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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年代学家刘坦及其学术成就


摘 要: 历史年代学家刘坦,是一位民间学者,天津武清王庆坨镇人。他终生探讨历史学,在星岁纪年的研究上绝学特立,受到中国科学院郭沫若、竺可桢的重视。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他的《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一书,至今仍是这一问题的唯一专著。这部卓越的著作,特别清理了西汉末刘歆的纪年体系,揭示其造伪行为,指出历代学者对于中国之星岁纪年皆认识偏颇、讹误,对此一一廓清,取得破解千古迷茫的成就。

关键词: 历史年代学;刘坦;别录;星岁纪年

天津市之西约30公里的距离,有一王庆坨镇,现今工厂密集,交通发达,京沪高速公路、津保高速公路与津同公路在此处交汇。而在20世纪前期,王庆坨仅仅是个村镇,住户基本皆为农民。就在这相当偏僻的乡间,出现了一位极其特殊的民间学者刘坦(1910—1960),他终生矢志不移地研讨艰深的中国历史年代学,并且取得十分突出的成就,1950年代被郭沫若等学术大家赏识和关注,但逝世后渐至埋没,其学遂成绝唱。在中国学术史、史学史的研究日益深入的当下,有必要对这位历史年代学家及其创树予以梳理和研讨,以有助于展示中国文化星空灿烂多辉之全貌。

一、刘坦的生平事迹

刘坦,原名允恭,号田骄,中年方改名坦,1910年出生于武清县王庆坨镇。幼年家境贫寒,直至9岁方入私塾旧学。私塾教师王猩酋(1876—1948)乃当时文化名士,其人私办书塾,教习本乡学子,不出王庆坨乡里而享誉京津学界乃至全国,性格洒脱,品格刚正,诗文豪爽,书画凝重,且有多种学术论著面世,所撰《雨花石子记》全面考察雨花石的质地、形色、纹路、鉴赏、交易、收藏,报纸上连载后于1943年出版,驰名全国①见周德麟、赵启斌:《民国雨花石收藏的巨擘王猩酋及其<雨花石子记>》,《收藏家》,2006年第11期。,2006年又得以再版。刘坦初始开蒙问学,即遇如此良师,真乃幸运,而王猩酋先生亦赏识刘坦聪慧好学,根据其性情、资质,从识字起步,循序渐进地课以《四书》、《左传》、《国语》等典籍,间读子部各书以及《昭明文选》等等。

随从王猩酋学习七年之后,刘坦因迫于生计而辍学,1927年,曾执教于天津武清王庆坨镇小范口小学,“然于学问之道,未敢或忘”②刘坦:《四十自纪》,手书稿本,今藏天津市武清图书馆。,坚持自修文史,茫昧之中苦苦探索。至1930年间,撰成十余万字的《周秦诸子传略考》,这是刘坦初入历史考据之途的处女作,而于刘坦在世时即已佚失。后来刘坦自己总结说:“虽于上考辑得十万余言,然去成功绝远,但因感觉一切典籍关于史实检讨之繁费多难,实启是后致力‘别录'工作之门径。”③刘坦:《四十自纪》,手书稿本,今藏天津市武清图书馆。由此可知,虽然撰成之文不很理想,但这次尝试使刘坦在治学生涯上获得不少进展。第一,研究“诸子传略”,必然已经细读司马迁《史记》,此乃不言而喻。精心研究《史记》,后来成为刘坦一生治学的枢纽。第二,开始系统性思考治学门径的问题,悟出针对古代史籍做“别录”的方法,不仅可以打下牢固的学术根基,而且大开历史考证中提供检索和利用资料的方便之门。因此,刘坦不惜投入很大的精力和占用很多时间,做各种古代典籍的“别录”。

刘坦的所谓“别录”,是突破和甩开原古籍的编纂系统和体例,另行分门别类地辑录其中的史事记载,例如《国语》一书,原本是按照春秋时代的周、晋、鲁、齐、郑、楚、吴、越等八个国别,分别记载当时人物的言论和事迹,而刘坦《国语别录》,则设立人物或八国之外的国别与地区,抄录《国语》中的相关内容。如“周弃史略”条抄写了《国语》中《周语》、《鲁语》、《晋语》、《郑语》所载关于弃(即周先祖后稷)的记述;“莒史略”条抄录了《鲁语》、《齐语》、《郑语》所载关于莒国和莒人的记述。其余皆类此例。可以想见,这是一项强制研习、梳理和归纳历史资料的工作,耗时费力,但起到夯实史学基础的作用,编辑过程中就会发现许多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在当年缺乏史料检索工具的条件下,这类“别录”对此后的治学具有重大的辅助作用。

刘坦做了多种古籍的史料“别录”,尤其是《史记别录》,部帙宏富,类目广博,所投入的精力最多。司马迁撰著的《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的时间跨度自传说的黄帝时期直至西汉武帝,空间广度自西汉统治的中心地区延伸到东部朝鲜、南方闽粤、越南、漠北匈奴、西北西域以及西南云、贵、川藏、印度等地④《史记》之《南越列传》记述范围包含今广东、广西及越南部分地区,《西南夷列传》含有今云南、贵州延伸到身毒的内容,身毒,即今印度。,包括了当时所知的整个世界。其书历史文化蕴涵广袤,思想内容博大渊深,文笔生动,气势豪迈。刘坦被《史记》深深吸引,他所瞩目之处不是欣赏司马迁的文章华美,也不是乐知古人轶事,而是发现《史记》之学大有可为,其中存在诸多应当追索考订的学术问题,特别是《史记》中存在大量年代记载的歧异和抵牾,促进刘坦将历史年代学作为学术探讨的主攻方向。当然,这也必须结合研讨那些与《史记》纪事相关的其他经史典籍。从刘坦最初撰写《周秦诸子传略考》到最后出版的《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无一不与研习《史记》密切相关。据刘坦本人的《四十自纪》,他正式编辑《史记别录》是起于1932年,到1946年仍在做补充修订,这一阶段也撰成多种功力深厚的学术论著。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编辑《史记别录》的进程,乃是推动刘坦最终成为卓越历史年代学家的主要动因。

1935年,刘坦《孔诞考正》发表于是年9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第32卷第17号。《东方杂志》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名刊,创始于清季的1904年,直至1948年才停刊,作为乡间学人在此刊物上发文,无疑加强了刘坦继续矢志治学的信心。此后研讨益深,笔耕不断,接着,《史记纪年考》一书于1937年5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标志着作者在历史年代学研究上已经渐入佳境,能够自立于学术之林,而此年刘坦仅27周岁。但遇上日本军国主义者大举进攻和侵占中国,全国性的抗战爆发,刘坦的学术成就未能获得时人的充分关注。

无论是贫病交加还是世势变迁,都丝毫不能改变刘坦的治学意志,他的生活状况十分艰苦,终生未婚,一生除了很短时期担任教师或其他办事人员外,绝大多数年华都是做无报酬的学术研究。身为农民却并不种田,土屋之内,整日闭门谢客,埋头于古代人物、史事及其年代的疏通考核。吃穿简陋,长期以玉米窝头和咸菜充饥。其妹刘慧甡女士虽不通史学却尽力协助兄长的治学与研究,料理家务并且打理收发书信、预备纸墨等一应琐事,也终身未婚。刘坦之弟并不识字,为传统型农民,有妻室子女,也对兄长的学问由衷敬服,心甘情愿地种田劳动,供养刘坦兄妹的衣食。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家庭,所有成员为了一种学术而默默地做力所能及的贡献。刘坦研究的课题与眼前的生活事务毫无关系,也无法与社会的风云动荡直接关联,兢兢业业、孜孜探讨,全凭治学兴趣,皆因痴迷于那遥远的历史文化内容,从未想过名与利的谋求,唯此而能够做到直书真见,丝毫没有讨好任何个人或学派的心思,也不顾及任何避讳,真正是独立的学者。到20世纪50年代之初,刘坦按照自己的治学理路,陆续撰写了《史记世族谱》书稿与《三五通考》、《世经纪年考》、《竹书纪年表》等多篇考据论文,均为与现实无多关联的研讨。不仅如此,他由历史年代学的研习而步入了中国古代星岁纪年问题的探索,这个专题在传统学术中即十分冷僻,但对刘坦个人的治学而言,乃是打开了一个别致的境界。

1954年,刘坦的长文《论星岁纪年》,受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竺可桢的关注,1955年8月科学出版社将之刊印大开本单行本公开出版。另一论文《<吕览>“涒滩”与<服赋>“单阏”、<淮南>“丙子”之通考》,发表于《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而英国学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七卷本的首卷,正是在1954年于英国剑桥大学出版,这在中国引起很大的轰动。新中国的科学院,一方面积极联络和支持李约瑟的工作,一方面加快了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学术部署,1954年8月就组织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竺可桢为主任,叶企孙、侯外庐为副主任,分为几个学科而各聘委员,如天文学史研究委员由竺可桢担任,物理学史为叶企孙、丁西林,水利工程学史为张含英,建筑学史为梁思成、刘敦桢等等①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中国科学院第23—46次院务常务会议记录》,1954—2—7号案卷。,调动全国力量投入研究。通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1956年7月9日至12日,在北京西苑大旅社召开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刘坦被邀请参加了这次大会。

笔者经查阅此次科学史讨论会的会议档案②此件档案为2004年重新整理立卷,相关公文文献佚失严重。,知会议分为四组,即:1.农学及生物学史组;2.医学史组;3.数学及天文学史组;4.其余各学科史组。刘坦参加第三组,学科属于天文学史,因为星岁纪年虽可归属于历法,但历法与日月、星宿密切相关,星岁纪年在研究中,是要涉及木星运行周期等天文学问题。与会名单上列有代表85人,③根据档案所载本次会议的总结报告,参加会议者有120人,可能包括一些行政人员,不在学术代表名单之内。来自天津者唯刘坦一人,全国来自民间无公务职业者,仍是唯刘坦一人,其他会议代表姓名后都注明任职单位如大学、各种研究所、政府、文化部门等,唯刘坦姓名之后写的是居住地址:天津西王庆坨建设街盐店胡同。会议收到论文共54篇,具体题目不详,经审阅挑选仅在会议上宣读23篇④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史会议档案》,1956—2y—01号案卷。,这第一是为了严格把守学术质量,第二是便于进行充分、集中的学术讨论。其中刘坦没有提交论文,应是仓促与会,未遑准备。

这次学术会议结束,刘坦回到故乡,专心撰写和修订关于星岁纪年的论著。1957年12月,科学出版社仍以大开本出版发行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一书,约27万字,这是其一系列论著中的最佳精品,可谓中国历史年代学研究园地的一朵奇葩。仅凭此一书,作者即可挺立于史学界第一流学者之林。此后,刘坦受到户籍所在地武清县政府的高度重视,1958年2月,刘坦被选为王庆坨乡第三届人民代表,1959年被聘为政协武清县第二届委员。然而刘坦依然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出书、发文的稿费数额可观,但都购买了学术书籍,不大用于改善衣食水平。至1960年旧病爆发,且营养不良,于当年秋季逝世,享年仅50周岁。政府有关部门实际上对刘坦颇为照顾,按高级知识分子待遇给以特供食品购买券,病重期间,特派有名医生专职守护,予以调理和医治,然终因身体过于虚弱,难以挽救。刘坦逝世后,人们发现他将食品特供券悉数压于床枕之下,多已过期作废,盖刘坦不愿意享受有别于平民的待遇。而枕边放置的,乃是尚在修订的《三五通考》,其情景令人咨嗟。

在刘坦逝世后,其事迹广为传扬,特别是在家乡武清县(今天津市武清区)的行政机构、文化单位、医院、学校,人们对本地出现这样一位大学者惊奇、感奋,又因其过早去世而惋叹。传闻多来自各个知情人,而故事流传日积月久,则不免稍有夸张或失真,近年来已有若干采写、报导见诸报纸、书刊及电子网络,应当择要予以甄别和考析,真实者传扬之,讹误者消除之,处疑信之间者且待进一步考订。

其一,传闻1937年12月刘坦《史记纪年考》出版之后,陈垣先生来信祝贺。①见新编《武清县志·人物》,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92页。经查《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毫无关乎刘坦的信息,也没有陈垣曾经提到《史记纪年考》的任何资料,而刘坦自己保存的信件已经不知下落,无法证实。况当时正日寇侵占北京,国民政府西迁时节,陈垣是否见到刘坦之书,尚为疑问,如不能发现新的确切资料,则不应信从。

其二,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1957年出版后,传闻日本新城新藏博士得知后,来函表示折服,并约其会面。②见新编《武清县志·人物》,第792页。这很不属实,实际日本史学家新城新藏早于1938年8月逝世。或许有其他日本学者来函,也未可知,只可惜刘坦所存信件已经散佚,此间无法查验。

其三,传闻1956年7月刘坦参加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史学术讨论会,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③同上。此事亦不属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对此次大会均有集中报导④见《人民日报》1956年7月15日,《光明日报》1956年7月10日、14日。,《科学通报》(1956年第8期)、《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等期刊也发表了此次会议的综述,皆无周恩来接见会议代表的消息。特别是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日记中,记述了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史学术讨论会的筹备、召开、会间与闭幕。已经出版的《竺可桢日记》以“求全”、“求真”为准则,不做任何删改,而竺可桢对于国家各级领导人参与科学活动和关心科学事业,是一定会记入日记的,这样的内容极多,巨细不遗。查《竺可桢日记》自1956年7月2日至12日,均多次记述本次会议的准备和进行情况,对7月9日开幕与7月12日闭幕记述尤其详细,却未有周恩来到会的消息。⑤《竺可桢日记》第14卷第2册,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8年版,第368—370页。这足以说明周总理接见会议代表的传闻,并无根据。

其四,在关乎刘坦的事迹中,涉及到郭沫若的传言最为具体,据说刘坦在《历史研究》发论文、在科学出版社刊行《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一书以及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史学术会议,都是得自郭沫若的奖助和提携。在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史讨论会期间,郭沫若曾对刘坦说:“世界上研究星岁纪年的人屈指可数,祝你取得更大成绩。”并希望刘坦留在北京搞研究,他婉言谢绝了。以上说法虽然迄今尚未查到直接的确证,但传言所来有自,可以通过分析予以认定。理由有两点:

1.这个说法源于与刘坦密切接触的人和刘坦的亲人,刘坦逝世后几年内在本乡以及武清县政府、文化和医疗界流传,传言者不同但描述一致。1960至1961年间,笔者之叔叔乃武清杨村镇医院医生,院长时美辰,即被派往王庆坨医治刘坦病患的名医。时医生陪伴刘坦多日,医疗间二老谈话投契,得知刘坦许多事迹和缘由。刘坦去世后,时医生返回杨村镇医院,常将刘坦之奇人其事向同仁叙述,笔者当时就从叔叔那里得闻此事,确有郭沫若对刘坦提携、奖助,以及挽留在北京任科学研究职务,1960年不买特供食品、临终仍在修订文稿等事由、情节。

2.《郭沫若全集》虽已编辑出版,但收载的多为已经公开发表过的作品,其书信曾选择性地另行出版极少部分,而未见有日记公布。但《竺可桢日记》之中,则记述了刘坦的《论星岁纪年》(未刊稿)一文。1954年9月7日,竺可桢在日记上首先写上“岁星纪年”,以表示重视。本日之日记,记述了阅读刘坦之文而获得的知识,排列了基本名称和概念,还列出了浦江清的观点,但立即就根据刘坦的说法否定了。次日即9月8日,继续记述了阅读刘坦之文的理解与感触,文字较前为多,仍列出浦江清观点而否定之。那么,竺可桢读刘坦之文何以牵涉浦江清呢?浦江清是北京大学教授,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发表《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运用他对于古代星岁纪年的理解,反驳郭沫若以及古今许多学者的考订,自行推算了屈原的生年月日。而刘坦撰《论星岁纪年》,是申明这种星岁纪年方法的真谛,顺便指出浦江清方法和见解的完全错误。竺可桢是将两篇文章对照阅读的,显然是倾向于支持刘坦。这件事不可能不引起郭沫若的关注,也许正是郭沫若指示将刘坦之文交给竺可桢评判,因为一则此项辩论牵涉到自己而不好表态,二则竺可桢在天文学史上比郭沫若更加精通。刘文并未支持郭沫若的观点,并且按照刘坦的论述,郭沫若《屈原研究》①郭沫若:《屈原研究》,群益出版社,1946年版。中的推算也是不成立的,但刘文既然完全否定了浦江清的立论根基,自然也就起到给郭沫若解围的作用。因此,郭沫若必然会细读刘坦之文,从而感受到其中的学术精深,不能不予以提携,《论星岁纪年》和《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得以接连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应是得到郭沫若的安排。②科学出版社由科学院主办,规格甚高,1950年代一般学人很难在此处出版著述,连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在此出 版社的再版,也是经过郭沫若的推动。在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史大会闭幕后的宴会上,郭沫若一定会主动与刘坦谈话,劝他留在北京做研究工作,此乃顺理成章,因为当时急需发展自然科学史研究,科学院曾多处挖掘人才,准备1957年成立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会议的总结文件特别提出“要求科学院应把全国的科学史研究力量进一步组织起来”③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史会议档案》,1956—2y—01号案卷。,当时,在李约瑟著述的刺激下,建立自然科学史研究学科,乃是中国科学院的急切任务,发现和组织专业人才则为急中之急,连英国学者李约瑟的助手王铃博士,都几次被邀请回国工作。④参见郭金海:《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成立》,《自然科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可惜刘坦过于淡泊,没有抓住这次有利于研究、有利于培养后继人才的发展机遇。

二、刘坦的主要论著

刘坦终生独立致力于研治史学,毫无旁骛,因此撰成之稿数量甚多,但多数未得刊行,更有不少手稿今已佚失。据刘坦《四十自纪》以及笔者对其著述的访查,谨将迄今可知的刘坦著述兹分三个类别予以简介,注明存佚,且择要评析其成就,以备学界进一步查考与研讨。

(一)“别录”及索引类自编工具书类

刘坦自1930年撰写十余万字的《周秦诸子传略考》,体会出编辑“别录”这类工具性书籍以作治学门径的方法。这种编辑工作一直延续下来。最早所作的是《左传》、《战国策》、《国语》、《史记》、《春秋》之“别录”,随后扩展到《韩非子》、《淮南子》、《逸周书》、《楚辞》、《大戴礼》、《墨子》、《礼记》、《孟子》、《尚书》、《春秋谷梁传》等等,其中《史记别录》工程浩大,最后成稿达12卷,另附各卷的未定稿以及续补、补遗等若干册,是刘坦学术历程中的重要撰述。刘坦还特别注意到《汉书·古今人表》,为了认知其中诸多历史人物,遂编辑《前汉书古今人表检字》并且附有《古今人表世谱》和若干考证及校勘条目。此书是分别按部首和笔画,将《汉书·古今人表》列入的人物编成文字索引的工具书,这与“别录”之作异曲同工,《古今人表世谱》则是将那些人物按照血缘世系绘为图表,并加详细解说,另有考证和校勘。这项工作,颇费一番参照其他史籍进行考校的功夫,其书已经近于专门著述了。虽然有些人物乃源自传说或神话,未必真实存在,但此书稿仍然是读通古籍并进行研讨的得力工具。

以上所述,名目载于《四十自纪》1950年之前,从1951年起其此类工具书的编辑,改为只注明见于某书页数的方式,有时摘略一些提示,而不再抄录原文,称为“纂目”、“史纂”或“引目”,乃纯为自己查阅之用,无撰述用意,也许是准备此后正式编辑“别录”的先期准备,其涉及古籍范围广博,如《荀子》、《孙子兵法》、《诗经》、《山海经》、《管子》、《汉书》、《后汉书》、《春秋公羊传》、《春秋繁露》等自不待言,连《鬼谷子》、《尸子》、《关尹子》之类亦一览全收,掌握史料欲竭泽而渔之心,由此可见一斑。传统学术中,史学原与经学密切联系,刘坦1952年撰有《前汉书经学史料》、《后汉书经学史料》,将这两部史籍中凡涉及经学内容者,按六经经传、《论语》、《石经》、《尔雅》、《周礼》、图谶等分类抄录,虽则用意同于“别录”,但专题明晰,部帙丰硕,已经近乎于两汉经学史撰述。上述之书,多数尚藏于天津武清图书馆,少数佚失。同藏于武清图书馆的还有《左传横纪》附《左传别纂》、《战国策横纪》,名目未见于截止于1954年的《四十自纪》,当为1955年之后将多年前所撰《左传别录》、《战国策别录》修订补充,而重新定名。总之,刘坦自编古籍工具书的工作,是其不断更新和时时扩展的治学项目,显现出在古代史料典籍中纵横贯穿、往复䌷绎的不懈努力,无怪乎其论著基础扎实、理据充沛,史料拈来,多遂心应手。

(二)专题考录类

刘坦在编辑“别录”之类的工具书时,会想到进一步整理、汇集与考校资料,从而形成专题纂辑和考录性的撰述,如《蒲满互出辑例》、《史记世族谱》、《竹书纪年表》、《正史纪年表》、《文献通考纪年表》等等,在治学上属于由资料向著述迈进一步。《蒲满互出辑例》写于1948年,已佚,似为发现古籍中多有“蒲”字与“满”字混淆的现象,因而汇集并且予以辨析。《竹书纪年表》、《正史纪年表》、《文献通考纪年表》都已佚失,但顾名思义,皆为据史籍而编撰的年表,均撰于1950年,是刘坦注重历史年代学的又一表征。《史记世族谱》始撰于1947年,至1949年基本定稿,刘坦自言其内容曰:

中国古代世族,传记间有异同。本编旨在䌷绎《史记》有关世族之文,使成一家单纪世族之史料,俾供具体整理之检讨。全编十余万言,共分三卷,第一、二卷除将起自五帝之前迄至秦汉所有族属蝉嫣绵衍,详予捃摭,并各按其宗支,著为谱表。第三卷纂辑与前两卷复见间出及后人续补有关系属之语,汇为备考。编后更联缀一切相关世谱,列成总表两幅,以纵观览。① 刘坦:《四十自纪》,手书稿本,今藏天津市武清图书馆。

这段自述,已能够将《史记世族谱》的内容、学术价值和编纂功力显现于中,可惜的是本书亦不知下落,深望学界共同搜寻。刘坦之上述撰述,均遭佚失,且皆在其逝世之后,此非仅仅一人学术生涯之惨痛,乃整个学界之遗憾。

(三)学术论文与著述

刘坦撰写的学术论文和史学著述数量颇多,但得以公开发表和出版者数量较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坦已经刊发的论著,虽精湛卓荦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重视,甚至于该项专业范围内的学者,也大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而导致谬误观点流行的负面结果;一些很具学术价值的论著,现今仍存,但仍未得刊布,这无疑是一种学术事业上的缺憾。

如前所述,刘坦早年撰写十余万字的《周秦诸子传略考》,因自己不大认可,是唯一其在世时就已佚失的著述。此后于1935年发表《孔诞考正》,为第一篇刊行之文,大旨在于指出民国官方所定农历八月廿七日为孔子生日并不正确,应当定为“国历”(即今农历)的十月二十一日。十年后,又曾撰写《孔诞再考》、《孔诞再考补》(皆未刊,已佚),观点未变。刘坦首次从学术研究上否定官方确立的孔子生日,开启此项探讨之先河,颇具学术眼光。关于孔子生年月日的问题,至今学术界尚未得出一致见解,这牵扯到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古历法异同等复杂的问题,但对于刘坦之说,不能忽视和轻易否定。在考订孔子生年月日的研讨后,刘坦还撰有《老子道德经作于周国考》、《汉李广利伐大宛之另一种观察》、《太史公先黄老而后六经辨》、《<读书杂志>谓秦始都咸阳在孝公十二年考》、《汉高祖生年稽疑》等论文,未得刊行,今均佚失,不知下落。但1955年7月撰成的《论殷历纪年》一文,则今存清稿,字迹工整、清晰,封面有“寄自天津西王庆坨建设街盐店胡同”和签名、盖章。此稿未刊,已存留60年,但依然具有应当发表供学界研习参酌的价值。最为可惜的应是《三五通考》这一论著的佚失,篇幅达6万字左右,即可作为专著出书,也可作为连载的论文,其学术思想水平乃以个人独立研讨的方式达到时代潮流的前沿,我们后文还将评述。

刘坦《史记纪年考》一书的撰著,直接得益《史记别录》编辑,他自己认为《史记纪年考》的撰成,“为《史记别录》第一次在应用上试验之成就,盖当时对于须要解决之疑问,一以‘别录'为依据,尽可左右逢源也”①刘坦:《四十自纪》,手书稿本,今藏天津市武清图书馆。 。关于此书的出版,刘坦在《四十自纪》中自称:“民国二十五年五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版值八一三事变,毁于炮火,翌年更由该馆在长沙再版。”这里的记忆有误,查今存《史记纪年考》原书,版权页清晰写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初版”,出版地也是上海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在日寇八一三进攻上海、轰炸商务印书馆之前,此书已经印行,并未毁于战火。该书为石印本,即按照手稿字迹印刷,今刘坦原手稿残件,仍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封面竖排题签为“史记纪年考补正稿 刘坦 寄自天津西王庆坨盐店胡同”,据说是原商务印书馆人员在1950年代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可见此书及原稿均十分幸运,在抗战之际都被抢救留存。

《史记纪年考》的成功,使刘坦尝到了不辞辛苦编辑“别录”之书的甜头,充满牛刀初试的自豪之情。《史记别录》等自编“别录”之书中的资料梳理与学术启示,简直取之不尽,刘坦又以6年左右时间撰写《史记系年考》一书,并且于1946年8月与上海商务印书馆签订了出版合同,拟于翌年完稿刊行,但因大病一场,“頻年陷于半死状态,稽延数年之久,始告成功”,出版界已然世异人非,遂使该书稿迄今仍未刊行。《史记系年考》虽远不及《史记纪年考》顺利,但毕竟留存至今,虽非精心誊录的清稿,但字迹清晰,勾画、修改之处较少,完全可以经整理后出版。

1954年刘坦撰成《论星岁纪年》与《<吕览>“涒滩”与<服赋>“单阏”、<淮南>“丙子”之通考》两篇论文,标志着他的学术事业更上一层楼,二文皆为星岁纪年研究的精品佳作。实际上,刘坦探索星岁纪年问题至迟从1950年即已步入门庭,是年所撰《世经纪年考》,乃梳理和研究西汉刘歆《世经》的纪年方法,则必须探明自战国时期到王莽改制间星岁纪年形式和方法的演变,才能透视刘歆纪年体系的真相。《世经纪年考》未单独刊行,今也未见其稿本,但全部内容皆已融入1957年12月出版的《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一书,刘坦在本书《前识》中说:

一九五〇年坦为研整古代纪年,草作“世经纪年考”,至一九五二年重作修订(未刊);一九五四年作“论星岁纪年”,1955年秋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作专刊出版;又在作“论星岁纪年”之后,继作“吕览涒滩与服赋单阏淮南丙子之通考”,一九五六年刊载于“历史研究”第四期。是编之作,盖纠合以上三稿并以一、二年来所集资料及修正意见以总成之者。疏舛讹误,深知犹自难免,将来在获得各方是正后,谨当更作校补。

刘坦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七日②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卷首。

说明此书融汇以前论文、论著并且予以补充修订,是刘坦研究古代星岁纪年的的总结性、集成性成果,学术价值更高于此前之作,概念、用语、引证、结论,更为严谨准确,他个人的学术水平也由此达于巅峰。在《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出版之后,刘坦的治学并未止步,除精心修订其所撰成如《三五通考》等之外,又编著《星岁纪年之研究》,1958年4月完稿,约18万字左右,内容专述中国星岁纪年方法真谛,用以辩驳日本学者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一书。全书分为九章,除首章《总序》与末章《总结》外,每章均条述中国历法原理并且指出新城新藏的舛误,认为新城氏之书在星岁纪年问题上,“尤在其附会多于考证,想象浮于事实”。刘坦的这一著述,值得整理出版,以利于学术界继续探讨。

三、刘坦之历史年代学的卓越成就

刘坦在历史考据上孜孜以求,对大量史籍贯穿䌷绎、精核细校的功力,不亚于乾嘉以来任何一位传统的历史考据学家,而其思想并不保守,见解能够独立地达到学术前沿水平,这尤其表现在《三五通考》的撰写和论断。《三五通考》始撰于1948年,翌年基本成稿,刘坦自我评介说:

全编约六万余言。“三五”系指三皇五帝及三王五伯而言。内容在将被称为三皇之天皇、地皇、人皇、盘古、有巢、燧人、伏羲、祝融、女娲、神农、黄帝十一氏,被称为五帝之伏羲、神农、黄帝、帝鸿、少暤、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九帝,及被称为三王之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四王,被称为五伯之昆吾、大彭、豕韦、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吴阖闾、夫差、越句践十一伯,做溯本穷源之考覈,以是正两千年史籍中习称之讹误。①刘坦:《四十自纪》,手书稿本,今藏天津市武清图书馆。

这里指出在古籍中有十一位神人被列入“三皇”,有九位被列入“五帝”,所谓三王、五伯亦如此类,可见其十分混乱。那么为什么一定要以“三”和“五”的数字表述呢?这就是极其值得探讨的问题。此文已佚,因而难以猜测刘坦如何议论,但上述引文中“以是正两千年史籍中习称之讹误”,足可知其具备不盲目信古的思想倾向。在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对这类问题早就作出系统论辩的情况下,不能说刘坦的考论具备多大的思想价值,但他独立性的研讨,必有新的特色,倘若该文存留,定有助于评析刘坦个人独自治史,而颇具前沿性学术思想的心路历程。清人崔述撰《考信录》,也是独自治学得出的结论,他与当时的考据大家钱大昕等几乎毫无联系,这说明孤独治学而没有派系的纠缠和牵掣,尽管信息可能闭塞,但只要怀抱求真、务实的准则,决不阿世媚时,也完全能够产生很先进的独得之见。

刘坦治学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在于对中国古代历史年代学的研究。历史年代学本身就是复杂、精微和技术性很强的学问,更需要掌握一些相当艰涩的专业知识,能够在这门学科取得丰硕成果,极为困难。刘坦的相关著述,读懂已属不易,倘若细致清理,更极费功力,这里仅扼要做些总结,希望可以起到点睛之效。

第一,缜密考校,纵横贯穿,业绩雄冠一世。这主要体现于《史记纪年考》、《史记系年考》两书,是研究《史记》纪年问题最为透彻的著述。《史记纪年考》主旨在于考订《史记》一书本纪、世家以及年表中,对于各个朝代和诸侯国世系、纪年记载的自相矛盾,从中梳理参差出入的原因而予以调整,并且为之列出新的纪年表。这项工作需要把散见于《史记》各处的相关纪年资料汇集考校,如理乱丝,烦难程度,可想而知。这里且举出简单和人们较熟悉的事例以见一斑: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共和元年,为晋靖侯十八年,而《晋世家》载:“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是《世家》谓共和元年,在靖侯十七年,而靖侯之卒,在共和二年。按《晋世家》载:“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年表》周宣王元年,亦在晋釐侯十四年。假使共和元年,为靖侯十七年,而靖侯卒在共和二年,则周宣王初立,应在釐侯十三年,而不得载云十四年,因周历年,自共和三年至宣王元年,凡十三年也。故《世家》纪靖侯十七年为共和元年,实未足信。复据《齐太公世家》载:“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是共和元年,实在厉王奔彘之翌年……②刘坦:《史记纪年考》卷二,晋纪年考。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8—29页。

这是把《史记》中围绕共和元年与晋纪年关系的资料,全部调动运用,决不局限一国一地或一种年表上的记载,考订翔实,结论准确。通晓历史考据者尽可以做出一项或几项这类考订,但若将史记所有各国君主的纪年统统考核订正,迄今只刘坦一人作出了这种尝试。

《史记系年考》的工作更加烦难,因为《史记纪年考》只在于考订各朝各国君主的纪年,而《史记系年考》是要考订《史记》中所有重要人物、事件的系年,因此撰写过程多历年所,甚至中间大病一场,迄今书稿未得刊行。刘坦自言其书旨意曰:

全书四卷,约二十万言。内容在将司马迁《史记》中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所有关于史事之系年,悉依历史系统及范围,作有具体计划之考订……总计《史记》本身系年之纷歧,经兹整理,大抵尽已获得通解,而靡有孑遗……并足资年代学者之参考。③刘坦:《四十自纪》,手书稿本,今藏天津市武清图书馆。

这部著述在研究《史记》之年代记载上的功力和收获,与上一书结合起来,是学界迄今独一无二的成果。年代考订涉及之广、梳理之细密,堪可称最,业绩雄冠一世。需要说明的是:刘坦这两种著述,仅仅是考订《史记》的纪年,而不是考证中国古代真实的纪年。但上古历史纪年的研究与《史记》内纪年问题的研究,关系密切,后者是前者不能逾越的工作范围,不对《史记》纪年进行梳理,考察上古历史纪年就会举步维艰。从这个意义上看,刘坦的工作实为中国上古年代学的探讨奠定了一方柱石,不应漠视。

第二,独家挺进,绝学特立,破解千古迷茫。这主要体现于刘坦在星岁纪年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一书的精到论述。笔者初步阅读此书,体会到作者不仅系统清理了中国古代星岁纪年发展演变,指出其文化实质和历史影响,而且作出许多具体的论断,解析、考释、裁定了自古及今大量的讹误和混乱,至少取得以下重要的突破性成果,可以将千古迷茫一举廓清。

1.依据可靠史料指明西汉时《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天官书》等,乃采用了战国时期石氏星法,而战国后期甘氏星法上保存于唐代《开元占经》的引录中,而石氏、甘氏二人的星法大体相同。①石氏即石申,甘氏即甘德,为战国中后期天文星象学家。二人所撰著述书名,古文献记载不一,一般混通言之曰 “甘、石《星经》”。刘坦疏解了石氏、甘氏的星岁纪年交在率及应用问题。所论明白、确切,无半点游移、模糊,这一点超越了前此学人。

2.揭示了西汉末王莽时期刘歆制作《三统历》与《世经》的纪年体系,指出其全部改变石氏十二星次名称,并且伪造多项春秋时的岁星纪事,羼入《左传》、《国语》,导致了典籍面目的大混乱。刘坦将《世经》的历史纪年全部列出年表,显示了刘歆之所以在《左传》、《国语》造假,乃为了给自己的大历史体系埋伏证据。对于刘歆的天文历法学,刘坦肯定其发现了岁星超辰,是一个成绩,但“羼乱载籍,迷误古今,致后人对于所谓星岁纪年者,于其体系与规律,均几于茫然莫解”②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卷末,《结论》,第233页。,作用和影响极其恶劣。破解刘歆的行为,乃是清理中国古代星岁纪年法的一大关节,刘坦抓住这一关键,在研究中用力最多,成就也特别卓荦。

3.对古籍中出现的所有关涉星岁纪年的记述,都作详明的考释和辨析,纠正历来学者解说的舛误。

4.考辩了清代考据家钱大昕在星岁纪年问题上的根本性谬误,另一清代学者孙星衍虽与钱大昕见解不同,反复辩论,但也是错误多而所得少,“率皆偏执一见,互启争端”③同上,第234页。。

5.指出现代著名天文学家朱文鑫《天文考古录》在星岁纪年问题上的错误,除交在率等技术上的失误之外,特别批评了朱文鑫依据刘歆伪造的“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推算年代,严肃地指出:

考刘歆《世经》纪年,武王伐纣(公元前1122年)星在鹑火(午)岁在辛未。朱氏所述武王伐纣之星在、岁在,应即元本《世经》……总结朱氏论述,所以造成纰缪之原因,固然在其将春秋至汉初之年限缩短,有以致之,另外,尤在其未能理解《左传》中之星次,元出刘歆伪托。④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第四章《有关星岁纪年问题之辩证》,第232页。

在刘坦的研讨、评论中,认为自从刘歆惑乱星岁纪年之后,历代学者没有人弄清这一历史问题的真实情况。因此《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的成就是空前的,是独家绝学。那么在刘坦之后呢?刘坦没有学术上的伙伴,没有学生,也没有人按照他的正确思路继续研究,至今为止,刘坦之书还是世界上关于星岁纪年的唯一的专著。今人论著偶尔也会谈到星岁纪年问题,但大多重复刘坦已经批评过的错误。因此,关注中国学术史、史学史者,真会有酸风射眸的感觉了。

第三,知音虽少,硕果有存,足资后世研习。刘坦的学术颇少知音,这有其身为乡下贫民而又不愿攀龙附凤的原因,更因其探索的学问艰难、深邃,不易被一般学人理解。《史记纪年考》等书撰著形式上是大篇幅的表格,专业学者也难以立刻窥见其学术亮点。历史年代学其实是多年以来国内史学界的热点,但多数学者关注的是某些具体事件、具体人物的年代考订,如屈原生年问题、孔子生日问题、西周克商之年等等。刘坦虽也关注具体历史人物、事件的系年,但如若证据缺乏则决不强行解决,而主要致力于考察纪年方法、体系和综合性、整体性的问题。例如他针对浦江清考论屈原生年的文章,指出其对星岁纪年方法的理解错误,阐明准确的知识体系,但并不考订屈原的生年;针对唐兰、陈梦家利用“殷历”推论西周克商之年,刘坦撰写《论殷历纪年》一文,指出所谓“殷历”产生很晚,又在汉代被更改失去原貌,不能作为依据,但并不考论西周克商应当在于何年。其实,这种治学是在基础理论、基础知识体系上正本清源,极其可贵。那些不具解决条件的具体问题,不应强行论断,尤其是连基本知识体系尚未理清的情况下,就率尔操觚,定会造成谬误。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风气多是急于直奔具体问题,遂使刘坦这样的学者处于边缘,不接受其有益的忠告,遂致使意见纷纭、谬误百出,争论不可歇止。

但刘坦毕竟还是得到相当的肯定和提携,又有精品著述留存下来。如《星岁纪年之研究》书稿藏于图书馆,无人知晓是辩驳新城新藏的论著,经笔者翻阅,始知其珍贵。将来出版,会与已经刊行的著作一起,供后来学者研习,必然大有功于学术发展。

至于刘坦这样深邃的历史年代学著述,常人难于读懂,其意义何在?答曰:首先,一个民族或国家,需要有人站在现代的水平上研讨传统学术,不能以狭隘的实用主义看待学术文化问题。其次,刘坦的学术成果对现实的学术建设有着重大意义,但可惜没有被充分注意和汲取。《史记纪年考》几处强调周厉王奔彘的次年才是共和元年,《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考订《左传》、《国语》内岁星纪事皆为刘歆伪托羼入,还特别地就此批评了朱文鑫的错误,然而,夏商周断代工程依然重复刘坦批评过的作法。如果说采用“武王伐殷,岁在鹑火”的伪史料推算西周克商的年月,还算是走投无路的选择,那么硬定周厉王奔彘与共和元年为同一年又有何必要?刘坦《史记纪年考》是早就出版的著述,如前所述,其中不仅揭示若把共和元年与厉王奔彘定为同年,会使许多纪年自相矛盾,而且指出《史记·齐太公世家》有明确记载:“(齐)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① 《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482页。那种将周厉王奔彘与共和元年定为同一年的作法,究竟有什么可靠根据?假使学术界早就注重刘坦的成就,是不是可以避免很多诸如此类失误呢?

Liu Tan and His Astrological Ephemeris

QIAO Zhi-zhong and LI Jin-hua
(College of Histor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Tianjin Business School,Tianjin 300350)

Abstract:Liu Tan was a folk historian known for his chronostratigraphy.Living all his life in his hometown of Wangqingtuo in Wuqing County of Tianjin,he devoted all his time and energy to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chronology and astrological ephemeris.During his lifetime,his achievement was highly acclaimed by Guo Moruo and Zhu Kezhen(Coching Chu).His monograph titled Astrological Ephemeris in Ancient China,published by the China Science Press in 1957,exposed the forgery of Liu Xin at the end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pointed out the biases and errors of scholarly interpretations in succeeding dynasties,an achievement that still maintains its breakthrough status up until today.

Key words:Historical Chronology;Liu Tan;Bielu[Rearrangement];Astrological Ephemeris


作者简介:乔治忠,男,天津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875;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李金华,女,天津市人,天津商务职业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天津 300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