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
摘 要: 与原生家庭资源隔离和城市融入困难塑造了低收入流动女性更为严峻的生存困境,她们职业领域的边缘化地位和家庭领域的主导者角色使她们承担诸多压力,冲击女性的身心健康。 那么迁移困境下低收入流动女性健康状况究竟如何? 研究采用自编问卷对760 例进城务工流动女性进行实证调查,并与CFPS 全国家庭教育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同类对比,检验了低收入流动女性迁移困境下的健康脆弱性及影响因素,并构建出低收入流动女性健康脆弱性的双中介模型。 研究发现,低收入流动女性迁移困境是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直接因素,而其应对方式和家庭能力能有效调节低收入流动女性的健康脆弱性。 可见低收入流动女性健康脆弱性值得关注,其积极应对方式与良好家庭能力具有韧性保护功能。
关键词: 低收入流动女性;健康脆弱性;应对方式;家庭能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在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流动女性这一弱势群体。 国家统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从1982 年的665 万人已增加到2021 年的3.85 亿① 王萍萍:《人口总量保持增长,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http://www. stats. gov. cn/tjsj. /sjjd/202201/t20220118_1826538.htm l,2022 年 1 月 18 日。,若其中半数为女性,则我国流动女性人口1.9 亿多。 数量庞大的流动女性生存状态一直备受学者们的关注,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就提出,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这也表明中国人口迁移形态已被进一步确认② 程梦瑶、段成荣:《迁徙中国形态得到进一步确认》,《人口研究》2021 年第3 期。。 然而频繁的人口流动和宽松的落户政策在帮助一些家庭成为新市民的同时,也使这些家庭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经济与照顾压力,这不仅影响了流动家庭的市民化发展,同时也导致流动女性健康脆弱性凸显,成为人口迁移中的新弱势群体。
国内学者对流动人口的研究可谓经久不衰,然而对流动女性的关注较晚,且多局限于其家庭-工作平衡及母职实践方面。 如流动女性的生育安排① 石智雷、吕婕:《全面二孩政策与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变动》,《人口研究》2021 年第2 期。、母职实践② 许怡、辛荣:《流动中妇女的母职实践与主体重塑》,《社会发展研究》2021 年第4 期。、社会融合③ 成前、李月:《社会融合对流动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人口与发展》2019 年第6 期。、劳动参与④ 姜春云、谭江蓉:《3 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的影响研究》,《南方人口》2020 年第3 期。等,指出流动女性需要承担工人、妻子、母亲及女性等多重身份挑战,其母职形态不同于农村女性和城市女性,表现为工厂制度下的时间贫困、传统性别意识下的双重劳动、城乡二元制度下的教育排斥等。 研究中对流动妇女健康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且多以生殖健康为主,如人工流产、生殖系统疾病、性病和孕产保健等⑤ 张灵敏:《中国大陆流动女工健康研究述评》,《妇女研究论丛》2014 年第4 期。,这与中国生育政策及其变化紧密相关。 谭林是较早关注流动女性健康问题的学者,他指出贸易自由化在促进劳动力迁移的过程中,对女性劳动者生殖健康会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户籍制度限制、工作环境压力及生殖服务缺乏则会威胁到流动女性的生殖健康⑥ 谭琳、宋月萍:《贸易自由化环境中的女性迁移流动及其对生殖健康的影响》,《人口研究》2004 年第4 期。。 同类研究诸如对流动妇女孕产保健服务的利用⑦ 段俞西、梁静:《流动妇女孕产期保健服务利用及影响因素分析》,《中外女性健康研究》2020 年第1 期。、人工流产行为、产后保健状况⑧ 龚双燕、王晖、刘冬梅:《已婚流动育龄妇女产后保健服务的利用情况分析》,《中国全科医学》2017 年第18 期。、避孕模式⑨ 丁志宏、张亚锋、杜书然:《我国已婚流动育龄妇女避孕方式选择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人口研究》2018 年第4 期。等,主要表现为在人口政策影响的大背景下,对流动女性生育问题的讨论。 对流动女性身心健康的关注多融合于与生育相关的其他议题,如对流动女性乳腺癌的筛查、健康意识的研究等⑩郭佩佩、叶俊:《温州市流动妇女性病知识和态度状况调查》,《医学与社会》2018 年第6 期。,指出流动女性的健康意识和健康服务需要强化。 从个体与家庭互动的视角对流动女性健康问题的研究相对少见,如陈雪在对女性移民的健康研究中指出,女性移民的健康状况与家庭成员及其关系紧密相关,更低的家庭能力造就了女性的相对易感性,而她们的健康保健和自我诊疗知识也均来自原生家庭内部⑪ 陈雪:《多元交织理论框架下的女性移民健康研究——以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国流动妇女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17 年第 1 期。。 可见,流动女性健康脆弱性受流动本身的影响,而其家庭的保护效应显著。 究其原因,流动女性的社会网络因其多变与脆弱性而难以为其提供良好的资源支持,频繁变化的邻里关系和工作环境也为其健康状况埋下隐患,同时她们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带来的精神压力会随时困扰她们的健康⑫ 张晓颖、冯贺霞、王小林:《流动妇女多维贫困分析——基于北京市451 名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的调查》,《经济评论》2016 年第 3 期。,从而使她们成为贫困女性的典型代表。
实证研究中对流动女性健康状况的测量相对少见。 张晓颖等人在对流动女性多维贫困分析中包含了对健康维度的测量,然而测量中使用医疗保险参与和身体健康自评作为健康贫困的评价指标,从而导致心理健康被排除在测量之外,且健康自评的模糊性难以真正显示女性健康的实际状况。 张赟对流动妇女和贫困儿童的健康测量采用自评健康状况、饮用水、卫生设施、健康行为和医疗保险等指标⑬张赟:《多维视角下的贫困群体的实证分析——以贫困儿童和流动妇女为样本》,《经济问题》2018 年第6 期。,其中涵盖了对行为健康的测度,而情绪健康作为个体身心健康的重要指标仍未被涉及,且缺少对流动女性内部的分层研究。 从现实生存状态来看,低收入流动女性的非正式就业、工作时间长、家庭工作平衡张力和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使她们难以通过扩大家庭和市场获得照顾支持,生产领域中她们是“廉价、卑微、次等”的生产主体⑭余晓敏、潘毅:《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社会学研究》2008 年第3 期。,家庭中她们是家内无偿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自我评价压力水平整体较高⑮王茂福:《农民工职业适应水平实证分析》,《城市问题》2010 年第8 期。、缺乏支持性资源,且具有代际传递效应。 如吴海红在对新生代流动女性研究中指出,新生代流动女性虽说相较她们的父辈有更为强烈的独立平等价值观的追求,但仍难以冲破劳动力市场分割获得自我认同,其人格自立存在困难,也重塑了新生代流动女性的脆弱性① 吴海红:《“过更好的生活”:新生代流动女性的职业经历和自我建构——以皖中陶镇为个案》,《中国青年研究》2018 年第 1 期。。
健康绝不仅是生物医学的问题,已有研究对流动女性健康问题的讨论中,更多关注健康风险的生物学症状或病理性损害。 对于研究对象而言,其生活状态与幸福体验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要保障,然而这种损害所引发的个体身份认同困境、人际关系破坏、社会支持弱化等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并未能得到适当关注。 群体特殊性决定了健康议题的特殊性,低收入流动女性这一特定群体其身心健康状况究竟如何? 与其他群体相比,她们的健康脆弱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女性自身的能力特征与其家庭能力是如何形塑了低收入流动女性的健康状况? 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新时代流动女性的城市化融入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心理学中的困境指个体因矛盾、缺乏而产生的能力薄弱或孤单无助,被解释为压力作用下心理病态评估的思维架构,往往引发个体的防卫性反应。 因为困境是压力的直接原因,而压力则可作用于心理健康。 低收入流动女性迁移困境塑造了她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匮乏,表现为她们议价能力低下、家庭资源弱化、社会性别歧视和城镇资源配置中的边缘化地位② 汪超、刘涛:《生计脆弱性:何以为及何以能——来自中国农村进城务工女性的实践调查》,《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5 期。,形塑了低收入流动女性多元交织的困境压力③ 汪超、刘筱红:《进城务工女性生计脆弱性治理与政治参与》,《甘肃社会科学》2015 年第2 期。。 基于抗逆力研究的基本理念,同样遭遇资源匮乏,有些个体仍能适应良好而其他人却不能,其核心仍与个体对资源本身的评价有关,因此本文在对低收入流动女性的迁移困境操作化中采用了主观标准,即从经济压力、照顾压力、养育压力及疫情在日常生活中带来的新困境进行评估。 困境应对的有效途径是获取家庭外部的社会支持,然而对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来说,家庭寻求支持资源时更多依据资源可得性,而未必按照“差序格局”确定的亲疏关系④ 徐安琪、包蕾萍:《家庭压力和应对:女性的认知、资源和社会支持》,《江苏社会科学》2007 年第5 期。。 迁移困境导致外部资源的支持受阻,只能依赖流动女性家庭内部协商解决,且低收入流动女性多处于产业结构底层,就业难的冲击和上有老下有小的多重负荷造就其生活的困厄交织,直接冲击女性身心健康。 在我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父权制在迁移人口的角色安排中仍发挥作用,表现为男性“保护者”和“供养者”的角色和女性“爱的给予者”的角色安排⑤ 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0 年第4 期。,当流动女性自身资源难以抵御工作、生活、照顾、养育等各类生计风险,则可能为其健康发展带来威胁。 Monroe 的素质-压力模型指出,困境压力是抑郁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个体脆弱性的重要风险⑥ 文豪、呼斯勒:《素质-压力模型视角下社会工作者的压力症状及其化解——基于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数据的分析》,《社会工作》2022 年第 3 期。,且慢性压力具有累积效应,或许单一压力不足以成为流动女性的困境,而多重压力的累积则可能造成流动女性的紧张、焦虑,甚至威胁身心健康。 基于上述研究基础,提出假设1。
假设1:低收入流动女性的迁移困境塑造了女性健康脆弱性。
假设1a:低收入流动女性具有明显的健康脆弱性;
假设1b:低收入流动女性困境水平越高,其健康问题越严重。
应对方式的韧性调节效应可表现为逻辑关联的三个过程。 第一,困境强度及其复杂性会对应对方式提出更高的要求。 困境的应对要求个体具有制订计划和完成目标的能力,同时能有意识监控行为指向,从而减轻担心与压力。 Hofmann 将困境应对方式分为面对型应对和回避型应对两类① Hofmann,Hanna,and Carl-Walter Kohlmann,“The rol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ivity in healthy and unhealthy work-related behavior and experiences,”European Journal ofHealth Psychology,vol.26,no.2,2019,pp.56-67.,也即侧重问题解决的应对方式和侧重情绪舒缓的应对方式,二者均能促进个体精神状况的改善。 同时,当个体使用面对型应对方式时,一般其思维方式更接近积极结果,寻求帮助的可能性更大,而回避型应对与精神低落正相关,且有人指出只有面对型应对能改善心理健康,回避型应对反而会增加压力体验② Williams K,and Lisi M,“Coping Strategies in Adolescents,”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vol.20,no.4,1999,pp.537-549.。 对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与应对方式研究中也发现,大学生的压力感知与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显著负相关,而与退避、自责等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应对压力的问题解决策略有助于心理健康和压力缓解,情绪调节策略则有助于心理健康,但无助于压力缓解③ 张莉、钟向阳:《是“释放压力”,还是“掩盖压力”? ——对大学生压力释放与应对方式的初步调查与思考》,《青年探索》2009 年第 4 期。。 低收入流动女性的迁移困境是正常和不可避免的,且其困境形式与强度随所处生命周期和重大生活事件而不断变化,其应对方式也可能因此受到挑战。 第二,应对方式与健康脆弱性密切相关。 认知心理学强调主体对压力困境的主观评价影响其因应策略,策略选择的结果决定了面对困境的应对方式。 韧性往往与更好的身体和情感功能相关,而积极或消极的评估过程与更好或更差的身体或情感功能相关。 如对罕见病群体的调查发现,62%患者对身体功能的积极评估与韧性结果有关,23%患者对情绪功能的积极评估与韧性结果有关④ Hostinar C,“Protective Factors for Youth Confronting Economic Hardship:Current Challenges and Future Avenues in Resilience Research,”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vol.74,no.6,2019,p.641.。 第三,有效的应对方式能够调节困境压力下的健康脆弱性。 以积极认知为基础的应对方式是心理健康的重要调节因子,且在多类群体中的中介效应均得到验证。 如压力作用下的应对方式对吸烟行为⑤ 冯永辉:《青少年压力与吸烟行为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6 年第1 期。、心理问题⑥ 沈友田、胡笑羽、叶宝娟:《压力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机制:领悟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心理学探新》2018 年第 3 期。⑦ 田淑梅、李元君、张慧、巴兴强:《林区幼儿教师心理压力问题及应对方式研究》,《教育探索》2016 年第1 期。、学习倦怠⑧ 喻爱军:《社会支持、生活压力、应对方式对初中生学习倦怠的影响》,《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5 年第12 期。、病理性行为⑨ 叶理丛、孙庆民、夏扉、周斌:《压力性生活事件与大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心理学探新》2015 年第6 期。等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其效应群体包括大学生、青少年、幼儿教师、学前儿童、小学生等不同生命发展历程中的群体,同时对老年群体⑩ 史晓静、张丹:《针对性健康管理配合心理暗示对老年2 型糖尿病(T2DM)伴情绪障碍患者心理压力、应对方式及生活质量的影响》,《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2 年第3 期。、特定职业群体⑪王颖、倪超、刘秋燕:《中国公务员职业倦怠的产生过程: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调节效应》,《中国行政管理》2015 年第 4 期。等的应对方式同样具有调节效应,可见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普遍存在。 从现实来看,低收入流动女性职业领域的边缘化和家庭领域的主导者角色为她们带来更多困境,那么她们的应对方式对其健康结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为此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低收入流动女性应对方式对其健康脆弱性具有调节作用。
假设2a:低收入流动女性迁移困境对其应对方式的直接效应存在;
假设2b:低收入流动女性应对方式对健康脆弱性直接效应存在;
假设2c:低收入流动女性应对方式对其迁移困境下的健康脆弱性存在中介效应。
低收入流动女性的迁移困境挑战其家庭能力。 低收入流动女性的家庭化迁移使其原本以血缘和亲缘为基础的支持资源难以获得,而城市融入困难又促使其城市资源获得受阻,因此其所面对困境只能依赖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内部协商解决,从而使其家庭能力受到挑战① 汪超、刘涛:《生计脆弱性:何以为及何以能——来自中国农村进城务工女性的实践调查》,《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5 期。。 家庭能力表现为家庭作为一个单元的困境应对质量,强调家庭内部成员的抗逆力资源获得能力及其应对能力,其家庭灵活性和家庭凝聚力是影响家庭抗逆力质量的重要因素。 家庭凝聚力是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及扩大家庭之间的联结纽带,被表示为有效家庭功能的重要因素,可通过成员之间的互动联结为成员提供身份感、安全感和自我价值。 家庭灵活性则意味着家庭能力的向前发展,意味着困境的适应,其中家庭权力在困境应对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具有维护家庭系统的稳定和平衡作用②FromaWalsh:《家庭抗逆力》,朱眉华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146 页。。 低收入流动女性的家庭能力制约着其健康脆弱性的生成。 在家本位的中国社会,亲属的强关系支持是家庭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当公共领域的正式制度支持难以获得时,私人领域的非正式支持在压力应对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对个体脆弱性具有增益作用,可减少个体不良情绪,维持心理健康,是个体抗逆力的重要保护性因素。 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能力在其家庭结构核心化③ 王天夫、王飞、唐有财、王阳阳、裴晓梅:《土地集体化与农村传统大家庭的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2 期。、家庭关系离散化、家庭功能萎缩的流动状态下,难以获得李永萍所指出家庭代际之间的高度整合④ 李永萍:《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2 期。,然而这种“分离”的力量却能激活核心家庭自身的能力发展,甚至进而维系代际团结⑤ 杨菊华、李路路:《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 年第3 期。,可见其中介效应有存在的可能。 为此提出研究假设3。
假设3: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能力对其健康脆弱性具有调节作用。
假设3a:低收入流动女性迁移困境对其家庭能力的直接效应存在;
假设3b: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能力对健康脆弱性的直接效应存在;
假设3c: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能力对其迁移困境下的健康脆弱性存在中介效应。
目前实证研究中对压力困境作用下的个体脆弱性进行了较为丰富的探索。 研究表明个体应对方式越积极,其家庭能力也可能更高,而消极被动的应对方式可能导致更高的健康脆弱性。 同时,在个体与家庭的交互过程中,消极被动应对方式也预示了更低的家庭能力,而良好的家庭能力对迁移困境下的健康脆弱性具有保护效应,然而二者之间的发生机制考察仍较缺乏。 那么,对于低收入流动女性来说,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间接影响机制? 为此提出假设4。
假设4:低收入流动女性应对方式与家庭能力共同作用于其健康脆弱性。
假设4a:低收入流动女性应对方式对家庭能力的直接效应存在;
假设4b:低收入流动女性应对方式与家庭能力对其健康脆弱性存在共同中介效应。
综上,本研究建构了低收入流动女性健康脆弱性的双中介模型(图1 所示)。 目的有三,一是考察迁移困境对流动女性健康脆弱性的直接效应;二是考察应对方式或家庭能力二者是否对迁移困境下的健康脆弱性存在中介效应;三是检验应对方式和家庭能力是否对流动女性的健康脆弱性存在双重中介效应。 通过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以明确迁移困境下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即迁移困境是如何影响了低收入流动女性健康脆弱性。

图1 概念框架图
对象是概念与现实的基本载体,调查对象的选择是确定研究外延的操作化手段。 在低收入流动女性的概念界定中,根据研究目标将其内涵确定为进城务工的低收入女工群体。 具体操作化为:1. 家庭化迁移;2. 且至少有一个学龄期子女需要照顾;3. 月均收入不高于6000 元;4. 工作类型主要为服务行业① 这类女性主要表现为工作稳定性较差,多为临时性工作,缺少工作相关的社会保障,整体工资收入偏低,且需要兼顾家庭照顾与工作双重任务。。 研究以被访者驱动抽样方式完成,由经过专门培训的研究生对进城务工女性进行了一对一的调查访谈,最终完成调查样本849 例,其中有效数据760 例,有效率89.5%。
1.自变量
迁移困境,操作化为流动女性生活困境、养育困境和疫情压力三个维度,生活困境包括流动女性在经济、健康、照顾、发展、人际和情感等方面的压力困境,以对象在六个方面的主观评价进行评分;养育困境指因迁移而带来的养育子女方面的困难,如经济困难、照顾/监管困难、对孩子的课程辅导困难、对疫情时期的线上教学效果担忧、子女监护与工作时间冲突等进行评分。 疫情压力由“疫情对您家庭的影响程度”的主观评价进行评分,包括因疫情影响而加剧的经济困难、老人照顾困难、生活资料获取困难、就医困难、子女监管困难、对家人身体健康的担忧和职业稳定受到挑战等方面进行评估;对象在“非常小”到“非常大”5 点之间进行评分,根据题目数量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的因子得分在0-25 分之间,分数越大表明该类别的困境越大。
2.因变量
健康脆弱性,操作化为行为健康和情绪健康两个维度。 采用CFPS 中情绪健康与行为健康的相关问题进行调查,以方便将本次调查结果与全国样本进行比较。 行为健康量表采用简化的ABAS,包含2个正向和3 个反向计分题目,如抽烟、喝酒、锻炼、午休和娱乐,答案根据行为出现频率进行描述,分别计1-5 分和5-1 分,分数越高表明行为健康问题越多。 情绪健康量表采用简化的SCL 量表,包含6 个正向计分题目和1 个反向计分题目,如情绪低落、做事费劲、睡眠不好、愉快、孤独、悲伤难过和感觉生活无法继续等,分别计1-5 分和5-1 分,分数越高表明情绪健康状况越差。
3.中介变量
应对方式,操作化为寻求支持、共同分担、积极转化三个维度,题目通过“当我和我的家人遇到问题或困难时,我们会通过以下方式应对”进行考察。 寻求支持维度包括4 个条目,分别为“向朋友寻求鼓励和支持”“询问亲戚的看法和建议”“接受邻居的帮助和支持”和“向邻居寻求帮助和支持”;共同分担包含2 个条目,分别为“与亲人们一起分担我们的困难”“与亲密的朋友一起分担烦心事”;积极转化包含2 个条目,分别为“与亲戚朋友一起做事(如聊天、聚会、聚餐等)”“与朋友一起锻炼,以保持健康减轻压力”。 对象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5 点之间进行评分,根据题目数量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因子得分在0-25 分之间,分数越高表明应对方式越积极。
家庭能力,一个维度共包含4 个条目,分别从“家庭有些成员时间安排灵活”“家庭有些成员经济能力很好”“家庭成员有能力承担因疾病带来的照顾压力”“家庭有很好的凝聚力”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对象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5 点之间进行评分,根据题目数量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因子得分在0-25 分之间,分数越高表明家庭能力越好。
4.控制变量
年龄,通过调查时点减去被调查者的出生时间所得,连续变量。
户口类型,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两类,分类变量。
婚姻状态,分为未婚、在婚、离婚/丧偶三类,分类变量。
居住类型,分为棚户区、城中村和商业小区三类,分类变量。
为了深刻把握低收入流动女性健康脆弱性基本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采取均值比较和回归分析的统计方法对低收入流动女性健康状况进行分析,并探索其影响因素及其效应。 为了进一步考察低收入流动女性其自身的应对方式和家庭能力对其健康脆弱性的中介效应,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要素之间的关系建模,进而考察各要素之间的直接与间接效应。
调研中的健康自评是由对象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进行主观评价,结果从“很差”到“很好”分为5 个等级,计分1-5 分,分数越高表明自评健康状况越好。 对调查样本和全国样本① 文中的全国样本选择2020 年CFPS 中“农业户口受雇他人从事非农工作”的对象和“居民户口受雇他人从事非农工作”的对象,根据筛选条件共获得1261 个样本,作为全国打工群体样本数据与本文的调查样本进行对比。的健康状况进行均值比较,结果如表1 所示。
表1 低收入流动女性与全国打工群体的健康自评比较

从调查样本的自评结果来看,低收入流动女性自评健康状况平均在“较好”与“很好”之间,较全国均值显著更高。 这是否意味着低收入流动女性具有更好的健康状况? 因此进一步对低收入流动女性行为健康与情绪健康进行考察,结果如表2、表3 所示。
表2 低收入流动女性行为健康状况

表3 低收入流动女性与全国样本的情绪健康状况比较(%)

在进一步的对比中发现,当对健康状况进行具体化操作之后,低收入流动女性的健康自评结果显然并不如其表1 中的结果乐观。 就行为健康方面而言,低收入流动女性中存在抽烟、喝酒等不健康行为,其发生率约10%左右②2020 年CFPS 中“受雇他人从事非农工作”的女性对象吸烟喝酒比率分别为1.7%和2.8%。 由于本次调查题目选项设置与CFPS 不同,因此无法进行比较,而就全国女性吸烟率问题的调查并未得到官方统一结论,且数据差距较大,本研究中就只对其发生率进行描述。;锻炼、午休和娱乐等健康行为发生频率约50%-70%之间,多数女性称“没有时间”,因而难以获得规律性的健康行为。 从情绪健康方面来看,低收入流动女性情绪健康问题的发生频率显著高于全国样本,且组间存在显著差异,可见低收入流动女性存在明显的健康脆弱性,验证研究假设1a。 为了解低收入流动女性迁移困境对其健康脆弱性的影响,以低收入流动女性生活困境、养育困境与疫情压力作为自变量,分别以情绪健康和行为健康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控制户口类型、年龄和婚姻状态之后,得到表4 中的两个模型。
表4 低收入流动女性迁移困境对健康脆弱性的回归分析

模型1 是对迁移困境下的情绪健康影响效应的检验,从表中结果来看,低收入流动女性生活困境和疫情压力两个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方程可决系数为0.18,说明低收入流动女性迁移困境能影响其情绪健康中18%的变异。 同样在模型2 中,当因变量为行为健康时,生活困境、居住类型和年龄三个变量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方程可决系数为0.07,说明流动女性迁移困境能解释其行为健康中7%的变异。两个模型的成立证实了研究假设1b 的存在,假设1 得到验证。 当然,低收入流动女性行为健康仍受其居住环境和生命历程的影响,其交互影响的复杂效应仍需在后续研究中继续关注。
基于上述研究假设,将迁移困境与健康脆弱性两个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构造出如下的初始模型,如图2 所示。

图2 结构方程模型建立
采用spss、Amos 对模型进行路径分析,采用似然比卡方检验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优度,标准为被检验模型的各项与饱和模型的接近程度,拟合指标见表5。
表5 拟合度检验结果

从表中拟合情况来看,模型拟合各指数均在标准值建议区间之内,可见模型拟合效果良好。 进一步的假设检验结果如表6 所示。
表6 模型检验结果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本文取小数点后三位)
路径分析结果表明研究中的每条路径假设合理,p 值均小于0.05,说明要素之间的影响效应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就直接效应检验来看,低收入流动女性迁移困境对其应对方式的直接效应显著,p<0.05,假设2a 成立;低收入流动女性迁移困境对其家庭能力的直接效应显著,p<0.001,假设3a 成立;说明低收入流动女性更高的迁移困境要求更为积极高效的应对方式和家庭能力,而其困境的强度和复杂性也对其现有应对方式和家庭能力提出了挑战。 低收入流动女性应对方式对其健康脆弱性的直接效应显著,p<0.001,假设2b 成立;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能力对其健康脆弱性的直接效应显著,p<0.01;假设3b 成立;说明流动女性在困境应对中若能拥有良好的支持资源、应对过程更积极主动,具备对问题进行积极转化的能力,且家庭成员拥有良好的经济与照顾资源、家庭凝聚力和灵活性更高,这些均能有效缓解迁移困境带来的压力,越可能带来流动女性身心健康方面的积极结果,如更积极的情绪体验和更少的不健康行为。 低收入流动女性应对方式对其家庭能力直接效应显著,p<0.001,假设4a 成立,说明流动女性家庭能力和应对方式具有内在关联,表现为其应对方式的积极主动与家庭凝聚力和家庭灵活性之间的正相关,这可能源自流动女性自身人格特征所致,毕竟越是拥有积极主动的应对方式其人格特征更为积极主动,这种能力同样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家庭关系和家庭灵活性① 王中杰、王宇中、赵江涛等:《夫妻的人格特质及匹配类型与婚姻质量》,《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4 年第3 期。。 模型结果如图3 所示。

图3 直接与中介效应模型
另外,低收入流动女性疫情压力与养育压力之间不能解释的部分存在正相关,也即疫情压力的提升导致了养育压力的提升,可见对于低收入流动女性来说,疫情带来的压力主要表现为对养育困境的增加。
Bootstrapping 的原理是当正态分布假设不成立时,经验抽样分布可以作为实际整体分布用于参数估计。 Bootstrapping 以研究样本作为抽样总体,采用放回取样,从研究样本中反复抽取一定数量的样本(例如,抽取500 次),通过平均每次抽样得到的参数作为最后的估计结果。 Bootstrapping 不需要分布假设,所以避免了系数乘积检验违反分布假设的问题,而且该方法不依赖标准误,所以避免了不同标准误公式产生结果不一致的问题。 模拟研究发现,与其他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相比Bootstrapping 具有较高的统计效力。
运用amos26.0 软件进行Bootstrapping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如表7、表8 所示。
表7 中介效应检验

表8 中介比例

从表7、表8 的检验结果来看,迁移困境→应对方式→健康脆弱性(a TO e)的 Lower 和 Upper 区间不包含零,且P 值为0.024<0.05,所以低收入流动女性应对方式对其迁移困境下的健康脆弱性中介效应显著,假设2c 成立,可见应对方式能够对低收入流动女性困境下的健康脆弱性起到调节作用,表现为应对方式的积极主动能够减弱迁移困境对女性健康带来的挑战;迁移困境→家庭能力→健康脆弱性(d TO c)的Lower 和Upper 区间不包含零,且P 值为0.008<0.05,所以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能力对其迁移困境下的健康脆弱性存在中介效应,假设3c 成立,说明家庭能力能够为低收入流动女性压力下的健康挑战起到缓冲作用,能够为流动女性的压力缓解或困境问题的解决提供必要的支持;迁移困境→应对方式→家庭能力→健康脆弱性(a TO b TO c)的 Lower 和 Upper 没有跨过零,且 P 值为 0.025<0.05,所以远程中介效应显著,假设4b 成立。 至此,研究假设2、假设3、假设4 得以证明,说明低收入流动女性应对方式及家庭能力对其健康脆弱性具有调节作用,二者的双中介模型成立。 总之,低收入流动女性若能够拥有积极主动的应对方式和富有资源和凝聚力的家庭能力,将能有效缓解其日常生活中因迁移而导致的各类困境,积极贡献于其情绪与行为的健康结果。
迁移困境是健康脆弱性的风险因素,低收入流动女性因迁移而导致的困境强度会提高她们的健康脆弱性,这一结果支持了以往研究,进一步为抗逆力的素质-压力模型提供了实证支持。 与全国打工群体的健康状况相比,低收入流动女性具有更好的自评健康状况,这或许是其健康问题被相对忽视的一个原因。 然而当将健康问题具体化之后,她们则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健康脆弱性。 就流动女性的迁移困境表现而言,徐安琪在2007 年的调研中就指出女性压力源指数排列第一的便是子女教养负担① 徐安琪、包蕾萍:《家庭压力和应对:女性的认知、资源和社会支持》,《江苏社会科学》2007 年第5 期。,本研究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低收入流动女性的迁移困境与生活困境、养育困境、疫情压力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其中养育困境对其影响尤为显著。 从结果来看,低收入流动女性健康脆弱性主要表现为不健康行为和情绪问题,其中抽烟、喝酒等行为问题发生率约10%左右;情绪健康方面如情绪低落、做事费劲、睡眠不好、愉快、孤独、悲伤难过和感觉生活无法继续等均显著差于全国打工群体。 情绪与行为问题是限制低收入流动女性幸福感知的重要因素,反映出低收入流动女性情绪调节能力方面面临着潜在危机。 当然,意义不在于经验本身,被反思的经验才是有意义的,大规模低收入流动女性的存在是城乡户籍分割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结果,低收入流动女性在城市中找到工作增加收入的同时,其住房、子女教育、家庭照顾甚至疫情等特定风险不断塑造着流动女性的压力困境,她们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带来的精神压力会随时困扰她们的生存健康,从而也使她们成为贫困女性化的典型代表。
低收入流动女性的健康脆弱性亟需社工服务的支持响应。 本文调查显示,目前低收入流动女性情绪低落、悲伤、孤独等情绪问题凸显(经常以上的消极情绪占比15%以上),尤其睡眠问题,比全国样本高出11.5 个百分点。 研究进一步发现,低收入流动女性的健康脆弱性可能与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因迁移而加剧的生活困境和家庭照顾困难带来慢性压力,这种压力因其持续性存在提升了流动女性精神伤害的水平;二是社会融入的有限性降低了低收入流动女性的求助意愿,而社会支持的不足则削弱了低收入流动女性面对困境的主动求助能力;三是低收入流动女性缺乏正确的情绪调节策略,其回避型的情绪处理方式加剧了精神伤害的可能性。 研究认为未来我国政策在降低流动女性生活多重困境发生率的同时,还需在社工服务中积极优化流动女性面临多重困境时的情绪调节策略,并合力构建基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心理干预体系。
应对方式是心理健康的重要调节因素,本研究同样发现,积极主动的应对方式能直接降低流动女性的健康脆弱性,且对迁移困境下的健康脆弱性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Buss 认为人们对压力解释有公平取向和宿命取向两种,公平取向认为世界是符合逻辑的,个体自主的积极努力自然带来成功的结果,宿命取向则将责任归咎于外部非个人控制的因素。 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证明低收入流动女性公平取向的压力解释模式,且能通过自主的积极应对以保护自身健康,减少困境对身心健康的挑战。
对流动女性应对方式的建设性引导与培训是社工实务中亟需关注的。 郝晓宁、于海燕的研究均发现流动人口心理健康随流动时间的增加而下降① 郝晓宁、孙继艳、薄涛:《社会融合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基于2014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检验》,《人口与发展》2018 年第4 期。,社会融入与健康保障(如医疗保险等)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具有正向预测功能② 于海燕、俞林伟:《社会融合、社会支持与流动人口全人健康——基于浙江的实证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6 期。,流动女性认知性社会资本能够促使她们以平和信任的心态与社区互动③ 吴玉锋、雷晓康、聂建亮:《从“结构”到“认知”:社会资本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基于2014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人口与发展》2019 年第5 期。,间接促进社会资源可及性。 提示针对低收入流动女性应对能力的社工干预可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一方面通过加大低收入流动女性健康服务与社会保障,拓宽低收入流动女性迁移困境下的应对路径多元化,保护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则可通过促进低收入流动女性对社会资本的积极认知,增强自主应对方式和自觉社会融入,以提升其在迁移困境中的应对能力,保护身心健康。
家庭本位的中国社会使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能力在健康脆弱性的保护中同样起到重要调节效用。研究发现,家庭能力是低收入流动女性身心健康的重要保护因素,资源充足的家庭能力能直接降低流动女性的健康脆弱性,且对迁移困境下的健康脆弱性影响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能力主要表现为家庭经济能力、照顾能力、时间灵活性和家庭凝聚力四个方面。
当家庭作为面对困境的基本单元时,家庭功能供求的自我均衡机制会迫切要求外部社会系统的支持,以促进家庭能力的发展。 基于家庭能力的低收入流动女性韧性保护政策需要重点解决如下问题:首先,重构代际合作的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的伸缩性赋予了家庭资源禀赋的可塑性,不同的代际关系模式造就了家庭资源禀赋的集中抑或分散的程度。 而流动家庭代际之间的空间距离导致其代际关系相对疏离,进而造就了相对分散的家庭资源禀赋,限制了家庭能力的发展。 其次,提升家庭代际资源整合能力。家庭能力还取决于家庭代际合力的强弱,也即父代和子代之间的经济合作和劳动力配置状况,针对低收入流动女性的家庭政策需要注重其家庭目标与特定资源积累和资源配置方式相对应,以帮助家庭有效发掘支持资源,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再次,提升社会支持网络的能力与规模。 孙琼茹指出社会网络的支持能力是女性自身职业获得的重要制约因素④ 孙琼如:《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人口学刊》2014 年第4 期。,本研究发现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的社会网络支持能力与规模同样也能够预测其健康脆弱性,是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能力的重要测度,因此针对流动女性的政策设计中需注重对家庭社会支持网络的重建。 总之,基于家庭能力的韧性保护政策可通过完善各种制度化的保障体系和社会服务,以帮助家庭有效发掘支持资源,增强风险抵御能力,使家庭成员的紧张焦虑得以缓解,家庭功能获得提升。
作者简介: 同雪莉,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2 年度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2B00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子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