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郭沫若1920 年代的诗歌创作表现出浓厚的空间意识,并在前后两个时期呈现深刻的变化。 他1920 年代初期的诗歌有着对于自然空间的深刻再现,在融入现代生命体验的基础上,生发出颇具现代感的诗学认知,有力地实践了其早期诗学观念中的“自然”思想。 而1920 年代中后期的诗歌则转向对社会空间的书写,尽管其本身显得狭窄与逼仄,但它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感,并抒发出强烈的革命情感。 此种转变不仅反映了郭沫若在形塑社会情感与解决青年困境时所做的积极思考,而且为我们体察早期新诗的思想动力与情感形态提供了新的视点。
关键词: 郭沫若;1920 年代诗歌;空间意识;世纪精神;革命情感
在郭沫若漫长的诗人生涯中,其1920 年代的诗歌创作与批评观念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不仅是由于他此时期出版的《女神》《星空》等诗集大多被奉为经典之作,尤其就《女神》来说,其作为新诗起点的可能性近年来得到持续的探讨① 参见姜涛《“起点”的驳议:新诗史上的〈尝试集〉与〈女神〉》(《文学评论》2003 年第6 期)与《“世纪”视野与新诗的历史起点——〈女神〉再论》(《中国文学批评》2019 年第2 期)、姜玉琴《从〈尝试集〉到〈女神〉:两个不同的新诗传统——兼论有关新诗的起点和奠基问题》(《鲁迅研究月刊》2019 年第5 期)等文章。;而且还因为他通过翻译、书信等方式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② 郭沫若此阶段发表有《艺术之象征》(《学艺》第3 卷第1 期,1921 年5 月)、《批评与梦》(《创造季刊》第2 卷第1期,1923 年 7 月)、《文学的本质》(《学艺》第 7 卷第 1 期,1925 年 8 月)、《文艺之社会的使命》(《文学》第 4 期,1925 年 5月)、《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 卷第3 期,1926 年10 月)等理论文章,另有诗论性质的书信收录于他和田汉、宗白华合著的《三叶集》中。,塑造出丰富的批评观念以及多样的诗学情感。 在笔者看来,郭沫若1920 年代的诗歌创作表现出浓厚的空间意识,并在前后两个时期呈现深刻的变化。 当前学界在探究郭沫若此时期诗歌中的空间意识时,大多着眼于城市空间的理论范畴① 相关研究文章主要有孙玉石《论郭沫若的城市意识与城市诗(上下)》(《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 期和第4 期)、吴辰《诞生于都市中的诗人:论1920 年代郭沫若诗歌里的城市书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 年第 11 期)等。,其背后所包含的情感姿态、行动实践、精神意志等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展开,这成为本文写作的着力点。 如果说郭沫若1920 年代初期诗歌中的自然空间主要体现为恢宏视野下的“世纪精神”② 参见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第4 期,1923 年6 月。,那么他在1920 年代中后期抒写的社会空间则蕴藏着基于现实体验的自我述怀,表达出对社会革命的自觉朝向。 此种转变一方面反映出郭沫若在形塑社会情感与解决青年困境时所做的积极思考,另一方面为我们体察早期新诗的思想动力与情感形态提供了新的视点。
新诗自诞生之日起便表现出对自然的关切,早期新诗人将自我与世界的思考投射到自然物上,创造了迥异于古典诗词的自然意象。 比如胡适《蝴蝶》③ 胡适:《蝴蝶》,《尝试集》,亚东图书馆1920 年版,第5 页。中的那两只自由飞舞的“蝴蝶”,自觉地摆脱了庄周梦蝶、凄美爱情等典故的束缚,使之获得崭新的表意空间。 刘半农《中秋》④ 刘半农:《中秋》,《扬鞭集》,北新书局1926 年版,第41-42 页。一诗将“中秋的月光”作为核心意象,其本身不再抒发团圆思乡的古典情感,而是映照着一匹“疲乏的骡”拉着“重车”的现实图景,联系到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语境,我们不难看出“疲乏的骡”所隐喻的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及其背负着的时代重压。 周作人的经典诗歌《小河》⑤ 周作人:《小河》,《新青年》第 6 卷第 2 期,1919 年 2 月。所塑造的河流意象更是超出一般的流水属性,通过运用“农夫—小河”的叙述结构,表达了对生命、自由等现代命题的思考,甚至包含着对早期新诗之政治性的追问⑥ 参见姜涛:《从周作人的〈小河〉看早期新诗的政治性》,《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8 期。。 傅斯年《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⑦ 傅斯年:《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许德邻编:《分类白话诗选》,崇文书局1920 年版,第25-28 页。则在描摹由流水、芦苇、田野、青塘等元素组构而成的深秋晚景时,创造出颇具细节性与立体感的画面,结尾处城外的“吵闹场”与城内的“孤伶凄怆”恰好形成深刻对比,为我们提供了迥异于古典的情感方式……与此相呼应,郭沫若1920 年代初期的诗歌有着对自然空间的深刻再现,宇宙、地球、太阳等空间意象十分密集地出现在《女神》《星空》等诗集之中。 尤其就《女神》而言,其包含的空间意识存在着多重讨论维度,不仅有力地实践了郭沫若早期诗学观念中的“自然”思想⑧ 此时期的郭沫若秉持“自然”的创作理念,强调诗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只是我自己对于诗的直觉,总觉得以‘自然流露’的为上乘,若是出以‘矫揉造作’,只不过是些园艺盆栽,只好供诸富贵人赏玩了”。 见田寿昌(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亚东图书馆1920 年版,第 45 页。,而且也为新诗主体性的建构提供了坚实基础。 在《女神》出版初期,闻一多在1923 年所发表的两篇文章《〈女神〉之时代精神》与《〈女神〉之地方色彩》垫定了认识基础,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学者对它的批评与研究。 特别是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中,闻一多提出《女神》具有“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的观念,这种理解与郭沫若坚持的恢宏阔大的空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果说《女神》开篇的三部诗剧《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所呈现的空间意识仍拘囿在传统自然观的范畴之中——它们虽涉及宇宙、太阳、世界等空间,但主要基于对神话传说(颛顼与共工的帝王之争)、历史人物(屈原、聂政、聂嫈)的传释,表现出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天地观”——那么自《凤凰涅槃》开始,郭沫若的空间意识便自觉加入现代的生命体验,这与晚清黄遵宪等人诗歌中写到的宇宙、地球、月球等“器物性”空间有着根本的差异。 此时期社会上对于空间的理解已具备鲜明的科学特质,并作为社会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 比如1921 年12 月的《东方杂志》上有一篇介绍“光科学”的文章,有力地诉说出空间的无限性:“光行一秒为一八七五〇〇哩,故称一秒即代表如是之广大,比之于地球赤道带一周大可七倍。 与吾人地球同系之太阳,在天体间仅极平常之一小粒而已。 与吾人之地球之距离,光线仅须八分钟的时间即到。”① 《空间之无限》,《东方杂志》第 18 卷第 24 期,1921 年 12 月。该文通过讲述浩瀚无边的宇宙空间,揭示了作为个体的人非常渺小的事实,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命体验较之古代也发生内在的转变。
郭沫若《凤凰涅槃》中的“宇宙”显得冷酷、黑暗与腥秽,这与他正在经历着的苦难现实相关联,是他自日本归国后见到的悲剧性景观的写照,以致于在“凤凰更生歌”部分连用11 个形容词(新鲜、华美、芬芳、和谐、欢乐、热诚、雄浑、生动、自由、神秘、悠久)来表达对更生的渴望。 《天狗》一诗的情感则更加爆裂,其中的日月、星球、宇宙与巨大的“我”熔铸起来,充分实践了他的“自然流露”观,并创造出新诗中的崭新自我,即便在今天的语境中仍然显示出特殊的意味。 正如姜涛所说:“笔者在自己的文学史课堂上,每次讲到郭沫若的诗,都会习惯性地请学生来朗诵一下《天狗》,不出意外,每一次大家都会面露难色。 显然,在当代的语境中,要当众喊出‘我的我就要爆了’,已是一件颇为尴尬的事情。”② 姜涛:《“世纪”的视野与新诗的历史起点——〈女神〉再论》,《中国文学批评》2019 年第2 期。这固然表达的是阅读接受层面的尴尬,但也不无对《天狗》一诗所具有的特定时空感的强调。 这即是说,该诗生成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特殊语境之中,一旦超出原有的时空,其情感张力便会受到削减。
当郭沫若的自然体验与现代生命经验相互结合时,一种颇具现代感的空间意识油然生成。 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回国后看到的景观:“我愤恨的自然是我们中国的贵同胞太不争气,同时是连想到中国的政局,中国全体的局面,以及在国际上的形势都是那个样子:车中的情景便是时局的一幅缩写图,凡是自己不能够抱一个伎女在怀里的中国人,想来是谁都会痛哭流涕的。”③ 郭沫若:《创造十年》,现代书局1932 年版,第115 页。这与他归国前的憧憬显然形成巨大的冲突,同时带给他深深的伤害。 这里的空间意识建基于复杂的现代生命经验,既包含着对现代国家与民族的想象与期许,又夹杂的是悲惨现实所导致的精神创伤。 因此,他在观察其时中国的自然空间景观时,便会不由自主地加入悲剧性的生命体验。
郭沫若在晨光中看到的并非和谐安详的图景,而是《晨安》一诗中背负着建立现代国家重任的“年轻的祖国”与“新生的同胞”,他在激荡的思想文化潮流深处呼唤着民族解放。 这种呼唤带有鲜明的“二十世纪”特征,“它和过去一切时代的区分不是一般时间上的区分,而是对一个独特时势的把握。 这个时势把他者的历史、把整个外部的历史变成自己的历史,同时也将自己的历史置于全部历史的内部予以解释和指认”④ 汪晖:《世纪的诞生——20 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之一)》,《开放时代》2017 年第 4 期。。 该诗的空间感非常强烈,我们从诗中所涉及的俄罗斯、恒河、印度洋、红海、大西洋、太平洋等世界地域,便可以感受到其中塑构的博大空间意识。 《笔立山头展望》中的自然空间亦包含着深刻的现代生命体验,诗人把轮船上冒出的黑烟比喻成“黑色的牡丹”,视其为“二十世纪底名花”与“近代文明底严母”。 这表明郭沫若在运用隐喻手法时,依旧选用自然物作为隐喻主体,据此塑造出的自然空间不仅十分开阔,而且还具有时间的属性,大声地宣告着“二十世纪”的到来。 类似的写作还体现在组诗《西湖纪游》中,诗人从杭州返回上海的火车上,联想到来自西方的“紫色的煤烟”,其在清冷的晚风中散成了向空中消去的浮云。 但与《笔立山头展望》中的慨叹所不同,诗人此时的体验是消沉的,连同生命也变得昏暗起来,诗中“显示的对消散在西方空中紫色煤烟的‘告别’”,“夹杂着某种游离于民族/西方、现实/理想之间的复杂思绪”⑤ 张桃洲:《沪杭道上》,《读书》2003 年第 2 期。。
此外,作为自然空间代表的“地球”也频繁出现在诗集《女神》中,其本身不再是单纯的宇宙天体,而是与诗人的现代生命体验有机地融合起来。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一诗充斥着对于“力”的呼喊,诗句“啊啊! 力哟! 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Rhythm 哟”⑥ 郭沫若:《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女神》,泰东图书局1921 年版,第101 页。,以铺排的气势描摹出现代艺术之力,同时也诠释了郭沫若关于“文学的本质”的理解,他认为“有节奏的情绪的世界”构成“文学的本质”,“空间艺术是时间艺术的分化。 它们虽然有直接的和间接的差异,但它们所表现的同是情绪的世界”⑦ 郭沫若:《文学的本质》,《学艺》第 7 卷第 1 期,1925 年 8 月。。 这与宗白华对诗之时空关系的认识正形成对话——“诗恰是用空间中闲静的形式——文字的排列——表现时间中变动的情绪的思想”① 宗白华:《新诗略谈》,《少年中国》第 1 卷第 8 期,1920 年 2 月。。 从深层次上说,二者所强调的文学/诗歌之情绪源于诗人在现代语境中形成的生命体验,其表现形式则是强烈的节奏感。 《地球,我的母亲》把地球作为一种拟人化的空间,极力描绘出其中包含的生命之力。 该诗把目光投向“炭坑里的工人”,将其视为“全人类底Prometheus”,其中包含着鲜明的现代生命之思。
郭沫若1920 年代初期的另一部诗集《星空》也抒发了对于自然的强烈情感,只不过其中的生命体验较之《女神》显得颇为潜隐,原有的喷薄式的空间意识也发生转变。 同时代的批评家子潜写有一篇长文《郭沫若——〈女神〉与〈星空〉》,把《女神》第三辑与《星空》第一辑归为同一时期,指出“这时作者底心境已渐次恬静。 火山停了爆裂,只冒着几缕半断不续的青烟,以前的裂口好几处已变为美丽的岩谷,谷底有湖渠与林木,蒙上淡黄的夕阳或素银的月色,另有清新的意味”② 子潜:《郭沫若——〈女神〉与〈星空〉》,《清华周刊·文艺增刊》第6 期,1924 年。。 这段颇具自然感的文字传递了郭沫若空间意识的变化。 相较于早期的《凤凰涅槃》《天狗》《地球,我的母亲》等诗歌来说,诗集《星空》中的空间意识不再蕴藏着喷发式的能量,而是火山停止爆裂后的宁静,带有较强的社会感与现实感。 其中的自然空间也由恢宏阔大的宇宙世界,变成静夜时分的宁谧景观。 比如《黄海中的哀歌》《海上》《暗夜》等诗歌中的海浪不再激昂地翻涌,转而显得惆怅与落寞,甚至带有几分哀叹,诗人借此表达着对故乡的深切眷念。 类似的意象还有《夕暮》中“苍老的荒山”、《春潮》中“汹涌的松林”、《地震》中“死灭般沉静的地球”等,这些诗歌中的自然空间不再向外扩张,而是表现出强烈的收缩之感,蕴含着对于个体灵魂的执着审问。
社会革命思想在郭沫若1920 年代中后期的观念中占据重要位置,为诗歌空间意识的转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具体而言,他此时期的诗歌从对自然空间的描摹逐步转为对社会空间的抒写,在呈现鲜明革命特质的同时,逐步汇入到革命文学的创作潮流之中。 不仅如此,郭沫若还有着关于革命文学的深刻认识:“革命文学倒不一定要描写革命,赞扬革命,或仅仅在文面上多用些炸弹,手枪,干干干等花样。无产阶级的理想要望革命文学家点醒出来,无产阶级的苦闷要望革命文学家实写出来。 要这样才是我们现在所要求的真正的革命文学。”③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 卷第3 期,1926 年10 月。当然,郭沫若诗歌空间意识的转变并非是从纯文学观念到社会政治观念的突变,其间存在着“社会转向”④ 刘奎认为:“郭沫若的社会转向对他文学的直接影响,尚不是走向革命文学,而是让他早期信仰的纯文学相对化,使抒情方式带有社会性。 也就是说,对抒情的反讽使抒情主体与世界的关系分裂,但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分析,尤其是在民族视野和阶级视野下确立的新的抒情模式,使抒情主体与世界再度达到统一”(《20 世纪20 年代中期郭沫若的社会转向研究》,《文艺研究》2021 年第12 期)。的过程,也即是说,郭沫若在社会情感的培育之中逐渐形成自身关于现代国家、民族解放等社会元素的想象。 与鲁迅在1920 年代中期之后调整斗争方式与策略的做法相类似⑤ 张洁宇在探究鲁迅1920 年代中期发生的转变时指出:“随着‘大时代’的迫近,鲁迅关于斗争方式与策略的思考也在不断调整。 以匕首为喻,体现出鲁迅越来越重视实战、重视短兵相接中的灵活应对,同时,也是强调随处战斗、随时行动的重要性。 这种行动性,在20 世纪20 年代中期日渐严峻的现实状况下,是极为重要的”(《殳、剑或匕首:要有怎样的一种战士? ——鲁迅关于“战士”问题的思考及其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5 期)。,郭沫若此时期的诗歌更加强调战斗性与行动性,对社会空间的书写能够使其保持革命的热情,不断更新诗歌的创作形式。
社会空间在郭沫若1928 年出版的《前茅》和《恢复》这两部诗集中得到有力地呈现。 与1920 年代初期诗歌中宏阔的自然空间相比,此时的空间显得狭窄与逼仄,主要表现形式为监狱、囚牢、病院等。 比如《留别日本》一诗不见了近代文明的因子,而是重点书写了“文明监狱”这样的特殊空间,“前门是森严的黑铁造成,/后庭是灿烂的黄金照眼。 /无期徒刑囚的看守人/——文人,学者,教徒,艺术家……/住的是白骨砌成的象牙宫殿”① 郭沫若:《留别日本》,《前茅》,创造社出版部1928 年版,第13 页。。 这座监狱显然充满矛盾性,“森严的黑铁”与“灿烂的黄金”之间正构成视觉的冲突,当二者熔接在狭窄的监狱空间时,文明也被囚禁起来。 但此时的监狱已经不再能够锁闭一切,因为生存其中的人并非一味地选择沉默,而是用“五百万的铁锤”与“三万二千万的镰刀”来进行斗争。 “我们有一朝爆发了起来,/不难把这座世界的铁牢打倒。”这里的铁锤与镰刀正是革命的隐喻,诉说出社会大众的革命情感,他们打倒世界的铁牢则意味着冲破禁锢,获得思想的自由。 《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塑造出逼仄的囚牢空间,我们被囚禁于此,既“看不见一株青影”,又“听不见一句鸟声”,囚牢正如迷茫的雾和惨毒的魔宫一般,不仅残害着我们的体魄,也消磨着我们的精神意志。 但我们不能就此放弃,而是坚定地选择反抗,使自身“到兵间去”与“到民间去”,充分发动与依靠民众的力量。 正如郭沫若在1926 年发表的《革命与文学》一文所强调的:“你们(青年——引者按)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你们要晓得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我们的要求已经和世界的要求是一致,我们昭告着我们,我们努力着向前猛进!”②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 卷第3 期,1926 年10 月。
《怀亡友》一诗更加凸显革命的色彩,其背景是郭沫若曾参加过的北伐战争。 此诗的主体空间是“岭南革命策源地”,还出现“后方”“前方”等战斗空间。 在“革命的潮流涨到了帕米尔高原的顶点”以及“扫荡中原的半壁”之时,危险也随之降临,“血染了的大旗忽然间白了半边”,这是造成战友牺牲的直接原因,此时的革命势力也被迫五零四散。 该诗末尾写道,尽管战友已经牺牲,但他那“赤铜色的面孔”依然浮现在“我”的面前。 《血的幻影》也书写了特殊的社会空间,崩溃、混沌、黑暗的世界如同铁牢一般将“我”囚禁其中,但“我”却不断寻找着民族觉醒的力量,以强大的理智和情感去抵制凶残的猛兽,并发出强烈的呐喊:“对于猛兽那里还容得着片刻的容忍,/我们快举起我们的炬火烧灭山林! /把我们一切的耻辱,因循,怀疑,苦闷,……/投向那火中,不然,我们是永远不能再生!”③ 郭沫若:《血的幻影》,《恢复》,创造社出版部1928 年版,第75-76 页。即便付出血的代价,我们依旧要高举炬火去挣脱黑暗,获得光明的世界。 《我想起陈涉吴广》则借助历史人物来凸显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面对军阀、买办、地主、官僚的肆意剥削,产业工人纷纷集聚起来,利用利炮和飞枪来保持战斗的姿态,唯有如此才能改变世界。 郭沫若的革命热情十分饱满,这种情感更加能够引起大众的共鸣。 正如田汉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所说:“但是我对于你的诗的批评,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 我爱读你这样的纯真的诗。 既不爱旧技巧派的诗,也不爱新技巧派的诗!”④ 田寿昌(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亚东图书馆1920 年版,第79 页。这集中传递出他对郭沫若诗歌情感的强烈认同,尤其当这种情感与社会革命思想相结合时,崭新的自我形象便随之生成。
“病院”也是郭沫若1920 年代中后期诗歌重点呈现的社会空间,据此参与到二十世纪中国新诗与疾病书写之复杂关系的建构历程之中。 姜涛在观察1920 年代新诗书写的“疾病”时指出:“重要的不是疾病的有无,而是‘疾病’背后那个发热的、易感的、在不安中汲取能量的主体。 在此‘装置’中产生的新诗,由于体现了某种‘病的美’,或许也可称为一种广义的‘病中的诗’。”⑤ 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 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97 页。郭沫若此时期诗歌通过运用“病院—家庭”的抒情结构,表达了充满矛盾性的心态。 如《得了安息》一诗中的“我”在病院里不能安眠,到了“危险的家中”却睡得十分安稳,这两个空间形成一种内在的冲突。 但“我”并不会因此纠结,而是在病院与家庭之间坚定地选择后者,因为家中的妻子带给我“爱的联系”与“骨肉的联系”,这便能够化解本有的矛盾。 《归来》一诗中也有着从病院到公寓的空间转换,与病院的清冷相比,公寓显得十分愉快与温暖,这是妻子、孩子共同营造的情感空间。 虽然家庭空间令人沉醉,但“我”还是被“社会的引力”所吸引,“不能不为群众牺牲”,家庭空间与社会空间之间便形成较大的悖论。 诗中的“我”最终选择投向社会的洪流,这也内在地契合了郭沫若此时期的社会理想与行动实践。 《我看见那资本杀人》一诗通过病院与家中的对比,表达了“我”对病院的拒斥。 “我”在动荡的现实中始终无法摆脱病患的缠绕——“我病了要费金钱,/这是我失眠的原因。 /我便睁着眼睛看见,/看见那资本杀人。”① 郭沫若:《我看见那资本杀人》,《恢复》,创造社出版部1928 年版,第70 页。诗人在此从身体疾病书写到社会疾病,指出这种社会疾病由险恶的资本造成,同时带来的是巨大的精神重压。 类似的写作还体现在《金钱的力量》一诗中,与前述诗歌的主体(“我”)有所不同,该诗重点书写的是“她”的身体困境。 “她”不仅患有失眠症,而且还十分贫困与瘦弱,根本原因则是由于能吃遍全世界穷人的“金钱的魔力”所导致,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我的一家”自然也不能幸免,由此揭露的是疾病的根源问题。
郭沫若1920 年代中后期诗歌的社会空间中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类型——城市空间,这里的城市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建筑世界,而是背负着较强的历史感与时代感。 与从日本归国前对中国繁华都市的想象相比,郭沫若实际看到的城市(比如上海、南京等)充满悲剧之感,正如孙玉石所言:“郭沫若归国后生活的现实处境的转变,使得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由赞美物质文明到诅咒物质文明,由歌颂城市到批判城市的转变。 他这方面的实绩开辟了新诗创作中反抗城市的城市诗的艺术传统。”② 孙玉石:《论郭沫若的城市意识与城市诗(下)》,《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4 期。如《上海的清晨》一诗并非着眼于繁盛景观的描摹,而将书写对象放在底层民众身上。 “我”在上海的清晨看到的是奔赴工作岗位的男女工人,同时还有在路旁伸手求食的“乞儿们”。 这些群体和“我”共同构成底层民众,通过相互握手的方式结成联盟。 “我们”的生活虽然与“坐汽车的富儿们”形成强烈对比,但“我们”并不会因此感到卑微,而是可以赤着脚随意走在“自然的道路”上。 与之相比,汽车的行驶空间则受到限制,只能在马道上盘旋。 诗的末尾,“我们”所代表的劳苦大众在面对资本的剥削时,“终会有剧烈的火山爆喷!”由此凸显出诗人内心强烈的革命意识。 《传闻》一诗将目光投向上海与南京这两座城市,其中充满了战争的味道。 虽然只是“传闻”,但连年的军阀混战又使其颇具现实意味,表达出社会的动荡之感。诗中的“太阳”意象不再是简单的自然空间,而是象征着不断争斗的军阀,生活其中的大众自然无法获得安宁——“但它们一点也没有什么热力,/它们的光辉也没有什么发扬。”③ 郭沫若:《传闻》,《恢复》,创造社出版部1928 年版,第 41 页。诗的最后一节写道“有的是我们的铁锤镰刀”,意在表明我们凭借着强烈的革命情感能够实现翻身,去获得自由的、民主的新生活。
郭沫若1920 年代中后期诗歌所塑造的社会空间蕴藏着深沉的历史感,尽管其中的情感较之《女神》时期显得沉静与内敛,但也包含鲜明的创造意味,这是他在充分理解二十世纪时代精神之后所做的历史思考,表现出的是强烈的社会意识。 郭沫若此时期诗歌中的“革命”既带有社会革命的性质,也意味着新的诗学创造,为1920 年代新诗的转型提供了深刻的借鉴。
早期新诗注重对社会大众情感的呈现,诗人们普遍从底层视点出发,通过揭露不公的现实来控诉黑暗的社会,既表现出对以王公贵族为主体的古典诗词的反叛,又蕴含着大众化创作倾向的倡导。 他们将视域投向特定的社会空间,塑造出丰富多元的社会情感。 比如胡适《人力车夫》一诗中的“人力车夫”在劳动年龄上显然有悖于“警察法令”④ 胡适在《人力车夫》的前言中写道:“警察法令,十八岁以下,五十岁以上,皆不得为人力车夫。”(《尝试集》,亚东图书馆1920 年版,第26 页),但这是由生活重压所导致——“我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饥。 /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⑤ 胡适:《人力车夫》,《尝试集》,亚东图书馆1920 年版,第27 页。——不得不寻求生存的路径。 诗中的“我”因为富于同情心,而不愿乘坐一位16 岁人力车夫的车,但在当时却给他们带来生存的窘迫。 这再现出知识分子与人力车夫之间的复杂关系,“车夫们让知识分子良心不安,因为他们的工作有点太落后,太不人道”⑥ 史谦德:《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 年代的市民与政治》,周书垚、袁剑译,周育民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39 页。,但这种“不安”对于车夫来说显然没有什么意义。 胡适在城市街道空间中思考了“坐与不坐”的争论,展示出现代知识分子对下层民众的复杂情感,同时也开启了基于大众、平民等行为主体观察之上的个人情感塑造。刘半农《相隔一层纸》① 刘半农:《相隔一层纸》,《扬鞭集》,北新书局1926 年版,第6-7 页。借助“窗纸”这一特殊的空间意象,传递出窗纸内外的人之迥异的现实遭际,深刻地揭示了造成大众苦难现状的社会根源。 沈尹默《三弦》② 沈尹默:《三弦》,《新青年》第 5 卷第 2 号,1918 年 8 月。同样通过塑造门外的“穿破衣裳的老年人”形象,抒写了底层民众艰难的生存状况。 可以说,早期新诗运用空间视角凸显了社会与生存的双重悲剧,诗人们的个人情感则在社会悲剧的书写中得以建立。
郭沫若1920 年代的诗歌与早期新诗的创作潮流正形成深刻的对话,同时又有着个人化的探索。 他1920 年代初期的诗歌虽然在现代生命体验的范畴中表现自然空间,但也有着基于社会现实的思考。 刘奎在分析《凤凰涅槃》时指出,该诗“有极强的寓言色彩,凤凰从死灰中更生的过程,与人们对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贫弱走向富强、从被压迫走向解放的期许有着相同的形式构造。 诗歌通过对凤凰涅槃的描述,召唤一个新的国家和新的世界”③ 刘奎:《〈女神〉的召唤结构》,《文艺争鸣》2022 年第 5 期。。 而在1920 年代中后期,郭沫若转向社会空间的思考,不仅展现了底层大众的悲惨经历与苦难命运,而且更重要的是关注到他们具有的反抗性,这较之早期新诗被动地揭示底层生存苦难而言,表现出更加积极主动的意味,也更能唤起社会大众的斗争热情。 从阅读接受角度来看,郭沫若转向社会空间后的诗歌与大众日常生活的连接更为紧密,为解决1920 年代诗歌发展的矛盾状况提供了多元的路径。
在经过最初的“新旧对立”阶段之后,新诗在1920 年代中后期无疑遇到发展困境。 子潜在1924 年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说道:“有了六七年生命底新诗,至今非但没有什么惊人的成绩而言,还在梦魇之中沉迷永旦,莫怪有人疑及新诗底根本了。”④ 子潜:《郭沫若——〈女神〉与〈星空〉》,《清华周刊·文艺增刊》第6 期,1924 年。该文同时分析了造成新诗贫乏的原因,主要包括“当时作家生活之单调”与“智慧底简陋”两个方面。 朱自清在1927 年发表的《新诗(上)》一文恰好可以看作是对此种论断的回应,他认为:“十年来新诗坛的成绩,虽不能使我们满意,但究竟有了许多像样的作品,这是我们可以承认的。 单篇如一九一九的《小河》,一九二四的《羸疾者之爱》,完成的时期相隔五年;集子如一九二一年的《女神》,一九二五年的《志摩的诗》,出版的时期相隔四年;却都是有光彩的作品。 可见新诗坛虽确乎由热闹走向寂寞;而新诗的生命却并未由衰老而到奄奄欲绝,如一般人所想。”⑤ 佩弦(朱自清):《新诗(上)》,《一般》第 2 卷第 2 期,1927 年 2 月。朱自清不仅指明新诗坛中出现许多有价值的作品,而且还列举出较为重要的诗集和单篇诗作,有力地说明了新诗在1920 年代中期所取得的成绩。
同样都是面对新诗发展成绩的问题,子潜与朱自清之间为何会出现如此矛盾性的认识? 究其原因,这固然离不开批评家自身的品味,但深层次上则指向的是此时期新诗发展的动力要素。 尽管1920 年代中后期的新诗已经解决了新旧之间的对立,但其中仍存在着诸如身份意识不足、诗体边界模糊、主体性匮乏等写作弊病。 新诗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中确立起自我的主体性,获得持续的写作动力? 最核心的还是要与社会现实发展需求结合起来。 考虑到其时中国动荡的社会现实,倘若一味地固执于“纯诗”艺术,必然会造成诗人创作动力不足、读者接受范围狭窄等障碍。 郭沫若1920 年代诗歌表现出的社会意识尽管是基于个人知识型构的内在变化,但与社会思想的整体变迁也存在深刻的关联,从自然空间到社会空间的转变正是他在不断变换的时代语境中所寻求的思想道路,同时也为解决新诗的阶段性困境提供了有效的路径。 他1920 年代中后期的诗歌试图以社会情感的表达为根基,不断唤起大众参与社会的热情,进而拓展新诗的表达空间,使其不再局限于单维的诗学思考之内,而是在个人创作与社会需求之间寻找到恰切的平衡。
郭沫若1920 年代中后期的诗歌在转向社会空间的历程中,还表现出解决青年精神困境的尝试。 作为“五四”的亲历者,他不仅能够深刻地感知“五四”落潮后青年的苦闷状态,而且还从报章阅读视角分析过造成文学界浑噩之感的原因:
我那时候最感不平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那是中国有数的两大杂志,但那里面所收的文章,不是政谈,便是连篇累牍的翻译。 而且是不值一读的翻译,小说也是一样,就偶尔有些创作,也不外是旧式的所谓才子佳人派的章回体。 报章的乱七八糟,就是现今也还是没有脱出旧态,那是可以不用说的了。① 郭沫若:《创造十年》,现代书局1932 年版,第40-41 页。
可以看出,让郭沫若颇感愤懑的是,《东方杂志》与《小说月报》这样的文学刊物竟然只刊发一些政谈类、翻译类的文章,即便有些内容是文学作品,也没有摆脱陈旧的写作状态,那么其本身便丧失了文学刊物的基本功能,无法给青年带来精神的滋养。 不仅如此,郭沫若还批评了其时文坛上充斥着的争论与对立,认为这些现象“只是封建社会下培养成的文人气习之相轻,更具体的说,便是行帮意识的表现而已。”② 郭沫若:《创造十年》,现代书局1932 年版,第196 页。沐浴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内,青年自身的精神意志自然无法被激起,甚至在相互的争斗中逐渐沉沦。 郭沫若将解决青年精神危机的途径放在社会革命之上,自1920 年代中期开始不断强调文艺所承担的社会使命问题。 他不仅翻译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而且还撰写了《文艺之社会的使命》《革命与文学》等文章。 在谈到文艺家的使命时,他指出:
至于艺术家的本身,我们也希望他要觉悟到这种艺术的伟大使命。 我们并不是希望一切的艺术家都成为宣传的艺术家,我们是希望他把自己的生活扩大起来,对于社会的真实的要求要加以充分的体验,要生一种救国救民的自觉。 从这种自觉中产生出来的艺术,在它本身不失其独立的精神,而它的效用对于中国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呢。③ 郭沫若:《文艺之社会的使命》,《文学》第4 期,1925 年 5 月。
与早期趋于自然的观念相比,郭沫若此时期的文艺观明显发生转变,他在从文学走向政治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真实社会”与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并生发了“救国救民”的艺术自觉。 而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力量,中国的青年自然应当承担起这份责任。 郭沫若1920 年代的诗歌在书写社会空间时,通过呼喊革命的伟力来唤起青年内心中对于光明和希望的期许,诸如诗句“轰轰的龙车之音/已离黎明不远,/太阳哟,我们的师哟,/我们在赤光之中相见!”(《我们在赤光之中相见》)④ 郭沫若:《我们在赤光之中相见》,《前茅》,创造社出版部1928 年版,第31 页。、“前进! 前进! 前进! /缩短我们的痛苦,/使新的世界诞生!”(《前进曲》)⑤ 郭沫若:《前进曲》,《前茅》,创造社出版部1928 年版,第37 页。、“我们有的是这样勇敢的工人,/我们有的是这样豪雄的勇气,/不管目前的争斗是失败,还是成功,/我们终会得到的是最后的胜利!”(《电车复了工》)⑥ 郭沫若:《电车复了工》,《恢复》,创造社出版部1928 年版,第69 页。、“我已准备下一杯鲜红的毒酒,/朋友,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 /酿出一片血雨腥风在这夜间,/战取那新的太阳和新的宇宙!”(《战取》)⑦ 郭沫若:《战取》,《恢复》,创造社出版部1928 年版,第77-78 页。等。 他深切地表达了自身的革命热情,逐步形成召唤性的精神力量,将青年充分地凝聚起来,引导他们积极地投入到革命行动实践之中。
郭沫若1920 年代的诗歌创作中表现出鲜明的空间意识,他通过从“自然”到“社会”的视觉转换,不仅在思想意识与知识结构层面完成自我的革新,而且也有力地拓展了新诗的表达空间,使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连接更为紧密。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在此并非用郭沫若转变后的“社会空间”来否定其“自然空间”的表达,而是以历史性的眼光重新审视其空间意识,深入挖掘与呈现转变背后所隐藏的新诗创作意识的变化,以及新诗创作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融通问题,从而建立总体性的认识。 郭沫若1920 年代诗歌中的空间意识不仅为我们把握其创作方式与批评观念的变化提供了特殊的视角,也为窥探早期新诗的思想动力与情感形态创造了新的认知路径。
作者简介: 张凯成,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早期中国新诗的北京书写(1917—1927)”(22WXC005)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