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司法领域,诚实信用原则最先在债法中确立,并发展成为民法中的帝王条款。 随着公私法的融合,诚实信用原则逐渐也成为公法领域的重要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中合意性因素越来越多,对诚实信用原则的需求越来越高。 刑事诉讼中的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机关及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都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 《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应该将诚实信用原则规定在该法的总则之中,并在具体的制度中体现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或约束。 如,在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上,应该使用信用机制,对出庭作证给予激励,而对拒证和作伪证给予惩戒。 在认罪认罚制度的理解和构建上,应维护和坚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机关所代表的国家信用,法院量刑时一般应当尊重控辩双方所达成的量刑建议;被告人也应当诚实守信,遵守自己的具结承诺,无正当理由上诉应受到限制。 在强制措施的应用上,应在取保候审的担保方式中增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信用担保,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
关键词: 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守信激励;失信惩戒
2023 年9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第十四届人大任期内的立法规划,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为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学界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法模式、证据制度完善、审前程序分流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热烈的讨论。 值此《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我们应当认真审视刑事诉讼中的诚信问题,包括有无必要将诚信原则明确纳入《刑事诉讼法》、以何种方式把诚信原则纳入《刑事诉讼法》等。
1999 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起“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课题”,首次提出“社会信用体系”的概念并初步构建了理论框架。 2003年国务院提出用5年时间初步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基本框架,同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虽然该《决定》提出“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要把诚实守信作为基本行为准则”,但当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点是解决市场经济领域的诚信缺失问题。 2006年党的第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建设,增强全社会诚实守信意识”,明确提出政务诚信和社会诚信建设。 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 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迈入以政务、商务、社会和司法四大重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的新阶段。 随后,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和2022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都把司法公信建设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提出“构建覆盖各类主体的社会信用体系”,包括:政务信用、经营主体信用、社会组织信用、自然人信用、司法执法体系信用,司法信用仍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逐步推进,2015年前后,司法机关开始参与到各类具体的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中来,陆续与国家其他有关部门共同签署了近50个信用联合奖惩备忘录。 最高人民法院还作为牵头部门会同其他43个部门于2016年1月签订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负责统筹协调社会信用体系在司法领域中的具体应用。①余寅同:《司法公信力与社会信用体系的衔接研究》,《中国信用》2022 年第12 期。然而,相比政务领域,早在2016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就已发布,迄今为止国家尚未发布关于司法公信建设方面的专门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司法公信的规定也还比较原则和笼统,范围也相对狭窄;信用在各种法律法规中的规定还较原则;学界对司法公信及信用机制在审判、仲裁、调解的过程中如何运用研究较少。 笔者认为,为了更深入地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首先,应当在有关司法的各项基础法律中充分融入诚信的内容;其次,应在时机成熟时制定专门的司法诚信法规。 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正是在《刑事诉讼法》中融入诚信内容的绝好时机。
诚信原则起源于罗马法上的诚信契约。 依据诚信契约的要求,当事人不仅要承担契约上规定的义务,而且还要承担诚实、善意的补充义务。 当事人如果对诚信契约发生纠纷,在诉讼中,承审员有权不受契约字面含义的约束,根据正义公平原则对契约内容进行解释。②史艳利、刘长江:《诚实信用原则在刑事证据立法上的确立》,《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 年第2 期。由此,诚实信用原则在债法中被确立,具有指导原则的地位。
由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价值,其逐渐从债法领域扩展到整个民法领域。 1907年《瑞士民法典》首先将诚实信用原则扩张到一切民法关系。 这一适应了现代社会需要的立法方式随后即被大陆法系各国纷纷仿效,诚信原则在现代民法遂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及至今天被公认为民法全法域的帝王条款。③张显伟:《诚信原则的诉求——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角度的考量》,《法学论坛》2009 年第5 期。
随着公私法的融合,诚实信用原则逐渐由民事领域扩展到公法领域。 公私法的划分起始于罗马法,公法和私法分别有不同的调整对象。④划分公法与私法的依据是法律调整对象的差别。 公法是规定国家公务,包括规范神事、神官和政务官的法律;私法是规定个人利益,包括规范所有权、债权、婚姻家庭和继承方面的法律。 参见周荣华:《诚信的公私类型分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 期。然而,公私法的分立并不是绝对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公私法逐渐进行了融合,私法中出现了公法的因素,公法中也出现了私法的特点。 而诚实信用原则也在这种融合趋势中逐渐由私法领域向公法领域扩展,有学者指出,“该帝王条款虽然最先是在民法的债权法中得到肯定,但是到了后来已经不分公法与私法,不分实体法和程序法,而适用于不同的法律领域,并成为最高层次的理念为人们所信奉和遵循。”①刘荣军:《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适用》,《法学研究》1998 年第4 期。
很多国家的刑法中都规定了背信犯罪,《德国刑法典》既规定了普通背信罪,又特别规定了“诉讼背信罪”这一特殊背信罪。 《日本刑法典》也规定了“背任罪”这一普通背信罪。 背信罪在我国也存在较长的历史,我国曾以独立的罪名对背信犯罪行为进行刑法规制。②张明楷:《关于增设背信罪的探讨》,《中国法学》1997 年第1 期。2006 年《刑法修正案(六)》对两种特殊背信行为入罪立法,即“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和“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 我国现行《刑法》还规定了多种特殊背信犯罪,例如,为亲友非法牟利罪、违法运用资金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等。 2024 年开始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二》对民营企业内部背信行为进行了相关规定,使得背信犯罪再次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③王海军:《涉民营企业背信犯罪的立法拓展与司法限定——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中心》,《法学杂志》2024年第3 期。相比于《刑法》,《刑事诉讼法》在诚信问题上还比较滞后,无论是理念层面还是具体的制度层面,对信用问题的考量都较少,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充分考虑刑事诉讼中的信用问题,并用立法的方式予以确认。
两造平等对抗是我国刑事诉讼中最基础的诉讼构造理念。 然而,近些年,随着刑事和解、速裁程序改革、认罪认罚程序改革的推进,诉讼合意逐渐成为刑事诉讼的“显学”,有学者认为“试点探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合意式刑事诉讼制度化、体系化的开端。”④王新清:《合意式刑事诉讼论》,《法学研究》2020 年第6 期。
随着合意性司法在刑事诉讼中的扩展,传统刑事诉讼单纯强调平等对抗转变为控辩平等对抗与控辩和合相统一。 有学者指出,“控辩对抗、控辩和合相统一,控审分离和审判中立形成了现代刑事诉讼控辩审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与要求,必须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得到完整体现。”⑤陈光中、陈琼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回顾与展望》,《法学杂志》2024 年第2 期。对抗模式下强调对立、抗争,在这种理念之下,控辩双方基本没有合作的必要,这也使得滥用诉讼权利无可指摘,诉讼上的不合作成为理所当然。 而合意因素的加强使得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合意式诉讼中需要控辩双方互相配合、共同推进,任何一方的不诚信都可能导致合意式诉讼的失败。
2018 年《刑事诉讼法》的第三次修改搭建起了合意式刑事诉讼的制度框架。 未来,合意式诉讼发挥作用的空间还将进一步扩展,例如,目前学界热议的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等,都存在着合意性因素,也存在着对诚实信用的需求。 诚实信用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空间将越来越大,其重要性也将越来越凸显,第四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该关注诚实信用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价值。
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诚实信用原则,需要明确以下问题:首先,刑事诉讼中是否涉及诚实信用问题,在多大的范围涉及诚实信用问题。 如果仅是极小范围的、个别人涉及诚信问题,则没有将诚实信用规定为原则的必要。 其次,《刑事诉讼法》规定诚实信用原则的方式,是像《民法典》那样规定在总则中,成为统领整部法律的基本原则,还是规定于某一具体章节中或是某一具体制度中,成为具体制度适用的规范。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勾勒出《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框架。
探讨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首先应当明确诚实信用原则在刑事诉讼中是否应是司法机关及所有诉讼参与人都遵守的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否对司法机关及所有诉讼参与人都有发挥作用的空间。 参与刑事诉讼的人主要有:公安、司法人员,当事人,证人,诉讼代理人,司法鉴定人员,翻译人员等。 下文将逐一探讨相关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问题。
1. 相关公权力机关
从名称上看,司法信用是指司法机关的信用,然而,在我国,司法机关应扩大解释为司法活动中所涉及的所有的公权力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主要包括行使刑事侦查权的侦查机关、行使起诉权的检察机关和行使刑事审判权的法院。 因此,刑事诉讼中的司法信用表现为行使侦查、起诉、审判权能的公权力机关对社会公众的承诺,并通过立法、行权来践行承诺。 刑事诉讼的立法、行权过程要体现诚实信用,如此才能取信于民,树立司法权威,形成尊法、守法的法治环境。
行权过程是守信的过程。 依法行权是践行承诺的基本要求。 理想状态下,成文法应是一部诚信法,然而,所谓“恶法亦法”,成文法通过法定的形式颁布生效后,即使不完美,其也是国家的诚信承诺,应当被严格信守。 司法机关行权的过程,就是对承诺的履行过程,因此,司法诚信首先就体现为依法司法,这也是司法人员的违法行为更让公众无法接受的原因。 枉法裁判、非法取证等行为是对司法诚信的巨大伤害,将严重影响司法权威,因此被法律所明确禁止。
司法过程中,任何诉讼阶段的公安、司法人员所代表的都是国家公信,其在诉讼程序中的公权行为以国家信用为背书,因此,诉讼中的公权行为应当具有前后一惯性、连续性,在前的“承诺”应为在后的司法人员所信守,否则,将损及司法权威。 典型的行为,如前些年被热议的侦查诱供、骗供行为,侦查人员为获取被告人口供,以不可能兑现的承诺、欺骗等方式诱供,向犯罪嫌疑人作出“认罪即可回家”的虚假承诺等,显然,这种承诺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是无法兑现的,这便是典型的司法不诚信行为,严重影响国家信用和司法权威。 近些年大力推进的认罪认罚改革中,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被告人的承诺同样应在后续的审判中得到信守,否则,认罪认罚制度将失去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
2. 当事人
当事人是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参与人。 被追诉人是等腰三角形诉讼结构中的重要一方,刑事诉讼中涉及被追诉人的诚信问题集中体现于恶意不履行诉讼义务。 尽管被害人也是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参与人之一,但由于在大多数公诉案件中由国家机关代表被害人参加诉讼,因此,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整体构造中被害人的参与相对较少,被害人诚信问题主要体现于被害人如实提供证言、在认罪认罚等程序事项中如实发表个人意见等。 因此,本部分主要分析被追诉人的诚信问题。
被追诉人的背信行为,突出表现是恶意不履行刑事诉讼中承诺的义务、恶意违反认罪认罚具结书确认的内容和恶意逃避刑罚执行。 在刑事和解、认罪认罚等程序中均涉及对被害人的赔偿问题,附条件不起诉中涉及所附条件的履行问题,取保候审中涉及义务遵守问题等,恶意不履行承诺的义务均是非诚信行为,应当受到不利评价。 在选择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愿签署具结书后,恶意违反具结书确认的内容,应当受到不利评价。 恶意逃避执行行为往往发生在民事领域,民事执行中的诚信问题是目前司法诚信中最重要的方面,也是诚信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 刑事诉讼中的刑罚执行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虽不似民事执行中问题那般突出,但是也涉及被告人的诚信问题,尤其是在罚金刑、没收个人财产等非自由刑的执行中,也会出现类似于民事领域的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刑罚执行问题。 另外,在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社会化执行方式中,国家强制力没有那么突出,更多依赖被告人的自我约束,因此也更需要被告人诚实守信。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被追诉人不自证其罪的刑事诉讼原则,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上未确立沉默权,但也并未要求被追诉人如实供述,仅将如实供述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予以鼓励,因此,被追诉人在供述上的拒不认罪,由于涉及到其辩护权的行使与无罪推定原则的落实,不应被认定为非诚信行为。
3. 其他诉讼参与人
证人作证亦是典型的诚信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所有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然而,证人证言属于主观证据,证人是否如实作证完全受内心诚信约束。 司法实践中,少数人可能为陷害他人或受人之托而故意做伪证,更多情况下是缺乏诚信作证的意识,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观念的影响,出于邻里关系、害怕报复或者不愿意牵涉到与己无关的诉讼中等心理,而拒绝作证或者轻率地作出不实证言。 实践中不乏这样的案例,如甲不了解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捕捉大量的麻雀食用,并在邻里之间炫耀。 在被公安机关讯问时,甲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并声称其只捉了两只,未达到犯罪的标准。 同时,甲请其邻居乙和丙为其作证。 乙和丙均认为捉几只麻雀不是什么大事,出于邻里感情,遂均证明看到甲只捉了两只麻雀。 而更多的知情村民选择沉默。 该案反映了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的常见心理。 证人诚信建设需要从理念、制度多个方面来加强。
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司法鉴定人、翻译人员的诉讼活动是带有营业性质的执业行为,其中最多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律师的辩护行为。 辩护律师应当诚实信用地为委托人利益而诉讼,不能为谋取个人利益而损害委托人利益。 我国律师行业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律师虚假宣传,当事人对律师的虚假宣传缺乏识别的途径和手段。 另一方面,诚实守信的律师也缺乏对外宣传展示自己的途径,很多律师为“搏出名”而死磕、炒作。 建立律师行业的诚信档案,对律师诚信和非诚信行为进行记录和评分,能够鼓励律师诚信执业,为诚实守信的律师提供展示自己的途径,也为当事人选择适合的律师提供重要参考。 法定代理人在诉讼中也应当一切以被代理人权益为出发点,不能为谋取个人利益而损害被代理人利益。
诚实信用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发挥作用的空间不限于某一个诉讼阶段,也不局限于某一部分诉讼参与人,而是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起到指引作用的原则,应当在总则部分进行明确规定。 笔者建议,总则部分增加一条,规定:“侦查、司法机关及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维护司法权威。”
诚信原则作为一种基本原则,在刑事诉讼法应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 指导刑事诉讼法具体制度的设计。 原则的作用发挥不仅在于理念宣示,还应在具体制度中予以体现与落实。 在刑事诉讼法探索建立新的制度时,充分考虑诚实信用原则,以为制度的具体创建提供指导。 比如,认罪认罚制度的创建中,在法院对量刑建议的“一般应当”采纳上,就要充分考虑司法诚信问题,给予控辩双方合意达成的量刑建议充分的尊重,以保持对整体司法信用的维护。 在对已有的制度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完善时,更要坚守诚信原则,对于不符合诚信原则的制度进行改进与完善。
2. 在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要以诚信原则为指导来理解和解释法律。 尽管我们的法律已经尽量详尽,然而,成文法可能的滞后性、机械性,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无法应对纷繁多样的社会现实的情况,“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恰当的司法决定无法通过力学原理与‘概念计算’得出,”①高铭暄、郭玮:《平台经济犯罪的刑法解释研究》,《法学杂志》2023 年第1 期。这时候就应当以诚信原则的精神来理解和适用法律,从而避免机械司法,实现个案中的公平正义。
3. 当现实的发展变化导致制定法的设想与现实出现偏差时,以诚信原则为指导来解释法律或直接适用诚信原则。 制定法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现实纷繁复杂。 法律以典型情况为蓝本制定,并不能预先涵括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 当现实中出现与法律预设的典型情况不符的事件时,就需运用法律原则来应对。 日本学者山本敬三概括诚信原则在日本司法中的作用时就指出:“如果制定法的设想与现实的乖离不大,那么一般条款所发挥的作用将停留于微调程度。 但是,当社会发生激变导致乖离变大时,相应地适用一般条款的场合就会增多……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频繁利用以诚信原则为首的一般条款的倾向。”②沈春女:《诚信原则法律适用类型化研究》,《知与行》2020 年第6 期。
诚信从本质上看,首先是一种道德约束。 然而,诚信社会的建立,不能仅依靠理念的倡导,还应当有一定的引导和惩戒手段,从而逐步树立诚信意识,形成自发行为。 笔者在某地调研时发现,当地马路上不设一个垃圾桶,然而街道却异常干净整洁。 据当地人介绍,这种情况的实现,并不仅是因为当地人素质高,在政府开始倡导卫生城市建设初期,对于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行为给予高额的罚款,后来慢慢大家都形成了习惯,保持公共卫生才成为了自发坚持的行为。 同样,诚实信用原则不应该只是一个倡议性的理念,还应该在具体的制度中体现守信激励和背信惩戒,从而培养诚信意识,促成诚信司法。
诚信社会的建立包含鼓励诚信和惩罚不诚信两个方面,即对于守信的行为,应当充分给予肯定和激励,而对于背信的行为应当给予不利评价。 在刑事司法领域,目前已经进行的信用实践中,存在着激励措施不足的问题,诚信激励还主要停留于软性的宣传和示范带动层面。 在刑事诉讼诚信建设中,除了规定背信惩戒措施外,还应在守信激励上规定具体有效的措施,促进诚实信用司法环境的建立。
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 公布严重失信名单。 近些年诚信建设的重要手段就是公布严重失信者名单,并设定一定的公布时间,建立信用修复机制。 在经济领域,公布失信名单这样的信用惩戒措施具有强大的震慑作用,黑名单者在申请行政许可、融资贷款、担任公司重要职务等时会受到限制。 同时,在市场交易中,交易双方非常重视彼此的信用状况,所有经营者都不愿意与失信者进行合作,这也潜在使失信者在市场交易中受困。 最高人民法院与相关单位合作,建立了信用联合惩戒体系,将诉讼过程中的严重失信者纳入失信名单,向社会公布。 2018年至2023年,联合信用惩戒体系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918万人迫于信用惩戒压力主动履行了义务①2023 年3 月7 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副主任余茂玉在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表示,在惩戒失信方面,对转移隐匿财产、自称无能力还钱但还过着奢侈生活的,法院建立联合信用惩戒体系,有918 万人迫于信用惩戒压力主动履行了义务。。
2. 建立个人信用档案。 严重失信名单只适用于极少部分严重失信者,发挥作用范围有限。 诚信社会的建立,应当建立每个人的信用档案,采用积分制,不仅将背信行为记入个人诚信档案,而且根据背信行为的严重程度,进行一定的扣分;不仅记录背信行为,同时还应记录诚信行为,如出庭作证、按期归还银行贷款等,都应作为加分项记入个人诚信档案。 目前,我国已在金融领域建立了个人征信制度,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建立了个人信用报告制度,然而,报告收集的内容主要是个人基本信息、信贷交易信息和公共信息,信息范围还很有限,未实现全社会整体信用情况的统一和联动。 目前,有少量社会机构提供个人风险报告查询服务,涉及内容涵盖失信信息、限制出行、个人风险评估、财富估值等,关于诚信的内容基本限于公开的严重失信黑名单和限制高消费名单,且权威性不足。 未来,应该由国家权威机构设立专门的信用档案收集、查询服务机构,实现各个领域、行业信用信息的联动和共享,在目前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报告的基础上,丰富内容、完善机制,逐步收集完善信息,建立完整个人信用档案。 在内容上,刑事诉讼中的背信行为和诚信行为均应记入个人信用档案,被判处刑罚认定有罪本身也是应当记入个人诚信档案的减分项。 刑事诉讼过程中,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充分参考被追诉人的个人信用档案,以确定采用羁押性还是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在社区矫正等社会化手段的适用时,应将个人信用作为法定的考量因素;在认罪认罚从宽、刑事和解、合规不起诉等合意性程序的适用时,也可将无不良信用记录作为前提条件。
3. 将信用情况作为实体裁判的考量因素。 刑事诉讼中最大的激励就是酌定不起诉和量刑激励,信用行为反映了当事人是否配合诉讼、悔罪态度等,而这些因素本身就是酌定量刑情节,应通过酌定不起诉、量刑从宽对守信者予以激励。 其一,守信者可优先获得不起诉的实体处理。 不起诉发挥了重要的审前程序分流作用,近年来,不起诉的类型越来越丰富,不起诉的适用率也大幅提升。 在附条件不起诉、企业合规不起诉、酌定不起诉中,均将被告人的悔罪态度、是否配合诉讼纳入考量范畴,因此,诉讼中是否诚信也理应纳入考量范畴。 对于在诉讼中存在不诚信行为、被纳入信用黑名单、个人信用状况不佳等情况,应作为不利评价因素,在是否不起诉时予以负面考量。 反之,对于诉讼中严守承诺、个人信用状况良好等情况,应作为不起诉的有利因素予以正面评价。 其二,守信者可优先获得缓刑、从宽量刑等轻缓化处理。 认罪认罚从宽、刑事和解等制度将合意作为制度核心,必然要求被告人遵守承诺、诚实守信,被告人是否诚信将直接影响认罪认罚、刑事和解能否达成。 缓刑是重要的社会化执行手段,对被告人来说是极大的激励,缓刑制度的基础就是被告人承诺在缓刑期内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这对被告人的诚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是否诚信是缓刑能否得以顺利实施的基础。 因此法官在判定是否适用缓刑时,也应将被告人的诚信状况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
4. 给予守信者诉讼程序激励。 其一,是否诚信影响快速审理、从轻处罚程序的适用。 快速审理程序可以使被追诉人尽快摆脱诉累,而认罪认罚从宽程序、速裁程序等均可为被追诉人带来从宽的后果。适用从轻处罚程序的前提是守信,背信将可能导致被追诉人丧失程序适用机会。 其二,是否诚信影响强制措施的适用。 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的重要作用是防止被追诉人逃避诉讼,保障诉讼的正常进行,而是否诚信将直接反映被追诉人是否会逃避诉讼,因此是否诚信也应成为适用强制措施的最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守信者将有更大的机会获得轻缓化强制措施。
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也是操作性、实践性很强的法。 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当只是悬浮、抽象的理念,更应当是落地、实践的制度应用。 鉴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广博性和包容性,在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各个制度中都不同程度涉及,本文仅选取几项具有代表性、能够体现诚信原则突出价值的制度进行具体分析。
尽管《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人作证义务,但是针对证人拒证和做伪证问题的规定还相当粗疏,相关的规制措施只有《刑法》第305条的伪证罪①《刑法》第305 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然而,刑事处罚是最严厉的处罚手段,应是社会防卫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作伪证进行刑事处罚后果严厉,应严格限定适用的情况,这就决定了其发挥作用的范围有限。 并且,对于故意作伪证但是尚不构成伪证罪及证人拒绝作证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未规定相应的规制措施。
证人证言受主观认识影响较大,对伪证和拒证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提高证人的诚信水平。 首先,应当提高证人作证的诚信意识。 通过正面的宣传引导来提高全民诚信意识,形成崇尚诚信、反对背信的社会氛围。 其次,通过诚信社会的建立,对诚信行为进行鼓励,营造诚信作证的社会氛围。 一是给出庭作证的证人发放足够的交通补助、误工补助,不让证人因为出庭作证而受到个人损失。 二是给证人足够的尊重和荣誉。 对于不涉及保密情况的证人,法院在开庭前向证人所在单位发函,请单位协助保证证人的出庭时间,不因工作给证人出庭带来障碍。 出庭作证后向证人所在单位发感谢信,给予证人精神奖励,引导形成作证光荣的社会氛围。 三是给予证人足够的安全保护,打消证人作证的顾虑。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证人作证的形式更加灵活,对于证人作证有安全风险或者证人不愿意公开作证情况的,可在司法人员在场的情况下,采取数字手段对证人证言进行固定,并在立法中赋予此种类型的证人证言法定效力;对于确需出庭作证的,也可采用技术手段改变声音、样貌,采取线上方式质证。 同时司法机关要做好相关数据信息的保存、保密工作,严控知悉人员的范围。 四是将证人作证情况记入个人诚信档案。 在个人诚信档案中专门设立参与司法的情况,将诚信作证作为加分项记载于个人诚信档案,将拒证、虚假作证行为作为减分项记载。 在个人购房贷款、申请行政许可、开办工商企业、担任企业董事和监事等时,将个人诚信情况作为重要考察事项。 再次,赋予证人一定条件下的免证权。 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均建立了证人免证制度,以解决特殊情况下证人作证义务与其他利益的冲突。 具体而言,以下情况证人享有免证权:一是可能导致自陷其罪的;二是证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亲属的;三是因律师、医生等职业原因获知的信息,可免除作证义务。 最后,对伪证、拒证进行一定的制裁。 一是如上文所述,记入个人诚信档案;二是对于有证据证明故意作伪证、知道案件事实但是拒证,情节恶劣的,追究法律直至刑事责任。 刑事处罚的存在能够起到震慑作用,尽管适用率低,但是可以对证人行为形成引导。
认罪认罚制度改革是近几年我国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改革,其中引入了大量的协商和合意因素。在这一制度改革过程中,很多问题引起了热烈讨论,争议比较大,然而,引入信用视角后,很多有争议的问题就变得清楚、明朗了。
第一个典型问题是对《刑事诉讼法》第201条“一般应当”的解释①《刑事诉讼法》第210 条第1 款规定: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一)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二)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三)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四)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五)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 此问题曾引起巨大的争议,学界持不同的意见。 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第201 条在立法论上存在严重失误,它直接冲击控审分离这一现代刑事诉讼的基石性原则。②孙远:《“一般应当采纳”条款的立法失误及解释论应对》,《法学杂志》2020 年第6 期。另有学者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为了增强量刑协商过程及其结果的稳定性、权威性与延续性,进一步固化具结书的签署效力,提高量刑建议精准性,检察机关宜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且确定刑量刑建议与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并不实质冲突。③樊崇义:《关于认罪认罚中量刑建议的几个问题》,《检察日报》2019 年7 月15 日,第2 版。将这个问题纳入诚信的范畴,则可作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认罪认罚具结当中,检察官代表的并非个人,甚至并不仅是检察机关,而是司法信用。 因此,检察官、检察机关应对签署具结书给予充分的重视,对具结书确认的内容给予充分的尊重,绝不能动辄反悔、修改,否则影响的不仅是一纸“协议”,而是司法信用,一旦司法信用缺失,那么认罪认罚制度将失去其赖以存在的根本。 到了法院审理阶段,法官事实上不是受检察官束缚,而是为了维护贯穿刑事诉讼整个过程的司法信用,必须给予具结书以充分的尊重。 因此,法官审理中,除非发现存在认罪认罚非自愿性的问题,否则,“一般应当”继续维护审查起诉阶段的司法承诺,“一般应当”按照量刑建议来判决。
第二个典型问题是认罪认罚之后又上诉的问题。 实践中,法院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采纳率很高④张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用与改进问题的刑事一体化考察》,《法学杂志》2022 年第2 期。,但是也不乏认罪认罚后上诉的案件,上诉原因绝大部分是认为原具结书确认的量刑建议刑期过重,俗称“反悔”,真正因出现新证据、新情况或非自愿认罪认罚而上诉的案件极少。 对此问题,立法未予回应,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很大的争议。 有学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告人平等的上诉权,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也不例外,不应对上诉权进行限制。 也有学者认为,认罪认罚案件与以往的普通刑事案件不同,应当对上诉权进行限制,将原有的“权利型上诉”改造为“裁量型上诉”,化解因对上诉不加刑原则存有侥幸心理而进行的“投机上诉”,以及以量刑过重为名、行留所服刑之实的“留所上诉”等上诉权滥用问题。⑤相关研究可参见王卫东:《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反悔上诉情形下检察机关抗诉权的行使》,《中国检察官》2024年第7 期;马武阳:《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分析》,《法制博览》2024 年第1 期;步洋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上诉权与抗诉权的关系论》,《法学杂志》2021 年第4 期;谢小剑:《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反悔权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22 年第1 期。实践中法官和检察官对此问题也持不同意见,大部分检察官认为既然认罪认罚,并在量刑上因认罪认罚而得到了优惠,那么再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就应该受到制约,否则司法权威会受到损害,因此很多检察院采用一旦上诉即抗诉的做法来对抗被告人,以此来抵消上诉不加刑可能给被告人带来的优惠。 很多法官在此问题上则持相反态度,认为上诉是被告人的基本权利,而抗诉是需要理由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抗诉的几种情形,在未出现这些情形的情况下,单纯为对抗被告人而上诉是不合法的。
将诚信原则带入刑事诉讼中即可发现,这是典型的诚信问题。 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协商及签署具结书,是典型的诚信行为,在这个行为当中,检察官以司法诚信为背书,而被告人签署具结书是一种诚信承诺。 法院作出判决后,被告人因量刑过重而上诉是对之前诚信承诺的违背。 如果对背信行为不予任何限制,将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背,也是对非诚信的纵容。 背信的行为应当受到不利评价,而不利评价的具体形式,可以是对认罪认罚案件上诉权进行限制,改为有理由上诉,只有符合法定的条件才可以上诉;也可以认为上诉即为单方对具结书的撕毁,即对之前诚信行为的背弃,二审法院可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将对该案件以非认罪认罚程序来审理。 综合来看,为充分保障被追诉人的上诉权,并坚守诚信原则,采用发回重审方式更为稳妥。
在强制措施的适用上,过于依赖逮捕而较少使用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上的突出问题,长期受到学者的诟病。 学者从发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替代性作用,以及严格逮捕的适用条件、丰富强制措施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很多解决思路,公检法机关也作了针对性的政策调整,近年来审前羁押率已经明显降低,但逮捕率过高问题仍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从信用的角度分析,在强制措施中引入信用机制可进一步发挥取保候审的替代作用,减少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
首先,在强制措施的选择上,应将是否诚信纳入考察范围。 强制措施的根本目的不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惩罚,而是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 而诚信状况是反映会否逃避诉讼、破坏诉讼、能否及时应诉的重要指标。 在适用强制措施时,一是对被追诉人在本诉讼之外的诚信情况进行考察,如果之前存在严重失信行为,那么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上就应当谨慎,反之,如果诚信状况良好,则可作为适用轻缓强制措施的理由之一。 二是对本诉讼中的诚信情况进行考察,如果在本诉讼中已经存在非诚信行为,则应考虑适用较重的强制措施,如果已经适用了轻缓化强制措施,则应改变强制措施,改用较重强制措施。
其次,在取保候审的适用中,增设诚信承诺这种自我保证的方式。 前已述及,我国目前强制措施中的最大问题就是逮捕适用率过高,而取保候审适用率太低。 尽管该问题的原因非常复杂,然而从法条规定本身也可见端倪。 在逮捕的适用条件上,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1条①《刑事诉讼法》第81 条第1 款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的规定,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同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7 条的规定,取保候审的情形有四:(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3)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4)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 其中第1、3、4 种情形问题不大,问题最为突出的是第2 种情形的适用。 “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判断主体是公安、检察、法院的案件承办人,是否会发生社会危险并不是一个事前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的事项,然而,一旦发生社会危险,则说明公安、司法人员的判断有误,其将受到不利评价。 这将使司法人员和司法机关承担较大风险,基于理性衡量,相较于承担风险取保候审,逮捕显然是风险最小的更优选择,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司法人员更倾向于使用逮捕措施,而对取保候审非常谨慎。
现有的取保候审立法模式,潜在的要求是:逮捕是常态、取保是特例,只有符合某些特别条件时才能取保。 取保的条件设计中给司法人员附加了过多的责任,导致司法人员不愿意冒险取保,而更倾向于稳妥的逮捕措施。 随着电子监控技术的发展和诚信社会的建立,取保候审应从例外上升为一般常态措施,而逮捕应成为符合特别条件下的例外操作。 对于轻罪案件,原则上应取保候审,并在取保候审中更多融入诚信因素,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诚信承诺为担保方式,采取责任自担的方式,一旦违背承诺,将承担严重的后果。
在很多域外国家或地区,具结保释已经成为保释的主要方式。 在美国,如果被告人已经被逮捕,最宽松的条件是具结释放,只要被告人同意回来参加全部法院开庭,就允许释放被羁押的被告人等候法院的进一步诉讼。 但是在具结释放前,法院要依靠审前服务机构的服务,来收集被告人的相关资料,以了解被告人的相关情况从而判断其是否可被信任。①爱伦·豪切斯泰勒·斯黛丽、南希·弗兰克:《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陈卫东、徐美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41-342 页。英国早在1976 年的《保释法》即规定了较为完善的具结保释制度。 《加拿大刑事法典》《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具结保释。
随着轻罪时代的到来,我国的强制措施制度也应当随之调整。 在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微犯罪案件中,应当规定取保候审为一般原则,同时规定除外条件,符合这些除外条件的才可以逮捕。 除外条件包括:(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信用状况极差,存在逃避诉讼风险的;(2)是累犯、惯犯的;(3)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危害证人、妨害诉讼的。
对于取保候审的,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诚信保证为主,保证人和保证金保证为辅。 在诚信承诺取保候审中,遵守承诺的结果:首先是强制措施上的取保候审而不用羁押;其次,在量刑中可作为态度良好的考量因素。 而背信的惩罚:首先是收监羁押;其次,认罪认罚、速裁等可能的从宽程序不能适用;再次,实体刑罚裁量上作为从重情节,在执行中作为减刑、假释时的负面考虑因素;最后,根据背信程度的不同,严重的行为还可成立新罪。
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民法中的帝王原则,其在刑事法领域同样有适用的空间。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将诚实信用原则规定于总则之中,并在具体的诉讼制度中充分体现守信激励和背信惩戒,倡导诚信,维护司法信用,形成诚实守信的司法氛围。
中图分类号: D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4-0090-10
作者简介: 程绍燕,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编审,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信用学会2024 年度信用研究重点课题“检察公信研究”(BJCS24A0006)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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