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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德国艺术史家视域中的中国山水画


摘 要: 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山水画才大规模被西方文化界和学术界接受,20世纪初叶,德国艺术史家对中国山水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背景下,一系列学术讨论相继出现,包括费舍尔的《中国山水画》在内的相关研究不断面世。其中备受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山水画是否对西方绘画产生了影响。若是,这些影响又表现在哪些方面?通过回顾这段几乎被今人遗忘的历史,这一饶有兴味的问题重新进入当下关于东学西渐的讨论中,并为之提供更为充分的历史性视角。

关键词: 中国山水画;德国艺术史;20世纪“中国热”;东学西渐;费舍尔

自然风景一直是中国古代绘画的重要主题,山水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毋庸置疑的主流地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风景画在西方却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新概念,也就是说,在西方,到了近代之后,“自然”才逐渐成为审美的对象。为何会在此时突然涌现风景画?西方风景画的出现是否受到中国山水画的影响?20世纪初期,这个问题成为德国艺术史界的热门话题,也引发了不少争论。德国艺术史界对以山水画为代表的中国绘画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为继18世纪“中国热”之后又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为什么此时的德语艺术史界对东方绘画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从主观上说,一战后德国艺术界开始借助“他者”文明进行自省,试图借助外在的视角来反观自己的文化与艺术特性,如借助东方艺术对西方艺术史展开重新审视。从客观上说,20世纪初一系列大型中国画展在德国的举办,直接促成了中国绘画艺术的传播,沃雷兹奇(E.A.Voretzsch)的《1926年科隆的亚洲展览》一文中曾描述其盛况:

1926年10月至11月在科隆举办的这次展览,不仅可以说是展览组织者的一次成功,因为他们成功地将丰富的资料汇集在一起,并进行了有品位的展示,展厅环境也保护得当,同时也意味着德国对于东亚艺术的理解向前迈出了令人瞩目的一大步。这是战后第一次在德国举办大型中国艺术展,也是第一次在此类展览中以典范的方式展示外国艺术。①E.A.Voretzsch,“Die Asien-Ausstellung in Köln 1926”,Artibus Asiae,vol.2,no.4,1927,p.297.

自此,德国艺术史界出现了大量相关主题的研究著作与文章,包括对中国山水画史较为系统的论述,如德国艺术史学家费舍尔(Otto Fischer)1921年出版的《中国山水画》(Chinesische Landschaftsmalerei)。该书附有63幅中国山水画作,从中国山水画的产生、历代山水画的发展、山水画的核心元素以及图画与风景的意义等层面,展开了对中国山水画的全面介绍。②Otto Fischer,Chinesische Landschaftsmalerei,München:Kurt Wolff Verlag,1921.

同一时期德国艺术史界还出现了关于中国山水画与西方绘画不同风格的比较研究,如德国艺术史家明斯特贝格(Oscar Münsterberg)在《论达·芬奇与中国山水画》一文中,便有意证明达·芬奇画作受到了中国山水画的影响,他认为明代山水画是在15世纪末传入欧洲的,他从《蒙娜丽莎》的背景中分析出中国山水画的影响,认为版画中的模糊的灰色,与中国山水画所追求的山脚下雾气蒙蒙的潭水有着极为相似的氛围。而欧洲艺术能够将空气与光线的感觉引入风景中,应是直接体现了中国山水画的影响。具体来说:

莱昂纳多的新意并非山景本身,也并非错落有致的透视,更非远景,而是这种背景景观与雾气融为一体的独特构思,它与画面其他部分有着诸多不同之处。风景的前景与人物在色彩上是相匹配的,以欧洲视角和风格绘制,并且是根据艺术家的故乡意大利的景观形态所作的。而在这些色彩缤纷的肖像画和景观背后,陡峭的岩石以单色背景的形式呈现,从高空俯瞰远处,岩石的底部被云雾笼罩。如果从画中移除这一单色景观,我们就既没有肖像也没有前景作为莱昂纳多笔触的参照物,任何研究过类似中国画作的人都会立即认为,他们正在欣赏中国水墨单色岩石风景的复制品。③Oscar Münsterberg,“Leonardo da Vinci und die Chinesische Landschaftsmalerei,”Orientalisches Archiv,vol.4,1911,p.96.

可以说,这一时期德国艺术史界对中国山水画的研究兴趣达到了顶峰。德国艺术史家诸如卡尔·维特(Karl With)和阿尔弗雷德·萨摩尼(Alfred Samony)等,因其犹太人的身份,在战后受到驱逐而流亡美国,在大洋彼岸继续东方艺术的研究,客观上促进了这种研究兴趣在美国的发展。与维特侧重于从日本绘画艺术出发来理解并阐释东方艺术不同,萨摩尼认为应该从东方艺术的源头入手,因此致力于中国山水画的研究,同样在1921年,他出版了与费舍尔著作同名的专著《中国山水画》(Chinesische Landschaftsmalerei),这对此后世界范围内的相关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一时期西方艺术史界对中国山水画的研究与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承认中国山水画对西方风景画存在一定影响的前提下,对于具体的影响路径存在着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影响并不是通过具体的山水画作,而是通过山水画的精神产生的,中国的山水画精神潜移默化地渗入西方文化中,从而使人们在耳濡目染之下,无意识地接受了它的影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西方著名的山水画家从一开始就接触到了中国山水画,并且直接沿用其笔法、风格甚至具体题材,因为这些著名画家的影响力,这种现象扩展到整个西方绘画界,从而改变了西方绘画的发展路径。至于如何判定这两种观点,则涉及第二个方面,即对于此时的德国绘画史学界而言,什么才是中国山水画的标志性特征?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影响对绘画上东学西渐的认识。本文将从创作者的特点、画作的写实与写意、风格与技法、创作理念和背景等角度展开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得出20世纪德国艺术史家关于中国山水画的整体性认识。

一、费舍尔论中国山水画

费舍尔在《中国山水画》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核心观点,即中国山水画的精神早于画作本身被传到欧洲,并由此对欧洲绘画史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他首先从东西文明交流史的角度展开分析,认为这种来自中国山水画的艺术影响是有迹可循的。费舍尔指出,中国的哲学与国画通过传教士的翻译得以传播,首先通过启蒙运动对欧洲产生影响,产生了盛极一时的“中国风”(Chinoiserie),比如中国的建筑与器皿造型通过17世纪的远东贸易传到了荷兰与英国,洛可可风格、齐本德尔(Chippendale,英国著名工匠)的影响与瓷器一起共同界定了18世纪欧洲的外部图景。这种影响的一个标志就是,很多英式老园林在层层叠叠的树木中会有一个“中国塔”。这在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中也有记述,书中描述了这一时期独特的现象,如18世纪英国建筑家威廉·钱伯斯迷恋中国建筑和园林的风格,在其丘园中也专门修建了一个“中国塔”(Chinese Pagoda)。①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译,广西美术出版社2024年版,第477页。 费舍尔揭示了风景画东学西渐的一个特点,即中国山水画通过传教士影响欧洲宫廷绘画与贵族审美,从而自上而下地影响整个社会的审美风尚,这也与18世纪欧洲风景画的发展路径一致。当时王宫贵族的宫殿中一般都会设有一间“中国房”(Chinesisches Zimmer),专门用于陈列中国主题的藏品,包括瓷器、绘画以及其他器物,整个房间也是按照欧洲贵族心目中遥远的东方所应该具备的样子来布置的。②Otto Fischer,Chinesische Landschaftsmalerei,München:Kurt Wolff Verlag,1921,8f.

从艺术史概念的角度来看,费舍尔认为,欧洲在18世纪才发现了“自然”(Natur):上帝的“神性”概念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神性”概念的怀疑。许多美学史著述会将对“自然”的发现归功于法国启蒙运动和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但费舍尔认为,中国才是“自然”的真正发现者。乾隆时期的园林艺术精妙而充满诗意,展现的是一种灵魂的风景。中国的哲学与政治艺术通过耶稣会的传播和启蒙运动影响到欧洲,中式的风景意识通过英式公园激发了欧洲人对自然的热爱。此外,以山水画为代表的风景画作为一种独立的自由艺术形式,直到19世纪60年代之后,才在欧洲逐渐显露其本真面貌。这使得欧洲观众首次真正领会到其原本的伟大——这一艺术形态堪称人类最崇高而深邃的创造之一。尤其在“气韵生动”(die atmende Fülle)方面,中国山水画将无限自然的灵魂化为“形式”,并作用于人的灵魂,这一点在世界艺术中几乎无与伦比。③Otto Fischer,Chinesische Landschaftsmalerei,München:Kurt Wolff Verlag,1921,p.9.

事实上,包括费舍尔在内的大多数德国艺术史家都认为,中国山水画具有明显的道家色彩。山为阳,水为阴,阴阳之间构成了刚柔相济的组合,构成了“自然”的抽象概念,这就是道家艺术对于自然的理解方式。在西方,“自然”概念是相对晚近时才出现的,“自然”对于中国文明而言却是个非常古老的概念,它从远古意义上的天地崇拜,直接发展为艺术上对自然的欣赏与审美。这种意义上的“山水”基本上可以等同于欧洲所说的“风景感”(Landschaftsgefühl)。因为“山水”所指代的实质上是整个自然风景,其中不仅包括它字面意义上的山川河流,还包括具有人文色彩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人家。对此费舍尔指出:“这种自然风景画的隐喻手法,在欧洲直到19世纪才逐渐成熟,而在中国的山水画中,却早在5世纪便已习以为常地运用了。”④Otto Fischer,Chinesische Landschaftsmalerei,München:Kurt Wolff Verlag,1921,p.21. 中国山水画从来不是单纯的对山水草木风景的刻画与描摹,而是一种意蕴的寄托,也就是在某种隐喻的意义上运用山水这种象征性的符号来进行书写,或许是书写心中的抱负与壮志未酬,或许是抒发或豁然平和或苦闷悲愤的心境,或许是表现某种宗教性的心境与道义。山水画表达了一种对自然有意识的狂热,赋予自然以独特的精神价值。于是,山水画成了一种寓言式的象征符号,其背后的意义当然远远超过了符号本身。

费舍尔引用《诗经·节南山》中的一段诗句“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认为早在中华文明伊始,在古老的《诗经》当中,就可以找寻到山水画的思想基础,上述诗句将人与山进行类比,在自然山水中找寻符合人的品质。伟大的自然现象使人们敬畏,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对自然无限热爱。费舍尔又引《中庸》“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以及朱熹《中庸章句》的相应注解“本以悠远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圣人与天地同用”,这里将人的特征赋予了天地等自然事物,如光明磊落和包容等品质,展现在山水中就是天空的高朗与光明以及大地的厚重和承载能力。他进而引《论语》中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和《道德经》中的“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等等,说明中国古代典籍中对于山水的描绘非常丰富。

被深刻洞察的自然成了人心的类比与榜样。而智者们对自然与人心进行了反思,自然这个词也就有了双重含义,它有时指向现实世界,有时指向精神世界,在这里指向物质世界,在那里指向道德价值。①Otto Fischer,Chinesische Landschaftsmalerei,München:Kurt Wolff Verlag,1921,p.27.

因此“山水”一词,也有双重含义,既指现实之物,也指精神世界,既有物理价值,也有伦理价值。这些都统一为一个融合的整体,体现了一种原始的却又深刻的自然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统一性。费舍尔将这种绘画艺术上对自然山水的偏好归功于中国独特的自然哲学思想,山水画与中国的政治和伦理思想都源于中国哲学,而其中的一个重要思想特点体现在:老子和孔子及其后人虽然谈论自然,但却并没有直接讨论自然的含义,而是借此追问人伦问题,追问什么是完善的人格理想,从而主张人本性的核心应与自然和道相统一。

这一时期的德国艺术史家在与西方绘画史的比较中注意到一个独特的现象,即中国山水画的创作者往往并非职业画家,他们虽然与手工艺者多有渊源,但是绘画大师往往是诗人、文人、哲人、官宦甚至君王,甚而还有道士与僧人。画家同时也是诗人,山水画尤其注重诗画一体,用画的形式来表现和赞美诗,用画来说出最隐秘的想法。德国艺术史家冯轲(Max R.Funke)在其《中国艺术传统》一文中,更是将中国书画同源的艺术传统追溯到伏羲,认为伏羲是中华文明的开端,他发明了文字和图像,即书写艺术和绘画。在此之前,中国的原始部族结绳记事,而伏羲发展出中国的象形文字系统。据此冯轲认为,中国古代文字和绘画并非独立的艺术,它们的起源是相同的。这种书画同源的特点,就决定了画家本身也是诗人,绘画只不过成了另一种表达方式。②Max R.Funke,“Chinesische Kunsttradition,”Monatshefte für Kunstwissenschaft,vol.7,no.5,1914,p.178. 费舍尔曾以王维的水墨山水诗派为例,阐释山水画在中国何以就是诗人与文人的艺术。冯轲则以蔡邕为例,说明画家可以同时也是著名的政治家、学者和音乐家。

中国山水画画家的这种独特的身份,使山水画中的主体意识不同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绘画作品。艺术史家特鲁维罗伊(Nathalie Trouveroy)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指出作为画家与诗人的创作者在中国山水画中的独特地位:“山水这两个元素用来指代风景,即道家的阴阳。除此之外还有第三个元素中空(middle void),使得这两个元素的相互作用成为可能。而人在其中的作用就是‘风景之眼’(the eye of the landscape)。”③Nathalie Trouveroy,“Landscape of the Soul:Ethics and Spirituality in Chinese Painting,”India International Centre Quarterly,vol.30,no.6,2003,pp.5-19; François Cheng,Souffle-Esprit,Paris:Seuil,1989,p.10. 不同于传统画家以描摹为主,山水画的创作者明显具有更强烈的主体意识,作画不是复制现实世界以进行谋生的手段,而是自我表达的方式。所以,山水画中虽然人物并非画作的主题,但画作却呈现了一种更为强烈的主体性特点,即人作为山水的中介,始终占据着中心地位,这一点是以更为情景交融的方式表现的。费舍尔将中国画家通过山水画想要追求的境界,归纳为“画者将自身完全融入画境之中,让灵魂融入山水之间,并在其中栖居,就如同生活在一幅梦境般的画里”①Otto Fischer,Chinesische Landschaftsmalerei,München:Kurt Wolff Verlag,1921,p.153.。在这里,人与自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二者共同融合在一种充满神秘色彩的精神世界中。

在费舍尔看来,中国精神中对山水花木的亲近,蕴含着一种温润而鲜活的自然感受(Naturgefühl),所以中国人与自然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费舍尔引用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对山水之趣的描绘,来论证中国绘画中自然景物所蕴含的精神寄托:“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他进而强调艺术作品多与宗教有关,而不是单纯风景的需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宫殿与墓地。中国人认为山水中有种神圣的力量,故而在大自然的神秘之中寻找神性。②Otto Fischer,Chinesische Landschaftsmalerei,München:Kurt Wolff Verlag,1921,p.32. 简而言之,蕴藏在中国山水画背后的是中国人对自然的敬畏与中国哲学独特的自然观。费舍尔认为,西方绘画对中国山水画的接受,从根本上体现了对这个理念一定程度上的吸收与改造,并与西方本土的观念结合在一起。

二、明斯特贝格论达·芬奇与中国山水画

明斯特贝格提出另外一种阐释路径,他认为中国山水画通过具体的艺术作品,被诸如达·芬奇这样的大画家所采纳并进行了欧化,并通过其影响进一步传播。在其名作《论达·芬奇与中国山水画》中,他开门见山便从先验哲学层面提出了一个艺术史问题:达·芬奇画作中的可疑之处是否体现了一种异域文明的影响?他并没有像许多史学家那样囿于文本,寻找达·芬奇自身经历记载中所出现过的东方元素,而是凭借其深厚的艺术史功底,直觉地意识到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中存在着被中国画影响的痕迹,但他认为从理性的角度,这是不可能的,他条分缕析地阐发了中国绘画与达·芬奇本人的作画风格及艺术背景的差异,最后指出达·芬奇画作中具有明显中国山水画特点的地方,是他基于直觉的猜想。

首先,明斯特贝格指出,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中存在着对于意大利画作而言非常陌生的元素,而这种元素只在达·芬奇的画中才出现过,它们却与中国山水画的特点非常吻合。这个观点虽然遭到了诸多非议,例如夏凡那(Ed.Chavannes)从直观的角度反驳了画中光线运用上的中式风格,认为它其实沿袭了欧洲15世纪以来的传统技法③Ed.Chavannes,“Review,”T’ung Pao,vol.12,no.1,1911,pp.441-446.。但明斯特贝格本人对他可能受到的批判进行了预判,将这种难以辨认的影响痕迹看作融合成功的典范。他以本土植物为例,比拟文化的传播与迁移现象。他指出,来自异域的种子,只有在适宜的土壤与气候条件下才能萌芽,而当地的环境也会促生某些适应性的特征。明斯特贝格进一步指出,这种外来文明影响了当地艺术并且与当地艺术充分融合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日本木刻偶然进入法国艺术家的视野,影响了现代主义的发展方向。如果没有这些画家的自白和他们的作品,或者说如果人们不熟悉日本艺术,就很难发现其中来自亚洲的影响。这种日法文化交融所形成的新艺术,在欧洲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变革,并成为后来艺术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石。它一方面融入了本土艺术,构成其内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承载着外来元素,体现了跨文化交流的特征。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情况也非常相似,特别是当这种情况发生在达·芬奇这样的天才身上,更显得顺理成章。

据明斯特贝格的解释,达·芬奇画作中的新意并非山景本身,也并非错落有致的透视,更非远景,而是这种背景景观与雾气融为一体的独特构思,这与画面的其他部分,有着诸多不同之处。而最能体现《蒙娜丽莎》中的东方色彩的,是对色调的运用与对氛围的刻画。这幅画中,消失在远方的山脉被描绘在一片蓝色的雾霭中,以增加纵深感,同时创造出与前景和谐的色彩和弦:

人物的背景是陡然起伏的像蛇般蜿蜒盘绕的山脊,一条小路沿着褐色的山坡曲折而上,一座古老的桥横跨在神秘幽暗的水面之上。高耸的山峰与塔楼、悬崖、绝壁交织在一起,锈红与灰白的墙壁错落其间,构成一片混沌而奇异的景象,却又在棕色阴影的映衬下闪烁着微光。①Oscar Münsterberg,“Leonardo da Vinci und die Chinesische Landschaftsmalerei,”Orientalisches Archiv,vol.4,1911,pp.92-100.

明斯特贝格进一步分析认为,人物的蓝色背景就像画作背后的挂毯,成为一个独立的部分。中国艺术家的单色水墨与这一蓝色背景相呼应,从而实现了当时风格所不可或缺的和谐统一。

前景中意大利风景的金色色调,与背景中山景单调的蓝色形成鲜明对比。尽管达·芬奇将这些风景画中的亚洲元素,与其他色彩相调和,但它们仍然体现了异域特征,在绘画、色调、透视和构思方面,与欧洲同时代和后继者的风景画完全不同。明斯特贝格认为达·芬奇著名的“晕涂法”(sfumato)最能证明这一点,这种技法使色彩模糊,风景的轮廓消融在朦胧的光线中。他认为这种色调,正是中国宋朝的大师们的特色技法,将风景作为情绪的象征,从神秘的薄雾中浮现出朦胧的空气色调。艺术史上通常认为《蒙娜丽莎》的背景尚未完成,但在明斯特贝格看来,这里恰恰体现了中国式的模糊和暗示,是达·芬奇在创作中的刻意保留。不仅如此,明斯特贝格还观察到,形状奇特的山脉的轮廓图,也是从中国模型中借鉴而来的。这种在欧洲绘画中甚少出现的陡峭山脉,其实是中国流行的竖版肖像画影响下的产物,因为这种形式更适合描绘陡峭的地形。明斯特贝格指出,达·芬奇所描绘的这种陡峭的山峰,尤其是这种消失在云端的山峰,在画家本人所见过的自然景观中是非常罕见的,有理由揣测这个景物本身的原型并非取自自然,而是源于中国山水画。总之,这些蓝色调、氤氲的风景,与画面内容毫不相干,是画家幻想出来的风景(Phantasielandschaft),用来营造空间和情绪的深度,而这正是中国山水画中常用的手法。

明斯特贝格所主张的中国山水画对西方绘画史的影响在学界多有争议。它受到同时代法国汉学家的批评,认为那是浪漫主义的天马行空的联系,实际上这种影响并不存在。但纵观这一时期的研究,许多德国艺术史家肯定了中国山水画对西方近代绘画产生的影响,多数汉学家则否认了这种影响的存在,认为所谓在西方绘画中所体现的中国山水画元素,其实只是一种纯粹的巧合。但不容否认的是,明斯特贝格开启了一种从东方艺术中溯源的研究方向,伴随着东方研究热潮的崛起,以中国山水画为代表的东方艺术,客观上成为西方艺术史自我反省的参照物。

通过对上面两种解释路径的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山水画如何对西方绘画产生影响,其答案或在于对中国山水画特征的理解,是将中国山水画的核心特征诠释为一种山水自然所体现的精神,还是认可中国山水画最本质的特征体现在其绘画技法与独特的题材表现之上。可以说,对中国山水画的不同理解,决定了阐释路径的不同。

三、德国艺术史家视角下中国山水画的写意精神与超越性

一般而言,中国山水画传统区别于西方绘画传统,最明显的应是中国绘画素来讲究的写意精神。事实上,绝大多数德国艺术史家也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明斯特贝格就将这种对意境的刻画,当作中国山水画最本质的特征,从而根据画中山水的写意手法,推断出中国山水画对《蒙娜丽莎》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山水画表现的不是自然景物,而是幻想中的景色(Phantasiewelt)。与此同时,画中景色与现实的界限并不明显。中国哲学与中国艺术中,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自然与人天然具有统一性,这成为西方学者眼中最令人惊叹的东方特色。费舍尔就举过吴道子消失于画中的例子,来证明山水画的幻境与现实界限的模糊感,说明何以中国人赋予画中意境更高的价值,而单纯地描摹复制在中国山水画中没有很高的地位。简而言之,写意而非写实,才是中国山水画的旨趣所在。费舍尔在《中国山水画》中,单独列了一章来探讨山水画的意义。他认为一方面由于中国山水画由文人士大夫创作,它所体现的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工匠的技艺,而是展现创作者对世界的理解与把握;另一方面,自然景物被人们赋予意义之后又成为了意义本体,它从象征性的写意符号,逐渐演变成意义本身的表达。

人们把景观当作现实来崇拜,并从这种崇拜中滋生出对景观的崇拜。……中国自然绘画大师的作品也同样充满了象征意义和神秘色彩。现在看来,这就是中国自然和艺术的精髓。而通过山水画写意的表达,艺术体验得以回归到那种早已失落的整体统一之中。①Otto Fischer,Chinesische Landschaftsmalerei,München:Kurt Wolff Verlag,1921,p.157.

在创作手法上对写意的艺术追求,成为令西方艺术家惊叹的独特的东方山水画特色。西方艺术史家们注意到山水画中水墨丹青的色彩表现,它与绚烂多彩的西方绘画形成鲜明对比,仅凭借单色素描渲染,便铺陈出不同景物的明暗与远近景物的层次感。这种在色彩使用上的克制,被德国艺术史家Speiser称为“知性的风格”。②Werner Speiser,“Chinesische Malerei in Deutschland,” Artibus Asiae,vol.5,no.2/4,1935,pp.256-264. 单纯的色彩不仅突出了形式感,加强了在表现力上的强弱明暗对比,而且赋予画面以统一性,能更生动地展现气韵的流动。

费舍尔注意到“气韵生动”在谢赫六法中的核心地位,强调此种水墨丹青的作画方式最符合中国山水画的意境。气韵这一抽象的氛围感,在明斯特贝格看来与印象派颇为相似,都是侧重于描绘景物在观赏者心中留下的印象,而不是眼睛所看到的形式。气韵所带来的朦胧感,被认为赋予中国山水画以一种神秘的氛围,因此常常被认为是中国山水画风格的标志性特征。在西方的思维框架中,气韵的本质多被理解为一种赋予躯体以生命的东西,也就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从现代艺术观的角度来看,包括绘画在内的艺术所要表现的正是这种生命力。中国山水画洋溢的气韵生动的精神氛围,与西方现代艺术的追求不谋而合。当代德国美学家Mathias Obert在《前现代中国的气现象与美学基础》一文中,分析了气韵在中国艺术中的美学意义,对气的概念进行了存在论意义上的阐释,认为中国绘画中气韵生动所表达的是生命本身的关系结构,由此构成了写意的内容。③Mathias Obert,“Das Phänomen Qi 氣 und die Grundlegung der Ästhetik im Vormodernen China,”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vol.157,no.1,2007,pp.125-167. 那么写意这种表达手法,背后所要表现的究竟是什么精神内容呢?

在德国艺术史界,关于中国山水画的超越性问题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冯轲认为:“中国艺术是世界上唯一不是源于宗教的艺术,因为古代中国人的宗教不是崇拜超自然的神灵,而是崇拜自己的祖先,崇拜自己的历史,直至神话中古代帝王的原始时代。”④Max R.Funke,“Chinesische Kunsttradition,”Monatshefte für Kunstwissenschaft,vol.7,no.5,1914,p.179.这种观点是西方对于中国宗教文化比较普遍的认识,认为中国的文化具有强烈的世俗化特点,而缺乏一种超越性的宗教性。

费舍尔则持相反的立场,他认为中国绘画对于山水的偏好源于自然崇拜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又源于其背后泛神论色彩的自然观。对此他作如是言:

“人”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未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至于需要在人自身中去追求一种自主而完美的境界。他所敬畏的最高神灵并非人形化的存在,而是超越于人的非人之力,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天”——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面对世界的宏大景象,他们心怀敬畏。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精神并非与自然分离、对立的事物,而如同大海一般与自然浑然一体。正因如此,他们从未将某种原则抽象为拟人化的精神之神,而是在感性所赋予与求取的经验中,体悟到神性的存在。①Otto Fischer,Chinesische Landschaftsmalerei,München:Kurt Wolff Verlag,1921,p.153.

根据费舍尔的解释,在精神等级上,有灵性的自然是高于人性的神魔的,大海、高天这类自然形象,本身就象征着一种完满,这是一种超越了人性的完美,通过山水画中对自然本身的表达而表现出来。在费舍尔看来,这种自然崇拜观念已经润物细无声地进入文化的深层,不仅见于道教自然泛神论中对自然的崇拜,同时也出现在佛教中,尽管它力图消解自我的感受,破除执念,但寻求的依然是与自然世界的完全统一。

费舍尔认为中国山水画中体现的这种自然崇拜文化,已转变为一种具有宗教情怀的审美超越性。他认为,中国人对大自然不仅表现出敬畏,而且表现出惊奇、热爱和奉献,中国人与大自然之间拥有较地球上任何其他文化几乎更加密切的深层联系感。这种在审美中表现宗教性的证据不胜枚举:如在日常生活的民风民俗中、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中,都有大量的此类元素;如寺庙、房舍和亭台楼阁的布局,花卉和园林的培育,名胜景观艺术,甚至是大小官员到最奇妙的山峰的孤寂处朝圣,都在诉说着这一切。不仅如此,因为中国古代艺术书画同源的特点,它还体现在文学上,浩如烟海的散文等大量抒情作品,都在吟唱和诉说着对大自然尤其是对山水的挚爱。这一古老的自然崇拜,不是因为与人相近的上帝或魔鬼,而是源自对自然原始力量的直观的敬畏。费舍尔认为,在老子与孔子的时代,这种超越性的宗教元素已经出现了,但直到公元前2世纪的汉朝,才纳入国家宗教的体系。所谓“道”也就是自然的规则,阴阳之间永恒流变的原始法则。自然中的时间与空间也有相应的秩序,比如四季与五行。当这种自然宗教观念逐渐发展为风水学说时,它所依托的正是最古老的直观经验。落实在建筑上,这一理念表现为理想的设计应当坐北朝南,背倚山岭,而山峰的形势又与天体星象相互呼应。周围的森林与溪流也遵循着对应的规则,例如在东南方修建塔楼象征吉祥,而若倾斜朝向西方,则被视为不祥的征兆。

中国人在绘画与思维中的内在感悟,并不仅仅停留于揭开世间现象浮沉变幻的表层帷幕。在他们看来,大自然的千姿百态本身即具神圣性,值得无限的敬畏与体悟。然而,他们更能感受到这一切背后的意义与原初的秩序:整个世界仿佛围绕着某个中心而运转。这种体系将天地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组织为“五行”结构,而五行的运作又遵循着阴与阳、雌与雄、黑暗与光明、摄取与孕育、升腾与沉降等二元对立的极性法则。在这些对立之下,还潜藏着更深一层的统一——这正是自然的真正意涵,也是生命之本质。②Otto Fischer,Chinesische Landschaftsmalerei,München:Kurt Wolff Verlag,1921,p.159.

而正是这种自然崇拜无所不在地浸润于日常生活,使中国山水画的精神,具备了跨越地域与文明的极强的感染力。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J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6-0061-08

作者简介: 高辉,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副研究员,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山水美学话语西传路径及其影响研究”(23&ZD23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