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应做广角观。解构之名以及理论阐述来自德里达,但解构式智慧远远早于德里达。在现代众多的解构者中,就文采和思辨境界而论,执牛耳者当属尼采。其实,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都是德里达解构的重要源头。但西方思想史上的解构潜流,待德里达之后方成如潮之势。广角论解构,迄今还有一个有待深入的领域:中西比较之下的解构。这自然先要在西方语境里厘清端倪,再思考解构和中国的关联。本文拟从中西比较方法论出发,探讨:“逻各斯”和“道”是否是一回事,中国的逻各斯中心以何种形式存在,中西两个不同的辨证法的对比,等等。提出的问题很多,尚待诸位方家深究细查,使解构融入中国语境。
中西比较的焦点和研究方法应该是什么?中国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见解。中西比较应该是双向思考的。然而在西方和东方,很长时间里中西比较学呈现单向思考,或以完全的西方眼光研究中国,或以完全中国的眼光研究西方。全球化的到来,意味着东方和西方、西学和中国学的交集越来越多。虽然西方的汉学家看中国时有偏差失误,其作用仍然不可或缺。这不仅因为他们能够 “旁观者清”,而且中国文化要融入世界,离不开西方人的接受和译介。反之亦然,西学要融入中国,也离不开中国人的理解、译介和接受。
西方确实长期有欧洲中心的“傲慢与偏见”,并以哲理和学理面貌出现。例如,黑格尔曾宣称,欧洲语言更具有逻辑性和多意变化的能力,优于中国语言及其文化。张隆溪先生对类似黑格尔的这种偏见就做过反驳。①Zhang,Longxi.“The ‘Tao’ and the ‘Logos’:Notes on Derrida’s Critique of Logocentrism.” Critical Inquiry. Vol.11,No.3 (Mar.,1985),385-387.因为质疑欧洲中心的传统以及怀疑西方汉学的可靠,中国学界里进而有这样的推论: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表现于过多强调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差异,甚至认为中西思想模式彼此对立,视中国为“绝对的他者”。有鉴于此,有人提出中西比较应 “求同”,主张不同文化在思想方式上具有“共性”,中西比较应该侧重两种文明的相同之处。
持“求同”主张的学者当中,张隆溪先生的声音最为清晰。他 “坚信[中西]有共同的人性与真理”。②张隆溪:《跨越中西的文化交流与对话:张隆溪教授访谈录》,《书屋》2010年第4期。从这个视角出发,他反驳过法国汉学家于连 (François Jullien)完全相反的观点,亦即中西文明的思想方式各不相同。张隆溪先生对中西比较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师承钱钟书先生。他在一次访谈中说:“我后来的研究其实就受到他[钱钟书] 很大的影响。钱先生曾经说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在我看来,这正是他本人最根本的学术立场,这种立场也是我所深深认同的。这就是我后来之所以长期从事中西文学、文化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③张隆溪:《跨越中西的文化交流与对话:张隆溪教授访谈录》,《书屋》2010年第4期。而钱先生的求同,表现为他对中西之间相似之处的浓厚兴趣。《管锥编》将中西文化和文学之间相似的词语和概念大规模并列、比照、评注,时有灼见的闪光,在那个时期提高了中国学人的民族文化自信心。但是,大面积的并列也确有未能细查之处(后面会说明)。于连的中西观虽然有待商榷,但他说钱先生采用的是“comparatisme de la resemblance” ( “求相似的比较方法”),却是不无道理。④于连(Francois Jullien),陈彦(译者):《答张隆溪》,《二十一世纪》1999年10月号,122页。陈的译法是“求同”。求相似的弱点是,看来相似的,时常指向不同。
中西对立论当然应该反对。问题在于:偏重中西文明之间的差异,是否必然为偏见,导致中西对立?中西比较能否回避中西文明间众多而且明显的差异?所以,对 “求同”说要做更细致的思考。
其一,中西文明之间确实有共同的人性,但各自的文化再生概念又对人性有不尽相同的观点。两者的共性不能掩盖或抵消两者的差异。差异性是比较的事实和前提。中西之间即便有同,也往往是异和同交叉。轻易跨越差异,在不尽相同处牵强做文章,求同就会似是而非。
其二,中西比较包括了译介,与翻译之道同理。翻译所融汇的,不仅是相同,更有不同。相通还是相同,并非完全一回事。不同的可以相通,而在有些条件下,相同也会彼此不相通。比较的目的和结果应该是在了解差异基础上的求通。
其三,西方世界、乃至西方汉学中时隐时现的欧洲中心的种族优势感,该归咎于两种文明的差异,还是如萨伊德(Edward Said)所论,应归咎于西方的 “地位优势感” (“positional superiority”)?这两种看法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萨伊德是把西方的偏见归于世界政经势力的对比失衡,而不是文明本身的差异。
史忠义先生有一段话可圈可点:“从比较文学、比较诗学和比较哲学的学理看问题,不同文化间概念的沟通很重要,亦即不同文化间共性的追寻很重要,但差异性的探索对把握不同文明的真谛、了解它们之间的异同似乎更重要;从差异出发,也更利于找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贯通是差异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前提。这样找到的共性才更扎实,更站得住脚”。①史忠义:《也谈“道”与“逻各斯”》,网址:http:/ /foreignliterature.cass.cn/chinese/NewsInfo.asp?NewsId =2238(中国外国文学网)
中西之间,既是文化之间,更是文明之间。相对于文明之内 (intra-civilizational)的文化比较,文明之间 (inter-civilizational)的差异必然更大。例如,欧美民族的语言都根植于拉丁语,他们之间也有文化差异,却同属一个文明圈,同大于异。同样,同属东亚文明圈的中日韩,文化之间虽有差异,却有更多的文化价值交叉。
华夏文明以儒道释为特征,西方文明以犹太-基督教为基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两个文明各自发展,源、流、语言规则都不尽相同。西方和中国的彼此发现,历史并不长,开始做彼此交集的比较工作,时间更短。两者之间的“通”,有不约而通,也有因沟通而通。即便相通时,各自概念的表现方式还是同中之异,异中有同,异同交叉。
本雅明在《翻译者的任务》提出的 “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悖论,对中西比较不无启迪。本雅明说,原文内容寓于原文特有的 “表意模式”(mode of signification)或“语言性创造”(linguistic creations)中;原文中这种像水果和果皮一样的内容和形式的结合,即为原文的 “可译性”。另一方面,原文特有的表意模式却往往难译;如果用和原文表意模式表面相似的表达(如“字对字”的译法),译文的形式和内涵的联系就如同穿上了“皱褶多多的皇袍”,这就是“不可译性”。②Benjamin,Walter.“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An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Baudelaire’ s Tableaux Parisiens.”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Trans.Harry Zohn.Ed.Hannah Arendt.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9.75.
“可译性”和 “不可译性”的并存说明:尽管语言文化各自编码不同,却可以彼此理解交流;但是,这种交流的可能性往往不是靠字面的对应或相似实现的,而是要根据差异实现转换。换言之:差异虽可译,需要转换才可译。翻译需要寻找对等,但不可能总是找到对等,找到完全吻合的对等更是困难。翻译寻求的,是通过翻译艺术 “表达[两种]语言之间最重要的呼应关系”。③Benjamin,Walter.“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An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Baudelaire’ s Tableaux Parisiens.”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Trans.Harry Zohn.Ed.Hannah Arendt.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9.72.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 (James Clifford)写过《文化的翻译》(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s)一文,探讨的案例是法国福音教派传教士莱昂哈德(Maurice Leenhardt)1902-1926年在太平洋新喀里多尼亚的瓦伊卢山谷 (the valley of Houailou)的传教活动。莱昂哈德发现,要从当地的美拉尼西亚语言 (Melanesian)中找到和基督教术语完全同义的词语非常困难,于是改用当地人的文化来传教。比如,他采用当地 Bao 这个词表达God 的概念。Bao 在美拉尼西亚语言里有精神上的神、尸体、老人、祖先等多重意思。莱昂哈德入乡随俗,传教大获成功,但巴黎的教会却认为他背离了正统。
莱昂哈德的发现,也是克利福德的发现:接触另一种文化,首先遇到对方的 “异质性”(heterology)。如果一方以 “正统”自居,势必视对方为 “异端”。搁置自己的 “正统”,尊重对方的差异,则会从中获益。莱昂哈德说:“我看到他们的心里有那么多与我们不同的路径。而发现一个国度还是不够的,你还要知道怎样绘制出地图来”。④Clifford,James.“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s:Maurice Leenhardt’ s Evangelism,New Caledonia 1902- 1926”(1980).Rpt.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Third edition.Eds.Robert ConDavis and Ronald Schleifer.New York and London:Longman,1994.629.
“绘制”他者思维路径的地图,是深入了解他者。由此产生两个方法。方法之一:用自己的文化语言方式理解对方,形成跨文化的类比(analogy)。莱昂哈德说:“如果不把他人和我们自己相比较,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对他人做出判断;而神示的智慧一定是,每件事都要按照它本身的维度来衡量”。①Clifford,James.“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s:Maurice Leenhardt’ s Evangelism,New Caledonia 1902- 1926”(1980).Rpt.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Third edition.Eds.Robert Con Davis and Ronald Schleifer.New York and London:Longman,1994.629.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可理解为寻求相似,后半部分的补充更重要:“每件事都要按照它本身的维度来衡量”。
方法之二:比较的结果,既看到相同,也看到不同,因此获得恰当的“相对主义”,亦即:同或异都是相对的。获得“相对主义”的智慧,才能达到沟通、相通和互补。
克利福德看到的文化翻译路径是:从“异质”出发,了解异和同,以相对主义达到沟通和翻译。莱昂哈德的结果是:基督教在这种文化翻译中改变了,美拉尼西亚文化也改变了。所以,从克利福德的研究我们又得到一个启示:译介和比较是两种“异质性”接触后的交融,其目的和结果都不是任何一种正统概念的延续,而是混合概念的产生。
美国汉学家狄百瑞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先生的专著《儒家的困境》(The Trouble with Confucianism),论述了孔子学说形成的时代以及孔孟之后儒家的发展和呈现方式,提供了一张历史路线图。②de Bary,Wm.Theodore. The Trouble with Confucianism. London:Harvard UP,1991.狄百瑞侧重孔子和孟子对 “天命”所做的道德式诠释和政治设想,以及这个设想在中国政治现实中屡次遭遇的困境。他所描述的儒家传统,是一个被历代统治者意欲利用而又故意歪曲的 “君子”(或“仕”)的传统,也是中国政治中时隐时现却始终不能发挥有效作用的一个制衡机制。
狄百瑞深入中国历史,又深谙向西方人译介中国的需要,他的研究在中西都颇有影响。仅举他介绍 “君子”这一例。如同孔子的 “仁”、“义”等概念,“君子”一词在原文中的 “可译性”,越出中文语境又显得“不可译”(或者说很难译)。各种英语译本中,“君子”被译为:the higher type of man,the moral man,noble man,gentleman,等等,都不令人十分满意。孔子设想的“君子”阶级,并非以血脉相传的 “贵族”,而是强调学而优则仕,应该是 Noble Man,而不是 nobleman。但这两者发音几乎一样,不易区别。英语的 “gentleman”,侧重的是上层阶级的礼仪和气度,也不足以传达中国语境中的深意。而 the higher type of man,the moral man 等等,似乎无法切中核心语义。
狄百瑞因此建议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prophet” (先知)来理解 “君子”的深层内涵。这样的类比,令西方人茅塞顿开,对中国人也不无启迪。“君子”和 “先知”之间的共性是:“先知”的内心有神谕的使命,“君子”心中负载 “天命”,在这个意义上,“君子”内心也可以说有“先知式的声音” (prophetic voice)。再者,西方传统中有不少的 “先知” (如奈森先知,Nathan the Prophet),也是以天赋神命向君王尽责进谏,类似于中国的士传统。
虽有这些相似,“君子”和 “先知”在中西文化里还是各司其职。“每件事都要按照它本身的维度来衡量” (克利福德)。狄百瑞指出两者的“同”之后,又列举了它们之间的种种差异。西方的 “先知” 属于宗教概念,和 “祭司秩序”(priesthood)联系在一起;“君子”属于世俗传统,最多算是“世俗的祭司” (lay priests)。
西方人格化的神,直接向祂选定的先知传达神谕;先知再秉承神谕或向君王进谏,或直接向人民传递神谕。中国的“天命”是非人格化的,在孔子那里和“仁”的概念密不可分。以天命为己任的君子们,向君王进言,乃至死谏,却很少直接以“天命”口气对人民说话。
孔子心目中的 “君子”,要仿效先贤,遵循以往的礼仪和秩序;《旧约》中的先知见到当下的宗教礼仪,视为异端,“时时激愤”。③de Bary,Wm.Theodore. The Trouble with Confucianism. London:Harvard UP,1991.25。
犹太民族的“先知”考虑自己的言行,想到自己在整个宗教历史中的作用;而中国的“君子”想到的是当下的政治和社会现实。
西方的“先知”和 “君子”本不相同,狄百瑞以类比来点亮思路,又仔细厘清这同中有异,形成中西比较的“相对主义”。
狄百瑞和克利福德的研究彼此呼应,亦即:尊重异质性,再以“我”比 “他”,发现相通之处,却并不以此否定彼此的差异,形成文明之间异同相对的认识。可见,比较学的前提是差异,过程是异同交叉,目的是寻找相通。
“他者”,the other,又译为 “另类”,与 “我”不同,是“我”所不甚了解的对象,可指另一个文明、文化、种族、民族、性别、时空,等等。“神”的概念因为和未知联系在一起,也属于 “他者”。“我”对未知事物的复杂情感,如欣赏、惊讶、好奇、恐惧,等等,往往投射于 “他者”。这样,他者的所谓特征,常常带有“我”的各色想像力。面对“他者”也是面对自己的心理,研究“他者”也是研究自己。
对“他者”欣赏和肯定,袒露的是拓展自己的意愿。诗人对“他者”的虚构和想像,也成就一个“他者”美学原则。木心诗曰:“我愿他人活在我身上/我愿自己活在他人身上/这是‘知’/我曾经活在他人身上/他人曾经活在我身上/这是‘爱’/雷奥纳多说/知得愈多,爱得愈多/爱得愈多,知得愈多/知与爱永成正比”。①木心:《木心诗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恐惧“他者”,其实是不敢扩大自己的眼界,困守在固有的自我里。负面看“他者”的例子很多: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贬低的描述、父权秩序对女性的蔑视性叙述、对异国他族的臆想、东方主义,等等。
西方人将华夏文明视为“他者”,个中情形不尽相同,不可一概而论。有些人怀有“东方主义”优势感,有些人却是出自中西沟通的真诚;有些人完全以想像取代知识,而有些人学习孜孜不倦,在同和异中寻找贯通之道。由此可见,中西差异本身,并非中西对立论的根源。
比利时的汉学家李克曼 (Pierre Ryckmans)建议,《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的作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一句话,应该刻在西方每个研究中国的机构的门上:“中国的文明所以具有无以抗拒的吸引力,因为他完全‘另类’[他者],而只有完全另类的才能让人深深喜爱,同时有一种强烈的去了解的欲望”。②李克曼引述。李克曼、杨年熙(译):《认识和误解中国》,载于《小鱼的幸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李克曼也批评于连,但他的角度与张隆溪不同:“我不认为于连的错误在于(如毕来德所说)以中国的‘另类’[他者]作为起点。‘另类’远远不是神话,而是个涵义深刻的现实,能够激发李约瑟所说的追求知识的热烈欲望。不是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于连感兴趣的不是中国本身;对于他,中国没有任何固有价值。他将这种看法当作一种‘理论便车’,让他可以从外面观察我们的认知程序”。③李克曼引述。李克曼、杨年熙(译):《认识和误解中国》,载于《小鱼的幸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
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中国人也是视西方为“他者”,对这个“他者”也是态度各异。
解构进入中国语境,厘清“逻各斯中心”是关键。关于这个概念有过许多讨论,其中一个插曲,集中在西方的 “说”(speech,logos)和东方的“道”是否应该等价齐观。“说东道西”本是一句俗话,改成“说西-道东”,恰好指向这场学理之争的焦点:“说西”和“道东”是不是同一件事?
1966年秋德里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术会上发表的SSP (Structure,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Human Sciences),是解构的宣言书。④Derrida,Jacques.“Structure,Sign,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Human Sciences.”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Third edition.Ed.David H.Richter.Boston/New York:Bedford/St.Martin’s,2007.915-26.SSP 有一个重点:解构所解构的,并非任何结构,而是以逻各斯中心逻辑 (logocentrism)形成中心的那些结构。
何为“逻各斯中心”?答:柏拉图传统形成“真理”概念及其结构的方法。更直白地回答:逻各斯中心是形成专制思想、绝对真理、暴力秩序的逻辑。
从SSP 可以看出:逻各斯中心的逻辑,体现在其结构的 “中心”。中心是 “在场的那个点”(point of presence);它的语义是 “超验的所指”(transcendental signified)。“在场”即二元对立中享有尊位(“在场”地位)的一方;“超验所指”是不需要经验证明的语义。中心代表的概念因此具有至尊的权威,代表绝对的真理。“中心”的主要功能是:维护其“真理”结构的 “稳定”,即便其“真理”是危害生命的。
中心的“在场”地位,主要来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启的二元对立辩证法。二元对立由两个对立的概念组成,“在场”为尊,“不在场”为卑;前者的真理性和权威性,靠否定和排斥后者来支撑。
支撑中心之 “在场”地位的还有两个神话。(1)“目的论” (telos)的神话:中心指向所谓必然抵达的终极目的。(2)“起源” (arche)的神话,亦即:中心的“在场”地位有个“固定的[纯粹的]起源” (a fixed [or pure] origin)。起源的神话又称“工程师的神话” (the myth of engineer),亦即真理体系是由某个“工程师”完全凭自己的天才从无到有创造,而不是利用各种材料的重新组合。如此神话之后,“工程师”之言被视为神言或圣言。
德里达认为,西方哲学和科学史上出现的各种“真理”结构,表示其中心 “在场”的符号虽然不同,但逻辑都是逻各斯中心,万变不离其宗,因而称之为“结构的结构性”。
解构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中心”并非天经地义 (not a natural locus),“中心并非是中心”(The center is not the center)。有了这个认识,解构者才开始“自由游戏”。解构者看到:中心看似完整(coherent)的逻辑其实自相矛盾,是自相矛盾的完整 (contradictorily coherent)。解构直指“逻各斯中心”的矛盾,直指其排斥 “不在场”的逻辑,并运用各种策略释放能指的多义(解构因此和符号学、新喻说理论、互文性理论等相关),瓦解中心的“在场”地位。解构旨在“中断在场”(disruption of presence)。
德里达的 Of Grammatology,法语版发表于1967年,英语译本(斯皮瓦克译)发表于1976年。题目中文可译为《论语法学》,也有人译为《论文字学》。①Derrida,Jacques.“Of Grammatology” (excerpt)in A Derrida Reader:Between the Blinds. Trans.G.C.Spivak.Ed.Peggy Kamuf.New York:Columbian UP,1991.
《论语法学》继续揭示,柏拉图的逻各斯中心逻辑如何设定“在场”性符号。德里达说,纵观西方哲学史,传统哲学排斥那些强化 “解读、视角、评价、差异”的思辨方法,视之为 “非哲学性”的母题;这些母题“在整个西方历史上始终折磨着哲学” 。尼采之特殊,在于他正是用这些 “非哲学性”概念来做哲学思考,要“将能指 (signifier)解放出来,使能指不再依赖或附属于逻各斯以及与之相关的真理概念或首要所指(related concept of truth or primary signified)”。②Derrida,Jacques.“Of Grammatology” (excerpt)in A Derrida Reader:Between the Blinds. Trans.G.C.Spivak.Ed.Peggy Kamuf.New York:Columbian UP,1991.34-35.引文中的 “逻各斯”是柏拉图的“逻各斯”,实际上是 “逻各斯中心”(后面会详述)。德里达这番话再次说明,解构的严肃目的,旨在将哲学从柏拉图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论语法学》分析了逻各斯中心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柏拉图的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柏拉图的对话(特别是《斐多篇》的几段话)更改了之前希腊对逻各斯的理解,把逻各斯 (logos)说成是尊言说 (logos,speech)而贬书写 (writing),逻各斯变成了逻各斯中心。因此,柏拉图是逻各斯中心逻辑的源头,也是后来的语音中心主义偏见的源头。
柏拉图如何尊言说而贬书写的?用二元对立:言说之字(the spoken word)是思想的外部形式,而书写文字只是言语的外部形式。“言说”(speech)直接来自 “理性” (reason),所以“言”和“理”同义(请特别关注这个观点)。因此,“言说之字” (the spoken word)是有实意的本源性能指 (the original signifier of meaning),是 “在场”之字。
根据二元对立的有尊必贬,尊言语必然贬书写。“书写”这样被否定:书写不直接来自理性,不具备“真理”性,是 “能指的能指” (signifier of signifier)。一句话,书写 “不在场”。
只有在柏拉图的二元对立辩证法里,逻各斯(事实上是逻各斯中心)才明确是“言”和“理”的同义。“言说之字”等同“理性”,是“在场”词。
“在场”(presence)和 “不在场”(absence),等于汉语里的“尊和卑”。强行设定尊卑,先强辞后夺理。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成为一体,他们做推理时,重复使用一套 “在场”词表示褒义,重复用一套 “不在场”词表示贬义。先设定“模仿”、“表象”等为“不在场”,进而“推理”:诗人应该被赶出理想国,因为诗歌是对 “真理”(抽象世界的原本)的“模仿”,只是“真理”的“表象”或“形象”(appearance or image)。《斐多篇》里贬书写时,也说 “书写文字不过是 [言说] 的形象”(image)。①Plato.“From Phaedrus.”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Third edition.Ed.David H.Richter.Boston/New York:Bedford/St.Martin’s,2007.47.
德里达探讨语音中心主义,为的是把逻各斯中心的起源追寻到柏拉图的对话。
但是,语音中心主义不是逻各斯中心的全部内涵。用我们的老话说,这是“白马非马”。在柏拉图的语境里,语音中心主义(尊言语贬书写)的提出,还有两层意思需要说明,才能完整理解何为逻各斯中心。
第一层意思:设言说为在场,设书写为不在场,是二元对立的一个原始的例子,象征柏拉图传统里其他的二元对立,如:尊知识贬解读,尊哲学贬诗学,尊实质贬现象,尊灵魂贬肉体;尊理性(逻辑)贬情绪(非理性),等等。所谓逻各斯中心,就是二元对立辩证法。苏格拉底崇尚这样的辩证法,他在《斐多篇》说:“辩证者的认真追求是更为高尚的”。②Plato.“From Phaedrus.”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Third edition.Ed.David H.Richter.Boston/New York:Bedford/St.Martin’s,2007.48.解构则指出这些二元对立是自相矛盾的。比如,针对尊知识贬解读,解构者会问:知识难道不是来自解读,而进一步的解读不是又产生新的知识?何来知识在场、解读不在场之说?同样的道理:难道言说不是一种书写,书写不是一种言说?为何要尊言说贬书写呢?
第二层意思是:让言说之字代表思想本身(thinking or thought)、事物本身 (thing-in-itself),借此设定所谓“本源性能指”,亦即神圣而绝对的“在场”词。我们进入某个具体的逻各斯中心的结构,发现其中心所尊奉的并非只是语音中心主义,而是二元对立逻辑所代表的(不同语境中的)圣言、神之言、君主之言、父之名 (name of the Father),乃至被固化为绝对真理的 “白人”、“民族”、“科学”、“男人”等等在场词。
“在场”词代表的是一个绝对的真理概念。比如,在男女平等的语境里,“男人”不是 “在场”词。当 “男人”代表 “男尊女卑”的概念时,它才是“在场”词,也就是 “依赖或附属于逻各斯[中心]”的能指。
二元对立 +圣言之言=逻各斯中心逻辑,这是柏拉图传统形成“真理”概念的看家本领,亦即柏拉图的本体论。解构针对的是这样的逻各斯中心。
解构反对语音中心主义,却不只是反对语音中心主义。简单地将逻各斯中心和语音中心做字面的等同,会曲解了尼采以来解构思想的主旨。
语音中心主义是《论语法学》的一面,而不是全部。前面引述了《论语法学》的另一段话:尼采致力于“将能指(signifier)解放出来,使能指不再依赖或附属于逻各斯[中心]以及与之相关的真理概念或首要所指”。这句话指向的是解构的大局和主旨。
“说西-道东”的争论,由《论语法学》的一段话而来。德里达写道:中国的文字符号,即所谓“意象符号” (ideogram),通过菲诺洛萨 (Ernest Fenollosa)对庞德的影响产生了 “意象诗学”(imagism),这是“顽固的西方传统中的第一次突破”。德里达说,鉴于中文的意象式符号对庞德诗作的吸引力,“或许应该赋予[这件事]足够的历史意义”。③Derrida. Of Grammatology. 51根据上下文,这番话指的是庞德将中文象形符号移植为西方新诗学这件事;“顽固的西方传统中的第一次突破”说的是庞德借鉴中国文字形成新诗学这件事,而不是指中国文字本身。
不过,《论语法学》 的英译者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在德里达的这番话中体味出别的意思。她在译者序中写道:“德里达坚持说逻各斯中心是西方的属性,几乎是逆向的种族中心主义。……虽然[《论语法学》]第一部分讨论了某种西方对中国的偏见,东方在德里达的文本里从来没有被认真研究地解构过”。①Spivak,Gayatri Chakravorty.“ Preface” in Derrida’ s Of Grammatology. Trans.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Baltimore:Johns Hopkins UP,1976.lxxxii.德里达的解构偏重西方而忽略东方是事实,也是他的问题。需知东方的历史和文化也是需要解构的。不过,说他认为东方没有逻各斯中心,似乎没有明确的文本证据。至于说他是“逆向的种族中心主义”,则是情绪化的指责。无论怎样,斯皮瓦克的话引出了东方有没有逻各斯中心的话题。
1985年,张隆溪先生在 Critical Inquiry 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②Zhang,Longxi.“The ‘Tao’ and the ‘Logos’:Notes on Derrida’s Critique of Logocentrism.” Critical Inquiry. Vol.11,No.3 (Mar.,1985),385-398.张文的焦点是西方语音中心主义及其代表的种族中心偏见,尤其针对西方人对中文的偏见。张文前面的部分针对黑格尔、莱布尼兹等人对中国语言的偏见。在文章后面,张隆溪赞同斯皮瓦克的看法,亦即:德里达暗示东方没有逻各斯中心,无异于“逆向的种族中心主义”。张隆溪着重指出,德里达居然引用庞德/菲诺洛萨对中文的粗浅理论来理解中国文字。
也正是在这一部分,张隆溪提出,《道德经》的第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这里的 “道”有“说”和“道”的双关,与西方 Logos 的“言说”和“理性”的双关,正好吻合。张隆溪以此说明,西方有“逻各斯”,中国有“道”(我们以“说西-道东”概括)。言下之意,斯皮瓦克批评德里达是对的,中国也有逻各斯中心。
张隆溪把德里达和黑格尔并列,说他们对中国语言都没有足够的知识,这也有些道理。德里达引用庞德/菲诺洛萨对中文的理解,显然是他论述中的软肋,张隆溪看到了这个软肋。庞德对中国意象性文字虽有浓厚兴趣,但他的理解显然肤浅,时有偏差,他译介汉语诗歌常有荒唐的误译和不适当的发挥。因为这些例子已经被许多批评者指出,此处不去详论。但是,评价庞德时不应忽略他的另一面:他以诗人的敏感来感知中国古诗,时常能获得对诗性的感悟,又是许多译者和批评者难以企及的。批评庞德时不能忽略他的价值:他对中国文字和诗歌的移植,毕竟使中国的一些古诗成为英美现代诗的一部分。
但张文也有不准确之处:黑格尔等人坚持语音中心主义,而德里达虽然对中文和东方的知识有限,却是反对逻各斯中心和语音中心主义的。将他们的问题归为一类,有失细查。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张隆溪把“说西”和 “道东”等价齐观,证明东方也有逻各斯中心。这是一个论证的错误。错在他求同之时,忽略了中西比较时的差异。以后,张隆溪又将他在这篇文章中的观点扩充,形成一本专著 The Tao and the Logos:Literary Hermeneutics East and West (中译本《道与逻各斯》)。③Zhang,Longxi. The Tao and the Logos:Literary Hermenuetics, East and West. Duke UP,1992.论证主体,仍然是坚持 “逻各斯”和“道”的共性,而忽略了两者之间重大的差异。
中外都有人对张隆溪的这个观点提出质疑,例如,史忠义的《也谈 “道”与“逻各斯”》,④史忠义:《也谈“道”与“逻各斯”》,见中国外国文学网。纳勒提(Timothy J.Nulty)的 《与张隆溪商榷》(A Critical Response to Zhang Longxi),⑤Nulty,Timothy J..“A Critical Response to Zhang Longxi.” Asian Philosophy. Vol.12.No.2 (2002).等等。关于“说西-道东”的争论随之而起。
探讨“说西-道东”的关系,进入中西之间异同交叉的领域,牵涉了几个关键问题:中国有没有逻各斯中心?如果有,用 “逻各斯”与 “道”的对比来论证是否恰当?进而,“逻各斯”以及 “逻各斯中心”与 “道”的共同之处是什么?它们是否是内涵一致的概念?
有。中国不仅有逻各斯中心,还有对逻各斯中心的解构。中国古今都有实质上的逻各斯中心思想,自古就有严格的等级思想和压迫性的“真理”结构。中国形成 “真理”概念、结构或体系的方法,也是通过二元对立和尊崇圣言,和西方逻各斯中心的逻辑基本一致;中国历史上各种结构的万变不离其宗,同样呈现了德里达所说的“结构的结构性”。因此,解构同样适于对中国古今思想的梳理思辨。
不过,中国的情形并不是通过语音中心主义建立这种逻辑,而是采取其他的表述。
代表二元对立的 “presence”和 “absence”直译成 “在场”和 “不在场”,拗口也不好懂。如果说,中国有“尊卑”分明的思想和等级秩序,有可以随意杀人的父之言,有不可违背的皇帝之言,等等,谁都懂。
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以“尊卑”式的二元对立逻辑,形成以君臣、父子、官民、男尊女卑等标志的一套等级秩序,其中的君、父、官、男,是 “在场”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官本位”、“男尊女卑”被认为是 “天经地义”,是事实上的“超验所指”。
尊崇圣言是中国等级思想的另一个基石,和西方逻各斯中心的逻辑也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在中国,书写文字(比如,圣旨)丝毫不减圣言的威力,可见,中国文化里语音中心主义和确立圣言没有必然联系。
前面说过,西方的逻各斯中心逻辑包含两条:(1)二元对立(中国的尊卑等级);(2)文字=事物本身/思想本身(尊崇圣言的逻辑),并且根据这两条建立结构或体系。所以,在西方神学体系中,“上帝之名”、“神之言”不仅仅是字,而是上帝所创造的整个世界:God’s word is the world。
中国皇权体系的基础,也是皇帝的话不可挑战。“奉天承运,皇帝昭曰”; 皇帝是九五之尊,以天子身份号令天下,因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父权宗族制度的基石也是这样建立的。旧时代的家里和宗族里,父之言也是一言九鼎,绝对权威,号令一切。
皇权、父权、神权这几种专制,不仅尊崇圣言,而且强定善恶,将对立的两端绝对化,抹去中间层次,排斥和磨灭活的思想。到了现代,以政治教条为标志的专制取代了神权和皇权的专制,其中心高度统一,照样不容所谓异端,并且将中心代表的酷烈意志转化为简单易行的号令,以诱惑加威慑加以贯彻,形成器械性的体系。甚至于现代世界的“科学”一词也演变成逻各斯中心式的“在场”能指。当“科学”一词等同最合理的解释,冠以“科学”之名的理论和事物,对或不对,似乎都对了。“科学主义” (scientificism)于是登基,成为新的宗教。
卡夫卡的小说世界,是“父之名”的逻各斯中心统御的世界,“父之名”思想善于伪装和欺骗,但终归不离暴力。中国的父权宗族社会,一面为贞节妇女立牌坊,一面将所谓“不守妇道”的女性野蛮处死。
长期体验逻各斯中心体系的中国人,擅长文字游戏,解构是天然的本能。“天”字的多意即为一例。孔子的 “天”代表 “仁”,设定一个最高的道德标准,规定一套等级秩序。经过不同的解释,“天”也有 “为民”的意思。老子说 “天地不仁”,在某种意义上针对的是孔子的 “仁”。老子的“天”则强调“自然”,人要遵循自然之道行事,统治者也要遵循此道思考政治。另外,皇权的来源也是 “天”,所谓 “奉天承命”。而 “民以食为天”,在民间的用法往往针对皇权:你统治,总要让我吃饱饭吧。至于不同的人呼叫:“我的天啊!”或在表达悲愤,或惊讶,或赞赏,语义多变。
论证“天人合一”是个什么样的理想的人不在少数。是不是应该先说明一下:我说的是哪个“天”、哪一种 “人”呢?
解构的智慧,在于尊重人们语言使用时的多意,尊重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不盲从一言九鼎的“真理”。
解构的自由游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并没有自己的一套语汇,并不是“摧毁”,不是笼统的否定。如果不能改变逻各斯中心的逻辑,所否定的那件事有可能卷土重来,新的逻各斯中心取代旧的逻各斯中心,换汤不换药。解构用彼的逻辑和词汇,指出彼的矛盾,将绝对真理的体系变为可以商讨的话语。
中国进入现代,多次有过一概“否定”传统的倾向。传统思想的良莠尚未识辨厘清,西方新学接踵而来,带来了西方的二元对立辩证法。于是,中国和西方的逻各斯中心逻辑混在一起,甚至彼此支撑。
善解构者可二两拨千斤。尼采回到苏格拉底思辨西方历史时,指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扼杀了希腊悲剧的精神。但是,他并不重复二元对立的否定法来否定苏格拉底,而是用把传统的苏格拉底象征做修辞改造,成为“实践音乐的苏格拉底”。这个新符号代表一种希望:艺术和哲学应重归一体。尼采的这个解构范例,深刻而又潇洒。
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一些话语片段,延续着旧的等级思想。“天地君亲师”这句话,几个同义的在场词重复排列,中间的“君”字,承上启下,界定着 “师”有类似 “君”的地位。不错,“师”在任何文化里都具有适当的 “象征权力” (symbolic power),如果为反对 “天地君亲师”代表的等级秩序而采用 “否定”法,那就会变成文革中的 “极左”,打倒 “师道尊严”不算,而且对老师侮辱甚至施以暴力。文革把一切传统当作 “四旧”来横扫,绝对不是解构。
如果“天地君亲师”中的“君”改为 “友”,轻松而严肃,必要的秩序还在,原先的秩序却被 “平等”的概念改变了,解构了。
中国有逻各斯中心的逻辑,但是没有语音中心主义意义上的逻各斯中心。中国有另一套语汇表示逻各斯中心,但是,老子的 “道”恰恰不属于这个语汇。
讨论“说西-道东”,要识辨的不仅是 “道”和“逻各斯”两个词,而是“道”、“逻各斯”和“逻各斯中心”三个词。
古希腊文“逻各斯”在柏拉图之前就广泛使用,到了柏拉图“逻各斯”才变成“逻各斯中心”。柏拉图说“逻各斯”,表示的是 “逻各斯中心”逻辑;他是“逻各斯中心”的源头,不是“逻各斯”这个词的源头。德里达以柏拉图的《斐多篇》为例说明柏拉图是“逻各斯之父”,实际上说的是:柏拉图是逻各斯中心之父。①Derrida,Jacques.“ The Father of Logos from Plato’ s Pharmacy.”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Third edition.Ed.David H.Richter.Boston/New York:Bedford/St.Martin’s,2007.926-32.
张隆溪认为“道”和 “逻各斯”相似,灵感来自钱钟书在《管锥编》中的一些话。比如,钱先生说:“‘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三两 ‘道’ 字为道理之 ‘道’,第二 ‘道’ 字为道白之‘道’,如《诗·墙有茨》‘不可道也’ 之‘道’,即文字语言。古希腊文 ‘道’(Logos)兼 ‘理’与 ‘言’两义,可以相参”。②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08页。
钱先生这个“可以相参”之说,影响的不仅是张隆溪先生。张岱年先生也说过:“在西方哲学中也有个观念‘逻各斯’,这个逻各斯跟老子的道很近似。一方面逻各斯指世界的根本规律,老子那个道也讲世界的根本规律;老子那个道也当‘说’ 讲,‘道可道’ 的可道之道当‘言说’讲,西方的逻各斯也有说的意义”。③张岱年:《中国哲学比较的几个问题》,谢龙(编):《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新论:北京大学名教授演讲录》,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10页。
中西比较不应该是证明:你有我也有。如此求同容易误导;忽略的某些细节,往往指向重要的差异。
古希腊文的 λóγος (Logos)在柏拉图之前是一个语义复杂的词。根据卡恩 (Charles Kahn)的解释,④Kahn,Charles. The Art and Thought of Heraclitus. Cambridge:Cambridge UP,1979.它的语义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和“说话”有关,如:saying,speech,discourse,statement,report;第二部分和“说理”有关:account,explanation,reason,principle; 第三部分和 “名誉”有关:esteem,reputation;第四部分和“数字”有关:enumeration,ratio。此外,还有其他的意思。
希腊早期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残篇》(Fragments)里,Logos 是一个神秘的词。《残篇》这样开始:“这个 λóγος (逻各斯)证明,那些先听到这个字的人,和那些从没听过这个字的人,一样的茫然不知其义。然而一切由此而生而起”。⑤Heraclitus.Fragments: The Collected Wisdom of Heraclitus. Greek-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Trans.Brooks Haxton.New York:Viking,2001.30.听起来很有《道德经》首篇的味道,但老子说的是,宇宙间的“道”是不可言说而又不得不用语言表述,而赫拉克利特说的是“一切由[逻各斯]而生”,两者有细微而重要的差别。
海德格尔在解释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时,将古希腊文的 λóγος (逻各斯)溯源到动词λε'γειν (to lay,gather,arrange),并解释说这正是德语legen (to lay)的主要意思。这样,海德格尔把 logos 译为德文的 legein,意思是:lets-lie-together-before,集合在一起摆在……面前。海德格尔认为,显露的思想 (thought)和尚未显露的思想 (unthought)摆在一起,才是思想。①Heidegger,Martin. Early Greek Thinking.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5.60,70.
钱钟书说,古希腊文 “逻各斯”和老子的“道”一样,都是 “兼‘理’与‘言’两义,可以相参”,这不是从柏拉图之前这个词的复杂语义可以得出的结论。钱先生的说法反而从柏拉图的对话中得到某些佐证。
柏拉图把“言说”和 “理性”联系在一起,最明显是在《斐多篇》(Phaedrus)。其中,苏格拉底说“言说”之字 “是藏在学习者灵魂中的智慧之字……知识那有生命的字[指言说之字]有灵魂,而书写实在地说不过是[言说的] 形象[image]”。②Plato. Phaedrus. 47.“形象” 在柏拉图的语汇里是“不在场”,是贬义词。
钱先生说 “相参”,似在寻找东西方在 “言说”上的一些联系和区别。他写《管锥编》时,国内还没有关于“解构”和 “逻各斯中心”的讨论,但是他已经进入了柏拉图 “逻各斯中心”的特定语义。当张隆溪承继他的说法时,直接的语境已经是“中国有没有逻各斯中心”这样的讨论。
问题是,“说西”和“道东”,柏拉图的 “逻各斯” (逻各斯中心 )和老子的“道”只有表面的相似,内涵却全然不同。老子的 “道”怎么可能是“中国有逻各斯中心”的佐证?
逻各斯中心的逻辑,是要把话说死,将某种语义用“在场”词固定,从而垄断语义。而老子认为,“宇宙间的常恒之道”不能说死,你想一两句话说明白,那是不明白“道”为何物。老子的智慧和柏拉图的逻各斯相反,却恰恰和解构相通。
老子和解构相通,具体的一点是:文字符号是喻说性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文字符号在不同的组合中形成差异,表示不同的语义。德里达将表意的这种过程称为 “延异”(differance)。
老子擅长修辞思维或喻说思维。他在《道德经》的八十一章用了各种比喻来言说本不可“道”之 “道”:“道”比作 “用之或不盈”的 “冲”(4 章);比作不死的 “谷神”(第6 章);“上善若水”(第8 章);“大道氾兮,其可左右”(第34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37 章),如此等等。
老子的“道”指向自然界生发变化的永恒规律,而他观察和描述的方式,以中国的阴阳学说为底蕴。“反者道之动”(40 章):自然界循环往复。“弱者道之用”(40 章):“道”是强弱消长的规律;强大的事物由弱小而来,而弱小又能取代强大,正如阴阳相互作用,此消彼长。老子的逆向思维,常常在于提醒人们注意容易被忽略的一面:“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28 章)。阴阳相互变化的看法,在《道德经》里更是用 “无”和“有”的关系表达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1 章)。这段话毋宁是《易经》的提炼。
老子的“道”和柏拉图的 “逻各斯[中心]”有两个重要的区别:(1)阴阳辩证法和二元对立的辩证法不是同样的思维方式(下节详述);(2)两者的宇宙观不同。柏拉图的哲学是神学,是上帝创世论,最终与基督教道德传统联姻;“真理”、“言说”、“知识”、“理性”都是神的体现;“神”在人的灵魂里,所谓直接来自灵魂的“言说之字”也是上帝之言。而老子心中的宇宙之道无始无终,神圣而无神,不遵循逻各斯中心逻辑,不能简单以唯物或唯心归纳。
以修辞思维、逆向思维为标志的老子智慧,成为华夏文明的一脉。柏拉图则是以二元对立的辩证逻辑为主,他在苏格拉底的影响之下摒弃了美学思维。这样看,老子和尼采的精神体系比较接近,和“逻各斯之父”柏拉图则比较远。精神上和柏拉图有些相近的是孔子,因为两人都相信等级思想。
老子所说的 “道”和尼采所赞赏的古希腊“酒神精神”都是指贯彻宇宙之间那一股生而灭、灭又生、源源不绝、千变万化、无穷无尽的生机。
然而,仔细比较老子和尼采,又不难看到中西之间另一个重要的差别:老子在他的历史时空里向往“小国寡民”的政治,从 “道”中得出 “自然本位”的结论,主张人类仿效自然的和谐,提倡“柔弱胜刚强”的策略。“中国人因自然本位哲学形成一些民族性格,例如为求和谐而形成罕见的耐性,又如将山川草木人格化以至萌生无所不在的乡愁等等,通常称为‘天人合一’……当人们把和谐的愿望过多地倾注于自然界,也就把人内心矛盾中迸发的生命力淡化了。但人与天、人与人的矛盾又是拂之不去的,于是产生了[并非悲剧的]东方式的哀苦”。①童明:《世界性美学思维振复汉语文学》,《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8期,第11-12页。
处于西方文明中的尼采,提倡以希腊悲剧为象征的生命意志,和西方文明“人本位”思想一脉相承。“人本位:以人的生命意志为本,以人的生命创造力的强弱判断人生的价值,它源于古希腊,尤其是希腊悲剧”。②童明:《世界性美学思维振复汉语文学》,《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8期,第12页。木心先生这样描述 “人本位”:“生命是宇宙意志的忤逆,去其忤逆性,生命就不成其为生命。因为要生命殉从于宇宙意志,附丽于宇宙意志,那是绝望的。人的意志的忤逆性还表现在要干预宇宙意志,人显得伟大起来,但在宇宙是什么意义这一命题上,人碰了一鼻子宇宙灰”。③童明:《世界性美学思维振复汉语文学》,《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8期,第12页。
直到今天,“自然本位”和 “人本位”还分别是中国和西方的集体无意识。“人本位”和 “自然本位”各有所长,东西方可以相互学习,但是,对中国的现代文化而言,“人”的觉醒仍然是重要的一课。
老子的“道”虽然离解构的思想比较近,但是《道德经》的政治思想里还是有 “圣人”如何治理“百姓”的等级思想,有愚民之嫌。
我们对“辩证法”的朴素理解是:一分为二。但是,问题不是那么简单。首先,并非任何二元性模式都是二元对立。华夏文明里就有两种不同的二元性模式:尊卑对立的等级思想是二元对立;阴阳变化的系统学说不是。奇怪的是,很少有人说尊卑对立是辩证法,而大家几乎都在说:阴阳学说是中国的辩证法。那么,暂且沿用这样的说法。
将西方的二元对立“辩证法”和华夏文明的阴阳“辩证法”相比较,会发现两者之间有非常重要的区别。我在这里抛砖引玉,希望大家有更深入的探讨。
前面分析过,中国的尊卑等级遵循的逻辑,与西方二元对立的逻各斯中心逻辑相似度极高。相反,阴阳学说的二元,并不是尊此贬彼的对立。阴阳彼此依附,互补互动,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相对和互补的对立。柏拉图的二元对立是含有“否定”的逻辑,被 “否”的一方被排斥,阴阳学说里没有这样的否定。
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现象:方圆、规矩、正负、强弱、刚柔,等等,含有阴阳相依的智慧。与此对照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男尊女卑等,这些才是二元对立,逻各斯中心。
宋多魁先生精炼地将阴阳学说归为四条原理:“阴阳相互依存共处一体,阴阳倚伏变通相互转化,阴阳此消彼长动态平衡,阴阳两性融合生生不息”。④宋多魁:《周易探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自《周易》以来,阴阳爻形成了一套无所不包的文化符号系统,涉及天文、地理、历书、气候、生物、医药、社会关系,等等,但也往往和算卦占卜联系在一起。在这个系统里,阴阳学说的语义变化复杂,具体语境中的用法要做具体识别和评价。
要强调的是,阴阳学说不仅不是逻各斯中心的二元对立,反而时有消解二元对立的智慧和策略。
回答“中国有没有逻各斯中心”这个复杂的问题,至少要考虑到三方面的因素:(1)中国自古就有的尊卑等级、尊崇圣言的思想,是东方的逻各斯中心逻辑;(2)马克思哲学带来了西方的辩证法,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来自黑格尔,黑格尔的辩证法又源自柏拉图的逻各斯中心,其中虽几经变化,它侧重“对立”的逻辑却一脉相承。我们运用“辩证法”时,会不会已经把西方的逻各斯中心和中国的逻各斯中心混为一体,形成西方辩证法的中国化?(3)被称为 “辩证法”的中国阴阳学说与西方二元对立的辩证法有很大的差别,却被混为一谈。这三点加起来,就成了一笔糊涂账,有待于清理。
至少有三位先生不认这笔糊涂账,先后指出阴阳学说和西方二元对立之间的重大差异。不过,他们的观点几乎淹没在政治浪潮中。
熊十力先生在《新唯识论》里说明:“本论初出,世或以黑格尔辩证法相拟。实质本论,原本大易,其发抒《易》、《老》一生二、二生三之旨,若与辩证法有似者。但吾书根本意思,要在于变异而见真常,于反动而识冲伯,于流行而悟主宰,其于黑格尔氏,自有天壤悬隔处。非深于《易》者,终不解吾意耳”。①熊十力:《新唯识论》,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44页。
1951年5月,熊十力托人带字条给梁漱溟,写道:“辩证法。《易》与新学说确有不同处。新义根底是斗争,《易》道虽不废斗争,但斗争是不得已而用之。要以仁义为经常之道,我正在于此处用心”。②《熊十力》,见《维基百科》,网址:http:/ /zh.wikipedia.org/wiki/熊十力
在这两段文字里,熊先生都是把阴阳易学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加以区别。这区别 “自有天壤悬隔处”。所谓“新义[黑格尔的辩证法]根底是斗争,《易》道虽不废斗争,但斗争是不得已而用之”,这样做区别,指向当代意识形态显露的问题。
杨献珍先生提出“合二而一”理论受到批判一事,众所周知。“合二而一”的想法,也是杨从中国阴阳易学获得的启示,以此质疑西方辩证法的问题。杨献珍在他的“检讨”里说:“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特点是‘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即‘是一是,否一否’ 的方法。怎样克服这种片面性?就讲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去做工作。在这里,[我]讲对立统一多,讲对立斗争少”。③杨献珍:《杨献珍的书面检讨》,《中央批转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1965.09.24;中发(65)592号》。引自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Database. Ed.Song Yongyi.Hong Kong:Th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2-2014.
虽然杨先生做检讨而言不由衷,却还是隐晦地保存自己的独立思考。这段话里所说的“形而上学思想”是 “‘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即 ‘是一是,否一否’ 的方法”,指的是西方的辩证法。而杨说,自己“讲对立统一多,讲对立斗争少”,却指出了“讲对立统一多”是另一种辩证法,指的应该是中国的阴阳学说。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的最后一章“《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中说得更清楚。冯先生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中国古典辩证法放在平等地位上讨论比较。他认为:“一个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必须先是一个统一体,然后才成为两个对立面。这个‘先’是逻辑上的‘先’,不是时间上的先。用逻辑的话说,一个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含蕴它们的统一性,而不含蕴它们的斗争性”。④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7页。
“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矛盾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这样说,而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理论上的这点差别,在实践上有重大的意义”。⑤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8页。
三位先生都是从阴阳“辩证法”出发,质疑西方辩证法中的“对立”和“矛盾斗争”为主的二元对立。两种辩证法的差别,我们都能感受到 “在实践中有重大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三位先生做的都是解构这件事,亦即:用阴阳学说反驳逻各斯中心的逻辑。当然,他们或许根本没有听过解构这个概念。
我们比较阴阳学说和二元对立,旨在说明中西比较的异同交叉,依次探讨解构和中国这个大题目。本文并没有笼统地对这两种“辩证法”做优劣的评判。客观地说,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一方面继承了柏拉图传统,另一方面也改造了柏拉图的辩证法,使之适应现代社会。马克思哲学对黑格尔的批判也不容忽略:黑格尔辩证法,旨在证明所谓世界绝对精神的存在和走向,而马克思则从唯物历史观来识辨现代世界的二元对立。马克思始终强调 reification(常译为 “物化”),意思类似我们说的“实践检验真理”。此外,阴阳辩证法有优点,也有问题,例如,它和占卜算卦等思想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有待于分析清理。熊、杨、冯等人的思考,提出了问题,还需要深入讨论。
解构和西方古典哲学有密切联系,但是它已经衍变为现代理论。中国的古典哲学有深刻的智慧,然而需要思辨、梳理、重述,才能成为适合现代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