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通过对罗马共和国中晚期相关文献及铭文材料的考察可知,在罗马逐渐发展地中海霸权的过程中,“友谊”始终是其对外交往中的一个关键词。 在罗马处于弱势时,它用于表达与对方妥协与合作的意愿,而随着罗马势力的增长,友谊呈现出强势特征,试图将友人纳入自身统治影响之下。 “友谊”的性质因此以双方国家实力与道德水平的消长为基础,成为罗马帝国扩张过程中试探其权力边界的重要修辞工具。 罗马人的友谊是对一种不平等权力关系的表述,但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方被寄予了遵守信义和公正原则的期待,由此构成了一定程度的道德约束。 通过对罗马友谊观特性的论述,揭示了作为权力关系的“友谊“与传统研究所重视的恩庇关系以及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之处。
关键词: 罗马;友谊;对外关系;霸权;信义
过去六十年,西方学界在罗马共和国及元首制时期政治生活和权力关系方面的研究,常在庇护制的理论框架中展开。 尽管这一解释模式影响极为深远,其本身却并非没有问题。 这一解释模式自从提出以来就成为不少学者争论的焦点。① 参见J.Bleicken,“Review of E.Badian,Foreign Clientelae,264-70 BC,”Gnomon 36.Bd.,H.2(Mar.1964),pp.176-187.H.V.Harris,War and Imperialism in the Republican Rome 327-70 BC,Oxford:Clarendon Press,1979,pp.135-136.P.Burton,“Clientela or Amicitia?Modelling Roman International Behaviour in the Middle Republic(246-146 BC),”Klio,Vol.85,2003,pp.333-369;Friendship and Empire:Rome Diplomacy and Imperialism in the Middle Republ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 6-15.F. P.Polo,“Foreign Clientelae Revisited: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in M.Jehne and F. P.Polo eds.,Foreign Clientelae in the Roman Empire:A Reconsideration,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2015,pp.19-42.M.Snowdon,“Beyond Clientela:the Instrumentality of amicitia in the Greek East,”in M.Jehne and F.P.Polo eds.,Foreign Clientelae in the Roman Empire:A Reconsideration,pp.209-224.关于中文学界以庇护制为背景的研究,参见胡玉娟:《被保护人与罗马早期社会的等级冲突》,《世界历史》2014 年第3 期。罗马史家盖尔泽1912 年的著作《罗马共和国时期贵族》或是最早将罗马庇护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加以研究的作品,认为罗马与其他地区之间的非正式权力关系应该都被视为恩主与部曲关系的变种。①M.Gelzer,Die Nobilität der römischen Republik,Stuttgart:Teubner,1912.其理论后来被用于论证元首制时期的罗马政治,尤其在德国史家普莱莫斯坦及20 世纪英国史家塞姆笔下得以在学界传播开来。② A.von Premerstein,Vom Werden und Wesen desaugusteischen Prinzipats,München:Verlag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 Schaften,1937;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9.在历经30 年代的发酵期后,战后冷战期(20世纪50 年代),塞姆的学生贝迪恩于1958 年出版著名的《外国部曲》,将该理论所关注的“非正式权力关系”成功运用于罗马对外关系研究中,扭转了传统上以律法框架解读罗马对外关系的主流趋势。③E.Badian,Foreign Clientelae,Oxford:Clarendon Press,1958,p.11.该书的出版正值美苏冷战期并非偶然:据贝迪恩研究者伯顿所言,在该书出版同年的一篇关于罗马与安条克冲突的文章中,贝迪恩将其副标题命名为“一项冷战研究”。④E.Badian,“Rome and Antiochus the Great:a Study in Cold War,”CP 54,1959,pp.81-99.这让我们不得不怀疑,“庇护制”理论运用于罗马对外关系分析中,在多大程度上其实受制于冷战时期“攻势现实主义”思维,使得罗马对其所有对外关系的描述都被视为一种奥维尔式“讳言/双关”。 这表示,无论古代文献中是用“友谊”(amicitia)还是“信义”(fides)这类概念来表述其与他邦之间的关系,都被视为一种本质上是恩庇关系的“委婉语”。⑤ K.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Boston,Mass.:McGraw Hill,1979;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该理论的影响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冷却,而是在学界进一步发展。 里奇在其1989 年文章《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恩庇与邦际关系》中更是直接提出,罗马帝国就是庇护制的一种形式。⑥ J.Rich,“Patronage and Interstate Relations in the Roman Republic,”in A.Wallace-Hadrill ed.,Patronage in Ancient Socie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9,pp.117-135.自20世纪80 年代以来,就庇护制如何作为一种政治控制手段促进罗马世界凝聚整合的问题,学界展开了激烈的探讨。⑦C.Nicolet,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trans.by P.S.Fall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R.P.Saller,Personal Patronage under the Early Empi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A.Wallace-Hadrill,Patronage in Ancient Society,London:Routledge,1989.中文论文可参见晏绍祥:《显贵还是人民——20 世纪初以来有关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特点的争论》,《历史研究》2008 年第5 期;刘津瑜:《罗马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62-167 页;韩潮:《波利庇乌斯与20 世纪罗马政体之辩难》,2017 年 10 月 21 日。
该理论一个显而易见的弱点在于,在现存史料中,无论是罗马还是希腊史料,实际上都极少用恩主和部曲来形容罗马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而用冷战时期政治语言思维来释读古代罗马邦际关系中的外交用语,也显然存在问题。⑧ 参见P.Burton,Friendship and Empire,pp.15-18。无论在此期间有多少罗马贵族成为外邦人恩主,这与罗马国家被象征性的比喻为异邦“恩主”都不是一码事:后者直接预设了所有盟邦以同等低下的地位面对罗马的霸权统治,难以对其权力光谱上的各类层级进行完整概括,也无法用于描述罗马霸权扩张过程中与他邦之间关系的变化。⑨ M.Snowdon,“Beyond Clientela,”pp.209-224;C.Eilers,Roman Patrons of Greek Cit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86-189;P.Burton,“Clientela or amicitia?”p.351,n.90.这导致该理论在受到拥护的同时也受到不少质疑。⑩ H.V.Harris,War and Imperialism,pp.135-136;D.Braund,Rome and the Friendly King:the Character of Client Kingship,London:Croom Helm,1984.
近年来,“友谊”概念取代“庇护”引起更多学者注意。 作为政治概念,“友谊”虽不像“恩庇”有其神话来源,但在与希腊社会一脉相承的政治文化中占据着独特的思想史地位。⑪中文学界更常围绕“友爱”的古希腊概念展开讨论。 古希腊哲学中的“友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拉丁文中的“amicitia”相当,但两者仍然存在差异。 本文在论述中仍然以“友谊”而非“友爱”来翻译“amicitia”,以示区别。 而随着政治文化研究影响的扩散,“全球史”概念进入古代史研究视野,为我们对罗马友谊的理解提供了相关理论支持。 作为一种全球现象的国际“友谊”在近年来开始引起愈为广泛的关注。 在贝伦斯科特和凡·霍夫为2017 年《牛津外交政策分析百科》所撰写的词条“友谊与对外政策”中,作者们探讨了“国际友谊是如何影响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并将其定义为“是一种相互认同的身份角色之间的特定关系,蕴含在一种围绕着共同秩序理念而形成的强大认知、规范和情感纽带之中”。① F.Berenskoetter and Y.van Hoef,“Friendship and Foreign Policy,”in C. G.Thies ed.,Oxford Encyclopaedia of Foreign Policy Analysi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1-6.在罗马史领域,康士坦在系列文章中重点分析了“庇护”与“友谊”的不同。② D.Konstan,“Patrons and Friends,”CP 90,1995,pp. 328-342;Friendship in the Classical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Friendship and Patronage,”in S. J.Harrison ed.,A Companion to Latin Literature,Malden,MA:Blackwell Pub.,2005,pp.345-359.其他重要的著作还可参见C.Eilers,Roman Patrons ofGreek Cities;M.Jehne and F.P.Polo eds.,Foreign Clientelae in the Roman Empire:A Reconsideration;E.Baltrusch and J.Wilker,Amici-Socii-Clientes?Abhängige Herrschaft im Imperium Romanum,Berlin:Edition Topoi,2015.在“友谊”框架下解读罗马帝国,因此正在成为西方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格鲁恩认为友谊原本是一个希腊概念(
),早在罗马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出现,而罗马人是在与这些外邦人的交往中才逐渐接受了这个观念。 他因此认为我们不应只从罗马人立场来进行观察,抑或将其视为罗马外交策略的特征、意在“为干涉他国提供理由或作为一种控制手段”。③E.S.Gruen,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Coming of Rome,pp.54-95.
埃克斯坦的学生保罗·伯顿2011 年专著《友谊与帝国》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作者继承了老师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趣,认为“在罗马共和国进行海外帝国扩张的第一阶段中,建立友谊是其处理与他国外交事务的首要手段”,因此友谊的语言“是罗马人构建其与国际伙伴关系的主要话语体系”。④P.Burton,Friendship and Empire,p.2.伯顿将罗马国家对外关系中的“友谊”视为个体“友谊”关系的延伸。 或许受到克林顿政府及“9·11 事件”的影响,伯顿并不满足于老师所认同的现实主义理论,而是将其研究视野基于与之相对的建构主义理论。与关注对抗和战争状态的现实主义不同,建构主义聚焦于国际关系体系中那些促使邦际合作的动力,以及借此孕育“均势”的国际行为。⑤P.Burton,Friendship and Empire,p.30.作者认为“友谊”便是这类动力的表现形式之一,在罗马共和国中期(前353 至前146 年)的发展中占据核心地位,并在霸权正式建立之后逐渐走向崩溃。⑥P.Burton,Friendship and Empire,p.102.伯顿对“友谊”问题的论述丰富而严谨,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⑦ 相关评论参见N.Rosenstein,“Review of Friendship and Empire,”CJ-Online,2012,pp.1-3;J.Briscoe,“Review of Friendship and Empire,”CP 108,2013,pp.257-260.对于“友谊”概念在邦际政治中致力于建构“均势”的功用,本文持怀疑态度,并倾向于认为它仍然是内在于罗马帝国话语中的一部分。 但与现代国际政治中生存竞争的零和博弈逻辑相比,古代罗马的帝国扩张受到更多道德制约,这种制约部分体现在以“友谊”为代表的辞令及其预设之中。
在伯顿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讨论范围扩展至罗马共和国中晚期,尤其是公元前2 至前1 世纪,探讨“友谊”话语在共和国中晚期的表现与运用。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展开讨论。 首先,观察罗马中晚期对外交往辞令中与“友谊”相关的表述,以及其随着罗马扩张而产生的变化。 其次,考察罗马“友谊”辞令背后的道德逻辑。 在正式或非正式契约关系中,对彼此的“信义”是保证友谊关系持存的前提,而古代友谊的维持尤以“信义”为基础。 信义的产生源自在时间中经过检验的德行,这意味着双方行事不仅需要遵守誓言,而且对于背誓行为所施加的惩处也须遵守正义的尺度。 本文将通过以上两个部分的探讨,揭示罗马对外关系中“友谊”作为一种权力关系的实质及其道德基础。
公元前2 世纪,罗马从与迦太基的战争泥淖中抽出身来。 第二次布匿战争胜利后,罗马终于“有充分的理由来构思其统治世界的野心”。⑧Polybius,The History,trans.by W.R.Paton,1.3.9,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但是,要在东方希腊世界建立霸权,罗马仍然面临困难。 公元前190 年,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随兄弟一起来到亚细亚,卡利亚的赫拉克勒阿城向罗马“宣誓效忠”。 西庇阿兄弟允许他们享有自由和依据当地法律管理其内部事务的权利,正如罗马人对其他城邦所做的那样。① R.K.Sherk,Rome and the Greek East to the Death of Augustu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No.14,ll.10.西庇阿兄弟担保,“在其他任何方面,我们(罗马人)都将会为你们提供服务,带去善好之事”,“我们也会接受善意和效忠之举,我们也会接受(你们的)善意和效忠,而不会忽略以善行来回报你们”。②R.K.Sherk,Rome and the Greek East to the Death of Augustus,No.14,ll.13-17.设若这封信的确写于罗马与安条克的战争期间,那么对于彼此的这种义务也就证明了罗马需要得到来自其他城邦势力的支持。③ R.K.Sherk,Roman Documents from the Greek East,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1969,p.218.对比参见D.Konstan,Friendship,p.123.(“罗马人对互惠的关注促使友谊概念中情感内容的稀释……这种义务伦理被认为是与朋友之间的关系特别相关的,这与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个人联盟基础——务实的付出和收获的情况符合一致。”)类似的案例还包括,公元前208 年帕伽玛国王阿塔卢斯一世与罗马缔结“友谊”被认为是以共同抵御马其顿国王为目的。 Livy,History of Rome,29.12.14,trans.by B.O.Foster et al.,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9-1959.罗马与其他城邦之间的互惠关系,还表现在罗马于公元前167 年与亚细亚城邦奇比拉签订的条约。④D.Magie,Roman Rule in Asia Mino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0,I.241,II.967,II.1122.条约内容提及,其签订基于“合意”,因为双方都被允许从条约中增加或删减内容,“只要双方都在认可的情况下表示愿意”。⑤R.K.Sherk,Rome and the Greek East,No.25(=OGIS 762),ll.7-9.直到公元前105 年,在罗马与阿斯替帕莱阿所签订的条约中也还能看到类似的表述。 条约规定双方不仅彼此履行义务,而且其中任何一方要想增删条约内容都必须基于“合意”。⑥R.K.Sherk,Rome and the Greek East,No.53(=Sherk 1969,No.16),ll.45-47.
基于“合意”的友谊意味着缔结双方均是出于自愿原则,而非强势一方的单方面胁迫。 这种自愿原则尤其体现在一种缔结友谊的极端形式当中,即“投诚”(deditio in fidem)。 依据波利比乌斯的记载,埃托利亚人在与罗马的争斗中落败,前者同意向后者“投诚”。 他尤其提醒希腊读者要对这个罗马概念的特殊性保持清醒:埃托利亚人“稀里糊涂”地向罗马人“投诚”,其下场就是对所有希腊人的警示。⑦Polybius,The History,20.9-10.这是因为,“投诚”意味着“将等同于某人对其自身所具有的权力让渡给胜利者”,亦即“无条件投降”。⑧ 对比Livy,History of Rome,38.27-29,1.38.1-2.关于投降仪式的记述。 参见E.Badian,Foreign Clientelae,pp.5-6;P.Burton,“Ancient International Law,the Aetolian League,and the Ritual of Surrender during the Roman Republic:A Constructivist View,”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09),p.243,n.4;p.244,n.1.尽管如此,投诚后双方缔结的关系也仍然是友谊关系的一种。⑨ 关于“投诚”仪式之后所建立的关系是否属于友谊关系中的一种,参见Burton 的辨析(Friendship and Empire,p.117)。罗马将领格拉布里奥对埃托利亚人“无条件投降”的最终处置表明,投诚应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 否则即便在仪式正式完成之后,也还是可被撤回或取缔。⑩ E.S.Gruen,“Greek
and Roman Fides,”Athenaeum 60(1982),pp.50-68;A.M.Eckstein,“Glabrio and the Aetolians:a Note on Deditio,”TAPhA 125(1995),p.271.此外,投降并不必然导向永久归顺,而“投降仪式”后又恢复其自由地位的情形也不鲜见。⑪A.Eckstein,Mediterranean Anarchy,p.142.
对于罗马友邦而言,他们也不愿自视为罗马部曲,因此强调自己的独立地位。 例如,爱奥尼亚城邦梅特罗波利斯曾通过法令为一位名为阿波罗尼乌斯的本地公民授予荣耀。⑫ C.P.Jones,“Events Surrounding the Bequest of Pergamon to Rome and the Revolt of Aristonicos:New Inscriptions from Metropolis,”JRA 17(2004),p.477.此人之所以受誉,是因为他曾带领军队驰援罗马指挥官,共同抗击帕伽玛国王阿里斯托尼库斯。⑬C.P.Jones,“The Bequest of Pergamon,”ll.13-14.这则法令强调,是他们自己选择了主动为罗马提供帮助,并非受制于部曲之义务的结果,而是出于帮助一位朋友的善意:“(梅特罗波利斯)人民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罗马人民及其友谊与联盟,并怀着巨大的喜悦享有自由,为了在这危急时刻,向罗马展示其政策方略,以及对其怀有善意”,他们投票选出阿波罗尼乌斯,让他前往战场支援罗马。①C.P.Jones,“The Bequest of Pergamon,”ll.20-23.Snowdon 认为这座城邦非常重视将自己呈现为具有独立地位的罗马之友:“此处我们能够看到,梅特罗波利斯人民……在做出回应时,强调他们接下去的行动是出于自主选择,而他们的动机则来自与罗马人所缔结的长久友谊,以及希望他们自己的善意得到回应的期待……这则宣言中内含的唯一义务就在于,罗马人为其恢复自由地位之后,由友爱(
)这个社会概念所规定给双方的道德义务,而不是被某种强权势力所强迫,抑或被合法或非法令状所规定的(那种义务)。”(M.Snowdon,“Beyond Clientela,”p.215.)
可见罗马“友谊”关系的建立并非出于单方面强迫,即便在极端情况下,即经过“投诚”建立的友谊关系,也同样以“自愿”为基础。 问题是,以自愿为前提而缔结的友谊,是否意味着在二者眼中双方也处于平等地位? 换言之,在双方眼中,自愿与罗马缔结友谊的邦国是否有权将其对本国利益的忠诚置于与罗马同等的地位?
波利比乌斯的一则记载和评论提供了线索。 他在《通史》中曾以公元前183 年卡里克拉忒斯率领阿凯亚使团造访罗马元老院为节点,区分了两种罗马统治:“好的”统治与“坏的”统治。 公元前183 年之前,罗马进入希腊政治世界时日尚浅,仍需依赖其盟友的协助,以对抗其他霸权势力。 因此其盟友对罗马统治的回应并非一味顺从,而是伴有忠告与抵制。 这类带有制衡意味的罗马霸权被波利比乌斯视为一种良性的统治局面。 公元前183 年之后,罗马的统治日渐显露出强制特征,原本基于忠言直谏和互利互惠的“友谊”,开始堕落为单方面的阿谀奉承与居高临下。 这在波利比乌斯看来是统治质量下降的开端。 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并不完全是堕落的元老院,还有希腊人自身的急功近利。 阿凯亚首领卡里克拉忒斯在元老院的演讲就是其标志。
在元老院面前,这位阿凯亚首领声称如今“在所有民主城邦(人民的意见)都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罗马的书面要求应该被执行,而无论是法律、铭刻盟约还是其他任何事务都应唯罗马意愿是瞻”;另一派意见则“诉诸(本地)法律、誓约、铭文,呼吁人们不要轻易违反这些(约定)”。 卡里克拉忒斯告诉元老院,后一种意见在阿凯亚如今更为盛行,结果就是“罗马派”被持续暴露于暴民的鄙夷和谩骂中。 因此,他告诫元老院“如果希腊人是否服从和听命于你们是无关紧要之事,那你们就维持现状吧;而如果你们想要命令被执行,没人敢怠慢你们的要求,你们就应该对此事多加关注”。②Polybius,The History,24.9.卡里克拉忒斯自己属于文中描写的第一类人,他们主张,“我们不仅要做好随时听命于(罗马)的准备”,甚至要对其作出预判(24.11.5)。 其对立党派由波利比乌斯父亲吕克塔斯和波利比乌斯所崇拜的菲罗波门所领导。 波利比乌斯将元老院政策的倾斜及希腊世界后来完全臣服于罗马统治的灾难结果归咎于卡里克拉忒斯党人,这种政见对立的立场未尝没有影响。 参见 F. W.Walbank,“Polybius between Greece and Rome,”in Polybe(Entretiens sur l’AntiquitéClassique),Foundation Hardt,1974,p.8.
在波利比乌斯看来,这一事件对于元老院此后对希腊态度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③Polybius,The History,24.10.3-5.(“元老院认为卡里克拉忒斯所说符合其利益要求,从他那里学到了这个道理:即他们应该援助那些支持其命令之人,而压制那些反对之人。 元老院于是首次开始了这样一种政策,他们着手削弱那些致力于更好境况的城邦成员,而对于那些无论好坏都诉诸其权威的人则予以支持。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即罗马人有了更多的吹捧者和更少的真正的朋友。”)因为在良好的统治局面下,友谊应表现为双方的相互尊重与认可。 而在堕落的统治下,友谊才表现为奉承与傲慢。 友谊呈现出“良好”或“堕落”的特征,不仅取决于罗马本身的道德风尚,也与友邦自身对罗马的友谊态度息息相关:唯罗马马首是瞻而罔顾自身国情与民众意愿,将不仅在友谊关系中失去自己的独立地位,而且将助长罗马的堕落与腐败,并非真正的友谊所致力的目标。 作为希腊人,波利比乌斯从罗马“友人”的立场出发,认为无论二者之间势力存在怎样的差距,弱势一方仍应保持对各自国家之独立、律法与誓约的忠诚与坚持。 由此可见,在波利比乌斯看来,罗马在地中海扩张中早期所表现的友谊态度体现出对对方平等地位的尊重,而随着罗马统治在共和国中晚期的扩张,这种相对平等的关系逐渐失衡。波利比乌斯的观点是否与罗马人的友谊观相符,将在下一节讨论。 但从罗马方面的法令和史料来看,共和国中晚期的罗马“友谊”的确呈现出与早期不同的特征。
马其顿战争晚期,公元前168 年,罗德岛人试图充当帕修斯和罗马之间的调停人。 不幸的是,当他们的信使抵达罗马时,正值皮德纳战争的结果传来:罗马大捷。① Aulus Gellius,Attic Nights,6.3.2-6,trans.by J.C.Rolf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对比参见H.H.Scullard,Roman Politics:220-150 BC,London:Routledge,2011,p.216.罗德岛人的中立态度因此被视为与帕修斯暗通款曲的结果,受到罗马谴责。 即便是罗德岛将国内亲马其顿势力全部处死,罗马仍不予饶恕。裁判官塔尔纳在公元前167 年甚至提议,要向罗德岛宣战。 对于这种“傲慢”,罗马人并非不自知。 加图在《为罗德岛人辩护》这篇演讲中,明确表达了对战争的反对。② 这篇演讲原文未能传世,我们只能从Aulus Gellius 对这篇演讲的评论中对其内容略知一二。 由于Gellius 对这篇演讲的讨论主要是为了反驳提洛对该演讲内容的批评,因此无论从内容还是从语境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材料来源都不能为理解这篇演讲提供足够的信息,也不足以系统地呈现这篇演讲的原本逻辑。 参见A. E.Astin,Cato the Censor,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pp.275-276.加图认为,并非只有罗德岛人不希望罗马获胜,许多其他国家同样如此。 加图认为这种态度实属情有可原。 这不是因为他们希望罗马人丢脸,而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世界上再也没有这样一个我们(罗马人)心怀畏惧的国家,那么我们将会为所欲为”,而他们自己也会在罗马人的独一霸权中终结自己的历史,走向奴役之路。 加图总结道,罗德岛人应该得到原谅,因为“他们之所以持有这样的观点,乃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自由着想”。③Aulus Gellius,Attic Nights,6.3.16.加图的演讲向我们展现了两方面事实:一方面,按照以加图为代表的传统观点,罗马与其友邦理应平等享有自由和不被奴役的权利,而与他邦缔结友谊,则被罗马视为自我约束和节制的重要途径。 另一方面,至少到了加图时代,这种观点开始失去支持,尽管加图试图以卓越的演讲术力挽狂澜,但并未能取得预期效果。④ 相关背景参见J.Briscoe,“Eastern Policy and Senatorial Politics,”Historia 18,1969,pp.49-57;E. S.Gruen,“Rome and Rhodes in the Second Century BC,”CQ 25,1975,pp.58-77;A.E.Astin,Cato the Censor,p.274,n.20.
在共和国晚期文献中,罗马人在友谊关系中的强势表现开始愈加频繁。 例如,在萨鲁斯特笔下,毛里塔尼亚国王博库斯在经历长期思想斗争后,将反抗罗马统治的女婿朱古达交给苏拉,从而对罗马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苏拉在劝导博库斯联合罗马击溃朱古达时,(萨鲁斯特让)苏拉说了这样一番话:“事实是,罗马人从其统治的开始就喜欢寻找朋友而非奴隶;他们认为统治(imperitare)愿意的人比管理被迫服从的人更加安全。 对你们来说,确实没有比我们的友谊更有利的了:首先,因为我们离你们很远,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最少的摩擦,但(产生的)善意却像我们就近在咫尺一般;其次,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多臣民,而无论是我们,还是其他所有人,实际上都没有足够多的朋友。”⑤Sallust,The War with Jugurtha,102.6-7,trans.by J.C.Rolf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
这番话揭示出罗马在此阶段对待友谊的一个关键立场:尽管友谊的建立基于对方的自愿,但二者地位并不对等,罗马将与友邦的交往视为一种“统治”关系。 此处,我们可以公元前2 世纪晚期的两则铭文材料作为对比。
公元前122 年由保民官曼尼乌斯·阿奇利乌斯颁布的《关于搜刮钱财罪的阿基利乌斯法》(以下简称《搜刮钱财法》),给那些对罗马行省官员的搜刮行为心怀不满的民众提供了规范的审判程序。⑥ 关于lex repetundarum 的背景及部分中译文可参见杨渊清:《罗马〈关于搜刮钱财罪的阿基利乌斯法〉涉陪审团条款译注》,《古代文明》2014 年第 4 期。 原文参见 M. H.Crawford ed.,Roman Statutes(BICS Suppl. 64),2 Vols.,London: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1996,No.1.这条法律所涵盖的范围,主要包括那些来自“盟邦的、拥有拉丁姓氏的或外族的”民众,或者那些处于“罗马人民的审判、命令、权力或友谊”之下的人民。⑦lex repetundarum,M.H.Crawford ed.,Roman Statutes,No.1,ll.1-2.另一个例子是公元前101 年的《裁判官行省治理法》,主要涉及对西里西亚与马其顿行省的官员遣派问题,分别在德尔斐和尼多斯发现了两份副本。⑧lex de provinciis praetoriis,M.H.Crawford ed.,Roman Statutes,No.12,pp.234-237.在这则法律中,“行省”不作为划分罗马统治范围的概念出现,而是为了区分官员之间的权责范围,以防他们互相干扰彼此的指挥范围而带来麻烦。⑨lex de provinciis praetoriis,Knidos II,ll.26-31.尽管这则法律针对的是罗马行省的长官,然而它声称所惠及的对象值得注意:不仅惠及“罗马公民、盟邦和拉丁民众”,而且还包括那些“与罗马人民处于友谊关系中的外族人民”。 在罗马的保护下,所有人都将能安全渡过海域,行使其合法权利。①lex de provinciis praetoriis,Knidos III,ll.33-35;Knidos II,ll.7-9.另参见Knidos IV,ll.23-26.对比L.Beness and T.Hillard,“reimilitaris virtus...orbem terrarum parere huic imperio coegit:The Transformation of Roman imperium,146-50 BC,”in D.Hoyos ed.,A Companion to Roman Imperialism,Leiden:Brill,2013,p.143.这两部面向行省地区的法律在提到所惠及民众的范围时,都没有局限于行省居民,而是将所有处于“罗马人民的审判、命令、权力或友谊”之下的民众都不加区分地涵盖了进来。 换言之,与罗马结下友谊的地区与臣服于罗马命令的地区(包括行省)之间没有特殊分别,都处于罗马权力的影响范围之中。 由此可见,在罗马人关于“友谊”的表述中,其本质是基于一种以罗马为中心的权力关系。
在共和国中晚期,将罗马“友谊”视为一种实质上的权力关系,也开始体现在罗马友邦的态度中。以帕加马国王阿塔卢斯二世为例。 在公元前159 年继位后不久,阿塔卢斯致信西布莉神庙大祭司阿提斯。 这封信件内容通过一则神庙铭文保留下来。②C.B.Welles,Royal Correspondence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4,p.241.依据信上所说,阿塔卢斯和阿提斯曾在蒙德纳斯河上的阿帕米亚城商议决定,向某个敌军发起联合攻击,可能是高卢人。③C.B.Welles,Royal Correspondence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no.61,ll.5-6.另参见p.250.当阿塔卢斯返回帕加马与朝臣开会商议这项决定时,刚开始几乎所有人都支持这个计划。④C.B.Welles,Royal Correspondence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no.61,ll.7-8.可是,克洛卢斯却力排众议,认为帕加马人不应该在未告知罗马的情况下轻举妄动。 一开始只有“少数人附和”,而在会议之后——阿塔卢斯在信中写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表示赞同”,这迫使阿塔卢斯认为,“在缺少他们(罗马人)参与的前提下开展一项计划,开始显得危机四伏”。⑤C.B.Welles,Royal Correspondence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no.61,ll.12-13.一旦计划成功,只会带来罗马人的“嫉妒、诽谤和恶意的揣度”;相反地,如果他们拥有罗马的支持,即便是失败了,“也还有可能弥补损失”。⑥C.B.Welles,Royal Correspondence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no.61,ll.18-20.出于这个原因,阿塔卢斯向祭司道歉,决定取消原定计划,并“将在任何情况下都向罗马派遣使臣,对我们(帕加马人)受到质疑的活动做持续汇报”。⑦C.B.Welles,Royal Correspondence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no.61,ll.20-22.这封信的内容后来被刻为铭文,展示于公众,也展示给潜在的罗马读者。⑧ 尽管这封信件或写于公元前159 年左右,但其刻写时间存在争议,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是在百年之后,信件内容才被转刻至Pessinus 的神庙中。 关于刻写的原因也存在争议,或与帕伽玛在公元前133 年独立地位的丧失以及米特拉达梯战争中罗马势力在此地的深入有关。 关于这封信件及其刻写信息,可参见C.B.Welles,Royal Correspondence,p.247。更加典型的表现来自比绪尼亚国王普鲁西阿斯。 依据波利比乌斯的记载,他在自己的宫廷接见罗马使者时“剃光头发,穿戴上白色的帽子、托加袍和鞋,打扮得和罗马那些释奴一样”,而在拜谒罗马元老院时,更以夸张的姿态行跪拜礼,还称罗马元老为“你们这些救世主”。 对此,波利比乌斯不无讽刺地评论,“正是由于他表现得如此可鄙,才因此受到了(元老院)友善的接待”。⑨Polybius,The History,30.18.萨鲁斯特在对努米底亚国王阿德尔巴的描写中对友邦的这类态度进行了恰当的总结。 努米底亚王国与罗马友谊的缔结原始于马西尼萨国王,而到了子辈米西普萨与孙辈阿德尔巴时代,国王声称自己“只负责努米底亚王国的管理事务,而权利和统治权则掌握在你们(罗马人)手中”。⑩Sallust,The Warwith Jugurtha,14.1-2.
对于凯撒笔下的高卢人而言,罗马“友谊”已几乎与“统治”无异。 阿里奥维斯图斯曾在公元前59年被元老院承认具有“国王和朋友”的身份。⑪Caesar,The Gallic War,1.35.2,trans.by H.J.Edwar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而当凯撒提出要与日耳曼人保持“一段长久的善意与友谊”,却遭到阿里奥维斯图斯的拒绝,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诉求若得不到回应,那么“被称为‘罗马人民的兄弟’也并无裨益”。⑫Caesar,The Gallic War,1.35.4,对比参见1.36.6,1.44.在公元前52 年的泛高卢地区叛乱中,一位名为孔维克托里塔维斯的埃杜伊人呼吁高卢人不应忘记,他们自己“生而自由、有权统治”。⑬Caesar,The Gallic War,7.37.2.他还质疑,何以埃杜伊人必须在权利和法律事务上求诸于凯撒,而非相反,让罗马人来求诸于埃杜伊人。①Caesar,The Gallic War,7.37.4.一位名为康米乌斯的高卢人虽曾与罗马缔结友谊、敬表忠心,却在公元前52 年维钦托利的叛乱中加入了高卢人的队伍。 针对此事,凯撒评论道,“在整个高卢地区存在着这样一种强有力的、众望所归的意愿,亦即恢复他们的自由,重现昔日的战场荣光,以至于他们既不为任何恩惠也不被关于友谊的记忆所打动”。②Caesar,The Gallic War,7.76.2.我们不禁注意到,对这些事件及其细节的记录并不仅仅体现了高卢人的危机感,而且实际上揭示了作者对于罗马友邦的挑剔态度:自愿原则原本被友邦视为缔结友谊的前提,而如今对于友邦捍卫其自由与独立地位的努力,凯撒既不同情、也不认可——甚至在写给元老院的辩护报告中将其援引为出征高卢的缘由,元老院的态度亦可由此推断。 这足以与加图时代为友邦争取自由的同情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到,尽管自罗马海外扩张之初,“友谊”就出现在其对外交往的辞令当中,但期间发生的变化值得关注。 扩张早期的友谊体现为对被征服者意愿的尊重,尤其在遭遇势均力敌或不甘屈服的对手时,罗马的友谊体现为妥协、让步与尊重。 而随着罗马共和国中晚期的扩张,这种友谊逐渐开始表现出愈为强势的霸权特征。 相关表述表明,此时的“友谊”不再致力于地中海世界的权力“均势”,而是以罗马自身利益为中心,试图将对方纳入其影响之下。 这种变化被波利比乌斯视为罗马“友谊”的堕落,它不仅源自扩张为罗马人所带来的“道德腐蚀”,而且也来自友邦自甘附庸的“卑劣态度”。 在罗马对外交往中所缔结的友谊关系中,显然存在权力博弈的因素,最终也是双向选择的结果。 “友谊”概念的包容性体现于此,其权力光谱的一端指涉实力相当而具有独立地位的潜在对手,另一端指涉臣服的部曲,所有介于其间的权力关系都被囊括于名为“友谊”的关系之中。 这使得罗马得以以“友谊”之名,在邦际关系的权力边界上进行试探和挑战。
在希腊人波利比乌斯看来,罗马在“友谊”问题上的立场变化体现出其统治品质的堕落。 这是因为,在希腊传统中,“友谊”主要指涉平等者之间的关系。③ G.Herman,Ritualised Friendship and the Greek C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37-38;P.Millett,“Patronage and Its Avoidance in Classical Athens,”in A.Wallace-Hadrill ed.,Patronage in Ancient Society,London:Routledge,1989,p.43;D.Konstan,Friendship in the Classical World,p.82.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友谊的经典论述中,他并未否认“包含一方优越地位的友爱”存在,例如“君主对属民的友爱即是优越者的善举”,但承认“民主制下友爱与公正最多,因为在平等的公民中有很多共同的东西”。④ 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1158b14-5,1161a10,1161b10,trans. by H. Rackha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6.但实际上,这种观点与罗马的友谊观存在微妙差异。 罗马对外友谊态度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与其说是一种“堕落的转变”,不如说内含于罗马友谊观的本质之中:罗马共和国中早期的“友谊”体现出对友邦意愿的尊重,更多出于对政治局势的权衡,而并不意味着将其视为具有对等关系的个体。 其态度在中后期的转变,与其说是友谊本身的变质,不如说是时局变化和双方国家实力之消长所带来的结果。 对罗马人而言,它始终是对一种权力关系的表述,预设了双方地位的不平等。 不过,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方被寄予了遵守信义和公正原则的期待,由此构成了一定程度的道德约束。 因此,要认识罗马友谊观与其霸权理论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考察这种友谊观背后的道德基础。
一方面,罗马人的友谊不以双方地位的绝对平等为前提。 这与“友谊”概念在罗马这个等级社会中的含义本身相关。 依据西塞罗在《论友谊》中的表述,“友谊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地位高的人应该对地位低的人平等相待”,其中地位较高的人应该屈尊自己,地位较低的人也不应受到轻视而妄自菲薄。⑤Cicero,On Friendship,69,71-72,trans.by W.A.Falconer,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3.牢固的友谊往往建立在一方对另一方给予恩惠“过载”的基础上,这既是友谊得以维持的前提,也是双方地位不平等的缘由。 在友谊关系中,施惠者居于高位,其友好行为被认为不应出于对对方报以同等回馈的期待,而只是基于对方的“善意”本身,“我们慷慨行善不是为了获得报答”。①Cicero,On Friendship,31.
由于这一特性,当罗马处于优势地位时,其友谊关系表为施惠者的慷慨,从而使其自身居于主导地位。②V.Pöschl,Grundwerte römischen Staatsgesinnung in den Geschichtswerken des Sallust,Berlin:De Gruyter,1940,p.6.以公元前197 年弗拉米尼努斯在狗头山战役中击败腓力之后对希腊诸邦事务的处理方式为例。在写给居雷提埃人的信中,他论及“无论你们在土地和建筑上有任何财产上的损失,只要它们如今归属于罗马人的公共财物,我们都会全部归还给你们的城市”。③R.K.Sherk,Rome and the Greek East,No.4,ll.9-10.不过,从居雷提埃人手中没收土地的人实际上也并非罗马人,而是腓力在此前为了进行军事分配才强行占领此地。④ 关于狗头山战役后,罗马人与腓力所签订的和平协约及其中有关土地的安排,参见Polybius 18.44.3-4,Livy 33.30.2-3.弗拉米尼努斯声称罗马人这样做,是因为“(对罗马的)善意和良好的声誉才最为紧要”。⑤R.K.Sherk,Rome and the Greek East,No.4,ll.13-14.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表达“慷慨”的友谊实际上已带有霸权的性质。 这可以用于解释,何以当高卢人不因罗马昔日的“恩惠与友谊”而出让自由时,凯撒将其援引为征服高卢的理由之一。 我们可以希腊史家波利比乌斯和罗马史家李维对弗拉米尼努斯另一事件的不同评论作为参考。 公元前196 年,罗马人在弗拉米尼努斯的带领下,将希腊从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被视为对希腊施行善举的典例。 与波利比乌斯在《通史》(18.44-48)中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对比,可以发现就罗马在希腊部署的事宜以及将军本人在地峡运动会上的宣言内容而言,李维的叙述(33.33.5-7)大量借鉴了波利比乌斯的材料来源。 而在细读之下则会看到,李维对这一事件意义的评述与波利比乌斯的评论不尽相同。⑥Briscoe 只注意到这两份叙述和评论的相同之处(J.Briscoe,A Commentary on Livy Books XXXI-XXXII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310-313)。 Luce 只是提出“李维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了对比赛场景的描述上,并加上了他自己的介绍和结论”(T.J.Luce,Livy,The Composition ofHis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p.39-46)。 Walsh 关注的是李维在戏剧效果上所作出的改动(P.G.Walsh,Livy,His Historical Aims and Methods.London:Bristol Classical Press,1961,pp.184,205)。 Witte 也同样只比较了二人对场景的描述,却没有注意到二人在这个事件上的评论存在差别(K.Witte,“Über die Form der Dastellung in Livius’Geschichtswerk,”Rheinisches Museum für Philologie 65(1991),pp.281-283)。 Carawan 提及李维的改动或许是受到诸如Valerius Antias 等编年史家的影响,但目的主要还是为了“增添场景的生动性”。 E.M.Carawan,“Graecia Liberata and the Role of Flamininus in Livy’s Fourth Decade,”TAPhA 118,1988,p.231.二人均提及,这是罗马人为了希腊的自由,而甘愿承担风险、不惧艰难地发起抗击,最后凭借一篇宣言,让所有在亚细亚和希腊的希腊民众都获得了解放。⑦ Livy,History of Rome,33.33.5-7.对比参见Livy,History of Rome,32.21.36 以及 Polybius,The History,18.46.14-15.但只有在李维的版本中,我们才能看到希腊人发表了这样的观点,即“它(罗马)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邻居,抑或为了那些在地理上靠近或在同一片大陆上的人民,它穿越海洋,是为了让整个世界所有地区的人民都免受不义的统治,并确保正义、权利和法律在各地都能具有无上权威”。⑧Livy,History ofRome,33.33.6-7.在这则评论中,李维用“正义”(ius)、“权利”(fas)和“统治”(imperium)这些概念取代“法律”(lex),以此作为罗马人对希腊人施行“善举”的结果。 但实际上,在地峡运动会上所发表的决议中,主要涉及的是法律问题:希腊人仅被允许使用“他们自己的法律”(suis legibus esse iubet),而其基础来自希腊化时代宣扬自治与自由的传统。⑨Livy,History of Rome,33.32.5.对比参见Walsh 将弗拉米尼努斯的宣言与希腊化时代君王“自由”宣传的对比。P.G.Walsh,“Flamininus and the Propaganda of Liberation,”Historia 45,1996,pp.358-362.这表明实际情况是,希腊人只有使用当地法律的自由,而罗马人则保留了予夺这种自由的更高权力,这与法令中所使用的“命令”(iubet)一词所表达的居高临下意味实则若合符节。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到,罗马人对友谊的理解以双方地位的不平等为前提,不同于现代友谊观中对双方平等地位的预设。① 也需要考虑希腊化时代王国中的
概念,常用于指代统治者和臣民之间的关系,相关论述参见F. W.Walbank,“Monarchies and Monarchic Ideas,”in F.W.Walbank et al.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2nd edn,Vol.vii,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69-70;D.Konstan,Friendship,pp.95-98.关于 amicitia 与
之间关系的论述,也可参见M.Sommer,“Scipio,Aemilianus,Polybius,and the Quest for Friendship,”in B.Gibson and T.Harrison eds.,Polybiusand HisWorld,Essays in Memory of F.W.Walban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314-315.友谊观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罗马与希腊人建立友谊关系时双方对于各自地位的不同期待。 参见拙文《西方古典文明背景下的友谊观》,《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 年10 月11 日第2748 期。这尤其与罗马传统美德观的特质相关。 西塞罗强调,对美德的定义应该基于对传统和习俗的顺从,特别是要基于对公共道德秩序的恪守,并以维护国家利益为限度。②Cicero,On Friendship,37,40-3.对应于邦际友谊的建立,这意味着双方原则上应以对各自国家利益的忠实为前提,而罗马友谊则应以对罗马国家利益的忠实为基础。 正是古今友谊观之间的这种差异,导致现代学界认为用“友谊”描述罗马社会关系具有误导性,并将“友谊”视为罗马党派政治和恩庇关系之变种的缘由。③ B.K.Gold,Literary Patronage in Greece and Rome,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7,p.134;R.P.Saller,“Patronage and Friendship in Early Imperial Rome:Drawing the Distinction,”in A.Wallace-Hadrill ed.,Patronage in Ancient Society,London:Routledge,1989,p.57.但是,恩庇关系预设了罗马始终居于庇护者的高位,这恐怕不完全符合实际对外关系中罗马与他国之间势力消长的事实:在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时,罗马的友谊呈现出妥协、让步与尊重,体现表面上的“平等”,而在遭遇弱小、自甘部曲的对手时,罗马则转向强势傲慢的统治。 这些不同态度都被概括在以“友谊”为名的权力关系之下,罗马在不同时期的处境决定了其友谊关系的具体表现。 这尤其体现为罗马在处于优势地位时,用善意与慷慨惠赠的“过载”,来表现其在友谊关系中的主导作用和霸权本质。
另一方面,尽管友谊的建立以双方地位的不平等为前提,但它仍为罗马的统治构成了道德约束。 西塞罗认为,友谊常发端于对彼此德行的欣赏与善意,而要让友谊保持“坚定不移和始终如一的基础则在于信义”。④Cicero,On Friendship,65,92.上文提及友谊建立的一种特殊形式“投诚”亦可直译为“屈服于信义”(deditio in fidem),但“信义”事实上是所有友谊关系得到维护的重要基础。 西塞罗从词源上将“信义”解释为“兑现说过的话”,“对保证和契约的遵行和守信”是公正得以建立的基础和前提。⑤Cicero,On Friendship,23.在古代罗马语境中,内在于友谊关系的信义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要求,也具有宗教约束力。⑥ 作为古代“罗马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信义”也是宗教祭祀的对象之一,“信义女神”(Fides)崇拜或源自罗马二代王努马统治时期(Livy,History of Rome,1.24.4-5;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The Roman Antiquities,2.75.3,trans. by E.Ca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7-1950;Plutarch,Lives of Numa,16.1,trans.by B.Perri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4.),是早期被神化并接受敬拜的美德概念之一(A.Clark,Divine Qualities:Cult and Community in Republican Rom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59-64)。 相关研究还可参见E.Gruen,Rethinking the Other in Antiqui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p.115-140.
信义不仅意味着双方对各自誓言的忠实,也包括对公认正义标准的信守。 在西塞罗的表述中,导致不遵守誓言而打破公正的动机,要么在于“恐惧”,因为害怕对方对自己不利而率先做出不公正行为;要么因为“贪婪”,对利益(或荣誉)的强烈渴望也可能导致不公正行为。⑦Cicero,On Friendship,7.24.对信义的遵守因此建立在对恐惧与贪婪的克服之上,如果说对前者的克服体现为勇气(virtus),后者则体现为节制(temperantia)。 对信义的恪守意味着,任何出于对异邦的恐惧或贪婪而发动的战争会伴随道义上的谴责。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罗马对外战争的正当性原则(bellum iustum):除了维护以“信义”为基础的关系和自身安全之外,没有一场战争会被认为是符合正义的。⑧ 关于“信义”与正义战争的相关论述,参见Cicero,On Duties,1. 36,3. 107-108,trans. by W. Miller,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3;Cicero,On the Republic,2.17,3.23,trans.by C.W.Key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Livy,History of Rome,1.32.12,42.37.8;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The Roman Antiquities,2.72.因此无论是对于以信义为基础的友谊关系而言,还是以友谊为名的对外统治关系而言,道德约束都尤为重要。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何以罗马在公元前3 至前2 世纪时对盟友的土地与财产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侵占意图:前文所述及弗拉米尼努斯对居雷提埃人的处理便是其中一例。 类似的情况,公元前212年,为了抗击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罗马人与埃托利亚同盟签订协约。①Polybius,The History,9.39.1-3,18.38.5-9.依据协约的内容,无论是罗马人还是由罗马人和埃托利亚人共同占有的城市领土,都将归由埃托利亚人所有,而罗马人将只留下那些“罗马人所获取的除城市及其领土之外的事物”,亦即作为动产的战利品。② R.K.Sherk,Rome and the Greek East,No.2(=SEG XIII,382)ll.9-10,ll.17-21.R.K.Sherk,Rome and the Greek East,p.3.(“从合约的条款内容中看不到罗马人希望进行领土扩张的期待,而仅仅只是着眼于与腓力之间的战争。”)对于罗马将领侵犯友邦利益的行为予以规范与谴责,已见于前文所提及的诸多案例中,包括加图为罗德岛人的辩护,《搜刮钱财法》的制定,以及西塞罗为友邦而向腐败罗马官员提起的诉讼等。③ Cicero,The Verrine Orations,1. 58,3. 6,3. 207,3. 213,Vol. II,trans. by L. H. G. Greenwoo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对欲望的节制因此是罗马处于邦际友谊关系的尺度之一,关涉其统治的“荣誉之事”。 正如公元前203 年西庇阿对于背叛罗马友谊、私自与地方联姻的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萨所说,“驯服并驾驭了欲望之野马的人为自己赢得了更多荣誉和更大胜利”,而彼此都应以“节制与对欲望的自制”为荣。④ Livy,History of Rome,30.14.4-6.对比参见Zonaras,Epitome Historiarum,9.13.2-4,Lipsiae:Tuebner,1868-1875;Appian,The Foreign Wars,28,trans.by H.White,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899;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27.7,trans.by R.M.Geer,W.Heineman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3-1967.此外,对罗马而言,信义不仅体现为自身行为的节制,也体现为惩处友人背誓行为时所应遵守的适当尺度,是为“仁慈”(clementia)。⑤ 相关案例和论述可参见P.Burton,Friendship and Empire,pp.250-299.(“Violations of fides by Rome’s amici”)
本文结合罗马共和国中晚期的文献及铭文材料,对罗马对外交往辞令中的“友谊”修辞进行了梳理分析。 早在罗马尚未成长为地中海霸主之前,友谊已经是其对外交往中的一项关键词,在面临劲敌时用于表达妥协与合作意愿。 而随着国家势力的壮大,罗马友谊开始呈现出强势特征,试图将友人纳入自身统治影响之下。 “友谊”的性质因此以双方国家实力与道德水平的消长为基础,成为罗马帝国扩张过程中试探其权力边界的重要修辞工具。
在罗马社会中,友谊概念本身就接受了等级差异这个预设前提。 对应于邦际交往中,友谊不必然以建构与他国的平等对外关系为目标。 这与以西塞罗为代表的罗马传统友谊观不无关联。 与希腊哲学传统中以智慧为德行导向的友谊观不同,这种观点将忠于国家利益和秩序作为友谊缔结的前提,具体而言是以对罗马国家的忠诚为导向。 与希腊式友谊观之间所存在的偏差,是罗马人得以通过“友谊”的语言,来不断试探并挑战对方权力边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现代平等主义色彩的友谊观看待,难免会对其行为产生“说一套做一套”的印象,但这或许并不符合古代罗马友谊观的基本前提。 另外,罗马在对外关系中建立与维持友谊关系,与其遵行信义原则密不可分。 由于友谊双方的地位不必均等,对罗马而言,也就意味着处于相对弱势或强势中的一方。 而无论处于哪种地位,都需要遵守友谊中的信义原则。作为公正的前提,信义不仅是一种伦理要求,而且深植于罗马的宗教传统中。 遵行信义,要求罗马人在与他国相处中,既要在处于弱势时克服恐惧导致的不安(勇气),也要在处于强势时克制对利益的贪婪(节制)。 对于主要居于优势地位的罗马而言,信义更多地体现为对侵占友人利益的节制,以及在惩处友人背誓行为时的仁慈。 对信义和正义原则的遵行,意味着罗马尽管将“友谊”视为帝国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和途径,并力图在其中占据强势地位,但受到“友谊”基本前提的道德约束。 因此之故,古代罗马“友谊”不能与恩庇关系等同起来,它与现代国际政治中仅以生存和安全为考量因素的现实主义博弈逻辑也存在差异,更难以在致力于建立“均势”的建构主义国家关系理论中得到充分阐释。 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概念和现象,“友谊”问题应在我们对古代罗马帝国的研究中得到应有的重视。
作者简介: 熊宸,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罗马的世界统治观念研究”(24CSS004)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中国历史研究院“绝学”学科扶持计划:西方古典学(2024JXZ008)的支持。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