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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与“佛”的辩难:重勘苏曼殊的哀情小说



摘 要: 在近代中国“婚姻不自由”与“凭吊”的社会政治语境中,苏曼殊提供了一套不同于哀情小说作家的情爱想象,这种差异性源自他对“情”与“佛”关系的理解。 尽管苏曼殊的言情小说“六记”同样涉及父母专制与婚恋自由的社会话题,但他从不将儒家礼法作为评判情感价值的标准,其小说内蕴着情感的超脱性。 这种超脱性产生于他参悟佛法的方式,即“情禅”。 苏曼殊以佛教轮回观念重释哀情小说的死亡主题,在“死”与“爱”的辩证关系中实现了情感的长存。 在“以情逃禅”的人生选择中,苏曼殊没有走向佛的“神性”,而是回归到身为人的“人性”中,成为五四文人情感启蒙的源头之一。

关键词: 苏曼殊;哀情小说;情禅;佛法

苏曼殊一生创作小说六部,皆为言情之作,包括《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统称“六记”。 这些小说有着情感自传的色彩,包含了苏曼殊难言的身世之恫与少年情爱创伤,是为“近代言情小说的先河”①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第201 页。。 苏曼殊的言情“六记”几乎都创作于辛亥之后,这些小说与此间出现的哀情小说情节相似,大致没有脱离父母之命与子女婚恋冲突的核心模式,被视为鸳鸯蝴蝶派滥觞的“发轫”②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第201 页。。 新文化人周作人在《答芸深先生》中谈及苏曼殊与鸳蝴派的关系,“说曼殊是鸳鸯胡蝶派的人,虽然稍为苛刻一点,其实倒也是真的”,不过“曼殊在这派里可以当得起大师的名号,却如儒教里的孔仲尼,给他的徒弟们带累了,容易被埋没了他的本色”。③周作人:《答芸深先生》,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本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106 页。在情感之“哀”的意义上,苏曼殊的言情创作与鸳蝴派如出一辙,共同型塑了近代中国“颓废”的文学思潮。 但是在哀情的本源上,苏曼殊的“六记”与同时代人的创作又有所不同。

杨联芬评价苏曼殊是“又一位介于‘新’与‘旧’之间的作家”,他与生俱来的浪漫气质兼容了“传统清流才子的多情放诞”与“西方浪漫主义的个性自由”①杨联芬:《苏曼殊与五四浪漫文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3 期。,这种新旧兼备的文学品格或许能够回应周作人的判断。 苏曼殊的言情小说保留了中国传统才子佳人的古典风韵,使其为鸳蝴派所效仿,而其天然的浪漫属性无意中与西方浪漫主义接轨,亦成为五四一代所倚赖的精神资源。 在新文学的启蒙意义上,苏曼殊的言情小说与此间的哀情文学确有差异。 值得追问的是,苏曼殊的言情小说为何能够杂糅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两种特质? 这需要回溯到苏曼殊特殊的个体经验中。

苏曼殊一生游离在“情”与“佛”的辩难中,佛学的人生命题一方面提供了苏曼殊情感认知的超脱性,如其以佛教轮回观辨析“爱”与“死”的关系,为死亡赋予“情”的意义,重视“情”的力量,这使得苏曼殊的言情小说超越了“情”与“礼”的矛盾;另一方面他试图以“情禅”的方式磨砺心智,完成佛的修行,却始终不能像维摩诘居士、鸠摩罗什一般实现“渡己”的任务,“情”与“佛”的两难成为苏曼殊哀情创作的独特源头。 因而对苏曼殊佛教徒身份的解读成为跳脱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评价模式的契机。 范伯群最早关注到佛法对苏曼殊言情小说创作的影响,指出“世外法”与“世间法”的情感反差熔铸了苏曼殊言情小说幽怨、哀婉、感伤的审美特质②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第198 页。。 本文仍旧以佛法为切入点,致力于在近代哀情思潮的整体语境中,借助“情禅”概念,重勘苏曼殊的言情小说创作,从而在社会转型与情感转型的双重视野中还原苏曼殊被埋没的“本色”。

一、超脱礼法的情感方式

苏曼殊的言情小说因对父母专制与婚恋自由等社会话题的触及,被视为近代哀情小说的一泓。 范烟桥从自由结婚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做过解释:“辛亥革命以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制度,渐起动摇,‘门当户对’又有了新的概念,新的才子佳人,就有新的要求,有的已有了争取婚姻自主的勇气,但是‘形格势禁’,还不能如愿以偿,两性的恋爱问题,没有解决,青年男女为此苦闷异常。 从这些社会现实和思想要求出发,小说作者就侧重描写哀情,引起共鸣。”③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年版,第272 页。苏曼殊的言情小说如《碎簪记》《非梦记》,以二女一男的三角结构激发了传统婚姻制度与新的才子佳人自由婚恋要求之间的情感张力,《断鸿零雁记》则是在女主人公忠于爱情的表白与拒婚殉情的行动中,将哀情的内涵推向高潮。 《民权素》的编者箸超概括这些哀情小说的主旨,“无非为婚姻不自由发挥一篇文章而已”④箸超:《白骨散》,《民权素》1914 年第 1 集。,大抵言明了哀情作家的某些创作目的。

矛盾的是,与这些小说同时出现的还有哀情作家感受到的因婚恋自由造成的“桑濮之风”的困扰。徐枕亚的小说《燕市断云》写女学生方慧兰因婚事受阻,主动献身浮滑少年章雨倩后被骗自杀的故事。这篇小说的情节设置显然是有意为之,小说开头与结尾都附加了作者的劝诫:“其有稍具知识号称文明者,又或假自由二字之好名词,不惜牺牲肉体以与社会相周旋……遇人不淑,青眼枉抛,失足一朝,遗恨千古,遂因以惹起家庭间种种恶感”⑤徐枕亚:《说海·燕市断云》,《民权素》1914 年第3 集。,“吾愿吾无数之女界同胞,远鉴王娇鸾之前车,近以方慧兰为借镜,莫徒崇文明自由之虚名,而受身死名隳之实祸”。⑥徐枕亚:《说海·燕市断云》,《民权素》1914 年第3 集。方慧兰与徐枕亚此前发表的哀情小说《玉梨魂》中的白梨影一角有相似之处,二者同为大家闺秀,饱读诗书,但是在处理爱情困境时,白梨影为“礼”殉情,方慧兰为“情”弃节,前者最终借“文人之笔墨”得以“表扬”①徐枕亚:《玉梨魂·血鸿泪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 年版,第179 页。,后者则身披“实祸”,一褒一贬,作者的判断标准可见一斑。 与此对应的,是哀情小说中常常出现的“冲喜”情节,即小说男女主人公自幼订婚,男主人公后或残疾、或病危、或去世,女主人公仍不改婚约,坚守“名节”,如小说《曹碧碧》《女彗星》《鸳峰碧血》《蓉城血》等,都强调“惟名节乃千古耳”,无形中将“情”的意义降到了最低,以至以“情”名的哀情小说化归为“无情的情场”②陈平原:《陈平原文集》第3 卷,商务印书馆2024 年版,第220 页。。

问题在于,哀情小说如何完成“情”与“礼”的自洽? 哀情小说作家给出的答案一是寄希望于父母的开明,如小说《残阳泪》《蔷薇泪》,前者言明“证婚文明事,多出于两情之结合,今者余不专也”③笑云:《说海·残阳泪》,《民权素》1915 年第6 集。,后者声称“我老悖矣,断不侵隘我儿自由权”④庆霖:《说海·蔷薇泪》,《民权素》1916 年第16 集。,都是致力于塑造与“新”的才子佳人相对的“新”的家长形象。二是子女自身对“礼”的恪守,如小说《流云断月》,一方面强调子女的婚恋自由大于父母之权,另一方面仍留有“言情之正”的余地:“况我与贞姑发乎情止乎礼,无丝毫苟且于其间。”⑤海沤:《说海·流云断月》,《民权素》1915 第9 集。这是辛亥后一批哀情小说家为解决两性婚恋问题做出的努力。

相较而言,苏曼殊的言情小说也包含着对自由婚恋的某种警惕。 《碎簪记》写“余”与庄湜同归,偶遇莲佩,感叹莲佩“实天生情种”,并由此反观时下的“自由之女”:“方今时移俗易,长妇姹女,皆竞侈邪,心醉自由之风。 其实假自由之名,而行越货,亦犹男子借爱国之义,而谋利禄。 自由之女,爱国之士,曾游女市侩之不若,诚不知彼辈性灵果安在也?”⑥苏曼殊:《碎簪记》,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2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268-269 页。这种“假自由之名”、行苟且之事的判断与徐枕亚等哀情小说作家是一致的。 但是苏曼殊的小说并不处理自由婚恋与父母专制的矛盾,反而是新文化人为苏曼殊的小说附加了反叛礼教的启蒙意义:“人类未出黑暗野蛮时代,个人意志之自由,迫压于社会恶习者又何仅此? 而此则其最痛切者。”⑦陈仲甫:《碎簪记后序》,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3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32 页。此外,苏曼殊意识到了自由婚恋的潜在风险,也从未打算以“礼”的方式加以解决。 这样的差异,涉及到二者对于儒家礼教的态度。

辛亥后的哀情小说家痛斥“婚姻不自由”的现状,却不反对儒家礼教,守“礼”有时甚至是美德的彰显。 佛慈在《为陈子贞女士征诗文启》中,形容陈女士“早娴礼教,雕窗课绣”⑧佛慈:《为陈子贞女士征诗文启》,《民权素》1915 年第12 集。,显然是将“礼”作为衡量女性品格的标准之一。 在同时期代表性的哀情小说中,如《屈贞女》《蛾眉倒海记》等,常常会出现诵读《列女传》的情节,其中固然有着鼎革之际鼓吹“节烈”之风的时代内涵,但是并没有逾越儒家礼学的道德范畴。 箸超在《神州女子新史序》中谈女学之兴,“腐儒陋俗,蜚语中伤之,或诬为破家,或指为亏行,而力矫流弊之女子,又皆岸行一世,不校是非”⑨箸超:《名著·神州女子新史序》,《民权素》1914 年第7 集。,礼教对女性“破家”“亏行”的抨击实则暗含着传统文化对女性道德苛责的部分,是为“腐儒”。 天醉的惨情小说《碧儿》对此也有过议论。 碧儿为某公妾室,酒席间被赠与杨生,二人的婚事却因某公革职戍边,被迫中止。 碧儿留侍夫人,静候杨生,不料又为人驱逐,谴嫁他人,碧儿最终自缢而亡。 天醉写到一班腐儒对碧儿的争议:“或曰碧儿为某公妾,当为某公死,不当为杨生死。 此言也,腐儒之言也,以云情理之平,夫亦远矣。”[10]天醉:《说海·碧儿》,《民权素》1915 年第 11 集。这些哀情小说与其说是困扰在礼教束缚之中,不如说是通过将“儒礼”与“腐儒”进行区隔,重新定义“儒礼”的内涵并确证其正统地位。这种认识造成了这一时期的哀情小说作家既有别于保守的士大夫,又不同于激进的新文化人的文化姿态。 哀情小说家对现实的文化境遇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尊崇儒礼,同时也希望通过辨析“腐儒”的修辞方式获取“情”的存在空间,实现“情理之平”,这种观念包含着规范儒家文化的意图。

反观苏曼殊的小说、诗文,则几乎不涉及对儒家文化的看法。 苏曼殊追求的并不是“情理之平”,甚至从不刻意强调儒家礼教秩序,他所关心的是爱情本身。 因而苏曼殊的言情小说尽管也提及父母专制对子女婚恋的约束,其结局之“哀”却并非由此而来。 《断鸿零雁记》中雪梅固然因被迫“改嫁”而殉情,其悲剧的形成也兼有三郎“弃情归禅”的因素;《碎簪记》中的庄湜与灵芳、莲佩三人皆以死作结,与其说是父母专婚的恶果,不如说是爱而不得的无奈选择;《非梦记》中燕生与薇香难成眷属,更多是源于用情不专的误解,而非父母令凤娴介入其中的困境。 这些故事走向都抛开了外界的干扰,将“哀情”的发生聚焦于“情”之中。 苏曼殊的言情小说兼及对彼时桑濮之风的批判,而不将“礼”视为解决的办法。 相较于儒家礼教强制的约束性,苏曼殊更相信爱情内在的规训力量,具体到文本中便聚焦到了对女性之“贞”的强调:“女必贞而后自由。”①苏曼殊:《绛纱记》,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2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234 页。“贞”既是贞于身体,更包含着贞于爱情的意义。 因而,苏曼殊的言情小说不存在“情”与“礼”的矛盾,而是代表了对“哀情”的另一种理解。

二、“爱”与“死”的辩证法

近代哀情小说大都不离死亡的主题,男女主人公的“死”成为解释“哀情”“惨情”“苦情”“怨情”“孽情”等情感类型的关键元素。 周瘦鹃在自述中曾提及自己以“殉情”写言情小说的积习:“比来予为说部,颇多言情之作,而哀情处其泰半,朋辈都谓吾每一着笔,辄带死气,赚人家几行眼泪,毕竟何苦来?然而结习难除,亦属无可奈何。”②[法]施退尔夫人:《无可奈何花落去》,周瘦鹃译,《礼拜六》1914 年第20 期。以“死”写“哀”不仅是周瘦鹃的创作习惯,也是近代哀情小说家的共识。 梅初的哀情短篇《膏肓泪》写女主人公秀瑛与寒门之子开第青梅竹马,两情相悦,却被父亲许配给当地望族,秀瑛因此病重。 出嫁当日,秀瑛之妹经父母同意后代姐出嫁,秀瑛与开第得以团聚,不料秀瑛已病入膏肓,撒手人寰。 花奴的悲情小说《秋痕菊梦》中,女主人公华雅明与男主人公封和两情相悦,共同参加了武昌起义,在战场上相互扶持,革命胜利后结为眷属。 成婚后却为小人拨乱,以至封和病死,雅明在愤懑中吐血而亡。 两篇小说情节并不相同,却都在“大团圆”后增添了一个“死亡”的尾巴,显然是这些哀情小说家们刻意经营的结果。

“死亡”的悲剧结局固然受到以《茶花女》为代表的西方言情之作的影响,成为近代中国哀情叙事的重要表现手法,但是在文本背后,哀情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为何一定要走向“死亡”的结局? “死”对于这些哀情小说家究竟意味着什么? 刘纳以“凭吊”一词形容近代中国转型期的社会氛围,认为哀情小说中“‘婚姻不自由’的题旨一般只表现在小说情节的浮面,更重要的是作者们以哀惨的故事与人物完成了使自己‘伤心’的感情世界境界化、形象化的过程”③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08 页。。 对于哀情小说作家来说,书写哀情正是一种抒发自我的方式。 徐枕亚谈及自己这一时期的心态:“丈夫不能负长枪大戟,为国家干城,又不能著书立说,以经世有用之文章,先觉觉后觉,徒恃此雕虫小技,与天下相见,已自可羞。”④徐枕亚:《发刊弁言》,《小说季报》1918 年第1 期。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使一批文人无奈求助于小说这种“雕虫小技”,借“美人香草”寄托未竟之志。

于是在一批哀情小说中,战乱、革命常常与两性婚恋交织在一起,成为两性婚恋发展的背景或动因。《溪山春雨》中,女主人公慧珠因庙内题词结识楚生,与之订婚。 楚生南归请母,途遇滇乱,烽火遍及江汉。 慧珠误以为楚生在战乱中丧命,忧郁而亡。 楚生北还后物是人非,泪竭声嘶。 《惨别离》写南北议和与阳夏战事,男主人公张澄瀛与女主人公湘罗婚后,十年分离,相聚前夕,澄瀛忽暴病而死,湘罗托孤后随之而去。 这些小说都与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表面看来“战乱”是构成哀情叙事的材料,实际上也承载着作家本人的革命想象。 以徐枕亚、吴双热等哀情作家为例,他们在创作哀情小说的同时,也思考着革命的动向,徐枕亚《水族革命记》、吴双热《戏为鼠界作讨猫檄》等作品,“庄谐杂出,笑骂由衷”①双热:《戏为鼠猫界作讨猫檄》,《民权素》1914 年第1 集。,与这些哀情小说同时发表在《民权素》上,和两性情爱成为并行的两条文学线索。 因而,对于这些哀情小说作者来说,“死亡”既是因不满于时局而作出的情感选择,隐含了抗争现实的指向,也是“舍身报国”的政治投射。

苏曼殊也经历着同样的时代氛围。 壬子年(1912)写给友人的信中,苏曼殊直言“前尘如梦,不堪追溯”,后与某公书中,又用庄子“水中有火,焚乃大槐”一语指斥现世。 后世对苏曼殊的印象往往停留于“情僧”一面,杨鸿烈以“一生享有艳福”的贾宝玉类比曼殊②杨鸿烈:《苏曼殊传》,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3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103 页。,熊润桐则戏称其为“绝代情人”③熊润桐:《苏曼殊及其燕子龛诗》,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3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158 页。。 这些评价皆缺少了“革命和尚”的维度。 其实以苏曼殊的早年经历与这一时期的友人书信来看,苏曼殊始终抱有革命思想。 1911 年辛亥之际,苏曼殊加入革命团体南社,这些南社同人也是后来哀情写作的主要成员。 此间苏曼殊曾致信柳亚子:“‘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遥知亚子此时乐也”④苏曼殊:《与柳亚子书(辛亥十一月爪哇)》,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144 页。,暗含着对革命光景的向往。 不过,苏曼殊对革命的感情仅仅停留在精神层面,革命一旦牵扯实事,出世的思想便占据上风。 为友人冯懋龙撰《三次革命军题辞》中,苏曼殊坦言:“久病之人,终日解衣觅虱而外,岂能共君作老健语耶!”⑤苏曼殊:《三次革命军题辞》,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93 页。因而,相较于这些后来的哀情小说作家,苏曼殊对于革命实践其实是“隔岸观火”的态度。

与哀情小说作家不同的是,作为佛门子弟的苏曼殊一方面缺少真切的革命体验,对于革命少了几分功利的态度;另一方面“世外法”的宗教教旨,使他在混乱的现实中保持超脱。 柳亚子以“妇人醇酒”总结自己在革命失败后的境况:“时局是愈弄愈坏,而我的苦痛也愈弄愈深,借酒浇愁,遂在里中发起了一个酒社,趁旧历中秋的时候,天天狂歌痛饮,喝醉了便在堆满瓦砾的空场上乱跳乱滚,结果腿部的筋骨受了暗伤”⑥柳弃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二十六辑:南社纪略》,文海出版社1974 年版,第87 页。,“二次革命失败,社中激烈份子,更牺牲了不少,残余的都抱着‘妇人醇酒’消极的态度,做的作品,也多靡靡之音……”⑦柳弃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二十六辑:南社纪略》,文海出版社1974 年版,第122 页。与南社同人一样,苏曼殊也在“妇人醇酒”中寻找慰藉,但他的创作却与从前一样,保持着内在的清醒。 《绛纱记》即是苏曼殊经历二次革命后的创作。

《绛纱记》1915年7月发表于《甲寅杂志》,主要讲述了昙鸾与五姑,梦珠与秋云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 昙鸾与五姑本已订婚,五姑叔父却因昙鸾家遭变故令二人退婚。 于是五姑随昙鸾远行,在航船上遇到寻找恋人梦珠的秋云。 行船中突遇风浪,昙鸾与五姑被迫分离,五姑病死。 秋云则在昙鸾的帮助下找到了已经坐化的梦珠。 最终昙鸾、秋云披剃入山。 以命名与遭遇来看,昙鸾与梦珠显然有着苏曼殊本人的影子。 苏曼殊小说中的“死亡”没有政治的意涵,皆是为“情”而发。 对于这一点,苏曼殊的好友陈独秀、章士钊看得真切。 二人为《绛纱记》撰序,都提到了“爱”与“死”的话题:

嗟乎,人生最难解之问题有二,曰死,曰爱。 死与爱皆有生必然之事,佛说十二因缘,约其义曰:老死缘生,生缘爱,爱缘无明……然则人生之真果如何耶? 予盖以为尔时人智尚浅,与其强信而自蔽,不若怀疑以俟明。 昙鸾此书,殆亦怀疑之义欤? 昙鸾与其友梦珠行事绝相类,庄周梦蝴蝶,蝴蝶化庄周,予亦不暇别其名实。 昙鸾存而五姑殁,梦珠殁而秋云存,一殁一存,而肉薄夫死与爱也各造其极。 五姑临终,且有他生之约;梦珠方了彻生死大事,宜脱然无所顾恋矣,然半角绛纱,犹见于灰烬。 死也爱也,果孰为究竟也耶?①陈仲甫:《绛纱记序》,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3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30-31 页。

一知人生真处,必且起而即之。 方今世道虽有进,而其虚伪罪恶,尚不容真人生者存;即之而不得,处豚笠而梦游天国,非有情者所堪也,是宜死矣……余读之,窃叹女优为人生解人,彼已知人生之真,使不得即,不死何待,是固不论不得即者之为何境也。 吾友何靡施之死,死于是;昙鸾之友薛梦珠之坐化,化于是;罗霏玉之自裁,裁于是。 昙鸾曰:“为情之正”,诚哉正也。②章士钊:《绛纱记序》,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3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28-29 页。

陈独秀与章士钊发现了小说结局的引申义,即苏曼殊对于“爱”与“死”关系的理解,并将其归入对人生之“真”的探讨中。

陈独秀从佛学的角度解释苏曼殊小说中的“爱”与“死”。 佛教“十二因缘”讲求因果轮回,“爱”与“死”作为十二因缘中的两支,看似相互对立,实则相互联结。 “老死”,即生命消逝的身心之苦,源于循环轮转的“生”。 “生”则与世间的“爱”,贪恋、欲求相关。 “爱”产生于未知、困惑,即“无明”。 那么与“无明”相对的人生之“真”是什么? 陈独秀以《绛纱记》中的人物为例,将抽象的佛理具象到文本中。昙鸾与五姑、梦珠与秋云的结局,皆是一生一死,别有深意。 “死”与“爱”的转化正由五姑的“来生之约”与梦珠坐化时露出的“半角绛纱”点出。 苏曼殊为“死”赋予了“情”的意义,在“情”的维度上,“死”与“爱”生生不息,“死”由“爱”得以化解,“爱”由“死”得以长存。 这是苏曼殊试图传达的爱情箴言。

章士钊继续用“情”阐释人生之“真”。 他以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中女优“岳丽艳”为爱自杀的故事比照《绛纱记》,探求“爱”与“死”的关系。 女优爱而不得,最终以死寻求“情”的解脱,与昙鸾之坐化、罗霏玉之自裁相似,皆是以“死”化“情”的结果。 章士钊赞同“为情之正”。 这里的“正”并非符合儒家礼法规范的道德,而是与假自由之名,行龌龊之事的“虚伪罪恶”相对的“真”,是真情,也是对“死”与“爱”的彻悟。

苏曼殊一生追求“情禅”,以“情”解“禅”,用“情”参“禅”,这使得他的生死观中也包含着“情”的影响。 相较于近代的哀情小说作家,“死”对苏曼殊而言并不只是肉体的消亡,更不是参与现世的方式,“那是一种并非依靠利用肉体,而是由死去的灵魂、情感的凝聚再而升华至宁静的激情”③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王宏志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 年版,第68 页。。 在《秋瑾遗诗序》中,苏曼殊提出“死即是生,生即是死”④苏曼殊:《秋瑾遗诗序》,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91 页。,强调生死的转化。 《为调筝人绘像》写“湘弦洒遍胭脂泪,香火重生劫后灰”⑤苏曼殊:《为调筝人绘像》,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30 页。,在劫后的余灰中蕴含“情”的深意。 由苏曼殊本人嗜糖、暴饮暴食的癖好而言,又何尝不是表明了他对于“死”的态度? 在苏曼殊的生死观中,“死”一方面是因果的必然,轮回的一端,有着形而上的佛学精义;另一方面,“死”是“情”的承载物,是“情”的起点。 这是苏曼殊参悟到的“爱”与“死”的辩证法。

三、“情禅”之哀

尽管转型期的近代中国也曾出现“由儒入佛”的思想热潮,如章太炎、熊十力等学者,试图借助佛教的人本哲学与经世思想介入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但是此间文坛中的哀情小说作家并不将“佛”作为解决精神问题的方案,以至近代哀情小说常常以双双殉情为结局。 葛兆光认为晚清佛学复兴原因有四:一是日本近代佛教的影响,“地球各国,皆以宗教维持世道人心”;二是以宗教收挽人心,兴国安邦;三是借助佛学如唯识学解读西洋科学;四是以大乘佛教的世界观瓦解思想霸权,“给思想提供了一个批判、整合和重建的新基点”①葛兆光:《晚清民初巨变:现代中国佛学复兴的历史背景》,转引自方立天、[日]末木文美士编《东亚佛教研究第五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 年版,第23-28 页。。 也就是说,近代文人入佛更多指向现世追求与文化抱负。 相较而言,苏曼殊小说却多是“一存一殁”,生者“披发入山”的结局,以“佛”作为“情”的最终旨归。 这种独特性主要源于苏曼殊对“情”与“佛”的理解。

苏曼殊在《画跋二十七则》中回忆朝圣之旅,比照法显玄奘的足迹,由暹罗到锡兰,“跋涉艰险,以临斯土,而游迹所经,均成往迹”,有着岁月轮转的茫然。 回望自身,“以絷身情网,殊悔蹉跎”②苏曼殊:《画跋二十七则》,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95 页。,这是苏曼殊与先贤的不同。 苏曼殊用“以情求道”四字概括自己的佛学路径,内里的深意是就“情”与“佛”的关系而言,也涉及到苏曼殊的人生哲学。 “情”与“佛”是理解苏曼殊的两个关键词,这种特殊的参禅之道或许能够解释不曾参与革命实践的苏曼殊为何也加入到了这股哀情浪潮之中。

苏曼殊理解的“哀情”不止于两性关系与政治想象的维度,还包含着鲜明的个人色彩,即由参悟“情禅”而带来的“情”与“佛”的辩难。 苏曼殊的哀情小说常出现“情僧”的形象。 《断鸿零雁记》中的三郎一出场便是“倚刹角危楼看天际沙鸥明灭”的僧人,表面上的寻母故事其实主要由三郎与雪梅、静子的情爱构成;《绛纱记》中梦珠受绛纱后,披剃慧龙寺,坐化时仍留“绛纱半角”;《非梦记》中燕生在恋人薇香死后,执役五指山,山居宁谧,不谈往事。 这些人物的选择或多或少都代表了苏曼殊自己的生存状态。《燕子龛随笔》中,苏曼殊回忆其少年情事:“奉母村居,隔邻有女郎手书丹霞诗笺,以红线系蜻蜓背上,使徐徐飞入余窗,意似怜其蹭蹬也者……斯人和婉有仪,余曾于月下一握其手。”③苏曼殊:《燕子龛随笔》,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2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20-21 页。“蜻蜓传书”的情节显然是《断鸿零雁记》中湘僧故事的原型。 《绮兰精舍笔记》写苏曼殊“以儿女情爱事,弃家入空门”④周然:《绮兰精舍笔记》,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4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138 页。,周瘦鹃亦称其“少年为情所累,祝发空门”⑤周瘦鹃:《紫罗兰外集》,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4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153 页。,可见“情”“佛”二字对苏曼殊的牵绊。

苏曼殊如何理解“情”与“佛”? 为何以“情”求“佛”? 这些问题首先涉及到他对于佛教的态度。 在《答玛德利庄湘处士书》中,苏曼殊谈及佛教由“济拔之方”到“贩卖之具”的过程,批判近代社会以“忏法”为名,行敛财之事的功利化倾向,以及佛教中“崇拜木偶”的风气,甚至与章太炎一同在《敬告十方弟子启》中提出了宗教改革的想法。 苏曼殊反对流于表象,视佛教为工具的佛学观念,他所追求的是佛法的本相。 这种佛学观念使苏曼殊一方面在佛学实践上更注重佛经原文的翻译与阐释,如《梵文典》《沙昆多逻》《梵书摩多体文》(三部典籍皆据苏曼殊自述,原书未见)。 在构成佛经基础的字、词的辨析中,也常常流露出追根溯源的热情,如其对“支那”一词并非“秦”字转音,而先见于《摩诃婆罗多族大战经》《华严经》等佛经的强调,对于天竺古文“三斯克烈多”支流的梳理等,都有寻求佛法本源的意味。 另一方面苏曼殊摒弃了附加于佛教上的“繁文缛节”,如偷食五香鸽子的经历、流连烟花之地的情节等,都表明了苏曼殊与墨守清规戒律的僧侣的不同,他抛却的是远离佛法的外在形式。 这种独特的佛教观念为“情”预留了空间。

在苏曼殊的情爱观念中,“情”与“佛”是成对出现的命题,在其为人称道的旧体诗词创作中,“情”与“佛”则是形成诗意的结构性因素,如:

禅心一任蛾眉妒,佛说原来怨是亲。 (《寄调筝人(一)》)⑥苏曼殊:《寄调筝人(一)》,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30 页。

忏尽情禅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经眠。 (《寄调筝人(二)》)⑦苏曼殊:《寄调筝人(二)》,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30 页。

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本事诗(七)》)①苏曼殊:《本事诗(七)》,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28 页。

这些有情之作,都表明了“情”与“佛”的难舍难分。 “情禅”之意并非“情”与“佛”的对立,也不以“佛”战胜“情”为目的,其最终追求是“情”与“佛”的融合,即将“情”作为磨砺心智,参悟佛法的方式之一。 这种参禅之路看似“破戒”,实则指向清心寡欲的真正的超脱。

与苏曼殊交好的妓女张娟娟曾在席间向其转述敬安和尚的诗句:“维摩居士太猖狂,天女何来散妙香。 自笑禅心如枯木,花枝相伴也无妨。”苏曼殊评其诗句:“和尚一时兴致之语,非学吞针罗什。”②苏曼殊:《燕子龛随笔》,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2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24 页。诗中提及的维摩诘居士、鸠摩罗什二人其实与苏曼殊相似,都面临着“情禅”的问题。 维摩诘“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净律行;虽处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③佛光星云编:《佛·法·僧》,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年版,第144 页。,鸠摩罗什则以“吞针”的行为表明了自己即便娶妻生子仍然能够超脱于尘世的精义。 他们在尘世生活中参悟出世之理,看似矛盾,却在高深的佛法精义中完成了“渡己”的修行。 相比于维摩诘居士与鸠摩罗什,苏曼殊其实正经历着尘世之“情”的困扰,难以自拔。 《燕子龛随笔》中的一则记录了苏曼殊的苦恼:“草堂寺维那一日叩余曰:‘披佛以来,奚为多忧生之叹耶?’曰:‘虽今出家,以情求道,是以忧耳。’”④苏曼殊:《燕子龛随笔》,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2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30 页。苏曼殊的痛苦正源于难以调和的“情”与“佛”的扞格。 他选择像维摩诘居士、鸠摩罗什一般践行“情禅”,却未能像他们一样完成“渡己”的任务。 苏曼殊对此有自知之明:“学道无成,思之欲泣”⑤苏曼殊:《与柳亚子书(癸丑十二月日本)》,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166 页。,“自既未度,焉能度人?”⑥苏曼殊:《断鸿零雁记》,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2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205 页。

苏曼殊小说中的“哀情”正由参悟佛法的方式——“情禅”而来。 初次尝试的哀情小说《断鸿零雁记》即是“情”“佛”辩难的典型文本。 三郎与雪梅的婚约被迫取消后,三郎“出家皈命佛陀,达磨,僧迦,用息彼美见爱之心,使彼美享有家庭之乐”⑦苏曼殊:《断鸿零雁记》,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2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163 页。。 在雪梅病殁后,又妄图凭吊雪梅之墓。 对于静子亦是如此。 三郎固知“出家与合婚二事,直相背而驰”⑧苏曼殊:《断鸿零雁记》,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2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173 页,但是面对静子的爱意仍感到“情网已张,插翼难飞”。最终三郎力遏情澜,将静子所赠凤文罗简沉诸海中,而载有绣角梨花笺的罗帕置于何处却并未交代。 三郎的两段情缘都以“逃禅”的方式告终。 “逃禅”即逃向禅宗,以禅为退路。 但是“逃禅”是否能真的解决“情”与“佛”的两难? 答案显然是不能。 如若已参透“情禅”,又何须“逃”? 既已“逃禅”,又为何仍心存余念,留下雪梅之墓与静子温香罗帕的伏笔?

《绛纱记》仍然是一个“情”“佛”之间的故事,只是苏曼殊这次对“情禅”的处理较之《断鸿零雁记》更为直露。 苏曼殊将参悟“情禅”的意图倒映到了主人公梦珠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梦珠是一个被讲述、被寻找的“缺席的在场”,他从未直接出现在文本中,直至小说结尾。 小说写梦珠“争食五香鸽子”“其人类有疯病,能食酥糖三十包”⑨苏曼殊:《绛纱记》,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2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233 页。,云居苏州滚绣坊的传闻,对应的正是苏曼殊自身的经历[10]周然在《绮兰精舍笔记》中谈及苏曼殊嗜糖轶事,曼殊病中藏食糖栗三四包,“私食禁忌之物”,疾不能愈。 柳亚子则指出曼殊嗜酒“此大误”,反倒是“糖及雪茄或牛肉是不能不预备的”(《苏和尚杂谈》)。。 梦珠真正出现在小说中时,一为谈“佛”:梦珠听罢恋人秋云家散之事,漫应曰:“夫睹貌而相悦者,人之情也;吾今学了生死大事,安能复恋恋?”[11]苏曼殊:《绛纱记》,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2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233 页。一为言“情”:秋云步至已经坐化的梦珠面前,“忽微闻风声,而梦珠肉身忽化为灰,但有绛纱在秋云手中”[12]苏曼殊:《绛纱记》,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2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239 页。。 梦珠的结局是苏曼殊理想中的“情”“佛”状态,只是这种意犹未尽的情感是否意味着真正彻悟佛法,超脱尘世? 相较于维摩诘居士与吞针的罗什,恐怕未必。

“情”与“佛”的辩难是苏曼殊穷其一生未能完成的课题,也是苏曼殊哀情的源头,“尤其是在西风东渐、法运衰颓的文化冲突语境下,佛性与人性的冲突碰撞往往造成转型时代中佛徒人格的分裂”①谭桂林:《现代佛教文学批评视域中的苏曼殊》,《文艺理论研究》2020 年第3 期。。 但也正因苏曼殊对“情”的珍视,使得作为佛门弟子的他较之正统的僧侣更具人性而非神性,更具温度也更具吸引力。 1923 年,胡适在《申报》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因“没有苏曼殊的名氏,一般年青气盛的文学家,都起了反感,竭力的在为曼殊出气。 所以这几年来,关系曼殊的论文纪载,散见于各种杂志上的很多”②郁达夫:《杂评曼殊的作品》,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4 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62 页。。 其实自1920 年起,苏曼殊的友人蔡哲夫、沈尹默等人便先后辑录并出版了《曼殊上人妙墨》《曼殊上人诗稿》等作品,至1930 年代中期,苏曼殊的小说、诗文及全集的出版已达二十余部,鲁迅称其为“曼殊热”。 这股热潮的兴起与其说是不完整的文学史引起的“反感”,不如说是源于五四一代从苏曼殊作品中汲取到的相似的情感体验。 “人们阅读苏曼殊似乎是一种对‘个人’的发现和宣泄……‘曼殊热’潜在地成为部分青年对抗工具理性的一种姿态。”③黄轶:《百年已逝,我们何以要谈苏曼殊?》,《关东学刊》2019 年第1 期。

苏曼殊对于“情”的看法是具有鲜明的个人性的。 他强调两性婚恋中“情”的力量,而非“礼”的约束,为“言情之正”赋予了“情”的意义。 在“爱”与“死”的关系上,苏曼殊将“死”视为“情”的延续与再生,以佛家轮回观念化解生死之对立,践行着“爱”与“死”的辩证法。 在近代中国“婚姻不自由”与“凭吊”的社会政治语境中,苏曼殊提供的是一套不同于哀情小说作家的情爱想象,这种差异源自他身为佛教徒的特殊性。 苏曼殊的一生始终困扰在“情”与“佛”的矛盾中,他未能像维摩诘居士、鸠摩罗什一样以参悟“情禅”的方式完成“渡己”的修行,这是苏曼殊小说的哀情之源。 “情”“佛”的两难造成了苏曼殊心灵的痛苦,但也恰恰在这一点上,苏曼殊没有走向佛的“神性”,而是回归到了身为人的“人性”中,成为后世情感共鸣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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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4-0121-09

作者简介: 安忆萱,山东财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第71 批博士后面上资助项目“近代汉译言情小说改写研究(1894-1919)”(2022M71194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