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俄罗斯历史上,以一人之力形成专学的文学家屈指可数,但学者-思想家迄今为止只有米哈伊尔·巴赫金一人。 颇令人深思的是,他成长于十月革命前后的“白银时代”,于1960年代初期“被发现”,便很快享誉国际学术界。 一个甲子以来,巴赫金研究的热度虽多次出现区域性起伏,但总体势头一直令世人向慕,当然向慕的与其说是他本人的学问,不如说俄罗斯在超级大国苏联时期为人类贡献的独特学术思想。 这一学术思想出于哲学,入于诸多具体学科,最终归于人文科学方法论,尤以文艺学方法论为最,且其来源多元,又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还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观念产生古今共鸣。 在巴赫金诞辰130周年、钱中文主编的第三版《巴赫金文集》问世之际,我们特刊发一组三篇专论。 凌建侯采用素描笔法勾勒巴赫金作为思想家的当代形象,此文可视为巴赫金学发展至今的概括性总结;林艺鸣的文章深受钟敬文先生的启发,以“狂欢现象”与“狂欢化的文学现象”及其哲学观为基础,围绕诙谐文艺思维,论证刘勰与巴赫金相隔千年的理论对话,可为中国古典文论与巴赫金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提供一种案例;巴赫金的哲学家身份在张凌燕的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此文是中国学者对国外所开辟的“作为哲学家的巴赫金”论题的积极响应。 凌文回顾过去、总结现状,林、张两文则展现出中国巴赫金研究的两种新倾向,我们深望这样的探讨有助于当代中国学术界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收获更多的思想养料。
摘 要: 随着2012年俄文版《巴赫金文集》6卷7册全部出齐,巴赫金学术思想开始获得展现全貌的机会,全面、理性、客观评价其问学特色也成为研究者的共识。 从单纯的文艺学家到跨界的哲学家和语文学家,巴赫金的形象变得越来越立体和丰满。 巴赫金是独特思维体系的建构者,跨文化对话的倡导者,俄罗斯思想史上的踽踽独行者,俄罗斯学术界切盼再诞生一位堪与之平等对话的伙伴。 本文采用漫画式素描笔法,凸显这位思想家在当代的学术形象,在中文《巴赫金文集》第三版问世的当下,深望这幅素描画有助于使外国优秀学术遗产在中国释放出新的能量。
关键词: 巴赫金形象;《巴赫金文集》;独特思想体系;跨文化对话;哲学与语文学互融中图分类号:B5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5)04-0130-09
20 世纪60年代,巴赫金学术声誉日隆,慕名拜访者络绎不绝①КлюеваИ.В.:“М.М.Бахтинмеждустолицейипровинцией:встречивМалеевке(1963-1966),”Центри периферия,2015,№3,c.102-105.。 1970 年,第三版《苏联大百科全书》将他增列为词条,称之为“俄苏文艺学家”②Большаясоветска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я,в30томах.Гл.ред.А.М.Прохоров,т.3,М.:Советска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я,1970,3-еизд.,с.153.;1973 年,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提到,1929 年被“投入监狱”的人当中有“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巴赫金③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上册),田大畏、陈汉章译,群众出版社1982 年版,第51 页。。 当代《俄罗斯大百科全书》将巴赫金界定为“俄罗斯哲学家和语文学家”④БольшаяРоссийска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я,в35томах.Председательнаучно-редакционногосоветаЮ.С.Осипов,т.3,М.:Большаярос.энциклопедия,2005,с.130.。 语文学是研究典籍的一门学问,在西欧与北美早已退出活跃词汇库,偶尔用之,也只与语言学等值,但在俄罗斯它仍是普通单词,既指语言学,也指文艺学。 从单纯的文艺学家到跨界的哲学家和语文学家,巴赫金的思想形象变得越来越立体和丰满。 他为当代学术界所重视,盖因其思想突破文艺本身,触及更大的哲学与文化领域。 巴赫金首先是独特思维体系的建构者,其核心建构方法可归纳为“诗学的形态与哲学的诉求”⑤凌建侯:《诗学的形态与哲学的诉求——巴赫金小说理论的学术贡献》,《江西社会科学》2018 年第10 期。;其次是跨文化对话的积极倡导者,跨文化涉及跨学科、跨历史、跨语言等不同维度;再次,巴赫金在不同的“当代”或不同的时期都被视为踽踽独行者,直至今日,俄罗斯尚未出现堪与之平等对话的伙伴。 诚然,巴赫金的形象应该是完整而生动的,上述归纳不免有“扁平化”之嫌。 用漫画式素描笔法来勾勒这位思想家的问学特色,有助于使其学术遗产在当代中国释放出新的能量。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在英语学术界掀起“巴赫金热”的过程中,其学术思想是否有体系性的问题得到深入讨论,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各有各的说服力⑥凌建侯:《巴赫金哲学思想与文本分析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16-20 页。。 2012 年,俄文版《巴赫金文集》6 卷7 册历时16年终于出齐。 编者挖掘和整理了不少新材料,提供了内容相当丰富的注释。 作为巴赫金来源国,俄罗斯在收集、整理、考订学术资源上占据天然优势。 中国作为接受国偏向于解释、阐发、比较、吸收,注重思想碰撞,因此很早就对巴赫金产生“一窥全豹”的渴望。 在钱中文先生的努力下,6 卷《巴赫金全集》于1998 年问世,2009 年被修订成7 卷再版,2024 年秋冬之交新版《巴赫金文集》8 卷问世⑦钱中文主编:《巴赫金文集》(8 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4 年版。 下文征引该文集,只随文标明卷次与页码,不再另注。。 至此,讨论这位俄罗斯思想家的整体学术面貌便获得文献资料上的保障。
长篇小说是巴赫金重中之重的论题。 “他笔下最多的是长篇小说研究”⑧布罗伊特曼:《对巴赫金的两次拜访》,周启超译,周启超、王加兴主编:《对话中的巴赫金:访谈与对话》,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6 页。,“巴赫金毕生的主要事业——研究长篇小说的历史与理论”⑨КлингО. А.,ХоликовА. А.:Русские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ыХХвека:био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словарь.Т. 1,М.,СПб.:Нестор-История,с.97.,这些说法都有迹可循。 巴赫金的处女作《艺术与责任》发表于1919 年9 月13 日(1:384),同年夏季,“涅维里哲学小组”一场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讨论激发巴赫金花费十年时间撰写《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0]凌建侯:《巴赫金小说理论:背景、线索与特色》,《社会科学战线》2019 年第5 期。,俄罗斯学者称其是巴赫金“第一次专门研究小说理论”[11]БахтинМ.М.: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в7томах.Т.2,М.:Русскиесловари,2000,с.439.;初稿完成于1930 年代的《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在1973 年得到修订和增补,“这是巴赫金生前亲自撰写并修订的最后一篇论著”(2:652)。 尽管如此,巴赫金最感兴趣的始终是哲学,在1973 年的访谈中称自己“更多的是哲学家,而不是语文学家……直到今天还是如此”(4:424)。 早年的《论行为哲学》《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话语创作美学方法论问题》等,行文颇具德国古典哲学之风,偶尔涉及文学作品,如对普希金抒情短诗《离别》的分析,也只是以文学创作为案例,印证人的价值中心的改变如何影响“自为之我”与“为我之他人”的关系。 论陀翁专著首版于1929 年夏初,而1930 年初春巴赫金拟定提纲《长篇小说修辞诸问题》,此后十年余间他按此提纲研究小说理论,撰写出被美国学者称为“巴赫金小说理论”的四篇论文①Holquist,Michael (Ed.):The Dialogic Imagination:Four Essaysby M.M.Bakhtin.Trans.Caryl Emerson&Michael Holquist.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专著《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以及后来被修订成学位论文的《现实主义历史上的拉伯雷》。 追溯小说体裁渊源,发现民间笑文化现象,并在法国小说中寻找依据,从而拓宽小说研究的视野,这一切客观上为完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打下了坚实基础。 然而,在研究小说修辞和言语体裁等语文学问题、在修订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两部专著时期,巴赫金仍对哲学情有独钟。 40 年代初的《〈镜中人〉》《自我意识与自我评价问题》等小文,50 年代末的《文本问题:哲学分析之尝试》,60 年代初的笔记,无不透露出他哲学求索的轨迹,即便去世前夕写下的笔记和短文也都蕴含深刻哲学洞见。 据考证,在1973 至1974 年的工作笔记中有一篇《人文科学方法论》的文章,其“原始材料”便是40 年代的笔记《论人文科学的哲学基础》②БахтинМ.М.: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в7томах.Т. 6,М.:Русскиесловари;Языкиславянскойкультуры,2002,с.687-688.。 从1929年的论陀氏专著到30 年代的小说理论与50 年代的言语体裁研究,再到六七十年代的笔记,无不表现出哲学与语文学的跨学科特色。 柯日诺夫(В. В. Кожинов)指出,“巴赫金著作中的任何一个‘语文学意义上的’论断同时——而且是在同种程度上——也是‘哲学意义上的’……可以把这种语文学与哲学的‘交融’诠释为巴赫金的创作之个性化的特色”,这种特色是“‘哲学思想之新取向’的一个体现”,是“向人类精神发展之原初本源的回归,向欧洲和亚洲的思想之最古老的体现的回归,在那里哲学与语文学彼此尚未分离开来”③柯仁诺夫:《巴赫金在20 世纪30 年代的创作和命运》,李军升译,周启超、王加兴主编:《剪影与见证:当代学者心目中的巴赫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22 页。。 钱中文用“在巴赫金的诗学与哲学之间”来概括他思考“行为构建、人的构形及其存在形式”的特征④钱中文:《行为构建、人的构形及其存在形式——在巴赫金的诗学与哲学之间》,《文学评论》2021 年第1 期。。 其实,上述特点很早就被苏联学者所发现。 1941 年春季,巴赫金受邀在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做题为“作为文学体裁的长篇小说”的报告,现场评论者直接称之为“哲学讲座”⑤ПаньковН.А.:“М.М.Бахтинитеорияромана,”Вопросылитературы,2007,№3,c.252-315.,可见巴赫金文艺学研究的哲学色彩之浓烈。
从哲学角度看,巴赫金的思想发展脉络可用他本人的几句话来概括。 早期哲学阶段:“实际置身于生活之中便意味着进行活动,对唯一的存在整体不持冷漠的态度。”(1:38)语文学阶段:“存在就意味着交际……用话语来表现真正的人类生活,唯一贴切的形式就是未完成的对话。 生活就其本质说是对话的。”(3:280、288)晚期哲学散思阶段:“人文科学的对象,是表现的和说话的存在。”(3:2)“人的行为是潜在的文本,而且只有在自己时代的对话语境中(作为对白、作为意义立场、作为动因体系)才能被人理解(理解为人的行动,而不是物理作用)。”(3:251)这些话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贯穿着一个主题,反映了主题的不同发展阶段”(3:371),即人文科学的对象——人——如何用表现与说话来确定自己的存在。 在现实生活中“表现的和说话的存在”由“我与他者”构成,与之最相近的是与存在事件具有同构形态的审美事件中的“作者与主人公/读者”,这大概是巴赫金用诗学形态实现哲学诉求的重要内因。
巴赫金一生都在“求索对话思维”⑥白春仁:《巴赫金——求索对话思维》,《文学评论》1998 年第5 期。,求索中他发现相反相成的两类思维倾向,戈戈季什维利(Л.О.Гоготишвили)称之为“独白思维”与“反独白思维”倾向⑦ГоготишвилиЛ.А.:“ВариантыиинвариантыМ.М.Бахтина,”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92,№1,с.115-133.。 具体来讲,巴赫金一开始试图构建自己的“第一哲学”,但不满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独白思维倾向(如“致命的理论化”),于是着手寻找“反”独白的思维倾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中揭示出对话思维,在探索复调小说话语的历史渊源、构建小说理论的过程中挖掘出民间笑文化与文学创作关系的命题,并论证拉伯雷的创作来源于这种笑文化,并将其定名为民间狂欢文化,从而提出长篇小说研究的方法论,最后又把对话思维应用于诸多具体学科的研究中,进而全面探讨人文科学的方法论问题。 由此看来,巴赫金的学术遗产无疑是一部大书,其核心内容可用四个关键词“存在事件”“审美活动”“长篇小说”“反独白思维”加以概括,而这部大书所提供的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表现为一以贯之的“哲学诉求”:在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之外建构一个由独白论与反独白论相辅相成、彼此作用的思维体系,任何现实行为、文化活动、学术思想、理论方法等都可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不断丰富、充实这个开放的体系。 发现这一独特的思维体系,是巴赫金对人类作出的重大贡献,他也因此被认为是一个传统的学者,现代的、后现代的、后现代之后的学者。
无论西方语言的词根为kult(耕作、培育、培养)的文化,还是中文出自《周易》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文化,都指向人类因教化所得之物质与精神的生产能力及其结果。 换言之,文化是人类特有的属性。 离开人就谈不上文化;没有文化人也就不成其为人。 所以,研究文化就是研究人,对人的研究本身就是文化研究。 巴赫金把文化分成三个领域——科学、艺术和生活,相对应的是认知、审美和道德,它们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作用,而作用的媒介正是创造文化又被文化所形塑的人。科学与艺术怎么才能避免“桀骜不驯”,关键要看文化的主体——人。 人对自身的认识决定科学与艺术的文化世界能否与生活世界相协调。 人是关键,而人对自身的认识是关键中的核心,只有认清这个核心,才能发现艺术的创作机制及其真谛。 这是巴赫金开启自己学术生涯的原点。 人如何认识自我?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巴赫金采用“我与他者”这对范畴,既强调拥有外位性立场的个人之我做出行为的独立性、唯一性与责任感,也强调独一无二的我的社会性,与他者互依共存、彼此作用的关系。 人的每个行为构成“存在事件”,这样的“事件”即“共存”正是人类文化的表征,如此,研究文化自然不能采取研究者将自身置身其外的方式,只能通过现象学描述达成最终目标。 所谓现象学描述,巴赫金指研究者用“参与性思维”去观照文化行为,不把自己置身在行为之外。 这是巴赫金后来发现反独白思维倾向的哲学基础。
从认识人自身演化出人用跨界视角看待文化,这条线索的理论基础在于人是一切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唯一媒介。 可以把文化划分成不同领域,但对生活世界中的人来说,它们虽然具有专门性及其相对应的职业性,但其价值最终都须回归创造者与享用者的生活立场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某个文化领域构成一个整体,在其创造者即人的眼中,这个领域应被理解为“边界”“界限”“界域”问题。 早在1920年代初,巴赫金就文化的边界发表过独特看法,对后来的人文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化领域没有内域的疆土,因为它整个儿都分布在边界上,边界纵横交错,遍于各处,穿过文化的每一要素。 文化具有的系统的整体性,渗入到文化生活的每个原子之中,就像阳光反映在每一滴文化生活的水珠上一样。 每一起文化行为都是在边界上显出充实的生命,因为这里才体现文化行为的严肃性和重要性。 离开边界,它便丧失生存的土壤,就要变得空洞傲慢,就要退化乃至死亡。(1:288)
作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文化领域的区分最早由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于20世纪初提出,巴赫金在1920年代初期使用“文化边界”概念便受其影响①БахтинМ.М.: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в7томах.Том1.М.:Русскиесловари;Языкиславянскойкультуры,2003,с.792.。 这段文字对巴赫金的审美文化研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他抛弃李凯尔特为确立历史材料而制定的标准——文化抽象价值观,而是让文化各领域通过具体的文化主体——人——互联互通,因此研究某个文化现象,既要考虑它归属于特定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又要牢记它沐浴在文化整体的阳光下,其边界是开放的,其价值与生命力只有在边界上才能得到充分显现。 这一逻辑与“我”的边界向“他者”开放的主体间性结合在一起,成为巴赫金提出“跨文化对话”的哲学基础。
文化如何实现跨界对话? 1970年,巴赫金应《新世界》杂志编辑部之邀回答“您如何评价当今文艺学现状”这个问题,答复以《要大胆地利用机会》为题发表在该刊同年第11期“文学批评”栏目下的“今日关于文学的科学”主题下①БахтинМ.М.:“Смелеепользоватьсявозможностями,”Новыймир,1970,№11,с.237-240.,后来以《答〈新世界〉编辑部问》为题被收录于1979 年的论文集《话语创作的美学》和2002 年的《巴赫金文集》第6 卷。
文艺学应该与文化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不应该把文学同其余的文化割裂开来,也不应该……越过文化把文学直接与社会经济因素联系起来。 这些因素作用于整个文化,只是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作用于文学。 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特别关注文学的特性问题。 这在当时也许是必须的、有益的。 应当指出,狭隘的专业化与我国优秀的学术传统是格格不入的……由于迷恋于专业化的结果,人们忽略了各种不同文化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问题……没有注意到文化所经历的最紧张、最富成效的生活,恰恰出现在这些文化领域的交界处。 (3:394)
接着巴赫金提到时代作为文化统一体的边界问题、文化类型学问题等,认为苏联文艺学没有很好地继承前辈们的跨学科研究传统。 文学是一种复杂而多面的文化现象,1930年代初期,苏联官方或半官方将文艺学确立为专门研究文学的一门新兴学科,这既与19世纪欧洲“科学化”浪潮催生各种现代学科有很大关系,也受到苏维埃政权亟待建设新文化体制的政策所引导。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艺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还存在很多不足。 太注重学科边界,太强调与“过去”切割,这可能是所有新学科的通病,其结果当然会把自己封闭在狭小专业领域而不敢越雷池一步。 巴赫金夸赞由洛特曼领导的一批年轻学者,主要是因为看到他们的文学研究充满强烈的跨学科意识,然而莫斯科-塔尔图结构主义历史-文化符号学派正是在那时经受着最严厉的打压。
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得到许多个世纪的准备,在创作它们的时代才摘取经历漫长而复杂成熟过程的果实而已……一部作品的意义,假如只在于反对农奴制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中学里就是这么讲的),那么当农奴制及其参与势力被消灭之后,作品意义也就该完全消失了……一切只属于现在的东西,也必然同现在一起消亡。 伟大的作品……在其身后的生存过程中,不断充实新的意义、新的涵义……当然,现代化和曲解,过去有过将来还会有……莎士比亚之所以变得强大,是靠他作品中过去和现在实际存在的东西,只是这些东西无论是他本人,或是他的同时代人,在他那一时代的文化语境中还不能自觉地感知和评价。 (3:395-396)
用历史-比较的眼光看待文学现象,才能认清文学发展脉络,对作家及其作品做出漫长文学史上的适当定位。 这是跨时间或跨时代、跨历史的对话方式。 利哈乔夫的专著《古俄罗斯文学诗学》是这种研究方式的典型代表。 他试图从“现实对题材、母题、情节、形象产生作用”的视角,以及从“现实对整个文学审美体系产生作用”②ЛихачёвД. С.:Поэтика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Л.: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а,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отд.,1971,2-оеизд.,с.3.的视角,揭示古俄罗斯文学为何在艺术性上区别于后世俄罗斯文学。 这是一种不同于理论诗学与历史诗学的方向,它以具体作家、流派、时代的文学创作为对象揭示它们的艺术特色,而研究结果亦可被视为带有“具体”色彩的理论诗学。 从学理脉络看,在理论家出现之前就存在文学创作,而任何文学都有自己的“诗学”,即技法及其表现出来的艺术特征,如同语言学诞生之前任何语言都自有语法结构一样。 所以,这种研究后来被称为“实践诗学”①АверенцевС.С.:Поэтикаранневизантий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М.:Coda,1997,с.3.,被学术界广泛接受。
我们给别人文化提出它自己提不出的新问题,我们在别人文化中寻求对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于是别人文化给我们以回答,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自己的新层面,新的深层涵义。 倘若不提出自己的问题,是不可能创造性地理解任何他人和任何他人的东西(这当然应是严肃而认真的问题)。 即使两种文化出现了这种对话的交锋,它们也不会相互融合,不会彼此混淆;每一文化仍保持着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的完整性。 然而它们却相互得到了丰富和充实。 (3:399-400)
这是巴赫金著作中引用率最高的一段文字。 这里我们首先联想到跨国族、跨语言、跨时代、跨社会阶层的跨文化对话方式,但这只是最表层的意思,背后还隐藏另外三层含义。 其一,文化的主体性实质上是主体间性,学科边界、古今历史边界、国族语言边界、社会分层边界等,背后都是主体边界(群体或共同体之间的边界),他们互依互存、彼此作用,谁都无法离开谁,有一方离开或把自己封闭起来,它就会退化直至消亡,无论个人还是学科、时代、民族、国家、语言等,开放自己的边界,与他者平等对话极为重要。 其二,涉及巴赫金在早期哲学美学研究中的“外位性”概念,它代表主体的独一无二性,能让主体拥有“超视”能力,但它也很容易使主体迷失自我,在现实生活中迷失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唯我独尊瞧不起他者,把他者当作客体来对待;唯命是从跟随他者亦步亦趋,不把自己当作与他者价值相当的主体。巴赫金洞察到这种隐患,特别强调每一种文化及其主体不与他者融合、混淆,而应该保持开放的完整性。第三层含义学术界基本上不讨论,实际上它应该成为前两层含义的归宿,这就是“我与他者”或“我文化与他文化”在对话中彼此得到“丰富和充实”,这才是真正平等的跨文化对话,这种对话不但符合“和而不同”的中国传统哲学观,而且其非功利性可为文明互鉴、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来自欧洲的理论启迪。
2014 年,中国学者从巴赫金学专刊《对话·狂欢·时空体》译出2份问卷调查,问卷涉及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两部专著出版30周年②周启超、王加兴主编:《剪影与见证:当代学者心目中的巴赫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200-310 页。;2019 年,俄罗斯推出电子半年刊《巴赫金学刊》,次年,恰逢巴赫金诞辰125 周年,该刊举行问卷调查③“Анкета Бахтинскоговестника к125-летиюсоднярожденияМ. М.Бахтина,”Бахтинскийвестник,2020,№2.https:/ /bakhtin.mrsu.ru/2020-%e2%84%964/,2024 年 8 月 2 日。。 无独有偶,另一家互联网电子出版物《高尔基》同样借巴赫金诞辰125 周年之际,以“俄罗斯的理论幽灵:今日为何需要巴赫金”为题,发起问卷调查。 两份巴赫金研究专刊具有“小圈子”的局限性,《高尔基》作为以书评为主、学术与通俗兼备的刊物,它所挑选的4个调查对象均非巴赫金学圈内人士:一位语文学家,一位历史学家,一位人类学家,一位诗人兼文学批评家,在各自专业领域都成绩卓著;从年龄看,一位是五零后,两位是六零后,一位是七零后,且后三位年龄相差不大,都是在苏联解体前后上大学期间接触巴赫金的著作。 比较而言,这四位学者的回答更能展现出当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巴赫金形象。 问卷的“引言”如下:
1998 年,法国学者孔帕尼翁出版《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这是一部为整个20世纪文学理论进行百年总结的专著……展现人类知识活动领域中文学理论及其研究者的幽灵般矛盾特质。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巴赫金名正言顺是该领域很重要的“主人公”,就其庞杂的学术遗产来说,他身上的矛盾一点都不少于其闪光思想中的矛盾。 为了纪念……诞辰125周年,网络出版物《高尔基》发起问卷调查,特邀谢尔盖·森金、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夫、谢尔盖·乌沙京、伊里亚·库库林就以下三个问题提供答案,以便让读者了解当代专家是怎么看待巴赫金学术思想的。(1)如何整体评述巴赫金的理论遗产? (2)这份遗产在20世纪思想史上占据什么位置,对当代科学与理论来说具有何等的重要性? (3)您在自己的论著中有没有参考过巴赫金的思想,您个人是怎么与他的书结缘的?①“Демонрусскойтеории:длячегосегоднянуженМихаилБахтин,”Горький,21ноября2020.https:/ /gorky.media/context/demon-russkoj-teorii-dlya-chego-segodnya-nuzhen-mihail-bahtin/,2020 年 11 月 21 日。
语文学家森金(С.Н.Зенкин)给巴赫金贴上定性标签:“在‘俄罗斯理论’史上巴赫金仍然是踽踽独行的天才。”“踽踽独行”说出了当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对巴赫金的共同心声。 它有三层意思:其一,巴赫金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派,也许做过尝试,可惜1920年代那些朋友和追随者去世太早,而1960年代初年轻一代都有向他拜师学习的强烈愿望,但时代与环境大相径庭,早已物是人非,彼此理解缺乏同时代人特有的“生动感”,最终都与巴赫金分道扬镳了。 其二,远离首都知识圈数十年,会对学术研究产生负面影响。 科学是集体事业,闭门造车,很难做出名堂。 从历史-思想的角度看,巴赫金的孤独表现在其思想未能在某个学科框架中得到科学表达。 现在巴赫金被看作哲学家,这总体上没有错,因为他是十月革命前俄国哲学的合法继承者,但这个传统在1920年代中后期就土崩瓦解了。 巴赫金也一度想适应马克思哲学的传统,为此玩过“捉刀代笔”的游戏,假朋友之名发表自己的洞见;这个游戏的细节已无从查考,这也导致某些研究者做出各种猜想。 不管怎么说,让自己的哲学迎合苏联主流意识形态,即便出版了几种重量级著作,这种努力也不能算是成功的,因为眼光锐利者很快发现了李代桃僵、偷梁换柱的把戏。 20世纪30年代之后,他从哲学转行到文艺学,撰写文学史方向的学位论文,当过萨兰斯克师范学院世界文学教研室主任。 问题是他真的变成语文学家了吗? 他没有从事过文献考据工作,没有整理、出版、注释过任何典籍。 许多重量级的文学史家认为,巴赫金的著作中既无令人信服的征引,亦未提供历史-文学的平行例证等,有的只是十分大胆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理论思想,这样的思想在实证主义语文学家那里是必须得到验证的,甚至需要用具体事实材料进行反证。 其三涉及天才。 如果在巴赫金同时代人中还能找出几位哲学功底深厚的文学研究者,那么1940年代之后巴赫金身边再无类似背景的学者。 巴赫金的遗产是人文科学领域在哲学明显占优势的情况下哲学与语文学、宏观理论与微观案例保持平衡的范例。 就主导人文科学的哲学思维而言,无论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及其外围成员,还是新历史主义微观史学创始人、学问最渊博的意大利学者卡洛·金茨堡,都缺乏这样的哲学修养。 巴赫金不担心跨越边界,不操心偏离传统,不在乎研究方法的更迭,他注重的论题关乎文化的有效意义,特别是主体性意义的增生。 谁有如此纵横捭阖的才能?
既无学派,也无直接继承人,巴赫金踽踽而行的“孤独”身影冲击着当代俄罗斯人文学者的心灵。作为历史学家,出生于1970年代的德米特里耶夫(А.Н.Дмитриев)属于当代俄罗斯最具有国际视野的一代人。 他的大学生活恰逢苏联解体、俄罗斯热情拥抱西方的90年代上半期,其时巴赫金研究早已风靡国际学术界,他于此时阅读巴赫金著作,虽然更亲近于形式主义者艾亨鲍姆及其弟子丽吉娅·金兹堡,但他发现,在这两位学者的背景中巴赫金仿佛变成一架“远望镜”,读者凭此望远镜可以看得更远。乌沙金(А.С.Ушакин)是俄裔美籍人类学家,他对巴赫金产生兴趣,是因为巴赫金提供了解决拉康与福柯问题的苏联方案。 他认为,在1990年代的西欧与北美,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开始转型,先转变为媒介间性,后变成跨媒介性,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能很好地解释上述转变的内在原因。 诗人库库林(И.В.Кукулин)断言,一些人文学科需要重返巴赫金,不是重返那个对一切问题都提供答案的神一般的作者,而是矛盾重重的巴赫金,把文化史家、宗教哲学家、符号学家、思想家等集于一身的那个人。 巴赫金的著作在1960年代是强大的刺激力量,从中直接或间接地生发出各种美学倾向,较有代表性的是兴起于“解冻”浪潮中的行为艺术、反抗权威、反讽、体裁戏仿等。
在语言学领域,巴赫金也开创了新领域——言语体裁。 然而,俄罗斯长期以来并未继续深耕。 本文作者曾评价巴赫金对语言学的贡献并不比索绪尔的小,原因是人们说话、写作都必须遵循两套规则,一套是语法规则,另一套是巴赫金发现的言语体裁规则①凌建侯:《从哲学-语言学看巴赫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2 期。。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起来的符号学,试图从巴赫金思想中汲取养料,但只是做了某种适应性的改造,并未真正发展他的符号学思想。 结构主义者与后结构主义者确实忘记了巴赫金的社会学家身份,反而是在结构主义研究并不发达的领域,其社会学思想引起了功能主义语言学家的关注,也在罗歇·凯卢瓦的论著中得到了某种反映。 巴赫金思想的跨学科性使其接受与运用面临很大困难,同时也为多样性诠释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不难发现,巴赫金的思想与20世纪西方诸多人文思潮遥相呼应,其中一个主流思潮就是主体哲学中的“他者”问题,或“主体间性”问题。 巴赫金在早期哲学论著中将这个问题放到一般哲学层面加以考察,在之后的复调小说和话语理论中将其放到语言层面加以分析。 就此而言,他的思考路径与同时代人采用的路径有一定相似性,比如列维纳斯、萨特等,所不同者在于巴赫金在具体语言层面提出并试图解决主体间性问题。 这不但使他成为杰出的文艺理论家,而且还成就了他作为一个语言哲学家的世界声誉,其语言哲学思想得到了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认可②Хабермас,Ю.:“Нашиинтервью:Философ-диагностсвоеговремени,”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89,№9,c.80-83.,也被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所接受③吉尔·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杨凯麟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8-9 页。。 至于他的其他思想,如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的相互关系,也是20 世纪人文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巴赫金对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潮反应并不积极,甚至在1960 年代结构主义巅峰时期,他还抱着怀疑态度对它提出了批评,从中可追踪两种知识传统的深刻矛盾,其一是人文主义和现象学的哲学传统,其二是排斥主体的非人文主义传统,这一矛盾也可从萨特与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原始文化的争论中窥斑见豹。 总之,巴赫金与结构主义之争绝非个人一时兴之所致,并非个别观点的交锋,并非偶尔为之的误读所引起,而由方法论立场的原则性不同引发。 把他者哲学引为同道,与结构主义理论展开争论,进而使结构主义从其思想中获得启迪而转型为后结构主义,这也使巴赫金进入世界级思想家行列的重要原因之一,对苏联时期的人文科学来说是极为罕见的一桩美事。
总之,在当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心目中,巴赫金思想深邃、视野广博、思维独特,百年来因无人能出其右,又因无人能真正继承其衣钵,他始终是俄罗斯学术疆场上的“踽踽独行者”。
虽然“巴赫金热”早已消退,但俄罗斯始终没有出现像他那样具有世界影响的新学说,亦步亦趋者甚至照猫画虎者很多,他们把其语言术语化,把其思想方法化,令人眼花缭乱,有人比较尖刻地认为这些研究实际上并无多大学术价值④ЛиповецкийМарк,СандомирскаяИрина:“Какнезавершить Бахтина?:перепискаиздвухэлектронных углов,”Новоелитературноеобозрение,2006,№3,с.7-38.。 但是,类似“巴赫金词汇库”的研究与编纂很重要⑤ Бахтинскийтезаурус:материалыи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Ред.Н. Д. Тамарченко,С. Н. Бройтман,А. Садецкий.М.:РГГУ,1997.,从中可以发现巴赫金思想究竟新颖在哪里。 阅读一些词条可知,巴赫金的创新还表现在对新康德主义、舍列尔现象学、齐美尔文化哲学、柏格森生命哲学、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料学等的综合上。
巴赫金经典化的一种表现是其学术遗产正在变成一部思想、方法、路径的词典。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阐释、运用和发展他的理论,当代俄罗斯学术界有自己的总体逻辑:重要的是理解巴赫金,即如何正确阅读其著作,如何搞清楚其意图,他是不是康德主义者、存在主义者等。 换言之,一切研究都围绕传记语境和历史语境展开。 这是一种基于俄罗斯本土优势选择的逻辑,这类研究很重要,但不可否认,里面存在一种强烈的复古味道,一种要把巴赫金留在过去——就像几十年前他刚“被发现”时一样——的强烈愿望。 当然,这是俄罗斯传统语文学研究的强项,俄罗斯学者在两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一是始于1990年代中期、完成于2012年的学术注解版《巴赫金文集》6卷7册,另一是最近两年正式启动的“《巴赫金百科全书》编纂”项目。
许多文本在巴赫金生前并没有得到出版,留下来的是手稿,所以对他的遗产的接受拖延时间非常长。 随着《巴赫金文集》的完整出版,我们才有机会真正理解巴赫金学术遗产的价值,理解他思想中的矛盾,理解他为发展自己的思想勾画出的种种路径,还有整个人文科学的运行轨迹。 在新材料挖掘方面,“巴赫金圈”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许多学者试图以“涅维里哲学小组”为起点,还原以巴赫金为核心的小组活动情况,其中包括对“有争议文本”的进一步考证、注释、辨识。 但与新康德主义马尔堡学派、马丁·布伯宗教对话哲学学派、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等相比,无论骨干成员人数还是出版物的规模及影响,都不足以支撑小组拥有成为学派的实力。 其实,俄罗斯学术界根本不必为巴赫金是否有自己的学派而焦虑,因为他的理论在很多领域得到广泛运用,而且很少出现违和感。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也许让巴赫金思想物尽其用是当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使命。
俄罗斯语文学界有给著名作家编纂百科词典的传统,如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文豪都有专门的百科全书。 为某个学者立传也不稀奇,稀奇的是不仅有传记,而且还要编纂专门的百科词典。 《巴赫金百科全书》是首开先河者,在俄罗斯学术史上可谓前无古人。 该项目包括在最广泛的科学和历史文化背景中描述和解释与巴赫金有关的尽可能全面的信息,特别是把仍处于研究边缘或新发现的材料引入学术流通中。 《作为研究和描述巴赫金传记和学术遗产一种方式的〈巴赫金百科全书〉》一文梳理该项目的来龙去脉:在2017年复旦大学举办的第16届国际巴赫金学年会上,英国学者布兰迪斯特(Craig Blandist)提议国际巴赫金研究会组织编写具有百科全书功效的巴赫金词典,次年俄罗斯学者就付诸行动①ДубровскаяС.А.:“ Бахтинска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какформатизученияиописаниябиографииинауч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М.М.Бахтина,”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ческийжурнал,2021,№4,c.28-44.。 “《巴赫金百科全书》材料”目前是电子期刊《巴赫金学刊》的常设栏目。 这部百科全书的条目陆续以网络版发行,最终会形成一个有关巴赫金的“超文本”。 这个数字人文时代的超级文本将围绕巴赫金建成一个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与巴赫金具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人、物、现象等将会得到详略不一的呈示。 若与诸如《哈扎尔辞典》《米沃什词典》《马桥词典》《美洲纳粹文学》等作品相比,它会因自己更多的非虚构性而展现出更具直观冲击力的文化史魅力。
俄罗斯学术界正在继续脚踏实地做好考据工作,以便使巴赫金遗产更具开放性,从而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继续培育巴赫金思想。 这就是巴赫金学术遗产令人羡慕的命运。 总体上看,俄罗斯学术界今天所做的工作似乎都是为了达成一个目标:让巴赫金及其学术遗产充分释放出能量,以便早日再诞生一位堪与之平等对话的天才。
作者简介: 凌建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诗学学派研究”(22&ZD28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