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双减”政策着力重塑教育生态,使教育回归育人本质,致力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 关注中小学教师对“双减”政策实施成效的认知与评价以增强政策效果对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基于CIPP模式构建“双减”政策实施成效的感知评价工具,以江苏省中小学教师为调查对象,从目标理解、条件评价、主体实践和产出预期四个维度分析发现,存在认知驱动积极实践组(48%)、认知驱动成效显著组(41.3%)、认知欠佳实践阻滞组(9.6%)与认知不足成效欠佳组(1.1%)四种成效感知类型。 在诸多预测变量中,职称类型和是否担任管理职位能显著预测教师的“双减”政策实施成效感知类型。 研究认为,需不断提升教师对“双减”政策精神内核的理解和认同;提供“双减”政策落实必要的条件保障;关注“双减”政策实施后教师角色变化带来的工作负担;确保非管理岗位教师切实投身“双减”政策的落实。
关键词: “双减”政策;实施成效;CIPP 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世界发展大势和国家发展全局作出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决策,确立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奋斗目标。 建成教育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是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先导任务、坚实基础和战略支撑。 “双减”政策作为基础教育阶段奠基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备受重视。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旨在治理校外辅导市场的野蛮生长,缓解家长教育焦虑、教育负担过重等问题,重塑教育生态。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作出“持续巩固‘双减’成果,全面提升课堂教学水平,提高课后服务质量”①新华社:《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4 年第5 期。的指示。 202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25年)》提出,要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
根据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精力负担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著,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的工作目标,对“双减”政策实施成效进行评价十分必要。 “双减”政策的有效落实需要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在不同环节扮演的角色,教师作为主要实施者,其主体意识觉醒、主体意志表达、主体素质提升及主体价值达成在其中均发挥重要作用。 基于“双减”政策实施成效研究中忽视教师主体性阻滞政策实施的现状,以教师的主体经验系统动态地予以把握不仅有助于掌握教师的反应,也有助于及时发现“双减”政策实施中的困难与阻碍。
“双减”政策实施后,培训市场的规范、课堂教学与延时服务的质量、学生学业负担的减轻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具体表现为:一是校外培训市场治理取得显著效果。 政策实施一年内,校外培训市场野蛮生长得到有效遏制,包括学科类培训机构大幅削减、参与校外培训的学生数量显著下降①梁凯丽、辛涛、张琼元、赵茜、李刚、张生:《落实“双减”与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中国远程教育》2022 年第4 期。,培训机构培训时间、培训内容与市场宣传行为得到规范②宁本涛、陈祥梅、袁芳、张耀贞:《“减轻校外培训负担”实施成效及生态复合治理机制透析——基于我国152 个地级市“校外培训负担”现状的调查》,《中国电化教育》2022 年第7 期。。 2021 年底对10 个省域调查显示,超七成学生未参加学科培训,八成学生感到作业量降低③杨德广:《关于“双减”的重要性、成效及问题、对策——从义务教育阶段的“内卷”谈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3 期。。 2022 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的调研发现,83.5%的学生未参加校外学科培训,63.3%的学生未参加非学科类培训④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全国“双减”调查报告:83.5%的学生未参加校外学科培训,作业负担减轻》,https:/ /mp.weixin.qq.com/S/HLeF6mUzCzlUzr6Yg9wr2Q,2022 年 11 月 20 日。。 通过对“双减”实施一年前后比较显示,中小学生校外学科类培训的参与率显著下降,非学科类培训参与率未显著变化⑤魏易、康乐:《“双减”政策短期效果评估:基于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分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4 年第1 期。。 伴随着校外培训治理效果的凸显,家庭在子女学科类校外培训服务的支出较上一年显著下降,校外非学科类培训支出未出现显著变化。 与此同时,发展性优质教育资源需求得不到以公共服务形式进行有效补充,而被监管的教育资源剩余又无法及时进行有效疏解,这种矛盾在利益驱动和资本力量的介入下,滋生新的“地下教培市场”⑥杨小敏、阳科峰、张艳荣:《“双减”政策有效落实的潜在困境与应对策略——兼论公共在线教育服务体系建设》,《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6 期。,同时,受家长对“双减”政策认识和态度的影响,部分培训需求转向地下,致使培训价格上涨⑦刘钧燕:《“双减”能消除学科类校外培训需求吗? ——基于有限理性视角的实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 年第 9 期。;不同经济能力的家庭在校外学科类培训投入上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⑧魏易、薛海平:《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校外培训的消费行为研究——基于2017 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分析》,《教育学报》2019 年第 6 期。。
二是学校通过优化课程设置、改进教学方法、加强课后服务等措施,使得课堂教学质量得到提升、作业设计管理得到优化、课后延时服务得到有效供给⑨李刚、李慧婷、辛涛、张生:《“双减”背景下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现状与改进途径——来自北京市131 所中小学9741 名教师的证据》,《中国电化教育》2023 年第4 期。。 与此同时,依旧存在课后服务意识欠佳、课后服务机会不均等、课后服务支持力度弱、课后服务评价机制待优化、服务主体权责难落实、学生参与度相对较低,长期成效不尽如人意等问题[10]史大胜、李立、赵上宁、楚琳:《“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课后服务研究: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云南省H 市九县一区的调查分析》,《中国电化教育》2022 年第11 期。。
三是“双减”政策在减轻学生负担和优化教育环境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学生作业总量得到控制,重复性、机械类作业降低,教师逐步养成作业控制意识,有效控制作业时间能力意识得到提升;作业难度得到有效降低,提升了学生自主管理作业的能力,师生和家长对作业的排斥感与焦虑得到一定缓解①史大胜、李立、赵上宁、楚琳:《“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课后服务研究: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云南省H 市九县一区的调查分析》,《中国电化教育》2022 年第11 期。。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调研发现,“双减”实施后学生作业量减少,教师作业设计负担与难度增加;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减少的同时,对孩子的学业焦虑仅部分缓解②宁本涛、陈祥梅、袁芳、张耀贞:《“减轻校外培训负担”实施成效及生态复合治理机制透析——基于我国152 个地级市“校外培训负担”现状的调查》,《中国电化教育》2022 年第7 期。。 同时,“双减”在给教师专业发展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新问题。 如工作时间变长、工作压力变大等,影响了教师的身心健康③祁占勇、杨灵婷、郑维鸾、罗阳:《“双减”格局下教师工作满意度:现状、差异与影响因素——基于3392 名教师的实证调查》,《教育科学研究》2024 年第7 期。。
教育方案实施和活动开展的不同阶段对评价功能的需求存在一定差异性,涉及对方案目标的监督与反思,对多种方案及其必要条件的预期,对实施过程的监督与调试,以及目标达成度的判断④肖远军:《CIPP 教育评价模式探析》,《教育科学》2003 年第3 期。,对“双减”政策实施成效的评价亦应如此。 相较于柯氏模型等经典评价模型,CIPP 评价模式增设了方案执行前环节和实施过程评价,各个环节的逻辑性相对紧密⑤朱昭霖:《培训评估模型研究:基于CIPP 的动态型循环圈》,《河南社会科学》2018 年第4 期。,业已成为不同教育实践领域广范应用的评价模型之一⑥Panima Chanthalangsy,Byung-II Yeh,Seong Jin Choi and Yon Chul Park,“Program Evaluation Of Postgraduate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Training in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Using The CIPP Model,” BMC Medical Education,vol.24,no.01,2024,pp.1-10.。 该模式由背景评价(Context Evaluation)、条件评价(Input Evaluation)、过程评价(Process Evaluation)和产出评价(Product Evaluation)构成。 背景评价旨在分析达成方案的环境、明晰方案目标,即对根据社会需要和被评对象(个人、单位、方案、活动等)状况所提目标作价值判断⑦史晓燕:《采用CIPP 模式开展发展性课堂教学评价》,《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 年第17 期。;输入评价在于对要达成目标所需的资源、条件等进行评价,即对实现目标所需要的条件及现存条件进行评价,也称为条件评价;过程评价聚焦方案实施的连续性监督、检查和反馈;产出评价是对方案实施结果、成效及影响的评价⑧许祥云、王佳佳:《高校课程思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CIPP 评价模式的理论框架》,《高校教育管理》2022 年第 1 期。。
可见,CIPP模式适合于对“双减”政策实施全过程的评价。 本研究以CIPP模式的背景评价、条件评价、过程评价和产出评价四个维度作为文献分析框架,对“双减”政策实施中涉及教师层面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第一,背景评价方面,主要涉及“双减”政策对教师提出的新要求。 一是“双减”政策提质增效对教师工作效率、态度与能力提出新要求。 这需要学校综合考虑精神、物质与专业发展等因素制定激励措施⑨王改英、李帅军:《以激励为中心:“双减”驱动义务教育教师的能动性策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3 期。,改善教师工作效率低,时间、利益激励机制滞后等问题使得教师难以全身心投入课后服务等工作[10]欧阳修俊、童雨欣、魏凤银:《“双减”背景下教师工作机制优化路径》,《教师教育学报》2023 年第4 期。。 二是需要教师提升自身的教育教学和服务水平、科学合理设计课后作业,以及参加学校组织必要的课后服务等,教师在教学中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提高课堂教学创新能力,是落实好“双减”政策的关键[11]牛旭峰、夏海鹰:《“双减”政策下教师课堂教学创新能力探究》,《教育与教学研究》2023 年第6 期。。 三是促使教师角色的转变,将“双减”政策下教师角色凝练为教育变革者、教学研究者和师德示范者。 但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教师角色困境,如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目标要求教师由传统知识讲授转为课后服务者与作业设计者,专业责任需求将教师置于家庭角色与专业角色冲突之中等①姜淑媛、张铭凯:《“双减”背景下小学教师的角色困境及其超越》,《教学与管理》2023 年第35 期。。 然而,考虑到当前教师时间压力较大且非教学时间约为教学时间2 倍②孙冉:《“双减”背景下初中教师工作时间与工作满意度——基于TALIS 2018 上海数据的发现与启示》,《教育测量与评价》2023 年第5 期。,以及可自由支配时间减少现实背景下③李新:《教师的工作负担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 学年)数据的实证分析》,《上海教育科研》2019 年第 3 期。,教师实现角色转换可能面临诸如减少学生作业时间而要求教师耗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提升作业设计和课堂教学质量等挑战④蒋立兵、赵芳娜、雷圣艳:《“双减”落地过程中教师开展教学变革的阻力因素与突破路径》,《教师教育学报》2023 年第 4 期。,从而可能加剧预期工学矛盾和造成深度学习的缺失⑤黄剑平、陈泽冰:《“双减”背景下中小学教师深度学习研究》,《教学与管理》2023 年第9 期。。
第二,条件评价方面,主要涉及学校优质服务资源建设和充分的外部保障条件等。 一是资源建设层面,学校落实“双减”政策需要设计和制定完善的课后服务保障机制,以保障教师课后服务权益与参与积极性,优化课后服务协作空间与设计方式,提供常态化优质课后服务培训资源,从而增加课后服务秩序的理性规约⑥张蓉菲、田良臣:《“双减”背景下教师课后服务设计:实践障碍与保障机制》,《教师教育研究》2022 年第2 期。,并满足教师“双减”下提升自身胜任力的需求⑦付卫东、郭三伟:《“双减”格局下的中小学课后服务:主要形势与重点任务》,《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 二是给予物质保障与情绪支持。 在家校社协同机制完善之前,教师仍需在完成教学任务基础上作为主体参与课后服务⑧卞冰冰:《“双减”背景下学校课后服务的实践困境与优化策略——基于W 市705 名教师的调查分析》,《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3 年第1 期。,“双减”政策下教师课后服务付出与获偿的失衡,可能制约课后服务质量的提升⑨赵亮、倪娟:《何以“收之桑榆”: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损益补偿》,《教师教育研究》2023 年第3 期。。 同时,“双减”政策的推行使教师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教师在人际交往中,通常因为社会文化、政治、道德等因素影响而产生各种负担,这些负担在造成教师消极情绪的同时,也影响着其工作状态与教学质量[10]钟景迅、钟怡清:《“双减”背景下教师的情绪剖析与减负突围——基于情绪地理学的审视》,《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
第三,过程评价方面,主要涉及课堂教学、课后服务和作业设计评价。 一是课堂教学层面,教师落实“双减”教学的整体表现情况良好,学生负担得以减轻[11]侯浩翔、刘志、罗枭、付静:《“双减”政策评估的利益相关者视角:以教师教学表现为依据》,《中国电化教育》2023 年第 5 期。,但是教师需要在课堂上思考作业练习的时间分配,教学资源的整合方式以及有效评价学生的方法,缺乏对精准教学的合理定位,教学创新能力不足[12]牛旭峰、夏海鹰:《“双减”政策下教师课堂教学创新能力探究》,《教育与教学研究》2023 年第6 期。。同时,教师教学智慧弱化,学生学习主动性缺乏等问题,导致难以实现目标精准、问题精准、干预精准[13]陈立娟、严凌燕:《“双减”政策下如何优化精准教学? ——基于教师行动的视角》,《电化教育研究》2022 年第12 期。。二是就课后服务参与而言,绝大多数教师参与课后服务(91.61%),且大部分教师参与意愿和投入度较高[14]史大胜、李立、赵上宁、楚琳:《“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课后服务研究: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云南省H 市九县一区的调查分析》,《中国电化教育》2022 年第11 期。。 三是就教师作业设计而言,教师已注重作业设计[15]谢静、钱佳:《“双减”背景下作业评价如何优化——基于教师注意力分配的视角》,《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2 年第 2 期。,初步具备良好的作业目标意识和创新设计意识[16]张述林、张丽莉、束旭、黄亮:《“双减”背景下区域中小学教师作业设计:成效、问题与策略——基于北京市7697位中小学教师的数据》,《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22 年第4 期。,但依旧囿于传统作业模式,作业创新设计受阻。
第四,产出评价方面,既有对“双减”政策落实过程中既定目标的达成程度,亦包括对既定目标偏离的评价。 从教师角度而言,政策的设想与现实仍存在许多不平衡和矛盾点,出现了许多“隐形负担”。教师面临提质增效与教学时间不足冲突;学生差异突出与教师分类教学困难矛盾;知识为本与过程体验两难;全面评价导向与评价体系不健全的挑战。 这让教师对工作超时、过度劳动、难以有效管理和掌控时间等状态感到焦虑①罗枭、侯浩翔:《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对“双减”的政策感知分析与改进建议》,《中国电化教育》2022 年第3 期。,而过度焦虑会致使教师自我效能降低、产生职业倦怠、身心健康受损,从而阻碍“双减”政策有效落实。
国内学者围绕“双减”政策及教师对政策的态度、实施中存在的困境等进行了充分研究,但针对作为实施主体的教师对“双减”政策实施成效感知的研究较为缺乏。 具体表现在:一是方法论层面,未给予以个体为中心的模型应有的关注。 现有研究主要基于以变量为中心的模型进行,如回归分析依据量表总分或者平均分研究不同变量间的关系,这类方法以样本同质性假设为前提,将所有个案视为一个整体,未充分考虑个体间的差异②王雅晶、汪雅霜:《从“变量中心”到“个体中心”:潜变量混合模型基本原理及其应用》,《湖北社会科学》2023 年第5 期。。 基于个体模型使用的缺乏,限制了对教师群体“双减”政策实施全流程的主观判断进行分层、分类、分科的研究。 二是数据分析层面,较少使用能够区分政策实施主体异质性特征的计算方法。 如聚类分析关注群体的内在异质性,而非依赖人口背景变量等直接观测变量进行群体异质性分析。 此外,相较传统的均值分割、聚类分析等分类法,潜剖面模型(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依据个体在不同变量上的反应模式,通过计算组间和组内的联合概率和边际概率确定群体内部类型,再通过拟合指标得出最佳模型以确定类别数量,效果估计偏差较少,因而更为客观科学。 三是“双减”政策实施成效评价模型方面,要关注对政策实施不同阶段的评价。 现有研究更多地选择“双减”政策实施过程的某方面,如延时服务、课后作业设计、教师负担等进行分析,鲜有基于教师主观视角且采取贯穿政策实施的全过程思维,对“双减”政策实施成效进行的研究。
由此,本研究基于CIPP模式构建“双减”政策实施成效的评价工具,运用基于个人的潜剖面模型对教师感知的“双减”实施成效全链条反应差异进行群组分析,以期准确把握“双减”政策实施成效的教师感知类别特征,找寻对“双减”政策实施成效感知不佳的组别及内在构成,从而为提升教师在“双减”政策实施中积极效能的进一步发挥提供学理支持。
研究选取南京、盐城等苏南、苏北不同城市一线中小学教师进行调研,共收集有效问卷2119份。 具体如下:男性(n=509,24%),女性(n=1610,76%);担任班主任(n=779,36.8%),未担任班主任(n=1340,63.2%);初级职称(n=936,44.2%),中级(n=914,43.1%),高级(n=269,12.7%);专科(n=41,1.9%),本科(n=1851,87.4%),研究生(n=227,10.7%);参与延时服务(n=1976,93.3%),未参与延时服务(n=143,6.7%);担任管理岗位(n=328,15.5%),非管理岗位(n=1791,94.5%);小学任教(n=1506,71.1%),初中任教(n=613,28.9%);教龄在10年及以内(n=1063,50.2%),11-29年(n=889,41.9%),30年及以上(n=167,7.9%)。
本研究采取《“双减”政策实施成效评价表(教师版)》进行数据搜集。 参考柯氏和CIPP等评价模型,编制“双减”政策实施成效的教师访谈,并对访谈结果进行整理和主题编码,最终确定60个代表性题项并形成初测问卷。 运用临界比率(Critical Ratio,简称CR值)和同质性检验两种方法进行项目分析。 临界比率选取总分中占被试总人数27%的最高分和最低分样本,检验每题项得分平均值的差异显著性。 如果CR值不显著,则该题项缺乏足够鉴别力被删除。 同质性检验采用每一题项与总分相关系数,如相关系数小于0.4,表示该题项与问卷总体相关性不高并予以删除。 通过临界比率分析发现,各题项均有良好的区分度。 在同质性检验中,有1个题项,即“当前延时服务形式内容较为单一”与问卷总分相关性小于0.4,因此,将该题项删除,保留剩余的59个题项。
对保留的59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其中,KMO系数达到0.981,Bartlett球型检验值为92113.99,p<0.001,表明样本数据适合探索性因子分析。 依据下列标准进行题项删减:项目负荷值小于0.4,表示该项目与公因素相关度低;共同度小于0.2,表示公因素对该项目贡献低;题项少于或等于2的因子。 同时,为控制问卷题项数,删除使内部一致性提高的题项。 除以上,审查同一因素内各题项表述,确保同一因子的题项具有内在联系。
经过因子分析与题项检查,问卷呈现四个共同因子,共47个题项。 四个因子的总方差解释率为20.65%、30.36%、17.04%和9.79%,总解释率为77.74%。 运用AMOS24.0软件进行四因子结构拟合检验,结果显示 χ2/d f=9.756,RMR=0.041,RMSEA为0.0046,NFI=0.921,RF=0.914,IFI=0.928,CFI=0.928,GFI=0.875。 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各项指标良好,符合测量要求。
该工具依据CIPP模式的四个维度编制题项,经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等共获取四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目标理解(含10个题项)、条件评价(含20个题项)、主体实践(含12个题项)和产出预期(含5个题项)。 工具采取李克特式5分计分方法,针对前两个因子分别标记为极为不了解/同意、较不了解/同意、一般了解/同意、比较了解/同意、非常了解/同意;对后二者标记为极为不符合、较不符合、一般符合、比较符合、非常符合。
分四步进行:第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运用SPSS对样本分布、观测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各子量表内在一致性等进行描述。 第二,确认性因子分析。 运用Mplus8对《“双减”政策实施成效评价表(教师版)》前期因子结构进行验证。 第三,潜剖面分析。 在Mplus8中基于教师对“双减”政策目标理解、条件评价、主体实践和产出预期等维度,分析“双减”政策实施成效的教师感知类型。 第四,卡方检验和多元逻辑回归分析。 运用卡方检验分析不同剖面类型下教师不同人口变量的差异显著性;以基于文献显示相关变量为预测变量,诸如性别、教龄和职称等,以第三步中所得有关潜剖面分类为因变量,检验前者对后者的预测值。
四个因子均值位于4.08与4.37之间,且两两相关性均呈现统计学显著性,相关系数位于0.583和0.816之间,p<0.01。 在本研究中四个因子取得良好内在一致性,其克朗巴赫系数位于0.949和0.983之间。 此外,确认性因子分析拟合良好,χ2/d f= 11.876,CFI = 0.917,TLI = 0.912,RMSEA= 0.072,SRMR=0.033。
在模型1至4间,模型拟合指数Loglikelihood、AIC、BIC、aBIC均呈现显著提升,信息熵值达到最高,且LMRT和BLRT均为显著。 虽然模型5中,前四者依旧得到了改善,但信息熵值降低,且LMRT较模型4并不显著。 因此,本研究以四个剖面为最佳方案,即教师可以被分为4种类型(见表1)。
表1 “双减”政策实施成效的教师感知类型

具体而言(图1),属于第一类型占比48%,可命名为认知驱动积极实践组。 第二类型占比41.3%,可命名为认知驱动成效显著组(最佳类型)。 第三类型占比9.6%,可命名为认知欠佳实践阻滞组。 第四类型占比1.1%,可命名为认知不足成效欠佳组。

图1 “双减”政策实施成效教师感知类型的潜剖面分析
由此可见,大部分教师对“双减”政策实施成效的评价很高,具体表现为:第一,大部分教师理解和认同“双减”政策的精神要旨和实践目标设计,如有研究认为,教师对“双减”所提出的变革教育教学方式方法,落实课堂教学由专注知识传递转为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政策目标等合理性较为认同①赵荣辉、包宏宇:《“双减”背景下教师的角色转换》,《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 年第5 期。,亦可能由于“双减”政策旨在使学校教育回归教育教学本质的宗旨符合教师的从教意愿。第二,落实“双减”政策的保障条件让大部分教师感到满意,有研究指出,由于学校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课后服务保障机制和组织了优质课后服务培训资源,提升了课后服务的理性规约②张蓉菲、田良臣:《“双减”背景下教师课后服务设计:实践障碍与保障机制》,《教师教育研究》2022 年第2 期。③付卫东、郭三伟:《“双减”格局下的中小学课后服务:主要形势与重点任务》,《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亦可能由于学校为落实“双减”政策制定了涵盖精神、物质与专业发展等变量在内的激励策略,以及对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的专注解除了对教师因关注学生成绩而带来的负担和消极情绪④王改英、李帅军:《以激励为中心:“双减”驱动义务教育教师的能动性策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3 期。⑤钟景迅、钟怡清:《“双减”背景下教师的情绪剖析与减负突围——基于情绪地理学的审视》,《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 第三,大部分教师对“双减”政策执行过程的有效性认可度较高,与“双减”下教师教学整体表现较佳,学生负担得以减轻的结果相一致⑥侯浩翔、刘志、罗枭、付静:《“双减”政策评估的利益相关者视角:以教师教学表现为依据》,《中国电化教育》2023 年第 5 期。;与前期有关绝大多数教师参与课后服务意愿和投入度较高的结论⑦李刚、李慧婷、辛涛、张生:《“双减”背景下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现状与改进途径——来自北京市131 所中小学9741 名教师的证据》,《中国电化教育》2023 年第4 期。一致。 第四,绝大多数教师对“双减”政策实施效果预期较高,符合“双减”政策目标设计,与政策全面推进有较大关联,也反映出教师对“双减”政策预期效应达成的信心。
然而,有9.6%和1.1%的教师分别归属于认知欠佳实践阻滞组和认知不足成效欠佳组,其对四维度的评价均处于较低水平。 这一发现证实了潜剖面模型等基于个体的模型在甄别群体异质性上的优势,弥补了前期以变量为主研究的不足。 具体而言,在两类亚组中,教师对政策目标理解和条件评价维度的评价均高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主体实践与产出预期,尤其对主体实践的评价均为最低。 两类教师对政策目标理解和条件评价欠佳,可能由于“双减”政策下教师面临角色转变困境以及包括工学矛盾和深度学习时间减少等现实挑战而降低了其对政策本身减负增效的目标理性判断①黄剑平、陈泽冰:《“双减”背景下中小学教师深度学习研究》,《教学与管理》2023 年第9 期。,也有可能由于部分教师工作效率低下以及外部精神和物质激励缺少,使得其难以全力投入“双减”所要求的课后服务、创新作业设计等工作②欧阳修俊、童雨欣、魏凤银:《“双减”背景下教师工作机制优化路径》,《教师教育学报》2023 年第4 期。。 两类教师对“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主体实践和产出预期评价较低,可能是由于政策实施初期难以迅速提升自身胜任力,从而降低了对“双减”政策目标达成的预期,也可能与“双减”政策落实带来的教师隐形负担有关联,如有研究认为,落实政策需求所需的全面评价体系未健全的背景下,教师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精力落实提质增效、参与课后服务,而教学时间被挤占后难以满足教师实现政策预期要求等③叶志强:《双减背景下小学数学教师课堂教学的困惑与归因及建议——基于NVivo 的质性研究》,《数学教育学报》2023 年第 4 期。。
卡方检验发现,“双减”政策实施成效的教师感知类型与其承担的学校管理角色显著相关(χ2=66.007,p<0.001),而与其他组间变量均未呈现显著相关性,包括性别,χ2=4.351,p=0.226;教学层次,χ2=3.594,p=0.320;班主任角色,χ2=0.323,p=0.956;学历,χ2=8.441,p=0.208;是否参与延时服务,χ2=1.918,p=0.589和职称,χ2=4.218,p=0.647。 整体而言,普通教师和参与延时服务的教师在类型1,即认知驱动成效显著组中人数占比最大,并呈现递减趋势;而校领导和中层干部中属于类型2,即认知驱动积极实践组占比最大且超过一半,其余类型占比见表2。
表2 不同类型教师与人口背景特征的对应关系

续表2

(四)人口学变量对“双减”政策实施成效教师感知类型的预测值
为更清晰地呈现不同变量对“双减”政策实施成效教师感知类型的预测值,本研究分别将类型1、2与类型3、4进行整合,形成成效积极与成效欠佳两种类型。 二元logistic分析发现,是否在管理岗位对“双减”政策实施成效的教师感知类型具有显著性预测价值,未发现产生显著预测作用的其他人口学变量。 具体见表3:相较于管理岗教师,非管理岗教师属于类型1、2(认知驱动积极实践组、认知驱动成效显著组)而非类型3、4(认知欠佳实践阻滞组、认知不足成效欠佳组)的可能性较低(β=-0.585,SE=0.135,OR=0.557,p<0.001)。 相较于高职称教师而言,初级和中级职称教师属于类型1、2而非类型3、4的可能性较高,(β=0.32,SE=0.152,OR=1.378,p<0.001与 β=0.318,SE=0.148,OR=1.374,p<0.001)。
表3 不同人口背景变量对“双减”政策教师感知类型的预测值

注:a 1=男,2=女(省略);b 1=是,2=不是(省略);c 1=普通教师,2=管理岗(省略);d 1=研究生,2=本科(省略);e 1=小学,2=初中(省略);f 1=开设,2=未开设(省略)。gh 标记类型为参考组。
可见,教师承担的学校管理角色与教师的感知类型归属显著相关。 具体而言,普通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在类型1,即认知驱动积极实践组的占比最大,对“双减”政策设置目标和意义有积极认识,且更倾向于付诸于自身工作;在类型2-4中所占比重呈现递减趋势;而校领导和中层干部中属于类型2,即认知驱动成效显著组占比最大且超过一半。 这可能由于学校领导和中层干部需要从更为宏观和中观视角思考“双减”政策实施时学校方面做出的改变,此类改变不局限于教师的教学策略、作业设计等,还包括教师教育理念引领、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反应,以及整个学校支持政策落实的具体举措等。 相比之下,普通教师能够理解“双减”政策的要义,但更多囿于来自学校管理者在政策要求下所作出的调整,如延时服务的开展、作业量和形式调整等直观改变。 此外,本研究发现高职称教师感知的“双减”政策实施成效显著低于初级和中级教师,可见初、中级教师处于职业发展早期阶段,能够对政策目标、学校准备情况、自身实践和初步成效进行较为积极评价。 这可能由于前者对减负目标、条件支持以及实践措施等业已形成较高维度认知,对现阶段“双减”政策实施成效尚未形成较满意的评价。
教育强国建设是全党全社会的重要任务,“双减”政策实施成效是衡量基础教育作为基点是否全面支持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标准。 本研究采取潜剖面模型对教师群体就“双减”政策实施成效的评价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存在认知驱动积极实践组(48%)、认知驱动成效显著组(41.3%)、认知欠佳实践阻滞组(9.6%)与认知不足成效欠佳组(1.1%)四种类型。 分析影响因素发现,教师是否承担学校管理角色与教师感知类型显著相关。 概言之,绝大部分教师不但能够理性看待“双减”政策的精神要旨,也认同“双减”政策实施过程有序且具有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有略高于10%的教师对“双减”政策的主体实践和产出预期等评价偏低,却对“双减”政策目标理解和条件评价的感知相对较高,为后续提升改善教师的主体实践继而产出预期成果提供了主观认同基础。 为提升“双减”政策实施成效,夯实基础教育在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基点作用,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提升教师对“双减”政策精神内核的理解和认同。 教师落实“双减”政策的行动取决于其是否理解和认同“双减”政策的精神内核。 教师要以教育强国建设为目标,系统认识“为什么实施‘双减’政策”的价值逻辑,“如何实施‘双减’政策”的实践逻辑。 本研究发现,认知欠佳实践组和认知不足成效欠佳组教师对“双减”政策实施成效的感知均处于最低水平,故要避免单纯的政策宣传,在为教师提供适应教育教学新生态培训内容的同时,要甄别教师在落实“双减”政策过程中的困境,诸如作业设计创新、教学时间冲突、多重角色不适等,以避免教师对“双减”政策形成错误认知。
第二,提供落实“双减”政策必要的条件保障。 为保障基础教育有效落实教育强国战略,需为其提供实施“双减”政策必需的条件与资源,同时,要加强教师对学校层面落实“双减”政策过程的感知,鼓励教师以合适的身份参与到全校“双减”政策落实的规划和实践之中,避免其始终处于接受政策精神和单纯实施政策的被动状态。 这可以更好地将学校落实“双减”的政策意图和管理者实施“双减”政策的策略更好地传递给教师,有助于教师超越自身教学看待“双减”政策,从而更好地感知“双减”政策新要求的同时获取所提供的支持条件。
第三,关注“双减”政策实施后教师角色变化带来的工作负担。 落实“双减”政策既需要推进教师教学创新以适应新要求,也要加强对非教学任务占用教育教学时间的管理与规制,避免教师在落实“双减”政策中产生消极情绪,不能将落实“双减”政策变为教师的工作负担,应促进教师将较高的政策目标认同转换到教育教学实践之中,进而提升其对政策实施过程和目标达成有效性的感知。
第四,确保非管理岗位教师切实投身“双减”政策落实之中。 落实“双减”政策推动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全体中小学教师参与,故在保证管理岗位教师积极理解“双减”政策目标,切实落实“双减”政策精神的同时,要提升非管理岗位教师在“双减”政策落实中的代入感与积极性,增强其对“双减”政策精神的认同感,引导学校为教师提供有助于落实“双减”政策的支持与激励措施等。
中图分类号: G4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4-0168-10
作者简介: 柴江,盐城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马康(通讯作者),盐城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防范与缓解双减政策实施底层阻力的路径研究”(2022SJZD046)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双减’政策落实的过程监测和成效评价研究”(AHA220020)的阶段性成果,亦得到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项目的资助。
(责任编辑:子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