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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的风》诗案与闻一多


摘 要: 汪静之的新诗集《蕙的风》以“情诗”扬名于文学史,也因“情诗”引来道德争议。《蕙的风》诗案中,闻一多是站在了胡梦华一边,他不认为胡梦华所说的“《蕙的风》是不道德”的观点是错误的,闻氏对《蕙的风》的否定甚至比胡梦华更尖锐,闻氏用“诲淫”、“只诲淫而无诗”、“没有诗而只淫”等语汇评定《蕙的风》,足见他对《蕙的风》的厌恶程度。另外,闻一多基于艺术本位观念的信仰,判定《蕙的风》是“粗劣的玩艺儿”。闻一多对《蕙的风》“情诗”的批评,与胡适、朱自清、周作人、鲁迅为代表的主流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但是,由于主流批评的强势影响,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闻一多对《蕙的风》的否定意见和对胡梦华的支持。

关键词: 《蕙的风》;诗案;情诗;诲淫;辩护;闻一多

《蕙的风》诗案中,我们至今看到的主流批评,是对汪静之的一边倒的支持和肯定,胡梦华则被置于五四新诗的对立面,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显得很孤立。可是,重新梳理这段批评的历史,我们却发现,当时远在美国留学的闻一多,对《蕙的风》的看法却与胡适、周作人、鲁迅为代表的主流批评形成了对立,并且对主流批评一致否定的《蕙的风》的批评者胡梦华的观点,闻一多却表示了明确的同情和支持。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都没有提到过闻一多对《蕙的风》的否定意见。本文尝试回到《蕙的风》诗案的发生现场,对闻一多否定《蕙的风》的观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

一

汪静之在为自己的新诗集《蕙的风》所撰写的自序中,最强烈的宣誓就是“自由”,诗人对自由的向往和执著,传达出五四新青年的心灵觉醒和精神诉求。在自由的誓言下,《蕙的风》以爱情的歌咏为主调,抒发了觉醒的青年人对爱情的热烈渴望。由于这样的艺术特色,《蕙的风》被后来的文学史定位为“情诗”①“情诗”说经朱自清提出后,得到后来陆续出版的各种现代文学史著作的采用。需要说明的是,《蕙的风》于“情诗”之外,还有很多作品属于非爱情题材领域,由于在《蕙的风》诗案中,倍受褒贬争议的是“情诗”的“道德”,所以本文着重以诗集中的“情诗”为考察对象,“情诗”之外的题材,不予涉及。事实上,非情诗类的题材也有胡适称之为“深入而浅出”的优秀作品,如《我愿》就是“诗人之诗”,其中包含着深刻的悲哀。。

这是“天然流露的诗”,“如同鸟的鸣,花的开,泉水的流”,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②宗白华:《〈蕙的风〉之赞扬者》,《时事新报·学灯》,1923年1月13日。因为自然,遂少了做作,少了雕琢,从而令趋新的人们感受到新鲜的意趣。难怪胡适要不止一次地赞叹《蕙的风》“新鲜”。对于《蕙的风》中的一些直露的情诗,胡适并不反对,他说:“至于‘太露'的话,也不能一概而论。诗固有深浅,倒也不全在露与不露。”有的诗,可谓深藏不露,“然而究竟遮不住他们的浅薄”;有的诗,虽然很露,“然而不害其为一种深切的感情的表现”。③胡适:《〈蕙的风〉序》,汪静之:《蕙的风》,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在胡适看来,如果真有深厚的内容,就是直截流露的写出,也正不妨。古人说的“含蓄”,并不是不求人解的不露,乃是能透过一层,反觉得直说直叙不能达出诗人的本意,故不能不脱略枝节,超过细目,抓住了一个要害之点,另求一个“深入而浅出”的方法。从诗的深度上来说,“深入而浅出者”为最上。《蕙的风》里的《非心愿的要求》就是“深入而浅出”的写法,“露是很露的,但这首诗究竟可算得一首赤裸裸的情诗”。④胡适:《〈蕙的风〉序》,汪静之:《蕙的风》,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周作人对《蕙的风》的观察也不错:“在他那缠绵婉转的情诗里,却尽有许多佳句”,“仿佛是散在太空里的宇宙之爱的霞彩,被静之用了捉蝴蝶的网兜住了多少,在放射微细的电光。”⑤周作人:《情诗》,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北新书局,1923年版。这些闪电的佳句有的抒写人与自然爱的交响:“流泉底微妙音韵,/像煞爱人底私语”(《白云·二》);有的抒写年轻男子陶醉在爱河里的幻想:“看着伊那由伊灵魂里出来的甘露,/——我想饮了他”(《我都不愿牺牲哟》);有的抒写锁在深闺里的少女对自由爱情的渴望:“伊底魂跳出窗外偕他去了”(《窗外一瞥》);更有这样炙热的句子:“你知道我在接吻你赠我的诗么?/知道我把你底诗咬了几句吃到心里了么?”(《别情》)他们很好地镶嵌在作品中,增加了诗歌的抒情质地。

作为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一段风景,“《蕙的风》的诗歌,如虹彩照耀于一短时期国内文坛,又如流星的光明,即刻消灭于时代与兴味旋转的轮下了”⑥沈从文:《论汪静之的〈蕙的风〉》,《文艺月报》第1卷第4号,1930年12月。。短暂的历史存在,并没有影响到人们对《蕙的风》的批评关注。虽然《蕙的风》的“情诗”得到了主流批评话语的一致赞誉,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注意到,闻一多站在了主流批评之外,对《蕙的风》提出了质疑。长期以来,由于主流批评的强势影响,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闻一多对《蕙的风》的否定意见。与新文学界对《蕙的风》“情诗”的肯定截然相反,闻一多对《蕙的风》断然否定,并且评语异常地不留情面。1922年11月,闻一多在致梁实秋的信中写道:“《蕙底风》只可以挂在‘一师校第二厕所'的墙上给没带草纸的人救急。实秋!便是我也要骂他诲淫。与其作有情感的这样的诗,不如作没情感的《未来之花园》。但我并不是骂他诲淫,我骂他只诲淫而无诗。淫不是不可诲的,淫不是必待诲而后有的。作诗是作诗,没有诗而只淫,自然是批评家所不许的。”⑦闻一多:《致梁实秋(1922年11月26日)》,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闻一多论新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页。信中的话语可谓“酷骂”,信中说“《蕙底风》只可以挂在‘一师校第二厕所'的墙上给没带草纸的人救急”,是对汪静之不客气的讽刺。汪静之有首名为《定情花》的诗,写作的落款地点是“在一师校第二厕所”,“一师”也就是汪静之上学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闻一多引用过来,颇有讥嘲意味。在闻一多看来,“厕所”和“爱情诗”联系在一起,无论如何是不雅的,把一首爱情诗的创作场所放在厕所里,也许就是对爱情的糟蹋,在丑陋肮脏的厕所是诞生不了美好的爱情诗的。从信中可以看出,闻一多对汪静之的做法是表示了愤怒的。信中提到的《未来之花园》是文学研究会诗人徐玉诺的诗集,闻一多把它和《蕙的风》作比较,认为徐玉诺“是个有个性的作家”,是“文学研究会里的第一个诗人”。①闻一多:《致闻家驷(1923年3月25日)》,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闻一多论新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229页。闻一多对二者的褒贬态度很明确,与其作有情感的《蕙的风》,不如作没情感的《未来之花园》,表明了闻一多对《蕙的风》品味的否定。

最要紧的是,闻一多对《蕙的风》进行了“定性”的评判,认为《蕙的风》“只诲淫而无诗”,“没有诗而只淫”,②闻一多:《致梁实秋(1922年11月26日)》,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闻一多论新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193页。这种评语的严重程度是可想而知的,闻一多事实上对《蕙的风》宣判了道德的死刑,这在根本上也就否定了《蕙的风》中的“情诗”的价值,淫荡之诗,无可观瞻。自然,带有淫荡情感的诗,就不如没有情感的诗好,所以闻一多同时也就否定了《蕙的风》的情感基调。不仅如此,闻一多还从艺术的角度对《蕙的风》提出了严词批评,这是在1923年3月致闻家驷的信中出现的:“《蕙底风》实秋曾寄我一本。这本诗不是诗。描写恋爱是合法的,只看艺术手腕如何。有了实秋的艺术,才有《创造》第四期中载的那样令人沉醉的情诗。汪静之本不配作诗,他偏要妄动手,所以弄出那样粗劣的玩艺儿来了。”③闻一多:《致闻家驷(1923年3月25日)》,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闻一多论新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228~229页。信的内容对诗和人都做了否定:《蕙的风》不是诗,汪静之没有诗人的才能。闻一多不反对诗歌中的爱情表现,但要看如何表现,如果达不到艺术的高度,爱情的表现就会失败。闻一多说梁实秋的“情诗”令人“沉醉”,用意自然是以梁实秋的“情诗”作为《蕙的风》的参照,说明《蕙的风》在艺术上的粗劣。

二

由于闻一多贬斥《蕙的风》的观点是在书信中提出的,传播的有限性使得闻一多的观点并没有引发波澜。相反,倒是名不见经传的胡梦华对《蕙的风》的批评,在文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胡梦华当时是东南大学学生,年仅19岁。朱自清在为《蕙的风》所作“序”中称汪静之“确是二十岁的一个活泼泼的小孩子”④朱自清:《〈蕙的风〉序》,汪静之:《蕙的风》,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那么,胡梦华该算更“小”的“小孩子”,“一个小孩子对另一个小孩子的批评竟引发新文学界的重要人物起而为被批评者辩护”⑤刘纳:《湖畔社诗选·前言》,刘纳编选《湖畔社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实属不寻常。新文学界对胡梦华的批评如此敏感,他们到底看出了什么?这里,我们不妨回到历史现场,先就胡梦华批评《蕙的风》的观点作一个简单回顾。

在《蕙的风》出版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胡梦华连续发表了《读了〈蕙的风〉以后》(载《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0月24日)、《悲哀的青年——答章鸿熙君》(载《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11月3日)、《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护》(载《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1月18~20日)等文章,一方面表明自己对《蕙的风》的批评意见,一方面也是在展开论辩,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胡梦华对《蕙的风》的批评,最为惹眼之处是说这部诗集里的诗“不道德”,是在“挑拨人们的肉欲”,是“堕落的诗!”《蕙的风》是作者“一部情场痛史”,是作者“情恋哀痛的呼声”,“哀痛过甚,言情之处,遂不免过于偏激,而流于轻薄”。《蕙的风》的作者“染了无赖文人的恶习”,“有故意公布自己兽性冲动和挑拨人们不道德行为之嫌疑”。⑥胡梦华:《读了〈蕙的风〉以后》,《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0月24日。即使与读者展开的论辩,胡梦华也坚持认为《蕙的风》是“反道德的诗”⑦胡梦华:《悲哀的青年——答章鸿熙君》,《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11月3日。,汪君因为“表思不能高尚,达情不能纯挚”,所以他的诗“有不道德的嫌疑”。⑧胡梦华:《〈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护(二)》,《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1月19日。胡梦华既从道德的角度否定了《蕙的风》,同时又从新旧嬗变的角度对新诗提出了质疑,他显然是在挑战新诗存在的合法性。

胡梦华的论调,不仅引起了一般读者的不满,①章洪熙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民国日报》,1922年10月30日)一文中说:“《蕙的风》犯了不道德的嫌疑,这是我们所想不到的。”文章围绕道德问题,对胡梦华的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于守璐在《与胡梦华讨论新诗》(《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1月3日)一文中指出:“《蕙的风》内的诗有一些确是赤裸裸的描写,如《过伊家门》《非心愿的要求》《月夜》等,都不见有故意的挑拨人们的肉欲。”这位读者谈阅读《蕙的风》的感受,“只觉得作者热烈的感情,流露于纸上,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道德的意思”。而且引起了新文学界的震惊和警惕。从弥漫着硝烟的新旧文化激战的战场上走来的人们,对旧文化是有着深切的痛感的,胡梦华的文字让他们看到了旧文化的鬼影,看到了道学家的魂灵。为此,新文学界对胡梦华加以毫不留情的批评,是十分自然的。鲁迅对胡梦华批评《蕙的风》的观点“非常不以为然”,他指出:“胡君因为《蕙的风》里有一句‘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便科以和《金瓶梅》一样的罪:这是锻炼周纳的”,“胡君因为诗里有‘一个和尚悔出家'的话,便说是诬蔑了普天下和尚,而且大呼释迦牟尼佛:这是近于宗教家而且援引多数来恫吓,失了批评的态度的”。②风声(鲁迅):《反对“含泪”的批评家》,《晨报副刊》,1922年11月17日。“锻炼周纳”和“援引多数来恫吓”都是很可怕的,新青年而能有这般的老成谋略,难怪鲁迅要严词批驳了。周作人则从内容重于诗艺的立场出发,为《蕙的风》做出了辩护:“静之的情诗即使艺术的价值不一样,但是可以相信没有‘不道德的嫌疑'”,“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用不着我的什么辩解”。③周作人:《情诗》,《自己的园地》,北新书局,1923。周作人非常反感胡梦华“躲在老辈的背后”,“动辄拿了道德的大帽子来压人”,“以提倡淫业作为汪君的情诗的判语”,认为“中国即使性教育一点都不发达,青年的意志也还不至于这样变态的软弱,见了接吻拥抱字样便会堕落到罪恶里去”。周作人最憎恶的是胡梦华“倚了传统的威势去压迫异端的文艺”,这样的行为“在后世看去往往只是自己‘献丑'”,④作人:《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晨报附刊·文艺谈》,1922年11月1日。并得不到历史的认可。

胡梦华在批评《蕙的风》的同时,也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为《蕙的风》写“序”的朱自清、胡适和刘延陵,指责他们的“序”是不严谨的。在对“作序的先生们”进行集体否定的同时,胡梦华对他们进行了逐个的批评,他不但讥讽胡适,质疑胡适,而且针对刘延陵《蕙的风·序》中“静之的诗以赞美自然歌咏爱情的居多”⑤刘延陵:《〈蕙的风〉序》,汪静之:《蕙的风》,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的说法,针对朱自清《蕙的风·序》中肯定汪静之对“美与爱”的“赞颂与咏叹”的写法,⑥朱自清:《〈蕙的风〉序》,汪静之:《蕙的风》,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可惜《蕙的风》歌咏爱情之处,却流于轻薄,赞美自然之处,却流于纤巧;他的潜力,遂不免有不道德的嫌疑,他的使命,遂不免令人有向不道德的倾向。”据此,胡梦华得出《蕙的风》是“拙劣的歌咏爱情之诗”的结论,不但“作者自己献丑”,并且“使读者也丑化了”,因此,“应当严格取缔”。⑦胡梦华:《读了〈蕙的风〉以后》,《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0月24日。什么是“严格取缔”?是用法律制裁,还是用行政处罚,胡梦华没有说明,但显见的是,批评带有了判决的色彩,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所以周作人毫不客气地发出了痛斥的声音:“无论凭了道德或法律的神圣的名去干涉艺术,都是法利赛人的行为。”⑧作人:《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晨报附刊·文艺谈》,1922年11月1日。

与鲁迅、周作人对胡梦华的尖锐批评不同,闻一多是站在了胡梦华的一边,认为胡梦华对《蕙的风》的批评是有道理的,闻一多在致闻家驷的信中就直白地写道:“胡梦华的批评我也看见了,讲得有道理。”⑨闻一多:《致闻家驷(1923年3月25日)》,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闻一多论新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228~229页。也就是说,闻一多并不认为胡梦华所说的“《蕙的风》是不道德”的观点是错误的,闻一多对《蕙的风》的否定甚至比胡梦华更直接,闻氏用“诲淫”、“只诲淫而无诗”、“没有诗而只淫”⑩闻一多:《致梁实秋(1922年11月26日)》,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闻一多论新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页。等语汇评定《蕙的风》,足见他对《蕙的风》的厌恶程度。客观地来看,胡梦华的批评之中,除了被新文学界抓住的“不道德”的观点外,其实还有些观点,被放过了,而这些观点,恰好是比较客观的批评,这使我们确信,闻一多对胡梦华的支持不是没有依据的。譬如,关于出版个人诗歌专集的问题,胡梦华就认为汪静之“在求量多而未计质精”,不知删减,不知选精,急于出版,这样的态度是轻率的。①胡梦华:《读了〈蕙的风〉以后》,《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0月24日。对于胡梦华的这一观点,也有读者是认同的,如于守璐的《与胡梦华讨论新诗》就认为“要刊行专集的时候,不能不选择其精粹”,“文学创造,量可自多,而不可求多”(《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1月3日)。胡梦华也承认《蕙的风》集子里有好诗,但还谈不上对诗体诗意的新贡献。此处触及到的实际上是新诗诗体大解放后新诗的创新创造问题,按照胡适的预想,诗体解放以后,“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思想,方才能跑到诗里去”②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版,第295页。。但是,新诗发展的实际历史情形并不如胡适预想的那样顺利,至少在包括汪静之在内的湖畔诗人这里是如此。年轻的湖畔诗人确实做到了“不拘”:“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③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版,第299页。而在做到“不拘”式的“解放”之后,“他们的诗‘丰富'了吗?‘精密'了吗?‘高深'了吗?‘复杂'了吗?——并没有”④刘纳:《湖畔社诗选·前言》,刘纳编选:《湖畔社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这样的局限自然不能归咎于个人,不能归咎于某个具体的诗人。立足新诗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汪静之的诗歌创作其实是具有某种实验意味的,胡梦华以“新贡献”来要求汪静之,未免过高。至于《蕙的风》在艺术上的不足,胡梦华所批评的的,也正是闻一多所批评的,二人的见解颇为一致。这种不足,新文学界事实上也注意到了,只是在批评的姿态上对汪静之采取了同情、包容、鼓励的策略,并未如胡梦华、闻一多那样的断然否定。此外,胡梦华提出的诗歌创作中的模仿问题⑤胡梦华在《读了〈蕙的风〉以后》(《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0月24日)一文中,结合对《蕙的风》的批评,提出 了自己对诗歌创作中的“模仿”的看法,紧接着,又在《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护(三)》(《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1月20日)一文中,对“诗的模仿”进行了个人观点的集中表达。,也是一个比较棘手的诗学问题,胡梦华虽然有自己的看法,读者的反馈争论也探讨了这一问题,⑥如曦洁的《诗的“模仿”问题》(《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1月8日),与胡梦华集中讨论的就是诗歌创作中的 模仿问题。于守璐的《与胡梦华讨论新诗》(《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1月3日),也对诗歌创作中的模仿问题提出不同看法。但由于各自的固执己见,很难对这一问题获得一致的理解。

《蕙的风》诗案发生之时,闻一多虽然身在美国,却并不意味着他对国内诗坛是陌生的,相反,他非常关心国内诗坛的动向,经常通过友人和家人搜集国内的诗集、杂志,以了解国内诗坛的现状。这从闻一多写给梁实秋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承你寄来的各种诗集杂志都收到了。《创造》里除郭、田两人外无人才。《未来之花园》在其种类中要算佳品。它或可与《繁星》并肩。”⑦闻一多:《致梁实秋(1922年11月26日)》,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闻一多论新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192页。信中对诗人诗作的评点,透露出闻一多对国内诗坛的情形是极为关注的。闻一多也通过家人收集国内出版的杂志期刊,让他们寄到美国,以方便自己从事批评活动,如闻一多在1922年12月2日致父母亲的信中说:“《小说月报》及《诗》请继续寄来,因现方从事于文学批评,须时时参阅也。”⑧闻一多:《致父母亲(1922年12月2日)》,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闻一多论新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198页。信中用语“请继续寄来”,说明《小说月报》和《诗》是不断被寄给远在美国的闻一多的,闻一多写信的意思是不要中断邮寄。由此可见,闻一多在美国是经常能读到《小说月报》和《诗》这样的国内文学杂志的,他对国内诗界的动态是有了解的。⑨闻一多在美留学时,曾收到过郭沫若邮寄的《创造》杂志(见1923年2月15日闻一多致梁实秋书信)。闻一多因打算给《创造》多投稿,“必欲先睹新出各期以为快”,所以叮嘱闻家驷:“俟你到沪后,则再订一全年,由该书局直接寄美,以免你们自寄容易忘却也。”(1923年3月25日闻一多致闻家驷书信)《创造》作为当时国内文坛的领军文学期刊之一,给闻一多带来的文坛信息应该是不少的,包括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都得到闻一多的重视,他特意告诉国内的闻家驷,“关于文学,《创造》同《小说月报》都不可不看”(1923年3月25日闻一多致闻家驷书信)。这说明,闻一多虽然远在海外,但对国内文坛却是心中有数的。1922年10月10日,闻一多致吴景超、梁实秋的信中说:“感谢实秋报告我中国诗坛底现况”。这表明闻一多了解国内诗坛的途径是多样化的。

胡梦华在国内招致了批评,闻一多在国外却没有引来批评,是否就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胡梦华的观点经过报纸公开化了,而闻一多的观点仅限于书信这一私人化的空间里,没有公开发表和传播。如果闻一多的观点诉诸报刊公开化的话,他是否也会受到鲁迅、周作人等的批评呢?答案应该是确凿无疑的。出于维护新诗成立的合法性的目的,周氏兄弟应该是不会饶恕闻一多的。①正像闻一多在考虑中华戏剧改进社杂志稿源时,不把周氏兄弟看作同类人一样,周氏兄弟当然也不会视闻一多为同类。在闻一多的眼里,鲁迅、周作人属“非我辈接近之人物”,“我甚不愿头数期参入此辈之大名,仿佛我们要借他们的光似的。我们若有创办杂志之胆量,即当亲身赤手空拳打出招牌来。且从稿件方面看来,并不十分依仗外人的辅助”(闻一多:《致梁实秋(1925年3月)》,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闻一多论新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页)。闻一多的意思是很显然的,鲁迅、周作人是“外人”。既是外人,倘若发生论战,想来是不会留情面的。更何况,闻一多把自己和胡梦华绑在了一起,看一看周氏兄弟对胡梦华批评的口气和用语,当不难想象,如果这个时候再站出一位胡梦华的支持者,而且观点比胡梦华还更为激烈,对《蕙的风》的否定还更彻底,那么他遭到周氏兄弟为代表的新文学界的批评是必然的,而且批评展开的力度当不下于对胡梦华的批评。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闻一多同样是新诗的立法者,这个时期他也正在进行新诗的创作,后来的新诗发展史也证明,闻一多对新诗建构是有重要贡献的。那么,为什么在对《蕙的风》的评价方面,闻一多与周氏兄弟显示出巨大的差异呢?仔细分析起来,其原因盖由“道德信仰”的不同所致。闻一多曾创作过多首爱情诗,这些诗歌描写男女相爱的刻骨镂心的程度,“往往以欲说还休,藕断丝连的方式表现出来”②郑守江:《从民族文化学的角度对闻一多新诗的思考》,《闻一多研究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第55页。,这些诗所写的爱情“很少有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悖之处”,闻一多尽管也有自由恋爱等现代观念,“但支配他的心态的,还是传统的伦理道德”。从闻一多的文化心态整体上看,“传统影响大于外来影响,是无疑义的”。③陆耀东:《闻一多的诗与其文化心态》,《闻一多研究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0页。。正是由于固守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使他在《蕙的风》诗案中,站在了胡梦华的一边,与鲁迅、周作人形成了对立。鲁迅对旧道德的抨击,一向是很猛烈的,在他看来,中国的青年男女一向没有“爱情”的自由,“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以致“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所以,鲁迅呼唤“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呼唤“人之子”的觉醒,使他们“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老的少的所犯的罪恶”,张口发出带着“血的蒸气”的“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④鲁迅:《随感录四十》,《热风》,北新书局,1925年版。周作人也是传统道德的反叛者,在他看来,“礼义原是本于人情的,但是现在社会上所说的礼义却不然,只是旧习惯的一种不自然的遗留,处处阻碍人性的自由活动,所以在他范围里,情也就没有生长的余地了”⑤周作人:《情诗》,《自己的园地》,北新书局,1923年版。。传统道德观念在现代的变态留存,不但扼杀着人们的“情”(周作人意指两性间的恋慕),而且妨碍着“人情迸发的声音”——“情诗”的生长。周作人本着现代的性道德观念,提出了基于人性自然的“性爱”与“恋爱”的道德伦理:“性爱”是“生的无差别与绝对的结合的欲求之表现”,是“宇宙间的爱的目的”;“恋爱”可以说是“宇宙的意义”,是“个体与种族的完成与继续”。⑥周作人:《情诗》,《自己的园地》,北新书局,1923年版。前者庄严,后者神圣,都能唤起人们严肃的感情。情诗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现代性道德观念基础之上的,它是有界限的,只应“发于情,止于情”,以恋爱之自然的范围为范围,倘若过了这界限,“即是性的游戏的态度,不以对手当做对等的人,自己之半的态度”,那就是“变态的病理的”。⑦周作人:《情诗》,《自己的园地》,北新书局,1923年版。对于带有这种倾向的诗,周作人是“不想把他邀到艺术之宫里去”的。周氏兄弟在《蕙的风》诗案中对汪静之的支持,反映出他们在新旧道德立场间的选择,他们要伸张现代性的道德观念,树立现代性的伦理旗帜,这就与闻一多的传统道德伦理观形成了明显的分野,表现为诗歌的价值观念取向,就出现了闻氏与周氏兄弟在对待胡梦华观点上的不同。

《蕙的风》诗案发生期间,闻一多正在设法筹备《红烛》的出版,①这可以从闻一多的多封书信中看出。如1922年10月27日致闻家騄、闻家驷的信,谈的是《红烛》出版所需的经费筹集;1922年10月30日致吴景超、梁启超的信,是与朋友斟酌《红烛》集中的诗篇选目,拟定删减的篇目;1922年11月26日致梁实秋的信,谈《红烛》封面的创意设计;1922年12月2日致家人的信,请驷弟转托十哥,打听亚东或泰东图书局印刷新诗的办法。这是闻一多的第一部新诗集。闻一多一贯以“精炼”的创作作风,为文学史称道。《红烛》的创作,“已表现了一个为同时诗人所不注意的‘精炼'的作风。我们可以看出他每首诗都是用异常的气力做成的”②苏雪林:《论闻一多的诗》,《现代》第4卷第3期,1934年1月。。《红烛》充分反映出闻一多作为“精炼作家”具有的艺术概括表现力,他总是寻求用最恰切的方式表现诗的内蕴,无论诗意的锤炼,还是字句的推敲,他都用足了工夫。闻一多的这种锤炼工夫,自然是汪静之无法企及的。所以,基于对艺术本位观念的信仰,闻氏判定了《蕙的风》在艺术上的失败。

三

要理解闻一多缘何为胡梦华辩护,其实不难,只要看看周作人、胡适、朱自清对《蕙的风》的作者汪静之的同情和辩护,答案就明了了。汪静之被胡适称为“少年诗人”③胡适:《〈蕙的风〉序》,汪静之:《蕙的风》,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胡适一再欣赏的是汪静之的诗具有的“稚气的新鲜风味”,认为这是青春少年的诗人特有的一种气度。这样的气度也得到朱自清的欣赏,朱自清目汪静之为“活泼泼的小孩子”,说他的诗是“孩子洁白的心声,坦率的少年的气度!”④朱自清:《〈蕙的风〉序》,汪静之:《蕙的风》,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我们阅读90多年前朱自清写下的这段评论,不难感受到,朱自清对汪静之的爱护之心。

新文学前辈之所以力挺“孩子诗人”汪静之,是有着功利性的考虑的,是从新诗的解放和发展的大势着眼的。正如曹聚仁所说,《新青年》时代的中年人确有如鲁迅所说的“掮着旧的门板,让年青人踏着过去”的胸襟,“他们的确要把汪诗人扶植起来,打开新诗的途径”。⑤曹聚仁:《诗人汪静之》,《我与我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无论是周作人的评论,还是胡适的推荐作序,都在肯定《蕙的风》在诗体解放方面的作用。周作人说:“《蕙的风》里的‘放情地唱',我们应该认为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期望他精进成就,倘若大惊小怪,以为‘革命也不能革到这个地步',那有如见了小象还怪他比牛大,未免眼光太短了。”⑥周作人:《情诗》,《自己的园地》,北新书局,1923年版。《蕙的风》更引发了胡适的感慨,胡适说:“我读静之的诗,常常有一个感想:我觉得他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的多。”⑦胡适:《〈蕙的风〉序》,汪静之:《蕙的风》,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胡适为此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象一个缠过脚后来放脚的妇人望着那些真正天足的孩子们跳来跳去,妒在眼里,喜在心头”⑧胡适:《〈蕙的风〉序》,汪静之:《蕙的风》,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来表达他看到解放了的少年诗人的欣喜之情。

借助为《蕙的风》作序的时机,新文学前辈刻意营造打破“成见”的舆论声势,向社会推荐汪静之,希望社会接纳汪静之、承认汪静之。在这方面,胡适尤其用力。胡适提醒人们不要带着“成见”去阅读《蕙的风》,“成见是人人都不能免的;也许有人觉得静之的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也许有人觉得一个青年人不应该做这种呻吟婉转的情诗,也许有人嫌他的长诗太繁了,也许有人嫌他的小诗太短了,也许有人不承认这些诗是诗”⑨胡适:《〈蕙的风〉序》,汪静之:《蕙的风》,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这里列举的种种成见,很明显的有为汪静之辩护的意味。胡适的策略是高明的,与其让反对者批评《蕙的风》的局限,倒不如自己先说出来,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缓解“成见”的火气的效果。胡适在看似温和的语调中,实际包含着对“成见的错误”的严肃的批评。胡适在其批评策略的背后,是要为汪静之之类的新诗人向社会争取“一个自由尝试的权利”:“为社会的多方面的发达起见,我们对于一切文学的尝试者,美术的尝试者,生活的尝试者,都应该承认他们的尝试的自由。”⑩胡适:《〈蕙的风〉序》,汪静之:《蕙的风》,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这种态度,就是胡适一贯坚持的“容忍的态度”,“容忍上加入研究的态度,便可到了解与赏识”。①胡适:《〈蕙的风〉序》,汪静之:《蕙的风》,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言下之意,对《蕙的风》也是如此,只要人们采取容忍和研究的态度,便会对汪静之的情诗产生同情的理解,并赏识之。朱自清在《蕙的风》“序言”中,也从克服“成见”的角度为汪静之的情诗辩护。朱自清说:“我们当客观地容许,领解静之底诗”,“不可但凭成见,论定是非”。朱自清所说的“成见”与胡适所说的“成见”,是不同的。朱自清所说的“成见”指的是一种时代的成见:“我们现在需要最切的,自然是血与泪底文学,不是爱与美底文学;是呼吁与诅咒底文学,不是赞颂与歌咏底文学。”②朱自清:《〈蕙的风〉序》,汪静之:《蕙的风》,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汪静之的诗显然与时代是不合拍的,是不符合时代“成见”的,但朱自清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汪静之的诗,而是立即转换批评的视角,从创作年龄的角度来看汪静之的诗,他说:“静之是个孩子,美与爱是他生活底核心;赞颂与咏叹,在他正是极自然而适当的事。他似乎不曾经历着那些应该呼吁与诅咒的情景,所以写不出血与泪底作品。若教他勉强效颦,结果必是虚浮与矫饰;在我们是无所得,在他却已有所失,那又何取呢!”③朱自清:《〈蕙的风〉序》,汪静之:《蕙的风》,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这番话不但消解了时代的“成见”,而且为汪静之的诗找到了成立的基点,“这或足为静之以美与爱为中心意义的诗,向现在的文坛稍稍辩解了”。④朱自清:《〈蕙的风〉序》,汪静之《蕙的风》,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由此不难看出,朱自清刻意避开了用时代的成见评论汪静之要遭遇的尴尬,而选择了同情汪静之的批评方法,其用心不可谓不讲究。

与汪静之相比,胡梦华同样是少年,少年初登文坛,无论从事创作还是文学批评,都是值得呵护和鼓励的。汪静之有“诗才”,胡梦华有“论才”,汪静之的诗是童言无忌,胡梦华的批评也是童言无忌。既然周作人、胡适、朱自清对汪静之的同情和呵护,是值得肯定的,那么闻一多对胡梦华的同情和呵护,同样也就值得肯定。从奖掖、提携青年后学的意义上来看,二者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闻一多与胡梦华虽然未曾面首,但二人之间却有“神通”。闻一多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出版后,胡梦华曾致信闻一多,对闻氏的诗学批评表示赞誉,对此,闻一多书信有明确记载:“又有东南大学底一位胡梦华君也有函来表示同情。”⑤闻一多:《致父母亲(1922年12月27日)》,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闻一多论新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203页。这封“同情”,当然是令闻一多感动的,因为这个时候的闻一多尚处于文学事业的开辟阶段,是位于“名不见经传”之列的青年。《冬夜草儿评论》出版后,引起的反响并未如闻一多预料的那样热烈,在冷清的反响氛围中,胡梦华对《冬夜草儿评论》的见解,就得到闻一多的格外重视。闻一多在写给家人的信件中,曾不无自豪的说,《冬夜草儿评论》“虽不受普通一般人底欢迎,然而鉴赏我们的人倒真是我们眼里的人”⑥闻一多:《致家人(1923年3月)》,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闻一多论新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第226页。。信件的字里行间,流露出闻一多对胡梦华的赏识。也正是通过书信媒介,远在美国的闻一多发现了胡梦华的批评才华。闻一多的新诗集《红烛》出版后,闻一多在家信中嘱咐家人,留心报纸杂志上对《红烛》的批评文字,一旦发现,希望寄给他一阅。闻一多特别提到要留心胡梦华的评论,在家信中写道:“南京有《江苏日报》,其附张名《文艺评论》,五哥阅此报否?《文艺评论》乃胡梦华等主稿,闻胡君曾有文奖赞我与实秋作品。《红烛》出后,胡君或将又有批评。请五哥代为留意。”⑦闻一多:《致家人(1923年11月)》,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闻一多论新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 版,第242页。从信中的口气可以看出,闻一多是非常赏识胡梦华的,是十分看重胡梦华的批评意见的。闻一多与胡梦华文艺趣味的相投,还体现在他们对汪静之诗和梁实秋诗的比较批评方面。闻一多在将两者比较时,说汪氏淫荡,梁氏沉醉;胡梦华在将梁诗与汪诗进行比较时,说:“两两比较,相形之下,一美一丑,不言而喻!”⑧胡梦华:《〈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护(二)》,《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1月19日。梁氏的诗“思想何等高尚!情感何等纯挚!”汪氏的诗“多么轻薄!多么堕落!”⑨胡梦华:《〈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护(二)》,《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1月19日。闻、胡都对《蕙的风》持否定意见,都对梁实秋表赞誉之词,显示出批评眼光的一致。由此可见,闻一多之看重胡梦华,不是毫无缘由的。

今天,距离《蕙的风》诗案的发生已经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透过依稀的历史迷雾,我们依然能够从两个孩子身上感受到五四的少年意气。汪静之有为新诗献身的勇气:“牺牲了我不要紧的;/只愿诸君以后千万要防备那暴虐者”(《被损害的》),这样的呼告无论如何是令人感动的。胡梦华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始终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在他看来,“为了真理说话,是无可如何的”,并且表示,“我为了真理,就做一个‘法利塞'人又何妨?”“我为了真理,就做一个‘旧派'又何妨?”① 胡梦华:《〈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护(三)》,《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1月20日。两位少年都表现出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的勇气,此种意气,确令我们再一次地对五四少年产生敬畏。一个小孩子对另一个小孩子的批评,原本也是简单不过的,但由于成年人的介入,问题骤然严重了,放大了。其实,胡梦华够不上什么“派”,也形不成什么“势”,但诸位大家却对这位少年批评者进行了严苛的批评,能对“孩子诗人”宽容,却不能对“孩子批评者”宽容,显得有失风度。以鲁迅的学问,发现胡梦华批评文章中的硬伤,指出并加以纠正,是正常批评范围内的事情。但在鲁迅的思维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胡梦华因而变成了“假想敌”,受到了嘲讽和挖苦。汪静之有艺术上的不足,胡梦华有批评的偏激之处,对汪静之能宽容,对胡梦华就应该也能宽容。可惜的是,由于在《蕙的风》诗案中,闻一多的隐在性,使得对《蕙的风》的批评,缺少了一个重要的声音,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蕙的风》诗案因汪静之而起,按道理说,诗人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应捍卫论争的成果,才是对历史的忠诚,才不辜负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力量对他的仗义支持。可是,汪静之却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给出了相反的答案。汪静之立身于1950年代的文化环境,大概是身不由己的,他不能像胡风那样坚持自我,坚持五四精神,他要把五四的情歌收回去,而代之以符合新时代的歌唱。于是,他对亚东版的《蕙的风》大加删改,经过删改的《蕙的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新版《蕙的风》对当年被闻一多目为“诲淫”的情诗、被胡梦华批评为不道德的情诗,进行了删改;对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界所肯定的情诗,也进行了删改。也就是说,汪静之对以“情诗”扬名的《蕙的风》进行了“解构”,这种“解构”,是对当年《蕙的风》诗案中站在褒扬一方的支持者的反讽,是对当年《蕙的风》诗案中站在贬斥一方的反对者的认同,这大概是《蕙的风》诗案中的所有当事人始料不及的。

Wang Jingzhi's Love Poem s and W en Yiduo's Critique

LEI Shi-wen(China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Relations,Beijing 100048,China)

Abstract:Wang Jingzhi as the new poet was famous for his“love poems”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But his“love poems”also attracted moral controversy.Wen Yiduo in particular raised fierce criticisms against Wang′s“obscenity of a playboy,”in sharp contrast with the representative mainstream criticism.However,due to the strong influence of mainstream critics,people tend to ignore Wen′s negative opinion and support for Hu Menghua′s negative comment.

Key words:Love Poems;Moral Controversy;Wen Yiduo


作者简介:雷世文,男,山西沁源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学部教授,文学博士。(北京 10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