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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释读维度与城市空间的再现路径研究——以北京老照片为例



摘 要: 历史影像作为再现城市空间的视觉史料,在历史、地理、文学以及传播学等领域持续引发关注与探讨。 文章以老照片再现北京城市空间为案例,通过梳理图像入史的发展脉络以及图像证史、传史的理论基础,提出释读历史影像的三个维度,即时间性、空间性以及社会性。 同一幅历史影像具有“一图千言”的价值,不仅能够再现城市空间的物质形态和社会关系的演变过程,更能有效揭示不同主体视角下的空间建构差异以及城市记忆的塑造过程,为系统把握城市空间的演变规律、理解当代城市文化遗产提供历史源流。 基于历史影像的多维分析有助于突破传统史料的局限,进一步拓展城市空间研究的视野。

关键词: 历史影像;城市空间;北京老照片

历史影像作为独特的视觉史料,以具象化的形式直观、生动地呈现了历史时期城市的人物形象、历史事件、文化场景和社会风貌。 作为人类文明的场域,城市空间的发展演变不仅呈现了物质环境的更迭,更深刻映射了社会形态乃至文化记忆的形成过程。 基于历史影像在城市空间研究中的潜力,立足影像的媒介特征,释读其在历史纪实、时空再现以及文化表征等方面的价值,探索影像再现城市空间的路径,能够有效揭示城市空间演变图景,为当代城市更新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历史依据和视觉参照。

一、历史影像再现城市空间的理论基础

(一)历史影像在城市空间研究中的价值

1.图像入史与图像证史、传史

1839 年,摄影技术的诞生标志着人类视觉记录历史的新突破。 与过去高度依赖人工技艺的绘画不同,摄影通过光学和化学手段实现了影像的大规模复制与传播,让图像不再局限为少数人掌握的技艺,成为大众可接触、可分享的媒介。 影像的理论渊源与分析方法植根于图像学研究。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视觉文化史领域的学者们围绕图像在文化记忆、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以及社会交往中的多维意涵展开讨论,开创了图像解读的基本范式。①欧文·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戚印平、范景中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 年版,第13 页;约翰·伯格:《观看之道》,戴行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4-45 页;W.J.T.米歇尔:《图像理论》,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2-25 页。

图像作为史料进入史学领域,大约是在20世纪中后期。 彼得·伯克(Peter Burke)基于历史学视角提出,图像能够传递语言无法表达的历史信息,让我们更加生动地“想象”过去②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10 页。,主张结合图像学和社会史研究方法,分析图像的生产背景、受众反应和传播方式。 图像史料包括历代图画、照片和影视三大类,其中,作为影像代表的照片和影视材料,因精确的时空坐标和良好的视觉可信度,已在图像史料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图像史学于20 世纪80 年代末至90 年代初被引入中国史学界。 作为史学、美学、艺术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研究领域,图像史学指利用图像来研究历史和传播历史的科学,包括图像史料学和图像媒介史学,分别体现“图像证史”和“图像传史”功能。③蓝勇:《中国古代图像史料运用的实践与理论建构》,《人文杂志》2014 年第7 期。更为重要的是,图像史学在城市史研究领域正发挥着日益关键的作用。④姚霏:《从图像看晚清上海女性与城市空间——兼论图像学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4 期。

近年来,学者们围绕图像证史的概念、价值、理论建构、实践运用、有效性、可能引发的误区以及碎片化等问题展开探索并讨论,认为图像是历史信息的承载者,其主题、色彩、形象、图案乃至比例能够表达文字不容易传递的信息,有意或无意地涵括了历史、价值与观念,为图像入史提供了充分依据。⑤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4 期;曹意强:《“图像证史”——两个文化史经典实例》,《新美术》2005 年第2 期;贾登红:《以图读史:图像史研究中“碎与通”问题的探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7 年第2 期;成一农:《图像如何入史——以中国古地图为例》,《安徽史学》2020 年第1 期。目前学术界关于图像证史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一是对图像的认识更加多元,一方面,关注图像自身的档案属性、史料特质、内容构成,探索其与特定历史的关联⑥唐宏峰:《“图像-历史”:“历史3”何以可能——对图像证史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20 年第3 期;王加华:《让图像“说话”:图像入史的可能性、路径及限度》,《史学理论研究》2021 年第3 期;杨毅、单旭东:《回归史料本身——图像证史问题的档案学思考路径及其反思》,《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3 期。;另一方面,认为图像不只是静态审美对象或历史佐证,强调图像是不同知识系统交互作用的产物⑦尹吉男:《知识生成的图像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 年版,第1-8 页。。 二是系统开展图像收集整理、内容考证工作⑧余辉:《图像考据通论》(上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25 年版,第5-8 页。,特别是在舆图领域,已形成包含时代背景考证、绘制技术分析、内容比较、空间秩序解读以及价值阐释在内的研究范式。⑨孙靖国:《20 世纪以来的中国地图史研究进展和几点思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 年第4 期;任桂磊:《从空间认知看中国古代图画地图的流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3 年第4 期。三是通过“图文互照”的方法,将图像作为文字史料的补充与印证,在互文分析中揭示历史的多重面相。[10]赵世瑜:《图像如何证史:一幅石刻画所见清代西南的历史与历史记忆》,《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 年第2 期;李公明:《当代史研究中的图像研究方法及其史学意义》,《社会科学》2015 年第11 期。 四是从不同维度挖掘图像的叙事潜力,认为图像既是丰富历史叙事的材料和媒介,又可以通过提供叙事刺激的方式来建构故事,深刻影响观看者的感知。[11]Tobias Schöttler,“Pictorial Narrativity:Transcending Intrinsically Incomplete Represenzation,” in Natailia Igl,Sonja Zeman,ed.,Perspectiveson Narrativity and Narrative Perspectivization,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16,pp.161-182;Kim Nelson,“The Historian is Present:Live Interactive Documentary as Collaborative History,” Rethinking History,vol.26,no.3,2022,pp.289-318. 当然,区分图像作为历史见证的叙事功能与作为历史建构手段的传播功能,是理解图像叙事双重性的关键。[12]陈平原:《图像叙事与低调启蒙——晚清画报三十年》(上),《文艺争鸣》2017 年第4 期。

在图像传史方面,德国学者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基于图像人类学,提出图像、媒介、身体三要素,认为身体是精神图像的媒介;图像依赖观者身体才能被观看和接受;媒介是图像的“身体”①Hans Belting,An Anthropology of Images:Picture,Medium,Body,trans.Thomas Dunlap,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p.9-37.,为理解图像传播过程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随着形象史学日益流行,围绕地图、星图、服饰、器物以及碑刻的研究增多,如基于月份牌广告画的视觉现代性与近代商业文化的关系②梁庄爱伦:《20 世纪早期上海月份牌与视觉文化》,王树良、巴亚岭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23 年版,第5-59 页。、早期山水图像再现人与自然的关系③巫鸿:《天人之际:考古美术视野中的山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 年版,第149-198 页。,以及造像类图像对集体记忆的塑造④周洁:《造像、仪式与地方集体记忆:大足南山摩崖造像艺术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25 年版,第183-275 页。等。

图像入史与摄影技术的革新,共同推动了影像作为历史证据的学术化进程。 影像史学(Historiophoty)由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于1988年12月在《书写史学与视听史学》一文中提出,指以影像的形式再现历史和人们对历史的理解⑤Hayden White,“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3,no.5,1988,pp.1193-1199.,其意图在于构建影像与历史之间的有机联系。 近年来,在批判性吸收西方结构主义及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史学实证传统,探索影像史学的本土化路径成为新趋势⑥吴琼:《后现代视野下的影像史学——兼论“Historiophoty”在中国史学语境的实践与发展》,《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出现了“视觉证史”与“视觉书写”的创新视角。⑦张广智:《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生代》,《历史教学问题》2007 年第5 期;王灿、魏丽蓉:《影像史学视域下三线建设研究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宁夏社会科学》2023 年第6 期。影像史学不仅是历史表达的补充,更是重构历史本体论的工具。 特别是艺术与档案的交叉实践,基于记忆的历史叙事方式,拓展了我们对历史再现的理解。⑧李云平:《档案、影像和经验:关于瓦尔特·本雅明与海登·怀特视听史学观的研究》,《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3年第12 期。

2.历史影像与城市空间的关系

在跨学科背景下,城市空间已从传统地理学的静态容器转变为理解社会关系的关键维度。⑨王长松:《城市文化空间的概念、研究范式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3 年第2 期。空间既是物质实体,又具有社会建构意义。 我们对空间理解的加深与再现理论的发展密不可分。 再现(Representation)是艺术哲学领域的术语,在传播学、电影理论、美术学以及文学等多个领域应用广泛。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再现是在我们头脑中通过语言对各种概念的意义生产。 它是诸概念与语言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我们既能指称‘真实’的物、人、事的世界,又确实能想象虚构的物、人、事的世界。”[10]Stuart Hall,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New York:Sage Publications&Open university,1997,p.17.换言之,赋予感知以意义的过程就是再现。 综合上述理论,历史影像再现城市空间指通过影像对城市空间进行复原、表征与重构的过程,既包括对物质空间的再现,也包括对社会形态的象征性表达。

历史影像突破了传统文字史料的惯常路径,在记录和再现城市空间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 它们既是考证城市物质空间演变的依据,又是重构城市形象、维系情感和记忆的载体。[11]Elizabeth Edwards,“Photography and the Material Performance of the Past,” History and Theory,vol. 48,no. 4,2009,pp.130-150;王笛:《图像与想象:都市历史的视觉重构》,《学术月刊》2013 年第4 期。 在物质空间层面,研究者基于老照片、古旧地图,既可以进行城市景观秩序的互证分析,也可以探讨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空间中的人物、设施和环境。 在文化层面,城市空间为摄影提供表现对象和丰富素材,而影像又通过视觉呈现强化人们对城市的认知[12]Vladimir Rizov,“The Photographic City:Modernity and the Origin of Urban Photography,” City (London,England),vol.23,no.6,2019,pp.774-791.,这种双向互动形成了一种新的城市话语表达方式,即通过视觉形象来传递城市的文化内涵,例如纽约通过摄影师的秩序化凝视与影像建构城市符号。[13]Alan Trachtenberg,“Image and Ideology:New York in the Photographer’s Eye,”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vol.10,no.4,1984,pp.453-464.除此之外,在数字人文研究热潮下,提取历史影像的空间信息,并结合老地图等多源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已成为新趋势。 将GIS 技术与历史图像分析相结合①Brian K.Smith,Erik Blankinship and Alfred Ashford III,“Image Maps:Exploring Urban History through Digital Photography,” Digital Cities,2000,pp.326-337.、采用计算机视觉方法追踪老照片在原始语境中的传播路径并分析其背景②Lin Du,Brandon Le and Edouardo Honig,“Probing Historical Image Contexts:Enhancing Visual Archive Retrieval through Computer Vision,” ACM Journal on Computing and Cultural Heritage,vol.16,no.84,2024,pp.1-17.、利用语义分割技术实现图像自动化标注③位通、张婷、邓秋怡等:《大规模文化遗产图像数据化研究》,《中国图书馆学报》2025 年第2 期。等方法的运用,实现了当下影像与历史图像的时空关联,为影像再现城市空间提供了可视化分析工具。

然而,与已经形成完整研究体系的舆图相比,历史影像的研究还存在明显不足。 在史料认知上,多数研究固守“影像辅史”的传统,简单地把影像当作文字史料的插图,未能充分认识到其作为新史料的本体价值;在生产机制上,我们对影像产生的历史过程的研究不够系统,表现为对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技术条件、影像产生的时空环境、影像体现的社会关系及影像传播过程中的意义流变关注不足。 尤其是聚焦到城市空间层面,对影像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关系、影像在城市空间中的价值重构与意义再生产等缺乏全面分析和解读。 实际上,历史影像不仅是媒介,更是佐证城市空间演变、参与建构城市空间的史料,不仅能够弥补文字记载的不足,还能直观再现城市空间不同维度的动态变化。 本文基于历史影像在城市空间研究中的广阔应用前景,在梳理图像入史、历史影像的价值潜力以及前沿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整合多学科理论,提出释读历史影像的维度,并以北京老照片为例,探讨历史影像再现城市空间的路径。

(二)释读历史影像的维度

影像是物质文化与知识生产的复合载体,其解读深受图像学理论传统的影响,呈现出多维性与复杂性。 潘诺夫斯基从艺术史角度提出图像学三层次理论。④欧文·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戚印平、范景中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 年版,第 13 页。在传播学领域,学者们关注图像的“三种形态”和“三个场域”理论。⑤韩丛耀:《中华图像文化史·图像论》,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年版,第26-31 页。尽管上述学科视角各异,但均聚焦于图像的产生背景、形象构成与深层意蕴三个核心层次。 基于历史影像的媒介特性,立足城市空间,我们认为时间性、空间性和社会性构成释读历史影像的三个基本维度。 时间性分为宏观时间和瞬时时间;空间性分为历史空间、具体空间和现代空间;社会性指的是影像的创作者主体、被表征对象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时间性赋予空间以历史纵深,空间性为时间提供物质载体,社会性则通过互动关系实现时空意义的再生产。 (如图1 所示)

图1 历史影像的释读维度与再现城市空间的路径

在时间性层面,宏观时间关注的是影像产生的历史时期,任何历史影像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需要将其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考察当时的摄影技术水平、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社会文化思潮,从而深入把握影像所承载的时代价值。 瞬时时间指的是摄影行为实际发生的那个“瞬间”,摄影者按下快门、具有独特意义的时刻。 这一瞬间不仅凝固了特定的历史场景,更蕴含着丰富的叙事可能性。 此时,需要着重关注影像附带的注释文字,简单的文字说明能够快速传递拍摄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并让静止的照片像电影画面一样生动起来。 而且,文本语种、语言风格则会反映影像的目标受众与传播策略。 从更深层次看,这种“瞬间”的捕捉既是对客观现实的记录,也包含着拍摄者主观的选择与建构。

就空间性而言,历史空间是指在历史时期内,承载历史影像生成的特定物质环境及其所处的社会空间;具体空间则聚焦于影像所呈现的特定空间形态;现代空间指的是影像内容在当代空间中的遗产价值与文化意义。 以北京老照片为例,晚清至民国,几乎每一位造访北京的摄影师都会将镜头对准紫禁城。 在历史空间视域中,摄影师对建筑风貌、社会景观的记录,不仅呈现了近代北京城的物质环境特征,也折射出当时中国政治格局的更迭和社会的转型。 在具体空间层面,老照片的空间尺度既包括展现北京城市整体格局的远景鸟瞰,如从景山向南远眺紫禁城全景,也包含对景观细节的精细记录,如太和殿的金漆雕龙宝座和斗拱结构等。 从空间功能来看,这些北京老照片既有反映皇家礼仪制度的庄严场景,也有展现日常生活空间的细节刻画。 不同尺度和功能内容的影像,共同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空间图景。 在现代空间层面,紫禁城已从昔日的皇家禁地转变为面向公众的文化遗产空间。 历史影像在为故宫提供建筑修缮、空间复原依据的同时,也能揭示其文化风貌的历时性演变,在连接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方面具有独特意义。

社会性包括影像的创作者主体、被表征对象,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创作者主体在技术身份和文化身份等方面的差异深刻影响了摄影内容和表达方式。 影像生产的立场、目的及态度是复杂多样的,旨在面向特定的受众、展示特定的内容,反映了主体的文化视角和价值观,同时也可能塑造或强化特定群体的认知和态度。 同时,被表征对象既包括具体的自然景观、人文建筑和社会群体,也涵盖抽象的文化现象和历史事件,具有多层次的复杂内涵。 因此,历史影像生产的主、客体之间也呈现了较为复杂的关系。

二、历史影像再现城市空间的路径分析

历史影像作为再现城市空间的视觉史料,既可以从城市空间的本体性切入,也可以从看待城市空间的主体视角差异进行分析。 正是这种跨越时空的多层次解读和想象,使历史影像超越了简单的文献记录功能,成为解码城市空间的重要手段。 (如图1所示)

(一)城市空间再现的本体性路径

城市空间自身的物质形态与社会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建构的。 为深入解析城市空间的复杂关系,我们一方面将物质形态作为前景考察,着重分析城市空间在物质层面的再现特征;另一方面以社会关系为前景、以物质空间为背景,重点考察社会空间的深层意涵。

1.城市空间的物质形态再现

城市空间的物质形态再现包含对空间点位、空间要素、空间格局在内的平面形态及三维立体空间的再现。 城市平面形态研究以康泽恩学派为代表,形成了包括街道、街区、地块、建筑纹理、边缘带、固结线等在内的分析范式。①M.R.G.Conzen,Alnwick,Northumberland:A Study in Town-Plan Analysis,London: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1960,pp.3-10.在数字人文热潮下,空间句法、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的运用给平面形态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②周麟、田莉、张臻等:《基于空间句法视角的民国以来北京老城街道网络演变》,《地理学报》2018 年第8 期。同时,图像修复、智能填色算法和超分辨率重建等技术,让模糊破损的老照片重现光彩,提升了历史影像的保存与呈现效果。 而且,图像识别技术实现了影像内容的智能化处理与元数据提取,使历史影像批量分析成为可能。 技术的发展不仅拓展了历史影像的研究边界,更将其从单纯的视觉材料转化为可量化、可关联的多维历史证据。 历史影像与测绘资料记录了晚清以来北京城的建筑群布局与地块划分信息。 1906—1909 年,德国建筑师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的摄影记录不仅包括紫禁城、颐和园、明十三陵等皇家建筑群,还涵盖了碧云寺、五塔寺等代表性寺庙,重点考察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营造技艺和城市空间组织逻辑。①恩斯特·柏石曼:《西洋镜:一个德国建筑师眼中的中国1906—1909》,徐原、赵省伟编译,台海出版社2017 年版,第 12-51 页。20 世纪20 年代,瑞典学者喜仁龙对北京城墙、城门、瓮城等建筑物进行拍照和实地测量,记录了城墙作为传统城市防御体系的原真状态与文化内涵,在呈现建筑形制、结构细节与空间尺度的基础上,形成了互证研究体系。②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刘颖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 年版,第209-325 页。

老照片、航拍影像为三维重建城市历史空间提供了重要参照,不同时期的历史影像序列能够直观呈现城市立体空间的演变轨迹,使立体形态研究方兴未艾。 与舆图、近代测绘地图侧重于呈现建筑地物、街道网络、地块单元等信息相比,历史影像既可以辅助建筑体量、高度、立面细节、天际线轮廓以及景观视觉廊道等要素的提取和复原,还能有效获取地形、地貌特征,全面展示局部单体建筑与整体空间格局的视觉关系。 例如,晚清至民国时期,美国摄影师约翰·詹布鲁恩(John Zumbrun)及德国摄影师赫达·莫里逊(Hedda Morrison)曾站在城墙城门、景山乃至北京饭店顶楼等高处拍摄北京城市景观全貌,这种基于全景观看而形成的视域廊道③约翰·詹布鲁恩:《约翰·詹布鲁恩镜头下的北京1910—1929》,李欣编,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 年版,第60-61、113、118-119、236-239 页;赫达·莫里逊:《洋镜头里的老北京》,董建中译,北京出版社2001 年版,第2-245 页。,有助于观察城市立体形态的演变。 基于此,我们可以尝试挖掘城市立体形态的真相,收集同一区域不同时期的系列照片,着重关注拍摄地点的视觉辐射范围,构建包含时间、空间坐标、拍摄者身份等核心信息的结构化数据库;基于ArcGIS 平台进行高精度地理配准,对关键建筑与空间要素进行语义标注,建立时空关联索引系统;整合历史影像、人口统计、经济发展等多源数据,与古旧地图、文献资料进行互证分析,推动立体形态研究不断深化。

2.城市空间的社会关系再现

历史影像记录了不同社会阶层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与互动,反映了复杂的社会结构。 正如科斯格罗夫(Denis Edmund Cosgrove)所说的,景观不仅是自然存在,更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对景观的塑造和解读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④丹尼斯·E.科斯格罗夫:《社会形态与符号景观》,李倢译,商务印书馆2022 年版,第14-17 页。历史影像作为景观的载体,正是社会形态的镜像写照。

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⑤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版,第2-10 页。晚清时期,摄影技术传入中国时,作为稀缺性资源主要局限并流行于包括洋务派官员、留学归国人员、商人以及在涉外机构任职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等在内的阶层,他们展现出对西方摄影技术的接纳。 例如,1867—1872年,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拍摄了一批晚清洋务派官僚,如恭亲王奕、晚清重臣李鸿章、军机大臣宝鋆、兵部尚书沈桂芬、工部尚书毛昶熙、户部尚书董恂等⑥约翰·汤姆逊:《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约翰·汤姆逊记录的晚清帝国》(增订版),徐家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 17-19、433-448 页。,他们走到镜头下,通过肖像摄影进行自我呈现,又借助建筑、仪式和交通工具体现其权力空间。 再以杜德维的摄影作品为例,他拍摄了1876—1895 年北京城中的使馆区、城墙、城门、紫禁城、寺庙、牌楼等建筑,西方公使和中国官员的人像照,以及人力轿子、马车等交通工具,西方公使与中国高级官员分别出现在使馆区和紫禁城等空间。⑦杜德维:《晚清中国的光和影:杜德维的影像记忆1876—1895》,李亚飞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 年版,第139-164 页。随着晚清社会逐步开放,特别是在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推动下,进入20 世纪后,清政府对摄影活动的限制有所松动。 摄影师们不再主要局限于记录权力空间的宏大叙事,而是将镜头对准了平民百姓以及市井生活场景。 例如法国摄影师阿尔贝·杜贴特和斯提芬·帕瑟捕捉了大量平民百姓人像及社会生活场景,包括大街上的挑夫、修鞋匠、理发匠、人力车夫等平民职业群体,东安市场、护国寺、白云观内的庙会场景中的小吃摊主,以及朝阳门内大街上推着运粮车的人等。⑧阿尔贝·肯恩博物馆编:《旧京影像:持久的幻影?》,邱治平译,中国林业出版社2001 年版,第49-123 页。

社会互动指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与相互影响,既包括同一社会阶层内部的互动,也包括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互动。 清末,裕勋龄曾被允许拍摄一系列清皇室宫廷肖像,反映了传统权力面对现代性冲击时的调适策略。 当摄影技术更加普及时,皇室的神圣性与神秘性在机械复制中逐渐消解。 在北京城市空间中,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有序地出现在不同的空间和场景中,政治官僚以紫禁城、官署区为核心活动空间,平民百姓以市井街巷为日常生活空间,东安市场、护国寺等商业空间则成为商贩与市民的交往场所,食品加工、服饰制作、金属加工等不同类型的手工艺人群体也在城市空间中形成了各自的活动区域。 这种社会分层反映了政治文化身份、经济地位与社会角色的差异,是社会结构的具象表现。

(二)城市空间再现的主体性路径

城市空间再现的主体性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解码与意义重构的实践。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的创作者,必然带着各自的文化预设和认知框架。 以北京老照片为例,西方摄影师与中国本土摄影群体对中国近代城市空间的影像再现呈现了深刻的认知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拍摄内容、观察视角、构图方式等空间建构方面。

影像作为记忆媒介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对历史的凝固,又是对意义的重新激活。 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理论指出,所有个体记忆本质上都具有社会性,必须依托于特定的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如家庭、宗教团体、社会阶级等)才能存在和运作。①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68-70 页。上述框架为记忆提供了组织结构和意义系统。 在城市空间中,城市景观、纪念场所的空间布局固化了特定的历史叙事,从而实现了对集体记忆的塑造。 这一观点后来被诺拉(Pierre Nora)发展为系统的记忆场所理论,他提出,记忆之场的“场”一词有三重特征:实在性(物质存在)、象征性(意义承载)和功能性(社会效用)。②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3-32 页。 历史影像通过视觉符号的重复再现与意义重构,持续维系着特定群体的社会性记忆。

1.西方摄影师视角下的空间建构与记忆塑造

西方摄影师观看近代中国城市空间的主体视角经历了转变,体现在观看方式、心态和内容上。 晚清时期,西方人带着猎奇心理和探索欲望到达中国。 1860年,摄影记者菲利斯·比托(Felice Beato)站在安定门城楼上眺望,宏伟的城墙防御体系与被英法联军轰炸后的破败不堪景象形成鲜明对比。③菲利斯·比托摄:《西洋镜:一个英国战地摄影师镜头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赵省伟编译,台海出版社2017 年版,第 36-96 页。1900年前后,西方摄影师偏好拍摄紫禁城、十三陵等皇权空间,通过俯视或平视的构图把皇权空间转化为满足西方凝视的景观,使原本严肃的仪式性场所变成可被复制传播的视觉消费品。④阿尔方斯·冯·穆默:《德国公使照片日记(1900—1902)》,程玮译、闵杰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 年版,第33-175 页。1912 年后,镜头转向细致入微的社会观察。 美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甘博曾在燕京大学社会系任教,他在此阶段开展了北京城市社会调查,他对妙峰山香会的跟拍、五四运动的追踪,是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的在地化调适。⑤西德尼·戴维·甘博:《中国文化史迹:甘博摄影集》卷一(第93-95 页)、卷二(第111-112、125-129 页)、卷三(第209-240 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译,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 年版。20世纪30 年代,赫达·莫里逊(Hedda Morrison)站在钟鼓楼、北海永宁寺白塔等建筑上进行全景式观看,构建起相对完整的城市视觉空间体系,她同时捕捉了商业活动、手工业场景、宗教仪式、街区环境、人物活动及日常生活等城市社会风貌。⑥赫达·莫里逊:《洋镜头里的老北京》,董建中译,北京出版社2001 年版,第22-45 页。从片面的猎奇探索到细致观察再到全面呈现,西方摄影师对近代北京城市空间的观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渐趋理性与平和。

17 世纪,欧洲“中国热”现象兴起,因《马可·波罗游记》把中国塑造为充满异域风情、物资丰饶的东方帝国形象,日益频繁的商贸往来活动也激发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探索欲望。 至19世纪后半期,西方人涌入中国,远距离的想象变为近距离的观看。 西方摄影师通过精心设计的取景角度和构图方式,生产了大量影像作品,他们对近代北京的拍摄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既关注紫禁城建筑群的恢宏气势与万里长城的雄伟,也会刻意捕捉外国使馆等特殊空间、破败的街景市容与落后的交通工具。 这种既赞叹又贬低的矛盾心态与认知悖论,恰如萨义德所说的,西方基于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和艺术表现形成对东方的认知,认为东方是按照他们所认为的方式而存在①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版,第40-41 页。,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这些历史影像所呈现的近代中国城市形象常常带有明显的偏见。

2.本土视角下的空间建构与记忆塑造

中国本土视角下的近代城市空间重构与记忆塑造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与延续,在对北京文物古迹和旅游名胜进行全方位、多层次记录及宣传时,有意识地构建了近代北京城市空间的历时性演变过程,形成了“古迹保护-文化传承-价值认同”的城市记忆框架。 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推动了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从专业领域向公众认知的纵深发展。

1928 年后,北平市政府着力塑造自己作为“文化城”的新形象,以“繁荣北平”为目标,出台《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对北平市区以及郊区的八达岭、明陵、汤山温泉、妙峰山、潭柘寺等古迹名胜进行梳理,并通过完善交通、增加娱乐设施,强化北平的旅游形象②北平市政府:《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北平市政府编印1934 版,第2-36 页。;同时,开展了分批次的旧都文物整理工作,例如一期工程对天坛的圜丘坛、皇穹宇、祈年殿正殿及台基、西直门箭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以及明长陵等进行修缮。③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第一期工程进行一览表》,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1935年版,第1-5 页。《旧都文物略》对北平的城垣、宫殿、坛庙、园囿、坊巷、陵墓等文化遗产进行分类调查,尤其是实地摄取真景将近400 幅,是当时较为完整记录北平文物的、以方志体例为框架的文物信息图谱,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其中,以天坛为对象,通过11 张老照片还原自南向北的礼仪规制和空间秩序,从入门处的斋宫及其正殿无梁殿、斋戒铜人石亭,再到圜丘坛、皇穹宇内外景、祈谷坛、祈年殿、七星石以及皇乾殿,按照游线顺序、引经据典地讲述天坛名胜的历史价值、建筑细节及功能用途,使阅读者、游览者可以“按图索骥”,以实证方式再现了天坛的建筑格局,成为可追溯、可验证的坛庙文化档案。④北平市政府秘书处:《旧都文物略》,北平市政府第一科1935 年版,第1-2、40-44 页。从城区到郊区的大空间,再到每个名胜内部的小空间,北平市政府持续推进古都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构建了一套以古迹名胜为线索的空间叙事体系。

同时,文化界和学术界对近代北京城市空间和文化遗产进行了一系列影像记录。 1879年,黎芳作为早期职业摄影师,系统拍摄了北京风景名胜,超越了同期西方摄影师对北京的猎奇式记录。 随着近代化的推进,本土摄影师开始关注基础设施变革对城市空间的重塑。 谭锦棠在1905—1909年间拍摄了中国人独立自主设计并建造的京张铁路通车影像,捕捉了铁路这一现代交通工具对城市肌理的重构。⑤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国家图书馆藏京张路工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年版,第179-277 页。此后,文化精英恪守方志编写体例,形成了多部北京指南,对北京地理、行政、公共事业、交通、食宿游览、实业、俗礼、名胜乃至地名进行了梳理,兼具文化科普与市民生活指南功能,是早期文化遗产整理与保护的重要实践。 不过他们对影像的运用仍显保守,《北京指南》仅收录17 张影像,《实用北京指南》也只有24张影像,仅将国子监、观象台、正阳门、景山、中南海、颐和园、天坛等风景照以及京张铁路车站等纪实影像作为装饰性插图放在指南的最前面,没有突出影像在历史记录、视觉审美乃至文化记忆方面的作用。⑥中华图书馆编辑部:《北京指南》,中华图书馆1919 年版,第9-524 页;徐珂:《实用北京指南》,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第1-580 页;徐珂:《增订实用北京指南》,商务印书馆1923 年版,第1-683 页。1928 年以后,受现代知识生产体系的影响,文化精英通过融合传统方志和现代旅游手册体例进行文化生产,增加了大量风景名胜、重要政治和文化界人物影像以及地图,以照片为线索,形成了《北平指南》《北平旅游便览》《最新北平指南》《北平市指南》《北平旅行指南》等一系列宣传册。⑦北平民社:《北平指南》,北平民社1929 年版,第11-560 页;北宁铁路管理局总务处文书科:《北平旅游便览》,北宁铁路管理局1934 年版,第4-135 页;田蕴瑾:《最新北平指南》,自强书局1935 年版,第33-591 页;田蕴瑾:《北平市指南》,朱景春、门建中修正,自强书局1936 年版,第20-403 页。以《北平旅行指南》为例,其在按照地理区域以及名胜古迹类别进行分类整理时,基于200 余张照片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北平城市空间的视觉认知体系;在突出景观可游性的同时,强调北平的历史文化底蕴,体现了怀旧感、自豪感及强烈的文化认同,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公共服务意识的萌芽。 其中,采用将近30 张照片表现故宫博物院的宫殿建筑、铜兽、溥仪大婚场景以及珍妃井等①马芷庠、张恨水:《北平旅行指南》,经济新闻社1937 年版,第2-531 页。,促使公众对故宫的认知实现了从“帝王宫阙”到“文化遗产”的转换。 散文作家倪锡英对故宫、三海、天坛、地坛、日坛、月坛、颐和园、长城等北平城郊著名胜迹进行描述时,有意识地引用体现空间美学的经典建筑景观照片②倪锡英:《北平》,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36 年版,第2-162 页。,并将物质文化遗产与城市精神气质相联系。 此外,文化精英还开展了多项实地调查和专题研究。 北平研究院将社会调查与传统治史方法相结合,对城区内九百余座庙宇展开系统考察,尤其通过影像拍摄庙门、正殿、殿内神像陈设、庙内古树以及外墙形态等,成为研究庙宇形制演变、传承庙宇文化的一手视觉史料。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北平庙宇调查资料汇编(内六区卷)》,文物出版社2021 年版,第16-389 页。与此同时,中国营造学社在朱启钤、梁思成、林徽因等建筑学先驱的带领下,以现代建筑学方法对北平古建筑进行精密测绘、拍摄记录和修葺整理,包括故宫建筑,安定门、阜成门、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等城门体系,景山万春、辑芳、周赏、观妙、富览五亭④中国营造学社:《中国营造学社民国二十四年度工作报告》,中国营造学社1936 年版,第5 页。,以及四郊的卧佛寺、法海寺、杏子口的石佛龛及天宁寺塔等⑤梁思成、林徽音(后改名为林徽因):《平郊建筑杂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 年第3 卷第4 期。,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手绘图稿和体现古建筑结构、材质、图案的细节照片,为中国建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根基。1937 年2 月,孙明经将镜头聚焦天安门、华表、故宫、天坛及白塔寺等建筑,仰视的拍摄手法凸显明清皇家建筑的气势与风貌,表现出对名胜古迹和传统文化的敬畏之情。⑥孙健三:《孙明经眼中的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53 页。

综上,中国本土视角下的近代城市空间重构与记忆,一方面通过系统性的文化宣传和传统方志编纂等方式,坚守本土文化的解释权与传承体系;另一方面则积极适应都市消费文化需求,将静态的胜迹转化为可以被反复阅读和传播的文化记忆载体,在保护与创新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从北平市政府到社会文化精英、从旅游指南到游记、从官方宣传册到民间影像,不同层面的空间建构相互补充、彼此印证,记录了近代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空间布局,也使文化遗产和古都的文化基因得以传承。

三、结语

历史影像以其特有的视觉属性,将历史时期的社会图景与文化面貌予以具象化呈现,成为我们观察历史时期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文化形态的重要窗口。 立足图像入史的理论基础及案例研究,我们尝试提出释读历史影像的维度,即时间性、空间性和社会性三个层次。 基于丰富的北京老照片资料,我们对历史影像再现城市空间的路径进行了分析讨论。 历史影像能再现城市物质形态及社会关系的历时性嬗变过程,历史影像不同的拍摄主体,在拍摄内容、观察视角、构图方式等空间建构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历史影像凭借其跨越时空的独特属性,为当代城市更新与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历史参照,突破了仅依靠传统文本史料等文献资料的局限,为城市空间研究带来了新路径。 历史影像的拍摄往往是零散的、碎片化的,有时甚至是片面的。 一方面它代表着历史瞬间的真实,另一方面也因记录本身的主观性,可能造成一定的视觉变形。 在当代城市更新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中,我们需要重视历史影像在城市文脉延续方面的价值,又应该保持开放和批判的态度,避免将影像记忆等同为历史真相。 面对这一现实,我们需要突破“碎片化”的史料,围绕“镜头说了什么”“为何这样拍”“如何被观看”等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和利用,进而超越表象,探寻影像背后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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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K9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4-0081-09

作者简介: 张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史志学所助理研究员,理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青年课题“清末民国北京老城历史照片的整理与研究”(KY2025D0307)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