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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风尚

[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协办]

主持人语:

本期刊载的曾仲权与席格的两篇文章,颇有新见地为我们展示了在现代思想立场上重释传统中国思想的可能性:前者以《诗经》作为把握儒家交往行为美学实践的观察点,在分析“赋《诗》言志”交往行为的生成机理的基础上,从情意、伦理、品鉴、言语等四个方面抓取了其所具有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功能,从而发掘了《诗经》独特的美学内涵。 后者围绕传统礼乐与中国人的艺术审美追求、文化精神滋养、日常生存超越等的关联,以美学家宗白华为个案,将其在中西比较视野中对于传统礼乐多维价值的独到阐释,理解为一种现代美学维度上的具体开显,认为其体现了传统礼乐精神实现现代转进的可能路向。应该指出,曾、席两文中的相关讨论,尽管还可以进一步完善,但这种在文本解读、个人理解中所展开的经典重释工作,对于当下的中国美学话语体系建构来说,显然是有意义的。 (王德胜)



摘 要: 在周代文化语境中,《诗经》已经成为交往的语言和文本中介,在儒家礼仪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交往纽带作用。 赋《诗》言志是对这种儒家交往行为美学实践最好的概括。 赋《诗》言志具有独特而渊妙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生成机理。 第一,赋《诗》交往者自主歌唱的形式应该是赋《诗》言志交往行为主要的发生和展开形式;第二,赋《诗》言志儒家交往行为美学的生成机理还与周代,特别是西周和春秋时代的作者观念有关;第三,赋《诗》言志儒家交往行为美学的生成机理还包括赋《诗》断章和断章取义。 赋《诗》言志具有多方面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功能:其一,有助于情意互现,互相称美,快乐祝颂;其二,能够弥合群体伦理关系,增进儒家仁德修养;其三,有助于观志观人,展开人本阐释学实践;其四,赋《诗》言志的交往行为具有言语行为的意义。

关键词: 《诗经》;儒家交往行为美学;赋《诗》言志;人本阐释学;美学功能

《诗经》作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具有丰富的交往行为美学内涵①曾仲权:《中国古代交往行为美学建构论纲》,《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6 期。。 在先秦的时代文化语境中,特别是在西周到东周春秋、战国的时间跨度内,《诗经》已经成为交往的语言和文本②周代,无论按照献诗说,还是按照采诗说,或者是删诗说来看,《诗经》中的诗作都已经被记录下来,不再只是口耳相传的口传文学形态。 因此,可以说,在周代,被记录在竹简或布帛上具有合乐而歌特征的《诗经》为文本。中介,在儒家礼仪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交往纽带作用。 赋《诗》言志是对这种儒家交往行为美学实践最好的概括。 赋《诗》言志具有独特而渊妙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生成机理,具有多方面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功能。

一、《诗经》:交往的语言文本中介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①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37 页。从现代学术视野来看,“诗可以群”是对诗歌类文学体裁具有弥合群体伦理关系的社会交往功能的整体断定。 而事实上,在西周到东周的时代文化语境中,“诗可以群”中的“诗”特指《诗经》②本文主要论述周代人们使用《诗经》进行交往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风尚,因此本文论述人们赋《诗》、歌《诗》、点《诗》、引《诗》等行为时,均给“诗”加上了书名号,指人们使用《诗经》进行交往的行为,不再具体区分运用《诗经》所展开的交往活动是以《诗经》中的某章诗、某首诗或某句诗进行交往的情况。 为了尊重引用文献原文,文中引文中的“诗”存在加书名号和不加书名号的情况,特此说明。,体现了西周到东周时代,《诗经》在政治交往活动中、在贵族阶层的儒家礼仪交往活动中、在人与人的日常交往活动中所发挥的交往中介作用。

《诗》,“可以群,孔曰:‘群居相切磋’”③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37 页。,“‘可以群’者,《诗》有‘如切如磋’,可以群居相切磋也”④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37 页。。 “如切如磋”本是出自《诗经》婚恋诗《卫风·淇奥》的诗句。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⑤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195-196 页。,“如切如磋,如琢如磨”⑥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196 页。原是男女婚恋交往中女子对青年男士英俊外貌的称赞,在儒家诗学传统中一度被阐释为“美武公之德”⑦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14 页。,形容武公“规谏以自修,如玉石之见琢磨”⑧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16 页。,而“切磋”现在引申为“比喻相互商量、研讨”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商务印书馆2005 年版,第1101 页。,实质上就是通过交往进行讨论、谈论。 而“群居”表明,这种交往是群体交往。 群,《说文解字》段玉裁注云“朋也,类也……引申为凡类聚之称”[10]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第146 页。。 因此,《诗》“可以群”实际上是通过《诗经》进行群体交往,相互谈论,相互讨论。 无论是通过献诗,还是通过采诗,所形成获得的《诗经》都是语言文本形态的文学作品。 由此,在围绕《诗经》所展开的群体性交往行为中,《诗经》成为群体交往的语言文本中介。 通过《诗经》这一语言文本中介所展开的群体交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在儒家仁道修身实践中,是以文会友的过程。

“以文会友”语出《论语·颜渊》,“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11]刘宝楠:《十三经清人注疏·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513 页。。 “孔曰:‘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辅成己之仁。’”[12]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9 页。显然,从“以文会友”的《论语》注疏中,可以看出“以文会友”的“相切磋之道”[13]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9 页。与“《诗》可以群”的“群居相切磋”[14]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37 页。密切相关。 “正义曰:此章以论友,言君子之人以文德会合朋友,朋友有相切磋琢磨之道,所以辅成己之仁德也。”[15]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9 页。这其实表明,通过《诗经》所展开的群体交往行为具有增进儒家仁德的道德涵化功能。 因为,在“以文会友”的过程中,建立儒家朋友关系的语言文本中介——文,正好包含《诗经》这一重要的儒家语言文本经典。 “正义曰:‘文’谓《诗》、《书》、礼、乐也。 ‘以文会友’,谓共处一学者也。”①刘宝楠:《十三经清人注疏·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513 页。借助包括《诗经》在内的儒家语言文本中介所展开的群体交往活动,能够密切儒家五伦关系之一的朋友关系,以此增进仁德修养。 这种道德涵化的内在机制在于,儒家朋友之间所达成的群体交往行为能够建立相互砥砺的社会存在境遇,形成仁爱道德规范的模范效应和催逼机制,“置诸众正友之中,则寡失德”②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297-298 页。;同时,所学的儒家语言文本经典,如《诗经》等,具有“文德合”的统一特征。儒家语言文本经典是儒家仁爱道德理念的文本载体。 “正义曰:‘文德’者,言所学文皆在德也。”③刘宝楠:《十三经清人注疏·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513 页。正是通过此道德涵化机制,能够于儒家朋友关系中辅助增进仁爱道德修养。 所以说,“以友辅仁:既为友,则可进而切磋琢磨以共进于道,不言辅德而言辅仁,仁者人道”④钱穆:《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 年版,第305 页。。 言“辅仁”强调此道德涵化机制的增进效应不仅指向自身,还在儒家朋友交往关系和交往行为中具有仁爱道德修养的群体效应。 这正体现了儒家所谓的仁道,即人在儒家交往关系和交往行为中,如儒家朋友关系中增进仁爱道德修养,践行仁爱道德要求。 而《诗经》在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践行和实现仁道的过程中,发挥着建立儒家朋友交往关系和交往行为的语言文本中介功能。 诚如钱穆所言“君子因于礼乐文章之讲习来会合朋友。 因于朋友会合来互相辅助,共进于仁道”⑤钱穆:《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 年版,第305 页。。

以《诗经》作为建立儒家朋友交往关系和交往行为的语言文本中介,来增进仁德、践行仁道,还与周代礼乐文明的文化语境有关。 借用孔子的说法,周代礼乐文明的文化语境可以概括为“不学诗,无以言”⑥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30 页。。 “夫子又言:‘不学诗,无以言。’以古者会同,皆赋诗见意,若不学之,何以为言也?”⑦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30 页。《诗经》作为先秦音乐的重要形式,与周代礼乐文明的礼仪具有密切关联。 因此,《礼记》借孔子之口说“不能《诗》,于礼缪”⑧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387 页。。 在周代礼乐文明的礼仪交往活动中,合乐而歌的《诗经》是礼仪交往的言语方式和主要内容,即“古者会同,皆赋诗见意”⑨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30 页。。 若不学习《诗经》,便无法在周代礼乐交往活动中与人言语交谈。“答对酬酢,人若不学诗,无以与人言语。”[10]钱穆:《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 年版,第413 页。礼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践交往行为,而合乐而歌的《诗经》,在周礼的实践交往行为中,既是交往的语言文本中介,又是交往的语言符号。 在《周礼》中就有专门的礼仪教学活动——乐语,传授在礼仪交往行为中用《诗经》进行言语交往的方式方法。 “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11]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575 页。 1,郑玄注云:“兴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读曰导,导者,言古以剀今也;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发端曰言,答述曰语”[12]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575 页。。 在周礼中,乐语的礼仪教学是由德高望重的道德模范来言传身教。 “此亦使有道有德教之。”[13]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575 页。在飨礼、射礼、燕礼、乡饮酒礼等周礼的践履之中,往往有宾客觥筹交错、言语交往的环节。 “凡宾客飨射旅酬之后,则有语。 故《乡射记》云:古者于旅也语”[14]孙诒让:《十三经清人注疏·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1724 页。,“兴、道、讽、诵、言、语”[15]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575 页。,是这种言语交往的具体方式。 其中,“诵”是乐语交往最典范的形式。 “云‘以声节之曰诵’者,此亦皆背文,但讽是直言之,无吟咏,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为异。 《文王世子》‘春诵’注诵谓歌乐,歌乐即诗也。 以配乐而歌,故云歌乐,亦是以声节之。”①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575 页。“诵”是合乐而歌式的交往。 “歌乐即诗也”②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575 页。,因此,“诵”是通过歌《诗》进行交往。 又因为《诗经》是先秦音乐的重要形式。 歌《诗》正是配乐而歌《诗经》。 具有声节韵律、歌诗合一特征的《诗经》正是“诵”所歌之乐。 而在“言”“语”的交往形式中,也是用《诗经》进行意义表达和言语回复的。 “发端曰言,答述曰语。”③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575 页。这和“讽”一样,是通过《诗经》直接进行意见表达和言语对谈,不必合乐而歌。“注云:‘语,谈说也。’”④孙诒让:《十三经清人注疏·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1724 页。总体看来,“讽”“诵”“言”“语”都鲜明地体现了乐语通过《诗经》这一语言文本中介,践行礼仪社会交往行为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特征。 《诗经》作为达成交往行为的语言文本中介,其鲜明的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的美学特征,使通过《诗经》所实现的交往行为具有突出的审美特征,既是伦理交往,又是审美交往;既是社会交往,又是审美交往;既是政治交往,又是审美交往。 通过《诗经》这一具有鲜明审美特征的语言文本中介所实践的交往行为,无论是合乐而歌,还是无乐言语,都是周代礼乐文明的典范体现,是维系父系血缘社会伦理政治秩序的周礼范型。 在此意义上,通过《诗经》的语言文本中介所实践的交往行为就具有了道德伦理意义。 “既歌而语,以成之也。 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⑤孙诒让:《十三经清人注疏·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1724 页。因此,礼,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诗经》的语言文本中介所实践的交往行为,能够弥合儒家交往关系,具有儒家交往行为美学内涵。 这既是礼的儒家交往行为内涵,也是《诗经》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内涵。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⑥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9 页。,乃至“诗可以群”⑦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37 页。,正反映了周代礼乐文明乐语交往的文化语境。 通过包含《诗经》在内的儒家经典语言文本中介,所建立的儒家朋友关系,及其实现儒家仁德的辅助效应;通过将《诗经》作为交往的语言文本中介,所达成的群体交往,及其实现弥合群体伦理关系的社会整合效应,都应该纳入周代礼乐文明乐语交往文化语境中来理解。

将《诗经》作为周代礼乐文明社会礼仪交往行为的语言文本中介,不仅体现在贵族阶层、上流社会的日常社会生活中,而且体现在周代的政治生活中,特别是朝聘、会盟等活动中,形成了赋《诗》言志的传统。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⑧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4 年版,第1755-1756 页。

二、赋《诗》言志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生成机理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⑨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30 页。,其反映的周代礼乐文明的文化语境,不仅包括周代礼乐文明乐语交往的文化语境,而且包括赋《诗》言志的社会风尚。 前者促成了后者的形成,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化实践交往活动形式。 赋《诗》言志具体化了周代礼乐文明乐语交往的社会礼仪教化,成为周代特别是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社会风尚。 按照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的统计,“《左传》所记赋诗,见于今本《诗经》的,共五十八篇……引诗共八十四篇……重见者均不计。 再将两项合计,再去其重复的,共有一百二十三篇,《国风》四十六,《小雅》四十一,《大雅》十九,《颂》十七,占全诗三分之一强,可见‘诗三百’当时流行之盛之广了”①朱自清:《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 年版,第67 页。。 赋《诗》言志,正是在宗族内部、宗族之间贵族交往时,或者政治场合君卿交往时,于燕飨等周代礼仪中,通过赋引歌唱《诗经》进行交往的社会活动。 诚如钱穆所言:“任何人,借着机会,唱出当时流行的某一首旧诗,而别有所讽谕,那亦是赋诗言志了。 古代贵族极重礼,列国君卿相见,必有一番宴享之礼。 逢宴享时,又例必作乐唱诗。 ……此事在春秋时代极盛行。”②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5 卷《中国文学论丛》,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年版,第288 页。赋《诗》言志,这种在西周和东周春秋时期以《诗经》作为语言文本中介的社会交往活动,具有独特而渊妙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生成机理,这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关于赋《诗》言志交往行为的具体发生和展开形式,顾颉刚和朱自清有不同的看法。 顾颉刚认为赋《诗》言志的赋《诗》交往活动是通过点《诗》乐工唱的形式来展开的。 “春秋时的‘赋诗’等于现在的‘点戏’。 那时的贵族(王、侯、卿、大夫)家里都有一班乐工,正如后世的‘内廷供奉’和‘家伶’。 贵族宴客的时候,他们在旁边侍候着。 贵族点赋什么诗,他们就唱起什么诗来。 客人要答赋什么诗也就点了叫他们唱。”③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一,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334 页。而朱自清则认为赋《诗》言志的赋《诗》交往活动主要是通过赋《诗》交往者自己歌诵《诗经》的形式实现的。 “赋诗大都是自己歌唱。 有时也教乐工歌唱。”④朱自清:《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 年版,第19 页。相较于顾颉刚的看法,朱自清的看法较为辩证。 朱自清一方面认为赋《诗》言志主要通过赋《诗》者自己歌唱《诗经》的形式展开,另一方面,也承认乐工歌《诗》的现象存在。 朱自清认为职业的乐工团体,主要的功能是奏乐和歌唱。 朱自清将各诸侯国豢养的职业乐工团体比作戏班子,强调职业乐工记录歌谣、奉献歌谣的重要职能,《诗经》是职业乐工记录奉献的歌谣。 客观地看,赋《诗》言志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生成机理既有赋《诗》交往者自主歌唱的形式,也有赋《诗》交往者点《诗》、乐工歌唱的形式。 笔者更赞成朱自清的观点,因为按照《周礼》的记载,周代礼乐文明存在乐语的社会礼仪教化传统,实质是贵族社会交往礼仪的传授教学训练,形成了周代礼乐文明乐语交往的文化语境,因此,定然不会“光学不练”。 赋《诗》交往者自主歌唱《诗经》展开交往行为,正是乐语交往的具体实践形式。 而乐工歌《诗》更多地发生在周礼特定的仪式环节,如金奏、升歌、笙奏、间歌、合乐环节,这在呈现周代典礼制度的《周礼》《仪礼》《礼记》中都有相关记载⑤钱玄:《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553-556 页。。 赋《诗》言志的乐语交往活动更多地是发生在礼仪交往活动的无算乐阶段。 有趣的是,和顾颉刚一样,朱自清也将赋《诗》交往者点《诗》、乐工歌唱的形式比作点戏,但主要是针对更为正式的政治交往场合来说的,“在外交的宴会里,各国使臣往往得点一篇诗或几篇诗叫乐工唱。 这很象现在的请客点戏”⑥朱自清:《经典常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年版,第30 页。。 但是,相较于这种“点戏”⑦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一,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334 页。、“请客点戏”⑧朱自清:《经典常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年版,第30 页。的形式类型,赋《诗》交往者自主歌唱的形式应该是赋《诗》言志交往行为更为主要的发生和展开形式,“赋诗多半是自唱”⑨朱自清:《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 年版,第65 页。。

第二,赋《诗》言志儒家交往行为美学的生成机理还与周代特别是西周和春秋时代的作者观念有关。 那时候产生的作为交往中介的语言文本——《诗经》,没有个体作者创作权归属,甚至没有集体作者创作权归属。 《诗经》中诗的作者隐而不彰。 诚如朱自清所引劳孝舆《春秋诗话》所言“风诗之变,多春秋间人所作。 ……然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欤? 盖当时只有诗,无诗人。 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诗,彼人之诗,今人可赓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①朱自清:《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 年版,第18 页。。 “只有诗,无诗人”②朱自清:《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 年版,第18 页。,不强调个体作者文本创作权归属,只凸显《诗经》文本自身的存在价值,作者只是具有集体性作者所指意义特征的古人,是已经逝去的、不在场的、模糊的存在。 因而,当此之时,作者对《诗经》文本意义没有最终的决定权,其意义决定侧重模式,不是作者中心,倒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文本中心”和“接受者中心”的特点。 这也就形成《诗经》“人无定诗,诗无定指”③朱自清:《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 年版,第18 页。的现实状况。 由此,也就促成了赋《诗》言志的现实发生。 贵族阶层在宗族交往和政治交往的场合,能够根据情感意义、政治目的等志、意表达的需要来选择《诗经》中不同的诗作,或者选择诗作不同的篇章来赋《诗》交往。 作者隐而不彰,丧失了对《诗经》文本意义的权威规定性,使《诗经》文本意义最终在赋《诗》交往者的现实交往中得到多样化的具体发挥。 作者观念的淡漠,一方面,奠定了赋《诗》言志交往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赋《诗》交往者能够根据意义表达的需要在交往行为中自由引《诗》达意;另一方面,也促成了赋《诗》言志交往行为独特的展开形式——赋《诗》断章和断章取义。

第三,赋《诗》言志儒家交往行为美学的生成机理还包括赋《诗》断章和断章取义。 赋《诗》断章,作为赋《诗》言志交往行为独特的展开形式,是指周代,赋《诗》者,或者通过赋《诗经》中某一篇或几篇诗作,或者通过赋《诗经》某篇诗作的部分内容,实现交往。 “‘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杜预注,‘譬如赋诗者,取其一章而已’”④朱自清:《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 年版,第65 页。,按照《诗经》重章叠句的形式美规律特征,章在《诗经》形式结构中一般是《诗经》某一篇诗作中具有非重复性特征的基础结构单元,按照现代语言标点符号规则,一般断句标记为一句。 总之,章是《诗经》某一篇诗作的部分内容。 当然赋《诗》断章也存在赋《诗经》中某一篇完整诗作的情况。 因此,综合起来看,赋《诗》断章“唱的或是整篇诗,或只选一二章诗”⑤朱自清:《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 年版,第65 页。。 不过,赋《诗》断章更强调《诗经》文本意义的规定和选用,而不只是强调《诗经》文本篇章内容的选取。 即便赋《诗》交往者赋诵《诗经》中某整篇诗作仍然可以称之为赋《诗》断章,因为赋《诗》交往者在交往行为中采用了断章取义的意义选取和表达形式,以此来对《诗经》文本意义进行重新规定和选用。⑥下文关于“断章取义”的分析吸收了M.H.Abrams 在《镜与灯》中所提出的作者、世界、文本、读者的文学四要素说,参见M.H.Abrams,The Mirrorand the Lamp: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断章取义,就是在作者观念淡漠、作者隐而不彰的文化背景下,对《诗经》文本意义的规定和选用,从作者中心向接受者中心转移,接受者,也即赋《诗》交往者根据交往目的的需要而选用《诗经》文本表达特定的意义。 丧失了作者对《诗经》文本意义的权威性规定之后,赋《诗》交往者在交往行为中运用《诗经》的某篇或某章所表达的意义不必以作者对《诗经》文本意义的规定为圭臬。 “恶识宗”⑦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078 页。,正表明了赋《诗》交往者断章取义交往行为的展开形式首先打破了作者中心。 “可见断章取义的用处,可以不嫌得字句的淫亵,不顾得作诗人的本义。”⑧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一,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262 页。但是,当《诗经》文本意义规定的作者中心被打破之后,《诗经》文本意义规定还可能受文本中心、接受者中心(读者中心)乃至世界中心的规定和影响。

赋《诗》交往者在断章取义的过程中,还进一步打破了文本中心。 文学文本自身对文学文本意义的规定通常表现为文本结构、文本上下文语境对文本自身意义的规定。 而赋《诗》交往者断章取义,往往只选取《诗经》中诗作的某部分来赋《诗》交往表情达意,因而打破了《诗经》文本结构,经常脱离《诗经》文本的上下文语境用诗。 “断章取义只是借用诗句做自己的话。 所取的只是句子的文义,就是字面的意思;而不管全诗意思,就是上下文的意思。 ——有时却也取喻义。”①朱自清:《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 年版,第18-19 页。由此,断章取义也打破了《诗经》文本意义的文本中心规定。 当《诗经》文本意义的作者中心规定和文本中心规定被打破之后,《诗经》文本意义的规定显然就受制于接受者中心(读者中心)和世界中心的规定。

接受者中心(读者中心)在断章取义中具体表现为赋《诗》交往者在赋《诗》交往行为中对《诗经》文本意义的规定。 在此过程中,接受者中心其实是赋《诗》交往者中心。 赋《诗》交往者一方面是《诗经》文本的接受者或者说读者,另一方面,也是《诗经》文本的使用者,在运用《诗经》文本进行交往过程中更是《诗经》文本意义的规定者。 “‘余取所求焉’,也就是《国语》师亥说的‘诗所以合意’。”②朱自清:《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 年版,第65 页。《诗经》文本所合之意正是赋《诗》交往者按照交往目的和表情达意需要在具体的交往行为中所赋予的意义。 《诗经》文本意义在此时与赋《诗》交往者内心的志、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 因而,赋《诗》言志,既是一种交往行为,也是《诗经》文本意义规定的模式,还体现了《诗经》文本意义规定模式的转移。

在赋《诗》言志、断章取义的赋《诗》交往行为中,《诗经》文本意义除了受赋《诗》交往者中心规定外,还受世界中心规定。 世界中心在此表现为赋《诗》交往者交往行为的发生展开情境,它是赋《诗》交往行为的语用语境和交往环境。 这种交往环境既包含赋《诗》交往者预先设想的交往环节和因素,也包含赋《诗》交往者始料未及、当下即时发生的交往情境。 “赋诗却往往断章取义,随心所欲,即景生情,没有定准”③朱自清:《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 年版,第18 页。,“断章取义是不管上下文的意义,只将一章中一两句拉出来,就当前的环境,作政治的暗示”④朱自清:《经典常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年版,第31 页。。 “即景生情”⑤朱自清:《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 年版,第18 页。,“当前的环境”⑥朱自清:《经典常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年版,第31 页。,正是当下即时发生的交往情境,凸显了《诗经》文本意义的世界中心规定。 《诗经》文本意义的世界中心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还与赋《诗》言志交往行为中《诗经》合乐而歌的歌唱表演性质有关。 尽管《诗经》彼时已经被搜集记录在竹简和布帛之上成为文本,但是在赋《诗》言志的交往行为中合乐而歌的《诗经》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文本,还具有综合性表演艺术的审美特征。《诗经》文本意义的规定就受制于与综合性表演艺术审美特征相关的交往语用情境,也即世界中心的规定。

三、赋《诗》言志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功能

赋《诗》言志具有多方面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功能。

其一,有助于情意互现,互相称美,快乐祝颂。 赋《诗》言志的交往行为是通过赋诵《诗经》作为交往的语言文本中介,以表达内在情感和心意。 “志,意也。”⑦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第502 页。赋《诗》交往者内在的情感、心意不能直接显现出来,只能在交往行为中具体化地显现出来。 赋诵吟唱《诗经》语言文本成为具有传情达意功能的儒家交往行为。 赋《诗》言志的交往行为具有主体间性(交互主体性),“赋诗是交换情意的一件事。 他们在宴会中,各人拣了一首合意的乐诗……唱,使得自己对于对方的情意在乐里表出;对方也是这等的回答”⑧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一,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256 页。。 无论是赋《诗》交往者点《诗》乐工唱,还是赋《诗》交往者自己唱,赋《诗》言志的交往行为都具有主体间性。 通过赋《诗》言志,彼此之间的情感心意在主体间性的交往行为中显现出来。 在周代礼乐文明的礼仪交往活动中,最重要最普遍的情意是互相称美、快乐祝颂的情意,是满足周代礼乐文明礼仪交往活动需要所普遍必须的基本情意。 “可见宴会赋诗是要主宾互相称美和祝颂,使得各人的好意从歌诗里表现出来。”①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一,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257 页。赋《诗》交往者彼此之间能够在具有主体间性的赋《诗》言志交往行为中感受到“快乐”②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一,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257 页。。 这种快乐,一方面是礼仪性的,另一方面也具有审美愉悦的重要意义。

其二,有助于弥合群体伦理关系,增进儒家仁德修养。 赋《诗》言志体现了孔子对《诗经》社会功能的断定,即《诗》可以群。 于儒家朋友关系中,于父系血缘宗族关系中,于各类政治场合中,赋《诗》能够缓和矛盾,增进情意,弥合群体伦理关系,整合社会。 当然,《左传》也曾记载赋《诗》言志交往过程中闹矛盾的情况③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939-940 页。,只不过,这种赋《诗》言志的交往行为不能有效达成的情况,是有一方赋《诗》交往者不遵守赋《诗》交往礼仪造成的,所以赋《诗》交往非常强调“歌《诗》必类”的交往原则。④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939-940 页。而在儒家朋友交往关系中所展开的赋《诗》言志交往行为正是《诗》可以群的典范体现。 诚如笔者前文所论,“《诗》可以群”借助《诗经》这一儒家语言文本中介所展开的群体交往活动,能够密切儒家五伦关系之一的朋友关系,以此增进仁德修养,具有道德涵化功能,其实质正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⑤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9 页。的过程。

其三,有助于观志观人,展开人本阐释学实践。 在周代礼乐文明赋《诗》言志的礼仪交往活动中,赋《诗》言志不仅能够增进儒家仁德修养,而且能够成为鉴别和品评赋《诗》交往者道德修养高低的重要方式,具体通过三个步骤实现:赋《诗》、观志、观人。 三个步骤的发生具有时间先后的连续性,但也可能同时发生,难以明晰地分离。 朱自清说道:

《汉书》三十《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 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这也是“观志”,《荀子》里称为“观人”。 春秋以来很注重观人,而“观人以言”,(《非相篇》)更多见于记载。 “言”自然不限于赋诗,但“诗以言志”,“志以定言”,以赋诗“观人”也是顺理成章的。 如此论诗,“言志”便引申了表德一义,不止于献诗陈志那样简单了。⑥朱自清:《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 年版,第17 页。

诚如前文所论,赋《诗》言志的“志”,是赋《诗》交往者内在的情感心意,需要在赋《诗》言志的交往行为中显现出来。 当赋《诗》交往者赋《诗》之后,赋《诗》交往参与者能够根据赋《诗》交往者的赋《诗》内容,揣摩赋《诗》交往者内心的情感心意,鉴别赋《诗》交往者的道德品行、心性修养,如果赋《诗》交往者所代表的是某诸侯国,还能显现出赋《诗》交往者所代表诸侯国的盛衰气象、未来命数。 赋《诗》参与者揣摩赋《诗》交往者内心的情感心意,就是观志。 赋《诗》参与者在观志的基础上鉴别赋《诗》交往者的道德修养、赋《诗》交往者所代表诸侯国的盛衰命数,也被称为观志。 “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这也是‘观志’。”⑦朱自清:《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 年版,第17 页。而观志其实是观人。 荀子道出了观志的本质和根本目的,盛行于春秋以来的观人其实质是一种人本阐释学风尚,即在交往行为中,通过交往者的言行举止、面部表情、肢体动作阐释交往者内心的情感心意,判断交往者的道德品行、心性修养等。 在赋《诗》言志交往行为中观志观人,所展开的正是人本阐释学实践。 因此,不仅在儒家朋友关系中的赋《诗》言志交往行为有助于增进儒家仁爱道德修养,而且赋《诗》言志交往行为在春秋观人风尚中还有助于判断儒家仁爱道德修养。

其四,赋《诗》言志的交往行为具有言语行为的意义。 言语行为是以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和约翰·塞尔(John Rogers Searle)为代表的语言分析哲学言语行为理论流派提出的理论观点,认为语言本身具有行为力量,可以称为言语行为。 哈贝马斯曾借鉴奥斯汀和约翰·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语行为归为主要的交往行为类型,并将其与策略行为相对,作为理想的交往行为。①Ju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Band 1,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82,ss.428-452.而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在研究孔子思想时,也曾借鉴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指出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以礼仪言语作为言语行为的典范形式,具有实施性言说的行为特征。 “当代‘语言’分析哲学已经日益显示出礼仪言语本身就是关键的行动……已故的奥斯汀(J.L.Austin)教授把他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他称之为‘实施性的言说’(performative utterance)的研究上面。”②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12 页。而赋《诗》言志的交往行为正是运用儒家礼仪言语展开交往活动的典范,具有鲜明的言语行为特征。 “赋诗的应用,除了合欢以外,又有用在请求上的”③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一,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262 页。,“赋诗既可用在请求方面,自可反转用在允许方面”④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一,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262 页。。 请求和允许,其实是典型地借助赋《诗》言志本身的行为力量展开交往的言语行为。 在赋《诗》言志交往行为中,当所赋《诗经》篇章、词句本身具有行为力量时,赋《诗》言志便是言语行为。 笔者也曾撰文以《左传·文公十三年》郑伯臣子家和季文子赋《诗》言志交往对话的典型例子⑤洪亮吉:《十三经清人注疏·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378 页。予以说明,为祈求鲁国出面为郑国向晋国求和,郑伯臣子家赋《诗经》《鸿雁》篇和《载驰》篇,而季文子先赋《四月》试图拒绝,后赋《采薇》表示愿意。⑥曾仲权:《论孔子交往行为美学的独特性及其历史传统和重要意义》,《云南社会科学》2014 年第4 期。 赋《诗》言志的言语行为意义,进一步彰显了儒家之礼的行为特征,更为确切地说是交往行为特征,具有显现“社会形式的和谐和完美……道德的完善”⑦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15 页。的重要意义。 人在赋《诗》言志的言语行为中变成了一个“礼仪性的存在”⑧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14 页。。 赫伯特·芬格莱特甚至认为通过礼仪行为实现的道德完善,有助于自我目标的实现,能够将他者视为有尊严的存在和自由交往参与者,依礼而行具有开放性、公共性、共享性。⑨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15 页。尽管,赫伯特·芬格莱特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依礼而行过程中存在的礼制等级秩序,但是,却显现出依礼而行的礼仪言语交往活动所具有的美学意义。 因为《诗经》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审美特性,以《诗经》作为赋《诗》言志礼仪言语交往活动的语言文本中介,或者所赋《诗经》词句、篇章本身具有的言语行为意义,都使得赋《诗》言志的交往行为具有儒家交往行为美学功能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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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I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4-0053-09

作者简介: 曾仲权,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儒家交往行为美学思想研究”(22CZW012)、上海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美学思想研究”(2022ZWY001)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受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资助。

(责任编辑: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