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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布尔迪厄艺术场域理论的当代运用与创新

美学与美育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协办]

主持人语:

本期两篇文章,或透过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艺术场域理论的具体运用与创新模式,集中考察其中所实现的理论演进;或在细致考察分析美学代表人物纳尔逊·古德曼的符号再现理论的基础上,揭示其“反直觉”的性质。 两篇文章的话题看似互不相干,实则却有彼此的共同点:从讨论的问题来看,围绕两种有着相当影响力的当代西方理论所展开的分析和阐释,体现了中国学者在西方理论面前不断增长的反思能力。 对于这种理论能力的自觉,恰是实现中国美学“理论创新”的必要前提。 从两文的讨论指向来看,无论是从艺术场域理论的运用中看到“新的理论活力”,抑或在古德曼遭遇的批评中找寻由其“非常规”的再现理论所“激发”出来的思考,两篇文章的作者显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于“如何发现和理解理论的现实生命力”之上。 而这个“不约而同”,又或者正代表了一种理论上的反思实践的努力? (王德胜)



摘 要: 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理论在艺术社会学领域具有持久的影响。 在当代,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运用与创新,主要分为三种模式。 首先,在范围上扩展,从国家层面的艺术场域扩展到全球层面的艺术场域。 其次,在进程上细化,根据艺术创作、生产和接受等环节划分具体的进程场域。 最后,在内容上调整,将布尔迪厄艺术场域中艺术和商业的对立关系调整为并行不悖和相互配合的关系。 这些都是对布尔迪厄艺术场域理论的最新发展,赋予其新的理论活力。

关键词: 布尔迪厄;艺术场域;全球场域;过程场域

艺术场域是布尔迪厄提出的重要概念。① 尽管布尔迪厄论述的是文学场域,但却基本覆盖了文学、绘画等不同艺术领域。 根据通行的艺术定义,文学是属于艺术的一个门类。 因此,在这里我们将它称为艺术场域。在布尔迪厄看来,艺术场域由两极对立的两个次场构成,其一是追求自主性的先锋派艺术,它是有限生产的,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其二是服从他律原则的“社会艺术”或“资产阶级艺术”,它是大生产的,受到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影响。 艺术场域是颠倒的经济世界。 前者文化资本多,经济资本少,在其中占据支配地位;后者经济资本多,文化资本少,在其中处于被支配地位。 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概念提出后,在艺术社会学领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在当代,学者们从范围上对它进行扩展,从进程上对它进行划分,从内容上对它进行调整,在运用中对它进行创新,赋予它新的理论活力。

一、范围上扩展:从国家艺术场域到全球艺术场域

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主要以19 世纪的法国文学和艺术为中心。 这是一种国家层面的艺术场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开展,一种跨越国家的艺术场域开始形成。 这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

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将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理论用于研究现代作家,提出了“文学世界共和国”的理论。 在他看来,文学世界共和国是两极对立的。 其中一极具有自主性,文学资源丰富,较为古老;另一极则具有依附性,文学资源匮乏,较为新兴。 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对立局面。 每个民族国家的文学根据“与这两极中的一极的相近关系”① 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世界共和国》,罗国祥、陈新丽、赵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122 页。,会在此世界文学空间中获得定位。 由此,卡萨诺瓦运用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理论,描绘出世界文学场域的基本图景。 正如朱国华指出的:“通过卡萨诺瓦,布迪厄的理论被拓展到世界文学空间,解释了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支配与从属关系,无疑展现了布迪厄理论的内在发展潜力。”② 朱国华:《权力的文化逻辑: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6 年版,第379 页。

在卡萨诺瓦的启发下,布洛霍兹致力于激活布尔迪厄的理论,将他的艺术场域理论“从国家范围扩展到全球范围”③ Larissa Buchholz,The Global Rules of Art:The Emergence and Divisions of a Cultural World Economy,Princeton&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2,p.4.,提出一种新的全球艺术场域范式。 沿着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逻辑,布洛霍兹建构全球艺术场域的基本原则是艺术与金钱的对立。 具体而言,在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中,存在着自律的艺术端和他律的商业端。 在布洛霍兹看来,这同样是全球艺术场域的基本结构。 在她看来,在全球艺术场域中,获得商业成功的艺术并不一定会获得很高的声誉,艺术的价值赋予过程与商业的价值赋予过程并不一致。 艺术认可和商业成功之间存在对立,这恰好符合布尔迪厄对艺术场域的描述。 因此,她“扩展布尔迪厄有影响力的框架”④Larissa Buchholz,The Global Rules of Art:The Emergence and Divisions ofa Cultural World Economy,Preface,xviii.,认为全球艺术场域是由自律的艺术端和他律的商业端组成的。

在布洛霍兹看来,独立的全球艺术场域已经形成。 它发展出自身的体制、话语和评价机制。 首先,在体制层面,形成了全球体制线路,即支持人员、观念和物品跨洲流通的组织基础设施,如全球双年展和全球艺术博览会。 其次,在话语层面,出现了特定领域的全球话语,即关于特定文化领域及其实践的全球动力的话语讨论。 最后,在评价层面,出现了全球价值赋予和评价机构,如文学领域的诺贝尔奖等艺术奖项和排名。 凡此种种,都绝非单独的国家或地区场域可以容纳。 在布尔迪厄艺术场域理论的基础上,布洛霍兹从体制、话语和评价三个角度揭示了全球艺术场域的内部结构。

在她看来,全球艺术场域的一端是艺术端,它倡导自主性和先锋性,以双年展为主要形式,强调的是符号资本。 就此而言,它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受外在力量的影响。 在布洛霍兹看来,在相对自主的艺术端,有三种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种机制是全球双年展的体制,如威尼斯双年展,哈瓦那双年展,光州双年展等,它们将地区艺术带向全球,让它们获得国际认可。 作为一种全球化的艺术体制,不同双年展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它们既相互学习,又相互竞争。 这不仅改变了地区艺术的命运,也对西方艺术有所影响,扩展了它的内容。 第二种机制是特定场域的全球艺术话语,即关于当代艺术和全球化过程之间关系的文本。 布洛霍兹以“国际艺术论坛”(Artforum International)上的全球艺术话语演进为例,表明它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挑战西方视野阶段,扩展全球语境阶段和产生全球视野阶段。 在此过程中,西方艺术和非西方艺术的关系获得重塑。 全球艺术场域成为共同艺术框架和当地独特元素之间的特殊部分,成为“第三空间”。 全球成为“从内部重塑当代艺术游戏的内在逻辑”①Larissa Buchholz,The Global Rules of Art:The Emergence and Divisions ofa Cultural World Economy,p.57.,全球视野本身成为一种符号资本。 全球艺术作为一种新的范式获得了独特的定位。 第三种机制是全球艺术价值赋予和评价机制。 它主要包括艺术奖项和排名,它们创造新的排序方式,由此重塑了艺术领域的认可标准。 在布洛霍兹看来,新出现的线上艺术家评价、艺术事实(ArtFacts)网站等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总之,全球艺术展览的体制,全球话语和全球赋予价值与评价体制的兴起,创造了一种共享的全球体制和文化框架,是“一种具有自身逻辑和对符号资本理解的新型全球艺术游戏”②Larissa Buchholz,The Global Rules of Art:The Emergence and Divisions ofa Cultural World Economy,p.65.。在布洛霍兹看来,全球艺术场域并不是全球艺术世界的和谐社区,它依然具有权力不平衡性,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依然存在。 但是,“当各种来自中心和边缘的行动者在同样的力量场域纠缠在一起时,他们都发生了转变,最终促成了这个领域跨越边界游戏的新的全球逻辑的建构”③Larissa Buchholz,The Global Rules of Art:The Emergence and Divisions ofa Cultural World Economy,p.66.。

全球艺术场域的另一端是商业端,它以市场性为追求,以拍卖行为代表,主要强调经济资本。 在商业端,也有三种机制在发挥作用,即艺术博览会、拍卖行和艺术在线价格数据库。 第一种机制是艺术博览会的体制。 在布洛霍兹看来,艺术场域受商业影响越来越深的一个标志就是国际艺术博览会的繁荣发展。 它与双年展不同,具有浓厚的商业氛围。 对于两者之间的区别,布洛霍兹指出:“全球双年展线路青睐非传统的和难以商业化的艺术媒介,包括视频、影像、摄影,装置(经常是多媒介)、观念艺术和表演艺术;博览会线路的独特需要倾向于推动展览者向着更加迎合市场、艺术性更加保守的方向。”④Larissa Buchholz,The Global Rules of Art:The Emergence and Divisions ofa Cultural World Economy,p.83.与此同时,艺术博览会将画廊推向更加全球化也更加商业化的方向。 它也成为一种新的评价机制。 对于画廊来说,能参与顶尖的艺术博览会,是提升它的地位和象征力量的重要手段,使其能成为全球艺术交易商。 第二种机制是拍卖行。 拍卖行不同于画廊,它的商业性更强,这与画廊强调艺术价值的先锋派路径有所不同。 就此而言,苏富比和佳士得成为艺术市场最大的全球玩家。 与此同时,拍卖行自身也成为艺术价值的赋予体制,“它们开始成为市场价值的全球测量器”⑤Larissa Buchholz,The Global Rules of Art:The Emergence and Divisions ofa Cultural World Economy,p.93.。 第三种机制是艺术在线价格数据库。它同样推波助澜,让全球艺术场域的商业化越来越强大。 可以说,这三种机制汇聚,构造了全球艺术场域的商业端。 正如布洛霍兹所指出的:“随着艺术博览会的繁荣,随着拍卖行的扩张,随着商业数据公司越来越受欢迎,当代艺术的市场作为一种金融资产获得了更广泛的吸引力,成为新资金和生活方式奢侈消费的更大的游戏场所。”⑥Larissa Buchholz,The Global Rules of Art:The Emergence and Divisions ofa Cultural World Economy,p.104.

由此可见,在布尔迪厄艺术场域理论的基础上,布洛霍兹阐明了全球艺术场域的两个端点,即艺术端和商业端(见表1),并且从组织机构、话语形式和评价机制等方面深入阐明了两者之间的不同。 她实现了将布尔迪厄国家层面艺术场域的结构向国际层面的迁移和跨越,勾勒出全球艺术场域的基本结构。无论是艺术家,还是艺术作品,都受到此基本结构的重要影响。

表1 当代艺术场域内中介的两个主要极点

资料来源:Larissa Buchholz,The Global RulesofArt:The Emergence and Divisions ofa CulturalWorld Economy,Princeton&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2,p.19.

相对自主他律市场专家策展人、艺术评论家、先锋派画廊主、鉴赏家等商业代理人经销商、拍卖行、投机者、投资基金等符号资本特定文化端艺术次场域经济资本商业端商业次场域全球艺术场域划分了艺术家的类型。 全球艺术场域具有艺术端和商业端的对立结构。 根据艺术家与这两个端点之间的距离,他们呈现出四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距离艺术端最近,是自主的艺术家,他们受商业影响最小。 第二种是半自主的艺术家,即圣化的精英,他们更靠近艺术端,获得策展人的认可要多于在拍卖市场上的成功。 第三种更靠近商业端,是半他律的艺术家,即通吃的赢家,他们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同时在艺术上也有很大名声,如赫斯特、昆斯等艺术家。 第四种距离商业端最近,是他律的艺术家,即商业明星,他们获得了商业成功,市场价位很高,但艺术名声较低,符号资本不多。 他们在全球拍卖市场中地位的上升是与他们符号资本的下降同步进行的,“表明他们高度的商业成功实际上在文化专家那里产生了负面效果”①Larissa Buchholz,The Global Rules of Art:The Emergence and Divisions ofa Cultural World Economy,p.134.。 由此,我们就获得了全球艺术场域中艺术家的全景图。 对于靠近艺术端的前两者,“很高的符号资本与相对较低的市场位置相连”②Larissa Buchholz,The Global Rules of Art:The Emergence and Divisions ofa Cultural World Economy,p.156.;对于靠近商业端的后两者,只有第三种赢家通吃,名利双收,第四种虽获得了商业成功,但艺术评价较低。

与此同时,在全球艺术场域中,艺术家的创作媒介也发生了分化。 对于艺术端的自律艺术来说,主要采用装置、录像等艺术媒介;对于商业端的他律艺术来说,主要采用绘画等艺术媒介。 自律的艺术家之所以青睐装置,是因为它抗拒商业化,倾向于混合多种媒介,依赖场所和语境,容易与性别、种族等各种话语关联,并且抗拒传统艺术对形式的关注。 正如布洛霍兹指出的:“装置经常更为临时,依赖具体场所,强调严肃的智识话语,而不强调以物品为中心的美学,这使它超越了传统的艺术理解;作为一种艺术实践,它较难进行市场交易。”③Larissa Buchholz,The Global Rules of Art:The Emergence and Divisions ofa Cultural World Economy,p.141.这类媒介与双年展较为契合。 自律的艺术家倾向于采用的第二种媒介是录像艺术,它也很难直接商业化。 与此同时,布洛霍兹也指出,在艺术端的创作中,话语变得越来越重要。 顶尖艺术家的流行媒介倾向于与话语创新相关,而不是与严格的形式主义创新相关。 与之不同,他律的艺术家之所以青睐绘画,是因为这种媒介历史悠久,便于理解,具有广泛的吸引力。 由此可见,艺术端和商业端的艺术作品存在着一种审美裂痕,“全球艺术亚场域的顶尖策展人和艺术机构倾向于遵循的审美标准不仅与市场趋势有所不同,甚至经常与其针锋相对”④Larissa Buchholz,The Global Rules of Art:The Emergence and Divisions ofa Cultural World Economy,p.142.。

总之,布洛霍兹将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理论推进到全球层面,从艺术与金钱对立的角度阐明了全球艺术场域的基本结构,即艺术端和商业端,并且论述了它们各自的支持体制、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类型,呈现了全球艺术场域的基本图景。

二、进程上细化:艺术场域的进程化细分

克莱顿·柴尔德斯的《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了科尼莉亚·尼克森的小说《贾勒茨维尔》创作、生产和接受的全过程,对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理论进行了新的推进。

在霍华德·贝克尔看来,理解艺术需要关注进程。 他的《艺术界》就探究了艺术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等各个环节⑤ 霍华德·贝克尔:《艺术界》,卢文超译,译林出版社2014 年版,二十五周年纪念版前言第7 页。。 在柴尔德斯看来,小说是创作、生产和接受等一系列流程的产物。 但是,人们对文化生产和文化接受的研究处于分离状态,两者的研究传统并不相同。 这导致人们很难全流程地关注艺术作品的生平。 为解决这个问题,克莱顿·柴尔德斯指出:“如果目标是要真正理解一头大象,我们必须将对身体各个部位的描述重新组合在一起,这样才能描述整体。 追踪创作、生产和接受从开始到最后的全过程,是本书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⑥ 克莱顿·柴尔德斯:《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张志强、王翡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 年版,第 7 页。换言之,要理解一头大象,就要从进程的角度对它进行全流程审视,研究一本小说也应该如此。

在具体的操作中,柴尔德斯从进程的角度理解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将它划分为创作场域、生产场域和接受场域,并且画出了艺术进程场域的图(见图1)。 柴尔德斯的主要目的,就是探究不同过程场域内部以及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

图1 三个相互依赖的场域:创作、生产和接受

资料来源:克莱顿·柴尔德斯:《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张志强、王翡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 年版,第 13 页。

在柴尔德斯看来,每个具体的进程场域都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具有自身的运行逻辑和评价标准:“每个场域都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利害攸关的问题、价值的等级以及符号投资的回报。”① 克莱顿·柴尔德斯:《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第14 页。就此而言,创作场域的作者和接受场域的读者并不理解生产场域的出版商的游戏规则,生产场域的出版商也不了解创作场域的作者或接受场域的读者的游戏规则。 用柴尔德斯的话来说,它们都具有自身的独特语言:“每个场域都会存在不同的价值观和问题。 这些价值观常通过创作场域的艺术语言、生产场域的商业语言和接受场域的意义语言来表达。 虽然可以在这三个场域中同时使用这三种语言,但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主场。”② 克莱顿·柴尔德斯:《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第15 页。由此,相同的一句话,在不同的进程场域中,就会具有不同的意义。 例如,在接受场域说“某本书像《哈利·波特》”和在其他两个场域内说“某本书像《哈利·波特》”,具有的意义并不相同,“在接受场域中,读者的意思可能是这两本书在情节或风格上类似……而在生产场域,没有人会把书比作《哈利·波特》,除非他们的意思是这本书销量很好;在创作场域,这个陈述可能在表达很多意思:一本不可思议的、有着卓越写作水平的书,或者只是一位写低档次书的作者试图跟风《哈利·波特》”③ 克莱顿·柴尔德斯:《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第14-15 页。。

尽管不同的过程场域具有不同的运行逻辑,但它们并非孤立的,而是彼此依赖、相互关联的。 在柴尔德斯看来,创作、生产和接受场域中的话语并不一致,当从一个场域跨越到另一个场域的时候,对象的价值“必须被转变成新场域中的人们较为熟悉的那些价值”④ 克莱顿·柴尔德斯:《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第15 页。。 因此,不同进程场域之间的沟通需要翻译者。 具体而言,创作场域和生产场域之间的翻译者是文学代理人和组稿编辑,生产场域和接受场域之间的翻译者是销售代表、书店买家和评论人等。 通过翻译者,不同的进程场域之间搭建起桥梁,紧密地关联在一起。 由此,柴尔德斯“将创造、生产和接受重新联结为一个动态和紧密相连的系统”⑤ 克莱顿·柴尔德斯:《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第16 页。,勾勒出一幅与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有所不同的、动态的艺术场域图景。 在这里,我们以创作场域和生产场域以及它们之间的中介为例进行重点分析。

在创作场域,小说家科尼莉亚·尼克森投身于创作小说《贾勒茨维尔》的过程。 这个创作过程对于作者而言非常重要。 正如贝克尔所言,艺术是一种集体活动。 尼克森的创作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她所在的写作小组。 最初,该小说名为《玛莎的版本》,是从玛莎视角讲述的故事。 后来,小说家增加了尼克视角讲述的故事,以及十二位居民讲述的故事,这就使最初的题目不再适用。 她拟了20 个题目,最终写作小组成员提议新的题名,将它确定为《贾勒茨维尔》。 这呈现了艺术的集体创作性质。 正如柴尔德斯所言,在《贾勒茨维尔》的创作中,“科尼莉亚·尼克森”并非个体,而是一个集合名词。 尽管在创作场域,创作的过程和体验对于作者而言很重要,但这却不是生产场域的人所关注的事情。

在创作场域和生产场域之间,文学代理人是桥梁之一,是“在创作场域的作者和生产场域的编辑之间的媒人”① 克莱顿·柴尔德斯:《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第107 页。,“成为了创作和生产场域间主要的边界协调者”② 克莱顿·柴尔德斯:《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第93 页。。 为了胜任工作,文学代理人必须既熟悉创作场域,也熟悉生产场域,他们“会在两个场域中都占据一席之地,并花费大量时间熟悉两者的特点”③ 克莱顿·柴尔德斯:《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第100 页。。 他们必须熟悉创作场域,积极参与作者的创作过程,成为作者的热情支持者,了解他们的创作意图。 与此同时,他们也必须熟悉生产场域,了解小说的市场可行性。 因此,文学代理人必须同时掌握艺术语言和商业语言,对作家“艺术能力”的评估是他对书稿投入多少创造性时间的规划,对小说“市场可行性”的评估是他投入多少商业时间的规划。 他们需要承担翻译者的角色,“代理人可以从创作场域理解书稿的逻辑,然后把它转换成有共同品味和市场可行性的语言,并把这种语言传递给编辑”④ 克莱顿·柴尔德斯:《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第110 页。。 如果他们不能满足要求,就可能面临被辞退的风险。 例如,尼克森将小说《女人们来来往往》交给代理人,代理人对此不予重视。 但是,当尼克森将该小说投稿后,获得了欧·亨利奖。 尼克森认为代理人不行,只擅长商业运作,却缺乏艺术能力和敏感性,于是将他辞退。 由此可见,文学代理人要承担翻译者的桥梁角色,两种能力和语言缺一不可。

在创作场域向生产场域的过渡中,编辑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他们是积极参与创作和重塑作品的伙伴,是作家的同盟和朋友。 与此同时,他们也要关注作品在生产场域的市场定位问题。 如果在创作场域,说一部小说不同于任何其他小说是一种成就的标志,那么,在生产场域,说一部小说不同于任何其他小说则是一种诅咒。 因此,编辑要积极为小说寻找“对标书目”,即与它相似的书,来向出版社和场域中其他人暗示这本书和哪些书类似。 说两本书相似不只是关于故事和风格的表述,“它更常是关于市场潜力的描述”,因此“选择对标书目是一种艺术”⑤ 克莱顿·柴尔德斯:《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第139 页。。 在创作场域,对科尼莉亚·尼克森来说,《贾勒茨维尔》是“文学的”“商业的”还是“历史的”,这个问题没有太大意义,它对此都有涉及。 但在生产场域,对《贾勒茨维尔》的类型进行定位就十分重要,对此缺乏清晰的答案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如通过何种渠道营销,将它推广给哪些读者。 为了对其进行定位,编辑提出不少修改建议,让小说本身发生了重要变化。 编辑克雷曼发现,阅读《贾勒茨维尔》的前三分之一的内容像在读浪漫小说,这不符合出版社的定位,也不符合他对该书的定位。 因此,他就该小说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建议⑥ 编辑克雷曼的建议是:“我向杰克建议,因为这部小说被分为三部分,第三部分是尼克谋杀案和玛莎审判的外围叙述,我们可以做的是把四五个外围人物移到小说的开头。 这样你就能立即读到谋杀案发生后二十五页的紧张气氛。你能感觉到一些事情错得很离谱。 你不知道细节,你也不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你被吸引进去了,然后当你读到爱情故事的时候,你已经怀疑玛莎会杀掉尼克,或至少对尼克的死负一部分责任。 在重新按照时间顺序读这个故事时,你已经在玛莎讲述的动人和浪漫的爱情中加入了一种非常黑暗的元素。 这使他们浪漫的乐观变成了一种力量,把它变得更动人心弦、更悲伤,因为你知道这一切不会有一个好的结局。”参见克莱顿·柴尔德斯:《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第177-178 页。,将其重新定位为纯文学小说,使其符合了出版社的定位,也明确了它的读者群。

由此可见,不同的进程场域具有不同的逻辑和利益,场域与场域之间也存在中介者的角色。 柴尔德斯对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 正如她所言:“在社会学中,场域概念是一个强大并且越来越普遍的变革性概念,但它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完善。”⑦ 克莱顿·柴尔德斯:《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第323 页。在她看来,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理论并不完善,因为作者、出版商和读者并非共同处在一个单独的“文学场域”,而是分别处在不同的进程场域中进行实践,所以重要的是关注全流程的场域。 通过将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进程化,柴尔德斯揭示了艺术从创作到接受过程中不同角色的不同关切和利益,勾勒出艺术场域的全进程图景。

三、内容上调整:从艺术与商业不可兼容到并行不悖或相互配合

在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中,他强调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冲突。 布洛霍兹认为,布尔迪厄的理论是一种反商业转化模型(anticommercial conversion model)。 在这种模型看来,艺术世界是颠倒的经济世界。 在这里,艺术市场的成功取决于审美专家的认可。 要获得这种认可,艺术家必须远离商业利益。 因此,这是一种两阶段的理论,先获得艺术认可,再获得经济成功。 在这种模式中,艺术家必须远离市场,由此获得一种本真性。 因为这种反商业的规范,市场中的快速成功被视为可疑的。 这也意味着成功需要较长的周期。布洛霍兹认为:“布尔迪厄的观点表明在价值赋予过程中,艺术与金钱存在着矛盾的对立。”①Larissa Buchholz,The Global Rules of Art:The Emergence and Divisions ofa Cultural World Economy,p.113.

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期,两者之间出现了融合的趋势。 不少学者认为,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融合,美学专家和商业掮客的价值判断模式越来越接近。 在塑造艺术价值和生涯的过程中,专家的意见和商业的喜好越来越出现重叠。 布洛霍兹将此称为市场融合模型(market convergencemodel)。 雷蒙德·莫兰认为,金钱价值和审美价值很难区分。 在这种新模型中,商业角色的力量越来越大,“经济价值的建构不再主要取决于艺术家此前的象征认可,而是取决于市场动力的纯粹力量”②Larissa Buchholz,The Global Rules of Art:The Emergence and Divisions ofa Cultural World Economy,p.115.。 与此同时,艺术家成功得越来越快,周期越来越短。 在这种模式中,市场开始影响艺术专家对艺术价值的感觉。 因此,这实际上反转了布尔迪厄的原初理论,不是象征价值决定经济价值,而是经济价值决定象征价值。

布洛霍兹认为,无论是布尔迪厄的反商业转化模型,还是市场融合模型,它们都有其道理,也有其问题。 从艺术家四种类型的角度来看,布尔迪厄的理论模型适用于半自主的圣化精英,但对其他类型却并不适用。 市场融合模型适用于名利双收的艺术家,但他们的数量极少;它并不适用于他律的艺术家,因为对他们而言,市场上的成功并没有对符号资本产生正向影响。 从艺术体制的角度来看,布尔迪厄的反商业转化模型是以画廊为原型,而市场融合模型则是以拍卖市场为原型。 它们都试图将特定艺术体制的经验推广到整个艺术场域,由此导致了它们的失效。

布洛霍兹指出,艺术与商业的关系,既不是对立的,也不是融合的,而是双轨并行的。 这既修正了布尔迪厄的理论,又反驳了市场力量决定一切的一元论论调。 这是她的一个新提法。 就此,她通过“专家评价和市场之间的艺术生涯和多样性:三种模型”对此进行了清晰呈现(见表2)。

表2 专家评价和市场之间的艺术生涯和多样性:三种模型

资料来源:Larissa Buchholz,The Global RulesofArt:The Emergence and Divisions ofa CulturalWorld Economy,Princeton&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2,p.117.

布尔迪厄的转化模型 市场融合模型 双重经济模型艺术生涯 艺术认可导致市场成功 市场成功导致艺术认可 艺术认可和市场成功更加脱节变化方向 艺术评价塑造市场力量 市场力量塑造艺术评价 市场力量和艺术评价分化变化的时间性 长期(Longue durée) 波动 平行发展轨迹(短期和长期)全球化与艺术多样性 艺术认可的多样性会滞后影响市场的多样性市场的多样性会在短期内影响艺术认可的多样性全球变革意味着具有不同时间范围和模式的变化基于此,布洛霍兹提出了双重文化世界经济模型。 它承认全球艺术市场中商业的力量,但同时认为艺术的自主性依然存在。 换言之,在这种模型中,符号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获取可以并行不悖,“当代艺术家可以从专家那里获得赞赏,或者以最高拍卖价格卖出作品,但这两种现象很少有交集”③Larissa Buchholz,The Global Rules of Art:The Emergence and Divisions ofa Cultural World Economy,p.119.。 这就是一种双轨并行模型。 这不是一种逻辑替代另一种逻辑,而是两种逻辑同时发挥作用。 正如大卫·英格里斯指出的,这让两个领域的分离更加显著,强化了自主领域的具体运作逻辑。 这种模型的好处在于,它既可以让我们理解艺术端的价值生产,这并不能归于商业的逻辑;也让我们理解商业端的价值生产,这与艺术端的关注有所不同。 例如,在线网站就体现了这种分化。 艺术价格网站主要关注全球拍卖市场的艺术家的经济成功,艺术事实网站则关注艺术家在全球展览中的亮相次数和认可程度。 这种对立也体现在全球艺术中心的地域分布中。 就艺术端来说,美国纽约和德国柏林是当之无愧的中心,法国巴黎仅次于它们。 就商业端来说,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是当之无愧的中心,中国香港仅次于它们。 因此,她认为“在全球化的艺术游戏中,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各行其道”①Larissa Buchholz,The Global Rules of Art:The Emergence and Divisions ofa Cultural World Economy,p.158.。

在柴尔德斯看来,布尔迪厄提出的艺术与商业对立的模式,在现实中并不适用。 相反,为了生存,出版社发展出艺术与商业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他们最恐惧的不是艺术和商业的混合,而是艺术与商业的失衡”② 克莱顿·柴尔德斯:《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第159 页。。 在实践中,出版商通过两种方式保持艺术和商业的平衡,即平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平衡行业导向和市场导向。 他们既会出版新的领头书,也会出版再版书。 前者是短期书,后者是长期书。 正如有出版社工作人员所说:“我们的目标是出版畅销书(商业书),这样才能为再版书(纯文学书)投资,因为当‘畅销书’不‘畅销’的时候……我们需要再版书为我们创造收入。”③ 克莱顿·柴尔德斯:《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第160 页。在柴尔德斯看来,这就与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理论拉开了距离,“大多数追随布迪厄理论的社会学家将文学场域分为艺术驱动和商业驱动两极,而在生产场域的组织层面,艺术性和商业性作为营销和售卖图书的必要特征是和谐的”④ 克莱顿·柴尔德斯:《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第165 页。。 由此可见,商业书赚取利润,为文学书提供资金;文学书获得名声,为商业书提升关注。 商业书主要是短期获利,文学书主要是长期获利,行业导向和市场导向相互结合,相互支撑,共同促进出版社的发展。 基于此,柴尔德斯反思了布尔迪厄的理论:“社会学中的场域理论,特别在布迪厄文化场域的著作之后,关注更多的是场域的‘极点’(场域两端的外围),而不关注发生在两端之间的大部分活动……至少在生产场域中,艺术和商业是连续存在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而非对立的。”⑤ 克莱顿·柴尔德斯:《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第325-326 页。总之,出版社是两条腿走路,艺术和金钱是相互支撑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这调整了布尔迪厄艺术场域中艺术与金钱的关系模式。

阿什利·米尔斯在对模特的研究中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在她看来,模特分为两类,即媒体模特和商业模特。 媒体模特具有前卫、独特的外形,吸引的是专业人士;商业模特具有柔和、美丽的外形,吸引的是大部分消费者。 前者位于艺术端,后者位于商业端。 前者可以赚得好的名声,后者则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 她将此以图的形式清晰呈现出来(见图2)。 米尔斯指出:“像所有的文化生产组织一样,模特经纪公司为了生存,必须在盈利和赢得声望中找到一个平衡。”⑥ 阿什利·米尔斯:《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张皓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82 页。因此,它们在实际运作中会两条腿走路,媒体模特和商业模特兼具。前者帮助公司赚取名声,冲击头奖,“媒体工作产生名气和文化荣誉,会让经纪公司的所有模特沾光”⑦ 阿什利·米尔斯:《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第87 页。;后者则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赚取稳定的利润。

图2 时尚领域的媒体与商业世界

资料来源:阿什利·米尔斯:《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张皓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2 页。

综上所述,布洛霍兹、柴尔德斯等学者根据对现实的经验观察,都对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理论内容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将艺术和商业的关系从相互对立调整为相互并列,乃至相互支撑、相互促进。

结论:布尔迪厄艺术场域理论的激活之道

由此可见,在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理论提出后,它在艺术研究中一直具有不竭的生命力。 学者们或者对其进行范围上的扩展,或者对其进行进程上的划分,或者对其内容进行新的调整,使它更适合当前的艺术现象,赋予了它新的活力。 总体而言,它的激活之道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加强现象研究,通过现象激活理论。 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理论是他在研究19 世纪法国的文学和艺术现象时提出的。 尽管它富有启发性,却具有时空特定性。 我们不能认为它是普遍的、正确的,直接将它运用于新的艺术现象。 无论是布洛霍兹对全球艺术场域的研究,还是柴尔德斯对小说过程场域的研究,抑或米尔斯对模特所处的时尚场域的研究,她们都着眼于对艺术现象的真实描绘,在此基础上通过新的现象与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理论进行对话,进而重构理论和激活理论。 由此可见,布尔迪厄艺术场域理论的激活之道不在于对它的机械应用,而在于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实际来发展理论。 它的激活并不是它的原样照搬,而是它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加强理论对话,通过理论激活理论。 在艺术社会学领域,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和贝克尔的艺术界经常被视为两种不同乃至对立的理论范式。 但是,当学者们激活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理论时,却借鉴了贝克尔的艺术界理论,特别是他对互动的关注。 在对艺术场域的范围扩展中,布洛霍兹将贝克尔对互动的关注纳入其中,综合考察宏观层面的多元文化主义、中观层面的艺术家与文化机构的互动和微观层面的艺术家的艺术惯习。 这让全球艺术场域既有了布尔迪厄艺术场域的结构性,也有了贝克尔艺术界的互动性。 柴尔德斯则在分析中指出,布尔迪厄的场域可以与贝克尔的互动相结合,“由于场域理论对结构关系的强调,这种方法常被认为与网络或符号互动主义方法对立。 ……即使在场域内部,协作决策和意义生成中实际互动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① 克莱顿·柴尔德斯:《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第326 页。。 在她看来,场域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场域的跨越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对话”② 克莱顿·柴尔德斯:《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第328 页。。 实际上,这就是用贝克尔的理论来支撑布尔迪厄的理论,“虽然结构确实很重要,但关系也是如此,因为意义是在实质性的互动中产生的,并且通过这种互动的循环,小说跨越了各个场域”③ 克莱顿·柴尔德斯:《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第13 页。。 就此而言,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理论之所以爆发出新的活力,原因之一就在于与贝克尔艺术界理论的融合,这种交流与对话使它呈现了新的面貌。 虽然两者曾经互相批判,互相认为彼此的理论存在问题,但学者们却通过努力表明,将两者进行融合会获得意想不到的理论成效④ 对于两者的融合之道,笔者曾在多篇文章中论及。 参见卢文超:《是一场什么游戏? ——布尔迪厄的文学场与贝克尔的艺术界之比较》,《文艺理论研究》2014 年第6 期;卢文超:《追寻真实:论艺术社会学的大小模式与深浅模式》,《社会学评论》2023 年第5 期。。 正如笔者所言:“他们既通过布尔迪厄刻画出艺术场域的结构性和独特性,同时又通过贝克尔描绘出艺术场域中互动的具体性和生动性,将两者有效结合,推进了艺术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融合和创新。”⑤ 卢文超:《当代国外艺术社会学的理论图景》,《民族艺术》2024 年第5 期。

总之,布尔迪厄艺术场域理论的价值不在于它是真理的终点,而是对话的起点。 在当代,不同学者与它进行积极的理论对话,对它进行不同的改造。 这重塑了它,激活了它,赋予了它不竭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力。


作者简介: 卢文超,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当代国外艺术社会学文献整理与研究”(22BA01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