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与语言治理研究
主持人语:
2024 年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语言生活和语言治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城乡融合进程的加快、多元语言文化的交融以及全球化的深化,对中国的语言生态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建立起科学有效的语言治理体系,成为亟待探讨的时代课题。 本期专题以“中国现代化与语言治理研究”为主题,聚焦中国现代化对语言治理的宏观效应、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应急语言政策法律法规文本分析、中国近代的语文变革与国家现代化的互动等三个话题,从历时和共时的不同角度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语言治理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现代化与语言治理”一直以来是一个较为边缘化的论题,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深入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这一论题亟需系统论证,未来期待能有更多更好的研究产出。 (王春辉)
摘 要: 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国的语言治理是一个互动共变的系统体系。 就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来说,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语言治理体系从无到有、日臻完善;中国的语言地图描绘出了一幅主体多样的新格局;全球化带来了外语(尤其是英语)教育规划和中文国际教育与传播等系列新课题;从电报、电话、电视到电脑、互联网以及最近的人工智能,每一次科技革命都给中国的语言治理提出了新课题、提供了新路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下,中国的语言治理需要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中,中国语言治理的相关经验也有必要推介给有需求的国家和地区以供其借鉴。 未来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语言治理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需继续担起责任,为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多贡献。
关键词: 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语言治理;人工智能
现代化研究是一个热领域,语言(治理)研究也不算是冷领域,但是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讨论的研究,却一直不温不火,甚或可以说一直游离在核心话题之外。 这一状态有多个方面的表现,比如:(1)以“现代化”为主题提示词进行搜索,“中国知网”得到498,288 条结果① 搜索时间2025 年1 月27 日,时间范围是1950 年至2025 年。,但是聚焦“现代化”与“语言(治理)”的研究则非常少;(2)这个话题在不同学科都有所关注② 这些学科涉及文学(如吴晓峰:《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年版)、历史学(如王东杰:《省如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政治学(如殷冬水:《国家认同建构中的语言变革》,载李里峰主编:《现代国家治理·第1 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传播学(如黄华:语言革命的社会指向: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种传播学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语言学(如《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系列)等。 其中,文学领域可能是个例外。,但是都处在非常边缘的状态,并未形成讨论之势、研究之群。 这一现象的出现,部分原因是由于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不畅,真正的交叉性研究范式方兴未艾。
本文之目的,即是在这一方向的一次尝试,即从宏观和系统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现代化给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治理带来的影响和效果。
跟“文明”“语言”等其他基础性概念一样,“现代化”的界定也是莫衷一是。 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都给出过基于本领域的观点。③ 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1-15 页。本文倾向采用罗荣渠的界定:“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④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第17 页。显然,“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⑤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 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25 页。。
语言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依法对语言事务、语言组织和语言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事务有效处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⑥ 王春辉:《论语言与国家治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3 期。语言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语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系统性的进程,它与语言治理的互动至少包含三个维度:(1)中国现代化促动语言生活和语言治理⑦ 如郭熙:《七十年来的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战略研究》2019 年第4 期。;(2)语言治理助力中国现代化发展⑧ 如李宇明:《语言技术对语言生活及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2 期;王春辉:《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扶贫事业七十年》,《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4 期。;(3)语言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的有机构成⑨ 如王春辉:《关于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的若干思考》,《语言战略研究》2020 年第6 期。。 本文聚焦的是第一个维度,即尝试勾勒中国现代化作为一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多维度的系统性进程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治理上的投射。
如上所述,中国现代化与语言治理是一个互动共变的统一体,但显然本文无法细大不捐地详书细写,只能粗线条勾勒几个主要的图景画面,即语言治理体系日臻完善、中国语言地图历时跃迁、全球化带来的系列课题、科技革命的新命题、“中国式”的中国方案。
中国社会一直以来存在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是全社会缺乏语言意识,甚至是起码的语言意识”① 李宇明:《唤起全社会的语言意识——序《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3)》,载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3)》,商务印书馆2014 年版,第3-6 页。。这一缺乏至少可以从几个方面得以管窥:(1)大众对于语言文字的意识淡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人口流动政策阙如和安土重迁的观念使人们的生活往往囿于母语区域内,所以也就对于口语上的差异不敏感,另一方面是历史上非常低的识字率则使得绝大多数人没有使用文字的机会;(2)第二方面体现在尽管以音韵、训诂、文字为核心的“小学”传统强大,但“中国的‘小学’一向被认为是经学的附庸”,而“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语言学,基本上就是语文学……”“语文学在中国古代称为‘小学’”,而“‘小学’是有关文字的学问;古人治‘小学’不是以语言为对象,而是以文字为对象的”②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2 页。,一般认为1898 年出版的《马氏文通》才标志着中国现代语言学学科的诞生;(3)第三方面就是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治理的缺乏,尤其是政府层面的。
尽管从秦始皇统一文字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从魏孝文帝“断北语,从正音”到隋文帝科举选拔,从宋代《广韵》、明代《洪武正韵》到清代“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从明代的四夷馆到清末的京师同文馆,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相关的语言治理实践③ 李建国:《语言规范史略》,语文出版社2000 年版。,但是这些实践都是离散的或者是服务于其他治理目标的,真正聚焦语言文字本身的治理一般认为是缘起于民间,即1892 年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的出版,才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语言规划与治理开始启航了,而上升到国家层面则要等到1913 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读音统一会”的成立。
中国语言治理体系的建构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逐渐规划和实施起来了,而推动其前行的则是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现代化建设任务和实践。 在1949 年10 月10 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即成立了;1951 年12 月,在当时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内设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组成名单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1953年10 月,党中央内设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胡乔木任主任;1954 年10 月,一届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批准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为国务院直属机关之一;1955 年10 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由郭沫若致开幕词,陈毅讲话,罗常培、吕叔湘做主题学术报告;1958 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报告会上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规定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并对这三大任务进行阐述,这也一举奠定了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基础。④ 关于中国语言治理百年发展史,可以参见费锦昌:《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1892—2013)》,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组编:《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70 年纪事》,语文出版社2019 年版。在此后的时间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四次全国语言文字会议持续召开⑤ 分别是在 1955 年、1986 年、1997 年和 2020 年。,标准化、信息化、法治化工作相继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发布、《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等相继实施,成为助力新世纪和新时代国家发展的语言之力。
经过七十多年的探索,中国已经逐渐建构起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语委统筹、部门支持、社会参与”的体制机制,语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当下,语言治理仍当努力、仍需提升,从而给“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更好的答案。
近两百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改变了几千年来的中国语言地图,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本实现了语同音和识文字;(2)通过外语教育规划,基本实现了外语(主要是英语)的基本普及;(3)在上述两个因素的促动下,中国从单言单语为主的社会跨入了双言双语为主的社会;(4)最终建构起了一幅主体多样格局的新地图。 下面逐项加以阐述。
(1)虽然秦始皇时期就实现了“书同文”,从而为一个大一统的中国奠定了底层基础,但是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断文识字都仅是少数人的专利,绝大部分的老百姓是没有机会习字读书的,这一点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状况即可窥见。 新中国成立初期,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到20%,初中入学率仅为6%,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人数只有11.7 万人,全国5.4 亿人口中文盲总数高达80%,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文盲比例甚至超过了95%。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909/t20190924_400598.html,2019 年9 月16 日。因此,如何提升识字率,提高大众的教育水平就成为摆在新中国政府面前的巨大挑战。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扫盲教育政策在摸索和不断地试错中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水平,为防止和减少文盲提供了有效的指导,为新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② 吴雪钰:《中华人民共和国扫盲教育政策发展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年;王哲文、吴宏成:《中国共产党领导扫盲教育的百年历程、意义与经验》,《学术探索》2022 年第12 期;刘立德、谢春风:《新中国扫盲教育史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1949 ~2022年,全国人口从5.4 亿人增长到14.1 亿人,而全国文盲人口则从1949 年的4.32 亿人减少到2022 年的不到0.4 亿人,使全国文盲率从80%以上降低到了2.67%,减少了超过77 个百分点。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http://www. moe. gov. cn/fbh/live/2022/54618/mtbd/202206/t20220628_641478. htm l,2022 年 6 月 28 日。扫盲实践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语言扫盲政策,此外它也是我国语言治理的典型代表和语言教育政策中的重要内容。④ 张治国:《中国语言扫盲政策历时研究》,《当代外语研究》2022 年第3 期。其中前文提到的简化字和拼音方案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文字之所以能下乡,是因为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这也正印证了费孝通所指出的:“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⑤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25 页。扫除文盲的巨大成功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对于国家通用文字的情况来说,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和提升工作要更加艰难一些。 统一的语言不仅是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对象和核心构成要素,而且有利于降低学习的成本,激励人力资本提升,推动经济增长。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 年《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印发之后,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扶持、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人民群众的自愿学习、大规模下乡串联等形式的人口流动、广播通信技术的长足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普通话的覆盖范围大幅拓展,普及率得到了大幅提升,特别是为改革开放之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生产力的更大释放以及中国社会经济的整体进步搭建了坚实的沟通桥梁,提供了雄厚的人力资本基础。⑥ 王春辉:《论语言与国家治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3 期。截至目前,全国的普通话普及率达到了80.72%,正在向着85%的目标迈进。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http://www. moe. gov. cn/fbh/live/2022/54618/mtbd/202206/t20220628_641478. htm l,2022 年 6 月 28 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的历史性目标,初步实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书同文、语同音’的梦想”。⑧ 刘朋建:《书同文 语同音 人同心——中国共产党领导语言文字事业的百年历程和经验启示》,《光明日报》2020年 8 月 8 日第 7 版。
(2)外语教育与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在提升个人和社会的工作机会、促进交际、文化交流和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比起大航海之后的西方国家来,外语教育在中国是一个新兴事物。 真正建立起外语教育体系,那是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事情,距今也就一百多年。
改革开放之初,在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上,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的发言就指出,当时的外语水平和能力无法适应国际贸易和交流的需要,而且是相差很远,所以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的中国急需外语人才。① 廖承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加紧培养外语人材——在全国外语教育坐谈会上的讲话(摘要)》,《人民教育》1978 年第 10 期。1862 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初设英语科目,160 多年后的今天,全国的外语语种已经达到了100 多种;而外语教育也从最初的大学教育逐渐下移到了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外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普及。 可以说,新中国外语教育规划以维护与拓展国家利益为基本原则,为国家战略定位与社会经济发展大局提供了扎实的必要支撑。② 沈骑:《新中国外语教育规划70 年:范式变迁与战略转型》,《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5 期。
外语教育是语言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助力国家发展的基础要素,个人、社会和国家都需要外语教育;未来的外语教育,需要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要更好地进行规划。
(3)在上述两个因素的助推之下,中国的语言生活地图产生了一个重大变革,即从一个几千年来的单言(尤其是农村地区)和单语(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了一个双言(方言和普通话)双语(母语和普通话,以及外语)为主的社会。③ 王春辉:《语言治理与中国乡村现代化:历史、当下与未来》,《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23 年第2 辑。构形而成的双言双语社会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普通话和民族语言、普通话与方言、民族语言与方言、民族语言和民族语言、汉语与外语等。④ 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39-140 页。
(4)在上述三个因素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当代中国“主体多元”的语言政策和语言格局,即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体,各少数民族语言、各地方言、各语种外语以及手语盲文等各司其职、多元并存的格局。⑤ 袁伟:《我国主体多样的语言政策》,《中国民族教育》2020 年第1 期;周庆生:《我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七十年》,《民族研究》2019 年第 2 期。各语种和语言变体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同场域各自发挥功能,和谐共存、互促发展。
显然,中国语言地图的这一改写是伴随着中国的市场化、城镇化等现代化的步伐而徐徐前行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化与全球化是互为促进的两个历史进程,甚至有时候是互相交叠、同为一体的进程。 学界关于全球化的文献已是汗牛充栋,本节聚焦全球化和当地化之间的互动和张力关系,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来观察其效应。
(1)从国内层面来看,晚清以来中国从分裂的国家走向统一的国家、从被动加入到主动参与全球市场和全球治理,带来的两个重要效应是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提升和全球地缘政治语言的教育规划。 关于第一点上文已有论述,不再赘述。 关于第二点,从晚清外语教育的萌芽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从俄语到英语的转向,与之相伴随的正是中国赶上二战后全球化列车从而带来了国家大发展的历史进程。 英语随着二战后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展而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中国也成了世界上将英语作为二语习得的最大国度。
(2)从国际层面来看,也关涉两个效应,即英语全球扩张而带来的人类文明方向问题和中文的国际教育与传播问题。 关于第一个论题,事实上从英国的“日不落帝国”开始到二战后尤其是世界单极格局形成以后⑥ 王春辉:《当代世界的语言格局》,《语言战略研究》2016 年第4 期。,英语的国际传播就成了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相对隐性但是却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历史文化现象。 作为一种“超超中心语言”⑦ 艾布拉姆·德·斯旺:《世界上的语言——全球语言系统》,乔修峰译,花城出版社2008 年版。,英语在给人类全球化交流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起了减弱人类语言多样性、英语霸权/英语帝国主义的担忧,尤其是随着大语言模型技术的发展,大语言数据的英语优势使得其在知识生产和加工方面具有强大优势,“众多非英语答问内容由英语生成后经机器翻译形成,更多体现了英语世界中的看法和解读,这无疑对非英语使用者十分不利,使其只能获得单一语种所蕴含的文化、知识和态度”⑧ 饶高琦、胡星雨、易子琳:《语言资源视角下的大规模语言模型治理》,《语言战略研究》2023 年第4 期。,从而给其他语言的语言安全和知识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
关于第二个论题,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但是一方面“天下观”消解了语言传播意识,另一方面安土重迁观念和历朝消极的移民政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跨国移民。 中国被动进入中国之外的秩序体系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而中国主动融入世界则基本上是从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① 王春辉:《汉语:从陆地型语言到陆地-海洋型语言》,《世界汉语教学》2019 年第1 期。历史上中文的传播主要涉及三种模式:国人移民海外后的华语传承、来华留学人员和国外当地化的中文教育,换句话说历史上中国一直没有主动地进行海外传播的规划和实践。 要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从零散外派教师到国外有需求的国家教授中文到2004 年第一所孔子学院的创建,中国的中文国际教育和传播才有了规划和治理的视角。 当前的事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机遇和挑战,尤其是数字化建设更是迫在眉睫② 王春辉:《历史大变局下的的国际中文教育:语言与国家治理的视角》,《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2 期;王春辉:《国际中文教育数字化发展的趋势与反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版)》2023 年第2 期。。 作为中国现代化征程中的必然选项,中文国际教育与传播的未来之路任重而道远。
“当今人类已出现了这样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方向:科技结构已壮大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它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和它相适应的社会结构。 ……今后的人类命运,不仅为社会结构自身演化所限定,而且要深深受到科技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交互作用的影响。”③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 年版,第339-340 页。科技,已经越来越成为独立于传统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之外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第四种核心因素。 科技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构件之一,近代以来西方引领的科技革命,每每都能给中国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治理带来新景象和新范式。 “语言技术是推动语言发展和语言生活进步的重要力量。 经过文字创制、印刷术、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四个语言技术发展高峰,人类的‘语言装备’和语言生活也获取了极大进步,人类已拥有处理口语、书面语的两套生理器官和一系列物理装备,拥有了现实和虚拟两个空间的语言生活。”④ 李宇明:《语言技术对语言生活及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2 期。
1871 年第一条电报线路在中国铺设,使文字能够传到千里之外;1881 年第一条电话线路则使声音可以传送千里;1896 年电影传入中国、1923 年广播进入中国、1958 年中国第一台电视机出厂,大众的语言生活开始进入光影时代;1958 年中国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103 机诞生、1994 年互联网接入中国,从此国人在现实世界语言生活之外开始有了虚拟世界的语言生活,也开始了与国际语言生活的加速接轨;进入新世纪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机器人、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新科技则使人们的语言生活更加多元丰富。 而在语言治理端,这些新科技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和推广⑤ 郭龙生:《广播电视媒体的光荣职责与神圣使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4 年第3 期;付程:《论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影响力》,《现代传播》2003 年第4 期。、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和法治化建设⑥ 郭佳:《试析现代信息技术在语言文字规范化应用》,《语文建设》2013 年第21 期;上海有线电视台:《发挥媒体优势促进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语文建设》1998 年第7 期。、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传承⑦ 杨慧君:《新媒体在语言文化传承中的应用》,《语言文字应用》2017 年第2 期;李其军:《新媒体背景下汉语言文化传播研究》,《汉字文化》2022 年第11 期。、大中小学语文教育和国际中文教育⑧ 肖俊敏、王春辉:《虚拟现实技术在语言教育中的应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5 期;刘星、王春辉:《机器人辅助语言学习的发展现状与研究展望》,《中国语言战略》2023 年第1 期。、语言扶贫⑨ 王春辉:《论语言因素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江汉学术》2018 年第5 期;王春辉:《语言与贫困的理论与实践》,《语言战略研究》2019 年第 1 期。、应急语言服务⑩ 孙冰:《基于大数据的突发公共事件中语言应急与服务策略研究》,《灾害学》2021 年第4 期;李晓斌:《大数据技术支持下的突发公共事件中语言应急与服务研究》,《国际公关》2022 年第11 期。、语言技术治理⑪饶高琦、胡星雨、易子琳:《语言资源视角下的大规模语言模型治理》,《语言战略研究》2023 年第4 期;张凯、薛嗣媛、周建设:《语言智能技术发展与语言数据治理技术模式构建》,《语言战略研究》2022 年第4 期。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一轮科技革命已然将人类带入了数字时代。 人类已经从文本、媒介和页面的数字化发展到人、地、物的数字化,不仅是符号和媒介的数字化,还有我们物理现实的对象和活动的数字化。 如同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的历史进程无法阻挡一样,数字社会和数字化发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
数字时代,数据成为生产要素,而大部分数据其实是语言数据。 语言数据的研究与应用,过去主要集中在语言学、计算语言学、信息科学等领域。 随着数据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数据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语言数据的研究与应用,迅速扩展到诸多学科和社会领域,弥散到人类的各个生活空间。语言数据的产业化发展、语言数据安全、语言数据的经济属性、语言数据的数字化技术等议题成为当务之急。① 李宇明、王春辉:《从数据到语言数据》,《语言战略研究》2022 年第4 期。
数字时代给语言生后带来的首要变革,就是“人”的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即“人”正在由“自然人”的单义外延趋向于“自然人-机器人-数字人”的三义外延,一个“三人共生”的世界框架已现雏形。② 王春辉:《自然人、机器人、数字人“三人”共生时代的语言生活》,《语言战略研究》2024 年第3 期;王春辉:《人形机器人进场的语言生活》,《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6 期;王春辉:《数字人进场的语言生活》,《外语学刊》2024 年第 6 期。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新的语言现象(如机器人会话)、新的语言创造(如ChatGPT 的文本生成)、新的语言职业(如语言零工)、新的语言伦理③ 王春辉:《数字时代语言伦理的新形态和新表现》,《社会科学战线》2022 年第12 期。(如元宇宙与虚拟人)。
数字时代和人机文明时代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治理亟待加强研究。
中共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命题,即中国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 这一点对于中国的语言治理来说亦是如此,即中国的语言治理也是中国式的语言治理,其既有各国语言治理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 一方面中国的语言治理需要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中,另一方面中国的语言治理经验也有必要推介给有需求的国家和地区给他们提供借鉴。
就第一个方面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参与全球治理需要充分发挥语言的作用,语言是全球治理的安全保障,是全球治理安全的重要领域和全球治理的安全战略资源。④ 李宇明:《语言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外语界》2018 年第5 期;沈骑:《语言在全球治理中的安全价值》,《当代外语研究》2020 年第 2 期。比如“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与实践,既离不开语言服务,更需要语言支撑;“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语言铺路,不仅仅指为之提供语言方面的服务和民心相通方面的支持,更需要语言规划和语言事业立足全球治理视角,利用这一契机参与全球语言生活治理。⑤ 李宇明:《“一带一路”,语言“铺路”》,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6)》序言,商务印书馆2016 年版;张日培、刘思静:《“一带一路”语言规划与全球语言生活治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6 期。再比如为了实现更加完善的全球治理体系,需要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代表努力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即一来建构起全球治理的中国话语,也就是当前频频发声的“中国方案”;二是通过中国话语在国际上的话语互动,形成国际共识,完成话语权的实现。 中国需提升迈向全球治理语境的国家叙事,透过“讲好中国故事”的互文叙事模型反思既有的理论发展空间;进一步促进国际话语场域中的议程设置,提炼标志性话语,从主题展现、结构性突破、现代性特质和时空重塑等几个方面积极建构国际话语谱系,以推动国际话语场域的革新与重塑。⑥ 郭璇:《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话语建构与国际认知》,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 年;王昀、陈先红:《迈向全球治理语境的国家叙事:“讲好中国故事”的互文叙事模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 年第7 期;陈婷婷:《话语场域·议程设置·国家形象——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话语谱系及其构建》,《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3 期。此外作为新兴大国,让更多的中国人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贡献中国力量的根本途径和基本表现,也是维护本国国家利益,展现中国综合国力和树立国家良好形象的一种重要手段。 但是中国的国际组织参与却面临人才难选的问题:国际通用语(尤其是英语)水平高的人业务方面有待提升,业务水平好的人国际通用语(尤其是英语)能力差,从而形成语言素养和专业素养之间的脱节。 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需要有全球治理人才来保障。 中国作为全球治理领域的后起者,在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方面需加大力度。 在培养过程中,需注重培养人才的基本素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做好外语与专业间的融通,相关专业间的连通,本科、硕士和博士间的贯通,专业学习与实践学习间的畅通,使人才培养兼顾全球治理人才所需的外语能力、交流能力、专业知识和全球视野。① 张治国:《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问题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3 期;孙吉胜:《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与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思考》,《中国外语》2020 年第6 期。
就第二个方面来说,百年来的中国语言治理逐渐积累了一些中国经验,比如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解放思想是前提,然后才是实事求是地做;语言治理是一个全局性、系统性工程,是一个分阶段、试点化、稳步推进的体系,是一个需要充分调查、深入研究、反复会商的过程;语言治理需顺应历史潮流,因时而动,要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国家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来带动科研和事业发展;语言治理的区域化、领域化和国际化有力推动着研究和事业发展;全国最顶尖的学者引领,各类学会、研讨会、培训班、学术刊物发挥着各自作用。② 王春辉:《开拓语言与国家治理研究新境界》,《昆明学院学报》2023 年第1 期。这些经验有的具有可推广、可复制性,值得向其他国家推介。 再比如中国的语言扶贫探索了许多新路径,建构起了“统筹部署-政策协调-精准施策-实地调研-学术探讨”配合协同的治理体系,为减贫脱贫事业的整体推进贡献了力量。 放眼人类历史,世界各国的语言治理都有丰富实践,但是将语言的作用成建制、系统性地直接聚焦于脱贫减贫,应该是史无前例。 通过中国语言扶贫的实践探索和理论阐释,丰富了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深化了语言助力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形式与内容,从而使中国语言扶贫具有了更为深刻的历史意义。 中国语言扶贫为全球的语言助力脱贫减贫事业作出了中国贡献,为发展中国家开展语言扶贫减贫提供了经验参考,为语言助力解决贫困治理一系列世界难题提供了可能方案。③ 王春辉:《中国语言扶贫的意义》,《语言战略研究》2020 年第6 期。此外,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崛起的中国应急语言服务④ 李宇明、赵世举、赫琳:《“战疫语言服务团”的实践与思考》,《语言战略研究》2020 年第3 期;王春辉:《战疫语言服务团:实践、经验与启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0 年第4 期。,也在理论和实践两端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也值得与国际社会分享和交流。
虽然20 世纪初“现代化“这一概念才在中文文献出现,但是从“洋务运动”的现代化萌芽,到“辛亥革命”开始现代化征程,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全方位提升,中国对于现代化的认知和抉择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漫长过程。 很显然,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多维度、多层次、多领域、多阶段的历史现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语言治理即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与现代化总系统内部的其他子系统共变共生、共同促动了中国现代化的整体发展。
中国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语言治理也展现了助力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巨大力量。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新征程中,中国的语言治理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和机遇。 比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语言治理有边缘化和弱化的趋势;农村语言/方言生活的式微甚至濒危,农村语言文明的未来前途未卜;在如此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国家通用语言普及率达到90%及以上的路径和效应会是什么;面对英语的全球扩张,人类的思维与认知是否面临一个“英语之踵”;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带来了哪些新的语言伦理问题,对于人类的语言-思维-观念的关系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等。
“现代文明正在走入秋季,寒冬已经不远。 我们不能单单把模仿西方当作现代化的门径,现代文明已经老化——模仿与复制一只老羊,其结果是复制出一只刚出生就已经老化的新羊。”⑤ 许倬云:《我们去向何方》,九州出版社2023 年版,第10 页。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中国式”,中国的语言治理也需要“中国式”。 未来在机遇和挑战面前,中国语言治理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需继续担起责任,为中国现代化作出更多贡献。
作者简介: 王春辉,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国家语委语言治理研究融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语委“十四五”科研规划重点项目“国家语言治理现状、面临形势和‘十五五’期间任务目标研究”(ZDI145-116)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