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梁文是一类专门应用于上梁仪式的文体,在建筑物上梁之时,颂赞上梁文表达祈愿。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详论该文体:“上梁文者,工师上梁之致语也。世俗营构宫室,必择吉上梁,亲宾裹面杂他物称庆,而因以犒匠人。于是匠人之长,以面抛梁而诵此文以祝之。其文首尾皆用俪语,而中陈六诗,诗各三句,以按四方上下,盖俗体也。”① (明)徐师曾著,罗根泽点校:《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69页。
上梁文发轫于南北朝时期,首见于北朝温子升② 见(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十:“后魏温子升《阊阖门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国,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门启扉。良辰是简,枚卜无违。雕梁乃架,绮翼斯飞。八龙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纳祜,就日垂衣。一人有庆,四海爰归。'此上梁文之始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0页。,为四言颂赞体。唐五代主要流行于敦煌建筑民俗中,与佛教建筑关系密切③ 见敦煌文献编号“伯3302”《维大唐长兴元年癸巳岁贰□廿四日河西都僧统和尚依宕泉灵迹之地建龛一所上梁文》,“斯3905”《唐天德元年辛□岁□月十八日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文章结构更加规范化。北宋前期,经过王禹偁、杨亿等人改造,趋于定型,成为一种重要的祝文祷辞,应用范围也“由皇室直接领导修建之寺观殿宇扩大到一般宫室建筑、城池修造、亭台楼榭乃至普通寺宇”①路成文:《宋代上梁文初探》,《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第195页。。宋代拟写上梁文成为“学士之职”②(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九载:“学士之职,所草文辞,名目浸广:……土木兴建曰上梁文。”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页。,知名文臣如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等皆都有上梁文名篇传世。元之后上梁文逐渐没落,流入民间,成为民俗之一。可见,宋代是上梁文文体发展定型的重要时期,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广泛参与使上梁文超越一般祝祷文章,更具内涵。
元代陈绎曾《文章欧冶》介绍了上梁文的结构:“一、破题;二、颂德;三、入事;四、陈抛梁,东西南北上下诗各三句。”③(元)陈绎曾:《文章欧冶》,引自王水照《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2页。清末吴曾祺《文体刍言》论及上梁文:“不知始于何时,宋以后此体屡见,杨诚斋、王介甫集中皆有之,文用骈语,皆寓颂祷之意,实《小雅·斯干》之遗。末附诗,上、下、东、西、南、北凡六章。每章冠以‘儿郎伟'三字,亦有不用者。”④吴增祺:《文体刍言》,收入《涵芬楼文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48页。现存传世宋人所作上梁文中,基本采用了“骈体—诗体—骈体”的结构,第一段骈体文主要阐明建筑修建原委;第二段诗体赞扬主事者之功业、称美建筑物之规模布局、慨叹周围环境之优美;第三段骈体文则为表达祈愿。上梁文一般辞藻华丽,琅琅上口,文人们在上梁文中表达了对建筑物的美好祝愿,并借此咏怀。宋南渡后的文人士大夫的上梁文,无论于内涵抑或写作手法上呈现出个性化的倾向,演进为一种作者抒发胸臆的陶写之具。
宋代上梁文创作繁盛一时,据笔者统计,宋人文集中收录宋代上梁文一百二十一篇,另宋代总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里收录了三十四篇上梁文。宋代这一百余篇上梁文,主要对象为宫殿、官宇、学校、府邸、寺观、庙宇桥船等,撰写者多为文人士大夫,其中不乏文章彪炳、博学鸿儒者。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十篇为僧人所作,分别为释居简《彰教法堂上梁文》、《大梅护圣僧堂上梁文》、《育王姚氏子裹饭奉母主僧宗印墟其庐利州定裒金新之上梁文》、《华亭杨木浦朱寺法堂上梁文》、《碧云藏殿上梁文》、《下天竺造僧堂上梁文》、《丘运使后堂上梁文》、《慧日僧堂上梁文》,释道璨《荐福法堂上梁文》、《感山依云阁上梁文》。
当前对宋代上梁文已经有一定的研究⑤当前对宋代上梁文的研究主要从起源、形式特征、文体结构、轨范体制、艺术分析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对 梳理上梁文这一特殊的实用性文体有着启发作用。主要成果有:松田佳子:《宋代上梁文初探》,《宋代文化研究》第八辑;路成文:《宋代上梁文初探》,《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谷曙光:《宋代上梁文考论》,《江淮论坛》,2009年第2期;张慕华:《论宋代上梁文演进中的“正”、“变”二体》,《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张慕华:《上梁文与宋代文人构建的理想国》,《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多集中于上梁文形式结构及士大夫撰写的上梁文分析。本文由宋代僧人书写的上梁文切入,藉以探讨“儒释融摄”趋势下宋代僧人的诗文观、仁义观和孝亲观。
佛教原始教义中将“绮语”作为一戒。《长阿含经》记载:“如是窃盗、邪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贪取、嫉妒、邪见者,堕恶趣中。”⑥《长阿含经》卷十八,《大正藏》第1册,第119页。清凉文益在《宗门十规论》中,批评了禅林的十种弊端,其中第八种为“不通教典,乱有引证”,第九种是“不关声律,不达理道,好作歌颂”。⑦(唐)文益:《宗门十规论》,《卍续藏》第110册,第880-881页。有些高僧认为,文章绮语是一种口之恶孽,称之为“口业”,为“十不善业”⑧《大乘义章》,《大正藏》第44册,第613页。之一。
唐末宋初由儒学家兴起的古文运动,对当时禅僧队伍带来的改变即是文采风流的博学之士、习儒者取代了文化水平不高的下层民众,禅宗语言发生了重要变化。汾阳善昭创立了颂古这一形式用韵文来阐释禅门公案,雪窦重显“以辩博之才,美意变弄,求新琢巧,继汾阳为颂古,笼络当世学者,宗风由此一变矣”⑨(宋)净善集《禅林宝训》卷四引心闻昙贲禅师语,《大正藏》第48册,第1036页。。“在唐代禅宗极端否定文字的同时,一场新文字运动已悄然兴起。一种迥异于佛经律论文字的宗门语日益成为禅宗师徒间的主要对话工具,并随着语录和诗偈的流行而蔚成风气。”①周裕楷:《文字禅与宋代诗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所谓宗门语,指的是主要由俗语和诗句组成的、有别于汉译印度佛经原典语言的中国禅宗话语系统。禅籍中诗句的大量创制和引用,即儒家诗文化通过中晚唐士大夫日趋频繁的参禅活动已渗透到禅文化之中,本土士大夫话语系统发挥了潜在的影响。
北宋末年惠洪文字禅突破了佛教绮语口业戒律的束缚,促进了宋代诗文僧文学的发展,文字禅建立了宗教与文学相融合的典范。宋代禅籍出现了诗文化趋势,僧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以儒家立场论诗作文,文字上体现了鲜明的“儒释融摄”风格。僧人附庸风雅、吟诗诵词,已然不是鲜见之事。受北宋文字禅的影响,南宋禅僧积极迎合当时儒学士大夫所主导的文风,居简与道璨二人的上梁文创作,体现出宋代“儒释融摄”之趋势。
居简与道璨,皆为由儒入释的临济宗僧人。居简生活于南宋孝光时期,“世业儒,资质颖异”②(明)文琇:《增集续传灯录》卷一《杭州净慈北磵居简禅师》,《卍续藏》第142册,第748页。,早年接受了儒学教育,“束发就外傅时,先生长者言蜀帅范石湖、陆放翁宾主,笔墨勍敌,片言只字,人皆珍惜”③(宋)居简:《北磵文集》卷七《跋陆放翁帖》,日本国会图书馆藏覆宋刊本。,青年时“姿秀而文,当世尚之”④(宋)自融:《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卷六《北磵简禅师》,《卍续藏》第137册,第680页。,后游广福院读出世典,辄弃冠具戒,依广福院圆澄得度。后居简于淳熙十六年往明州育王寺参访德光,参叩其门十五年,得其法印。宝庆元年后,居简先后住持湖州铁佛寺、湖州西余大觉寺、常州显庆寺、碧云崇明寺、平江府常熟县慧日寺、湖州道场山护圣万岁院(道场护圣万寿禅寺)、安吉州思溪圆觉寺、宁国府彰教寺,所至道化皆大行。嘉熙中,居简奉诏主净慈山报恩光孝寺,《北磵禅师语录》保留了居简多次为皇帝及朝臣祝香的内容,如“此一瓣香,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无疆,万岁万岁万万岁”,“此一瓣香,奉为判府郎中、合郡官僚,常居禄位”。居简与“永嘉四灵”之一的赵师秀,江湖诗人高翥、韩淲,硕儒钱厚、叶適、真德秀、楼钥、高似孙、刘宰交往频密,“师迁净慈日,贤士夫趋朝,无一不过门就谒”⑤(元)熙仲集:《历朝释氏资鉴》卷十一,《卍续藏》第132册,第226页。。尤其叶適曾折节问道于居简,叶適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时,曾为居简作《奉酬般若长老》,云:“简师诗语特惊人,六反掀腾不动身。说与东家小儿女,涂红抹绿未禁春。”⑥(宋)叶適撰,刘公纯、李哲夫等点校:《叶適集》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27页。居简的诗文中与士大夫酬唱往来的作品非常多,以至于方回称他“古诗颇瘦而诗题多俗士往来”⑦(元)方回:《瀛奎律髓》卷四七,《四库全书》本。。
作为南宋时期著名文僧,居简力矫当时江西诗派拘泥于章法与炼字的框架内不能自拔之时弊,提倡文由心发,要求文字简练精粹,反对矫揉造作的堆砌。此时江西诗派已进入末流,而江湖诗派又描摹晚唐,大多为苦吟之作,都未能完全脱离规矩准绳的影子,而居简则寻求突破,探寻新的诗文创作技巧与诗法——即为推崇儒学正典,肯定以文言志的传统,认为诗文应当“止于礼义”,正如他所言:“权风烟,柄月露,判薰莸,一喧寂,弹压古今,驱驾万象,寓思于嵌谷邃窦,边云墟雾,严扃鐍而司其签,腾踏震耀,诎信变故,触物遇事,挈《骚》《雅》之矩而为之发,锵乎玲然,于天地间八音相表里,良金华玉,岂龙断尘滓市人能定其贾。”⑧《北磵文集》卷七《跋杜濠州诗稿》。居简要求贯彻《离骚》和《诗经》的创作轨范,当时的理学家要求创作源泉在于“道”,创作目的在于“穷理”和“明理”,而居简反其道而行之,要求创作必须合乎自然,提倡清新秀整的文风。
另外,居简强调诗文的教化作用,承袭了儒家的诗教观。他欣赏杜甫,批评晚唐诗派末流,认为诗文应当作用于时政。居简云:“医之误,一人尔,儒之误,误天下后世。”⑨《北磵文集》卷五《赠儒医闻人晦叔序》。又尝叹曰:“狼虎之害,世人易知也;文章害世,则难知矣。狼虎在山,蔾藿不采;文章欺世,耳目沉沦。余比见近流施为阔略,非先圣之言不言,非古哲之迹不举。”⑩《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卷六《北磵简禅师》,第680页。居简警惕文字的社会效应,时时以儒学的诗教观自警。居简在《泉州金粟洞天三教藏记》中引用王安石之言,凡治学者,应博观约取,有益于教化的典籍,都可以拿来加以利用,他说道:“故萃天下之书,使天下善学者博观约取,离乎其所离,合乎其所合也。”①《北磵文集》卷三《泉州金粟洞天三教藏记》。《无文印》卷六《倚林铭》。故而楼治赞叹居简:“北磵禅师以载道之文鸣于时,方壮岁已为善知识名公卿友而畏之,或者舍其造诣而声其文,岂深知吾北磵也耶?”②(宋)楼治:《题北磵和尚语录后》,见《北磵和尚语录》卷末。
道璨为江西豫章汉昌(江西南昌)柳塘人,“柳塘属豫章,汉昌邑地,多陶姓,五柳先生后也,今犹聚族居焉”③张师孔撰《柳塘外集》序,收入《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二,清光绪刻本。。道璨早从儒业,于绍定六年至端平元年间在白鹿洞书院研读,以晦静先生汤巾为师,“出语辙惊人,坐白鹿讲下,师事晦静汤先生,雅见赏异”④李之极撰《无文印序》,收入《无文印》,辽宁图书馆藏宋刊本。,“闻知行大要”⑤《无文印》卷十《书赵腾可云萍录》。。后离开白鹿洞书院,求道四方,感科场不利,多与僧人交往,后“即弃去,从竺乾氏游”⑥《无文印序》。道璨年少时即意出家从释氏,其母留莫可,曰:“既服僧服,当尽僧业,今之似僧而非者酒祟之,汝 宜戒。”《无文印》卷四《先妣赠孺人吴氏圹志》。,游至浙地永嘉、临安,在飞来峰拜见灵鹫果南涧禅师,并在明州阿育王寺担任知客,师从妙堪,为临济宗大慧宗杲一系。道璨交游广泛,与谢枋得、方逢辰、江万里等往来密切,并从儒士张即之处学习“五帝三王之学,二气五行之理,古今治乱之端,夷夏盛衰之数”⑦《无文印》卷二《纪梦》。。
道璨主张“诗主性情,止礼义,非深于学者不敢言”,道璨批评唐代宗、宪宗后“专尚浮淫新巧,声固艳矣,气固矫矣”⑧《无文印》卷八《营玉涧诗集序》。,并指责了当时讲学“多融会先儒旧说,缀缉成章,屋下架屋,看不上眼,无它,其所自出者有欠也”⑨《无文印》卷十八《蛟峰方运使》。的做法。故而道璨以仁义道德为评断士人的标准,褒扬姚勉“仁义以为居,道德以为庐”。道璨诗文蕴含鲜明的学以致用思想,他认为学与仕不可偏废,“以文章斧斤尽发朱夫子未启之扃钥,嘉惠后学,且使世之为士大夫者知学优而仕,仕优而学,舍学何以为仕。垂世之教,孰有大于是者?”⑩《无文印》卷十六《古翁江相公》。道璨大力提倡“三教融摄”,认为儒释二教互存互依,不能偏废,主张“不偏不倚,圣人之大中也。以法为林,则周旋举措皆此中矣”⑪《北磵文集》卷三《泉州金粟洞天三教藏记》。《无文印》卷六《倚林铭》。,建议君主以中庸治天下。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道璨作为出家僧人,诗文中发微了儒家“孝”的观点。他并未断绝与父母兄弟之往来,他公然以“父兄”相称:“家兄戍通山,未半考,而先人大故。”⑫《无文印》卷十六《松冈黄料院》。他践行了儒学传统的“父母在,不远游”的观点,尽量避免远行远游。继住持荐福寺之后,道璨赴庐山开先寺,道璨在谈到他住持开先寺一职曾说:“初意不欲行,或谓庐山去家近于番阳,健仆疾走,今发明到,庭闱之问易通,时难如许,既未能远出乡寺,又无可以安脚之地,不若且勉为一来。”⑬《无文印》卷十七《樗寮张寺丞》。为父专作祭文,几尽心酸之辞,“生不能承欢于膝下,死不能寅奉于几筵,某之罪何如哉……一簪华发,而相见无由,秋堂夜深,而寒蛩乱泣,今夕何夕,尚忍见哉!虽然,彩衣缟服,曲尽礼仪,非谓养生送死也;烟筇雪笠,漫浪江湖,非谓情忘义断也。迎之而不见其首,随之而不见其后。曰父曰子,各不相知,子道毕矣。㘅哀茹苦,沥血矢词,昭其礼也”⑭《无文印》卷十二《上人祭父》。。其友毛提刑去世后,道璨在与其子毛直阁的书信中提到:“母子相依为命,当以恭逊孝顺为第一义”⑮《无文印》卷二十《毛直阁》。,且称“天下岂有无母之国哉!纳万世学者于不孝之域,是岂佛之所以为佛哉!”⑯《无文印》卷三《慈观寺记》。道璨诗文,常将语录中用词嵌入诗文,且奖忠说孝、高唱养气明德之说,援儒入佛倾向明显。
居简、道璨撰写的上梁文,格式工整,自然流畅,内容引经据典,阐发了儒学的诗教观。清末吴曾祺《文体刍言》论及上梁文“实《小雅·斯干》之遗”,上梁文源自《诗经·小雅·斯干》,是为宫室落成的歌辞。居简、道璨撰写的上梁文多追慕古风,引经据典,文法创作效法《诗经》、《离骚》。
如《彰教法堂上梁文》:
法道隆替,存乎其人;土木坏成,系之于数。顾行藏之由是,在营建以何如。细为桷,大为杗,取其长而已矣;斤者斫,刀者削,审厥技而庸之。庶逃尽力之苛,抑免弃才之谬。北磵老子锥也无卓,盔犹可歌。信开百福之田,寿拓八荒之域。不求侈靡,以取讥嘲。人其人,庐其庐,哂愈之强为辩也;尔为尔,我为我,于惠也初何伤乎!愿闻堂下之言,以悟雪中之立。剑须高挂,尉徐君九地之知;梁欲横飞,相匠氏一时之巧。
儿郎伟!抛梁东,疏云薄雾锁空濛。霜钟敲月回僧定,人在烟萝第几重。
抛梁南,稚松孙竹间楩楠。沾沐九天新雨露,参差浓翠影交参。
抛梁西,云从黄鹤度双溪。千载子安呼不起,来依蕙帐隐沦栖。
抛梁北,北阜深云鉏不得。长刀短笠斩荆蓁,留取梅花伴詹匐。
抛梁上,雪卷水晶云母幌。自是丁山压众峰,一泉一石皆宏放。
抛梁下,泓碧溅溅生石鏬。张公名字至今存,清清不改消炎夏。
上梁之后,伏愿人安里社,米熟家田。恢释梵而鼓行,赞唐虞而阴翊。衣传止六代,已分北秀、南能;我独有二天,得依龚遂、黄霸。
此上梁文,居简援引了杨时“程门立雪”、《史记》“北过徐君”、章得象“更向烟萝第几重”、《南齐书》“子安乘黄鹤”之典故。居简强调了居所及传道的重要性,认为“法道”的兴衰主要在于僧人对于佛法的传播,以“人其人,庐其庐”回应了唐末韩愈反佛提出的“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申明了佛法惠泽众人的现实作用。末端骈文,居简表达了上梁之后的祈愿,首先希望人民安居乐业,仓廪丰熟;其次希望佛法弘扬,劝导众生去恶为善,发微佛教“阴翊王度”的功效,以达到唐虞太平盛世;最后,援引了苏章与循吏龚遂之典故,颂赞了地方官员对彰教法堂的大力支持。
再如《育王姚氏子裹饭奉母主僧宗印墟其庐利州定裒金新之上梁文》:
仇饷既雠,贪残自毙;嗟来可食,礼义谁明?某愚鲁有余,困穷无告,执朒可曾知味,颉羹妄冀封侯。变从颜子墨埃,祸逮杜陵茆屋。堕卵覆巢之酷,震骇邻人;牵衣顿足之哀,怨咨行旅。青山不老,感桑麻燕雀生成;黄粟难赊,嗟兄弟妻子离散。眼空环堵,心折分羹。经之营之,不日成之,众轻易举;至矣尽矣,不可加矣,此恨难平。方自贻草创之羞,笑渠堕苟安之计。先事后食,从今忍渴于盗泉;杰阁重楼,自古阅人如传舍。
儿郎伟!抛梁东,剪剪茆茨枕鄮峰。误燕归来寻古垒,饭牛歌罢抚长松。
抛梁南,一眼苹芜接大涵。雾雨涨空无处觅,晓来依旧色如蓝。
抛梁西,家家茆舍拥疏篱。浅深野草空缘砌,寂寞闲花自满枝。
抛梁北,松奋老髯空翠滴。不随桃李嫁春风,可是春风无气力。
抛梁上,咫尺浮图涵万象。为问刘郎安在哉,一声清磬深云响。
抛梁下,小小数椽如大厦。为谁革故为谁新,山中千古成佳话。
上梁之后,伏愿春回玉帐,光透金坛。驱虎豹于山林,致凤麟于郊薮。洛阳都盖,正须绫袄。横陈寒士俱欢,不管吾庐独破。
居简阐发了何为“礼义之道”,强调了“阅人传舍”,一个人的居住环境映射此人的道德行为。劝解姚氏子虽生活清苦,仍需坚守儒家道义,效仿“颜回食墨”、“孔子不饮盗泉”,身贫不改仁人廉士的品德,最后援引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诗句,表达了希望天下寒门子弟不再穷苦潦倒、为生计所迫的美好夙愿。
儒学对佛教的批评,其中一个方面集中于释子违反儒家礼制,削发毁形,弃家出世。面对儒家的种种责难,僧人也曾予以反击,唐代僧人法琳、道宣,就曾把儒家的孝纳入道佛教中来,法琳提出了“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的观点。唐代的僧人还将佛家的“戒”同儒家的“孝”结合起来。至北宋契嵩,站在儒家的伦理立场上,提出“拟儒《孝经》,发明佛意”,继承了前人“孝为戒先”的观点,强调了孝在佛教中重要性。居简受到了南宋以来儒学经世致用的影响,表示“身为比丘,不导父母于佛法中,谓之不孝,是役也”①《北磵文集》卷三《常熟县大慈寺钟楼记》。,并言说了孝的重要性,“事神如事亲,神则享,薄亲而厚神,神则羞”②《北磵文集》卷三《喜祥楼记》。。居简将导引父母皈依佛教认定为大孝,并将孝亲置于祭神之上。
如《碧云藏殿上梁文》中居简表达了对“孝”的重视:
殿舍藏,藏庋经,拟海伯宫之轮奂;枢发机,机运轴,寻山梼树之根源。曩闻十二部所诠指归,遂得八十卷重玄嗅出。记所见者,作而象之。以境摄心,与人为善。北磵豩叟贫也非病,刚而用柔。浚眢井而罔功,垦废畦而弗获。寸才如玉,斫小贻工师之羞;尺堵画宫,用大笑夫子之拙。所住之刹斗大,所臻之云鼎来。茹苦分甘,共作同息。幻成四朵,跨出丛霄。月车日驭,东涌西沉;牛鬼蛇神,左出右没。哂乃阁蜚楼迥,燕雀风高;眷兹地转天旋,鲲鹏路阔。三转**如旧,万年玉历惟新。举尔修梁,听吾善颂。
儿郎伟!抛梁东,碧云峰对紫云峰。冉冉碧云歌日暮,紫云峰下听疏钟。
抛梁南,种杉僧老雪毶毶。却忆闽山生处乐,惊猿空守绿萝龛。
抛梁西,淹田秋稼与云齐。未必侏儒皆饱死,只令臣朔一人饥。
抛梁北,平地独山无草木。天生墝确不中樵,如何容得牛羊牧。
抛梁上,云际何年埋石像。举头云敛建招提,祇陁太子金园样。
抛梁下,禁韎朱离随俗化。自是阳春调绝攀,可但只今人和寡。
上梁之后,伏愿带经成俗,佩犊变风。鹡鸰在原,视弟有爱兄之道;虎豹远迹,耻人怀食子之心。系崇佛乘,阴翊王度。式全父爱,陋袁彦道之呼卢;庶答母慈,嘉颕封人之锡类。
居简援引了东方朔“臣朔饥欲死,侏儒饱欲死”、倪宽“带经而锄”、龚遂“带牛佩犊”之典故,希望通过佛法的弘化,劝解世人,达到兄友弟恭、父子和善,杜绝袁耽嗜赌之行为,宣扬颍考叔孝敬母亲之事迹。
唐代的禅宗寺院规制比较简单,这与当时禅宗反对一切外在形式,主张“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③《敦博本六祖坛经校释》,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52页。有关。至宋则改变了这种简单的寺院规制,北宋后期的《禅苑清规》规定了寺院的建筑形制,规制上已较唐代日渐完善。宋代禅寺中佛殿、法堂、僧堂分别对应了佛、法、僧三宝,宋代禅僧尤为重视对佛殿、法堂、僧堂的修缮。《咸淳清规》中列举多种位序图与礼仪状式,其中位序图十一,礼仪图式十二,这种以地位、尊卑、僧俗、戒腊长短定位次的位序图便如同于世俗社会中“班序”。惠洪在为潭州白鹿山灵应禅寺大殿落成作记,“众生无明峥嵘,业海横肆,莫知津涘,而以佛为彼岸。则殿宇之建,像设之严,所当然矣”④(宋)惠洪:《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一《潭州白鹿山灵应禅寺大佛殿记》,《四部丛刊》本。,表明了北宋禅僧对佛殿、法堂、僧堂佛教活动空间的重视。
南北宋之际,大量寺观毁于战火,孙觌在《抚州曹山宝积院僧堂记》言:“自佛法入中国,至宋兴,逾千年,衡岳、庐阜、钱塘、天台,佛僧之盛甲天下。靖康夷狄之乱,一变为茨棘瓦砾之场。”⑤(宋)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二十一,《四库全书》本。再如李纲言:“今天下兵革未息,盗寇蜂起。凡通都会邑、名山奥区,所谓大禅刹者,焚爇摧毁,盖不可胜计。其间经藏金碧相辉化为灰烬瓦砾之场者多矣。”⑥(宋)李纲:《梁溪集》卷一三三《汀州南安岩均庆禅院转轮藏记》,《四库全书》本。因此,积蓄财力、重建寺院、购置寺田成为振兴宗门、争取信众的首要之务。重建寺院之后的上梁活动成为了重要的仪式,而在宋代趋于定式的上梁文章在宋代禅僧笔下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矫正放旷任性为重任的《百丈清规》精神在南宋却未被丛林所继承,大慧宗杲曾批评该现象:“《百丈清规》大概标正检邪,轨物齐众……先圣建立虽殊,归源无异。近代丛林,有力役规矩者,有死守规矩者,有蔑视规矩者,斯皆背道失理,纵情逐恶而致然。曾不念先圣救末法之弊,禁放逸之情,塞嗜欲之端,绝邪僻之路,故所以建立也。”①《禅林宝训》卷二,第1026页。 居简作为大慧宗杲法嗣,自然继承了反对佛堂、僧堂奢侈浪费之风,在《慧日僧堂上梁文》中可见一二:
门如市,心如水,喧寂惟人;山有玉,渊有珠,秀整超俗。此大兰若,如小祇园。自跨虎野哉僧,来相攸壮哉县。一堂欹侧,十载经营。今兹策勋,老我袖手。北磵老子阅世欲槁,与云俱迟。绝怜买沃洲山,大似捷终南径。究此生无生学,毕命为期;绝诸方孔方交,于吾何有。至若土木兴建,与夫金碧庄严,力非不能,智弗可强。诵永安僧堂记,为平生座右铭。咨尔后人,遵予明训。式陈善颂,以相修梁。
儿郎伟!抛梁东,扶桑初日上茏葱。霞明高下丛霄碧,光透东西两镜红。
儿郎伟!抛梁南,童子南询五十三。一从去后无消息,懒听行人说徧参。
儿郎伟!抛梁西,水通清泰九花池。宗雷静社人心别,告戒丁宁不变移。
儿郎伟!抛梁北,旧井依稀言子宅。千古弦歌在武城,乡邑至今为轨格。
儿郎伟!抛梁上,太平无象天垂象。捷书夜报甘泉宫,江东诸葛犹宏放。
儿郎伟!抛梁下,阁扁景言谁并驾。小戴经从大戴传,不察不苛民自化。
上梁之后,伏愿利兼百衲,德懋四檀。食于斯,息于斯,勿云当得;迷于是,悟于是,切莫它求。如是则广居正位,汝尚堪任;不然则夙负昔因,人谁与代!
居简虽然强调了修建僧堂的重要性,但他十分反对这种奢靡浪费、挥霍无度的建筑形式,指出僧人不应刻意追求方内奢侈生活,并以张商英《抚州永安禅院僧堂记》为他的座右铭。张商英在《抚州永安禅院僧堂记》中批评了“今日所谓堂殿宫室之华,床榻卧具之安,毡幄之温,簟席之凉,窗牖之明,巾单之洁,饮食之盛,金钱之饶,所须而具所求而获也哉”②(明)如卺续集:《缁门警训》卷三,《大正藏》第48册,第1053-1054页。僧人的腐化奢侈生活。
道璨所作上梁文,与居简上梁文格式相较有所改变,首先去掉了“儿郎伟”、“抛梁”,后第二段诗文缀“东南西北上下”六字。此种形式与南宋末期文人上梁文相似,如文天祥《山中厅屋上梁文》。南宋士大夫上梁文在内涵上及写作手法上出现了鲜明的个性化特色,道璨作为南宋末期的僧人,感染了此种个性化风气,创造出了不同于前期的上梁文形式。如《荐福法堂上梁文》:
伏虎师受戴叔伦之施,奄有湖山,古塔主为范文正而来,大兴禅学,如洪钟巨镛,声满天地,如景星霁月,光照古今,怀哉若人,慨焉孤闷,起百年之已废,岂一饭之可忘。无文长老为母还乡,信缘住持,平日不谈世故,或谓其疏,随分略振丛林,姑试所学,一日必葺三年于兹,顾瞻数仞之危堂,曾经诸老之说法,应庵万庵不可作矣。松源曹源其谁嗣之,尚论祖室之兴衰,大惧宗门之颠覆,寥寥千载,耿耿寸心,花雨诸天,笑空生执之失度,草深一丈,惜长沙散去太奢,用扫除建立之机,为开示悟入之本,孰曰修造,而非提持,是用作歌,未能免俗。
诸老难追两眼空,活意生机无恙在,一堤杨柳万丝风 东
一印无文手自提,不住语言文字相,佛来也放一头低 西
原阙南
垂手不能空费力,颇怪春风多事生,梅子飞来花五色 北
面力全无难近傍,客来探水有乌藤,与伊㘭折归方丈 上
春染湖波绿如画,岸花汀草长精神,伏虎门庭非昔者 下
伏愿上梁之后,国家闲暇,佛法兴隆,有太原见雪峰底作略,乃登此堂,有赵州验茱萸底眼目,乃升此座,举头数屋桷,山僧不敢放憨,背身着草鞋,衲子尽教逞俊。
宝祐四年,道璨住持修建荐福寺法堂,作《荐福法堂上梁文》。道璨言明荐福寺法堂修建缘由,慨叹了戴叔伦、范仲淹嘉掖佛教,自己为母还乡之举。饶州荐福寺为唐宋名刹,而佛堂、僧堂的建造关乎于祖室兴衰、宗门颠覆,如应庵昙华、万庵致柔所在之时,僧堂破败,以致难以登堂说法,而至松源崇岳、曹源道生,此危堂甚至影响了招纳后嗣。所以道璨强调了修葺此法堂的迫切性与必要性。道璨指出修佛需要“不住语言文字相”,不应受语言文字的羁绊。最后的骈文中,道璨希冀国家安定,佛法兴隆,荐福寺广纳后嗣,弘扬大慧宗杲一派禅法。
敦煌与佛教建筑落成密切相关的祝祷文辞为上梁文之嚆矢,至宋代由江湖传入庙堂,为文人士大夫津津乐道之作,南宋时更转为直抒胸臆的陶写之具,书写形制与格式内容皆发生变化。南宋禅僧紧随儒生士大夫的脚步,无论从文法、格式与内涵都随之转变。
居简、道璨作为南宋著名文僧,文学造诣、诗文成就可与当时的大家相埒,代表着整个南宋诗文僧的创作水平。上梁文为代表的南宋禅僧诗文创作,进一步摆脱了禅宗内否定文字的做法,承认了文字的重要性,肯定诗文为弘扬佛法的重要途径。二者的上梁文,形式上追慕古风,引经据典,文法创作上效法《诗经》、《离骚》,内容上反映社会现实,符合宋代古文运动以后对诗文的要求。宋代禅僧书写的上梁文,反对毫无意义的矫揉造作之辞,要求言由心发,遵循“文以载道”、“道以统文”的诗教观,其中蕴含的仁义观、孝亲观成为禅僧上梁文的一大特色。宋代禅僧的上梁文中多阐发儒释二教互依互存、不可偏废的观点。“禅味”淡薄,世俗化倾向更加明显,佛教徒痕迹逐渐褪去,更多关注社会民生的细微层面。
The Shangliangwen of Song Buddhist Monks in Light of the“Fusion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