卷八十七上《扬雄传上》，第3523页。应劭这段阐释不独见于《汉书》注，也见于《文选》李善注引。由应劭阐释不难发现，这句赋文与《甘泉赋》序文一样，都揭示出成帝本次赴甘泉郊祀的目的：求神灵护佑降子嗣，获福佑。这正好与《汉书·郊祀志》里皇太后诏令提出的恢复甘泉郊祀礼仪的目的相吻合。
由《汉书》中《成帝纪》《郊祀志》《扬雄传》的记载，结合《甘泉赋序》及赋文，参以李善注引刘歆《七略》和李善观点，笔者认为，《甘泉赋》作于永始四年是完全有可能的。
至此，还涉及一个相关问题，就是《羽猎赋》的作年问题。
根据《汉书》中《成帝纪》和《扬雄传》的记载，《羽猎赋》作于元延二年应当没有疑问。那么为什么《甘泉赋》却不是作于元延二年呢？我们不妨再来品味桓谭《新论》关于《甘泉赋》写作轶事的材料。《文赋》李善注引桓谭《新论》称扬雄自云其作《甘泉赋》，因思精苦而做“五藏出外，以手收而内之”的噩梦，梦醒后“病喘悸少气”，马总《意林》、李昉等《太平御览》所录桓谭《新论》，情节基本一致，但补充了梦醒后大病一年的结果。尽管如乾隆《御制诗》四集《题扬雄〈甘泉赋〉事》所说，桓谭《新论》有因务奇而至失实的特点，但透过其务奇的叙事文字，却可窥见扬雄作《甘泉赋》的确是尽思虑，伤精神。他本人因此而病一年。那么，扬雄能够再次随成帝出行，也只能是到一年之后的元延二年，并于这一年再创作《羽猎赋》等作品了。
再者，《汉书》在记载作家创作情况时，除《本纪》因编年要求而对创作时间记载较严谨之外，别的部分对时间的记录并非很严谨。《汉书·扬雄传》虽出自扬雄自序，但其对作品创作时间的记载也是欠严谨的。如其对《甘泉赋》只是重在记录此赋创作的时代背景，而没有提供具体的创作时间，就是证明。因此，《扬雄传》记载扬雄作《甘泉赋》之后，“其三月”作《河东赋》，“其十二月”作《羽猎赋》，并不一定说明《河东赋》《羽猎赋》与《甘泉赋》就是在同一年里创作的。
综上，笔者认为，《甘泉赋》作于汉成帝永始四年，更合乎事实。
A Study of the Com position Date of Yang Xiong’s Ganquan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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