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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视野:走出“现代性”研究范式的方法 ——兼论《民国文学史论》丛书


摘 要:“民国视野”的研究继承并转化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影响深远的“现代性”范式。《民国文学史论》丛书是体现、贯彻这一学术思路及方法的最新成果,著者在开掘细部历史以及注重中国经验两个方面尤有心得。在当今学界进入“反思现代性”阶段以及倡导多元对话的整体格局中,“民国视野”的眼界、实绩彰显出不容忽视的启示和意义。

关键词:民国视野;现代性;研究范式

“民国视野”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系列有关“民国”的研究总称(下文简称“民国”)①按研究者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出现了以“民国”来重新结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设想和实践,主要包括“民国文学史”、“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三种声音,统称为“民国视野”。参见周维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民国视野”述评》,《文艺争鸣》,2012年第5期。,它在当前学界“反思现代性”的整体格局之中独具特色自成一家,同时又与其他研究路向发生对话。“民国”自有其运用限度,但不可否认的是,从理论倡导到研究实绩已经显示出了它的启示与意义。目前,又有《民国文学史论》丛书这一规模性成果问世。该丛书共计6卷,由张中良、李怡主编,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充分并集中地体现了“民国”这一命名的方法论意义。②李怡、张忠良主编:《民国文学史论》(共6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该丛书各卷单独成书,齐集张中良、张富贵、陈福康、李怡、周维东、姜飞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老中青学者。著者自觉地、有意地把“民国”作为一种核心研究方法,就史料收集整理、文学经济形态、党派文化与文学等具体问题展开论述,堪称新见迭出、精彩纷呈。笔者不才,籍此谈谈对这一类研究的理解及个人想法。

一、“现代性”研究范式的意义与危机

从研究者首倡“民国”至今,已经超过15年了。①目前公认,是学者陈福康最早提出“民国文学”的设想,时间在1997年。有践行者将它放置在“重写文学史”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强调“它的出现本身就充满了学术对话的意味……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固有的方式形成某种延续和驳诘”②李怡:《重写文学史视域下的民国文学研究》,《河北学刊》,2013年第5期。。笔者非常认可这种学术史之梳理,宏观意义上的“民国”的确是一种方法论。只是,本文采取的视角不同,主要从“现代性”这一曾经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长久居于主导地位的学术范式说起,由此了解“民国”研究所隐含的“问题意识”。

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范式”与“危机”两个概念,用以描述自然科学是在因循传统与突破传统的交替之中得以成长、发展的。③[美]托马斯·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里尝试从范式的意义与危机两个方面,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现代性”研究。按库恩的说法,科学家总以同时代的最高成就作为楷模,由此展开自己的研究。所以,任何具体的科学成果必然无法脱离传统或者说“范式”的影响。然而,当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新的科学事实不断出现,终究会冲击“范式”,令它解释某些问题时失灵,于是出现“技术上的崩溃”——这就是危机之生成。“现代性”范式也历经了类似的意义与危机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意义值得大书特书,危机也绝非坏事,它预示着新的可能。

“现代性”范式自新时期以来逐步建构成形,其意义毋庸置疑,它大大冲击、质疑了政治意识形态所支配的现代文学研究。老一辈学人谈论伴随自己成长的现代文学学科时,总免不了感叹这是一个建立在新中国政权之下、以论证“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合理性为目的的学科,无非感叹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造成短见。而“现代性”研究明确将现代文学视为一种承载“人的现代化”、“思想现代化”的语言形式④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把学科研究从“革命史”框架中解放出来,难怪人们如释重负,宣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将从意识形态的武器转变为科学的、常规化的文学研究”⑤旷新年:《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当“现代性”光芒照进政治意识形态笼罩的学界,在1980—1990年代中,学界最富活力的学术命题当属“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重写文学史”。倡导“20世纪”者乒乒乓乓敲掉近代、现代、当代之间的隔离屏障,表面只是提出一个整体时间概念,实际旨在消解根据意识形态划分的历史观。“重写”者钟情富有审美意味的文本,看似运笔轻灵实际忧愤深广,旨在批判作为政治传声筒的文学。综观这一时段的研究,不妨形象地描绘:学人们高举“现代性”旗帜,手持从西方引入的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等诸般兵器,合力讨伐给学科研究、也给国人心灵和生活造成巨大创伤的政治意识形态。

“现代性”研究发挥示范作用,激发了海量成果。但事情总是一分为二,它一边开启无穷法门一边也产生了新问题,给后人留下思考的空间。“现代性”攻打意识形态研究非常有效,但“拿来”之时顾不上反思、质疑的急迫态度导致了危机种子悄悄潜藏。一旦外部环境不再是涤除文革阴影的1980年代,而是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1990年代,这个种子借势迅速萌发。

19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的经济主题逐渐压倒政治主题。此时此地,政治依然存在,但在形态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它除了是主流意识形态,在日益繁盛的市场经济、大众文化潮流中更化身为无孔不入的权力形态,与资本、新科学技术联合起来对文学、思想以至于整个社会施加影响。如果说在攻打意识形态专制的阶段,“现代性”通过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的眼光批判极端政治,为文学研究另辟了一个推崇个性、推崇美感的空间。但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现代性”却无力解释这一语境中出现的新问题,尤其是资本全球化、文化霸权、后殖民等。因为经济剥削、文化侵略向来属于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原罪”,它与生俱来、无法克服。从这个层面来看,“现代性”甚至就是政治与权力本身。

当“现代性”范式技术失灵的时候,我们才能更清晰地看到相关研究存在误区。最突出的,莫过于推崇“纯文学”、忽视历史研究的问题。追忆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引发的震惊,就比较生动地呈现了这一问题。初读“夏史”,不少人感叹作者慧眼识珠推出了张爱玲、沈从文等“纯文学”作家,却忘了追问一句,斥骂创造社文人是“牛鬼蛇神”,讽刺赵树理是给中共唱赞歌的“小丑”,难道就不是政治?确切地说,不是“忘了”而是“顾不上”,夏志清貌似的“纯文学”标准纠结着关于西方现代性的想象,与国内潜在的政治创伤心理一拍即合。实际上,只要多一些历史研究的意识、详细考察“夏史”诞生的情境,我们就能突破自身境遇,发现作者推举“纯文学”不过是借以否定大陆意识形态的另一种政治,谈不上什么先进的、理想的“现代性”之体现。

“现代性”范式的危机昭示着,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一味推崇西方现代性是不够的,我们终将遇到自己的问题。回看学科奠基人之一王瑶先生质疑“20世纪中国文学史”构想,的确是一针见血:“你们讲20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①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3期。王瑶先生犀利地看到了“20世纪”框架的突出悖论,既然以“现代性”作为主导思路,却忽略了同是属于“现代”的反殖民、马克思主义运动等内容。王瑶先生的批评同样适用于“重写文学史”。当王晓明先生愤懑地剖析政治戕害了启蒙的文学,感慨现实功利阻断了鲁迅、茅盾等跻身一流文学大师之路的时候;②王晓明:《漩涡与潜流——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当陈思和先生用心良苦地从“民间”寻找活力,发掘“地下”、“潜在”等写作形态来支撑文学史图景的时候,③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无论有意或无意,二者都在推举一种远离中国意识形态现实的“纯文学”概念。

然而,一个时代的主体问题总会随时间发生改变,学术范式终将面临调整与突破。正如王富仁先生当年提出“回到鲁迅本身”,很大程度上就是号召返回“纯粹”的文学本身,这在1980年代是势在必行、应运而生。然而世易时移,倘若还不细致考察和反思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尤其是包括政治在内的历史文化内容,又如何能够解释清楚非欧美、非发达国家的我们是如何走进“现代”、成为“现代”的呢?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等内容诚然理想,但毕竟不是内生于中国社会,可以“拿来”,不可以也不可能完全复制。

任何范式都不可能完美,“现代性”理当如此。它的意义是曾在一个时代之中发挥楷模作用,并且引导学界取得了空前的具体成果。当它在新形势下出现技术失效问题之时,在此基础上加以调整进而突破,则成为学科研究者共同思考的关键问题。

二、历史意识与中国经验:“民国视野”的两个面向

接下来,通过评述《民国文学史论》丛书,本文想厘清“民国”研究也是应对“危机”而生,试图以自己的方法走出“现代性”范式的局限。

作为一套丛书,《民国文学史论》的作者们讨论“民国”各有视角及重点。从自我阅读体会出发,笔者以为“丛书”主要在历史意识、中国经验两个面向上构成了与“现代性”范式的对话。先说历史意识。“民国”作为一种命名,最早源自研究者发掘、整理史料的亲身体会。“丛书”所收的《民国文学史料考论》,就由研究史料见长的陈福康先生撰写。该书依据文学史料、文学史迹、作家行踪与交游、文学评论与掌故杂考四个方面,对民国文学的历史做出了细致入微的描画。李怡先生等撰写的《民国政治经济形态与文学》一书融入“文学生产”视角,展开对民国政治、法律、经济各方面与文学之关系的考察,也体现了强烈的历史现场感。姜飞先生的《国民党文学思想研究》关注一向不受重视的领域,呈现了国民党文学思想的始源、观念和方法,有填补史料空白的意义。周维东先生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战略与延安时期的文学生产》一书,阐释位于民国“统一战线”政策之下的延安文学圈。该书对延安时期移民运动、土地改革、乡村建设等历史的考察,为解读文本提供了富有启示的材料。

前文曾提到,“现代性”范式存在特别推崇“纯文学”概念,从而忽略历史研究的问题。当然,如果一定要说“完全忽略”毕竟有失武断,不能因为主体潮流而漠视那些坚持在史料园地辛勤爬梳、整理的学人。确切地说,是当时的学界对历史的爬梳整理还远远不够。由于尚未建立“日常历史”、“文化历史”的观念,当时大部分研究者即便重视历史也往往只看到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连的“大历史”。这导致当年一类言论很是流行,即那些最有价值的作品不需要借助历史(政治历史)的展开也具有永久的文学性。张爱玲如是,沈从文如是。考虑到那个时代普遍的、挥之不去的政治创伤,这种言论归根结蒂还是受到文学/政治二元思维制掣。

“丛书”作者姜飞解释自己研究时说的一段话,我认为颇有启发意义:

回顾国民党的文学思想,也就是回顾共产党的文学思想,国共各自的文学思想互相区隔而又互相映照,互为倒影而又交相发明,透过其各自的历史和在历史中互相缠绕的关系,我们也许会察觉,它们不是对峙、批判、斗争,而是同源、同构、同趋。①姜飞:《国民党文学思想研究·引论》,《民国文学史史论》(第5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

这段话具体针对党派文学,其实是在反思僵化的二元思维。从执着的二元区分来看,国民党是反动,国民党文学思想当然反动。那么,研究反动的国民党文学思想意义何在呢?姜飞先生从自己的研究提出了意义。他强调,国共文学实际上互相影响、同源同趋,这就有效消解了二元论。以这样的眼光反思文学/政治的二元结构,我们也可以反驳那种倡导“纯文学”的偏至:不了解张爱玲、沈从文所处的历史,如何知道张爱玲专写男女其实反对政治革命的宏大题材,沈从文建构桃源其实有意拒斥动乱不安的人世?即使专从“纯文学”而言,正是传统与现代的转折断裂造成了张爱玲的家族梦魇,乡土与世界的交叉脱胎出沈从文心中的边城。“纯粹”原本来自“复杂”。

可以看出,“民国”研究所强调的是这样一种历史意识:突破僵化二元思维、突破“大历史”观念,对具体而微的历史情形进行精细把握和剖析。相对“现代性”研究耿耿于怀的政治历史,“民国”研究的历史指向更为广阔的经济、法律、教育等社会文化内容。正如研究者所阐发:

在现代中国,不是抽象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展开历史的搏斗,而是割据的军阀、新旧交杂的士绅和各种具体的社会角色上演着各种不同的故事,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的趋势推动了文学,而是民国不同时期具体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状况和教育环境不断放大或缩小着文学的空间。②李怡:《重写文学史视域下的民国文学研究》,《河北学刊》,2013年第5期。

强调中国经验,是“民国”研究对话“现代性”范式的第二个层面。“丛书”所收张中良先生的《民族国家概念与民国文学》,尤其体现了面对西方的本国本土意识。民族国家概念(nation—state)源于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播》一书③[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以海外学者刘禾借以阐释萧红作品为始作俑者④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生死场〉的启示》,初刊于《今天》1992年第1期,先后收入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初版;王晓明等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在国内引发了声势浩大的移植风潮。针对泛滥的民族国家概念,张中良先生探讨民国文学的民族主义脉络。他实证中国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反驳了那种过分崇拜资本主义印刷业的观点。张富贵先生的《民国文学:概念解读与个案分析》一书,与张中良先生的思路有相似之处。该书说明之所以提出“民国文学”概念,主要为了反思学科研究中的“革命史逻辑”与“教科书模式”。在作者看来,“教科书模式”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的产物,所以强调“民国文学”、“共和国文学”的命名,因为它们比“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更契合本土现实。

两位张先生立足本土的意识值得重视,如果放置在“现代性”范式技术失灵的学术大背景之下,就更加意味深长了。在学界进入“反思现代性”研究的阶段以来,公认当初把“现代性”单一地等同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是严重缺陷。“八十年代我们自称要‘走向世界’,而我们的世界图景却是这样的狭窄,我们的世界想象又是如此地单一”①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页。。钱理群先生作此忏悔之语,无非检讨“20世纪文学史”的构想膜拜西方现代性、忽视本土民族解放运动的缺失。在这个方面,我们并不耻于承认日本学者的敏锐。早于几十年,他们就郑重阐明“现代性”是多形态的,强调后发达国家有着自己的现代化历史。所以,在今天的反思路途中,国内学人特别重视向外、向内的双重眼光。一方面是尽可能多地了解西方现代性的复杂,如欧美人描述的现代性多副面孔②[美]马泰·卡林内斯库著:《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等③[美]丹尼尔·贝尔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另一方面就是重视本身处境,在学习他者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认识自己,追求真正的“在中国发现历史”。

随着“反思现代性”格局的逐渐成形,“民国”研究如此强调中国历史的空间,足以成为其中的重要声音之一。在这种学术范式调整、突破的大背景之下,张中良先生针对民族国家理论的反思言论尤其得以彰显:

域外理论自有其特定的背景与适用空间,我们不能把……中国的学术当做西方话语的演习课堂……对于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以及其它理论,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有所取舍,有所借鉴……以话语的多元性取代西方话语的一元性,以对话的平等性克服话语的霸权性。④张中良:《民族国家概念与民国文学》,《民国文学史论》(第2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

三、当下研究格局中的“民国视野”

尽管有的“民国”研究者认为“民国文学史”可以取代“现代文学史”⑤参见张富贵:《第二章 意义与时间:“民国文学的两个概念”》,《民国文学:概念解读与个案分析》,《民国文学史论》(第3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或者宣称“现代文学”是个应该退休的学科名称⑥参见陈福康:《“现代文学”,应该退休的学科名称》,《民国文学史料考论》,《民国文学史论》(第4卷)。,但笔者还是赞同这一研究领域内相对保守的观点:“阐释优先,史著缓行。”⑦参见李怡:《阐释优先,史著缓行》,《学术月刊》,2014年第3期。在笔者看来,这不止是一个等待、积累的问题,也事关当下研究格局的整体问题。纵观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建国之初是意识形态一统天下,后来经历文学/政治的二元对峙,现在进入了一个“反思现代性”的多元对话时代。在学术研究领域,差异互补胜过“彼可取而代也”。

“民国”研究者并非自说自话,他们一边把自己纳入学术史脉络,一边与当下研究展开对话。李怡先生在梳理学术思路的时候曾提到“新左”,一篇发表在主流刊物上的文章更是姿态鲜明地把“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并列为两种冲突的研究范式,⑧韩琛:《“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式冲突》,《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笔者借此发挥说点个人想法。“新左”也好,“延安道路”也好,如果限定在文学研究范围内,大意指向探讨中国20世纪革命文学而崛起的学界一支。为避免引起文学之外的其它联想,不妨以之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再解读”称之。自1993年《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初版,“再解读”研究理路在学界发生了不小的影响,“丛书”作者张中良先生所反思的民族国家概念即发源其中。不必讳言这类研究存在短板,但动辄将不同研究树为“冲突”双方的做法实在有待商榷,尤其应该警惕的是望“名”生义。例如研究者做出如下判断:“为何‘民国机制’为其内生的‘延安道路’所取代?甚至‘民国机制’在当下中国出现的本身,就直接面临着来自新左派之学者重估‘延安道路’的文学史论述的挑战。”言下之意,完全是把“民国机制”等同于国民党的党政机制,所以把学术研究的“民国”、“延安”按照时间先后对应党派更迭。必须强调的是,“民国”研究重视的是“民国”命名所能提供的空间——一个有容乃大的历史文化空间。如果一定要突出其中的党派,那也是一个给国共两党还有当时其他党派提供了共享资源的空间。应该说,“民国”研究不仅不拒斥对革命的研究而且把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当作重要的研究对象。事实胜于雄辩,《民国文学史论》丛书收录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战略与延安时期的文学生产》是研究延安文学的专著,另外的《民国政治经济形态与文学》一书也设有专论左翼文学的篇章。所以,何来“‘民国机制’为其内生的‘延安道路’所取代”云云?只能说立论者是望名生义、浮想联翩了。

“民国机制”起码还是“民国”研究者的冠名,所谓“延安道路”就有点师出无名了。笔者有限,至少目前所知“再解读”诸人从未自称“延安道路”。“再解读”在全球化语境下研究革命文学、文化,并非为了突出以“延安”命名的党派政治,而是强调“中国”、阐扬本国本土情怀,这与“民国”研究倒说得上殊途同归。然而,落脚点在“中国”,其理论资源却基本来自“非中国”,倒是值得追问。总之,“民国机制”不是国民党的党政机制,被唤作“新左”的文学研究者也并非吹捧文革的狂热之徒。二者共存于学界反思现代性的整体格局中,以自己的方法发出声音。

最后,还是借“民国”研究者的话来结束这段阅读《民国文学史论》的“历险”。早在2009年,李怡先生就从对“五四文化圈”的研究中提出“民国机制”的说法,他认为“民国机制”源于一种健康的文化生态,那就是新文化的倡导者、质疑者、反对者以及其他讨论者彼此沟通交流的砥砺碰撞,而非紧张可怕、你死我活的交锋。他评价“五四文化圈”:

看似分歧、矛盾的不同思想倾向的存在恰恰证明了现代中国文化自五四开始的一种新的富有活力的存在,矛盾着的各个方面的有机的具有张力性的组合,其实保证了现代文化发展的内在弹性和回旋空间。①李怡:《谁的五四——论五四文化圈》,《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9年第3期。

从矛盾分歧看到张力与活力,这种眼光、思路是对二元结构的又一次积极消解。应该说,“内在弹性”、“回旋空间”不仅适用于评价五四或者运用于具体的“民国”研究。它们对“民国”研究整体的发展、走向来说,也非常具有意义。我想,功力和才华以及眼界和气量,必将有助于“民国”研究在当下学术格局中愈发壮大。

The Repbulican Vision as Methodology Transcending the “Modernity”Paradigm,plus a Few Words on the Treatises on Republican Literary History

XIONG Quan
(College of Litera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College of Literature,Hebei University,Baoding 071002)

Abstract:The Treatises on Republican Literary History is a new achievement produced with the aid of the“Republican Vision”.The “Republican Vision” as exhibited in the series of books showcases a methodology transcending the “modernity” paradigm which has exerted a great impact o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The writers are particularly good at using details in history writing and capturing the indigenous Chinese experience.As scholars rethink modernity and advocate multilateral dialogues in a holistic framework,the “Republican Vision” offers a creative and meaningful methodology for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scholars to join this process.

Key words:the “Republican Vision”; modernity; research paradigm


作者简介:熊权,女,湖南益阳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在站研究人员,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北京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