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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传统·存在事件·主体间性:巴赫金早期哲学思想概说



摘 要: 文章聚焦巴赫金早期哲学与美学文本,通过思想溯源与概念阐释,尝试勾勒其概貌,特别是揭示巴赫金思想的两重突破:其一,以“行为哲学”重构伦理学本体论,具体而言,围绕责任—应分将存在与参与性行为统一于主体的唯一性之中;其二,以“主体间性”消解主客二元对立,在“作者-主人公”的审美互动中预演对话理论。 巴赫金的思想来源多元,在他的早期哲学中就已深藏跨文化对话潜能,不仅为其文艺学理论建构奠定了基础,更持续为当代跨学科研究的范式转型提供理论养料。

关键词: 巴赫金;行为哲学;多元传统;存在事件;主体间性

引言

在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很少有人像巴赫金那样,其理论遗产得到持续关注和阐发。 虽然对话理论、复调小说与狂欢化诗学早已成为经典,但巴赫金早期哲学思想在中国始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艺术与责任》《论行为哲学》《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话语创作美学方法论问题》均写于1919年至1924年,被正式出版已是半个世纪之后,彼时巴赫金已去世,且首版大都不完整,如1986年发表的未竟之作《论行为哲学》是删节版,删除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评论,1993年英译本才恢复了删节处①参见凌建侯:《从哲学-语言学看巴赫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2 期。,同年俄语论文集《作为哲学家的巴赫金》在莫斯科问世,学术界才重新评估巴赫金的学术身份及其贡献。 迟到的重估颠覆了他的“文艺学家”单一身份,也暴露出一个窘境: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小说诗学被接受时,其哲学思想要么只是被文学批评家泛泛而论①参见克拉克、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3 章“应答的建筑术”。,要么根本不被哲学共同体所接纳②参见凌建侯:《巴赫金小说理论:背景、线索与特色》,《社会科学战线》2019 年第5 期。。 21 世纪以来,状况发生很大改观。 俄罗斯学者鲍涅茨卡娅(Н. К.Бонецкая)在专著《形而上学者眼中的巴赫金》中认为,只有将巴赫金的文艺学观点追溯至其哲学的原初假设,才能真正理解它们的含义③БонецкаяН.К.Бахтинглазамиметафизика,М.;СПб.:Центргуманитарныхинициатив,2016,с.183.。 考察巴赫金早期哲学思想,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其学术遗产的价值,甚至预测其重要思想的未来发展方向。本文通过梳理思想渊源、阐析核心概念,勾勒巴赫金早期哲学思想的轮廓,进而探讨其在跨学科研究盛行的当代可能焕发出的活力。

一、思想溯源:多元哲学传统的对话

巴赫金早期的哲学与美学探索根植于多元思想的对话之中,这种复杂性使其思想呈现出鲜明的跨学科性与独创性。 俄罗斯著名哲学史家马赫林(В.Л.Махлин)多次指出,尽管关于巴赫金的研究论著数量庞大且仍在继续增加,但“巴赫金从何而来”这一根本问题至今仍未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他看来,巴赫金思想如同一个充满张力的矛盾体:他的思想既不属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哲学,也不属于苏联哲学,既不属于唯心主义传统,也不属于唯物主义传统,既不属于宗教神学,也不属于无神论;与此同时,他又与西欧哲学有着特殊关系:他对前辈和同时代哲学家(如康德、柯亨、胡塞尔等)持批判态度,却又在他们的影响下成长为哲学家;他对白银时代流行于俄罗斯的学说,如马克思、弗洛伊德、洪堡特、索绪尔等人的学说兴趣浓厚,但这些学说又激起他论战的强烈欲望;他似乎并不十分欣赏存在主义哲学,尽管(或者说是因为)他在青少年时期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克尔凯郭尔那里得到过类似的启发;面对如此复杂的矛盾性,研究者对巴赫金了解越多,就越难理解他的“出身”。④МахлинВ.Л.“Единственныйсредимногих:М. М.Бахтинисменапарадигмвгуманитарномпознании,”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2,2023,с.169-179.显然,巴赫金的思想来源多元交织、矛盾重重,难以简单界定,这不仅印证了巴赫金学术遗产的独特价值,也为当代研究者开辟了多维度阐释的可能。

巴赫金早期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学术环境密不可分。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俄罗斯正处于社会巨变和思想激荡的时期,各种学术思潮和艺术流派汇合、交流、碰撞、对话、斗争,为巴赫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营养丰富的土壤。 这其中,德国(德语)哲学是最重要的影响源,既有康德、洪堡特、马克思、尼采、新洪堡特派、新康德主义马尔堡与弗莱堡学派、现象学、弗洛伊德、马丁·布伯等,也有作为“欧洲形式主义摇篮”⑤钱中文主编:《巴赫金文集》,附卷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4 年版,第81 页。 《巴赫金文集》(8 卷本,2024年版),下文征引该文集,只随文标明卷次与页码,不再另注。的艺术团体。 当然,除了西欧哲学,巴赫金的学术思想也离不开俄罗斯本土的宗教哲学和文学传统⑥参见王志耕:《俄罗斯民族文化语境下的巴赫金对话理论》,商务印书馆2021 年版。。 巴赫金自幼精通法语和德语,很早就开始阅读《纯粹理性批判》。 其传记作者克拉克(К.Кларк)和霍尔奎斯特(М.Холквист)在研究中揭示,巴赫金对时间和空间的处理方式得益于康德关于范畴的学说,而他关于“我与你”的辩证关系并非原创,该命题可追溯至18 世纪末的古典哲学,经由新康德主义马尔堡学派传递给了巴赫金,使其早在布伯之前就开始思考“我与他人”的关系⑦КларкК.andХолквистМ.“Архитектоника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inИсуповК. Г.(сост.).МихаилБахтин:pro et contra,томII,СПб.:ИздательствоРусского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института,2002,с.55.。柯亨基于“应分”的伦理学,摒弃了抽象规则,这与巴赫金《论行为哲学》中“具体行为责任”的核心思想直接呼应;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均聚焦于人的精神存在与文化的精神维度,并一致主张个性存在的价值与独特性①ЯкушеваЮ. А.“М. М.Бахтин:Путьстановлениядиалогическойфилософии,”ВестникТвГУ.Серия:Философия,№1,2019,c.164-170.。 巴赫金追随包括俄国新康德主义者(维坚斯基等)在内的德国哲学思潮,以康德哲学为基础重构认识论和伦理学,力图解决主客体关系中的“他者”问题。 可以说,新康德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巴赫金早期哲学思考的方向。

胡塞尔接受康德的先验方法论,同时批评新康德主义的形式主义倾向,倡导回归生活世界的直接经验。 他的“主体间性”理论突出主体间的交互关系,着重探讨自我与他者如何共同构成世界的问题;海德格尔进一步将存在理解为“共在”,强调存在本质上是与他者的共处。 这些思想都与巴赫金的“我与他人”关系构建存在关联。 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中,巴赫金阐明“他人”在自我建构中的必要性,揭示主体间的互动与对话本质。 胡塞尔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批判科学理性对原初经验的遮蔽,呼吁回归活生生的经验世界。 与之相呼应,巴赫金在《艺术与责任》中同样坚持艺术必须根植于具体的伦理实践和身体经验,反对抽象的形式主义,认为存在是动态的、具体的事件参与。 巴赫金始终质疑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抽象化倾向,主张从社会、历史语境中理解语言与艺术,并强调审美活动的“参与性”和“未完成性”,这与现象学对主客二元论的解构不谋而合。 通过整合伦理维度、语言的社会性及文化批判,巴赫金形成了独特的对话哲学,并超越了现象学的理论框架。 此外,齐美尔的“生命哲学”则为巴赫金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因其特别重视“唯一性”——即一次性、不可重复性、绝对独特性——的“真正的”生命及其体验②ДавыдовЮ.Н.“ Трагедиякультуры и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индивида(Г.ЗиммельиМ.Бахтин),”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4,1997,с.94.。 这种“唯一的生命的可体验性”催生了巴赫金的“存在事件”学说,确立生命的存在无论在其整体进程还是在每一时刻都具有独特的事件性。

1990 年代初,学者们开始探讨巴赫金与存在主义代表人物尼采在观点上的相似性③ГюнтерХ.М.“Бахтини рождениетрагедии Ф.Ницше,”Диалог.Карнавал.Хронотоп,№1,1992,с.27-34.,尤其指出巴赫金美学的核心概念“审美上的完成”正是源于尼采的思想④ПоляковаЕ.А.“ Эстетическоезавершение :квопросуосопоставлениифилософскойэстетикиНицшеи Бахтина,”ВестникРГГУ.Серия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науки.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ифольклористика ,№7,2011,c.11-26.,巴赫金与萨特的存在主义观点也得到了深入讨论。 例如,萨特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行为学说与巴赫金“我与他人”关系中个人责任观念极为接近,但《存在与虚无》与《论行为哲学》的差异是根本性的,最突出的是对爱的解释,巴赫金将爱视为道德哲学的基础,而萨特则将其归结为获得与占有。 尽管如此,巴赫金狂欢理论中的肉体性、矛盾双重性及加冕脱冕等概念,仍可通过萨特的存在主义精神加以阐释。⑤БонецкаяН.К.Русскийэкзистенциализм,СПб.:Алетейя,2021,c.544-580.有学者考证,巴赫金的行为哲学确实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有着惊人的呼应,而关于“我与他人”的对立思想让人联想到《存在与虚无》,但巴赫金的“建构”理论写于1919 年,比1927 年的《存在与时间》和1943 年的《存在与虚无》早很多年,只是苏联的审查制度和巴赫金本人的特殊意愿才使其出版推迟至1979 年,因此这里不可能存在影响关系⑥КларкК.and ХолквистМ.“Архитектоника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in ИсуповК. Г.(сост.).МихаилБахтин:pro et contra,томII,СПб.:ИздательствоРусского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института,2002,с.70-71.。 最有可能的是“英雄所见略同”——都对20 世纪初西方哲学的同类问题做出了相似的回应。

白银时代兴盛的俄国宗教哲学、象征主义文学理论和语文学传统为巴赫金思想提供了独特的精神沃土。 他与索洛维约夫、弗洛连斯基、弗兰克、卡尔萨文等宗教哲学家有诸多思想上的共鸣⑦НиконовА. Н.“ОсновныенаправленияизучениябиографииитворчестваМ.М.Бахтина:кпроблеме научногонаследия,”ЖурналБелорусског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Философия.Психология,№2,2023,с.23-32.。 塔玛尔钦科(Н.Д.Тамарченко)认为,俄罗斯学界围绕“神人”(索洛维约夫、特鲁别茨科伊)的争论是巴赫金阐明“作者”“主人公”“审美之爱”和“对话”等关键概念的学术背景,如《话语创作美学》的写作正值19世纪与20 世纪之交俄国宗教哲学的繁荣时期,这一哲学思潮既吸收了欧洲传统思想资源(如康德、黑格尔、尼采的学说),又融合了同时代欧洲思想家(卢卡奇、弗洛伊德、斯宾格勒等)的探索成果,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对话场域①ТамарченкоН.Д.ЭстетикасловесноготворчестваМ.М.Бахтинаирусскаяфилософско-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ая традиция,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Кулагиной,2011.。 巴赫金非常喜爱象征派诗人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安德列·别雷的《象征主义》(1910)也曾是他的案头之书。 克林格(О.А.Клинг)指出,巴赫金是俄罗斯象征派传统的直接继承人,他既关注作品形式,也重视文本语义,批评俄国形式主义者将文学性简化为技巧的集合,而忽略了作品的意识形态、社会和历史背景对文学性的影响;巴赫金的研究方法延续了俄国象征派的综合式研究传统,从哲学维度进入语文学领域,而《论行为哲学》和《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所阐明的道德哲学与象征主义文学中的道德问题形成深刻对话②奥·阿·克林格:《巴赫金与俄罗斯象征派》,李冬梅译,《东岳论丛》2022 年第2 期。。 象征派的理论和实践早已对“作者—创作者”和“作者—个人”的问题展开了积极探讨,巴赫金的研究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一主题,为象征派的传统注入了新的哲学生机。

巴赫金学术遗产是一个开放而复杂的体系,其早期哲学思想深受多重影响,上述介绍远未穷尽其全部来源。 总之,巴赫金通过多元哲学传统的碰撞与融合,构建起自己独特而深邃的学说。 作为这一学说的奠基性文本,其早期哲学美学论著多以残稿存世,语言艰涩,部分观点或以隐喻呈现或未充分展开阐发,却始终是理解其整个学术思想的密钥。 这些论著具有跨学科的研究特质,承载着巴赫金对主体性、伦理责任与审美对话的开创性思考,又因直面人类生存与艺术本质的深层问题,在当代人文科学研究中持续产生着积极影响。

二、行为哲学:存在事件、责任与应分

在《论行为哲学》中,巴赫金将行为视为伦理学的核心对象,以道德哲学为基础建构“第一哲学”。他洞察到现代哲学的主要问题在于文化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彼此割裂,无法克服客观的思想内容与其产生的主观思维过程之间的分裂。 为此,巴赫金把道德哲学具体化为行为哲学,赋予行为本体论地位,试图通过人的行为来理解整个存在,以此弥合文化价值与个体存在之间的鸿沟。 他主张人类文化的科学、艺术和生活三个领域必须在个人身上获得统一:“艺术与生活不是一回事,但应在我身上统一起来,统一于我的统一责任之中”(1 ∶2),即行为既是个人的行动,也是文化和社会责任的具身化实践。 用俄罗斯学者的话说,巴赫金突破心理学、社会学等传统学科对行为的局部分析,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将行为等同于具体之人的主体性,从而涵盖了实践、思想、情感等所有人类活动③ГусейновА.А.“Философияпоступкакакперваяфилософия(опыт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нравственнойфилософии М.М.Бахтина).Статьяпервая:Быть-значитпоступать,”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6,2017,c.7.。 钱中文先生对此评价道,巴赫金“思考了人的存在,他的存在的基础,即他的行为的事件性,由此而产生人的主体的参与性、积极性,道德上的责任性与应分性”④钱中文:《理论是可以常青的——论巴赫金的意义》,《巴赫金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第一卷序言,第22 页。。 由此可见,巴赫金的“存在”概念具有四层含义:“事件性”,是存在的本质核心,强调存在是个体在具体时空情境中的动态行动过程,这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静态的实体观;“参与性”,即存在通过个体的行为实现,个体须以“负责任的主体”身份积极介入世界,摒弃旁观式的抽象思考;“唯一性”,每个个体的存在都是独一无二且具体的,我的“唯一位置就是我存在之在场的基础”(1 ∶42),每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伦理责任都不可替代;“整体性”,存在是身体、情感、意志等的统一体,主客体不能割裂。

巴赫金将对话理解为人类交际的决定性事件,事件范畴因此获得了独特的内涵,并以不同方式贯穿其所有研究领域,如存在事件、审美事件、伦理事件、认识事件、宗教事件、生活事件等。 事件的俄语由со-бытие 构成,前缀 co可以表示共同参与,如果存在(бытие)指个人的独立存在,事件则可以理解为共同存在。 巴赫金的事件概念将存在重新定义为通过人的伦理行动持续生成的动态过程,突出人的参与、责任与开放性在存在中的核心作用。 由此就能更清晰地理解“存在事件”(бытие-событие)这一哲学命题的内涵:第一是本体论维度,它强调存在是个人行为的结果,每个个体行为都在创造新的存在样态;第二是实践维度,事件与行为不可分割,人的任何行为都构成事件,人类通过“唯一且不可替代的参与”在存在中创造意义;第三,开放性维度,事件是发生在当下的行为,作为事件的存在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通过个体回应不断更新;第四,对话维度,“存在事件”也可理解为“存在-共在”,其内在的对话基因凸显了人与人之间的共存关系,当个人通过行动进入存在世界时,必然与他人形成“共-在”的伦理关联,这为后续的对话和复调理论奠定了基础。 巴赫金将存在与事件融为一体,把存在重新定位于具体时空中的具体行为,建立起以责任承担与对话互动为核心的新型伦理范式。

在巴赫金的行为哲学中,责任是所有伦理行为的起点,它要求个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也对他人和社会承担责任。 面对现代世界中文化价值解体、行为与责任脱节导致道德责任感丧失的现象,巴赫金阐明,个体行为必须基于对存在的深刻理解与道德责任的自觉承担。 责任不仅是道德义务的体现,也不只是对某人的责任,更是对所发生事件的本体论责任,即个体与世界的深刻联系。 巴赫金提出“存在中在场”(не-алибивбытии)的概念,主张“唯有存在中的在场,才能把空洞的可能性变为负责的实际行为(途径是通过情感意志把行为同主动性的自我联系起来)”(1 ∶38),强调个人对自身存在的责任和担当,意味着个人不能回避自身存在的责任,必须在生活中做出选择并承担后果。 “在场”指个体在具体时空中的参与和回应,着重于身体和意识的统一以及与他人共在的伦理关系,这是行为的基础。 巴赫金进一步通过“没有不在场的证明”指出,每个人都无法逃避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唯一责任:“人没有道义的权利可以不在场,即不可置身于存在之外,不可逃避由生活中唯一位置所引发的唯一的责任,不可逃避自己独一无二的行为即生活。”(1 ∶385)责任的核心是“负责任的个人”身份,个人通过具体行为积极参与到存在中。 为此,巴赫金引入“参与性思维”的概念,即“在具体的唯一性中、在存在之在场的基础上,对存在事件所作的情感意志方面的理解,换言之,它是一种行动着的思维”(1 ∶40),突出主体在具体存在的情境中进行思考。 “存在事件”关注具体现实中的独特性和动态过程,而“参与性思维”正是对这种“活生生”的现实进行思考,真正的伦理价值必须通过个体的内在责任和参与性思维来体现。 在这一点上,巴赫金的哲学超越了传统伦理学的抽象性,将责任具体化。 这样的责任并非来自外部的强制性规范,而是源于个体对自己、他人及世界的内在承诺。

责任与应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从“无不在场证明”中发展出来,人“必须参与事件,承认其在场的参与,并把其思考纳入到存在事件中去,才能从这思想中产生负责的行为,产生我之应分”①钱中文:《理论是可以常青的——论巴赫金的意义》,《巴赫金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第一卷序言,第21 页。。 这意味着个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这种责任是通过个人的内在道德感实现的,其情感意志的主动性正是应分的来源。 与传统伦理学要求遵循既定的外在规范(如伦理规则或社会准则)不同,巴赫金的“应分”具有内在性,它源于个体对自身存在唯一性的认知:当个体意识到自己是存在事件中唯一且不可替代的参与者时,道德责任自然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要求,即“我在此,无法推诿”,进而做出“发自主体内心的主体回应行为”(1 ∶6)。 因此,应分产生首先需要“从个人内心承认确有唯一性个人的存在这一事实,这一存在的事实在心中变为责任的中心,于是我对自己的唯一性、自己的存在,承担起责任”(1 ∶37)。 这种“唯一性”就是应分的根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巴赫金的“存在事件”概念揭示了存在的对话性本质,并将他人视为主体建构的必要条件,但在其早期著作《论行为哲学》中,这种对话结构尚未得到充分展开。 此时的“他人”仅作为行为主体的对立面“非我”(не-Я)而存在,并未成为独立的对话伙伴,缺乏主体性。 杰米多娃(Е.В.Демидова)的统计研究显示,《论行为哲学》中“唯一的”(единственный)及其派生词出现频次高达481次,远超“事件”“责任”“应分”“道德”等核心概念,这表明巴赫金早期思想的重心完全聚焦于个体内在世界,以“我”为中心。①ДемидоваЕ. В.“ОтсутствиеДругоговфилософиипоступкаМ.М.Бахтина,”Этическаямысль,№14,2014,с.277.他将行为定义为“唯一的存在事件”,其伦理价值源自个体内在的应分责任,而非通过与他人的互动生成。 此时“他人”的伦理价值仅在于确证主体的唯一性,正如巴赫金明确指出的:“我眼中的他人整个处在客体之中,他人之我,对我来说也只是一个客体。”(1 ∶118)这种以“我”为中心的存在哲学,直接影响了《论行为哲学》中主体间关系的建构模式——“我”占据统摄性的伦理地位,而“他人”则被置于边缘位置。 然而,这个“他人”身上终究已经蕴含了对话的潜能,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中这种潜能通过审美活动得到印证。 巴赫金分析普希金的诗歌《离别》,阐释了“我”与“他人”作为两个平等价值中心共同构成事件结构,证明“他人”是赋予“我”完整性的必要条件,对主体建构起着关键作用。 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可知,复调小说理论也来源多元,关于“我与他人”、存在事件、责任应分、外位性及作者身份危机等早期思想,都与这个理论具有强大的“血脉”连接。

三、作者与主人公:外位性与作者危机

在巴赫金的美学中,“我与他人”“生活与文化”这两组概念被人格化为“作者与主人公”。 艺术活动本质上源于伦理行为,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正是这种伦理互动的体现。 在审美活动中,主体不仅是被动的观察者,更是积极的参与者。 巴赫金强调,作者与主人公作为“审美事件”的参与者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他们在审美活动中产生事件性的相互作用(1 ∶386)。 如果“他人”的主体性在《论行为哲学》中还较为隐晦,那么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中则变得更加清晰,“我与他人”的关系转化为“作者与主人公”的主体间性关系。 此时,“主人公的意识被当作另一个意识,即他人的意识,它们不再是作者思考的客体,它们与作者的意识处在平等、对立的位置”②钱中文:《理论是可以常青的——论巴赫金的意义》,《巴赫金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第一卷序言,第27 页。。 作者作为创造性主体,拥有赋予文本意义的权威性。 主人公是被审美观照的客体,但保留了“他性”,与作者形成动态对话。 此外,审美主体不仅限于作者与主人公,还包括读者,他们共同作为“形式的缔造者”(1 ∶70)完成整个审美活动。 读者阅读文本时,实际上也进入了作者的“我”之位置,与作者一起参与意义的生成,从而打破传统的被动接受角色。 三者基于“我与他人”的对立关系,非但没有削弱作者的作用,反而使作者身份更加开放,不再是一个封闭单一的权威,这里已经蕴含了巴赫金“对话理论”的雏形。 该对话思想的基础是“主体间性”:“他人”是一切存在的前提,任何主体的自我确认都须通过他人得以实现。 审美活动中的主体间性表现得尤为明显:艺术家与观众、作者与读者、角色与角色、观众与角色、作者与角色之间都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 不同主体通过互动相互理解、彼此丰富,最终生成新的意义和价值。

“我与他人”和“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对应关系并非稳定不变,它会随着“我-他”关系的语境转换而不断重构,作者既可以是相对于他人的“我”,也可以是相对于我的“他人”③凌建侯:《巴赫金哲学思想与文本分析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34 页。。 这种身份的流动性在自传体文学中尤为明显。 当作者试图将自身作为主人公时,必须外位于自身,保持对自身及其所参与事件的审美距离,以他人视角审视自己的生活,实现对自我的客观化。 这里引入的“外位性”概念指主体在保持自身独立的同时,还能超越自身,进而达到真正的理解和对话。 巴赫金认为,审美活动的核心正是“外位性”,作者借助外位视角(时间、空间、价值上的外位)掌握主人公无法触及的认知维度,例如外貌、背景、死亡意义等。 作者通过这种“超视超知”的能力,突破主人公的认知局限,完成对主人公的艺术塑造。 外位性使作者既能与文本保持距离,又能通过超视进行审美构建。 在此过程中,移情机制发挥着中介作用。 巴赫金将移情分为两种类型:消极移情意味着主体性的消融,对象控制着消极的“我”,导致自我的淹没;积极移情则是外位性视野下的认知实践,“我”时刻不能忘记自己在存在中的唯一位置。通俗来讲,作者或读者在深入主人公意识与其“同甘共苦”之后,必须回归自身的生活世界,将内在体验转化为客观艺术形式,就像流了很多眼泪,突然回过神来,原来是我“入戏”了。 正如巴赫金所言:“观赏者把通过移情所理解的个体置于自己身外,使个体与自己分开,复归于自我”(1 ∶15),这正是外位性的伦理价值所在。 外位性成为贯穿巴赫金思想体系的核心线索:无论是早期行为哲学中的责任伦理,中期复调小说中的主体间性,还是晚期文化理论中的对话主义,均通过外位性获得方法论上的统合。

作者的权威源于他对主人公的“外位性”,如尤金(А.А.Юдин)在《作者身份危机观在巴赫金早期美学与哲学中的地位》一文中所述,原因就在于作者必须通过审美距离赋予审美客体以完整的艺术形式,这类似于上帝与人的关系①ЮдинА.А.“МестоконцепциикризисаавторствавраннейэстетикеифилософииМ.М.Бахтина,” in Печатьислово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чтения-2014):в2частях.Часть2.СПб.:СПГУТД,2015,с.146-152.。 如果外位性界限(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原则界限)被模糊或被消解,就会出现所谓的作者身份危机。 巴赫金重新思考传统艺术创作原则和立场,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中引入“作者身份危机”(кризисавторства)这一概念,学术界一般简称其为作者危机,揭示出艺术创作中作者权威被消解的趋势。 作者危机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主人公的僭越,主人公控制作者,当作者过度沉浸于主人公视角(尤其是自传性角色),或主人公的情感意志立场压倒作者,“以至于作者不能不通过主人公的眼睛来看对象世界”(1 ∶99),其外位立场被主人公意志所吞噬,导致作者丧失对作品的控制;第二,是作者自我沉溺,作者控制主人公,一方面自传性主人公的作者无法外位于自身,文学作品便沦为实用文本,传主自我客观化失败,另一方面表现在某些抒情诗中,作者与主人公完全重合,二者的反应融为一体,从而失去了作者对主人公的艺术观照,丧失“审美反应”,即“反应之反应,不是对事物和含义本身作出反应,而是对这个人眼中的事物和含义,以此人的价值相衡量的事物和含义作出反应”(1 ∶79);第三,是审美层面和伦理层面的混淆,“忽视了主人公整体和作者整体原则上分属不同的层面”(1 ∶92),“把作为创作者的作者和作为人的作者混淆起来”(1 ∶93)。 创作主体至少具有双重身份,审美层面的作者必须外位于作品,但现实生活中的作者,作为有着生老病死的个体,又可能与主人公产生伦理共鸣,这种分裂导致创作立场的动摇,使“作者没有形成统一的面孔”(1 ∶101)。托尔斯泰对待自传性主人公列文的矛盾态度就暴露出这种分裂。 作者身份危机的本质在于外位性辩证关系的缺失,这在艺术创作中体现为既无法确立作者的主体性,又难以在主体间性张力中维持动态平衡的双重困境。

尤金在上述文章中指出,巴赫金是第一个创立作者理论的人,也是第一个(比罗兰·巴尔特和福柯早了近半个世纪)通过提出作者身份危机来质疑作者概念的人;他将这种危机视为一种现代现象:在现代文学中,作者的外位性遭到瓦解,其权威不再被认可,主人公或人物从“他者”纷纷转向“我”,于是叙事趋于内在化;这一危机与社会历史文化变迁(如宗教世俗化、个体化)直接相关。 弗拉索夫(П. Н.Власов)进一步分析了20世纪文学中的作者危机表现。 首先是对传统文学形式的挑战:诗性抒情小说、多视角小说、“作者情节”等叙事模式模糊了作者与主人公的界限,去情节化、主人公消失、蒙太奇叙事等新兴手法破坏了传统的“外位性”结构。 此外,其他艺术活动也呈现类似状况:20世纪的艺术经历了重构,传统艺术逐渐转化为不再真实的艺术形式,如先锋派对新媒介的探索、纯审美元素的游戏等都对传统美学规范起到了颠覆作用②ВласовП.Н.“Девиацияиистория:функциипонятия Кризисавторства вработеМ.Бахтина Автори геройвэстетической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естникСамарског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4,2008,с.322-324.。 20 世纪的实验文本,如现代主义小说,彻底瓦解了作者与主人公的等级关系,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碎片化叙事也使文学从封闭结构转向开放形态,允许读者在意义生成中发挥主动作用。 这些现象本质上都是主体性困境的投射:人既渴望通过他人实现自我,又恐惧丧失主体独特性。 审美活动通过外位性调和这一矛盾,使“我”与“他人”在艺术中共存。 作者危机也预示了当代“集体创作”“AI 生成文本”等新挑战。 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重新定义创作主体的伦理责任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巴赫金的理论对解答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巴赫金早期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巴赫金早期哲学美学论著多以“未完成的”半成品形态呈现。 这些文本包含大量复杂术语和深奥论述,甚至存在前后矛盾之处,但不可否认,他所提出的新问题和开辟的新领域,至今仍具有理论生命力。 正如上文所述,巴赫金早期文本已潜藏其成熟理论的内核:对话性、他性、未完成性。 上述核心思想为后来的对话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类带有伦理学维度的理论思想不仅颠覆了传统哲学范式,也展现出对当代技术理性、生态危机和文化冲突等复杂议题的预见性,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工具。

在行为哲学中,巴赫金反对抽象理论认识与具体行为实践的割裂,警示了技术发展可能导致的“去人性化”危机。 他用技术世界作隐喻,揭示当理论体系或技术手段脱离现实生活整体时可能产生的异化:技术世界如果只听凭它按照自己内在规律发展,它就可以从恶而不是向善;技术随时可能闯入“唯一的生活整体”而成为不负责任的破坏性力量(1 ∶9)。 这种异化在现实中已显端倪:火炮本应是守卫和平的防御工具,却变为实施大规模毁灭的恐怖手段;现代基因编辑技术若仅遵循科学规律发展,无视伦理边界,则可能引发社会灾难。 在当今技术化世界里,人逐渐丧失伦理主体的能动性,沦为被技术系统(如技术规则、算法逻辑、效率法则)支配的被动参与者。 社交媒体与商业平台根据“用户停留时长”的大数据算法推送定制化信息,很容易将人们困在“信息茧房”中;外卖配送系统追求极致效率的优化算法,忽视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 巴赫金早已预示:“一种行为从技术方面说无可挑剔地正确,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它在道义上是有价值的。”(1 ∶6)技术思维或工具理性一旦将世界简化为可计算和操控的对象,最终会导致目的与手段的倒置,威胁人类存在的根基。

巴赫金始终关注道德和伦理问题。 他聚焦个人的形成和发展,深入剖析行为的本质,其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提出以实践为导向的伦理学,将责任与应分融于个体的具体行为中,而非依赖抽象的道德规范。 基于此,他倡导个体应在行为中坚守伦理价值,以“责任在场”的态度介入现实,积极回应他人需求。 这一理念对当代社会具有重要启示。 在环保领域,科学依据固然能支持环保政策制定,但更需要内化为公民责任,形成自觉行动;在技术应用中,需时刻伴随伦理反思,避免文明发展陷入自我毁灭的悖论困境;在网络治理时,应加强伦理规范与个体责任意识,防止信息沦为失控的工具。 归根结底,知识生产应当与人的实践行为、伦理责任和价值追求形成有机统一,以此平衡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个体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巴赫金提出的“参与性思维”,作为一种全新的道德实践观念,重建了个人存在的责任维度,彰显了个人主体的在场价值。 这种思维方式与思想主体的积极能动性密切相关,从这一角度出发,外卖骑手与快递员的配送行为便超越了简单的契约履行,实质上构成了对城市生活共同体的深度参与。 “参与性思维”也为现代教育范式转型提供借鉴和启发。 教育者应着力激发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培养其作为认知主体的自主品格,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提升,鼓励其主动探索问题解决方案;同时强化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引导学生关注社会议题并参与社会实践。 当教育过程转化为生命成长的自觉参与时,方能达成知行合一的育人目标。 在管理学领域,可借助巴赫金的思想创建人本主义管理模式。 数字经济时代的管理不能忽视人性化维度,因为管理对象是具有认知能力和行动主体性的员工。通过培育管理双方的“互主体性”,让每位员工以负责任的主体身份参与决策过程,在对话交流中激发创新潜能,进而推动管理决策的民主化进程①ЖерновЕ.Е.“Концепциягуманизациименеджментазнаний:потенциалидейМ.М.Бахтина,” in Проблемы экономикииуправления: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правовыеи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еаспекты.Сборникстатеймагистрантови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КузГТУ.Кемерово,2021,c.50-59.。 拓展至社会实践研究层面,可将巴赫金的道德哲学融入政治科学,形成以责任、对话和参与为核心的新范式;通过国际对话协调技术发展的伦理标准,规避战争冲突中因技术武器脱离伦理责任造成的灾难性风险;培养兼具技术素养与伦理自觉的新型治理人才,推动社会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型,以此应对当代社会的技术异化、伦理失序和文化断裂等挑战②ДомащенкоА. В.“О М. М.Бахтинеи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новой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культуры,”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ийжурналсоциальныхигуманитарныхисследований,№3,2023,c.58-63.。

作为巴赫金早期哲学美学的核心范畴,“我与他人”贯穿其整个对话理论体系,并在伦理与审美中达成统一,构建起主体间共同体。 现实生活和文化中的一切价值,如科学价值、审美价值、政治价值(包括伦理、社会、宗教价值),全都围绕着人的构形而生成,于是“我与他人”这两个互为联系而具有不同价值的中心,使生活中的各个事物和因素围绕他们而获得不同的价值,成为行为世界构形的最高原则③钱中文:《行为构建、人的构形及其存在形式——在巴赫金的诗学与哲学之间》,《文学评论》2021 年第1 期。。在当今文化多元的背景下,巴赫金的思想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在行为中通过责任与应分来确立自我,以及如何理解他人在伦理实践中的角色定位。 这一思想为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及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 以“我与他人”关系为基础的“外位性”思想,为跨文化对话提供了方法论理据。 它主张主体在保持自身文化立场的同时,能够理解他者,既避免陷入文化霸权,又不消解文化差异,从而促进文化差异的包容共存。 在全球化时代,这些理论对于解决文化冲突、移民问题、身份认同等问题也尤为重要。

巴赫金的学术遗产并非单一、固定的哲学体系,而是一个动态、开放、具有多重解释可能性的领域,其思想的开放特质恰是其当代生命力的源泉。 从“行为哲学”对个体责任的呼唤到“作者身份危机”对主体权威的解构,巴赫金早期学术遗产要求研究者超越文艺理论框架,在动态对话中重新发现“作为哲学家的巴赫金”,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将其简化为某一流派或传统的注脚,也才能真正激活其理论中未被充分释放的批判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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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B5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4-0148-09

作者简介: 张凌燕,西安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俄罗斯巴洛克文学风格的历史流变及当代活力”(23BWW061)及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2H020)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