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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军民分治”思想的提出、承续与治安体系构建



摘 要: 军政关系是中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民国“军民分治”思想的提出即力图对此做出回答。 民初北京临时政府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军事力量,在地方推行“军民分治”。然而多位地方都督以分治后社会治安不能确保为由拒绝实施。 但民初对该思想的讨论,使社会各界认识到治安权属于行政权限范围,行政系统配备相当力量确保治安权贯彻成为“军民分治”的必要前提。 南京国民政府承续了这一思想,一方面限制地方军队参与治安,另一方面不断完善治安体系,以推动“军民分治”实现。但该体系的构建以权力划分为目的,不仅在地方造成治安权责不统一,而且对行政理性化裨益很少。

关键词: 民国;军民分治;治安体系;行政权

军政关系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重要位置。 无论是中国古代所称的“文武关系”,还是西方一直以来所谓的“Civil-Militray Relation”,都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并试图根据不同策略与理论回答两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①参见李月军:《新文武关系理论:范式替代抑或理论补充》,《军事历史研究》2010 年第2 期。民初“军民分治”思想的提出即力图调和军政之间的矛盾,影响了民国政治,为研究军政关系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民国肇建后,地方都督掌控省区军政大权,不仅干涉地方行政,而且影响央地关系,“军民分治”思想遂被提出,力图划分军政权限,祛除军人干政之弊,加强中央集权。 “军民分治”虽在民初没能完全实现,但其时对该思想的讨论,不仅厘清了治安权的归属,而且认识到分治的必要前提即建立相对完善的治安体系,使地方政府有能力确保治安权贯彻。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该思想为导向,推进“军民分治”建设,不断完善治安体系,逐渐建立了集警察、保安团队、保甲、宪兵等组织为一体的治安体系。

目前,关于“军民分治”思想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成果①具有代表性的如李国忠:《民国初期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述评》,《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5 期;陈明:《集权与分权:民国元年的军民分治之争》,《学术研究》2011 年第9 期;骆朦:《民国元年取消军政分府问题初探——兼论对军民分治的影响》,《北京史学》2018 年第2 期;等等。,但这些研究就时间段而言多集中于民初,对之后的承续及衍变未做过多分析,同时也并未注意到其对治安体系构建的影响。 因此,本研究拟结合历史学和治安学相关知识,以“军民分治”思想为切入点,梳理该思想的承续脉络,分析该思想与社会治安之间的关系,进而探究其对民国治安体系构建的影响,借以考察民国行政理性化的状况。

一、民国“军民分治”思想的提出与继承

民国肇建后,多地都督同时执掌地方军政大权,被称为“军民合治”。 此种合治增加了地方与中央抗衡的能力,极大地影响了央地关系。②李国忠:《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415 页。为祛除地方军人干政,加强中央集权,“军民分治”应运而生。

“军民分治”思想由民国临时政府副总统黎元洪提出。 黎氏认为:“整军治民,分徒异辙。 自各省光复,军人柄政习为故常。 ……自时厥后,流弊丛生。”黎氏并指出,“军民合治”的弊端有专横擅权、扰乱司法、央地权力失衡、行政附庸于军事等“十害三无”,想要“消急患于无形,垂宏规于久远”,唯有军民分治,民政长掌民政,军政由都督管辖,“悉归中央委任节制”。③《武昌黎副总统拟将各省军务、民政划分二途,请交院议决电》(1912 年4 月15 日),蔡鸿源、孙必有编:《临时公报》第2 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132-134 页。可见,该思想被提出的目的是力图将地方治理权交于政府行政部门,军队由中央统一指挥,不再参与地方治理,借以消除军人干政,加强中央集权。

“军民分治”提出后得到了各级政要的支持。 总统袁世凯接到黎元洪的电报后回复道,“吾华必由于此‘十害三无’,怵心刿目”,“参议院开,即当首提此案”。④《大总统覆副总统电》,《大公报(天津版)》1912 年 4 月 20 日,第 1 版。 总理唐绍仪也表示:“东西各国皆持此法以为治人之道,因以进于强盛之域”,中华民国也应学习西方,“本军民分治之意,渐举行政之实”。⑤《唐总理莅参议院演说词》,《申报》1912 年 5 月 20 日,第 3 版。北方军界统一会也认为,“以军政、民政取治一人,因时制宜,可暂不可久”,要求各省“酌量本省情形,将军政、民政实行划分”。⑥《军界统一会赞成划分军政民政感言》,《申报》1912 年4 月22 日,第1 版。

各省都督也对“军民分治”表示赞同。 浙江都督蒋尊簋“备陈军民分治之利,并主张废省而别定区域”。⑦《绍兴军司令王逸电》,《申报》1912 年 4 月 24 日,第 2 版。直隶都督张锡銮也电告各界,称“军民分治”犹如“青天霹雳”,是大势所趋,直隶督府“已具有分治之雏形,颇愿为改革之先导”。⑧《直隶都督电》,《申报》1912 年 4 月 29 日,第 2 版。据《盛京时报》统计,时赞成分治者有十分之八⑨《都督与民政长之权限》,《盛京时报》1912 年 6 月 15 日,第 4 版,各都督支持分治的电文“风驰电掣,援古证今,旬月以来,稿牍盈尺”。[10]《程德全又申论军民分治电》,《时报》1912 年8 月 13 日,第 6 版。

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反对分治之声也渐而增多。 江西都督李烈钧即认为该提议“其法则有未尽,其时则嫌尚早”,施行后对于地方行政有着诸多不便:一是分治后虽对地方行政有益,但军政大权仍归都督,并不能消除军人干政之弊;二是中央尚未制定军队编制方案,分治后无法整编现有军队;三是中国社会窳败,须借助于武力振刷精神,推进革新;四是辛亥革命后地方军人群起独立,借助武力才可实现统一。[11]《江西都督电》,《申报》1912 年 5 月 10 日,第 2 版。同时,广东都督胡汉民也认为,如果施行分治,不仅地方秩序难以维持,而且军队饷糈难以筹集,并称该思想是扰乱民国大局的言论。[12]《胡汉民电陈救国三策》,《申报》1912 年 8 月 11 日,第 2 版。

在江西、广东两省都督的带动下,多位地方都督拒绝立即实施“军民分治”。 江苏都督程德全即通电反对,认为其时军事与民政区域没有划分清楚,一旦分治,将发生诸多冲突。①《程德全又申论军民分治电》,《时报》1912 年8 月 13 日,第 6 版。浙江都督蒋尊簋也一改之前支持分治的主张,反对实行分治。②《浙江蒋都督电》,《申报》1912 年 7 月 25 日,第 2 版。据统计,这一时期反对分治者迅速增加,赞成分治的省份仅余湖北、山西和四川3 省;主张整顿秩序和完善军备后办理者有12 省;主张缓办者有7 省。③《各省对于军民分治之派别》,《神州日报》1912 年 9 月4 日,第 5 版。

鉴于各省都督的反对,袁世凯提出了折中方案,将全国分作“已行、即行、缓行、虚设”四类,次第推进。 其中,已施行分治省份,如湖北、四川、山西3省办理既有成效,即作为各省模范;秩序完全省份,如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甘肃5省,于省官制通过后即须实行;军事未完备省份,如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广东、湖南7省,暂行缓办;边疆省份,如云南、贵州、广西、新疆及东三省等,交涉繁重,允虚设民政长,以都督兼任。④《总统调停军民分治之争端》,《申报》1912 年8 月 30 日,第 6 版。

然而,由于其时中央力量羸弱,分治仅在形式上一度实现。 其后,随着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窃取革命果实,引起新的战事,“而所谓军民分治者又一变而为军民合治矣”。⑤独笑:《军民分治》,《无锡日报》1917 年 2 月 6 日,第 2 版。民初的“军民分治”工作也便因此而中断。 值得注意的是,因军人干政在民初以后盛行,社会各界对该思想的讨论并未停息。1919 年,有杂志就观察道:“现在政府里人和在野政客都把‘军民分治’四字挂嘴上,当作最时髦的政策。”⑥只眼:《军民分治》,《每周评论》1919 年第 3 期。《申报》也言:“自前清以迄军阀之末,其间亦何尝不一再言‘军民分治’,一再言裁兵,……”⑦默:《编遣中之三要点》,《申报》1929 年 9 月 7 日,第 9 版。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在形式上完成统一,但多地军政大权仍被地方军人所把控,军人干政现象严重,各地“军队对于地方行政,横施干涉,侮辱县长,成为常事”。⑧黄琬:《国人宜一致争军民分治》,《中华周报》1932 年第9 期。同时,按照国父孙中山提出的革命程序论,国民政府得由军政向训政、宪政过渡。 因此,其又重拾“军民分治”之说,以祛除军人干政,推进地方行政建设,加强中央集权。 1929 年8 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国军编遣实施会议决定,“现役军人不得充任省政府主席,师长不得兼任省政府委员”,“此种决议即开辟军民分治之新时期”。⑨《蒋主席重要谈话》,《申报》1929 年 9 月 1 日,第 1 版。1931 年5月,国民会议召开,“军民分治”也得到了众多与会代表的支持。 其中,在《请实行现役军人不得充任各省政府主席案》中就认为,“军民分治为国民目前最迫切之需求,亦即纳政治于轨道之不易原则”,要求军人不得兼任省政府主席。[10]新学会社编:《国民会议议案汇编》,新学会社1931 年版,第120 页。

1932 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召开,与会代表王陆一等提出《为提请命令党员中凡以军人任省政府主席者应一律还就军职,率部御侮,共纾国难案》,要求大会命令“凡有党籍之军人任省政府主席者,一律还就军职,整饬所部待命,为抗御暴日之光荣战争”。 该提案得到大会通过,决定“现役军人不得兼任政务长官之规定,应于最短期间次第实行”。[11]《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1932 年3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11 册,九州出版社2012 年版,第206、265 页。其后,行政院积极落实这一决议,拟定了各省政府主席人选。[12]鸣志:《国府积极厉行军民分治》,《上海报》1932 年4 月 16 日,第3 版。 可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军民分治”有众多拥护者,并被制定为国策,切实推行。

这次会议之后,“军民分治”也得到了众多地方军政大员的响应。 国民党重要将领刘峙即电致行政院,辞去河南省政府主席一职。 刘氏在电文中言:“军民分治为救济时弊之要策,……兹谨遵照中央决议,践履宿言,恳即准予辞去河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职务,另简文人接替,以为天下倡。”[13]《刘峙电洛辞豫省府主席,实行现役军人不兼政议案》,《申报》1932 年3 月8 日,第3 版。据《上海报》统计,至1932 年 4 月,皖、鄂、豫、陕、赣、滇、晋、绥、江、浙、粤、桂 12 省或已经实行分治,或已有分治计划。①鸣志:《国府积极厉行军民分治》,《上海报》1932 年4 月 16 日,第3 版。

综上所述,民初“军民分治”思想提出后,由于地方军人反对,未能在各地切实推行。 但军人干政现象在民初以后一直普遍存在,关于“军民分治”的讨论也并未停息。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鉴于军人干政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又重提“军民分治”,祛除军人干政,加强中央集权。 而与民初不同的是,南京国民政府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不断推进分治实施,对地方政制建构有着深远影响。

二、“军民分治”与社会治安

治安是国家专门机关实施的管理活动。 为实现治安管理目的,国家通过立法形式赋予治安管理机构相应的手段与方法,并使该手段与方法具有强制性,以确保权力内容实现。②惠生武主编:《治安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4 页。以致治安管理机构往往具备一定程度的武装能力,以为强制力之保证。 在民初动荡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治安的实施更需要强大的武装能力以为后盾,这使得地方军人参与社会治理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成为“军民分治”的阻碍因素。

民国肇建后,社会治安急剧紊乱,盗匪更是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其不仅人数众多,分布面广,甚至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和根据地。③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1 页。基于盗匪势力,政府不得不借助军队武力予以震慑。 因此,在民初“军民分治”讨论中,多位都督以分治后地方社会治安不能确保为由拒绝实施,认为军民合治有利于地方治安。④一粟:《军民分治与行政统一之剖解》,《新闻报》1912 年8 月26 日,第1 版。黑龙江都督宋小濂在反对分治的电文中就称:“军与民时有牵涉,如东三省,其地方之行政、保安方惟都督实力是赖。”⑤《黑龙江都督宋小濂君通电》,《时事新报(上海)》1912 年4 月 29 日,第3 版。胡汉民也指出,辛亥革命后,“秩序未复,伏莽尚多”,防治盗匪虽属民政范围,但不借助军事武力很难有效治理,以致“今日之军人尚多效警察之用”,若实施分治,掌军政者在盗匪治理中“藉词推诿,盗患将更滋多”。⑥《军民分治之大争点》《申报》1912 年 8 月 11 日,第 2 版。

除上述两都督外,诸多地方都督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 蒋尊簋认为,就现在情势而论,“防营无多,警政方在萌芽,又绝无保卫能力”,若实行分治,“于保持秩序实难以互相图维”。⑦《浙江蒋都督电》,《申报》1912 年 7 月 25 日,第 2 版。程德全也表示,辛亥革命后,“警察鲜普及之效,四野多伏莽之尤,……地方秩序方赖军队以维持”,一旦分治,地方治安难以有效维持。 同时,程氏也认为“警察如何改编”是分治的根本条件之一。⑧《程德全又申论军民分治电》,《时报》1912 年8 月 13 日,第 6 版。

尽管之后“军民分治”未能完全实施,但基于此种讨论,使社会各界对治安权的归属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 1913年,上海驻军与地方行政长官商讨禁烟时就称:“惟军民业经分治,军队系独立性质,……凡置身军界者无论何事均宜奉承都督,即如禁烟一事,亦应由都督专咨陆军部立案备查,方为正办。”⑨《禁烟亦有军民之分》,《时事新报(上海)》1913 年 5 月 12 日,第 10 版。1916 年,主理山东军务的张怀芝也言:“从此督军责在练兵,讲求国防之计划;省长职司守土,保持境内之治安。”[10]《军民分治问题》,《时事新报(上海)》1916 年 8 月 27 日,第 7 版。同一时期,北洋政府内务部在制定整顿全国警察方案时也指出:“况嗣后各省军民已经实行分治,其施行清乡、辅佐自治、办理善后、维持地方在在须警察负责,不可不力加整顿。”[11]自我:《建设要政之重重》,《神州日报》1916 年 8 月 28 日,第 3 版。

其中,北洋政府时期产生广泛影响的淞沪警察厅厅长之争事件中,行政长官不仅以治安机构归属于行政部门为论据展开辩论,而且得到了当地绅耆的支持,在社会舆论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1923年11月10日,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被刺身亡,其所遗厅长一职空缺,就此引发了各方对该职位的争夺。①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中华书局1924 年版,第69 页。徐国梁被刺后,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立即任命陆荣篯为警察厅厅长。 但江苏省省长韩国钧认为警察厅属于行政部门,该职位人选应由其拟定,因此任命申振刚为厅长。 申氏赴沪逗留多日不能接任,就此引发韩国钧与何丰林等就该职位人选不断往还电文,展开辩论。②参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199 页。

这次争论中,省长一方的立论点之一就是“军民分治”,警察厅厅长应由行政长官任命,护军使作为军事长官,无权任命。 何丰林认为,淞沪护军使的职权早经中央规定,“举凡淞沪区域以内地方军、警有完全指挥管辖之权”,其并未违反分治的原则。③《何使复韩省长函》,《时事新报(上海)》1923 年 11 月 27 日,第 10 版。而韩国钧则指出,军、政双方职位任命应各守职权,“苏省军民分治久矣”,警察隶属于内务范围,属“荐任文官”,任命权应归省长,如果其放弃任命权,即是不遵守“军民分治”。④《韩省长致何使漾电》,《时事新报(上海)》1923 年 11 月 27 日,第 10 版。

韩国钧的观点得到张謇的支持。 张謇在致韩国钧的电文中指出,“警厅属内务部,民政也;军队属陆军部,军政也”,省长即有任命警察厅厅长之职权,何丰林任命陆荣篯为厅长,侵越行政权限,“军民分治是民国根本,百年千年之法令”,应严格遵行。⑤《沪警长争夺中张南通之表示》,《时事新报(上海)》1923 年12 月9 日,第9 版。另外,赴沪就此事进行疏通的张一麐也持此观点。 张一麐访谒何丰林时即指出,警察厅厅长的委任属行政范围,“权应属诸省长”,请求何丰林就此事与韩国钧商议,以免“谣诼繁兴,人心浮动”。⑥《张一麐离沪》,《时事新报(上海)》1923 年 11 月 27 日,第 10 版。同一时期,苏皖浙团体联合会、上海商帮同志会等11 个团体召开临时大会议决该事,一致认为该问题是“行政职限”问题,委任警察厅厅长属于行政范围,应“由省方令委”,何丰林的行为违背“军民分治”的界限。⑦《各公团临时大会》,《时事新报(上海)》1923 年 11 月 27 日,第 10 版。由此可见,该事件中韩国钧以警察机构归属于行政部门领导获得了诸多舆论支持。 尽管该事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在直皖两系的权争与政争,淞沪警察厅厅长一事最后也因各方默认陆荣篯暂署厅长无疾而终。⑧靳帅:《“仿照庚子互保”:江浙战争与江苏耆绅的和平运动(1923—1924)》,《民国档案》2023 年第3 期。但这件事至少表明,在“军民分治”的讨论中,以警察厅为代表的治安机构归属于行政系统领导有着诸多支持者。

事实上,治安权归属于行政系统是时人普遍的共识。 傅典煌就指出:“……而保卫国家之疆圉,实惟海陆军是赖,故海陆军宜归中央。 地方治安,地方长官之责也,而维持地方之秩序,实惟水陆警察是赖,故水陆警察宜归地方。 ……盖一省长官负全省地方治安之重责,故须另予以管辖全省警察之特权。”⑨傅典煌:《地方制度意见书(续)》,《神州日报》1916 年 10 月 3 日,第 7 版。1917 年,《神州日报》刊载的一篇文章也称:“则不如将中央、地方之权力为适宜之分配,然后实行军民分治,以国防军队属之中央,保安军队属之地方,此实经国之长规,谋治之要道也。”[10]《军民分治与军民合治》,《神州日报》1917 年1 月 30 日,第 3 版。

南京国民政府关于“军民分治”的讨论中,对治安权的归属也延续了这一认识。 1931年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会议中,就有多人提议将地方治安交由行政系统完全负责。 例如,该会代表胡庶华就提出实施“军民分治”的建议,主张军人不得兼任省政府主席,“地方治安由民团及警察负责,务使军队完全为国防之用”。[11]1胡庶华:《对于国民会议的希望》,《申报》1931 年 5 月5 日,第 13 版。另在《划分全国为十二军区案》中也提出了这一观点:“地方治安应专由民团及警察负责,统兵官员不得兼理民政,更不得就地筹饷。”[12]新学会社编:《国民会议议案汇编》,新学会社1931 年版,第192 页。最终,于1934 年12 月12 日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提出的《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之纲要案》,明确规定:“国防军为捍卫国家之武力,故关于国家之正规军自须由中央统一管辖指挥。 ……至于地方性质之兵警,如保安队、保安团、警察队等,除编制数额须由中央核定不得自由增减外,概准由地方行政长官训练、调遣。”①《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案》(1934 年12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12 册,第222 页。

以上史料表明,民初多位地方都督以地方政府无力确保社会治安为由拒绝实行军民分治。 但在这次讨论中,社会各界认识到治安权属行政权限范围,增强行政部门治安力量,使其拥有足够能力维持社会秩序是分治的必要前提之一。 南京国民政府关于“军民分治”的讨论中延续了这一主张,并极力充实行政系统治安力量。

三、治安体系构建中的军民分治——以1935 年川政整理为中心

民初因地方都督反对及袁世凯复辟引发新的战事,“军民分治”未能完全实现,一些省份虽设有督军与省长,但这种划分多难具其实。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全国在形式上完成了初步统一,国民政府为祛除地方军人干政,重提“军民分治”,划分地方军、民两政。 为了确保行政权的独立,其不断完善治安体系,建立了由警察、保安团队、保甲、宪兵等组成,集常规治安组织、辅助性治安组织、非正式治安组织、机动性治安组织为一体的治安体系。

关于这一体系的构建,在1935年国民党中央政府(以下简称中央政府)对川政整理的过程中最能体现。 中央政府入川前,四川各地驻军在防区内设置城防司令,干涉司法、行政,军政与民政淆乱。②叶茂林编:《四川善后会议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31 辑,文海出版社1976 年版,第96 页。各县“虽名义上归民政厅监督指挥,而实际上则惟驻防军事长官之马首是瞻”。③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内政年鉴》第2 册,商务印书馆1936 年版,第130 页。刘文辉控制的防区,甚至直接裁撤了有名无实的民政机构,所有民政事宜全部交由军队接收,实行“以军治政”。④太平:《西康设立行政专员,刘文辉高唱军民分治》,《上海报》1934 年9 月11 日,第3 版。与此同时,四川各地组建起了依附于军队的团防力量,参与地方社会治安,辅助军队控制地方社会。⑤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年版,第116 页。

这种军事力量占绝对优势的背景下,强调地方军事化,忽视了地方社会的福利和文化。⑥Diana Lary,Warlord Soldiers:Chinese Common Soldiers,1911-193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5.以致行政系统中警察力量急剧窳败,甚至走到了裁警改团的边缘。 其实,在清末建警的洪流中,四川警政建设取得了较好成绩,为全国所瞩目。⑦参见酆裕坤:《现代警察研究》,中国警政出版社1948 年版,第10 页。但辛亥鼎革以后,川内军阀混战不休,民政废弛,警费难以维系,各县警政“固亦有认真办理之人,而敷衍因循者实居多数”,甚至有要求停办警察者。⑧《巡按使通饬各属知事认真整顿警团,不得轻率请兵一案》,《四川政报》1914 年第35 期。成都作为四川省会,警政办理向来成绩颇著,此时也变得窳败不堪,不仅人数不多,不敷分配,且“空拳赤手,一械毫无,徒负公安之名”。⑨《呈三军部为酌拟保安巡查队任务规则暨出巡区段配派更番表一案由》(1931 年12 月),《成都市市政公报》1932 年第 40 期。

鉴于警察力量羸弱,1933年11月,刘湘直接将防区内警察机构归并于团委会,警费移作团款,以节省开支。[10]《训令新收各县县长、团委会督练长指示着手办理团务要领一案》(1933 年11 月),陆军第二十一军司令部政务处编印:《施政续编》上册,1935 年,第25-26 页。 1934 年,“二刘大战”后,刘湘取得了四川军政大权,要求“除泸县、自贡、宜宾等处特许存在外,其余各县均照旧戍区办法,归并团委会办理”,裁警改团策略在四川大部分县(市)被推行。[11]《乐山县公安局并入团委会》,《新新新闻》1934 年 2 月7 日,第 7 版。这表明,1935 年中央政府入川前,该地治安主要由军队及依附于军队的团防负责,行政系统治安力量羸弱,基本丧失了执行治安勤务的能力。

这种状况在中央政府入川后得以改变。 早在中央政府入川前,即拟定了以“军民分治”为导向整理川政的方针。 “二刘大战”期间,四川国民党党务特派员办事处鉴于战争中“凶锋所及,人民之骸骨以枯;戾气所加,城市之繁华为烬。 环顾疮痍,怆痛曷极”,致电旅沪川籍人士,请其呼吁中央在川省推行军民分治,“严禁军人干政,破除防区”。①《川党务特派员誓率全川瘁力定乱,实行军民分治》,《中央日报》1932 年12 月30 日,第3 版。该电文得到了旅沪川人的响应,向中央政府电陈了“勿以现任军人主省政,厉行军民分治”等办法,以制止四川内战。 中央政府高层收到该电文后,认为其“见地颇深,备采择施行”。②《军委会复废战会电,采纳制止川黔内战办法》,《申报》1932 年12 月31 日,第11 版。 1933 年6 月,中央政府制定了“军民分治”的川政整理办法。③《褚民谊谈刘邓已遵令停战,中央决定整理四项原则,将来川省实行军民分治》,《时事新报(上海)》1933 年6 月5 日,第 2 版。 7 月,中央政府高层在庐山举行会议,再次确定“军民分治”将作为整理川政的原则。④《蒋汪会商,华北时局已有决定,庐山会议定近日闭幕》,《时事新报(上海)》1933 年7 月27 日,第3 版。

其后,中央政府即以“军民分治”为导向对川政进行整理。 1935年6月3日,蒋介石在成都演讲时就要求:“第一就是武人不能兼文职,除非必要时有中央的命令可以兼文职,……从今以后希望兼文职的军人要觉悟,自动辞去所兼的文职。”⑤蒋中正:《治川要道》(1935 年 6 月 3 日),《上海党声》第 1 卷第 21 期。因担心央地直接发生军事冲突,中央政府将川政整理的重点放在了行政机构改组方面。 该方式较为柔性,可试探性地将中央势力伸入四川。⑥His-sheng Ch’I,Nationalist China atWar: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1937-1945,Rexdale: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p.19.因社会治安是“军民分治”的前提之一,中央政府也极力推动川省治安体系改革,建立了集警察、保安团队、保甲、宪兵为一体的治安体系。

首先,警察机构是维护社会治安的主体性力量,中央政府入川后,立即取消了“裁警改团”政策,重建警察机构,充实警察经费,培训警务人员,在治安管理中重新树立警察权威。

1935 年3月11日,蒋介石入川后不久,即发表了题为《现代国民应具备之常识》的演讲,认为:“就四川而论,目前如警政之改良,……固皆求治最切要之急务。”⑦《现代国民应具备之常识》(1935 年3 月11 日),陈希陶编:《蒋委员长安内讲演集》,南京励行学社1936 年版,第2 页。其后,蒋介石在峨眉军官训练团的演讲中再次强调了警察的作用:“社会是一个大学校,民众都是学生,警察就是民众的导师。 ……老实讲起来,警察的地位和责任,比较学校里的教师更加重要。”⑧《行政人员、团警干部之地位与责任》(1935 年9 月7 日),邓文仪编:《国防建设丛书之九:峨眉训练集》,国防部新闻局1947 年印行,第178 页。

在中央政府推动下,四川警政建设全面展开。 1935年,四川省制定的《施政纲要》中明确指出,警政建设要从设立警官学校、分设警士教练所、举行警官登记及训练等方面进行。⑨四川省政府编印:《四川省政府二十四年度施政纲要》,1935 年,第20-22 页。此后,该省又根据中央相关法令拟具了《四川省整顿警政暂行通则》,要求各地建立起警察机构,在该管县(市)政府的指挥下执行治安勤务。[10]《四川省整顿警政暂行通则》(1935 年8 月),《四川省政府公报》1935 年第19 期。 至1937 年6 月,四川警政建设初见成效,137 市县设置了警察局、所,有警官1019 人,警士 9046 人。[11]《四川省各县市警察组织统计》(1937 年12 月),内政部统计处编印:《警政统计》,1938 年,第92-95 页。

其次,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四川改地方团防为保安团队,将民众武装力量进一步国家化,建立由地方政府领导的又一治安力量,辅助警察机构开展治安勤务,同时又削去地方军队的依附性力量。

早在1934年7月,国民政府为使各地方团队能执行宪兵、警察职务,以保卫地方治安起见,对地方民团进行改编,要求“各省保安团队以达到国家管理为最终目的”,先统一于县,进而统一于区,再进而统一于省。 省设保安司令,由省政府主席兼充,省政府内设保安处,掌理全省保安事宜。[12]《各省保安制度改进大纲》(1934 年7 月2 日),张学纶、宋其正编:《现行保甲警卫法令大全》,上海华中书局1935 年版,“警卫法令”第 1 页。

中央政府入川后,四川即按照其要求,将地方团防“由县统于行政督察区,更由区而统于省,以期达国家管理之最高原则”,建立保安团队。①四川省政府编印:《四川省政府二十四年度施政纲要》,1935 年,第97 页。省政府内的保安处指挥团部,区保安司令指挥大队,各县政府使用中队。②《四川省保安团队机关概述》(1943 年),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民044-01-0382-0006。 至1936 年6 月,四川省编制完成保安团18 个(各辖3 个大队,1 个特务中队),独立大队18个(各辖4 中队),独立中队19 个,仅有3 个区因“汉夷杂处”等原因,尚未统一编组。③行政院秘书处编印:《中华民国二十五年行政总报》,1936 年,第141 页。

再次,中央政府还在四川推行保甲制度,于行政系统末梢形成非正式治安组织,强化基层社会治安。

1932 年,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为严密民众组织,彻底清查户口,增进自卫能力起见,正式制定颁布保甲法规,开始编组保甲,清查户口。 各县保甲编组由县政府,划分全县为若干区,编组保甲。 保甲编组完成后,保长受区长之指挥,甲长受保长之指挥,“负维持保内安宁秩序之责”。④《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1932 年8 月),张学纶、宋其正编:《现行保甲警卫法令大全》,“保甲法令”第15-27 页。中央政府入川后,也开始在四川推行保甲制度,全面组编保甲。⑤四川省政府编印:《四川省政府二十四年度施政纲要》,第17-19 页。 至1936 年底,仅余10 县1 设治局因地处边陲、财力不足未编组完竣,其他各县(市)均已完成编组。⑥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处编印:《中华民国二十五年行政总报》,第139-140 页。

最后,国民政府还大力发展宪兵部队,以为治安体系中的特别武装力量,执行特殊治安勤务。

宪兵是国民政府维持社会治安的重要力量。 其虽属军事系统,但为了分清军、民两政权限,规定宪兵执行行政警察任务时,受内政部长指挥;执行各院、部、省(市)政府指定的事项时,受各主管院、部、省(市)政府指挥。⑦宪兵司令部:《论宪兵之使命》,《宪兵杂志》1933 年第1 卷第2 期。中央政府入川时,就曾派宪兵第五团入川,并将其分配于重庆、成都等地执行治安勤务。⑧《中央宪兵第五团拨归警备部指挥》,《新新新闻》1935 年10 月30 日,第10 版。在中央政府影响下,四川也通过培训宪兵学员及改编军队为宪兵的方式,扩编宪兵部队,部署至各地维护地方治安。⑨《李根固拟就计划招宪兵千二百名》,《新新新闻》1935 年11 月16 日,第6 版。

四川省行政系统治安力量在中央政府进入后迅速增强,但地方军队参与治安却受到诸多限制。 如1936年1月,重庆警备部司令李根固就讲道:“本市因警备[察]权尚未绝对提高,故设警备部以辅佐之。今后对于警察在街面上执行时,务须切实协助,以免掣肘。”[10]《李根固召所属训话:军宪应切取连络》,《新新新闻》1936 年1 月16 日,第6 版。同时,重庆市还决定在宪兵训练完成后,“市区治安悉由宪、警维护,不再令普通部队担任维持治安任务”。[11]《督署宪兵训练计划预定一年内完成》,《新新新闻》1936 年4 月20 日,第5 版。可见,四川在中央政府入川后,力图通过系统地完善治安体系,祛除军队在治安中扮演的角色,实现军民分治。

四川的治安体系建设并非个案。 相反,这种治安体系建设在国统区其他省份早已施行。 如1928年国民政府就颁布《各级公安局编制大纲》,对地方警察机构进行改革。[12]参见陈允文:《中国的警察》,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第44 页。 保甲制度、保安团队制度早在1932、1933 年就相继颁布正式法规,大范围推行。[13]参见《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1932 年8 月)、《剿匪区内各省民团整理条例》(1933年 1 月 22 日),张学纶、宋其正编:《现行保甲警卫法令大全》,“保甲法令”第15 页、“警卫法令”第12 页。 四川作为中央政府势力渗入较晚的省份,反而这种体系建立得相对较晚,至1935 年后才开始逐渐推行。

由此可见,“军民分治”思想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治安体系的构建影响极大。 地方政府不仅不断完善警察组织,扩充警察力量,提高治安管理的专业性;而且将民团改编为保安团队,由各级政府直接指挥,削减地方军队的依附性力量,辅助警察施行治安勤务;同时编组保甲,将行政权延伸至基层末梢,强化基层社会管控;此外,还组建宪兵部队,以为武装警察,在地方政府的指挥下执行特别治安勤务。 通过这种体系构建,地方行政系统形成了常规治安组织、辅助性治安组织、非正式治安组织、机动性治安组织为一体的治安体系。 这使得行政系统治安力量迅速提升,为实施“军民分治”提供了条件。

四、结语

“军民分治”思想是在辛亥鼎革以后地方军人干政,中央势弱的背景下提出的。 其旨在分化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民初北京临时政府极力推行“军民分治”,但因地方军人的坚决反对,致使该制度始终难以有效实施。 但纵观整个民国,地方军权独大,中央政令在地方难以有效推行的困境一直存在。 在这种背景下,“军民分治”时有提倡者。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该思想再度被提及,并被列为国策,在各地极力推行,以加强中央集权,祛除各地方军人干涉政务。

观察“军民分治”讨论的整个过程,社会治安是其讨论的核心问题。 晚清以降,社会动荡,盗匪大量滋生,需要投入较多力量以资震慑,地方军队往往扮演了维护社会治安的角色。 这也是地方军人干政的合法性理由之一。 因此,在“军民分治”思想提出后,各地军人多以分治后地方治安不能确保为由拒绝施行。 尽管“军民分治”在民初并未完全实行,但这次讨论基本厘清了两个问题:一是治安权力属于行政部门;二是行政部门须配备足够力量以为治安权贯彻的后盾。

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军民分治”时非常重视行政系统治安体系的构建,组成了由警察组织、保安团队、保甲组织、宪兵部队等集常规治安组织、辅助性治安组织、非正式治安组织、机动性治安组织为一体的治安体系,以确保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能力执行治安勤务,消除地方军人干政的借口。

尽管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推动下各地行政系统治安力量迅速增强,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军人干政”的现象,加强了中央集权。 但就“军民分治”本身而言,该时期并未完全实现。 虽然这一时期地方军人干政的现象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中央系军人却跳脱了这一原则,权势范围持续扩大,不断干涉地方政治运作。①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政: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年版,第170 页。在地方治安管理方面,也产生了新问题:治安队伍的指挥系统贵在权责统一,指挥便捷,但行政系统内构建多个治安管理主体显然违背了这一主旨。 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就认为,地方治安为各种建设之本,各地维持治安者有警察、保卫团、保甲等,“为此所耗财力甚巨,然收效则不称其所费”。②《蒋廷黻向记者谈改革地方行政》,《新新新闻》1936 年5 月2 日,第3 版。此外,行政权独立旨在推动行政理性化,使政府由控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如果以加强中央集权为最终目的,那么“军民分治”始终是一次权力的瓜分,很有可能在地方又造就另一种类似于军队武力式的管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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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K2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4-0044-09

作者简介: 王继红,四川警察学院警察管理系讲师,法学博士;詹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中共公安保卫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1921—1949)”(19VJX02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