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关于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巴柔(Daniel H.Pageaux)指出:“一切形象都源自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①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正是形象的这种特殊性质决定了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不能被看成是单纯的对异国现实的描写,而是必须放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之中来研究。理解他者与认识自我是密不可分的。他者实质上是另外一个自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审视自我、建构自我和回归自我。赛义德(Edward Said)说:“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涉及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② [美]赛义德:《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26页。换言之,“自我”和“他者”的身份绝非恒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在这一建构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每一个“自我”的建构都离不开“他者”。任何一个民族、一种文化,都需要“他者”来帮助确立自我的身份与完善对自我的建构。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揭示中国是如何作为西方文化的“他者”参与到西方文化的自我建构中。而之所以选择20世纪初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考虑到这一时期所承载的特殊意义。20世纪之前,中国作为遥远、神秘的东方国度,主要是西方人想象的对象,西方文本中的中国形象也以想象成分居多;而到了全球化的20世纪初,许多西方作家终于有机会亲自踏上中国的土地游历,获得关于这个国家的第一手资料,甚至直接参与中国的历史进程。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也具有了和传统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不同的面目。他们对于中国的描述更多地带有回忆录或自传的色彩,其中既有依据事实的成分,又掺杂着作家独特的个人情感和个人体验,还渗透着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集体想象和集体记忆。① 让-马克·莫哈指出:“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形象: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参见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第25页。于是,同一个中国,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呈现出或令人敬畏、或令人爱恋、或令人憎恶的迥异面目,如万花筒般扑朔迷离。具体到每个国家的中国形象,又可以大致归纳出一些特点:英国人由于其深厚的人文传统,关注中国形象所承载的“东方救赎”的主题;法国人对于情调和浪漫的追求使得法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体现出浓郁的“新异国风味”;而美国人则出于其自身利益,时而把中国人视为“黄祸的化身”,时而又视其为“崛起的英雄”。
东方救赎的主题并非20世纪才出现。西方历史上曾一度视中国为理想国和救赎地。从14世纪开始,西方作家就试图用一个理想化的中国来补偿自身的缺憾。他们将中国塑造成人间天堂、极乐福地,带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渴望以中国为榜样,促进西方社会的变革。这就是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所说的“文化利用”。这种“文化利用”在不同的时代又有着不同层面的侧重。14世纪的西方主要是艳羡中国的物质文明,《马可·波罗游记》与《曼德维尔游记》相互印证,共同打造出一个繁荣富庶、政治稳定、宗教宽容、世俗乐园般的“契丹形象”。17、18世纪,随着传教士来华和西方海外扩张的成果,西方的中国观有了明显的改变。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从器物层面发展到制度层面。西方文人津津乐道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赞叹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开明君主专制。中国成为西方社会改革的动力和自我超越的榜样。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文明的凯歌行进使西方文明获得了空间的发展,其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大幅度的逆转。对中国的热情赞美逐渐被批评指责和蔑视所取代,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成了停滞不前、愚昧落后的东方帝国。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西方的知识精英开始冷静的思考,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问题,开始了对自身文明的反思与批判。一度遭蔑视的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向往之地,再次进入西方人的审美期望。一时间,西方文化中的“中国热”再次达到高潮。20世纪20年代起,一些英国文人、思想家怀着对自身文化的危机感和使命感,怀着对异域文化的强烈吸引和亲近感来到中国,试图从这个古老的国度中找到新的希望。
1920年,罗素带着“探寻一种新的希望”的目的来到中国。在罗素的描绘中,中国是一个美丽神秘的国度,那里民风淳厚、景色如画。罗素高度评价了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华文明的价值,他说:“中国人天生就具有宽容友爱、以礼待人、礼尚往来的态度。如果中国人愿意的话,他们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中国人只是追求自由,而无意于‘支配’。”② [英]罗素:《罗素论中西文化》,杨发庭译,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页。罗素认为,中国人天性崇尚和平,没有控制人、统治人的欲望,不像欧洲人非要把自己的文明强加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人宽容、知足、乐生,他们保持着“享受文明的能力、在闲暇中逗乐及在阳光下讨论哲学的愉快”③ [英]罗素:《罗素论中西文化》,第96页。,而这些都是工业国家所欠缺的。罗素非常珍视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价值,希望中华文明能够担当起拯救西方没落的使命。
剑桥学者洛斯·迪金森(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一直梦想着以中国模式建立现代价值。早在1901年出版的《约翰中国佬的来信》中,狄金森就以想象中的中国传统文明为尺度,批判了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来到中国之后,迪金森更深感中国之可爱。他在给好友E.M.福斯特的信中对中国进行了热烈的赞美:“中国是人类的定居之所”,“我从未见过贫穷的人能如此幸福地活着。他们是唯一在礼仪和组织上平等的民族——非常自尊、礼貌和友善,总是谢绝做任何他们认为不理智的事情”。①Forster,E.M.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34.pp.148-149.迪金森欣赏中国人与自然相融的品性和生活方式,希望在中国文化里寻觅西方文明所缺失的东西。
20世纪30年代来华的英国作家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同样痴迷于中国文化。他在中国生活了七年,住在四合院中,穿中式长袍,听京剧,学习中国绘画和书法,想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他以北京为背景创作了小说《牡丹与马驹》,小说的主人公菲利普怀着对欧洲文明的幻灭感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北京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和心灵的慰藉。在自传《一个唯美者的回忆录》中,阿克顿称北京是自己的“收养地”(place of adaptation)和第二故乡,深情地描述了四合院生活的愉悦:“我以一种甜蜜而愉悦的心情细细地品味着四合院生活的和谐安宁,我头顶的星空,以及巷子里小贩独特的叫卖声。……这里我的生活过得如此的丰富,以至于我之前在欧洲的存在显得那样无足轻重,似乎这些年来的努力都只是在追逐鬼火。”②Acton,Harold.Memoirs ofan Aesthete.London:Hamish Hamilton Ltd,1984.pp.351.
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世界一直感兴趣用西方文化来拯救东方。在他们眼中,西方代表理性与进步,而中国则是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立面、作为愚昧落后的东方帝国来反衬西方文化的先进。20世纪初,西方文明出现了问题,西方人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开始怀疑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理性与进步,开始在西方文明之外,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寻找启示与救赎。学者周宁说:“中国形象作为前现代想象中的‘他者’,在时间上代表美好的过去,在空间上代表美好的东方,表现出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种怀乡恋旧的寄托与精神和谐的向往。”③ 周宁:《双重他者——解构落花的中国想象》,《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中国形象是西方人怀乡恋旧情绪的表达,它根植于西方人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厌倦感。工业文明的发展虽然给人们带来物质上的富裕,但同时也造成了客观世界的动荡不安和精神领域的苍白。对于那些在西方式物质主义文明中感到焦虑与恐惧的心灵来说,稳定、祥和、封闭、永恒的中国形象无疑是一种慰藉。当然,此种中国形象更多地是想象的产物,而无关乎中国的现实,因此罗素虽然在给情人的信中抱怨“中国非常压抑,它正在朽败腐烂,就像晚期的罗马帝国一样”④ 冯崇义:《罗素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9页。,却并不妨碍他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热烈地赞美中国。说到底,他们所关心的,不是中国的现实是怎样的,而是中国作为西方文化的“他者”,究竟能给西方提供怎样的启示与救赎。他们对中国文化采取的是一种“为我所用”的心态,而其出发点和旨归都是西方。正如狄金森自己所坦言的,“我是写给西方人,而不是给东方人看的”⑤Hsiao Ch’ien.A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M].London:Pilot Press Ltd.,1944.p.59.。
20世纪初西方的中国情调,不仅体现在英国文学中的“东方救赎”主题,也体现在法国文学中的“新异国风味”⑥ “新异国风味”语出自史景迁:《大汗之国》,参见[美]史景迁:《大汗之国》,阮叔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关于中国的异国情调想象曾经是法国浪漫主义的重要灵感之一。歌德晚年向爱克曼描述集道德之纯洁与诗之美于一身,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中国。① [德]爱克曼编:《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页。海涅在《论浪漫派》中称中国为“飞龙和瓷壶的国度”② 《海涅选集》,张玉书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史景迁在《大汗之国》中认为,19世纪法国关于中国的东方情调的想象由四个因素构成:第一是对中国式优雅和细致的欣赏,中国人从蚕丝、瓷器、寺庙建筑中得到灵感,进而对木头及其他材质发展出高度敏感性并形成优雅细致的审美趣味;第二是中国人对肉欲的高度自觉。这种肉欲带有难以理解、危险、又令人迷醉的气氛,其中掺杂着热浪、夜晚恶臭空气、香味及汗味;第三点是中国人对暴力、野蛮、潜藏的残忍及难以控制的冲动等所具备的强烈感应;最后,中国是无尽的忧伤之地,那里某些永远失落的东西是西方物质主义洪流所遗弃,中国又因其沉重的历史包袱和贫穷落后的现实而无法保留的美好的东西,鸦片就是这第四个因素的产物,也是倦怠与渴望的最佳麻醉剂。③ [美]史景迁:《大汗之国》,阮叔梅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页。这种中国情调一直延伸到20世纪初的法国文学作品中,如洛蒂、克洛岱尔、谢阁兰笔下的中国形象都让人感到一种神秘怪诞、近乎病态的美。然而,和前辈作家借中国题材发挥想象,营造一种幻觉式的中国形象不同,洛蒂、克洛岱尔、谢阁兰都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他们调动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储存,以各自独特的视角写下了他们在这一东方国度的见闻和感受,塑造了他们眼里的中国形象,较之前辈作家笔下的“中国幻景”无疑要来得真切。
洛蒂(Pierre Loti)于1900年以法国海军军官的身份被派往中国,时值义和团运动爆发,他目睹了风雨飘摇的晚清末年中国的社会现实,并基于这些经历写成了《在北京最后的日子》。在书中,他详细地描述了北京城的萧条、杀戮景象。当他靠近北京城墙时,他就感到那个地方“充满敌意和令人不安”,“好像死亡之园”。④ [法]皮埃尔·洛蒂:《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入城之后,他见到的是断壁残垣,闻到死尸和焦烟的气味,还有野狗拖着埋在瓦砾堆中小孩的尸体。在一处无法名状的恐怖处所,他见到一块不能辨认的东西,仔细一看,竟是“一具女尸,有人用菜刀割下她的私处塞在嘴里,而野狗已经把嘴吃光了,只剩下大张着的颌骨”⑤ [法]皮埃尔·洛蒂:《在北京最后的日子》,第91页。。尽管惊恐不断,他的四周却是历代王朝遗留下的宝物,各种瓷器、古董、画卷,任他挑选。离京前夕,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预定明天离开北京,我的皇帝梦就要宣告结束……我会怀念这里;虽然公园里有尸身、有乌鸦,景色依然如织。每天打开大小箱子,检视其中的珍奇,真是乐趣无穷。”⑥ [美]史景迁:《大汗之国》,阮叔梅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
与洛蒂同时代的克洛岱尔(Paul Claudel)同样擅长以散文体裁记录他对中国的感受。在《认识东方》一书中,他记录下了中国这个令他又爱又恨的地方。一方面,他热爱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这里的生活尚未遭到精神上的现代病的感染”⑦ [法]保尔·克洛岱尔:《认识东方》,徐知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另一方面,他又痛恨这里的封闭、破败和颓废,他以其敏锐的直觉把握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体状况是“一个被虫豸吞噬的国家”⑧ [法]保尔·克洛岱尔:《认识东方》,第9页。。这里风气腐败,灾害盛行,老百姓穷困不堪,行政部门作风僵化,弄虚作假成风,愚昧昏聩。在《认识东方》一书中,克洛岱尔写了蓬头垢面的乞丐、头上长满疮痂的老太婆、没有眼珠的小孩、在船上吞云吐雾的吸鸦片者。这里的一切给人一种封闭、昏睡近乎死亡的感觉,“这些街道仿佛公墓的路径,这些房屋庇荫着沉睡的人”⑨ [法]保尔·克洛岱尔:《认识东方》,第58页。克洛岱尔以诗人的好奇心凝视着中国的景物、习俗和市井,他笔下的中国充满着异域风情和神秘感。
较之洛蒂和克洛岱尔,谢阁兰(Victor Segalen)对于中国的了解显得更为深入。谢阁兰不仅仅满足于异域风物的猎奇,而是更为关注对于中国异域文化的内核探索。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的小说《勒内·莱斯》中。在《勒内·莱斯》中,“谢阁兰”化身叙述者“我”,想进入紫禁城内探索“封闭在四堵墙垣之内的魔力”① [法]维克多·谢阁兰:《勒内·莱斯》,梅斌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13页。,却始终难以如愿,只能借助能够自由出入紫禁城的“勒内·莱斯”之口窥探宫内的生活,莱斯叙述的真实性值得怀疑而最终的真相也随着莱斯谜一样的死亡而无从考证。小说中的“紫禁城”兼具神秘性和封闭性,象征着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异域的本质内涵,它既是令人向往的,又是永远也达不到的。在谢阁兰那里,中国不是客观真实的存在,而是一种神话,一个幻象。他说:“其实我来这里寻求的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中国,而是中国的幻象。我抓住它,一口咬住。”② 钱林森:《光自东方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动荡、巨变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饱经屈辱的时代。洛蒂、克洛岱尔、谢阁兰都在此期间与中国有亲密接触,对中国动荡飘摇的社会现实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从而得以记录下自己的亲身体验,而不是凭借他人资料基础上的想象抒写。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在列强的劫掠下走向破败、衰亡的中国,然而,由于他们自身的利益没有受到威胁,能亲眼目睹中国这个辉煌的东方古国走向衰败、垂死的景象,对痴情于东方、迷恋异国情调的作家来说,反倒成了一种的“审美体验”。克洛岱尔在诗中咏叹,“但此刻,你们的帝国与我何妨?垂死的一切与我何妨?……你们的无情的安排与我何妨?至少我是自由的!”③ 秦海鹰:《五大颂歌·神灵与水(节译)》,《国外文学》,1991年第2期。中国这个衰败、垂死的东方古国对他们而言好像是一座冒险家的乐园,他们带着法国人特有的浪漫主义眼光,在中国破落的土地之上找寻异国情调。巴赫金说:“异国情调以自我和异己的人为对立为前提,强调和品味异己的‘他性’,以便在自我平常和熟悉的世界隐含的背景衬托下,精心描绘出‘他性’来。”④Bakhtin,M.M.The Dialogic of Imagination:Four Essays,ed.Michael Holquist,trans Caryl Emerso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p.115可见,异国情调是以“自我”和“他者”的对立为前提的,“他者”之为“他者”正是由于与“自我”相区别。“自我”和“他者”总是处在不断的相互指涉之中,“他者”是“自我”证明自己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参照系。洛蒂、克洛岱尔和谢阁兰都在中华民族衰落时期把中国作为了西方进行自我关照的对立面,他们都是以自己的本土文化为圭臬,通过比较发现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在差异中建构自我的异国迷梦。
20世纪初,正当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劫掠下不断走向衰落之时,美国却以锐不可当之势崛起,迅速超越了英法等传统强国,无可争议地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让美国产生了一种“中央帝国”的心态,梦想20世纪的美国能像千年之前的中国那样,八方同化,四夷来朝。美国这个20世纪的“中央帝国”对中国这个“前中央帝国”的态度是复杂的,其中夹杂着彼此矛盾冲突的成分。美国学者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透彻地分析了美国对中国的矛盾态度:“从19世纪最后十年到1931年间,美国的中国形象主要建立在两种强有力但又相互矛盾的冲动上。第一种冲动集中在J.A.贺伯逊所说的上帝与玛门上,也即‘经济与宗教的合作’。中国引起了美国的宗教热忱,它要启蒙、重塑这个国家……美国人民要用他们无边的善良和美德——他们基督徒般的献身精神和民族使命感——去救赎千百万中国人。”第二种冲动体现在“恶毒的种族主义上”,“很多美国人鄙视中国人,特别是华工阶层,将他们视为威胁自己生活方式的低等人种”。⑤T.Christopher Jespersen.American Image ofChina:1931-1949.Prologue.CA: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2.
美国对中国这种矛盾的态度充分体现在文学上。一方面,以中国城为背景的小说在20世纪初仍然大有市场。这些小说致力于刻画阴险、狡猾、勤奋而麻木,冷漠而残忍的中国人形象,其中最典型的要数“傅满洲”系列小说。“傅满洲”这一形象虽然最早是由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塑造的,但傅满洲小说系列一出版就流入美国,后来又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在美国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傅满洲的形象集异域情调和阴险邪恶于一身,他有着“莎士比亚的额头”和“撒旦的面容”。他是一个天才的科学家,又是一个十足的恶魔,凶狠毒辣、无恶不作,令西方人憎恨不已且又防不胜防。傅满洲是西方“黄祸”思想最彻底的体现,他代表着某些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移民形象,他们聚集在拥挤的唐人街上,无声无息地从事着贩毒、赌博、卖淫等邪恶活动。作为西方社会妖魔化中国的形象巅峰,傅满洲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
尽管傅满洲的形象在美国广为流传成为美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然而另一方面,在20世纪的初期,新的光线开始照耀在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上;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并逐渐形成新的、更友好的情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努力。义和团运动之后,大批美国的新教传教士来华创办教会学校,他们在中国享受到的特权和尊重使得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在改变美国的中国形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赛珍珠(Pearl S.Buck)。
在美国人描述的中国形象中,没有比赛珍珠的《大地》更令人难忘的了。《大地》塑造了一对质朴善良、乐观坚定、执著于土地的中国农民夫妇王龙和阿兰。王龙和阿兰在逆境和天灾面前的坚韧、顽强、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不仅显示出中国农民追求生存的勇气,而且表现出一种人性的力量。周宁认为,《大地》“扭转了一个世纪间西方文化对中国丑化的潮流,使西方人感觉到中国人不仅是与他们同样的人,具有相同的人性,而且还具有西方文化价值推崇的某些高贵品质”① 周宁:《龙的幻象》(上),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民众深陷经济大萧条之中,许多农民背井离乡,受尽磨难。王龙和阿兰在大灾面前顽强、节俭、吃苦耐劳的精神给美国民众提供了人类战胜自然界种种困难的典范,同时也让他们感受到了“麻雀变凤凰”的满足感。王龙和阿兰身上所体现的精神与美国人所标榜的“美国梦”精神是一致的。
就在赛珍珠通过一对中国农民夫妇激起美国人的好感和同情时,同为美国来华传教士之子的亨利·卢斯(Henry Robinson Luce)则利用他控制的《时代》周刊,向美国人民传达出一个坚强、勇敢的中华民族。3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卢斯控制的三大媒体——《时代》、《财富》、《生活》塑造了一对表面上抵御外侮、信仰基督、追求自由民主的领袖夫妇——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同侵略者展开了顽强的抗争。中国人民在美国人眼中迅速成为崛起的英雄,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进入历史上少有的“钦佩时期”。赛珍珠和卢斯,一个刻画了中国农民夫妇,一个刻意美化国民党领袖夫妇,他们携手将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推向光明的巅峰。
赛珍珠笔下的王龙夫妇,卢斯眼中的蒋介石夫妇,与其说是中国的现实,不如说是美国人的期望与想象。这种期望与想象和20世纪美国“中央帝国”的心态有关。20世纪美国“中央帝国”意义的认同,需要一个理想的他者,而中国这个衰微的“前中央帝国”,恰好扮演了这样一个他者的角色。美国援助危难之中的中国,不仅证明了美国的强大与博爱,让美国在对弱者的帮助中感受到自身的伟大与崇高,同时还证明了美国的宗教信仰和民主政治的普世意义和价值。因此,赛珍珠和亨利卢斯眼中令人同情、甚至令人钦佩的中国形象,与其说是在表述中国,毋宁说是在述说自我。正如伊萨克斯(Harold Robert Isaacs)所指出的:“当他们在美国人心目中经历过所有漫长的蔑视和仁慈时期之后,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他们自己所知地,此时在其中享受着他们最美好的时光。这严格地说来是美国人的而不是中国人的经历。”② [美]哈罗德·伊萨克斯:《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0页。
周宁说:“在西方文化中,中国的真正意义不是地理上一个确定的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个具有特定政治伦理意义的异托邦,一个比西方更好或更坏的‘他者的空间’。”① 周宁:《中国异托邦——二十世纪西方的文化他者》,《书屋》,2004年第2期。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始终是作为一个“他者”而存在。作为“他者”的中国对于西方文化的自我肯定、自我建构、和自我超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当西方文明感到充分自信时,就需要一个预设的负面的东方化的“他者”,以肯定西方的自我身份;而当西方文化对自身产生疑虑时,就要一个预设的正面的理想化的“他者”,来达到西方文明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的目的。即使是到了全球化的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也仍然是在可爱与可憎、天堂与地狱的两极间摇摆。究其原因,就在于西方作家在看中国时,始终是带着接受美学所说的“先见”或“先结构”。他们所看到的始终是他们想看到的中国,而非真实的中国。来自异域的观察者不可能游离他们生活的时代,更不能超越自己的文化,这是自然的、普遍的现象,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不过有的作家真心地去理解、欣赏中国文化;有的仰慕追随一种异域情调;有的则出于自身的偏见对中国进行丑化、妖魔化。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重点不在于关注此种形象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现实,而在于探讨隐含在中国形象背后的创造者民族的自我形象。通过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我们可以了解各个西方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反过来,研究西方作家对中国的文学想象和文学利用,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参与到世界文化对话中来,为国家间平等互惠的文化交流探寻一条可行之径。
China as the Cultural“Other”-Images of 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