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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性”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理论建构



摘 要: 文艺大众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文艺的主流思潮,它以“大众”概念在中国现代革命过程中的历史流变,明确了文艺大众化运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任务,并始终秉持以人民大众作为创作主体和受众群体的核心价值观,去追求和实践“人民文艺”的思想理念,最终创造出了一个“人民文艺”的新时代。百年文艺大众化运动,以识字扫盲运动为开路先锋,以“普及”带动“提高”为运作方式,以批判和继承民间文艺传统为表现形式,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文艺发展道路。百年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使命意识,说穿了就是要把文艺真正归还给人民大众,进而使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获得彻底翻身,且在精神文化上也能获得彻底解放。这既是百年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它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关键词: “人民性” 文艺大众化 理论建构

谈及“文艺大众化”,恐怕我们绝不能忽略梁启超这一历史人物。因为早在1902年,他便意识到了小说与“民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尽管《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并没有提及“大众化”三个字眼,但他却反复强调了小说“浅而易解”“乐而多趣”,且民众对此“欲乐故而嗜此”的审美特性;所以他认为,如果能够借助小说之“乐”,去实现对“国民”的思想之教,那么无疑是实现“新民”的一种捷径。①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四集“论著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9-52页。因此,《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实际上已经涉及了“文艺”与“民众”这一重大命题。虽然梁启超所说的“民”之概念,是指那些识文断字的市民阶层,可他毕竟意识到了“小说”对于“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故极力主张用小说这种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去实现开启民智、推动社会转型的神圣使命。但梁启超在强调以小说作为启迪民智的工具时,却并没有提到一直都在民间广为流行的大众艺术,这明显是一种重“文”轻“艺”的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直接影响到了后续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理论导向。比如,无论五四时期提倡的“平民文学”,还是左联时期提倡的“大众文艺”,由于都人为忽视了识字是通达文学的先决条件,所以他们关于“大众化”的人文理想,客观上又把90%不识字的社会大众排除在外,进而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悖论逻辑。毛泽东则完全不同,他通过对苏区文艺和延安文艺的经验总结,不仅高度概括了“大众”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基本内涵,同时还明确了以“艺”代“文”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意义,最终解决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理论难题。

一、“平民文学”与“文艺大众化”有无关联性?

回归历史现场我们不难发现,五四“文学革命”并非一种自我封闭的孤立现象,而是中国知识界对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所做出的积极回应。“白话文”与“平民文学”的口号,其精神资源与话语体系的理论建构,表面观之是受日本“白桦派”的思想影响,但背后却是19世纪俄罗斯的民粹主义思潮。众所周知,由于中日两国在文化方面的相近性,故无论晚晴还是五四,中国接受域外影响基本上都是通过日本这个窗口来实现的。但本文所要阐述的主要问题,还不是“民粹主义”对于五四新文学所产生的外在影响,而是“平民文学”与“文艺大众化”之间究竟有没有逻辑上的内在关联性,因为这是一个事关两种不同文艺体系的重大命题。

日本“白桦派”因1910年创刊的《白桦》杂志而得名,主要代表人物有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等。“白桦派”的主要成员,虽然都是出生于贵族家庭,但他们却声称绝不当社会的寄生虫,而是极力主张“到乡间去”去同农民一样生活;他们认为“为了人类的成长,首先需要个人的成长”,只有将“精神”和“肉体”融为一体,才能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①西乡信纲等:《日本文学史》,佩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23页。“乌托邦”想象既是“白桦派”的精神信仰,同时也是他们发起“新村运动”的思想动因。不过需要说明一点,“新村运动”并非是日本本土的思想产物,而是19世纪俄罗斯民粹主义运动的日本翻版。早在19世纪70年代,拉甫罗夫、特卡乔夫、巴枯宁等一群激进的青年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就以平民大众的代言人自居,主张废除不合理的农奴制度,设想对俄国社会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全面改革。他们建立了“土地和自由社”“劳动解放社”等社会组织,自发地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他们对于农民阶级的思想启蒙,达到推翻沙皇政府反动统治的终极目的。但由于“民粹主义常常倾向于用其所选择的民众的理想化的观点来确定其自身,并把它们置于相似的理想化的背景之中”;加之他们把“人民”视为“一群无差异的大众”,因而农民对于这场运动始终都保持着一种冷漠态度。②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129页。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率先提出了“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两大口号;而这两大口号的理论背景,都与他本人的日本经验有关。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就接触过“白桦派”的文学主张。回国以后,他仍与“白桦派”保持着密切联系。比如,《周作人日记》中就记载,1918年至1919年他一直都收到由日本寄来的《新村》杂志。1919年4月周作人赴日本探亲时,还专门参观了武者小路实笃等人创办的第一个“新村”;归来后立刻便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向国人详细介绍了日本“新村运动”的思想追求与发展状况。周作人毫不掩饰“新村运动”对他所产生的影响,他说:“一个人在某一时期大抵要成为理想派,对于文艺与人生抱着一种什么主义。我以前是梦想过乌托邦的,对于新村有着极大的憧憬,在文学上也就有些相当的主张。”③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序》,《周作人散文全编》(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33页。而这些“主张”,恰恰正是他所提出的“平民文学”口号。

1919年1月,周作人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平民文学》一文,对于早前发表的《人的文学》,又做了补充说明与深化解读。在《平民文学》中,有两点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其一,周作人对于“平民”概念的理论定义,同样是指社会人群的“无差异”性存在,即“中国现在成了民国,大家都是公民”;因此,无论贫富贵贱、身份高低,在文学审美观感的问题上,其思想趣味与情感需求,并没有什么本质性区别。在周作人看来,“平民文学”口号中的“平民”二字,无外乎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字;因此,他认为“贵族”与“平民”的文学释义,应是指其能否忠实地反映“普遍的思想与事实”,而并非是指“人”在社会中的阶级属性。理由很简单,既然大家都是地位平等的社会“公民”了,那么所谓的“平民文学”,必然是一种具有普遍性质的“人的文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认识,周作人指出“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只不过是一种相对性的学理概念——在以“文言文”为载体的“贵族文学”中,有“游戏派”也有“人生派”;在以“白话文”为载体的“平民文学”中,同样也有“人生派”和“游戏派”。比如,许多古代章回小说虽然用的都是“白话文”,但却因其缺乏“普遍的思想”和“真挚”的情感,只是为了吸人眼球而去做“游戏的夸张”,像这类作品绝不能称之为“平民文学”。他说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只有《红楼梦》要算最好”,真正做到了以“真”为主、“美”在其中。其二,尽管周作人主张“平民文学”应采用通俗易懂的“普通文体”,但他又强调“平民文学”既不是“通俗文学”更不是“慈善文学”,“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所以平民的文学,现在也不必个个‘田夫野老’都可领会”。周作人反对“平民文学”以通俗化去“迁就”社会大众,主张用文学去引导他们在精神上实现“贵族化”,这无疑是日本“白桦派”与俄罗斯民粹主义思想的中国言说。①周作人:《平民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210-212页。对此,周作人本人毫不讳言。他在《贵族的与平民的》一文中,还专门对“平民精神”的“贵族化”,从理论上做了一番详细阐述:他说在文艺问题上,“贵族的与平民的精神,都是人的表现,不能指定谁是谁非”。更不能把“社会阶级上的贵族与平民这两个称号,照着本义移用到文学上来,想划分两种阶级的作品”,这样做既不科学也不公平。他还批评新文学写实主义的理论主张过于“功利化”,缺乏应有的“超越现代的精神”,同时还难以去体现“平民文学”的“贵族精神”。他认为当今世界的文学主潮,都是在以表现“人”在思想品德上的“贵族精神”为宗旨;中国新文学若想要追赶这一时代潮流,则应“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②周作人:《贵族的与平民的》,《周作人散文全集》(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8-520页。。我们注意到,“精神贵族化”作为周作人“平民文学”思想的核心要素,同“文学研究会”“表现人生”与“指导人生”的文学价值观,明显存在有很大的差异性。他不赞成将“文艺为人生”的口号,定义为只是关注底层社会的人生疾苦。在周作人的主观意识里,“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③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1920年1月6日在北平少年学会演讲》,《周作人自编文集·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由此可见,他是有意将“平民”这一概念,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而“平民精神”的“贵族化”,更是旨在强调“提高”而非“普及”。由于周作人在“平民文学”的口号中,已经将“平民”与“大众”的概念做了严格区分,所以“平民文学”与“文艺大众化”之间,也就构不成一种必然性的逻辑关系。

实际上,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启蒙精英并不完全认同周作人的“平民文学”主张,他们大多数人都是从现实生活的层面上,去理解“平民”这一概念与“平民文学”的思想内涵,其理论见解也更加注重于“平民文学”参与社会变革的功能价值。比如,他们认为“平民”应是指这样三类社会人群:一是“乡间的农夫,农妇”;二是城镇“工人,店伙,佣仆,妇女,以及兵士等”;三是“高等小学高年级学生和中等学校学生,商店,或公司底办事人、其他各机关底低级办事人、半通的文人和妇女”④朱自清:《民众文学的讨论·四》,《文学旬刊》1922年1月21号第26号,第4版。。也有人主张把“平民”这一概念,范围再去扩大一些,像“那些自命文采风流的老先生,虽他们有些目空一切,未必肯承受我们所赐的高号,但我们为认定他们是我们所谓民众底一分子”⑤俞平伯:《民众文学的讨论·一》,《文学旬刊》1922年1月21号第26号,第1版。。尽管在“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对于“平民”的理解,在理论上还缺乏统一的思想认识,甚至还出现了“庶民”“国民”“民众”“劳动者”等概念交错使用的混乱现象,但基本上还是把“平民”定位为下层社会的普通民众,即“平民”应是指与“贵族”相对立的社会群体。这样一来,他们对于“平民文学”的概念理解,便有了更加明确的具体指向性——“平民文学”绝不是什么“平民精神”的“贵族化”,而是专指那些与传统的文人文学,或谓贵族文学、庙堂文学相对立的,具有真挚、自然、普遍特点的文学,“包含歌谣、谜语、急口令、传说、笑话、寓言乃至歌曲等等”①章雄剑:《什么叫做民间文学》,《北京平民大学周刊》1925年第50期,第14-15页。。这些流传于底层社会的民间文艺,同“贵族”二字不发生任何关系,更不能由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识“贵族”来提倡。既然“平民文学”已被“人生派”定性为底层社会的大众文艺,那么它就必须是为平民而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群服务。他们还强调指出,“平民文学”之“根”在于民间,是那些能够“打动了无量数平民的内心,使之歌,使之泣,使之称心的笑乐的”通俗艺术。②郑振铎:《自序》,《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因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一些教授,积极组织学生下乡采风,他们“走向民间”去搜集民歌民谣和民间故事,在知识界内部形成了一股“民俗热”的学术风气。

“人生派”的“平民文学”观,虽然要比周作人的“平民文学”思想更接近于“文艺大众化”的理想诉求,但当他们把“平民”与“文学”这两个概念捆绑在了一起,便又引申出了一个更为棘手的现实问题:即在一个文盲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国度里,“平民”不识字且没有文化,他们又怎么能够读得懂用文字创作的“文学”呢?对于这一自相矛盾的逻辑,还是毛泽东分析得透彻,他说五四运动“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于工农大众,他们都是有文化或识文断字的社会群体;因而当“平民文学”将工农大众直接排除在外时,那么它必然就会变成一句脱离人民大众的空洞口号了。

二、左翼“大众文艺”的话语表述与理论困境

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口号之争中,“文艺大众化”问题也被提到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议事日程。1928年9月,郁达夫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一本《大众文艺》杂志,他在《大众文艺释义》的发刊词中说,“大众文艺”不应隶属于社会上的某一阶级,而应该属于“人民”这一普遍性概念。但是到了次年,陶晶孙接手《大众文艺》以后,其指导思想却与郁达夫有所不同。他明确指出所谓“大众”,就是指“工农”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由于在他们中间绝大部分人都不识字,因此“识字”才是“大众文艺”(尤其是“文学”)首先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大众文艺》不仅是连接“普罗文学”与“左翼文学”的一座桥梁,同时也是后续“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的前奏。

1928年,是“启蒙文学”转向“革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创造社”与“太阳社”亮出了“革命文学”的大旗,标志着新文学开始了它与中国现代革命接轨的历史新阶段。“革命文学”口号的精神资源,仍是受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直接影响;而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又是受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直接影响。从《播种人》《文艺战线》到“纳普”(“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小牧近江、平林初之辅、小林多喜二等人,公开将实现整个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视为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政治纲领。他们强调文学是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工具,因此要求日本的革命作家,应以通俗化与大众化的文艺形式,去争取社会上的广大民众。为了实现这一文学理想,他们还乐观地预言说,“明天是大众的,大众是喜欢通俗的”;而最大众化的文艺作品,同时也是最艺术化的大众作品,结果“为了迎合大众,他们舍弃了艺术的一切”。④转引自刘柏青:《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简史》,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74-75页。郭沫若曾公开批评日本“纳普”的庸俗化倾向,在他看来“日本人近年新创大众文艺的名词,它的外貌虽很冠冕堂皇,然而内容却是反动的勾当。在大众文艺的这个招牌之下……现出的面孔是:在封建时代的遗臭中蒸发着的通俗小说!”①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批判是批判了,但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所倡导的“革命文学”,几乎又全盘接受了日本“纳普”的文学思想。他们认为“普罗文学”若想变成一种革命宣传的工具利器,那么它首先就“必得要使大众理解……如若不能达到使大众理解底程度——大众化,它便不能得到大众的爱护,便不能结合大众底感情与思想及意志而加以抬高,又怎能够战胜资产阶级文学而从它的意德沃罗基底支配之下夺取大众呢?”②林伯修:《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海风周报》1929年3月23日第12期。所以,他们主张只要有利于革命宣传,一切通俗文艺都可以不加选择地拿来充分利用。除此之外,苏联“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对“同路人”的批判运动,也通过日本“纳普”波及到了中国现代文坛。“同路人”是托洛茨基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苏联在无产阶级革命还未取得彻底胜利的背景下,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应该是由“同路人”——即来自知识分子、小市民、农民队伍所组成的作家群体。从1925年开始,苏联文坛便组织力量,对托洛茨基的“同路人”思想展开了猛烈批判。瓦尔金认为,俄罗斯社会中那些“非无产阶级”的“农民”群体,是“同路人”队伍中的主要成分,他们“在根本上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③[俄]瓦尔金:《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回忆决议》,张秋华等编:《“拉普”资料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175页。为了打造一支真正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学队伍,“拉普”一方面要求在工厂中成立“文学小组”,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文艺运动,以便大量培养以工人阶级为骨干的革命作家④[俄]и·瓦列依斯基:《我们的文艺路线和无产阶级作家》,张秋华等编:《“拉普”资料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0页。;另一方面则要求在青年农民中培养一批革命作家,但前提“必须使无产阶级文学形成一个核心,以便我们围绕着这个核心来组织农民文学,并保证对它施加思想影响”⑤[俄]Л·阿维尔巴赫:《论党的文学政策》,张秋华等编:《“拉普”资料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3页。。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早期形态,基本上也是贯穿着这种思路。比如,将鲁迅、茅盾、叶圣陶等五四文学巨匠统统视为“同路人”进行批判和否定,忽视农民而突出强调工人文艺运动的重要意义等,都留有“纳普”以及“拉普”影响的明显痕迹。

“左联”成立以后,伴随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也逐渐走向了深入。特别是“工农兵”这一概念的提出,为文艺大众化运动指明了方向。“左联”无疑是苏联文艺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但它在对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思想认识上,也充分考虑到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而表现出了一种更加务实性与本土化的显著特征。“左联”内部曾多次开展过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集体讨论,同时还将“文艺大众化”视为“左联”组织的首要任务。“左联”要求其成员应深入到广大的“工农兵”中间去,以革命的大众作品,譬如壁报、读报、说书以及开展通信员工作,去鼓动和激发工农大众的革命热情,并认为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左联”对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强烈关注,有以下几大亮点可圈可点:首先,就是对“大众”一词做了明确的概念界定,即:“大众”必须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贫民这三大社会主体。在“大众”这一概念被确定以后,“文艺大众化”运动便有了明确地方向“具指性”:不仅要“从布尔乔亚的精神麻醉中间,夺取广大的群众,使他们获得阶级的关心,使他们走上阶级解放的战线,这才是普洛列塔利亚大众文学的目的”⑥沈瑞先:《文学运动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文学理论集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91页。。同时还要求文学应该是大众能够接受的文学,更应该是大众自己能够创造的文学。所以文艺大众化的核心问题,“是怎样使大众能整个地获得他们自己的文学”⑦郑伯奇:《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文学理论集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287页、289页。。其次,若想要使工农大众真正成为文学艺术的创作主体以及受众主体,就必须充分考虑到他们不识字与文化水平低下这一客观现实,“中国劳苦弟兄的最大多数,不客气地说,还是连字都识不到几个。就是能识字的中间找寻能看《三国》《水浒》这样旧小说的又是很少很少”①郑伯奇:《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文学理论集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287页、289页。。故文艺大众化运动应该从最基本的“普及”工作做起,不妨先创作一些接近口语的通俗性作品,或者对“说书”式的小说、唱本、剧本等民间艺术形式去进行一番革命化的改造;只要是有益于革命宣传,“那怕就是娇贵小姐们所尊崇的文豪诗哲们所不屑入目的三张插画小说,那我们也要赞扬它是‘天字第一号’的无产阶级文艺,‘顶呱呱’的有艺术性和艺术价值的东西”。②华汉:《普罗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文学理论集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19-320页。再者,是深刻认识到了“文艺大众化”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问题。比如瞿秋白就指出,革命文艺工作者绝不能嘴上提倡大众文艺,但骨子里却极度敌视大众文艺;更不能高高在上盛气凌人,“还自己以为是大众的教师,而根本不了解‘向大众去学习’的任务”。③瞿秋白:《“我们”是谁?》,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101页。对于这一问题,寒生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左翼作家经常在嘴上说什么“文艺大众化”,但实际上“却又始终把‘我们’与‘大众’分开,没有决心到大众中去学习,去同大众共同生活着,帮助大众自下而上的自己起来干自己的大众文艺革命运动,这样来的结果……便成了所谓‘非大众的普洛文艺’,整个的运动也没有透过工农通信员,蓝衫剧团,工农文研等组织去建立起坚实的新兴阶级的基础”④寒生:《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文学理论集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页。。如果套用鲁迅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左联”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理论探讨,其历史意义和经验价值是不容抹杀的。比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对“左联”关注过的许多重大命题,诸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改造以及“普及”与“提高”等问题,都做了更加深刻也更加全面的理论阐释。但“左联”在倡导“文艺大众化”时,也存在着一个其自身所无法解决的致命弱点:几乎所有参与讨论者都是在以“文学”这一小概念,去涵括“文艺”这一大概念,由于“文学”本身涉及到一个“识字”问题,所以鲁迅认为“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⑤鲁迅:《文艺的大众化》,《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7页。。鲁迅的看法无疑是中肯的,因为“左联”当时只不过是一个松散性的社会团体,根本就没有能力去组织和发动一场全国性的扫盲运动;所以在工农大众还处于文盲状态的大前提下,想以文学去推动“文艺大众化”的愿望,自然也就难以实现了。如此一来,“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仍然体现为一种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他们只能是把自己的理论思维,局限在一种狭小的场域内,根本不可能像苏区文艺那样,真正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去。当时已经在中央苏区的张闻天就曾严厉批评道:左翼文学阵营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虽然热闹,可他们只“不过是在讨论罢了,真正的大众文艺的著作,我们还没有看见”⑥张闻天:《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因为张闻天置身于中央苏区,正在亲历那里轰轰烈烈开展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他当然会不满“左联”的理论空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遗憾。

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思想导向性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不仅认真总结了“五四”以来“文艺大众化”讨论的历史经验,同时更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日趋成熟。作为引导中国现代文艺发展方向的纲领性文献,《讲话》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结晶,它根据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现状,科学地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发展方向。毛泽东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革命家,他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由于过去“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①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所以,毛泽东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②毛泽东:《论新阶段》,《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曾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的文学思想完全是中国式的,毛泽东式的,很难找到它和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直接的联系”③支克坚:《冯雪峰、胡风与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流派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4期,第40页。,这完全是一种违背历史事实的严重误判。毛泽东曾多次指出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他本人也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引导下,才走上革命道路的。怎么能说在他的思想中,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因素呢?但是若说毛泽东思想是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倒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中国特色,集中体现为他对乡土中国的深刻理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说,在毛泽东心中有浓厚的农民情结,他说得非常正确。因为毛泽东非常了解乡土中国,农民和土地是这个国家的强大支撑,所以他曾一再告诫党内同志,中国现代革命在本质上就是一场农民革命;“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④洛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即便是在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挫折的危难时刻,他仍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革命抱有乐观态度,并坚信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⑤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7页。。因此,农民主体论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因素,同时更是他“文艺大众化”思想的理论基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农民就是“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⑥毛泽东:《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从农民主体论这一立足点去分析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口号的历史成因。毛泽东在《讲话》中,把人民大众归纳为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然而具体分析起来,在这四种人当中,实际上只有“工农兵”才是中国社会的绝对主体。进一步推论,现代中国产业工人“约有二百万人”⑦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极少数,而“兵”基本上又都是来自农民;因此只有三亿六千万农民,才是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文艺大众化”的服务对象。即便是到了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本人仍然坚持这种看法。比如,他在同文艺界的代表谈话时,就曾严厉批评过一种错误倾向:“有人说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不要了,我看为工农兵服务是不错的。你不为工农兵还为谁?”⑧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将“农民”视为“人民大众”的主体,显然是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当时中国共有4亿人口,而“农民”就占据了“三亿六千万”。尽管“农民”并不能完全涵括“人民”这一概念,但从人口比例和农民在革命中所承担的责任而言,将他们视为“人民”的主体存在,也是可以从理论上说得通的。因此在革命战争时期,将“农民”视为是“人民”的代名词,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毛泽东提出“文艺大众化”应该以工农兵首先是以最广大的农民群众为服务对象,目的就是要突出“农民”的历史地位;因为革命需要用枪杆子而不是笔杆子打天下,那么农民的作用也就远远大于知识分子的作用。这就决定了革命文艺一定要把被统治阶级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回来:“历史本来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可是在旧戏中,比如孔明一出场就神气十足压倒一切,似乎世界就是他们的,劳动人民不过是跑龙套的……平剧把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写成一个世界,穷人就不算数。”①毛泽东:《改造旧艺术 创造新艺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326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客观真理②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革命文艺才有可能走向“大众”并实现“大众化”。毛泽东在《讲话》中,还特别强调了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改造,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如果文艺工作者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能认识到工农兵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的主体身份,也就不可能创作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大众文艺。

解决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尤其是为“农民”服务的方向问题,紧接着就是要去解决怎样为他们服务的方法问题。毛泽东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③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所以,要使“文艺大众化”从理论变为现实,那么首先就必须去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的“识字”问题。其实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过一个大胆的扫盲计划,他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充分发动群众,力争花费五年左右的时间,“使陕甘宁边区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加上党政军十万人,一共一百五十万人,统统把文盲消灭掉,把边区人民的文化提高到一个必要的程度。”④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110页。毛泽东认为在文艺大众化问题上,只有当工农兵大众彻底摆脱了文盲状态时,才会有“大批的作家从工人农民中产生”,“文艺大众化”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⑤毛泽东:《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结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尤其是在还未彻底消除文盲状态之前,由于工农兵大众群体普遍“不识字,愚昧,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第2版。。毛泽东之所以一再强调“普及”工作的重要性,是因为他的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眼下工农兵大众的文艺生活极度贫乏,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应是多创作一些“较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的东西”,首先要解决一个“大众文艺”的“有无”问题,至于“提高”问题则是后话。“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就是离开了我们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毛泽东把“普及”视为当前文艺工作的重中之重,完全是从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去考虑问题的,“现在老百姓连好的春联都没有,我们还只是谈提高,这只能是空谈。现在边区的主要问题,还是一个普及问题”⑦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119页。。

“普及”作为毛泽东“文艺大众化”思想的理论基础,又将创作主体、受众群体以及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而以“反映论”为基础,形成了他实践美学的人文理想。毛泽东认为,现实生活是文艺创作的中心源泉,作家艺术家只有深入到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中去,真正同他们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真正了解他们对于文学艺术的实际需求,才能够创作出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因为在他看来,劳动人民不仅是文学艺术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具有聪明智慧的天才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应该虚心地去向他们学习。比如,在“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①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页。。故他要求:“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与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与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从他们吸收群众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哺养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成其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第4版。。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段话里,涉及到了整个“文艺”领域,而不再以“文学”去代表“文艺”。更确切地说,他更看重“艺”而不是“文”,使“文艺大众化”运动具有了更为明确的发展方向。比如,毛泽东对于丁玲等人的创作转向,也只是给予了充分肯定而已;但是当他听说“鲁艺”已经开始同安塞农民一块扭秧歌时,却是便打心眼里感到无比高兴。他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了。从前老百姓见了他们是敬鬼神而远之,现在是打成一片了。”③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9页。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毛泽东的主观意识里,知识分子只有融入到“艺”这种大众形式中,并能够与他们的思想情感打成一片,方能真正完成世界观改造,实现文艺大众化这项艰巨任务。毛泽东关于“普及”问题的论述,还涉及到了民间形式的利用问题。他说具有几千年历史传统的民间形式,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革命文艺工作者理应对其进行批判性地发扬光大。不但诗歌可以从民歌中去汲取有益的养分,“而且还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还要利用旧戏班”。④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认为“人民性”与“民族性”是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人民性”是“民众性”的表现形式,“民族性”则是“人民性”的文化根基;两者合二而一,才是文艺大众化运动为之奋斗的终极使命。

在新中国的十七年中,由于社会主义的改造任务尚未完成,因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仍然是共和国文艺理论的核心价值观。它要求文艺工作者坚持“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去实现“人民性”与“民族性”的完美统一。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知识分子也成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⑤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以前“文艺大众化”中的“大众”概念,也被“人民”这一概念所全面取代。文艺已不再是单纯地为工农兵服务,而是转变成为全国人民服务;通过各种艺术门类的不同表现形式,去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便成为了《讲话》精神与文艺大众化的当下意义。换言之,新时期以来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价值取向,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⑥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5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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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I0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6-0111-09

作者简介: 宋剑华,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百年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3AZW002)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