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市场对文学的影响与规约,远非简单地以“外部冲击”可以概而论之的,市场的诸多要素,宛如章鱼的触手深入到了文学的创作、传播与消费环节。如安德烈·施弗瑞(Andre Fred)所言:“今天决定一本书是否出版或者某个出版计划是否执行,基本上只取决于一个最简单的原则:会赚钱吗?会畅销吗?会流行吗?而不是这本书有趣吗?或者重要吗?……总的来说,不同的观点或者叛逆的观点不太可能找到出版社。”① 安德烈·施弗瑞(Andre Fred):《我们贪婪读书时》,见[美]比尔·麦吉本(Bill Mckibben)等《消费的欲望》,朱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一本书要赚钱、要畅销,读者的认可当然是关键因素,读者对于今天的作家和出版社而言,不再是教育和启蒙的对象,而是在相当程度上被视作“衣食父母”,是极具利益诱惑的市场。由此,作家们不得不考量读者的因素,想方设法地迁就或迎合他们的心理习惯和审美趣味,以盼“洛阳纸贵”、一书风行。换言之,作家在创作中必然或显或隐地存在着读者意识,小说叙事疆域的选择、话语方式、审美旨趣或多或少受到读者因素的规约。本文拟从作家的读者意识的角度,探究新世纪长篇小说呈现潮流化、复古化、媒介化写作等话语症候的内在逻辑理路,以求更深入地认识文学市场与新世纪长篇小说内部肌理及未来经纬之间的密切勾连。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热”依然持续发酵,可以说,长篇小说已成为当下的“第一文体”(雷达语),有几组数据可为佐证:“仅2010年,小说类新书数量就有4300多部,首次发表和出版的长篇小说2000余部,长篇小说总量达到前所未有的3000余部,是世界上产量最高的国家”①温红彦、陈原、张烁:《精品力作,姹紫嫣红开遍——我国文化产品创作充满活力空前繁荣》,《人民日报》,2011 年10月17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书号中心登记数据显示,2013年国内原创长篇小说有4798部”②转引自李科平:《近年来的长篇小说热及其原因分析》,《文艺评论》,2014年第11期。 。
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的数量,堪为世界之最。但透过繁盛驳杂,丰盈多元的表象,新世纪长篇小说在叙事疆域(或曰题材选择)上呈现明显的规律化、潮流化趋势:一是“问题化”叙事。这是指以“底层”叙事和官场小说为代表的小说思潮,它们问题意识的导向明显和当下社会现实信息鲜活丰盈。文坛新人和知名作家在这两类叙事疆域都有涉足,如写底层的,有贾平凹的《高兴》、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还有曹征路、孙惠芬、陈应松等人的作品,连以最先锋示人的残雪也写过《民工团》、《贫民窟》。新世纪长篇官场小说较之90年代有了拓展与超越,张平、阎真、王跃文、王晓芳、肖仁福、李春平的作品蔚然成观。二是“异域化”叙事。新世纪以来,作家热衷于书写远离内地和中心都市的“边地”,铺陈边地的文化差异,突出“异域情调”的暗示。如阿来的《空山》、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红柯的《西去的骑手》、姜戎的《狼图腾》、范稳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杨志军的“藏獒”系列等,是边地叙事中有影响的作品,在边地叙事热中,以“藏地叙事”为最。三是“青春化”叙事。以“80后”作家为代表,如韩寒、郭敬明、春树、孙睿、鲍尔金娜、易术等。主要书写青春期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麦田守望者”式的抗争,感伤和叛逆亦就成为他们青春书写的两个情感向度。四是“类型化”叙事。近年来形成的玄幻、穿越、仙侠、职场、宫斗等类型化小说写作潮流,以故事的新奇性和题材的特殊性吸引读者,经过新世纪10多年的发展,已由当初流行于网络到纸质出版的转变,并在图书市场占据重要份额。
新世纪长篇小说呈现看似丰富实在单调的格局,这是作家在叙事疆域择定上的“群体动力学”现象。所谓“群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即是试图通过对群体现象的动态分析而发现其一般规律的理论,简言之,群体动力学就是在群体中,只要有别人在场,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就同他单独一个人时有所不同,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其理论创始人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B=f(P E),其中B:Behavior(行 为);P:Person(个 人);E:Environment(环境);f:function(函数)。此公式的含义是:人的行为随个人本身和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的。换言之,即个体的行为是由其个性特征和场(指环境的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毫无疑问,作家们扎堆趋向于某一叙事疆域,也是作家群体成员之间产生互动的结果,作家个体必然受到群体行为等动力因素的影响,从而左右自己的行为,向群体规范靠拢,出现所谓协同效应。用学者黄发有的话说,就是“这些作家为了避免孤立与被湮灭的处境,对于这种群体的自觉认同变得日益突出,甚至逐渐形成一个个小圈子,创作的风格也在相互影响相互模仿的过程中慢慢靠拢”③黄发有:《潮流化仿写与原创性的缺失——对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片面反思》,《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
这种叙事疆域之“群体动力学”现象的出现,实乃迎合文学市场细分(或曰分众化)之需。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体制的转轨,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明显,每一个阶层都有共同的消费行为方式与审美追求,以示与其他阶层的区隔,对于文学的消费亦然。也就是说,读者阅读趋向剧烈分化,是新世纪文学市场巨大的现实存在,有研究者曾对近30年的大众阅读作过如此概括:“1980年代的读者是群体性的;1990年代是‘图书阅读过剩的年代',读者对于出版社的影响并未真正地体现出来,但阅读开始走向私人化;1999年至今是‘要什么书读什么书的年代',读者是出版的中心,阅读真正呈现出了个性化。”①黄若涛:《大众阅读30年流变》,《中国图书商报》,2008年11月18日。面对读者阅读趣味多元分化的现实,在文学进入市场化运作的情境下,文学创作和出版不得不考虑到市场利润,只有锁定目标读者群,针对特定的消费读者群进行创作与出版,市场效益才有可靠的保障。诚如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加里·阿姆斯特朗(Gary Armstrong)所言:“许多公司已经意识到自己无法吸引市场中所有的买者,或者至少不能以相同的方式吸引所有人。……于是,大多数公司已经放弃了大众市场营销(mass marketing),转而采用目标市场营销(target marketing)——确定市场细分,从中选择一个或几个,针对每个目标市场开发独特的产品和市场营销方案。”②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加里·阿姆斯特朗(Gary Armstrong):《市场营销原理》,楼尊译,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页。在文学面向市场的情况下,作家创作时对题材的选择,出版社对书稿的选择,都有着心目中“隐含读者”的设定,这实际上是针对目标市场而提供的文学产品。
不难发现,新世纪长篇小说所呈现出来的叙事疆域,基本上都对应着特定的目标读者群。80后的“青春化”叙事,多写孤独与死亡的主题,这与作品把读者定位于大中学生是分不开的,因为80后、90后这一代大中学生多为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缺少玩伴,动漫、电子游戏则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而动漫、电子游戏中通常有许多人死亡,比如郭敬明的《幻城》与日本漫画《圣传》在情节设计、人物安排、故事结局均有几分相似;周嘉宁的《超级马里奥在哭泣》则直接以来自日本的游戏“超级马里奥”作为背景。职场小说则把目标读者锁定为广大白领阶层,从崔曼莉的职场小说《浮沉》封面广告语可见一斑:“最激励人心的职场生存小说;千万销售和经理人竞相研习的商战圣经;写给在职场中历练,商海中浮沉,不抛弃、不放弃的人们。”③崔曼莉:《浮沉》封面,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官场小说在满足普通读者的窥秘心理之外,更多的是官员喜好的案头读物,一位官员曾这样谈论读官场小说的感受:“作为执政官员,我很喜欢看官场文学,因为它很真实,与现实结合得很紧密,就像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书中揭露的腐败现象看了后会受到强烈震撼,对自己也是个很好的教育和警示。”④吴秉杰:《官场小说:侧面传来的消息》,《人民论坛》,2008年第2期。“边地叙事”热,则与都市白领的小资情调息息相关,他们渴望在边地找到“一种深深的怀旧感,一种精神补偿意义的心理治疗”⑤参见拙著:《映照与救赎: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0页。。“藏地”题材小说,正是为满足这部分人的阅读需求。出版人华楠道出了策划出版《藏地密码》的秘密:“根据西藏旅游局的普查,全国对西藏旅游、文化有强烈兴趣的人数大约在3000万左右,其中大部分均为都市白领与大学生。这恰好和我们以都市白领和大学生为目标消费主体,围绕他们的阅读需求来构建自己的产品结构和品牌体系的目标相契合。”⑥宋雪莲:《揭密<藏地密码>——一本书的营销神话是如何制造的》,《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第26期。
因此,新世纪长篇小说出现叙事疆域上的“群体动力学”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为迎合文学市场的需求,作家和出版社都框定了“目标读者群”。正是为了满足特定“目标读者群”的阅读期待,作家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创作个性,表现出“群体动力”,拒绝对新的叙事疆域作出开掘和探索,转而走向一种潮流化写作、跟风式写作。这种潮流化、跟风式的“群体动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引致新世纪长篇小说落入“千人一面,审美趋同”的单调化、潮流化的窠臼之中。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潮流化、跟风式的写作又容易取得市场成功,市场的成功往往产生一种强制性外力,反过来又加剧了作家叙事疆域选择上的“群体动力”。这样一来,小说叙事疆域越来越呈现出规律化、单调化的格局,显然有悖于创作的个体化原则和文学生态的丰富复杂性。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创作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向古典文学传统回归的趋向,形成了一股“复古化”的写作潮流,对此,学界已有关注。如张清华2009年在《长城》杂志“新世纪:文学现场”专栏的主持人语中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写作悄然出现了一种传统复活的潮流……在小说的结构与叙事模型上,在语言与美感神韵上,甚至在人物的气质性格上,都出现了某种向着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向着本土经验切近的趋势。”①张清华:《新世纪长篇小说中传统复活》,《长城》,2009年第1期。孟繁华也指出:“在小说创作领域,传统作为一个伟大的资源越来越受到作家的重视,一个‘向后看'的文学创作潮流正在生成和发展。”②孟繁华:《坚韧的叙事——新世纪文学真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1页。除了研究者的发现外,作家也纷纷表白回归传统的心迹。莫言曾在谈及《生死疲劳》创作体会时就说:“我想恢复古典小说中‘说书人'的传统,也希望读者通过阅读它怀念中国古典小说。”③莫言、李敬泽:《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新京报》,2005年12月29日。格非也说:“现在需要迫切强调的是对于中国传统资源的一个再认识。”④格非、于若冰:《关于<人面桃花>的访谈》,《作家》,2005年第8期。
综上所述,新世纪长篇小说向传统回归已是客观事实。具体分析,则有三种情形:一是袭用传统的叙述结构,莫言2001年发表的《檀香形》就袭用了中国传统之“凤头”、“猪肚”、“豹尾”的文章结构之法,而2006年发表的《生死疲劳》直接采用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章回体结构。阎连科2008年发表的《风雅颂》则以“风”、“雅”、“颂”为卷目。二是追求古典的美感神韵,贾平凹在新世纪创作的长篇《秦腔》《古炉》《带灯》以生活流、细节流式的叙述,浸透着《金瓶梅》《红楼梦》等古代世情小说之遗风流韵,格非在新世纪里出版的“时代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从小说标题上看,颇具古典诗词的美感神韵,小说中穿插的诗词、歌赋、墓志铭,还有人物说话的典雅性,无不氤氲着浓郁的古典氛围。金宇澄的《繁花》则是近年来书写上海的作品中最具古典意趣的一部小说,在语言方面充满着话本小说的意味,描写人物的白描手法亦颇类古代笔记小说。三是重续古典文体形态,作家们热衷于借鉴方志体、纪传体、笔记体、纲鉴体等传统文类模式来结构长篇。比如孙惠芬的《上塘书》以“地方志”形式,叙述了上塘的人物、地理、政治、贸易、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阎连科也以“地方志”的形式来架构他的《炸裂志》,如他自己所说:“用地方志写一部小说是我非常早就有的想法。我的书架上就有本地方志,是我们县的县志,在翻的时候我就想要用这个方式写一部长篇小说。”⑤《阎连科:这个社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朝气》,《新京报》,2013年10月16日。还有韩少功的《日夜书》之于纪传体,王蒙的《尴尬风流》之于笔记体,柯云路的《黑山堡纲鉴》之于纲鉴体。
对于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不少敏锐的研究者作出了富有洞见的阐释。贺绍俊指出:“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一体化,而是在多民族文化的直接抗衡、交融、对话和互动的基础上寻求一个和谐体。全球化也是一个各种文化进行反思和突破的时代。西方文化的反思导致了重新认识东方文化的倾向。这实际上传递给中国文化一个信息:还贷期已经提前到来了。因此,新世纪文学的真实含义就是确立中国本土经验并向西方文化‘还贷'的文学。”⑥贺绍俊:《“还贷”的新世纪:海峡两岸汉语写作的积极挑战》,《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贺绍俊的言下之意是,文学向本土传统的回归,缘于对东方文化的重新认识,是对中国文学民族身份的重申。张未民持类似观点:“新世纪文学的‘中国'回归,无论是语言的、文体的、符号性的,还是精神资源的,都显得更加自觉、自主,其行为是一种时间上的回寻,其实质则是在世界空间背景下的自主性生长。”⑦张未民:《新世纪文学的发展特征》,《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谢刚也认为:“这一轮对传统的认同,除了先锋作家审美现代性的冲动渐趋消退从而被迫进行突围这一文学自身的原因外,还与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文化语境有密切联系。伴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各个民族国家,许多富有前瞻性和敏感性的有识之士的心头,开始泛起一种‘文化同一'的隐忧,在此情形下,对传统的认同便会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取向蔓延开来。”①谢刚:《新世纪长篇写作:“古典复辟”的缘由和陷阱》,《长城》,2009年第1期。不难发现,上述研究者分析“复古化”写作潮流出现的内在动力,有相通之处,皆是从创作主体心理切入,抑或是作家缓释民族文化焦虑,宣示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需要,抑或是作家追求自身创作突围的动机。
不可否认,这样的阐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忽视了创作主体自身之外的文学市场对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驱动作用。在文学创作直接面对读者、面向市场的今天,我们不可忽视“复古式写作”背后的读者接受效应使然。心理学上有一种谓之“熟悉效应”(familiarity effect)的现象,又谓多看效应即“熟悉引起喜欢,一个人往往喜欢和习惯自己熟悉的东西,对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却会有负面的评价,除非这个东西本身就具有天然的美感。心理学上往往认为对待熟悉的人和事物,人们更具有安全感,而参用现代心理测量学的测量工具,人们发现对比不熟悉的某类东西,人们更喜欢熟悉的一类,熟悉程度在对事物的喜欢程度中占重要作用”。②见百度百科“熟悉效应”词条。简言之,即人们总是偏好于自己熟悉的事物。古典文学传统中的叙述结构、美感神韵、文体形态,是读者最熟悉的东西,对其具有天然的熟悉感和亲切感,相应地喜欢程度亦会增加。
有鉴于此,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考量到了读者心理这种“熟悉效应”,注意满足和迎合受众阅读消费趣味。譬如,莫言早在90年代初就说过:“我一直在思考所谓的‘严肃'小说向武侠小说学习的问题,如何吸取武侠小说迷人的因素,从而使读者把书看完,这恐怕是当代小说唯一的出路。”③莫言:《谁是复仇者——〈铸剑〉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格非曾就长篇小说《人面桃花》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地表示:“我会对过去自己的小说做一些反思,我会更多地以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来看,而不是在看一部翻译小说,我要的就是中国小说。……第三步是我考虑到读者。因为我相信像《水浒传》这样的作品是任何读者都能读懂的,但是这样的小说层次并不低。所以我希望我的小说也能够做到这样,使不同的读者获取不同的选择面。”④格非、于若冰:《关于〈人面桃花〉的访谈》,《作家》,2005年第8期。金宇澄的《繁花》植入了明显的本土小说传统,也是为“讨好读者”,他自称:“我的初衷,是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宁繁毋略,宁下毋高',取悦我的读者。”⑤金宇澄:《说书人的一种尝试》,《文艺报》,2013年4月10日。如此看来,新世纪长篇小说出现“复古化”写作潮流,确然存在读者要素的驱动,注重读者的接受,是新世纪长篇小说在市场化语境下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正如罗贝尔·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所说:“首要问题在于实行优秀文化的大众化,也就是说用多少是清晰的方式和多少是可以松动(渗透)的方式消除隔在文人圈子和工业化圈子之间的障碍。”⑥[法]罗贝尔·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文学社会学》,于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页。由此言之,新世纪长篇小说之“复古化”潮流,正是以重归古典化的方式,消除了“文人圈子和工业化圈子之间的障碍”,以使小说获得更多的读者。
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复古化”写作潮流,除了创作主体对读者的“熟悉效应”考量外,还与1990年代以来的传统文化热息息相关。各地出现的“读经热”、国学班、“汉服热”、祭祀、修谱热,还有《百家讲坛》的热播,诸多高校“国学院”的创办,皆是传统文化热的种种征候。在一波接续一波传统文化热中,拥抱古典传统,挖掘、开发历史资源,以契合当代人的现实之需,似乎是成功的“终南捷径”,如《百家讲坛》走出来的学术明星易中天、于丹、王立群等人,便是明证。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在一种“传统文化热”的时代世情中,重拾传统、激活传统就成为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赢取市场的一个策略性选择。
无处不在的传媒是当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社会在传媒的作用下不断的建构与重构。这种重构的社会形态,正是所谓“媒介化”社会,即“一种远远超越时空束缚,并正在为媒介所影响、包围甚至支配的社会形态”①张晓锋:《论媒介化社会形成的三重逻辑》,《现代传播》,2010年第7期。也就是说,在“媒介化”的社会里,无论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宏观系统,还是家庭和个人的微观层面,皆受到媒介的深刻影响。如所周知,媒介在本质上实乃信息采集、制作、传播之平台,媒介化社会最典型的症候,即是信息的“爆炸”与泛滥,“现代社会,因为信息处理技术的发达而带来控制能力的提高,因为各种媒介的膨胀而带来信息流通量的增加,从而被称为信息化社会”②[日]竹内郁郎(Takeuchi Yu Lang)编:《大众传播社会学》,张园良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 页。。
媒介化社会里的巨量信息,增加了人们自由选择的机会,但是,在滔滔的信息洪流面前,现代人却总是感到掌握信息量之不足,总想如饥似渴地追逐最新最快的信息,“强迫性地要求即刻进入新闻的各种路径保持通畅,以时刻在线的方式与外部世界保持零距离的同步”③樊葵:《反思新闻传播中的速度崇拜》,《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这即是媒介化社会所谓“信息饥渴症”,恰如乔治·瑞泽尔所说:“人们在技术速度面前,若不想被世界所抛弃,就不得不成为摄取信息的贪婪者”④[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页。。
对在媒介化社会里读者这种“信息饥渴症”现象,作家们似乎已有洞察。邱华栋在其长篇小说《城市战车》的“后记”中如此剖露心迹:“在一个传媒时代里,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以为,更多的信息已是好小说的重要特征。信息量一定要大,否则一部分小说将很快被信息垃圾淹没。”⑤邱华栋:《城市战车》,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287页。余华也说:“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正在变得平易近人,正在逐渐地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不知道是时代的变化还是人在变化,我现在更喜欢活生生的事实和活生生的情感。”⑥余华:《说话》,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刘继明则从正反两个方面谈到了小说取材于媒介的认识:“以新闻和真实事件入小说的情形,……这种现象的大面积出现,突显出了作家生活积累日益贫乏和狭窄的困境,这当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许还有‘积极'的一面,比如当作家不再满足于写‘自我'和‘私人生活'希望把笔触和视野从“小圈子”和内心生活,转向广阔的现实世界……”⑦刘继明:《由新闻到小说》,《中篇小说选刊》,2007年第4期。从上述作家们的表白可以看出,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对“媒介信息”十分关注与重视。
为此,在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很多作家热衷于媒介上的热点话题写作,依恃媒介提供的信息、事件作为叙事的素材与母题,作品中充满大量的现时性、纪实性的媒介信息,叙述技巧亦向媒介化文体(或曰新闻文体)靠拢,在媒介信息的纪实和虚构之间游走,以满足读者不断寻求信息的需要。追求这种“媒介化”写作,具体表现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媒介议程设置的回应。所谓媒介议程设置,是指媒介集中或突出某些信息和议题,以显示媒介对这些信息和议题的重视,从而提高受众的重视程度,以左右某些事情和意见。譬如近些年来,媒介不断围绕“拆迁”、“上访”、“农民工”、“维稳”、“拐卖妇女、儿童”、“京漂”等社会问题展开报道,此类议题,受众关注度极高。有不少新世纪长篇小说亦步亦趋地应和此类媒介的热点议题。余华的《第七天》之于“拆迁”,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之于“上访”,严歌苓的《谁家有女初长成》之于“拐卖妇女”,贾平凹的《带灯》描摹了乡村“维稳”之实相,邱华栋、徐则臣的多部作品聚焦于“京漂”一族。二是新闻事件的原型化。即把某一新闻事件作为叙事的原型或者触媒,以此进行文学性地改造,重构,这类小说往往以触目惊心的新闻事件为叙事原型。比如须一瓜作为《厦门晚报》的“政法记者”,多以罪案作为小说的核心事件和小说叙述的起点,《太阳黑子》的叙事起点就是现实中发生的一桩惊悚的强奸灭门案,《白口罩》中则是“非典”危机作为叙事原型,王十月的《人罪》,缘于媒介上报道的“高考冒名顶替案”和小贩杀死城管案,阎连科的《丁庄梦》叙事原型是见诸媒体报道的河南上蔡县的“艾滋病”村,张欣的《浮华背后》的创作由头则是厦门“远华”走私案。三是新闻信息的拼盘化。文本里频现各类原装或者略加改造的新闻信息,宛若媒介信息大拼盘,丰富驳杂而饱和,又不断追求与媒介的同步,令读者有强烈的“即时感”和“在场感”,如邱华栋的《教授》网罗了奥运场馆建设、首都交通拥堵、找人**、私家侦探等各类热点事件和社会新闻,有研究者把这类小说称之为“信息体小说”①胡瑞香:《信息时代的信息体小说——由<教授>探析邱华栋创作追求》,《小说评论》,2010年第2期。。余华的《兄弟》下半部写到处女美人大赛、人造处女膜、丰乳霜的兜售等,如同某些都市类报纸的社会生活版,《第七天》中充斥着卖肾、毒大米、性丑闻、强拆等媒介新闻,被读者戏称为“新闻串烧”。贾平凹的《老生》、李克威的《中国虎》都指涉了2007年的热点新闻“华南虎事件”,阎连科的《炸裂志》笔法极为荒诞,也不忘借人物孔明耀之口叙述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信息。四是拟新闻体。小说在叙事形式上放弃先锋精神,迎合媒介受众的趣味,文体结构竭力向新闻报道体裁靠拢,以直观简单、清晰明了作为小说艺术的审美旨趣。比如林白的“口述实录体”小说《妇女闲聊录》,作者纯粹成为了一个采访者、记录者,只是倾听人物对乡村妇女原生态生活的口述,整部小说颇类新世纪乡村妇女生活的调查报告。还有一些反腐小说借鉴新闻报道的叙事手法,如周梅森的小说《中国制造》,每节开头都以精准的时间、地点作为标题,这完全是新闻体裁中的深度追踪报道的写法。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史上一些旷世经典如《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珍妮姑娘》、《复活》都源于当时媒介上的新闻事件。也就是说,文学叙事与媒介信息之联姻,并不意味着作品的艺术品格一定会被拉低,关键在于作家能否对媒介所报道的“新闻事件”,进行深度艺术加工,实现一种审美超越。客观地说,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媒介化”趋向,扩大了小说内容的宽阔度,亦增强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力度,拉近了与读者的心理距离。但遗憾的是,有些新世纪长篇小说,一味竭力讨好读者的“信息饥渴”心理,满足于照虎画猫式地在文本中注入时下的媒介信息,充当简单的、粗糙的媒介信息“搬运工”,如学者黄发有所说:“对斑驳而跳荡的社会万象,他们的经验和想象力相形见绌;由于失去了历史的支撑和参照,更是无法穿透表象挖掘社会深处的潜在秩序与精神症结。这就使这类创作过分强调即时效果,注定和追求时效的新闻一样,是为了‘为了遗忘'的写作,像盛放街头快餐的便当盒一样,用过就扔。”②黄发有:《媒体制造》,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是的,看不出作家处理媒介信息时独具的艺术心机,也寻觅不到作家对新闻事件进行审美超越的努力,如此一来,信息空间毫无疑问挤占了文学文本理应具有的审美空间。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指出:“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③[捷克]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小说的艺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所以,如果只是定位于迎合读者心理的市场法则,以“克隆”媒介已有信息作为文学创作的“葵花宝典”,挂文学的“羊皮”卖媒介信息的“狗肉”,这样的作品注定也是如同新闻一般的易碎品,与经典无缘。
在文学走向市场的语境下,作品是否畅销直接关系到作家、刊物、出版社的生存,这也意味着在文学生产过程中,要充分考量文学读者的接受心理和审美期待。可以说,读者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的生产和内外特质。恰如巴赫金所说:任何影响文学的外在因素都全在文学中产生纯文学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逐渐地变成文学的下一步发展的决定性的内在因素。”④[苏]巴赫金(M.M.Bakhtin):《巴赫金全集》(第2卷),李辉凡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这里,巴赫金强调外部因素对于文学的重大意义,实际上是强调读者之于文学的决定性影响,因为外部因素所涵括的文学观念的嬗变、审美风尚的成观、社会思潮的涌流、意识形态的建构,最终都是在读者身上体现出来。新世纪长篇小说之所以出现上述话语症候,正是作家强化读者意识的结果,读者的多元分层、审美趣味、心理效应诸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世纪长篇小说内容、叙述策略和话语方式。由此我们说,如何既赢得读者的喜爱、愿意消费,又守住艺术、播散诗性的底线,在“文学性”与“消费性”之间保持一种适当的张力,这恐怕是新世纪长篇小说未来发展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Reader Consciousness and Discourse Symptom s in Novels of the New Cent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