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50 年代初,美国科学家、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围绕核战防御体系建设展开了多次争论,也在美国社会引起多方关注。 科学家从技术角度提出了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与美国军方的诉求存在明显分歧。 这些分歧一方面引起美国政府对科学家忠诚程度的怀疑,另一方面也使美国社会对核战防御体系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这些讨论与苏联氢弹试验,一起促使美国政府最终确定攻防并重的核战体系。
关键词: 冷战;科学家;核战体系;国家与社会
2023 年,根据“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故事改编的电影《奥本海默》,引发了各地学术界、公众对历史和现实中“科学-政治”关系的关注。 而在冷战气氛最为浓厚的1950 年代,有关如何使用核武器,如何在核战中确保美国安全并取得胜利等有关核战防御体系建设的问题,引发了美国科学家、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的多次研究和讨论。
核战防御体系建设常属美国政府最高机密,相关研究受到档案解密进程的严重影响。 但核战防御体系又事关公共安全,在当时备受美国社会关注,科学家也多次公开表达相关主张。 因此早期关于核战防御体系的研究,可以参考大量报刊杂志。①Samuel P.Huntington,The Common Defense:Strategic Programs in 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6,pp.327-338.塞缪尔·亨廷顿此书应是最早关注到核战防御体系的研究,引用了大量报刊杂志。1960 年代以后,由美国军方资助的历史研究才逐渐披露相关档案,但其中部分档案的使用仍然不对一般研究者开放。②Thomas W.Ray,A History of the DEW Line,1946-1964,ADC Historical Study,No.31,1965;C.L.Grant,Development of Continental Air Defense to 1 September 1954,USAF Historical Division,1974;Kenneth Schaffel,The Emerging Shield:the Air Force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tinental Air Defense,1945-1960,USAir Force office of Air force History,1991;David F.Winkler,Searching the Skies:The Legacy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d War Defense Radar Program,USAF Headquarters Air Combat Command,1997;Elliott V.Converse III,Rearming for the Cold War,1945-1960,Washington,D.C.:Historical Office,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2012.笔者于2024 年暑假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查访相关档案时,有多份在官方研究中被引用的资料无法找到。 档案馆回复相关档案受美国国防部法规限制,仅供与国防部有合约关系的机构人员查看。 还有一些档案,在20 世纪80 年代曾开放给研究者使用,但到了21 世纪后又被重新加密。自1980 年代到21 世纪初,北美学术界逐渐出现依据原始档案对1950 年代美国核战防御体系历史的研究和讨论,显示出相关档案正在被解密。①David C.Elliot,“Project Vista and Nuclear Weapons in Europ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1,No.1,1986,pp.163-183;Joseph T.Jockel,No Boundaries Upstairs:Canada,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Origins of North American Air Defence,1945-1958,Vancouver,Canada:Britis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James L.Isemann,To Detect,to Deter,to Defend:The Distant Early Warning Line and Early Cold War Defense Policy,1953-1957,Ph.D.Dissertation,Kansas State University,2009;Samuel Edward Twitchell,The Incomplete Shield:The Distant Early Warning Line and the Struggle for Effective Continental Air Defense,1950-1960,MA Thesis,Iowa State University,2011.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关注美国政府内决策过程、美国-加拿大关系等高层政治议题。 个别研究关注到科学家在该时期核战体系建设中的作用。② Allan A.Needell,Science,Cold War and the American State:Lloyd V.Berkner and the Balance of Professional Ideals,New York,NY:Routledge,2000.经笔者对相关资料,特别是新近解密档案和报刊杂志的进一步挖掘,认为科学家及其主张引发的政府、社会讨论与美国核战防御体系建设之间的关联性仍然需要更系统讨论。 科学家从技术角度提出的主张,以及科学家出于社会责任在美国社会中对自己主张的传播,常常在科学家与政府(包括军方)、美国社会公众之间形成复杂互动。 这些互动与重要的历史事件一起,成为美国政府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科学家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称为“物理学家的战争”。③ David Kaiser,Quantum Legacies:Dispatches from an Uncertain World,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20,p.72. 二战后,大量的政府研发资金涌入美国多所知名高校。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国防部武器系统评估组(The Weapons Systems Evaluation Group)组织了包括加州理工学院查尔斯·劳里岑(Charles Lauritsen)、贝尔实验室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爱德华·鲍尔斯(Edward Bowles)等科学家在内的考察团,赴朝鲜战场考察,希望科学家能够利用其科技才能帮助美军在朝鲜战场上解决现实问题。 考察团在朝鲜发现,在一些前线地带,美军部队甚至因后勤和支援问题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况。 考察团成员当时就认为,前线美军需要更多、更精准的空中火力和后勤支援,“科学和技术可以提供实际帮助”。④James M.Gavin,War and Peace in the Space Age,New York,NY:Harper&Brothers,pp.129-131.而在冷战背景之下,美军预估,一旦苏联进攻欧洲,刚成立的北约既缺乏高效组织体系,也缺乏相应武力,欧洲战场必定也会面临相似问题。于是美国军方就希望利用科学技术帮助美军打赢有限战争,并提升欧洲防御能力。 由于加州理工学院在火箭技术和核物理方面的专业优势,军方最终委托加州理工学院进行研究。⑤ David C.Elliot,“Project Vista and Nuclear Weapons in Europ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1,No.1,1986,pp.163-183.该文对军方在筛选合作大学和与加州理工就委托研究问题的交涉做了清晰梳理。
不过,时任加州理工学院校长的李·杜布里奇(Lee A.DuBridge)并不认为研究型大学要与军方保持密切关系。 他还曾经呼吁,“当科学仅仅只能依赖从武器研发桌面上掉下来的面包屑存在时——科学注定会失败,即便这些面包屑本身含有足够营养”。⑥ Paul Forman,“Behind Quantum Electronics:National Security as Basis for Physical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1940-1960,”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Vol.18,No.1,1987,p.185.但是,随着冷战共识的形成,杜布里奇发现加州理工已难以独善其身,只能尽量在服务国家和维护大学自由之间进行平衡。 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些教职工认为在校内设立军方保密项目会影响大学的学术自由。 因此,最终维斯塔项目设立在加州理工学院校外的维斯塔·阿罗约酒店(Vista del Arroyo Hotel),项目的起名也从该酒店的名字而来。⑦W.Patrick McCray,“Project Vista,Caltech,and the Dilemmas of Lee DuBridge,”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Vol.34,No.2,2004,pp.339-370.
1951 年4 月,加州理工学院与美国军方签订了研究合同。 之后,杜布里奇与维斯塔项目的科学主任威廉·富勒(William Fowler)开始招募愿意“为国服务”的科学家。 最终,包括劳埃德·伯克纳(Lloyd Berkner)、恩里克·费米(Enrico Fermi)等一大批知名科学家齐聚维斯塔项目,专业覆盖了核物理、火箭研发等多个与火箭发射、欧洲防务相关的领域。① W.Patrick McCray,“Project Vista,Caltech,and the Dilemmas of Lee DuBridge,”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pp.357-358.当时因氢弹研发问题的言论引发美国军方反感的罗伯特·奥本海默,也受邀参与。 最终,维斯塔项目总共吸收了120 多名参与者。② Elliott V.Converse III,Rearming for the Cold War,1945-1960,Washington,D.C.:Historical Office,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2012,p.162.美国的海陆空三军都在维斯塔项目所在地设立全职联络官,试图影响项目研究的方向。③ W.Patrick McCray,“Project Vista,Caltech,and the Dilemmas of Lee DuBridge,”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p.358.
美国军方希望加州理工学院在火箭研发和核物理方面的优势可以为其所用。 但是,杜布里奇、富勒这些科学家并非狂热的大武器拥趸。 他们与奥本海默、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科南特等著名科学家一样,对大型核武器有警惕,反对发展战略性核武器,提倡核武器的小型化和战术应用,将战争限制在战场之内,尽量使战争减少或避免次生灾害。 还在与军方就研究项目进行沟通的阶段,杜布里奇就表示:“(我们)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们……对战略空军问题没有那么感兴趣,但是战术空军问题,尤其是对地面部队的紧急支援,则几乎完全符合我们的兴趣。 同事们倾向于更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④David C.Elliot,“Project Vista and Nuclear Weapons in Europe,”p.165.因此,维斯塔项目注定与当时美国军方产生分歧。
二战后,美国军方强调核武器的战略价值,特别是主张在战时对敌方城市和人口密集区的战略轰炸。 在奥本海默等人看来,轰炸民用目标是不道德的,且该做法也不能确保美军在战场上获胜。 1948年美国在核试验中验证了核武器小型化的可行性,杜鲁门政府又期望在面临未来苏联对欧洲的进攻时,更多倚重核武器。 因此,有道德顾虑的科学家们开始推动战术核武器的研究,同时也开始向美国军方推销战术核武器能够帮助美军在战场上获得胜利的观点。⑤ Matthew Evangelista,Innovation and the Arms Race:H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Develop New Military Technologi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pp.82-98.维斯塔项目也就成为杜布里奇、奥本海默等人进一步推广科学家针对核武器使用观点的又一契机。 1951 年12 月,维斯塔项目各组都基本形成了初步结论。 维斯塔项目报告第五章是关于核武器的部分,该部分由奥本海默协助起草。 该部分建议将美国现有核储备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划给战略空军司令部,作战略性使用;一部分用于欧洲战术防御,作战术性使用,成立战术核空军(Tactical Atomic Air Force);还有一部分作为储备,用于研发氢弹。⑥ 目前无法找到维斯塔项目报告全文,不过David C.Elliot 的文章对维斯塔项目报告全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提炼。 结合目前已解密的部分档案,本文主要关注报告中核武器如何使用的内容。 David C.Elliot,“Project Vista and Nuclear Weapons in Europe,”pp.169-174;Epitome of the summary of the final report of project Vista,“A Study of Ground and Air Tactical Warfare,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Defense of Western Europe,”White House,Feb 12,1952,U. 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USDDOL),CK2349069925;“Project VISTA,Established Jointly by the U.S.Army,Navy and Air Force,Conducts a Broad Study of the Problems of Ground and Air Tactical Warfare,”Department of Defense,Aug 24,1951,USDDOL,CK2349209996.这些主张如被采纳,将明显占用空军主推的战略性核武器的资源,也将分散美国当时已准备研发氢弹的资源。 而空军也是力推研发氢弹等战略武器的部门。
得知维斯塔项目的内容,特别是奥本海默的主张后,美国空军非常恼火。 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成员沃尔特·惠特曼(Walter Whitman)在1954 年的奥本海默听证会上回忆了当时美国空军的态度,“他们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在战术上展示核武器的效果会对战略空军产生不利影响,而战略空军及其击退苏联的任务就会受到影响”。⑦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In the Matter Of J.Robert Oppenheimer:Classified Testimony ofDr.Walter G.Whitman,Publication Date:Apr 22,1954,Declassification Date:Aug 24,20092024 年 7 月 6 日。实际上,在1951 年底,空军部长托马斯·芬莱特(Thomas Finletter)已经下令不再邀请奥本海默做空军研究的顾问,也不能让奥本海默接触空军的机密信息。⑧Herbert F.York,The Advisors:Oppenheimer,Teller,and the Superbomb,San Francisco,CA:W.H.Freeman and Company,1976,p.139.因此,芬莱特派出时任空军首席科学家的戴维·格里戈斯(David T.Griggs)向杜布里奇等人表示维斯塔项目关于核武器的观点引发了“空军的暴怒”。① W.Patrick McCray,“Project Vista,Caltech,and the Dilemmas of Lee DuBridge,”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p.362.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取军方后续的支持。 杜布里奇、惠特曼、劳里岑与奥本海默等人专赴欧洲,向美军驻防欧洲的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和劳里斯·诺斯塔德(Lauris Norstad)汇报项目结论。 按照杜布里奇后来的回忆,艾森豪威尔对维斯塔项目的建议是很感兴趣的。②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Record of Deletions,”p. 80,Declassification Date:April 23,2014,2024 年 7 月 6 日;In the Matter of J.Robert Oppenheimer,Oppenheimer Hearings Transcripts,Publication Date:1954 Apr 12,Declassification Date:2014 Aug 23,2024 年 7 月 6 日。但当1952 年2 月,维斯塔项目组到华盛顿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高层官员做汇报时,军方强烈反对。 最终,维斯塔项目报告被下令封存。 一直到1980 年才解密,不过到了21 世纪,该项目报告又被重新加密。③ 作者通过邮件联系美国圣巴巴拉加州大学W.Patrick McCray 教授,获知此报告相关情况。 这也是学界对维斯塔项目研究较少的原因。
在1952 年,美国国会还在寻求核武器研发项目扩张的同时削减军费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空军非常反对一份提出要修正二战以来主导空军战略武器发展的“大轰炸机思维”的报告。 曾因报道二战获普利策奖、战后长期担任《纽约时报》军事编辑的汉森·鲍德温(Hansen W.Baldwin),也在密切关注科学家的研究。 6 月5 日,他详细报道了维斯塔项目的主要结论及其在军方引起的争议。 他认为维斯塔项目报告是对空军“大轰炸机思维”的“精准打击(definite blow)”。 一些批评维斯塔项目的国防部官员贬称该项目为“不务实际的科学家(Long-haired scientists)的理论和研究”。④ Hanson W.Baldwin,“Experts Urge Tactical Air Might;Score Stress on Big Atom Bomber,”New York Times,June 5,1952,p.13.特别是奥本海默的参与,令美国空军相当恼火。 1953 年,空军预备役官员查尔斯·墨菲(Charles J.V.Murphy)以匿名的方式在《财富(Fortune)》杂志发表文章攻击奥本海默。 该文声称:“奥本海默将维斯塔项目变成了一个重绘美国战略的活动”,该活动包含一种“含蓄的暗示”,即暗示空军所追求的战略核武器理论是“基于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 在空军看来,奥本海默等人提出的战术核武器与地面部队结合来防御苏联进攻欧洲的方式,就是在“解除这个国家最强大的武器”。 而针对维斯塔项目报告中提出的如果美国不使用战略核武器,苏联也可能投桃报李不轰炸欧洲和美国城市,从而将“战争带回战场”,并促成美苏两国的克制,为核裁军创造条件,空军部长芬莱特更是认为,“更大的不道德行为,就是美国在世界裁军条件仍然不存在的情况下放弃其最强大的武器”。⑤Charles V.Murphy,“The Hidden Struggle for the H-bomb,”Fortune,May 1953,pp.109-110,230.
1954 年,原子能委员会组织了对奥本海默的听证会。 除了氢弹研发问题,维斯塔项目也是听证会的主要内容。 维斯塔项目的负责人和参与者被仔细质询。 其中,戴维·格里戈斯的证言极具杀伤力。他在听证会上认为:“(让美国总统宣布不首先使用战略核空力量打击敌方城市的建议)一旦在当时被美国采用,是非常危险的……它将使我们丧失美国相对于苏联的优势……一旦被采用,该建议将极大限制我们的行动自由,并在欧洲被侵略时产生灾难性的影响。”⑥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Record of Deletions,p. 99;In the Matter of J. Robert Oppenheimer,Oppenheimer Hearings Transcripts,Publication Date:1954 Apr 12,Declassification Date:2014 Aug 23,2024 年 7 月 6 日。格里戈斯还认为,将核储备分为三部分的建议,也将限制美国空军的行动自由,特别是将“消减战略空军的能力”。⑦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Record of Deletions,p.100.在1954 年的听证会记录中,上述的观点都被加密,直到2014 年才解密。 维斯塔项目的负责人杜布里奇也被仔细质询,但他认为,不能因为观点不同就被认为是对国家缺乏忠诚和威胁国家利益,“在这种新技术领域,观点的不同,观点的交流是必须的、不可避免的和值得做的。 将此过程中的任何观点或声明的不同视为缺乏对美国的诚实和忠诚的证据,是毫无道理的”。①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In the Matter Of J.Robert Oppenheimer:Classified Testimony of Dr.Lee Alvin DuBridge,Publication Date:1954 Aug 22,Declassification Date:2009 Aug 20,2024 年 7 月 6 日。
二战时立下赫赫战功、战后推动利用空运方式快速部署机械化部队作战的陆军中将詹姆斯·嘉文(James Gavin)就很支持维斯塔项目的主张。 他还对维斯塔项目报告最后的命运感到惋惜。②James M.Gavin,War and Peace in the Space Age,pp.133-135.尽管由于空军的反对,维斯塔项目没有被批准和公开,但可以认为美国在欧洲的防御体系建设,部分吸收了维斯塔项目的观点。 后来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回忆称,到1953 年,已有相当数量的战术核武器开始在欧洲部署。③David C.Elliot,“Project Vista and Nuclear Weapons in Europe,”pp.177-178.
苏联成功研发原子弹促使美国重视大陆防御问题。 1950 年,空军请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乔治·维勒(George Valley)研究美国防御能力的提升问题。 维勒的研究认为,美国当时的防空效率只有10%,但将先进技术特别是数字计算机应用在防空上,美国的防御能力会有很大提升。④ David F.Winkler,Searching the Skies:The Legacy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d War Defense Radar Program,USAF Headquarters Air Combat Command,1997,pp.24-25;Allan A.Needell,Science,Cold War and the American State:Lloyd V.Berkner and the Balance of Professional Ideals,p.202.但得知维勒的研究后,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Hoyt S.Vandenberg)仍强调进攻力量具有压倒性优势地位。⑤ Hoyt S.Vandenberg,“The Truth about Our Air Power,”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Feb 17,1951,pp.20-21,100-102,104.尽管如此,时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的詹姆斯·基里安还是积极争取到美国空陆海三军共同资助,设立了查尔斯项目(Project Charles)。⑥ Jack S.Goldstein,A Different Sort of Time,Life of Jerrold Zacharias,Cambridge,MA:MIT Press,1992,pp.113-114;Kenneth Schaffel,The Emerging Shield:the Air Force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tinental Air Defense,1945-1960,p.145.
查尔斯项目的研究认为,“高速电子计算机将在防空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晶体管在电子领域的革命将为航空器和武器控制领域带来新的可能性”,因此,科学家建议美国政府设立实验室,研究基于计算机的早期预警系统。⑦ MIT Problems of Air Defense,Final Report of Project Charles,Volume Iof Three Volumes,August1,1951,Contract No.DA36-039sc-5450,pp. vi,xvii-xxxii.pdf,2024 年 7 月 6 日。1951 年9 月,美国空军支持麻省理工学院设立了防空研究机构“林肯实验室”。该实验室被称为“防空领域的曼哈顿工程”。⑧Samuel P.Huntington,The Common Defense:Strategic Programs in National Politics,p.329.科学家也研究了大陆防御的民防问题。 由劳埃德·伯克纳领衔的联合大学集团(Associated Universities Inc)争取到美国政府资助,组成东河项目(Project East River)研究民防问题。⑨ Allan A.Needell,Science,Cold War and the American State:Lloyd V.Berkner and the Balance of Professional Ideals,p.211.国内学界有关东河项目的研究,参见蒋华杰:《杜鲁门政府的民防政策探析》,《世界历史》2013 年第2 期。东河项目报告认为军事措施是民防系统效率提升的先决因素。⑩Associated Universities,Inc.,General Report,Part Iof the Report of Project East River,October 1952,p.46. 伯克纳认为,“能找到办法给我们留有4—6 小时的预警时间……不然,我们还不如放弃任何军事或者民事的防御”。⑪James L.Isemann,To Detect,to Deter,to Defend:the Distant Early Warning Line and Early Cold War Defense Policy,1953-1957,Ph.D.Dissertation,Kansas State University,2009,pp.85-86. 查尔斯计划、东河项目都认为大陆防御系统亟需提升。
1952 年4 月初,东河项目的初步报告被提交给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报告认为:“必须建立完全的防空系统……民防系统只需要应对通过防空系统的漏网之鱼。”洛维特直斥东河项目“幼稚”,并认为美国的防空系统根本达不到那么高的防御效率,要求东河项目重新研究。①Kenneth Schaffel,The Emerging Shield:the Air Force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tinental Air Defense,1945-1960,p.172.实际上,1952 年春天,美国空军已经意识到既有防御系统在运行时存在缺陷。②David F.Winkler,Searching the Skies:the Legacy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d War Defense Radar Program,p.26.
此时,著名政治事务记者阿尔索普兄弟(Joseph and Stewart Alsop)密切关注大陆防御问题。 约瑟夫·阿尔索普和斯图尔特·阿尔索普与美国政府高层多位政要保持密切关系,能够获取决策圈的多种情报,从而使其报道吸引了美国上千万的读者,在美国社会有较大影响力。③ Gregg Herken,The Georgetown Set:Friends and Rivals in Cold War Washington,New York,NY:Knopf,2014,pp.31,237.阿尔索普兄弟认为美国离建立有效的防御还很远。④Joseph and Stewart Alsop,“No Air Defense,”The Washington Post,May 5,1952,p.8他们强调“从理论上我们是可以做到”完全防御美国被攻击,“但我们现在没有做”。 因此,阿尔索普兄弟呼吁总体国防预算的最大部分应该划给防空体系建设,“这是很紧急的事务”。 阿尔索普兄弟还警告,“如果这一重要问题不被妥善面对,当危险突然降临……那些拒绝面对这一问题的人将要承担难以忍受的责罚”。⑤Joseph and Stewart Alsop,“Air Defense Ignored in Political Shuffle,”The Washington Post,May 9,1952.p.25.这些报道明显支持科学家的结论,并将科学家与美国空军之间的观点分歧公开化了。
军方的态度并未实质影响科学家通过技术建设防御体系的热情。 参与过查尔斯项目的一些科学家认为新兴技术在构建美国的“铁甲式”防御上应有更大作为。⑥ Richiard F.McMullen,The Birth of SAGE,1951-1958,ADC Command Historical Studies No.33,undated,p.6;Jack S.Goldstein,A Different Sort of Time,Life of Jerrold Zacharias,p.119.伯克纳认为美国已经不能“再视核进攻能力为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石”。⑦ Allan A.Needell,Science,Cold Warand the American State:Lloyd V.Berkner and the Balance of Professional Ideals,pp.223-225.于是,1952 年夏,林肯实验室又召集了包括奥本海默、杰罗德·扎卡莱亚斯(Jerrold Zacharias)、伊西多·拉比(Isidor Rabi)和查尔斯·劳里岑等科学家组成夏季研究组(The Summer Study Group)。
夏季研究组预计,苏联到1954 年年底将有足够的原子弹威胁美国。⑧Kenneth Schaffel,The Emerging Shield:the Air Force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tinental Air Defense,1945-1960,p.176.如果苏联成功向美国发射洲际导弹,将会使美国受到严重打击,而美国“却没有应对此类攻击的防御能力”。⑨ Samuel Edward Twitchell,The Incomplete Shield:The Distant Early Warning Line and the Struggle for Effective Continental Air Defense,1950-1960,p.23.研究组认为,先进技术将成倍提高美国的防御效率。⑩Samuel P.Huntington,The Common Defense:Strategic Programs in National Politics,p.329. 因此,夏季研究组推荐建设远程预警系统(Distant Early Warning System)。 从功能上来说,该系统要为美国的拦截力量和防空力量进入警戒状态提供3—6 小时的预警时间。 “建立一个由两条或者更多条警戒线组成的警戒区……其中最远的警戒线应该距离我们边界2000 英里或者更远,提供3—6 小时的预警。 这种远距离预警区是所有有效的军事和民防措施的基础。”⑪ Samuel Edward Twitchell,The Incomplete Shield:The Distant Early Warning Line and the Struggle for Effective Continental Air Defense,1950-1960,p.24.研究组设想的预警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在距离美国北部边界2000 英里建立雷达警戒线,称为远程预警区(DEW zone)。 这些区域使用自动信号处理装置可以降低补给需求。 研究组建议最好是1953 年春开始建立远程预警区。⑫ Samuel Edward Twitchell,The Incomplete Shield:The Distant Early Warning Line and the Struggle for Effective Continental Air Defense,1950-1960,p.26. 据估计,一个成体系的北美大陆预警系统的建设费用大概在160亿—200 亿美元。⑬Joseph and Stewart Alsop,“16-Billion-Dollar Addition to Air Defense Considered:Urgent Air Defense Considered,”The Washington Post,Mar 16,1953,p.1.
夏季研究组从一开始就引起美国军方特别是空军的怀疑。 1952 年6 月,空军首席科学家格里戈斯向美国空军参谋长汇报了他的观察。 格里戈斯听说拉比在刚开始讨论时就表示“为和平工作要比为生产氢弹工作更加重要……提供足够的防空更重要”,而劳里岑也曾说过“热核武器实验与我们最佳利益相悖”。 这些言论显然使他极度不安。 特别是在了解到夏季研究组“似乎要削减我们的战略空军从而增强防空力量”,甚至要“建议放弃战略空军”之后,格里戈斯向基里安表示,希望研究组的结论保持在必要的界限之内。① David T.Griggs,“Memo for Record,Subject,Lincoln Summer Study,”June 9,1952,Folder 000.4 Top Secret,Box No.11,Office of the Chief of Staff,Special Assistant to Chief of Staff Decimal File,1952,RG 341,NARA II.
这种怀疑再次导致科学家与空军之间出现分歧。 空军认为,远程预警系统会导致“马奇诺防线”心态,也就是“诱使美国陷入虚假安全感的自满情绪之中”。②Kenneth Schaffel,The Emerging Shield:the Air Force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tinental Air Defense,1945-1960,p.176.并且,建设远程预警系统会影响到建设战略空军的预算。③ Allan A.Needell,Science,Cold Warand the American State:Lloyd V.Berkner and the Balance of Professional Ideals,p.232;ThomasW.Ray,A History of the DEW Line,1946-1964,p.9.除此之外,空军认为现有技术不成熟。④ Alfred Goldberg,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1907-1957,Princeton,NJ:D.Van Nostrand Company,Inc.,1972,p.135.而夏季研究组在报告中认为空军领导层过于依赖单一武器或武器系统。“马奇诺防线心态,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在军事中‘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心态……近些年军方……继续依赖报复性力量形成我们的唯一防御手段,代表着一种危险的马奇诺防线心态的发展。”⑤Kenneth Schaffel,The Emerging Shield:the Air Force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tinental Air Defense,1945-1960,p.176.
这些分歧使空军和国防部都不愿批准夏季研究报告。 但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主任保罗·尼采(Paul Nitze)和关注民防问题的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主席杰克·格利(Jack Gorrie)都比较重视夏季研究组的结论。⑥ Joseph T.Jockel,No Boundaries Upstairs:Canada,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Origins of North American Air Defence,1945-1958,p. 18;Allan A.Needell,Science,Cold War and the American State:Lloyd V.Berkner and the Balance of Professional Ideals,p.233.格利和尼采先后在两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提出了迅速建设远程预警系统的建议。⑦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of Discussion at the 123rd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Wednesday,Sept.24,1952,”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after cited as FRUS),Vol.2,pt.1,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4,pp.136-139;“Possibility ofan Improved Continental Early Warning System,”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Oct 13,1952,USDDOL,CK2349195950;“Paper Drafted by Paul H. Nitze and Carlton Savage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November 11,1952,FRUS,Vol.2,pt.1,pp.182-184.但空军仍认为应进行技术验证。⑧ “Posi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DOD)Regarding Early Air Defense Warning Systems for the Continental U.S.,”Department of Defense,Oct 13,1952,USDDOL,CK2349679175.同时,国防部长洛维特请贝尔电话实验室总裁莫文·凯利(Mervin J.Kelly)组建专门委员会,再次论证。⑨ Samuel P.Huntington,The Common Defense:Strategic Programs in National Politics,p. 331;“New Board to Map Atomic Defense Plan,”New York Times,Jan 1,1953,p.15.1952 年底,杜鲁门签署NSC-139 号文件决定推动远程预警系统的建设。 军方以凯利委员会研究还没完成为由,反对将NSC-139 文件向其他机构公开。⑩ Allan A.Needell,Science,Cold Warand the American State:Lloyd V.Berknerand the Balance of Professional Ideals,p.237;C.L.Grant,Development of Continental Air Defense to 1 September1954,p.64.1953年2 月,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在确保“不使国家破产”的前提下制定“理性和得体的国防政策”。⑪ “Memorandum by Carlton Savage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Continental Defense,”February 10,1953,FRUS,Vol.2,pt.1,pp.231-23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Carton Savage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February 11,1953,FRUS,Vol. 2,pt. 1,pp. 234-235;“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31st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February 11,1953,FRUS,Vol.2,pt.1,p.236.花费巨大的远程预警系统也需要被重新评估。
阿尔索普兄弟很快就通过专栏向美国公众介绍夏季研究组的主张和美国政府的决策进展。 3 月16日,阿尔索普兄弟认为,控制政府预算以避免经济通胀和投入防务经费以避免“共和国的最终毁灭”的问题是不可相提并论的。⑫Joseph and Stewart Alsop,“Eisenhower Reported Studying MYM16,000,000,000 Air-Defense Plan:Top Scientists Give 2 Years to Build Against Devastating Atomic Attack by Russia,”The Sun,March 16,1953,pp.1-2;Joseph and Stewart Alsop,“Eisenhower Warned of Danger of Atom Bomb Attack,”New York Herald Tribune,March 16,1953,pp.1,17.3 月18 日,他们继续表示夏季研究报告提出的“有效防御”和东河项目提出的民防体系建设都很重要,并预见“不出两年,这个国家将完全暴露(Lie Naked),遭受苏联核武器的摧毁性打击”。① Joseph and Stewart Alsop,“Costof Civil Defense:War’s Grim Arithmetic AddsMYM6 Billion to Sums Under Study,”New York Herald Tribune,Mar 18,1953,pp.1,25.阿尔索普兄弟的文章“激起了全美讨论”。② “Rethinking The Problem of Defense Against Atomic Attack,”The Sun,March 22,1953,p.18.3 月21 日,《星球六晚间邮报》又刊发了斯图尔特·阿尔索普与曾参加过曼哈顿工程的物理学家拉尔夫·拉普(Ralph E.Lapp)合作撰写的文章。该文认为,只要美国政府按照夏季研究组的推荐建设一套预警系统,将使“美国针对苏联核进攻的防御效率提升至85%,甚至95%”。 远程预警系统肯定会使苏联人“在冒着投入大量资金在核武器和战略轰炸机的风险之前,犹豫很长时间”。③ Ralph E.Lapp and Stewart Alsop,“We Can Smash the Red A-bombers,”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March 21,1953,pp.19-21,82-83,86.一直到1953 年8 月,阿尔索普兄弟都在呼吁美国政府关注防御系统。④ Leann Grabavoy Almquist,Joseph Alsop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Journalist as Advocate,Lanham,MA: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3,p.76.
不过,与阿尔索普兄弟针锋相对的也大有人在。 其中就有著名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李普曼是最早用“冷战”一词概括二战后世界局势的人。 在《纽约先驱导报》和《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中,李普曼认为“只要美国的进攻力量保持强大到可以多次深入打击苏联境内的程度”,“进攻端武力本身”将成为美国和盟友的“主要防御手段”。⑤ Walter Lippmann,“Hokkaido:Test of A Commitment,”New York Herald Tribune,Jan 27,1953,p. 21;The Washington Post,Jan 27,1953,p.13.由美国空军协会主办的《空军》杂志引用该观点来证明进攻端力量建设的重要性。⑥ “‘Almost’is Not Enough,”Air Force:the Magazine of American Airpower,March,1953,pp.25-29.同时,空军少将戈登·萨维莱(Gordon P.Saville)撰文认为防空系统永远无法成功阻止攻击:“对共产主义最好的威慑是B-36 洲际轰炸机。”⑦ Gordon P.Saville,“The Air Defense Dilemma,”Air Force:the Magazine of American Airpower,March,1953,pp.30-33,61.汉森·鲍德温也认为“防御能力的增强只是暂时的”。 更进一步,鲍德温认为“防御不能赢得战争”,最重要的是技术进展要“提供能够威慑敌人进攻的武力”。⑧ Hansen W.Baldwin,“What Kind of Defense in the Atomic Age?”New York Times,May 17,1953,pp. SM7,34,37,39.一个多月之后,鲍德温又对包括维斯塔项目、东河项目以及林肯夏季研究项目中科学家的参与进行了评论。 他认为,科学家的情感和他们接受的有限的物理科学的训练“并不总能为判断一个社会科学隐性因素起主导作用的领域,提供最佳的背景知识”。 同时,鲍德温还认为战争“本质上是艺术的,是超越科学的”,战争的问题“并不能由商业计算机或数学方程式解决”。⑨ Hansen W.Baldwin,“Problem of Air Defense:Danger Faced and Methods of Combating It are the Subjects of Many Studies,”New York Times,Jun 26,1953,p.6.
可见,1953 年夏天,美国社会关于北美防御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 一旦科学家认为新兴科学技术可以帮助提高美国人的安全感,自然会引发美国公众的支持。 但对于反对迅速建设远程预警系统的美国军方来说,这种关注和支持是十分危险的。
于是,媒体报道中呈现出的空军与科学家之间的观点分歧,很快就被放大成为事关国家安全的政治舆论斗争。 查尔斯·墨菲在《财富》杂志的文章将包括奥本海默在内的参与夏季研究项目的四位科学家称为ZORC 小组。⑩ ZORC 分别取自四位科学家姓氏的首字母:Z 指代杰罗德·扎卡莱亚斯,O 指代奥本海默,R 指代拉比,C 指代劳里岑。 在他看来,ZORC 小组的目标就是为了“证明近乎完美的防空体系的可行性;一个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可以削弱‘威慑-报复’观点的可信性;一个可以成为堡垒的国家将不需要进攻性的核武器”。 墨菲还认为,伯克纳是“奥本海默的门徒”,正是因他也认为“一个近乎无漏洞的防御是可行的”,ZORC 小组才“邀请他参加”夏季研究组。⑪Charles V.Murphy,“The Hidden Struggle for the H-bomb,”Fortune,May 1953,pp.110,230. 这篇文章,以一种极其简化和扭曲的方式将科学家的观点与空军的主张完全对立。 实际上,文章对夏季研究组的叙述存在严重失实。 在文章的结尾,墨菲认为科学家讨论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对战争计划的执行不承担任何责任”。①Charles V.Murphy,“The Hidden Struggle for the H-bomb,”p.230.
这篇文章引发了科学家的激愤。 负责管理林肯实验室的基里安看到文章后,向美国空军领导层表示对墨菲的文章“非常不满”,“感到”该文章“得到空军支持”,是用来“抵消阿尔索普有关防空的公开报道”的,并且认为该文章是在对科学家进行有针对性的“影射”。 空军参谋长特别助理彼得·申克(Peter J.Schenk)专程向基里安澄清,空军并未支持墨菲观点,以此试图消除误会。 之后,申克承诺会由美国空军最高层出具一份声明,由基里安用来“平息由墨菲的文章在科学家之中引起的激愤”,还向基里安通报“空军正在调查阿尔索普文章的泄密情况”。②Peter J.Schenk,“Memorandum for Mr.Gardner,Subject:Fortune Article‘the Hidden Struggle for the H-Bomb’,”May 7,1953,Folder:360.11 Atomic Energy Program “H”Bomb,Box No.20,RG 341,NARA II.这就说明,空军尽管对夏季研究项目建议的迅速建设远程预警系统仍有保留意见,但也不希望军方和政府内部正在讨论的问题引起美国社会的过多关注和讨论。 而其根源,就在于阿尔索普兄弟等记者利用其自己在决策圈的人脉获知了美国政府正在论证的政策问题,并将其公开报道,进而引发了进一步扭曲和渲染。 这既让科学家面临无端指责,也放大了空军与科学家之间的分歧,影响到政府决策的论证过程。
就在美国朝野密切关注北美大陆防御政策之时,凯利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大陆防御问题的研究报告。该委员会不仅吸收了林肯夏季研究、东河项目等科学家主导的研究,还实地调研了美国三军以及中央情报局等部门。 凯利委员会既认为“强有力的进攻能力是总体防御体系的关键和主要部份……(进攻能力)的继续发展和进步对提升大陆防御的效率至关重要”,也认为“必须建立比现有项目好得多的防空系统……无论是为了保护生命和财产,还是为了其威慑价值,建立足够强大的防空系统的努力都必须比现在更大、更彻底和更高效”。③AH Hoc Study Group on Continental Defense,“A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11,1953,pp.1-2,Folder:CCS 373.24 U.S.(9-8-49)B.P.Pt.2,“Temporary Folder,”Box No.56,RG 218,NARA II.因此,在凯利委员会看来,美国大陆防御体系要攻防并重,从而让“苏联和自由世界清楚地意识到”,美国既有强大的“快速报复和持续战争的能力”,同时这些能力“又受到保护”。④AH Hoc Study Group on Continental Defense,“A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1953,p.1.这是凯利委员会提出的最重要论断,可以称之为“双重威慑”。⑤AH Hoc Study Group on Continental Defense,“A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1953,p.11.
凯利委员会认为夏季研究组提出的在北极圈附近建立远程预警防线(DEW Line)是合理的。 由于相关预警设备还在进行测试,凯利委员会认为可以先与加拿大在北纬54 度研究设立雷达“篱笆”开始,但也认为“将预警网络推到距离美国边境越远越好”,因为这样可以“增加预警的时间,提升侦测系统的可靠性”。⑥AH Hoc Study Group on Continental Defense,“A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1953,p.18.而在民防问题上,凯利委员会认为民防体系要取得成效的关键前提就是“预警系统”。 “在战争中,美国的伤亡将由于预警时间的增加而降低。”⑦AH Hoc Study Group on Continental Defense,“A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1953,pp.22-23.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任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Wilson)在收到凯利委员会报告后,组建了由退休的陆军中将哈罗德·布尔(Harold R.Bull)负责,包括政府多部门代表在内的委员会,对凯利委员会的研究进行审查,并就大陆防御建设可能需要的成本进行估算。⑧Kenneth Schaffel,The Emerging Shield:the Air Force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tinental Air Defense,1945-1960,p.190.
艾森豪威尔政府之所以在北美大陆防御问题上迟迟不下决断,主要原因依旧是预算平衡问题。 但此时,凯利委员会报告的结论已由美国报媒获知,这又引起美国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由于凯利委员会强调攻防并重,很多媒体报道和评论都能从凯利委员会报告中找到支持自己的观点。
首先仍然是阿尔索普兄弟对凯利委员会进行评论。 阿尔索普兄弟在专栏中多次催促美国政府加强防御体系建设。 他们认为凯利委员会的建议是中肯的,“我们的防空军队构成……大都是不够的、非常过时的”。 阿尔索普兄弟观察到艾森豪威尔政府似乎正在“将优先性转移到诸如平衡预算、减税等其他问题上”,国防部长威尔逊似乎也未“遵守足够的合理的美国防御具有首要优先性的规则”。 因此,阿尔索普兄弟认为,之前的麻省理工夏季研究“被批评为投入过大(目标不切实际)、极其理论化”,而凯利委员会是由前任国防部长洛维特组建的,试图对防务问题进行“精明冷静和切合实际的评估”,故此凯利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就“不能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而被漠然视之”,更何况,凯利委员会并不偏激,“并未催促在还未完全证明有效的设备上迅速花费大量资金,但的确催促要迅速开始以已完全证明有效的设备为基础,建立有效的防空系统”。 阿尔索普兄弟进一步认为,必须设计和建立一个“新的曼哈顿工程,从而建设和完善本国需要的防空体系”。①Joseph and Stewart Alsop,“Matter of Fact:Importance of the Kelly Report,”The Washington Post,May 13,1953,p.15;Joseph and Stewart Alsop,“Matter of Fact:the Test of Wilson,”The Washington Post,May 29,1953,p.13.汉森·鲍德温则从相反的角度评论凯利委员会报告,“报告正确地强调了防御核攻击的第一条线就是‘继续发展强有力的美国核进攻能力’”。 鲍德温借此强化了自己的看法,“阻止炸弹落到美国城市头上的最有把握的途径就是在那些炸弹离开他们的基地之前,摧毁它们……能够打击敌人的核设施和储备,特别是敌人机场和潜艇基地的进攻性空中力量是明智的防空体系的首要因素”。②Hanson W.Baldwin,“No Perfect Air Defense:Experts Indicate Best Curb on Attack Is Power to Destroy Foe’s Atomic Piles,”New York Times,Jun 29,1953,p.3.
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也有支持东河项目、凯利委员会的声音。 总统国际信息活动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向艾森豪威尔提交的长篇报告就吸收了东河项目、凯利委员会报告的研究,认为:“如不额外补偿美国的防空和民防能力,美国应对核攻击的脆弱性,会随着苏联攻击能力的增强而上升。”③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by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June 30,1953,FRUS,Vol.2,pt.2,pp.1804,1815.对于提升美国的大陆防御水平最为关注的莫过于奥本海默等科学家。 5 月底,奥本海默、万尼瓦尔、布什等人曾直接向艾森豪威尔面陈防御体系建设的滞后性和重要性。④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46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May 27,1953,FRUS,Vol.2,pt.2,pp.1170-1172.在看到美国政府迟迟不决之后,奥本海默在1953 年7 月刊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文章,试图继续对美国政府施压。 在文中,奥本海默提出了后来著名的“瓶中之蝎”的隐喻。他认为美苏“两个大国将处于能够终结对方文明和生命的位置……但要冒着自己生命的风险”。 对于如何应对苏联的威胁,奥本海默认为“由凯利博士领衔的小组已经研究了复杂的大陆防御的技术问题,目前有很多重要的技术进展成果还没有被运用到大陆防御领域”。 不过,“这个小组似乎受到了全面压迫和困扰,这是任何一个研究组在认真对待有关原子问题的任何部分时都会遇到的压迫”。 他认为凯利委员会报告中的建议“有多重意义”,提升美国的防御能力“可以推迟威胁的来临,可以意味着一种对苏联的‘防御威慑’,这将使苏联摧毁美国……的时间更为滞后”。⑤J.Robert Oppenheimer,“Atomic Weapons and American Policy,”Foreign Affairs,Vol.31,No.4,1953,pp.525-535.
总体而言,上述评论都引用了凯利委员会报告的不同部分,用以证明防御力量或者进攻力量的重要性。 1953 年7 月下旬,布尔委员会提交了对凯利委员会结论的审查。 与之前几项研究报告一样,布尔委员会报告也强调了苏联空中核进攻能力对美国的威胁程度以及北美防空存在的脆弱性,建议艾森豪威尔政府发起能够实质性增强北美大陆防御能力的项目。 与前述报告相比,布尔委员会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建议。⑥ “NSC-159,Report to the NSC by the Continental Defense Committee on continental defense,”July 22,1953,pp.40-41,USDDOL,CK2349217374.不过,该报告中估算的总费用十分惊人。⑦ “Details of the Estimated Cost of Major Elements of Continental Defense Programs with Respect to Civil Defense,”undated,USDDOL,CK2349679382.就在各部门还在研究布尔委员会报告的内容时,8 月12 日,苏联成功的进行了氢弹试验。这在美国社会引起高度关注和讨论。
8 月中旬,《华盛顿邮报》连续三天在头版刊登了拉尔夫·拉普的系列文章。 拉普认为,苏联氢弹实验的成功导致美国的防御政策需要改变。 夏季研究项目提出的“在轰炸机接近目标之前将其摧毁”很重要,并且,“专家们对实质性提高防空能力很有信心”。 拉普还引用奥本海默“瓶中之蝎”的隐喻,认为核竞赛与其他类型的军备竞赛在本质上有区别:“一旦对手掌握了足够多的能击败你的原子弹或氢弹,‘保持领先’就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如果国会认为解决原子困境的答案是制造更多的新型核工厂”,“只能清晰说明我们还没有正确理解原子”。① Ralph E.Lapp,“Truth About Malenkov’s H-Bomb Awaits Report:Truth About Russian H-Bomb Awaits Report,”The Washington Post,Aug 16,1953,pp.1,7.在第二篇文章中,拉普认为苏联对美国核威胁的“最真实意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敞开面对外敌攻击”,美国“必须以任何代价来防御,哪怕是以牺牲平衡预算为代价”,同时,强大的防空能力也能形成“对进攻的威慑”,这种威慑“远比我们战略空军司令部形成的威慑要强”。② Ralph E.Lapp,“ Russia’ s Atomic Capabilities Magnify U. S.Defense Needs:Reds Have Menacing Atomic Capability,”The Washington Post,Aug 17,1953,pp.1,7.在第三篇文章中,拉普也建议重视东河项目有关民防建设的建议。③ Ralph E.Lapp,“Entire Cities to Be Evacuated:Soviet H-Bomb Claim Changes U. S.Civil Defense Policy,”The Washington Post,Aug 18,1953,pp.1,9.此时恰逢拉普负责编辑《原子科学家公报》讨论美国民防政策的专刊。 在专刊社论中,拉普再次强调,即便夏季研究项目提出的大陆防御建设花费巨大且并不能确保实现“完美防御”,但也没人会寻求“乌托邦式的防御”。 然而美国过于“追求核武器的优势”,这种数量上的优势只不过是“神秘的和危险的安全幻觉”。④Ralph E.Lapp,“Eight Years Later,”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Vol.9,Issue 7,September,1953,pp.234-236.
尽管8 月21 日,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和原子能委员会对外表态美国核武器研发仍旧处于领先地位。⑤ Gerald Griffin,“U.S.Declared Leading in Atomic Progress,”The Sun,Aug 22,1953,p.1;“Cole Tells Nation U.S.will Keep Lead in Nuclear Bombs:Issues Assurances After Talk with Intelligence Agents-Strauss Warns of Peril,”New York Times,August 22,1953,pp.1,3.但美国民众不需要无意义的安抚,需要实际政策。 约瑟夫·阿尔索普认为美国政府此时的决策走向是把优先性“给了税收和预算问题,而不是国家存亡问题”,他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报告很多,行动很少(Many Reports,Little Action)”。 他甚至讽刺美国政府正在追随“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和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绝妙开拓的路线”。⑥ 鲍德温与张伯伦是1930 年代英国的两位首相,在任期间执行了对德绥靖政策。 Joseph Alsop,“Taxes and HBombs,”New York Herald Tribune,Aug 24,1953,p.13;Joseph Alsop,“Many Reports,Little Action:American Air Defense Follows Chamberlain Policy,”Daily Boston Globe,August25,1953,p.12.美国的报纸此时也出现了多个专栏,催促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相关措施。⑦ Joseph Hearst,“U.S.Must Build Defense for Long Run-Kyes,”Chicago Daily Tribune,Aug 22,1953,p.5;Walter Millis,“Arms and Men:Destruction is Not Decision,”New York Herald Tribune,Sep 2,1953,p.14;Walter Millis,“Arms and Men:Offense and Defense,I,”New York Herald Tribune,Sep 7,1953,p.10,etc.之前一直质疑科学家提出的防御体系建议的鲍德温,也表示“夸耀美国在核竞赛中领先并不能增强我们的安全……核军备已经不再确保能威慑战争(爆发),也不能确保胜利……我们面对的是在攻防之间竞赛的新阶段”。 他认为美国“特别是近期要加强大陆防御”,而“增加预警时间和重点关注民防则是首要必须的”。⑧ Hanson W.Baldwin,“Report on Atomic Race:U.S.,Russia Compared:While We are Ahead on Weapons,We Are Exposed to Dangerous Assault,”New York Times,September 6,1953,p.E5.
此时,艾森豪威尔政府压缩预算的做法也引起质疑。 众议员亨德森·兰纳姆(Henderson Lanham)公开抱怨:“这使我们最近刚做出的削减空军和民防预算的决定显得愚蠢。”⑨ Edward T.Folliard,“Russians’Explosion of H-Bomb Expected to Bolster Powerful-Defense Advocates,”The Washington Post,Aug 21,1953,p.3.关注美国防御政策的记者约翰·哈里曼(John Harriman)也观察到,“甚至在政府近期裁减防御经费的衷心支持者之中,也弥漫着越来越强烈的不安”。⑩John Harriman,“Public Becoming Uneasy over Our Defense Policy,”Daily Boston Globe,September 8,1953,p.16.
1953 年9 月24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通过NSC-159/4 号文件,确定了美国的大陆防御政策。① “NSC-159/4,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Lay),”FRUS,Vol. 2,pt. 1,pp.475-489.该文件强调必须基于“新因素”重新考虑“大陆防御”问题。 “新因素”就是“苏联迅速接近于‘原子充足’的库存,以及现在毫无疑问拥有了高质量的热核装置,表明他们掌握了独立研发技术的能力”。 文件决定“全速推进加拿大南部预警系统”,并在技术验证完成后,加拿大北部预警系统“在未来两年准备就绪”。② “Statement of Policy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September 25,1953,FRUS,Vol.2,pt.1,pp.480-483.这其实就是凯利委员会报告中的观点。 科学家经过多个项目研究所提出的主张,终于反映在美国政府的最终政策之中。 面对苏联核威胁和美国社会的不安全感,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来采取了大规模研发核武器与防御建设并重的政策,既希望大规模研发核武器提高对苏联的进攻威慑,又希望通过远程预警系统、民防体系等防御体系建设,提高美国社会安全感的同时,增强对敌的防御威慑。
1961 年,艾森豪威尔在卸任美国总统的告别演说中,除了呼吁国民警惕“军工复合体”的“不正当影响”之外,还呼吁国民同样警惕“公共政策本身可能成为科技精英的俘虏”。③ “President Dwight D.Eisenhower’s Farewell Address,”Jan 17,1961,2024 年 7 月 6 日。而恰恰是艾森豪威尔在任期间,美国政府对科学家的倚重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 核战防御体系建设的研究仅是美国政府倚重科学家的案例之一。 1950 年代初科学家通过防御项目研究提升了防御在美国整个核战体系中的地位,扭转了之前更加重视进攻端力量建设的偏向,在美国形成攻防兼备的“双重威慑”体系进程中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但科学家对核战防御体系的研究及其引发的美国政府、军方的反应,经过报纸报道和讨论,使得核战体系问题成为当时美国社会的讨论热点。
作为从技术层面提供建议的科学家,为何会卷入到这一场甚至导致自身被“猎巫”的争论之中? 从本文对科学家参与核战防御体系研究和建议的考察看来,尽管有关防御体系建设的建议大都是技术层面的讨论,但其背后都反映出科学家出于道德责任的考量。 在维斯塔项目中建议战术核武器的使用,是希望将核时代的战争限制在战场之内,避免战略性武器产生过多的不必要伤害。 战争是人类社会之癌,科学家只能在可能范围之内寻求道德出路。 而在推动美国政府加强防御建设的文章中,奥本海默提出的“瓶中之蝎”的隐喻,更是令人警醒于核大国相互摧毁的能力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影响,由此而提出加强防御体系的建设,其实也是试图抚去美国社会面临的核恐惧。 由此,科学家或主动或被动涉入进这一场出现在科学家、军方、政府及美国社会之间的争论。 在冷战反共氛围中,科学家提出无法令军方满意的看法,导致军方和美国社会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猎巫”质疑。 而将不同意见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则是冷战浪潮汹涌的美国社会政治氛围极端异化的表现。
不过,受核竞赛与冷战影响,美国政府、美国军方乃至美国社会均需要科学家帮助解决现实问题。美国政府和军方希望科学技术能够在降低资金需求的同时,确保美国能够防御来犯之敌,甚至帮助美国打赢可能发生的核大战。 美国社会则需要美国的城市、工业和人口得到安全保障。 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3 年9 月确立的美国大陆防御政策中,对科学家观点的吸收,既是国防的实际需求,也是美国社会的心理需求。
作者简介: 史宏飞,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教授,中山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核与国际事务项目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科学家与美国核政策的演变研究(1939—1972)”(19CSS021)的阶段性成果。 文中所引部分原始档案由武汉大学魏崴博士协助查找,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