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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和皇朝时期的“中国”概念



摘 要: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认为王朝和皇朝时期“中国”一词的涵义可以分为“文化中国”、“地理中国”和“政治中国”三个层面。 其中“文化中国”赋予“中国”以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优越性,而这也是理解王朝和皇朝时期“中国”的关键;“地理中国”诞生于先秦时期,从最初指称中原地区到隋唐时期逐步扩展到相当于“九州”;“政治中国”产生于隋唐时期,指的是作为皇朝核心的一个“国”,其地理范围在清代中期之前不超过“九州”,而清代中期之后扩展到清朝直接统驭的地理范围,由此也为现代“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由此,“中国”虽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朝”和“皇朝”的核心,但两者是不对等的。 此外,王朝和皇朝时期,“中国”一词主要使用在“四夷”和“天下”的语境之下,且由于“文化中国”的存在,因此“中国”本身就表达着一种“华夷秩序”。

关键词: 王朝;皇朝;“中国”;华夷秩序;天下观

引言

对于现代中国人而言,“中国”可以说是一个熟悉到不能再熟悉,且不存在任何歧义的词语,同样其在历史研究中也是一个非常熟悉且经常出现的词语,典型的如“中国历史”“中国古代史”这样的“学科”“专业”和著作名称,其还出现在“中国疆域沿革史”等长期以来的热点问题中;不仅如此,当提到以及研究从早期文明直至清朝或更“狭窄”时段的历史时,通常暗示的就是我们实际上研究和关注的是相应时期“中国”的历史;“中国”一词同样还经常出现在一些专门史研究中,如“中国科技史”“中国文化史”等;其还频繁出现在众多更为“细致”的研究中,比如“中国古代的壁画”“中国古地图”等。 因此,可以说“中国”一词是众多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因为其至少限定了这些研究涉及的“地理范围”,但本文想提出的问题是,当提到“中国历史”“中国古代史”这样的“学科”或者“专业”名称时,以及当在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中使用“中国”一词的时候,我们真地理解了这一词语的涵义吗?

不可否认的是,关于王朝和皇朝时期① 本文使用“王朝和皇朝时期”,而没有使用“历史时期”作为对研究时间的限定,主要是因为“历史时期”是一个有些模糊的时间概念,因为今日之前的历史都可以被认为是“历史时期”;而“王朝和皇朝时期”则明确得多,在古人的语境中,“王朝时期”指的是夏、商、周,而“皇朝时期”指的是从秦汉直至清的历代皇朝。 对于“王朝”和“皇朝”的差异,可以参见成一农、谢嘉琳:《王朝还是皇朝》,《世界历史评论》2023 年第4 期。的“中国”,以往学界有着众多研究,如果进行综述的话,那么其本身完全可以成为一篇长文,甚至是一部专著,但此处只是想指出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并由此决定本文的研究视角和内容。

以往关于王朝和皇朝时期“中国”的研究以及用“中国”限定其研究对象的地理范围的研究大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研究者看待“中国”的“视角”,具体而言,就是没有真正意识到研究或者使用的“中国”是基于“后见之明”还是“回到历史现场”的认知!

就王朝和皇朝时期“中国”的地理范围而言,国内占据主导的观点是谭其骧先生提出的,即“我们是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这个问题呢? 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 世纪50 年代到19 世纪40 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 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 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②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 年第1 期。 从标题来看,谭其骧先生讨论的是“历史上的中国”,并未直接指明其研究的视角,因此这里提出的评论并不是对其研究的批评;且正如本文结论所述,“后见之明”的研究也有其价值。从研究视角而言,谭其骧先生的这段论述显然是一种“后见之明”,即站在今人的角度来认知王朝和皇朝时期“中国”的地理范围,实际上谭其骧先生自己也明确地指出了这点,即“我们是现代人,我们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③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 年第1 期。。 虽然谭其骧先生的观点被中国学者所普遍接受和使用,但需要意识到的是,当使用谭其骧先生提出的历史时期“中国”的范围来研究清朝中期之前的“中国”以及相关问题的时候,实际上论述的是现代人认为的当时的“中国”,而不是明朝人、元朝人、宋朝人等时人心目中当时的“中国”。 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研究者显然是将现代人界定的“中国”及基于此得出的一些认知强加给古人。

此外,虽然很多研究没有涉及其所研究时期“中国”的地理范围,或者至少不以其所研究时期“中国”的地理范围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但这些研究有时同样忽略了现代“中国”与王朝和皇朝时期“中国”的差异,有意无意地将我们现代人基于现代概念对王朝和皇朝时期“中国”的理解带入到其所研究的时代,并认为这是当时人所认识到的“中国”,这方面的例子同样众多,其中典型者就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李怀印的《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④ 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一书。 正如该书书名所表明的,其主要论述的是“现代中国的形成”,但全书并未对作为其研究出发点的清人心目中的“中国”进行分析,且将现代人认为的清朝的“中国”作为其研究的起点,这方面典型的表现就是将“清朝”甚至历代王朝和皇朝称为“国家”和“疆域国家”,并与“中国”等同起来,如“将中国由明朝所代表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原初型族群国家,经过清朝至1750 年代为止的军事征讨和行政整合,再造为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⑤ 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第11 页。,“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清朝并不寻求通过战争获得邻国的土地。 它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上承明朝、统治整个中国的正统王朝,并以内地各省为其全部的财源;而对边疆各地区,则以军队加以驻守,以确保其地缘战略上的安全”⑥ 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第21 页。,“清朝移都北京后,清楚地将自己界定为明朝的继承者,即一个版图扩大之后的‘中国’(不仅包括内地省份,也包含边疆地区)的正统王朝”① 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第25 页。,由于正如后文所述,王朝和皇朝时期的“朝”与“中国”绝不是同义词,“王朝”和“皇朝”也不是所谓的“疆域国家”和“国家”,因此他的这些论述显然是现代人的认知② 对于该书的书评参见成一农:《现代中国的合法性是个历史问题吗? ——评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清史论丛》2023 年第 1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79-287 页。。 杨斌的《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实际上也是如此③ 杨斌:《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八旗文化出版社2021 年版。 关于该书的书评,参见成一农、孙波:《评杨斌〈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清史研究》2023 年第5 期。。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今人存在不同的立场、价值观等,因此对于王朝和皇朝时期的“中国”也必然会得出不同的认知,这点梳理一下1949 年以来关于“中国”地理范围的讨论就会明了④ 对此的一个简要介绍可以参见成一农、陈涛:《“中国疆域沿革史”历史书写发展脉络研究》,《思想战线》2022 年第1 期。。 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由于这些研究都是今人的视角,且有时还将其研究结论认为是古人的认知,由此不仅伤害了这些研究的学术价值,而且也带来众多无意义的争议,杨斌的《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和李怀印的《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都是如此。 因此,在关于王朝和皇朝时期“中国”的研究中,区分“后见之明”和“回到历史现场”是非常有必要的。

明白了这点,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果“回到历史现场”,那么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一词的涵义是什么? 虽然存在一些相关研究,但如果梳理学术史的话就会发现,以往对历史时期“中国”的整体性研究虽然存在,但非常缺乏⑤ 如胡阿祥:《吾国与吾名: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更多的是一些断代研究⑥ 如刘洁:《秦汉时期的“中国观”》,《安徽史学》2024 年第3 期;成一农:《清朝的“中国”概念》,《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3 期。,因此以往对王朝和皇朝时期“中国”一词涵义的研究并未能真正理清这一词语在王朝和皇朝时期的涵义及其演变,或者说我们并不完全理解“回到历史现场”视角下的“中国”。 由此,当在某些研究中提到“中国”一词时,研究者可能并不完全理解这一词语在所研究时段的涵义。

基于此,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尽可能“回到历史现场”,对王朝和皇朝时期不同语境下“中国”一词的涵义及其演变进行梳理,由此希望能为众多以“中国”为对象或者地理范围的研究奠定基础。 不仅如此,虽然一些研究者意识到了“中国”是与“四夷”相对的,但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没有意识到王朝和皇朝时期使用“中国”一词的语境,而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一词的涵义和本质,而这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最后还需要进行几点说明:一是,本文对王朝和皇朝时期“中国”一词涵义演变的原因不进行讨论,因为这是一个比梳理其涵义、地理范围及其演变更为复杂的问题。 二是,无论是“后见之明”还是“回到历史现场”并无对错之分,本文对此进行强调只是希望研究者在未来提及“中国”的时候要明确自己的视角,避免将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强加给古人,也要避免将某一时期古人在某些语境下的认知套用到其他时期甚至今天。 三是,虽然本文希望尽量“回到历史现场”,但这点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的,无论是对词语使用背景的理解,还是对文献的梳理和选择都会不可避免地搀杂一些主观因素,因此本文的结论肯定不会是定论,未来必然还有着继续讨论的空间,但由此也就会不断深化对王朝和皇朝时期“中国”的认知。

以往一些学者将王朝和皇朝时期“中国”一词的涵义分为三个层面,即“地理中国”、“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认为这样的区分是有道理和有价值的,但同时还要强调的是,“中国”一词这三个层面的涵义并不是同时诞生,涵盖的地理范围也不是始终不变的,且正如后文所述,一些语境中“中国”一词的涵义有时并不容易被清晰地界定为三个层面之一⑦ 需要说明的是,将“中国”一词区分为“地理中国”、“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的是现代研究者,因此这样的认知同样有着“后见之明”的意味,本文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分类,主要是为了叙述方便。。 现对“中国”一词这三个层面的涵义及其演变进行介绍。

一、“文化中国”

“文化中国”,最早起源于先秦时期,如胡阿祥注意到先秦时期“中国”一词已经具有了鲜明的文化层面的涵义① 胡阿祥:《吾国与吾名: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研究》,第305 页。,强调“中国”相对于“四夷”的“优越性”,且往往将这种“优越性”归结于道德、礼义等文化因素,且与地理位置联系起来。 文献中的典型记载就是《战国策》所载:“公子成再拜曰:‘臣固闻王之胡服也! 不佞寝疾,不能趋走,是以不先进。 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 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② 诸祖耿编撰:《战国策集注汇考(增补本)》卷19《赵二·武灵王平昼闲居》,凤凰出版社2008 年版,第966-967 页。更为典型的就是《礼记·王制》中的论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 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 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 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③ 朱彬撰,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卷5《王制》,中华书局1995 年版,第191-192 页。

后世对“文化中国”的论述一直存在,只是论证方式在不同时期或者基于不同目的而存在差异。 大致自认为“土生土长”的居于“中国”的“中国人”通常希望将“文化中国”与地理位置和“人”的联系固化起来,如前文引用的《礼记·王制》,还有宋代石介的《中国论》,其开篇第一句就是“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 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其通过对“中国”位置的论述就已经间接地表达了“中国”的优越性;此后文中还对“中国”的优越性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主旨来源于《礼记·王制》;然后则强调了“文化”与“地理”之间的固定关系,并强调“苟天常乱于上,地理易于下,人道悖于中,国不为中国矣”;在最后更是对此进行了更为直接的表达,即“曰:‘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礼其礼,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庐其居庐,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如斯而已矣。 则中国,中国也;四夷,四夷也。’”④ 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0《中国论》,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116-117 页。

与之形成对比的就是“蛮夷”入主“中国”的蒙古和满洲,他们在论述“文化中国”时往往强调“中国”在于道(德、善、礼等),而不在于“地”和“人”,如元朝郝经在《时务》中的论述:“二汉之亡,天地无正气,天下无全才。 及于晋氏,狙诈取而无君臣,谗间行而无父子,贼妒骋而夫妇废,骨肉逆而兄弟绝,致夷狄兵争,而汉之遗泽尽矣,中国遂亡也。 故礼乐灭于秦,而中国亡于晋已矣乎! 吾民遂不沾三代、二汉之泽矣乎! 虽然天无必与,惟善是与;民无必从,惟德之从。 中国而既亡矣,岂必中国之人而后善治哉? 圣人有云:‘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苟有善者,与之可也,从之可也,何有于中国于夷?’故苻秦三十年而天下称治,元魏数世而四海几平,晋能取吴而不能遂守,隋能混一而不能再世。 以是知天之所与,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不在于道,而在于必行力为之而已矣!”⑤ 郝经:《陵川集》卷19《时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31,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版,第1192 册,第 211 页。这种论述的依据同样来自儒家经典,即常被引用的“《春秋》之法,中国而夷礼则夷之,夷而中国则中国之”⑥ 吴莱:《渊颖集》卷6《与傅嘉父书论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48,第1209 册,第101 页。。

正是由此,“文化”与“中国”一词很早就已经建立了牢固的联系,以至于一提到“中国”,当时的人都会联想到“中国”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优越性”,或者至少在文化层面上的优越性,因此“地理中国”和“政治中国”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中国”的烙印,故文献中几乎所有的“中国”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为“文化中国”。 也正是由此,王朝和皇朝时期所有语境中的“中国”实际上都不是一个“中性词”,而这也是真正理解“中国”一词的关键。

二、“地理中国”

“中国”一词“地理中国”层面的涵义出现的很早,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其涵盖的地理范围存在着变化。 王尔敏在《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中对53 种先秦文献中出现的“中国”一词进行了全面的检索,检索出178 条,并按照其涵义进行了分类,即谓京师之意9 次、国中17 次、诸夏145 次、中等之国6次、中央之国1 次① 王尔敏:《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370-371 页。,因此先秦时期“中国”一词主要指的是“诸夏”所在的中原地区② 先秦时期的“中原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以河南省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秦汉时期,“地理中国”扩展指代整个北方地区。 不过当时的文献中很少对“中国”一词所指的范围进行具体描述,但通过整合材料,大致可以勾勒出当时人所认知的“中国”一词所涵盖的地理范围:

“南越”不属于该范围,如《史记·南越列传》载:“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 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 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③ 《史记》卷 113《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63 年版,第2969 页。相近的记载在《史记》和《汉书》中还有很多。 且从“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来看,汉初的“长沙国”也不属于该范围。

《史记·东越列传》载:“……蚡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复,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 自秦时弃弗属。’……上曰:‘太尉未足与计。 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 会稽太守欲距不为发兵,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 未至,闽越引兵而去。 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④ 《史记》卷 114《东越列传》,第 2980 页。从这段文字来看,东南地区的“闽越”和“东瓯”都不属于该范围,但“江淮之间”应当属于。

《汉书·枚乘传》载:“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有隐匿之名,而居过于中国。”⑤ 《汉书》卷51《贾邹枚路传》,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2363 页。此处将“吴”与“中国”一词并列,因此汉初的同姓诸侯王“吴”所控制之处应当不属于该范围。

《汉书·司马相如传下》记:“且夫卭、莋、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⑥ 《汉书》卷 57 下《司马相如传下》,第2583 页。从“卭、莋、西僰之与中国并”来看,这些地方应也不属于该范围。

长城以北和临洮以西应也不属于该范围,如《汉书·西域传上》载:“自周衰,戎狄错居泾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⑦ 《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第 3872 页。

此外,还存在少量总体性的描述,如《汉书·司马相如传下》载:“乃遣相如责唐蒙等,因谕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檄曰: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 陛下即位,存抚天下,集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屈膝请和。 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 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惰怠,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乡风慕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⑧ 《汉书》卷 57 下《司马相如传下》,第2577 页。从“存抚天下,集安中国”之后才出兵匈奴、西域、闽越、番禺、南夷、西僰来看,这些地区应当不属于该范围。

从文献勾勒的“中国”一词所涵盖的地理范围而言,汉代其应当不包括长江以南地区,由此该范围大致北到秦汉长城,西则至临洮。

不过,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将“中国”一词所涵盖的地理范围等同于对“十二州”或“九州”的认知,如《史记·天官书》载:“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① 《史记》卷 27《天官书》,第 1342 页。,但这样的用法在两汉时期的文献中并不多见,且基本局限于“天文分野”的语境中② 刘洁在《秦汉时期的“中国观”》一文中有着近似的结论。。

在东汉末和三国时期的文献中,只有魏所在的北方地区被称为“中国”,如《三国志·裴潜传》:“太祖问潜曰:‘卿前与刘备俱在荆州,卿以备才略何如?’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而不能为治也。 若乘间守险,足以为一方主’”③ 《三国志》卷23《魏书二十三·裴潜传》,中华书局1964 年版,第672 页。;《三国志·诸葛亮传》:“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 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 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 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④ 《三国志》卷35《蜀书五·诸葛亮传》,第915 页。《三国志·孙策传》:“(孙策)创甚,请张昭等谓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 公等善相吾弟!’”⑤ 《三国志》卷46《吴书一·孙策传》,第1109 页。需要注意的就是,后两条文献中,与“中国”一词相对的都是地理名词“吴、越”。

两晋时期也基本如此,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晋书·五行志下》所载:“元帝太兴初,有女子其阴在腹,当脐下,自中国来至江东”⑥ 《晋书》卷29《五行志下》,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909 页。,此处“中国”一词与地理名词“江东”对,因此这句中的“中国”应当偏向于“地理”意味。 《晋书·周勰传》记:“勰字彦和。 常缄父言。 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⑦ 《晋书》卷 58《周勰传》,第 1574 页。,此处的中国显然指的是北方地区。 十六国对“中国”的认知也是如此,如《晋书·石弘载记》中载,徐光曾劝慰石勒说:“魏承汉运,为正朔帝王,刘备虽绍兴巴蜀,亦不可谓汉不灭也。 吴虽跨江东,岂有亏魏美? 陛下既包括二都,为中国帝王,彼司马家儿复何异玄德,李氏亦犹孙权。 符箓不在陛下,竟欲安归?”⑧ 《晋书》卷 105《石弘载记》,第 2753 页。从上下文来看,“中国帝王”中的“中国”一词显然指的是北方地区。

对于“中国”一词所涵盖地理范围的认知,南北朝时期也基本如此,如《魏书·崔鸿传》载:“考诸旧志,删正差谬,定为实录。 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 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 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所以未及缮成,辍笔私求,七载于今。 此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其起兵僭号,事之始末,乃亦颇有,但不得此书,惧简略不成”⑨ 《魏书》卷 67《崔鸿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1504 页。,此处“江南”与“中国”相对,显然“江南”不属于该范围。 如果说上述认知是北朝的角度的话,那么南朝也是如此,如《宋书·索虏传》载“祸乱仍起,猃狁侏张,侵暴中国,使长安为豺狼之墟,邺、洛为蜂蛇之薮”⑩《宋书》卷 95《索虏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2340 页。;“自索虏破慕容,据有中国,而芮芮虏有其故地,盖汉世匈奴之北庭也”⑪《宋书》卷 95《索虏传》,第 2357 页。。 从“侵暴中国,使长安为豺狼之墟”以及“据有中国”来看,这几句话中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北方地区,而且这是南朝人的概念⑫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地理范围,苏航在《“汉儿”歧视与“胡姓”赐与——论北朝的权利边界与族类边界》(《民族研究》2018 年第1 期)一文中有着相近的认知。。

隋唐时期,“地理中国”的地域范围具有了一定的灵活性,在文献中可以看到“中国”一词所涵盖的地理范围扩展的诸多迹象,如:

《隋书·南蛮传》载:“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 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不复详载”① 《隋书》卷 82《南蛮传》,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1831 页。,从“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来看,百越之地已经被认为属于“中国”。

《新唐书·高丽传》载:“帝欲自将讨之,召长安耆老劳曰:‘辽东故中国地,而莫离支贼杀其主,朕将自行经略之,故与父老约:子若孙从我行者,我能拊循之,毋庸恤也。’”② 《新唐书》卷220《高丽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6189 页。辽东被认为是“故中国地”。

《旧唐书·狄仁杰传》记:“仁杰以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极为凋弊,乃上疏曰:……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 其所以然者,皆为远戍方外,以竭中国,争蛮貊不毛之地,乖子养苍生之道也”③ 《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2889-2290 页。,从这一句的文意来看,关东、蜀汉、江淮似乎都被认为属于“中国”一词所涵盖的范围。

但从文献来看,当时蜀地与南诏等似乎不被认为属于该范围,如《旧唐书·陈子昂传》记:“(武)则天将事雅州讨生羌,子昂上书曰:……臣窃观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 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④ 《旧唐书》卷190 中《陈子昂传》,第5021-5023 页。,其中“蜀”依然与“中国”并称。 类似的记载还有《新唐书·突厥传上》载“夷狄为中国患,尚矣。 在前世者,史家类能言之。 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⑤ 《新唐书》卷215 上《突厥传上》,第6023 页。等,且据文中所言,“中国”与突厥、吐蕃、回鹘和云南相邻,由此实际上也就勾勒出当时“中国”一词所涵盖的地理范围。 还有些文献提到了其时该范围西部的界限,即《新唐书·郭孝恪传》所载:“其地高昌旧都,流徙罪人与镇兵杂,限以沙碛,隔绝中国。”⑥ 《新唐书》卷111《郭孝恪传》,第4132 页。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隋唐时期“地理中国”的范围开始扩展超出了北方地区,与“九州”不断接近,而且确实文献中再次出现了将“中国”与“九州”等同起来的说法,典型的就是《新唐书·贾耽传》所载:“(贾耽)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其中国本之《禹贡》,外夷本班固《汉书》,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以朱,刊落疏舛,多所厘正”⑦ 《新唐书》卷 166《贾耽传》,第 5084 页。,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九州”,但就《禹贡》而言,其中涵盖的地理范围基本就是九州和五服,因此这一语境中“中国”等同于“九州”的可能性比较大。 更为直接的证据就是《元和郡县图志》“序”所载:“臣闻王者建州域,物土疆,观次于星躔,察法于地理。 考中国山河之象,求二仪险阻之情,天汉萌而两界分。 南宫正而五均叙。 自黄帝之方制万国,夏禹之分别九州,辨方经野,因人纬俗,其揆一矣”⑧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1 页。,“考中国山河之象”中就包括了“夏禹之分别九州”。 且这两者出现的语境都与“地理”有关,由此也表明“地理中国”确实扩大,在时人心目中就涉及的地理范围而言逐渐与“九州”等同起来。

不过,“中国”一词指代北方地区的传统的用法依然存在,如《新唐书·礼乐志》载:“自汉、魏之乱,晋迁江南,中国遂没于夷狄。 至隋灭陈,始得其乐器”⑨ 《新唐书》卷21《礼乐志十一》,第 460 页。;《新唐书·陈子昂传》记:“且天子以四海为家,舜葬苍梧,禹葬会稽,岂爱夷裔而鄙中国耶? 示无外也”⑩《新唐书》卷107《陈子昂传》,第4068 页。。 但“中国”一词这样的用法多用于指代前朝,而极少用于当世。

隋唐之后,直至清末,文献中的“地理中国”就地理范围而言,基本与“九州”一致,如宋代《通志》载:“今宣尼之书,自中国而东则朝鲜,西则凉、夏,南则交趾,北则朔、易,皆吾故封也,故封之外其书不通。”⑪郑樵:《通志》卷36,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513 页。《历代名臣奏议》载元代赵天麟曾上书曰:“且中国九州地逾万里,名山大川之所出,日异月新而以亿计。 谨按夏禹任土作贡之物,冀州尧都有供无贡……此九州之力,亦足以尽国家之所用矣。 夫古天下今天下,一也。 岂以古之中国有其物,而今独无之,须待求诸他国而后可以充其所用哉”① 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195《戒佚欲》,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永乐内府本。,此处“中国”与“九州”并列。 还有金履祥的《中国山水总说》② 金履祥:《仁山金先生文集》卷3《中国山水总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雍正春晖堂本。,从其中叙述的“中国山水”的范围而言,基本相当于“九州”。 明代的《礼部志稿》卷一《受贡之训》载:“洪武七年,诏中书礼部曰:古者,中国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蕃邦远国,则每世一朝,其所贡方物,不过表诚敬而已”③ 《礼部志稿》卷1《受贡之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355,第597 册,第29 页。,此处将“中国诸侯”与“九州之外蕃邦远国”区分开来,由此可以认为“中国”等同于“九州”。 清代也是如此,如李光地《榕村集》卷五记:“今以其说考之,则中国九州正当黄道北轨,距赤道二十四度之外,起于广州夏至戴日之下,迤逦而北,至于夏至去日十六度许,则今直隶也。”④ 李光地:《榕村集》卷5《周官笔记·地官》,《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263,第1324 册,第591 页。

不过,隋唐直至清末,指代“北方地区”的“地理中国”的用法还偶尔出现,尤其是在宋金对峙时,南宋经常用“中国”一词指代金朝统驭的北方地区,如吕颐浩在《论机会不可失》中记述:“去岁九月,贼犯淮甸,我师屡捷,金人顿兵百余日,师老粮匮,无所得而遁,则情见势屈可知矣。 夫侵陵中国如此之久,侮嫚如此之甚,今王师已振,敌众向衰,若不发兵攻击,则终无讨伐之期矣。 或曰:‘得汴京而未能守,何益于事。’臣对曰:‘不然,昔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除秦烦苛之令,民心归之。 项羽虽以其地析为三秦,徙高祖于汉中,然关中之地终为汉有,因之以取天下。 况此举必可以擒刘豫,平僣伪,使中原之民知神器不可以非望得,又可以示我宋不忘中国土地人民之意。’”⑤ 吕颐浩:《忠穆集》卷2《论机会不可失》,《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 年版,第31 册,第747 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九十载“虏乱中国(四库本‘金人据中国’)且一纪矣”⑥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9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1369 页。等。

总体而言,“地理中国”在先秦时期,大致指的是中原地区,汉代扩展到了北方地区,而到了隋唐时期则继续扩展与“九州”逐渐接近,最终“地理中国”大致与“九州”相当,但同时指代北方地区的用法并没有彻底消失。 还要强调的就是,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文献中的“中国”一词都可以被视为“文化中国”,因此本质上“地理中国”更多强调的是不同文化的差异,即“文化中国”所在的地理空间。

三、“政治中国”

“政治中国”虽然表达的是某一皇朝直接控制区域上的“国”,但受到“文化中国”以及传统“华夷观”的影响,“政治中国”往往与皇朝的“正统性”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这一概念诞生之后,宣称自己为“中国”是皇朝确立自身正统性的手段之一⑦ 对此的具体论述,可以参见黄纯艳:《绝对理念与弹性标准——宋朝政治场域对“华夷”“中国”观念的运用》,《南国学术》2019 年第 2 期。,且由此在这一概念诞生后的皇朝并立时期,不可能像某些学者宣称的那样,存在并立的皇朝互称“中国”的现象⑧ 如赵永春:《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试论统一多民族中国及其疆域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 年第 3 期。。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政治中国”可能最早形成于隋唐时期。 如《隋书·李徹传》载:“突厥每侵边,诸将辄以全军为计,莫能死战。 由是突厥胜多败少,所以每轻中国之师”⑨ 《隋书》卷 54《李徹传》,第 1368 页。;《新唐书·郭子仪传》载:“(回纥)惊曰:‘令公存乎? 怀恩言天可汗弃天下,令公即世,中国无主,故我从以来。 公今存,天可汗存乎?’报曰:‘天子万寿’”⑩《新唐书》卷137《郭子仪传》,第4606 页。;《旧唐书·温彦博传》记:“初,突厥之降也,诏议安边之术。 朝士多言:‘突厥恃强,扰乱中国,为日久矣。 今天实丧之,穷来归我,本非慕义之心也。 因其归命,分其种落,俘之河南,散属州县,各使耕田,变其风俗。 百万胡虏,可得化而为汉,则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常空矣’”① 《旧唐书》卷61《温彦博传》,第2361 页。;《旧唐书·魏征传》载:“先是,遣使诣西域立叶护可汗,未还,又遣使多赍金银帛历诸国市马。 征谏曰:‘今以立可汗为名,可汗未定,即诣诸国市马,彼必以为意在市马,不为专意立可汗。 可汗得立,则不甚怀恩。诸蕃闻之,以为中国薄义重利,未必得马而失义矣’”② 《旧唐书》卷 71《魏征传》,第 2559 页。。 当然,在这些语境中,“中国”一词也可以用来指“北方地区”或者“九州”,但似乎指代“皇朝”所控制的区域更具有说服力,如“中国无主”,“百万胡虏,可得化而为汉,则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常空矣”,以及将“中国”与“叶护可汗”相对等,这些句子中的“中国”一词似乎已经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且带有“政权”的意味。

需要说明的是,隋唐之前文献中的某些“中国”有时也可以理解为“政治中国”,但一方面这样的情况不多,另一方面在这些语境下的“中国”还可以理解为“地理中国”,即缺乏明确的只能理解为“政治中国”的例证,因此本文将“政治中国”诞生的时间定在了一个较晚的时间点。

如果说隋唐时期“政治中国”还比较模糊的话,那么到了五代和北宋时期,“政治中国”则已经非常明确,典型的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不被认为是“中国”,而“中国”通常指的是统治了“中原地区”的五代各朝所统驭的地理范围之上的一个“国”,这样的例证众多,如《旧五代史·高行珪传》载“后延策因入奏,献封章于阙下,事有三条:一请不禁过淮猪羊,而禁丝绵匹帛,以实中国”③ 《旧五代史》卷65《高行珪传》,中华书局1976 年版,第867 页。。 而典型的就是《新五代史·楚世家第六》载:“是时,契丹灭晋,中国大乱,希范牙将丁思觐廷谏希范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战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邻敌,传国三世,有地数千里,养兵十万人。 今天子囚辱,中国无主,真霸者立功之时’”④ 《新五代史》卷66《楚世家第六》,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826-827 页。,虽然“是时,契丹灭晋,中国大乱”“今天子囚辱,中国无主”两句中的“中国”可以被认为指代的是北方地区,也可以被认为指“五代”各朝所控制的地域,但“中国无主”一词似乎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概念,而且是带有一定权力意味的政治概念,再结合后文所举“中国”一词所涵盖的范围可以随着皇朝直接统驭范围的盈缩而盈缩的例子,由此这里的“中国”一词不再只是一种地理概念,而有着“政治中国”的意味。

由于“政治中国”指的是某一皇朝直接控制的区域,因此理论上其也就会随着皇朝控制范围的盈缩而盈缩,如《旧五代史·世宗本纪》载:“又赐其将佐书曰:……近者金陵使人,继来行阙,追悔前事,委质大朝,非无谢咎之辞,亦有罢军之请。 但以南邦之土地,本中夏之封疆,苟失克复之期,大辜朝野之望,已兴是役,固不徒还。 必若自淮以南,画江为界,尽归中国,犹是远图。 所云愿为外臣,乞比湖、浙,彼既服义,朕岂忍人,必当别议封崇,待以殊礼”⑤ 《旧五代史》卷116《世宗本纪》,第1545-1546 页。,这里的“中夏”和“中国”应该是同一意思,“必若自淮以南,画江为界,尽归中国”展现了“中国”的范围是可以扩张的。

对此表达最为直白的就是,《新五代史·职方考三》中对唐末以来不同时期“天下”州数的统计,即“自僖、昭以来,日益割裂。 梁初,天下别为十一国,南有吴、浙、荆、湖、闽、汉,西有岐、蜀,北有燕、晋,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为梁。 庄宗初起并、代,取幽、沧,有州三十五,其后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灭梁。 岐王称臣,又得其州七。 同光破蜀,已而复失,惟得秦、凤、阶、成四州,而营、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为唐。 石氏入立,献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百九州以为晋。 刘氏之初,秦、凤、阶、成复入于蜀,隐帝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为汉。 郭氏代汉,十州入于刘旻,世宗取秦、凤、阶、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废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为周。 宋兴因之。 此中国之大略也。 其余外属者,强弱相并,不常其得失。 至于周末,闽已先亡,而在者七国。 自江以南二十一州为南唐,自剑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为蜀,自湖南北十州为楚,自浙东西十三州为吴越,自岭南北四十七州为南汉,自太原以北十州为东汉,而荆、归、峡三州为南平。 合中国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军不在焉”① 《新五代史》卷60《职方考第三》,第713-714 页。。 这段文字不仅将“中国”作为与“十国”并列的“国”,而且也详细介绍了其地理范围的盈缩。

但需要强调的是,在清代中期之前,“政治中国”的范围并不是可以无限扩张的,基本被限定在“九州”之内,这点在《新五代史·十国世家年谱》表后的对答② 《新五代史》卷71《十国世家年谱第十一》,第881-882 页。和《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的议论③ 《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第一》,第885 页。中表达的非常清晰,具体而言,在宋人心目中,“十国”虽然在当时并不属于该范围,但也不同于“夷狄”,且认为“十国”与“中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由于“夷狄”与“中国”相对,因此不能被纳入该范围,由此似乎可以推断处于“中国”与“夷狄”之间的“十国”应当更倾向于为“中国”所有。 不仅如此,自先秦以来,虽然“地理中国”的范围并不固定且不断拓展,但最终与“九州”基本一致,而且受到“文化中国”的影响,“地理中国”不仅有着地理意味,还暗示着这一地域在“文化上”的优越性,由此“政治中国”限定于“地理中国”是一种合理的结果。

对“政治中国”这样的地理限定一直持续到了清朝的前期。 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至少在明代的一些文献中有时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国”是自古长存的,即皇朝可以更替,而“中国”是一直存在的,如丘浚在《论厘革时政(弘治壬子四月十日上)》中论述:“仰惟太祖高皇帝于洪武元年岁在戊申,登大宝之位,肇皇明之基,复中国之统……非若我圣祖战元人而出之化外,抚绥我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国,重阐彝伦,再立世界。 盖自天开子会以来,帝王功德之大,所未有者也……”④ 丘浚:《重编琼台稿》卷7《论厘革时政(弘治壬子四月十日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87,第1248 册,第134 页。刘基《诚意伯文集》卷二十《皇帝手书》载:“皇帝手书付诚意伯刘基:近西蜀悉平,称名者尽俘于京师。 我之疆宇,比之中国前王所统之地不少也。 奈何元代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⑤ 刘基:《诚意伯文集》卷2《皇帝手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64,第1225 册,第469 页。无论是“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国”,还是“我之疆宇,比之中国前王所统之地不少也”,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从康熙朝开始,清廷开始有意识地拓展“政治中国”的范围,超出了“九州”直至清朝直接控制的范围。 就笔者所见时间较早的就是图里琛在《异域录》中的记述,即:“我等答曰:……我中国地方,南至南海,东至东海,西与西藏之西沙章汗接壤,此等地方我国之人皆曾到过,惟沙章汗地方未到。 在北则有尔国地方,我等初次到此。 我中国并无似尔国地方者。”⑥ 图里琛:《异域录》卷下,《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3279 册,第44 页。这里的“中国”显然指的是清朝当时控制的地理范围,至少除相当于“九州”的“地理中国”之外,还包括西藏和内外蒙古。 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一时期清人将传统只局限于“九州”的天文分野拓展到其所直接统驭的地理范围⑦ 对此参见邱靖嘉:《天地之间:天文分野的历史学研究》,中华书局2020 年版,第271 页。,因此可以认为,对于“政治中国”地理范围的拓展应是清人有意为之的⑧ 对于清朝时期“中国”的地理范围,更为详细的讨论可以参见成一农:《清朝的“中国”概念》,《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3 期。。

总体而言,“政治中国”可能产生于隋唐时期,指的是作为皇朝核心的一个“国”,到五代十国的时候这一概念变得更为清晰,其地理范围虽然随着皇朝直接统驭的范围而盈缩,但在清代中期之前不超过“九州”,而从清代中期开始,清廷有意识地将其扩展到皇朝直接统驭的地理范围,超出于“九州”之外。

四、王朝和皇朝时期“中国”一词使用的语境

虽然在我们现代人心目中,“中国”一词是中性的,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国名”,但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文化中国”的存在,“中国”一词在王朝和皇朝时期从未是一个“中性词”,多出现于与“夷狄”“四夷”“天下”有关的语境中,表达着相对于“四夷”的优越性① 在王朝并立时期,还出现在与其他“王朝”交往的语境中。 关于“中国”一词使用的语境,参见成一农:《清朝的“中国”概念》,《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3 期。。 之所以在这些语境中使用“中国”一词,这与王朝和皇朝的“天下结构”存在密切关系。 大致而言,“王朝”和“皇朝”名义上统驭的范围是“普天之下”,由此其是超越于“国家”“部族”等之上的。② 更为具体的讨论可以参见成一农、陈涛:《王朝是“帝国”吗? ——以寰宇图和职贡图为中心》,《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 因此在与“四夷”或者“外国”交往时,如果用作为“天下之号”的王朝名和皇朝名③ 以“清朝”“明朝”为代表的王朝的名号,在文献中正式的称呼就是“天下之号”,对此可以参见渡边信一郎的论述(渡边信一郎著:《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徐冲译,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5 页)。的话,那么两者显然是不对等的,也是错误的。 基于此,代表了王朝和皇朝正统性、文化优越性的“中国”一词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 而且,此处需要再次强调的就是,在王朝和皇朝时期,“王朝”、“皇朝”与“中国”是不对等的,“中国”只是两者的一部分,虽然是最为核心的部分,因此在研究中,不能将之划上等号。

有些学者认为《尼布楚条约》的文本中“清朝”与“中国”一词互换使用,由此表明这一“中国”具有特殊性,已经具有了一个近现代主权国家的含义④ 如李大龙:《有关中国疆域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西北民族论丛》第8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7 页。。 但如果理解了王朝和皇朝时期“中国”一词出现的语境的话,那么就会意识到这样的认知显然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在《尼布楚条约》中使用“中国”一词,是在王朝和皇朝时期与“外国”“蛮夷”交往和交流时习惯使用和必然选择使用的词语。 不仅如此,由于王朝和皇朝时期,“中国”与“四夷”相对,且“中国”一词也主要出现在与“四夷”有关的语境中,再加上“天下秩序”,以及“文化中国”的存在,因此“中国”实际上不仅是一个“褒义词”,而且也是对与其对话或者交涉的“四夷”的贬低,因此就这点而言,《尼布楚条约》在当时的语境下,是据有“中国”的清朝对其所统属的“蛮夷”的“恩赐”。 其实翻阅一下《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后的一些文献也能看到清人对俄罗斯人的态度,如《尼布楚条约》订立之初,议政王大臣等奏称:“鄂罗斯国人,始感戴覆载洪恩,倾心归化,悉遵往议大臣指示,定其边界。 此皆我皇上睿虑周详,德威遐播之所致也。”⑤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43,《清实录》第5 册,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578 页。

对上述认知的一个佐证就是黄兴涛的一段论述:“1871 年,中日两国在商讨立约标题时,日方就认为题头与日本并称的‘中国’称谓有失妥当,‘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约内两国相称,明书国号为正’……在条约付署之际,又再度重申了不可用‘中国’作为条约起首处国家之称的理由:‘中国,东起满洲、朝鲜,西至西藏、后藏、昆仑山,若将其域内称作中国,那么其域外之地岂不是要被视作外夷? 说到底就是要以‘中国’自居。’”⑥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43-44 页。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日本,显然明白在皇朝时期“中国”一词的内涵。

五、结论——皇朝时期的“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些语境下,尤其是在宋代之后,“地理中国”、“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有时不是可以截然区分开来的。 如在北宋和明朝,由于“政治中国”与“地理中国”涵盖的地理范围基本一致,因此众多语境中的“中国”理解为“政治中国”和“地理中国”都是可以的,如《明太祖文集》卷一《免北平燕南河东山西北京河南潼关唐邓秦陇等处税粮诏》(洪武二年正月)载:“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乱,率众渡江,保民图治,今十有五年矣。 荷天眷佑,西取陈友谅,以安荆、楚,东缚张士诚,以平三吴,遂至八番,直抵交广,以极于海,悉皆戡定。 重念中国,本我华夏之君所主,岂期元人入据,已及百年,天命靡常,群雄并起”① 姚士观等编校:《明太祖文集》卷1《免北平燕南河东山西北京河南潼关唐邓秦陇等处税粮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62,第1223 册,第4 页。,其中的“中国”可以理解为“政治中国”和“地理中国”,当然其必然是“文化中国”。

总体而言,王朝和皇朝时期,“中国”一词的涵义是多元的,因此要理解文献中出现的“中国”一词,不仅要回归当时的语境,而且还要理解当时以及之前经常用于这些语境中的“中国”一词的涵义,而上述这些也是以往众多关于“中国”的研究所忽略的。 让问题变得复杂的就是,我们现代人总是认为在某一语境中的“中国”的涵义应当是统一的,或者应当是大致统一的,但实际上似乎并不如此。 因为正如上文所述,由于“中国”一词多个涵义在某些时期其所涵盖的地理范围基本一致,且在一些语境中,“中国”一词解释为“政治中国”、“地理中国”和“文化中国”都说得通,由此可能有些时候,使用“中国”一词的古人也都没有对此刻意加以区分。 因此,在研究中,我们的重点可能是要去判断所研究时代的“中国”不可能是什么涵义,然后再以此为基础,去分析具体语境中“中国”一词可能的某种涵义或者多种涵义。

最后,还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皇朝时期的“中国”是如何“转型”为“现代中国”的。 需要说明的是,“转型”一词强调的是“断裂”以及“转化为”另外一种事物,就本文所涉及的内容而言,则强调的是近代时期皇朝“天下秩序”的崩溃,对现代所谓“万国平等”的“国际秩序”的接受,以及原本多意的“中国”转化为涵义明确的作为现代主权国家的“中国”,因此这一“历史过程”不是“线性的”,甚至也不是“必然的”。

清后期,清朝与欧洲列强的冲突,可以看成是两种“天下观”的冲突。 在这场冲突中,处于上升期的欧洲列强,战胜了已经过了皇朝强盛期、制度日趋僵化、日益缺乏开放性和进取心的清朝,由此在对撞中,皇朝传统“天下观”的崩溃也是必然。 但由于这种“天下观”深入文化的骨髓,且在这种“天下观”中“中国”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因此在受到如此冲击之下,“中国”依然花费了近百年的时间才将这种“天下观”抛弃。

而就“中国”的“转型”而言,则更为复杂,现就这一词语在清朝的三个层面的涵义,即“政治中国”、“地理中国”和“文化中国”分别进行简要论述。

如前文所述,由于清朝努力扩大“政治中国”的地理范围,将其扩展到了清朝直接统驭的范围,由此在清后期与列强的碰撞中,随着皇朝“天下秩序”的崩溃以及对所谓“万国平等”的现代主权国家概念的逐渐接受,这一“政治中国”也就逐渐转化为现代的主权国家,虽然这一过程花费了近百年的时间。 不仅如此,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凌驾于“中国”之上的“皇朝(清朝)”的概念消解之后,虽然可能清人最初不太理解现代“国家”的概念,但对于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的概念则是熟悉的,由此“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也就很容易取代了“天下之号”的“清朝”,且被作为“国名”。 此后,随着各种条约的签订,“政治中国”的疆域也就逐渐固化为现代主权国家的“领土”,而这也是现代中国领土合法性的历史来源。

“地理中国”这一概念,可能延续到了清朝末年,甚至民国初年,典型的就是杨守敬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杨图各时代都只画中原王朝的直辖版图,除前汉一册附有一幅西域图外,其余各册连王朝的羁縻地区都不画,更不要说与中原王朝同时并立的各边区民族政权的疆域了。 所以杨守敬所谓《历代舆地图》,起春秋讫明代,基本上都只画清代所谓内地18 省范围以内的建置,不包括新疆、青、藏、吉、黑、内蒙古等边区”②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 年第1 期。。 不过,随着现代国家概念的诞生,以及“中国”被越来越多人看成是一个现代国家,由此到了民国时期,大多数人愈发不理解“地理中国”的涵义,或者说“中国”一词这一层面的涵义很快被大多数人所忘记。 由此,在面对日本和西方用“中国本部”一词来试图达到侵略或者分裂中国的目的时,民国时期的研究者虽然认为这一“词语”存在问题,但绝大多数的反驳者都没有意识到对方所用的“中国本部”中的“中国”在王朝和皇朝时期指的只是“地理中国”,或者至多是持续至清朝前期的受到“地理中国”影响的“政治中国”,而不是清朝中期及其之后的“政治中国”,且即使是“政治中国”,其与现代民族国家也存在本质的区别,因此无论如何都不能将“中国本部”理解为一个有着现代民族国家意味的词语,由此用“中国本部”来对中国的领土进行限定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民国时期的学者已经如此,现代东西方的一些研究者更是没有意识到这一词语的根源,由此无论是欧美“新清史”研究者的相关论述① “新清史”的研究者对于王朝和皇朝的“天下”“天下秩序”“王朝”等概念的误解颇多,由此他们的研究中存在众多的错误。,还是不同意这些论述的一些中国学者实际上都没有理解问题的本质。一旦理解了这一问题的本质,那么那些用“中国本部”或者其简称(即“中国”)来指摘现代“中国”的那些研究,显然也就很容易驳斥了。

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的碰撞,由于“中国”在政治、文化、经济以及心理等方面的优越地位不断受到冲击,因此“文化中国”不断被消解。 为了应对这一心理上的反差,随着“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以及被广泛接受,最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概念取代了“文化中国”。

最后还要强调的就是,正如本文开篇所论述的,虽然本文对于王朝和皇朝时期“中国”的讨论是基于“回到历史现场”的视角,但这并不是对以往以“后见之明”的视角对王朝和皇朝时期的“中国”概念及其演变的研究的否定② 再次强调的就是,本文批评的是将这两种视角混淆的那些研究。。 这两种视角的差异在于,“回到历史现场”强调的是“复原”历史及其过程,而“后见之明”则侧重于基于结果对历史演变动因的分析,如谭其骧等众多学者对“中国历史疆域”演变过程的研究,就是以现代中国的领土为基础对其形成过程和原因的解释,并由此阐述了现代中国领土的历史必然性。 因此,这两种视角有时也是可以结合的,即“后见之明”提供了对现代中国领土的历史必然性的解释,而“回到历史现场”则为这种解释提供了基于“历史”的对过程的复原,即对谭其骧提出的“我们认为18 世纪中叶以后,1840 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③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 年第1 期。一句中“自然形成”的过程给予更为明确的描述,由此不仅增强了解释的说服力,且还尽量避免了基于“后见之明”带来的众多歧义和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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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成一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4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舆图与政治地理结构话语体系研究”(24VLS01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