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解读
摘 要: 《摩罗诗力说》对于认识鲁迅早期文学思想和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和建构都具有重要意义,既有研究虽已积累丰硕成果,但针对作为该文核心的鲁迅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改造的思考的相关讨论仍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忽视鲁迅对于“情感”因素的重视,二是忽视鲁迅此期的“复古”倾向。 鲁迅将重新铸造中国文学的情感品质置于其建构中国文学现代性思考的核心,将“取今复古”作为实现路径。 他借助“取今复古”的辩证思想逻辑而回归文学的情感本质,通过“审古”而重新确认“诗言志”的真理性而向其“复古”,并使其与向西方“摩罗诗人”的“取今”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于为中国文学“别立新宗”的实践中。 因现实关怀的迫切,鲁迅在相关思考中也存在一定偏颇。
关键词: 鲁迅;《摩罗诗力说》;情感;取今复古;诗言志
鲁迅写于1907 年的《摩罗诗力说》(以下简称《摩》)对于“青年周树人如何成为鲁迅?”以及“中国旧文学如何成为新文学?”等关键性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无须赘言,围绕该文的研究也已积累了相当多的成果,一些具有本源意义的问题因而逐渐浮现,且越来越凸显出其奠基性和核心性,以及统领性和生产性的意义。 其中之一就是青年鲁迅的思想脉络或隐或显总与一个重要概念相关,这就是“情感”。以往论者围绕此期鲁迅为什么选择浪漫主义作为铸造中国文学新质的借镜分析了多种成因,笔者认为,浪漫主义高扬情感,特别是个体性情感的旗帜与鲁迅此期思想的契合是不应忽视的原因之一。
《摩》文大开大合,但基本围绕三对关系展开,即文学与人与民族国家、古与今、中国与世界,该文的三个关键词——“心声”“新声”“新生”都与此紧密相连。① “心声”“新声”“新生”三个概念在《摩罗诗力说》中都多次出现,其中“心声”主要指称文学为民族心灵和精神的表达和体现,“新声”主要指以“摩罗诗人”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思潮以及新的文学精神和风貌,“新生”则指向国族、国族文化和国民精神的复兴,三者对于理解全文乃至鲁迅此期的精神主旨、思想脉络和现实关怀具有重要意义。而三者都与情感紧密相关,且正是情感构成其逻辑关系的最重要的基础。 原因在于,青年鲁迅正是以对于“何者为文学”的追问、澄清以及对于回归文学本质的迫切呼吁作为其思考的逻辑起点,而情感则是其定义文学本质的关键因素。 “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此处指艺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 文章(此处指文学)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①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3 页。虽然这里的“本质”指向的是下文所说“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指文学)之职与用也”所谈的文学之“用”,②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4 页。并非文学之“体”,但联系前文鲁迅为诗人所下定义——“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③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0 页。不难看出,青年鲁迅正是主要从情感的角度来认识文学之“体”的。 可以说,鲁迅回归文学的情感本质是他思考中国文学的“新生”和国民及民族“新生”的关键性的出发点,而其对于“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④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8 页。的“摩罗诗人”的高度肯定也主要源于其“刚健不挠,抱诚守真”⑤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1 页。的主体情感特质及在此基础上的精神特征。 但“情感”及相关问题在既往对《摩》以及青年鲁迅的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讨论。
鲁迅1907—1908 年在《河南》上发表的五篇文章中,唯有《摩》在正文前有引子,可见他自有深意。这个引子出自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第12 章第25 节首两句:“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 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⑥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5 页。首先需明确的是,“求古源尽者”的“尽”并非是易于望文生义的穷竭、枯竭之意,而是完全、透彻之意,这只要对照尼采的原文即可明了。那么,为何对古老的本源有了完全、透彻的了解就会自然地寻求可能出现的新水流,自觉地寻找新水源?尼采此语一方面指认古老的智慧对新旧更替、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的了悟,并主动推动发展演进之道,同时更揭示新旧同源、新旧对立统一,新者必须溯源返本才能获得健康发展。 尼采之言必然会令青年鲁迅想到“生生之谓易”“温故而知新”等古语,他将其作为引子,不仅体现了对尼采的思想的接受,更向读者提示其对于理解《摩》的思想脉络所具有的意义。
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谈到自己此时期拟与友人创办的刊物的名字的由来——“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⑦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39 页。以此,“新生”作为鲁迅此期的重点概念之一,其意义显然是“复兴”,而非破旧立新或从无到有,鲁迅所属意的是中华、中华文明和文学的复兴。 关于鲁迅此期的“复古”思想,论者注意到其受到章太炎所代表的中国“国粹派”和当时的日本“国粹派”的影响,实则从《摩》的引子不难看出,其中也有尼采的影响在。 当然,正如尼采的思想中有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经验的投影,青年鲁迅的“复古”思想也必然受到文艺复兴的启发。 甚而言之,由《摩》及同时期其他文章所显示的青年鲁迅对中国现代发展道路的选择既有启蒙主义的成分,也有对文艺复兴的历史经验的积极借鉴。 这正是鲁迅将尼采对于“古源”与“新泉”和“新源”的关系的辩证理解,以及由此指向“新生之作”的乐观信念作为引子的深意所在。 鲁迅虽然说自己拟办《新生》时期有“复古的倾向”,但其目的则指向开新,他对这一思想的明确表述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⑧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57 页。,虽然此语是出现在晚于《摩》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中,但《摩》的思想脉络正贯穿着这一思想。 《摩》在谈及印度等文明古国已发不出“新声”后下一转语——“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⑨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8 页。,其认识逻辑正是鲁迅此期的“取今复古”思想。
对于“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一般论者将其理解为通过“取今复古”这一方法、手段,就能达到“别立新宗”这一目的、结果,实则在《摩》所显示的青年鲁迅的思想脉络中,二者间尚隔着一个重要的、关键性的环节——“返本”,即,借由“取今”和“复古”的交互印证,首先实现的是“返本”,而能“返本”才是“别立新宗”的基础和前提。 在《摩》中鲁迅由“复古”和“取今”所确认和回归的“本”正是文学本质意义上的“体”和“用”,虽然文中鲁迅主要涉及的是文学之“用”,但从鲁迅所强调的回到文学的真正之“用”,不难推知他的立足点正是文学的真正之“体”。 《摩》作为总论部分的前三节分别从国族、诗人、诗(文学)三个由外而内的角度逐层揭示文学的重要价值和作用,而每一个层面都需借助“取今”和“复古”的对立统一的互证过程。 以此,在“取今”的映照下,“复古”恰恰是通过去伪存真的“审古”完成的,而在“复古”的映照下,“取今”也是通过披沙拣金的“审今”得以实现的。
《摩》首节谈文学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性——“盖人文之留遗后世,最有力莫如心声”,鲁迅将文学看作是国人和族人心声所寄和传达,故直以“心声”指称文学,显然此处文学是与作为共同体的国人和族人的情感和精神的特征和取向相联系。 该节既追溯文明“古国”之“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閟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而待其衰落,“至大之声,渐不生于彼国民之灵府”。①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5-66 页。相反,一些后发文明到了十九世纪前叶,则“新声争起,无不以殊特雄丽之言,自振其精神而绍介其伟美于世界”,②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7 页。前者灿烂的“古”与后者勃兴的“今”相比照,振兴作为国族“心声”的文学必须从铸造新情感和新精神入手自不待言。 第二节鲁迅以“撄人心”来揭示诗人对读者听者发挥的影响——“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 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当诗人将诸人道不出的内心之“诗”弦“握拨一弹”,众人“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③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0 页。鲁迅将诗的接受过程理解为诗人和读者听者的以心会心的共鸣共情,诗人的“撄人心”之力越强,则激发的共鸣共情越强。 此处将诗人之心与读者听者之心连结起来的“诗”必然发端于情感。 而达到上述认识,鲁迅同样是经由“取今”——标举“力足以振人”④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8 页。的西方“摩罗诗人”和鼓舞国人保家卫国、反抗拿破仑入侵的德国爱国诗人与“复古”——拨乱反正,批判以诗“无邪”说和“持人性情”说为代表的传统诗学对我国最早的诗学总纲“诗言志”的篡改,重新树立“诗言志”的合理性这样的认识过程实现的,以此“诗人者,撄人心者也”的正确性得以确立。 需再次强调的是,以上两个层面的“取今”和“复古”不是两个单向的认识过程,两者相互映照,相反相成。
在前两节的基础上,《摩》第三节落实在对文学的“不用之用”,即其“兴感怡悦”“涵养人之神思”的“职与用”的揭示上,⑤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3-74 页。这已见前述,在此“复古”即是“复”文学本质之“古”,即“复”文学之本真。 青年鲁迅所谈到的文学的“不用之用”不由令人想到康德所指出的“美”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⑥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62 页。,鲁迅随后将文学与科学和道德(伦理学)相区分,正表明他所强调的正是文学的审美功能。 而之所以“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閟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使闻其声者,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⑦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4 页。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文学源于情感,作用于情感。 也正是以此为依据,下文对于将文学视为道德教化的工具展开批判,这既是“审古”,又是“审今”,而其“取今”则高度肯定拜伦对英国当时虚伪的道德规范的勇猛进击,他“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⑧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5 页。,以此拜伦体现并开辟了鲁迅所定义的“摩罗诗人”的精神,而其反抗的目的正指向回归人性和情感的本真。 《摩》提出“别求新声于异邦”,正意在借鉴“摩罗诗人”的具有高度主体性的情感和精神以建构现代中国文学的情感和精神之维,而前提则是使其回到文学的本质并以此为根基和出发点。
如前所述,《摩》开篇即以“心声”称谓国族意义上的文学,将文学定位于国人和族人共同体意义上的情感、精神。 一些文明“古国”曾以文学发出“至大之声”,而到了十九世纪,世界范围内“新声争起”,而“数古国”则“渊默而无动”,“反不如新起之邦”,青年鲁迅思考个中原因——“古民之心声手泽,非不庄严,非不崇大,然呼吸不通于今”,①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6-67 页。由此提出文学的“古”与“今”的关系问题,而问题的核心在于“今”如何对待和处理“古”。 在发表于《河南》的五文中,鲁迅分析了国人对“古”的三种态度:批古、“怀古”和“复古”。 《文化偏至论》开篇即谈到一些“稍稍耳新学之语”的新学之士,对本国历史文化“引以为愧”,“掊击旧物,惟恐不力”,而其“翻然思变”则将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未来完全放在学习西方上,“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②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5 页。,其“偏至”自不待言。 在《破恶声论》的开篇,鲁迅直指极端的批古者的为害之烈——“本根剥丧,神气旁(彷)皇(徨),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③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5 页。 《摩》中鲁迅虽然肯定了“怀古”所体现的对本国文化之根的尊重、爱护之情,但指出“怀古”有正、误之分。 谬误的“怀古”或则以炫耀往昔辉煌自慰,抱残守缺,或则讥嘲已败亡的古文明国以示爱国,不思自强。 针对前者,正确的“怀古”则是:“夫国民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鲁迅首先肯定国民精神人格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对于本国文化血脉的追怀和敬仰,但不能止于此,而必须“古”为今用,以“古”为镜,鉴古知今。 针对后者,鲁迅指出:“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④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7 页。如果说前句话事关正确处理“古”与“今”的关系,此语则强调欲弘扬国族精神和文化,必须正确处理中与外的关系,既要真正知己,又要知人,以此才能达到对未来发展道路的充分自觉。
如果说“怀古”是对“古”的情感态度,“复古”则是行动,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落实和深化。 如前所述,鲁迅对于“复古”的讨论主要出现在《文化偏至论》中。 他对于“安弱守雌,笃于旧习”⑤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57 页。,即不思进取、惟古是尚、开历史倒车的“复古”当然持否定态度,他所肯定的“复古”是重新认识文化本源及其价值,以之重新校正前进方向,并充分发掘其对“今”的价值和意义的“复古”。 此期鲁迅对“复古”的思考颇为缜密和辩证,他将“复古”纳入由“立人”到“立国”的完整现代设计中,将其置于古与今、中与西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框架中予以定位。 关于鲁迅的由“立人”而“立国”思想,学界已多有讨论,“复古”在此思想脉络中所处位置,从《文化偏至论》的下段论述显现出来——“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⑥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57 页。此处,“复古”并非仅仅指向“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而是在重寻“固有之血脉”的同时促成其与“世界之大势”“世界之思潮”的“权衡校量”,从而在返本中“去其偏颇,得其神明”,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经过慎重选择的“世界之思潮”与本国国情和“固有之血脉”“翕合无间”,以此所立的“新宗”才能重铸国民精神和人格,进而重铸国性和国格。 我们要再次强调的是,“《新生》时期”的鲁迅正是以此使命和重任期待于新的中国文学和文学者。 由这段论述不难看出,相对于时人更重视的“取今”,鲁迅强调,“复古”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那么,应该如何“复古”? 在《摩》中,鲁迅以其对中国文学的“复古”展现出其批判性思想脉络,即“复古”恰恰需借助“审古”而实现。 以往论者虽多关注其“审古”的一面,而往往忽视其“审古”的重要目的之一恰恰是“复古”。
《摩》的“审古”主要集中在第二节。 如前所述,鲁迅提出“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即他认为文学能“撄人心”才符合其本质,才能发挥其作用。 从论述脉络看,这与其从两方面的“取今”相联系。 这首先来自“摩罗诗人”所发出的“新声”“力足以振人”,而其精神“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的启发,①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8 页。同时这也来自进化论的启示。 第二节开首即是“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②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8 页。,既然“物竞”“天择”“存其最宜者”③ 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见《严复全集》卷一,汪征鲁等主编,马勇等点校,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年版,第266 页。是万事万物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则与之相适应的进步的文学文化就应鼓舞激发人的进取心和斗志。 据此,青年鲁迅对中国传统以“和”为代表的文化观念展开重审甚至批判。 “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在鲁迅看来以老子和道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逆客观规律和历史潮流而动,“而不幸进化如飞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以此方显出“摩罗宗之为至伟也”④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9-70 页。,因“摩罗诗人”的精神正与发展进化的客观规律相符合。 鲁迅进而指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其实质是扼杀天才,规训顺民。正是在审视和批判中国传统的“不撄”的政治和文化,以及正面树立“摩罗诗人”的“撄人”的精神的基础上,鲁迅明确提出“诗人者,撄人心者也”这一回归文学和文学者本质的重要论断。⑤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0 页。以此为基准,鲁迅展开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和以屈原为代表的传统诗人的“审古”。
如前所述,在以“撄人心者”定义诗人后,鲁迅继而谈到诗人激发了读者听者心中本有之诗,使其“心弦立应”,“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 平和之破,人道蒸也”⑥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0 页。。 所谓“污浊之平和”是指违背进化规律、束缚人性自由的“平和”无争状态,只有将其打破,人性才能获得自由。而中国古往今来的反动的势力和惰性力量则会“协力而夭阏之”,“惟诗究不可灭尽,则又设范以囚之”,以下鲁迅指出中国传统诗学如何对“撄人心”的诗和诗人“设范以囚”——“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 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 许自繇(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此处鲁迅对于以孔子诗“无邪”说和汉代既已提出又经刘勰阐发的诗“持人性情”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诗学思想进行了批判,指出其实质是对诗人主体情感和表达自由的打击和束缚,而其造成的消极影响是“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诗人“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⑦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0-71 页。
鲁迅更进一步以屈原其人其诗为代表展开剖析。 楚辞是《诗经》之外我国抒情传统的另一重要源头,屈原更是我国诗歌史上最早出现的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情感的丰沛是其作品的重要特征,这也正是鲁迅以其为代表的原因,其分析正围绕屈骚的情感表达而展开——“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 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已抱定赴死决心的屈原,其久经困厄积郁的情感之爆发和奔涌可谓强矣,可即便如此,“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⑧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1 页。此处鲁迅着意指出屈骚“反抗挑战”精神不足,显然是有意识地将屈原与前一节他所赞颂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⑨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8 页。的西方“摩罗诗人”进行比较的结果。 既然像屈原这样的伟大诗人都“撄人心”之力之效不足,“故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 虽然青年鲁迅特别指出,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能仅仅归咎于传统诗人,“人人之心,无不泐二大字曰实利”“心不受撄”的中国社会亦难辞其咎,①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1 页。但这段文字仍主要指向对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学观的批评,其批判可谓彻底,其失望之情可谓沉痛。 那么,是否可以说这就是青年鲁迅“审古”的结果,其结果就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彻底否定? 非也。 果真如此,从“审古”走向鲁迅心心念念的“复古”就无从谈起。 那么,鲁迅如何完成从“审古”到“复古”的逻辑过渡? 其“复”了何“古”?
如前述,《摩》中对中国传统文学观的“审古”始于“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以下一段文字,此处“如中国之诗”是上承前文所谈统治者和保守势力害怕“撄人心”的诗人和诗篇,“设范以囚之”②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0 页。,那么,“如”以下所涉及的中国传统诗观都是反面的例证吗? 并非如此。 如所周知,这段话是鲁迅针对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第一节的观点所进行的批评,其原文是“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 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 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③ 刘勰:《文心雕龙》,见《文心雕龙今译》,周振甫著,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55 页。,将鲁迅的论述与刘勰原文对读,更易看出,鲁迅批评性话语始自“而后贤立说”,而“中国之诗,舜云言志”不但并非作为否定性的内容,反而是他批评诗“持人性情”和“无邪”说之谬的依据,即他认为后两者背离了“诗言志”。 这一点之所以易被忽视,不仅仅因很多论者忽视了“而后贤立说”一语中“而”的转折意义,更重要的原因是忽视了鲁迅此期的“复古”倾向同样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诗学的“审古”中。 回到这段论述上下文的完整语境,“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上承以“诗人者,撄人心者也”为核心的这段论述,可见在鲁迅看来,“诗言志”恰恰是符合“撄人心”这一诗的本质的,继而他以“诗言志”为准绳批评“持人性情”和“无邪”两说的悖谬,而从鲁迅的驳论——“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 强以无邪,即非人志。 许自繇(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④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0 页。恰可反证,他认为“诗言志”的精义就是自由,是诗人对个人或群体之正常的“人志”的自由表达,而其要义则是对诗人所享有的创作自由和表达自由的充分尊重。 鲁迅以此指明中国诗学必须回归“诗言志”的本来意义,这正是青年鲁迅所“复”的中国诗学之“古”的核心。 那么,鲁迅到底如何理解“诗言志”的内涵? 如何将其纳入“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思想脉络中?
如前所述,鲁迅认为“诗言志”是体现了“撄人心”这一对文学的本质要求的,而鲁迅此处所肯定的诗之“撄人心”和下一节所指出的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艺术的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⑤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3 页。,都体现出他是从文学与情感的紧密联系来认识其本质的,在他眼中,正是诗人的情感、作品所蕴含的情感、读者的情感三者之间的复杂联系共同构成文学活动的情感特质。 以此,鲁迅对于“诗言志”之“志”的理解显然是站在传统诗学中相对处于被压抑地位的以“情”或“情志”解“志”的一脉,同时在现代视域之下又赋予其新意。 在中国传统诗学的发展中,“志”多被理解为符合礼教规范的道德理想或行为指向,虽然以“情”解“志”的倾向也始终存在,但“情”却多处于被警惕、抑制、教化地位,这逐步造成中国传统诗学中“言志”说与“缘情”说的对立。 鲁迅通过“审古”,即通过对诗“无邪”“持人性情”说等的批判,而回归“诗言志”的本来意义。
虽然在鲁迅的认识中不难看出陆机《文赋》“诗缘情”说、李贽“童心说”、袁枚“性灵说”等中国传统诗学中“主情”一脉的影子,但他将其视为“诗言志”的本来意义,以“复古”而开新的思路却具有典型的现代特征。 鲁迅身处20 世纪初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折的历史性时刻,其关注点主要在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铸造,而难能可贵之处在于,鲁迅借助“复古”“诗言志”的原初意义而强调回归文学的情感本质,强调诗人个性和个性情感的自由表达,这其中既有冲破传统礼教桎梏的启蒙现代性的一面,亦有警惕现代的“偏至”,“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①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7 页。的反思现代性的一面。 而应予指出的是,鲁迅虽然强调“情志”的个体性和诗人自由表达的权利,反对以“礼”节“情”,但从其将文学称为国族“心声”②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5 页。,强调诗“撄人心”的“不用之用”③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3 页。等方面不难看出,青年鲁迅所理解的“诗言志”之“志”并非仅指向诗人个体,而恰是个体与社会与国族辩证统一意义上的“情志”。 一般认为,现代视域下对“诗言志”的重释以周作人、闻一多、朱自清最具代表性,而鲁迅现代“复古”视域中的“诗言志”观则明显区别于三人而有其独特性,本文对此暂不予展开。④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 年)中认为中国文学史是在“言志派”和“载道派”之间的摆动起伏,其偏于将“言志”理解为个体抒情,且将“言志”与“载道”极端对立等方面与鲁迅明显不同。 闻一多《歌与诗》(1939 年)和朱自清《诗言志辨》(1946 年)都认为“诗言志”指向抒情,特别是个体抒情之意涵晚出,闻一多认为“诗言志”最初是指以诗来记事记史,朱自清认为“志”原初表达的是“讽”“颂”等政教内涵,鲁迅与闻、朱的差异更其明显。 鲁迅与上述三人“诗言志”观的差异由文学观、现代观、现实关怀等多种因素的差异而形成。
虽然鲁迅由“审古”而“复”中国传统诗学总纲“诗言志”之“古”,以期为中国文学开辟新路,但在他此期的认识中,仅仅“复古”是不够的,只有“取今复古”,才能“别立新宗”。 而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对西方“摩罗诗人”的“取今”同样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学“审古”的基础上。
如前所述,《摩》首节揭橥何为真正的颂古和爱国——“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⑤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7 页。要颂美弘扬国族真正伟大之处,首要的是理性深入地“审己”,同时也必须客观准确地“知人”,在全面合理地将“己”与“人”进行充分比较后,才能产生真正的“自觉”。 前述的“审古”是鲁迅“首在审己”的具体落实,如果说他由“审古”而回溯至中国诗学的源头“诗言志”,从而完成“复古”,以此实现“审己”的由破而立的最终目的,他同时也开启了“知人”的认知过程。 知“己”才能知“人”,同样,知“人”才能知“己”,鲁迅将“己”——中国传统文学和诗学与“人”——以“摩罗诗人”为代表的世界先进文学思潮进行充分比较,以此明确“取”何“今”以开新。 需要说明的是,鲁迅在此将“己”之“古”与“人”,即西方之“今”进行比较似欠妥,其实不然。 《摩》首节即已将包括中国在内的“数古国”之“今”的“渊默而无动”与世界思潮的“新声争起”之“今”进行了对比,⑥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6-67 页。而我国传统文学观念具有稳定性,传统文学和诗学的“古”与《摩》所处时代,也即现代前夜的中国文学的“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所以“我”之“古”与西方之“今”的比较即可视为两者之“今”的比较。
《摩》重点介绍了英国的拜伦和雪莱、俄国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波兰的密茨凯维支和斯洛伐茨基、匈牙利裴多菲等浪漫主义诗人,因后几位诗人都直接或间接、不同程度受到被恶谥“撒旦”的拜伦的影响,鲁迅以“摩罗诗派”(“摩罗”取自佛教传说中的魔鬼)称谓这群诗人。 鲁迅安排“摩罗诗人”的出场是在《摩》首节谈到“古文明国”衰落,文学已发不出“新声”之后,并下一耐人寻味的转语——“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⑦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7-68 页。,他将“怀古”作为“别求”“摩罗诗派”之“新声”的动因,其实后者也是前者的动因,“摩罗诗派”新的精神风貌也推动着鲁迅由“怀古”而进入理性的“审古”,并为其提供价值标准,这即是本文反复指出的鲁迅所强调的“怀古”,即“审古”应与“取今”相互映照、互相推动,辩证统一于“别立新宗”之中。 虽然这主要体现于第二节,但该思想脉络却贯穿全篇。
就第二节而言,其主要表现在对文学本质、诗人的主体性、审美追求等三个方面的认识中。 首先,就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而言。 上文提出“摩罗诗人”发出的“新声”“力足以振人”,其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①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8 页。,以此鲁迅提出“诗人者,撄人心者也”②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0 页。,从“撄人心”的情感和精神力量来认识文学的本质,据此重新审视中国传统诗学。 在对于诗“无邪”“持人性情”等违背文学本质、束缚文学情感的传统文学观展开批评的过程中,“摩罗诗人”所发出的真正体现文学的本质要求、捍卫情感和个性自由的现代“新声”得到高度肯定。
其次,就诗人的主体性特征而言。 鲁迅着意强调“摩罗诗人”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不为顺世和乐之音”③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8 页。,“超脱古范,直抒所信”④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5 页。的精神特质,这是对其所具有的自由独立、坚韧强健的主体情感和精神人格所给与的礼赞。 与之相比,我国传统诗人则“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⑤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1 页。,诗人的情感和创作个性受到种种礼教和道德律令的“鞭策羁縻”⑥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0 页。,其主体性先天不足,诗人的情感和精神难于独立和健旺。 即便像屈原这样的感情充沛的浪漫主义诗人,其诗篇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在鲁迅看来,主体性的贫弱在中国文学中古今皆然——“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 上下求索,几无有矣”⑦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1 页。,正因此,鲁迅赞佩“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摩罗诗人”,而其能如此,正因其具有“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的主体精神。鲁迅将“摩罗诗人”称为“精神界之战士”,发出“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的叹息,⑧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1-102 页。热盼中国诗人主体性的重塑。
再次,就审美追求而言。 青年鲁迅将十九世纪前叶的世界文学新潮所发出的“新声”称为“殊特雄丽之言”⑨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7 页。,特别将其中“摩罗诗人”所发出的“新声”称为“声之最雄桀伟美者”⑩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8 页。,他高度肯定“撄人心”的文学能使“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使读者听者“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⑪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0 页。可以说,鲁迅给与高度肯定的正是一种崇高的审美品格。 而中国文学却在以“不撄人心”为要求的政治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规约和影响下,相当缺乏“移人性情,使即于诚善美伟强力敢为之域”的“撄人心”的崇高美和力量。前述鲁迅将屈原作为中国传统诗人的代表,惋惜其诗篇“多芳菲凄恻之音”,“感动后世,为力非强”,即是指出其所代表的传统诗歌固然不乏优美,但阳刚崇高之美不足,鲁迅继而叹息的“故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⑫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1 页。即是叹惋中国诗歌史中具有崇高风格的诗篇的匮乏。 因而在鲁迅对于“摩罗诗人”的介绍中,诸诗人所具有的崇高的主体精神和情感,其诗篇“发为雄声”⑬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1 页。的崇高风格和审美震撼力是他强调的重点,这都体现出其欲改造中国传统审美偏重“温柔敦厚”“含蓄蕴藉”等以优美为主的倾向,而着力铸造中国文学崇高的审美新质的用心所在,究其原因,这是与青年鲁迅此期深刻的民族主义意识和现实关怀分不开的,此容待后论。 上述三方面即是鲁迅此期思想脉络中在“审古”与“取今”之间所建立的逻辑关联,而因其也同时由“审古”而走向“复古”,这使其真正实践了其所言——虽然“国民发展”“功有在于怀古”,但须“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⑭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7 页。
在此要特别强调一下鲁迅在对“摩罗诗人”情感和精神特质的标举中所刻意突出的一点,即其具有进步意义的现代性特征。 鲁迅在同时期的《文化偏至论》中借鉴尼采、斯蒂纳、克尔凯郭尔等人的思想,批判西方现代发展中物质主义对情感和精神的排斥,以及众数主义对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压迫,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①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7 页。的响亮口号,其“立人”主张也明确指出,“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②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58 页。《摩》的发表虽稍早于前者,但“尊个性”“张精神”二者正是鲁迅从“摩罗诗人”身上所揭示的最为突出的现代精神特征。 “摩罗诗人”坚持自我,反对陈规、旧道德和一切压迫,坚决捍卫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权利,体现出经启蒙主义洗礼的个人主义精神和立场。 同时,作为浪漫主义者,其高度肯定情感和精神的价值,坚决反对在西方的现代发展中滋生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以及以科学和理性之名对人的情感和心灵价值的贬低,坚持人文主义的精神和立场。 可以说,青年鲁迅既重视其思想中反抗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启蒙现代性的成分,又注意发掘其反抗西方现代发展中的种种“现代病”的反思现代性的一面。 以此,在他选择将“摩罗诗人”作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取今”对象中,包含着他对中国文学文化在取法西方的现代之路时“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 施之国中,翕合无间”③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57 页。的清醒和期待。 在其刚刚“弃医从文”的“《新生》时期”,青年鲁迅在“摩罗诗人”身上必然也寄托着自我期许,而他对其“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④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1 页。的从个人主义的张扬走向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赞美中更包含着他深刻的现实关怀。
《摩》的末段,青年鲁迅发出殷殷呼唤——“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 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⑤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2 页。他期待通过铸造国民新精神以“立人”,使“沙聚之邦”的中国“由是转为人国”,⑥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57 页。这即是鲁迅由“立人”而“立国”,由国民的精神“新生”方能实现“国”的“新生”的思想,它贯穿鲁迅毕生的文学实践。 但如前所述,“《新生》时期”鲁迅将文学视为国族“心声”,这既表明,在其认识中,国民精神是以国民的情感为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也说明,他是从情感的角度认识文学的本质的,这从他对我国传统诗学总纲“诗言志”的“复古”,以及对文学“兴感怡悦”的“不用之用”⑦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3 页。的审美属性的强调中都得到体现,以此,他所属意的中国文学发出“新声”即指向中国文学所蕴含所传达的新情感新精神的铸造。 为此,他“别求新声于异邦”,西方“摩罗诗人”既成为他审视和改造中国文学情感和精神质素的借镜,更成为他剖析中国传统诗人主体情感和精神的薄弱,试图重新铸造中国诗人主体性的范本。 总之,情感因素在此期既是青年鲁迅思考救国之道的一个重要关注点,也是他改造中国文学,并以此将文学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方法和手段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 耐人寻味的是,这与进入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呐喊”时期,试图唤醒沉睡的国民的鲁迅的思考和选择存在本质的不同,而正因如此,这在现有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讨论。
也应看到,虽然《摩》中闪耀着青年鲁迅思想的光辉,但因中国现实问题的紧迫性和青年鲁迅现实关怀的热烈和急切,在他以“撄人心”为正面标准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诗学和审美取向的批评中,以“反抗挑战”精神不足而对以屈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诗人和传统文学的批评中存在一定偏颇,而这样的思想趋向也为他日后转为对传统和国民性的激烈批判中存在的绝对主义、本质主义倾向埋下了伏笔。
作者简介: 张冠夫,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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