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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八旗土地的遗存与影响——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为中心


摘 要: 民国初期,由于《清室优待条件》的保护,直隶留存了大量旗地庄园,乡间社会保留了八旗旗租与国家田赋两套缴纳系统,旗租由庄头、催头缴纳,交给内务府、各王府等处;田赋由民国县政府缴纳,属于国家财政。民国十四年(1925),为解决旗地以及长期存在的黑地问题,同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国民政府开始推动旗地清理工作。始料不及的是,此项举措催发了新一轮黑地的产生,为数甚多的旗地转变为黑地。同时,依附于旗地的庄头、催头、佃户等人员,因此前与旗地的密切关系,获得较为优厚的土地,即便在旗地被清理之后,他们仍然具有一定权势,作为地方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民国时期,直隶乡村社会的旗地与旗人,改头换面继续留存在乡间,成为影响乡村社会的“新”的因素。

关键词: 旗地;黑地;庄头;催头;直隶

有清一代,八旗各类人群在畿辅地区,以北京城为圆心,层层分布。京师禁旅、八旗驻防环绕京师,构成严密的军事戍防体系。为了满足皇室、王公与八旗人丁的生活需要,自顺治初年始,清廷即在近京五百里实行大规模圈地,设立庄园、旗地。直隶八旗圈地的范围涵盖了77个州县卫,东起山海关,西至太行山,北自长城,南抵顺德府。直隶中北部地区的9个府(州)整体旗地圈占比率为60.34%,顺天府旗地比率最高达到92%。直隶南部地区有1/3的州县存在大量拨补地,间接受到旗地制度影响。号称“直省九府,除广平、大名二府,远处京南,均有旗庄坐落,共计七十七州县,广袤二千余里”,直隶地区布满旗地官庄。①邱源媛:《清代直隶旗地的数量与分布考实》,《满语研究》2020年第2期;邱源媛:《八旗圈地制度的辐射:清初拨补地考实》,《清史研究》2021年第3期。

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清末,即便清中后期,不少旗地流失为民地,直至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接手时,直隶仍然残存了约16万顷的旗地,占全省农地的15%强。①王立群:《北洋政府时期直隶旗地问题浅探》,《历史档案》2005年第3期。由于《清室优待条件》的保护,直隶八旗庄园旗地的形态在民国时期得以延续,依然保持了“民地纳税归之国家,旗地纳租归之满人,二者互不相扰”②鞠镇东:《河北旗地之研究》,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出版,第39657页。的特权。

20世纪上半叶,日本政府对中国台湾、东北、华北、江浙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社会调查。4000人40年的持续调查,形成了浩如烟海的调查材料。1930—1940年代,针对华北地区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调查时侧重于中国农村传统习惯、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被称为“惯行调查”或“旧惯调查”。此次调查由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第三班(1941年改为惯行班)主持,1939年着手准备,1940年11月开始调查,1942年11月完成主体部分,1944年3月调查全面中止,历时4年,共完成114册调查资料。1950年代,日本岩波书店据此整理出版六卷本《中国农村惯行调查》。③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1卷·惯行类第1卷,“导读”、“调查事业的沿革”,二者记载时间有一定出入,以“调查事业的沿革”所载为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记载了大量与旗地有关的史料,本文以该书为中心,以具体村落为考察对象,对民国时期遗留的旗地问题进行讨论。④民国时期的旗地变化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已有学者做过研究,除上引王立群研究外,还有末次玲子:《民国初期の旗地政策と华北农村:直隶省の场合》,小岛淑男编著:《近代中国の经济と社会》,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版;定宜庄:《从旗地到民地:民国时期旗人庄园的变迁》,《肃慎族系研究》,台湾英文新闻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版,第305-385页。

一、辛亥之后的庄园旗地政策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经过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议和代表的磋商,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2月9日向清政府致送有关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的修正案。2月12日隆裕太后代表清廷认可了这一条件,并于次日公布,宣告清帝退位。

末代皇帝溥仪在《清室优待条件》许可下,留居紫禁城,直至1924年被逐出。这期间,皇室的经费来源,除了民国政府岁供银四百万两外,还有大量旧有皇室庄田缴纳的租银,这与《清室优待条件》中的条款内容直接相关。《清室优待条件》的三项条件中均有保护清帝、皇族以及满蒙回藏各族私产的条文,第一项《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第七款:清帝私产由民国政府特别保护;第二项《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第三款:皇族私产一体保护;第三项《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第二款:保护其(满蒙回藏各族)私有财产。在此条款下,诸如皇庄、王庄、八旗庄田的各类私产庄田,均属于被保护的范围。

上文提到直至民国初年,直隶仍然残存了约16 万顷的旗地,占全省农地的15%强。换言之,清帝虽已退位,但清代各类数量巨大的私产庄园仍然属于原有八旗系统,佃户向庄头缴纳租税,而庄头则向诸如内务府、各王府等原来的旗人主子缴纳租税。民国政府对庄园地亩没有直接的管理权力,也不会收取土地赋税。

1912年5月,溥仪内务府函致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原皇庄佃户仍旧交租一事通饬各州县:

饬下直隶都督、顺天府尹通饬各州县,一体出示晓谕各佃户等,须知庄头地租,系归皇室私产,佃户仍须照旧交租。并通饬各州县,嗣后遇有庄头控佃追租提案,各该州县,仍须照旧办理,实行特别保护。⑤“溥仪内务府会计司为原皇庄佃户仍旧交租之晓谕”,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转引自叶志如:《辛亥革命后原清室皇庄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历史档案》1983年第2期。

1913年12月8日,袁世凯下令严格履行《清室优待条件》、取缔抗租:“饬知地方官谕令各王公府所属壮丁等,仍照旧缴纳,毋任借词延抗。”①“袁世凯关于严格履行皇室优待条件取缔抗租之命令”,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4-476-802。转引自王立群:《北洋时期京直地区旗地庄头考述》,《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这些条款与命令从制度上明确了旧有旗庄的归属性质,就制度层面而言,民国初年的旧有私产旗庄在不短的时间内依然保留了清代的管理体制,归原八旗系统管理,并对其缴纳租税,跟一般老百姓的土地不一样,这一点在制度上得到了确立。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据北京,北洋政府被推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第145次会议决议将直隶省改名为河北省,旧京兆区各县并入河北省。此后,南京国民政府先后设立河北兼热河官产总处、河北官产总处及财政部清理河北观察善后事宜办事处负责河北旗产的管理及丈放。1934年,因战事等各种原因,国民政府下令停止办理旗产事宜,遗留下三万余顷未处分旗地,其中分布在河北64县有案可查、未经处分的旗圈地,计13,000余顷,其他各地还散有394顷21亩;八项旗租地,计10,445顷76亩;未处分拨补地,计6,935顷6亩。②王立群:《民国时期河北旗地政策述略》,《满学论丛》第1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312-313页。

二、《中国农村惯行调查》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下文简称《惯行调查》)保存了大量珍贵的1940年代华北农村的实态资料,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旗地,这些珍贵的记录让后人看到政策条文之外真实的乡村实景。

惯行调查在1940年11月至1942年11月间进行了7次系统调查,以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栾城县寺北柴村、昌黎县侯家营、良乡县吴店村,山东省历城县冷水沟庄、恩县后夏寨六个村落为中心。此后还有若干次补充调查,每次调查时间约为一两个月,主要以谈话记录的方式进行。

诸次调查过程最为顺利的是河北省顺义县,其内容也最为详细。民国时期河北省顺义县,即清代直隶顺天府顺义县,今北京市顺义区,位于北京市东北部,境内有大小河流20余条,分属北运河、潮白河、蓟运河3个水系,属于潮白河冲积扇下段。清代的顺义县县城东门外驻扎着旗人部队,县下有各种旗地,清初旗地圈占率达到了100%。1940年代,顺义县县城紧邻日军铺设的从北京到古北口铁路的中间驿站,位于铁路的东侧一公里内,交通方便。《惯行调查》卷1、卷2以顺义县沙井村为主,同时对沙井村周边及顺义县境内部分村庄进行附带调查。调查组考察采访的村落有50余个,此外,还收集了各类资料,其中涉及百余个村落的信息。

辛亥革命对旗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随着历史话语权的转换,记录主体、记录方式、记录内核均与清代有着明显的断裂,旗地、旗人的记录在各类民国史料中变得模糊。顺义县的旗地在惯行调查时期到底还有多少、存在情况如何、如何收取租子、如何清查变为民地,《惯行调查》无法准确回答我们,相关的信息记录分散,缺乏整体性与系统性。同时由于《惯行调查》采用的是访谈方式,不同访谈中出现的时间、地点、数据、人物等信息存在前后抵牾的情况。此外,惯行调查的军方殖民性质也不容忽视。《惯行调查》虽然有诸多问题,但不能否认这部累计3200余页的关于中国6个县若干村落的调查报告,是一套极其详尽的以村庄为单位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资料,为后人了解、研究华北乡村社会提供了珍贵的记录。

三、村落中的旗地

《畿辅通志》记载,清初顺天府圈地中有4个县的圈占率达到了100%,顺义县即是其中一个,顺义县清初原额民地2,486顷88亩余,几乎全部被八旗圈占投充变成旗地。③邱源媛:《清代直隶旗地的数量与分布考实》,第96-109页。民国初年,顺义的旗地分为旗产地和八项旗租地,前者是清初八旗所圈占的土地;后者乃乾隆及其后,清廷用国帑赎回顺康雍时期旗人私典给民人的大量旗地,并将这些旗地变成八旗公产,称为八项旗租地,一般统称二者为“旗地”。

在官产局整理旗地之前,关于顺义县的旗地占比,《惯行调查》中保留了一份民国八年(1919)的租子地名单,所谓“租子地”,亦即缴纳租子的旗地和旗租地,区别于缴纳赋税的民粮地。这份名单包括了属于内务府、恭王府、肃王府、定郡王府、佶公府、伒贝子府、绰贝子府、绷贝子府等八旗机构及个人近百个种类的106块耕地。单块土地面积较大的,如恭王府一块土地有212顷49亩8分8厘8毫;面积较小的,如内务府各庄头土地几十亩或一二顷不等。这些分布在顺义县境内的106块租子地,共计976顷27亩7分1厘8毫①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625-626页。。另据民国《顺义县志》记载,民国初年有民粮地1932顷23亩,八项旗租地963顷96亩余。②民国《顺义县志》第104、107-108页。转引自王立群:《民国时期河北旗地变革研究(1912—1934)》,第33页。此处单独计算了八项旗租地,但却没有旗地的记录,笔者疑为笔误,应是旗地和旗租地的总称。两处记录虽然在数据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据此判断民国前期旗地(包括旗租地)占了顺义耕地面积的30%,应该基本符合事实。

《惯行调查》卷1、卷2共考察了顺义县的52个村庄,另外还有百余村落没有明确访谈记录,仅出现在各种表格、数据当中。由于后者资料过于分散零碎,且部分村落名称记录模糊,笔者把梳理重点放在了前者52个村庄上。在52个村庄中,沙井村、柳各庄、萧家坡、李遂、下坡屯村、河北村、九王庄、小店、王各庄、李各庄、兴业庄、沟东村、前鲁各庄、张喜庄、李家桥、后桥、张辛庄、河南村、临河村、王家场、十里堡、马家营、冯家营、康家营、北石槽、王家场等26个村庄明确有旗地信息,剩余26个村庄没有旗地或者访谈中未涉及旗地内容,旗地所在村落占比达50%。此外,卷2的一份资料《县内庄头表》中记录了27个村子41个旗人庄头,除掉重复,新增加22个有旗地村落。亦即《惯行调查》记录中,顺义县大约有50个村落中存在旗地。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准确的顺义县所有旗地村落,仅据笔者看到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末八旗人丁册,除了《惯行调查》已经提到的村落,还有临清庄(1位旗人庄头)、张家庄(1位旗人庄头)、大营村(5位旗人庄头)、薛各庄(1位旗人庄头)、太平新庄(1位旗人庄头)等,各庄头家族均具有一定规模,这些庄园旗地均未见于《惯行调查》记载。数据不完整,也符合惯行调查并非整个顺义县全境调查的性质。

具体到每一个村落,旗地数量差别较大。以旗地占比较高的沙井村为例,《惯行调查》记载:“沙井村在历史上并不出名。听说,是明代初期从山西省洪洞县来的移民开辟了这个村子。虽然村民所有地中含有各种旗地,但这个在河北省平原地带司空见惯,并不值得特别强调。沙井村的现状很平常。大约有七十户、四百人口,村子的规模和华北农村的一般规模一样。”③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1卷·惯行类第1卷,第65页。清末沙井村大概有十一公顷耕地,其中六七顷是租子地。④光绪年间沙井村的土地“十一公顷中六七顷是租子地”。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985页。民国前期,基本保持原状,村民所有地当中包括各种旗地,包括内务府造办处、周庄头、韩庄头、谢庄头、匠役地、德公府地、雍和宫香灯地等类型,占全村七成耕地(见图1)。

图1 民国初期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旗地分布状况⑤末次玲子:《民国初期の旗地政策と华北农村:直隶省の场合》,第150页。

(说明:图上不同条纹类型所标注的土地是不同类型的旗地。)

柳各庄、萧家坡、李遂、下坡屯村、河北村、九王庄等旗地数量也很多,不再一一例举。也有旗地较少的村落,如十里堡,“本村基本上是老民粮地,旗地很少,只有一些公爷府的地”;①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1卷·惯行类第1卷,第89页。马家营,“旗地本来很少,民粮地很多,旗地有一点公爷府的地”;②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1卷·惯行类第1卷,第92页。等等。

清代的旗地管理由庄头全权负责,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庄头”。庄头,清代负责直隶八旗庄园的管理人员。从制度上来说,旗地的产权并不属于庄头,而属于皇室、王公贵族以及各种类型的八旗正身旗人。庄头负责管理庄园的耕种,收缴地租,并将地租送到北京城的八旗主子手里,如有拖欠,会受责罚。庄头是旗人的奴仆,但他们的身份是旗人,归属八旗系统管理,与府州县管辖的民人存在根本差异。③关于清代八旗庄头,参见邱源媛:《土地、继承与家族:八旗制度影响下的华北地方社会》,《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5卷第2期,2017年10月。由于庄头的主子旗人居住在北京城,距离旗地较远,尤其是皇室、王公贵族拥有的旗地众多,位置分散,至清代晚期,旗人不了解自己土地的数量、位置,并不鲜见。此种情况下,庄头对土地拥有相对较高的处理权力,也常常会私自隐匿土地。到了民国时期,虽然旗人还保留了旗地产权,但对旗地的控制权力已大为下降,不少庄头成为土地的实际占有者。

清代的庄头居住在庄园中,不能离开土地。到了清末民初,庄头的奴仆身份减弱,加之实际控制土地,拥有一定财富,不少庄头有了移动的条件,离开村落,居住到其他地方。顺义县庄头,有居住于本村的,比如萧家坡吴庄头;④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315页。也有原来住在本村,后来离开,比如兴业庄的庄头“过去本村附近有黄寺的喇嘛地,九爷府的吴庄头,而且村内还有某庄头,负责管理内务府的土地。他在民国十七年搬到别的地方”;⑤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1卷·惯行类第1卷,第21页。不少庄头搬到了北京城,“庄头大多都在北京,本地有催头代替庄头进行各种关于土地和租金的工作”。⑥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1卷·惯行类第1卷,第67页。

土地与管理人(庄头)的距离发生变化后,收租方式也随之调整。顺义县旗地地租除了保持清代的缴纳方式,直接由庄头收取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由庄头的代理人或代理机构负责。雇佣居住在本地的催头管理土地、收缴地租,是最为普遍的代理方式。从《惯行调查》的记录来看,“催头”不同于庄头,“催头”是民人而非旗人,类似于汉人(民人)基层社会里甲执役系统中与催缴赋税相关的人员,专门负责收缴旗地地租。仍以沙井村为例,沙井旗地占比很高,但村内并没有庄头居住,唯一的催头是李汉源子孙三代。根据村民的说法,李汉源的父亲李振英(又名李秀山)是内务府造办处催头,李汉源从光绪年间开始接替父亲担任造办处催头,此后传给儿子李广田。李家世世代代都是本村人,一直居住在村里,干催租的工作。村民还提到,李家不仅收沙井村的地租,也收集附近村子的地租,“本村、石门、望泉寺这附近一带是李收集”。⑦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263、292、610页。作为酬劳,催头会得到庄头的几十亩乃至一顷的土地免费耕作,剩下的土地租给佃农,“李广田从造办处得到十亩二十亩的土地进行耕作,而且免租,这就是他的报酬”。⑧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912页。“旗产均由庄头代为收租,庄头又用催头数名。每届交租前十日或二十日,催头催促各佃户交租,纯属一种雇佣性质”,⑨《庄头之报酬(保定所属各县习惯)》,《法律评论(北京)》,1925年第103期,第14页。显然催头与庄头之间是雇佣关系,这跟庄头与八旗主子之间的人身依附完全不同。

利用代理机构征收地租,也是庄头经常使用的方式。《惯行调查》中多次提到永安堂,庄头收租一般在每年的10月15日,每年10月4、5日左右,庄头会“去城内(顺义县城)的西街永安堂,待半个月左右”,➉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913页。永安堂是收租的代理店铺,租户会将地租“送到城内的永安堂”。⑪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942页。有时由催头在村里收取地租,汇集到代理店铺,“内务府向城内永安堂(现在药铺)家中派遣了催头,让他收集地租”。⑫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263页。类似的店铺,在顺义县有十几家,庆长永、全兴栈、孙家店、北烧锅、肉铺王家店、德巨恒、福盛泉布店、香泉茂南北两号、仇秀乡、东来顺饭铺、罗家大院、朱家小铺、广丰祥、瑞记、张德堂等均为缴纳旗租的代理店铺。①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283、263页。

庄头收缴地租后,会给予租户凭证,《惯行调查》中刊载了数张当时的凭证(见图2)。②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615页。

图2 沙井村租票

民国初期,顺义县旗地在缴租政策上虽有一定调整,但基本保持了清代的缴纳方式。根据老百姓的回忆,旗人依然存有相当势力,地租缴纳的数量变化并不大。

民国元年逾期未交纳租子的比例是多少?=民国元年逾期未交纳者是总数的百分之一。

民国二、三、四、五年呢?=同前,稍有变化。虽然当时清朝已经灭亡,但旗人势力依然残存着。③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280页。需要说明的是,《惯行调查》的采访方式,一问一答,等号前面的是提问,后面是回答。

从整体上来看,直隶乡间社会保留了八旗旗租与国家田赋两套缴纳系统,旗租由庄头、催头缴纳,交给内务府、各王府等处,旗租缴纳得到较好的维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国民政府大范围整理旗地。

四、旗地与黑地

讨论旗地问题,黑地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内容。黑地,即无粮地,不缴纳赋税(民粮地),也不缴纳租子(旗地)。直隶地区黑地的产生与旗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清初八旗跑马占圈,民地变为旗地;还是有清一代,旗地不断流失为民地;或是民国期间旗人势力衰退,大量旗地被悄悄隐匿,在所有旗地与民地转化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产生数目可观的黑地。顺义县是清初旗圈地最彻底的区域之一,因旗地而产生的黑地也为数甚多,采访中诸如“顺义县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黑地?=最大的原因是旗地”④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1040页。是较为普遍的说法。

杜赞奇谈到直隶数量巨大的黑地问题,认为黑地的来源五花八门,其中占比最大的当属旗地。⑤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页。李怀印的研究显示,来源于旗地的黑地,到1880年代后期达到800万亩(即8万顷)之多,占到直隶所有旗地原数的53%。1932年前后,河北省逃避赋税的土地,亦即黑地差不多占全部可耕地的38%,旗地是主要来源之一。⑥李怀印:《华北村治:权力、话语和制度变迁(1875—193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306页。学者们关注到清代旗地转变为黑地,以及这一批黑地对民国乡村社会的影响。然而民国期间直隶大规模清理旗地,在事实上造成新一轮黑地的产生,该问题目前还没有学者阐述。

先来看看旗地与黑地的清理时间。前文已述,国民政府官方旗地清丈政策出台于民国十七年(1928),一直持续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而《惯行调查》显示,顺义县旗地清理时间早于民国十七年。民国七八年左右,顺义县公署设立了官产处整理旗地,但该阶段的清理工作缓慢,真正开始积极整理是在民国十四年之后:

为了整理旗地,官产处的成立不是在民国初年吗?=不是在民国初年。

那么官产处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实际上是民国七八年以后建立的,事务是民国十四五年左右开始的。

民国七八年前后官产处做了什么呢?=当时也要求旗地陈报,虽然每年稍稍整理一下,但是没做什么大事。

是什么时候开始积极整理的?=民国十三四年前后。①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267页。

村落的具体情况,也显示大规模旗地清理始于民国十四年,马家营“民国十四年时官产局整顿”②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1卷·惯行类第1卷,第92页。;河南村“民国十五年,庄头接受政府命令开始卖庄头地。从那时开始皇粮地开始转变为民亩地”③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1卷·惯行类第1卷,第66-67页。;十里堡“这也是民国十七年官产局整的地”④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1卷·惯行类第1卷,第89页。等。从每个村落的清理时间来看,民国十四年、十五年、十七年是旗地清理工作的重点时间段,这与县官产处陶姓工作人员的记忆吻合:

以上(笔者注:旗地)什么时候被整理成了民粮地的呢?=从民国十四年到民国二十一年之间。

什么时候大量地被整理的呢?=民国十四年到民国十七年之间。⑤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276页。

顺义县旗地清理从民国十四年(1925)正式开始,大约在民国二十一年(1933)结束,换言之,国民政府官方清丈政策出台的三年前,顺义县就已经大规模整理旗地了,整理高峰在民国十四年(1925)到十七年(1928)之间。

黑地清理与旗地清理几乎同时进行,“黑地的整理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从民国四年到民国二十一年”;“什么时候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呢?=和旗地整理一样在民国十四年到民国十七年的时候”。⑥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277页。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旗地与黑地之间错综复杂的密切关系,清理土地的实际操作中,往往无法将二者分开单一解决。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直隶旗地约计16万顷,黑地8万顷,严重影响了民国各级政权的财政收入,清理庞大的旗地和黑地,对于新政权而言势在必行。

然而让民国政府始料不及,原本旗地从租子地变为民粮地,同时黑地升科,以增加财政收入;但现实中对于旗地的清理,反而推动了新的黑地产生,大量旗地转变为黑地。首先出现的问题是,旗人势力衰退,管理土地力度减弱,不少庄头搬到他处居住,没有庄头、催头收租,等等原因导致旗人放松,甚至不得已放弃地租的收取。如沙井村的匠役地、周庄头地,民国之后,匠役地“很少来收租。来收过几次之后就没来了,民国以来就没有再来,这之后几乎都变成了黑地”。⑦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934页。周庄头地同样在民国之后“没有来收租,是黑地”。⑧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943页。此种情况下,故意隐匿土地并非个例,沙井村的李振宗购买了内务府造办处土地,但自他购买之后就不再向造办处交租了,这块地成为黑地。⑨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928页。

民国十四年(1925),官产处开始推动旗地整理,宣布禁止征收租子,黑地激增。➉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623页。民国十六年,庄头被取消,再次加快了旗地变为黑地的速度。据旗产处工作人员回忆,“有关旗地的事情是和庄头、催头有关,在民国十四年六月以后,废除了庄头和催头,在那之前他们做着起租”。⑪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277页。此前,庄头负责庄园土地的各项事务,虽然也会偷偷隐匿部分旗地,但整体上还是保障了地租的缴纳,“没有了庄头后,交租的旗地变为了不交钱粮、不交租的黑地”。①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1042页。

取消庄头、催头导致数量巨大的旗地无人管理,起租成为地方政府一大难题,村民的一段访谈说出了清理流程存在的弊病:

旗地原来有催头、庄头等,严格收取租子,绝不会发生丢租子的事情,不会有旗地黑地。(清理旗地后,)民粮地的钱粮还是不履行更名,随着时间的流逝,原主以自己已经不是业主为理由进行滞纳,然后置主又因为不是自己的名义而导致不交纳的结果,还有钱粮房的变动,很多的事情最终导致丢钱粮形成黑地。②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895页。

禁止庄头、催头征收租子,但同时县政府又没有做好收缴田赋的准备,造成土地管理前后衔接不上,根本无法起租,土地政策混乱失序。沙井村的钟杨宅土地,在庄头、催头取消之前,一直由催头李秀芳承担拿租子的义务,李秀芳起租权力被取消后,钟杨宅土地交不起租,变成黑地遗留下来。③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901页。甚至清理黑地时,村里的老黑地都升科了,这块土地依然未升科,继续以黑地的形式存在,“虽然去年黑地都升科了,但是钟杨的旗地没有升科”。④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217页。

土地质量不佳等原因也会导致清理时政府不理睬,变为黑地。“县里没有下来官产整理的布告吗?=因为是旗地,根据这时的布告(有旗产整理)必须要赋卖,但是这个土地非常差所以就放着没管,去年土地调查时也没有交出,现在也是黑地了。”⑤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926-927页。

如此大的政策漏洞,老百姓自然会想尽办法从中谋利:

整理旗地的时候全部都变成了有粮地吗?=“抽价”转让的地当时是“有粮”,但是只限于庄头“租账”上有的地。但是租账上佃户没有钱,承担不了转让费,所以就那样全部都变成黑地残存着。另外租账上有名义的土地,佃户将之虚报,一部分里又有一大部分被隐匿,或者是“带地投主”,原来的黑地隐藏在旗地的“租”的名义下,逃避县公署钱粮负担的不少。有很多。⑥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1042页。

人们通过各种办法,不交转让费,搁置升科,以黑地形式存在;以多报少,隐匿土地;利用原来的漏洞,逃避升科,等等。大量旗地变为黑地,甚至在乡间有了“旗黑地”的称呼,“后来由旗产管理处扣押成了有粮的那部分土地,那些没有扣押也不收田赋,而且庄头也不收地租的那部分叫作‘旗黑地’”。⑦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863页。

旧的黑地被清理,新的黑地却不断冒出,沙井村村长杨源在访谈中说:

除此之外还有黑地吗?=民国十四年前后的时候,实施了无粮黑地的大升科,在那之后就非常少了,只有旗黑地还没有整理,剩下了很多。⑧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863页。

直到民国二十一年,官产局停止大范围旗地、黑地整理工作,在未清理的黑地中,原旗地占了很高的比率:

现在本县里大概有多少无粮黑地?=大概2000顷。

以前在旗地耕种不交地租,有变成像黑地这样的土地吗?=相当于2000顷的一半。⑨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279页。

到1941年惯行调查访谈时,顺义县依然有2000顷黑地,其中有一半,即1000顷的黑地来源于旗地。前文已述,民国初年顺义县民粮地1932顷、旗地900余顷。前后数据对比,清理后,旗地几乎完全变为黑地。

从河北省整体来看,《惯行调查》给出的数据是全省59县共计未清理旗地39,000多亩(不包括皇产),即390顷;皇产未清理部分,都虞司1,283顷62亩5分、掌仪司①原文做“掌礼司”,按照内务府机构设置,应为“掌仪司”。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6卷·惯行类第6卷(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概况篇”第11页。1,762顷52亩、营造司91顷50亩、管理各旗银两庄头处5,687顷4亩4分4厘,普通旗地加上皇产共计旗地9,214顷68亩9分4厘。②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6卷·惯行类第6卷(上),“概况篇”第11页。该统计数字低于前文所载数据,即未处分旗地13,000顷、八项旗租地10,000余顷,未处分拨补地6,900余顷,前后数据差异与惯行调查并未普及直隶全省有一定关系。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判断,河北省经过数年的旗地、黑地清理,仍留有数万顷未处理旗地(包括八项旗租地)、拨补地,不受民国政府控制,处于黑地状态,清代的八旗土地改头换面继续留存在直隶乡间。

五、庄头、催头、佃户

旗地对于民国乡村社会的影响,在“土地”本体之外,“人”是同等重要的因素。此处主要涉及两类人群,一是直接归属八旗的旗人庄头,二是为旗地服务的催头、佃户等汉人群体,下文从“人”的角度来分析旗地的遗存与影响。

第一类是庄头人群。居住于顺义县萧家坡(肖家坡)的吴庄头,据《惯行调查》记载,村民吴成恩在受访时,说萧家坡吴姓人是顺治年间从满洲过来的,隶属镶白旗。③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1卷·惯行类第1卷,第398页。中译本为“镇白旗”,笔者查阅了日文原版,为“鑲白旗”,以日文原本为准。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會編:《中國農村慣行調查》第1卷,东京:岩波书店,1981年第3次印刷本,第192页。吴家是萧家坡最大的一个姓氏,全村34户,吴家14户,占了41%。④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1卷·惯行类第1卷,第157页。调查人员访谈时,村民们反复提及吴姓曾是庄头旗人,其祖先自清初随八旗入关至此,并提供了9代庄头的姓名:吴春、吴守仁、吴深、吴徽浩、吴杰、吴永清、吴锦、吴玉山、吴崇瑞。⑤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1039页。进入民国后,村里的很多重要职位,虽不一定由庄头担任,却都由吴姓家族成员把持。如吴崇勋、吴治中,以及吴治中的父亲、祖父等都是村长,庄头吴崇瑞担任过区董。⑥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1卷·惯行类第1卷,第399页。

吴姓的经济地位明显高于萧家坡的其他家族。萧家坡有一座建于清初的老爷庙,由当时的庄头吴永清一人出资建立。该庙在民国十七、十八年(1928、1929)曾修缮过,由吴姓村民出资。村里的其他庙(土地庙),也是由吴姓村民独立出资修缮,外姓村民一概不参与,因为他们很穷。每年正月十五,在老爷庙举行的县灯聚会,虽然是全村活动,但吴姓之外的其他村民也仅出一点点钱,主要集资款还是来源于吴姓村民。⑦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1卷·惯行类第1卷,第398页。在民国时期,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家族势力上,吴姓都是萧家坡首屈一指的大族,这与他们在清代世世代代的庄头身份不无关系。

牛栏山下坡屯村的商姓庄头,根据访谈中老人的说法和家谱记载,老商家于顺治二年(1645)随龙进京,隶属正黄旗下,在内务府当差四等皇粮庄头。《顺义县志》记录旗人商达子住牛栏山下坡屯。⑧民国《顺义县志》卷1,《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一三八号》,成文出版社印行,1968年,第97页。宣统二年(1910)的八旗人丁册记载,商家有173口人(女性记载不全),⑨《会计司类·人事项》,编号:708(1),四等庄头商长锁丁册档,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下坡屯村首屈一指的大户。

商家的最后一位庄头商文英,民国十六年(1927),庄头被取消,但商文英仍然拥有较多的土地和佃户。县政府开始清理旗产旗地后,商文英分别于民国十六年(1927)12月2日➉顺义档案:“驻顺义县官产局处分旗产登记簿第三册(1)”,全宗号:2,目录号:1,卷号:433:2。及民国十七年(1928)6月9日⑪顺义档案:“驻顺义县官产局处分旗产登记簿第七册(2)”,全宗号:2,目录号:1,卷号:576:1。登记了两次。第一次登记旗产60亩,坐落地点下坡屯,缴纳地价洋240元;第二次登记1顷80亩,坐落地点下坡屯,缴纳地价洋720元,两次一共960元。除了商文英,同期登记旗产的商姓人家还有12人:商文利、商文珍、商致富、商致成、商文印、商崇恩、商致敬、商州氏、商恩锡、商国清、商恩民、商文萃。这12人中,缴纳地价洋最多的是商恩锡,登记了三次,共370元5角9分6厘,其次商恩民60元。①顺义档案:“驻顺义县官产局处分旗产登记簿第一册(1)”(全宗号:2,目录号:1,卷号:570:4)、“驻顺义县官产局处分旗产登记簿第三册(1)”(全宗号:2,目录号:1,卷号:433:2)、“驻顺义县官产局处分旗产登记簿第七册(2)”(全宗号:2,目录号:1,卷号:576:1)、“驻顺义县官产局处分旗产登记簿第十二册(4)”(全宗号:2,目录号:1,卷号:446:1)、“驻顺义县官产局处分旗产登记簿第二十册(2)”(全宗号:2,目录号:1,卷号:448:4)。可以看出,商家拥有的土地数量颇为可观。

商家的势力并不局限于下坡屯村内部,从档案来看,商家族人普遍任职于县、乡诸多重要部门。如顺义县税务局:征收员商忠民(商少彭)②顺义档案:“顺义县政府及所属各机关职员花名册卷”,全宗号:3,目录号:1,卷号:304。、商惠民③顺义档案:“税务征收局员警姓名清册(3)”,全宗号:4,目录号:1,卷号:1045:3。,警员、征收员商希圣④顺义档案:“顺义县政府及所属各机关职员花名册卷”,全宗号:3,目录号:1,卷号:304;“税务征收局员警姓名清册(3)”,全宗号:4,目录号:1,卷号:1045:3。;县保安联队:一等警士商月明、分队长商成檏、三等警长商文博、三等警士商汉目、三等警士商维贞⑤顺义档案:“顺义县政府及各部门职员领薪各单册(5)”,全宗号:3,目录号:1,卷号:964:5;“顺义县保安联队食料配给清册官佐长警姓名及讨伐出力官警姓名清册(11)”,全宗号:3,目录号:1,卷号1066:11。;县各级中、小学,师范学校教职员工:商亭意、商成章、商学敏、商恩阔、商维孟、商恩沛、商旭明、商志信⑥顺义档案:“全县各级学校教员役人数调查表及学校概况表及职教员履历表(6)”,全宗号:3,目录号:1,卷号:875:6;“各小学校教职员工花名册人数调查及履历表”,全宗号:3,目录号:3,卷号:875;“关于县立河北村、车府李遂、杨镇、河南村、天竺板桥、寺上、牛山、仁和镇文庙小学配给食料教职工调查表”,全宗号:3,目录号:3,卷号:1150;“关于河北省立牛栏山简易乡村师范学校配给食粮人数姓名调查表”,全宗号:3,目录号:3,卷号:1188。,其中商亭意是顺义县公立牛栏山小学校教导主任;县乡村合作社:理事长商华亭、理事商少彭、理事商誉亭、理事商圣五、监事商文贵、监事商恩祚⑦顺义档案:“顺义县政府关于乡村合作社人事调查(8)”,全宗号:3,目录号:2,卷号:1058:8。等。从辛亥革命直至1949年之前,整个商姓家族在下坡屯村、牛栏山乃至顺义地区,都具有一定地位和势力。

第二类人群是服务于旗地的催头、佃户等。催头虽然不是旗人,无论是在清代还是民国,他们与地方百姓无异,但作为庄头的代理人,能从土地管理中获得一定经济利益。以沙井村李汉源家为例,李汉源祖孙三代皆为内务府造办处催头,同时,李家也是村里的富户,李汉源在光绪年间有2顷土地,雇佣长工4人。⑧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7页。他们家除了因承担催头,免费耕种数十亩土地外,还租种了匠役地、周庄头地,也有自己的民粮地。⑨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618页。乡村社会中,对土地的占有量往往决定了家庭/家族的财富,也决定了家庭/家族在村落中的地位。李家在沙井村拥有一定话语权,大致从1860年代开始,一直到1910年代,沙井村村长一直由李家族人担任,一个一个接续担任村长,“没有任何其他人插入其间”:李珍(李汉源祖父)、李振英(又名李秀山、李镇英,李汉源父亲)、李汉源、李振宗(李汉源叔叔)。➉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1卷·惯行类第1卷,第261页。可见,在清末50年的时间内,李家在沙井村有着不小的权势,联系李家长期担任内务府催头的情况,二者应有一定关联。催头并不是旗人,他们的身份与老百姓无异,但源自中央(内务府)权力,却赋予了李氏家族在地方上的权势。此外,村里的会首也有不少李家成员,李珍、李振英、李汉源、李洪源、李濡源都曾担任过会首。

除了催头,旗地的佃户在村里同样有一定优势地位。《惯行调查》记录中,沙井村租种旗地的佃户至少有50余户,⑪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934页。不少农户在佃种各类旗地的同时,还有自己的民粮地,是村里较为富裕的农户。如沙井村的杜荣,在光绪二十五、二十六年(1899、1900)时,有土地7顷,雇佣长工1人。⑫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7页。民国初年,杜荣是全村最大的土地拥有者。杜荣的土地主要分布在沙井村的西部和南部,有杜家佃种的内务府地、匠役地,还有自己的民粮地。⑬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618页。民国之后,杜荣曾担任过村里的会首、副村长、香头等,他的侄子(杜如海)曾担任过村长。①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1卷·惯行类第1卷,第276、318、367页。同为佃户的赵祥担任过副村长,有1顷多土地,包括租种的匠役地、菊宅地外,还有自家耕种的民粮地。②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2卷·惯行类第2卷,第618页。光绪十一年,村里修缮庙宇,留存了一个匾额,落款:光绪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匾额正面写着护国佑民四个大字,左下方排列着沙井村首事人的名字。这些人名中间用金字写着李振珍(与李振英同辈)、杨馗敬立,左右写着杜儿海、杨斌、赵良弼(赵祥父亲)、李正(李珍兄弟)、杜荣、赵才、杨忠、吴祥、崇德的名字。这其中李振珍、李正、杜儿海、杜荣、赵良弼等人都是租种旗地的佃户。③徐勇、邓大才:《满铁农村调查》,总第1卷·惯行类第1卷,第209页。

辛亥革命之后,直隶乡村社会中的庄园人群与北京城及各驻防城的旗人,呈现出不太一样的生活状态。城市旗人由于丧失了八旗特权,同时无法获得旗地收益,失去了生活的根本,陷入困境。反观乡村社会的庄园旗人,则摆脱了八旗人身依附关系,并且实际占有旗地,拥有财富。他们长期亦旗亦民的生活状态④邱源媛:《清代旗民分治下的民众应对》,《历史研究》2020年第6期。,使得他们能够在“抹掉”旗人身份后,迅速摇身一变成为直隶乡村社会的话事人。

六、结语

民国初期,由于大量旗地庄园留存,乡间社会保留了旗租与田赋两套系统,旗租由庄头、催头缴纳,交给八旗系统;田赋由民国县政府缴纳,属于国家财政。以顺义县为例,该时期县里有民粮地1,932顷23亩,旗地将近1,000顷,占到顺义耕地面积的30%。旗地分布广泛,《惯行调查》里的52个村落中,有一半的村落存在旗地。每个村落的旗地占比有差别,最高达到70%。在民国政府清理旗地之前,每年秋季由庄头,或者庄头的代理人(催头)、代理店铺收缴地租,地租收缴情况良好,没有出现大幅度下滑。

民国十四年(1925)左右,顺义县开始积极推动旗地清理工作,清理中涉及诸多黑地问题。自清初跑马占圈始,旗地即与黑地有着密切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为数甚多的黑地来源于旗地。国民政府为解决旗地、黑地问题,同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将旗地与黑地同时清理,民国十四年到十七年是清理高峰。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清理过程成为新一轮黑地的产生过程,大量旗地变为黑地。停止清理后,顺义县有2,000顷黑地,其中1,000余顷来源于旗地,民国初年的旗地几乎完全变为黑地。整个直隶有数万顷原旗地转变为黑地,国民政府无法掌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土改,数量之大,让人瞠目。

旗地对直隶乡村社会的影响,不仅仅是“土地”本身,相关的“人”也不能忽略。直接归属八旗的旗人庄头,以及为旗地服务的催头、佃户,因为与旗地的密切关系,获得较为优厚的土地资料,在地方拥有一定话语权。即便旗地被清理,庄头被取消,该群体依然凭借土地优势,在村里担任村长、会首,作为乡绅主持村里事务,还在县里担任各种重要职务,成为中央、地方政府治理村落的末端。同时,他们又是村民和地方社会的代表,构成了该时期自治机构基层人员。这种情况在顺天府并不少见,是后人考察直隶乡村社会中不能忽视的群体。

旗地对于清代直隶乡村社会产生过巨大的显性影响,进入民国,随着王朝主体的改变,旗地、旗人不再位居历史舞台中心,在历史书写中逐渐边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影响退出舞台,旗人与旗地仍以不同面貌继续留存在直隶乡间,由显性转为隐性,成为影响乡村社会的“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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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6-0022-11

作者简介: 邱源媛,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清华北核心区生态环境变迁与经济发展研究”(22&ZD224)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DF2023ZD16)的资助。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