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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类主体”与文艺批评话语范式转型



摘 要: 当下,人工智能已经全面介入文艺活动的各个环节。在提示词工程和文艺创作者意图的相互作用下,AI大模型在支持文艺作品生产过程的关键数据抓取、意向信息筛选、话语系统重组和结构文本再现过程表现亮眼。这种趋势也引发了理论界关于文艺批评环节如何发挥AI创造潜能的思考与探讨。AI类主体主动介入文艺批评首先要面对的是批评主体角色演变的问题,文艺批评实践由此产生了一种可称之为智能“类主体”的“幽灵批评家”。依托工具理性、算法训练和数理逻辑的支持,智能交互技术搭建了高效处理文艺批评信息的“数码人工环境”。在此语境下,人类主体(可见主体)和人工智能“类主体”(幽灵主体)各司其职共同完成文艺批评工作。拥有超级智能的AI类主体超越单纯工具属性而“主动”介入文艺批评领域,将会在批评主体身份转化及功能拓展、主体内涵的生成机制与批评共同体构建等方面引发文艺批评话语范式转型。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究和关键概念的学术梳理,对于我们重新理解AI时代的文艺批评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 AI类主体;文艺批评;话语范式;幽灵主体;批评共同体

如今,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刻重塑人类世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实践的各个领域,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文明、文化、艺术和审美等问题的认知、阐释、评价和建构。人工智能(AI)作为人为手段和技术条件共同创造的“类主体”或“第二智能”①在哲学研究领域中,人们常常将与纯物质化的“第一自然”相对应的技术人工环境称为“第二自然”,言下之意是其中存在着“非自然”的人工条件或因素。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将相对于人类主体的、由技术人工条件所创造的人工智能称为“第二智能”或“类主体”。所谓的“类主体”或“第二智能”,主要是指人造智能体(如智能机器人、通用AI大模型系统以及“数字人”等带有不同强弱程度智能条件的人造“技术代偿物”)所具备的“不完全主体性”或“智能条件”。它们通常是科幻文艺中的“智能物种”,通过程序语言和数据库技术模拟、筛选和适配原生自然人类主体的智能条件,并在从事与人类智能条件相匹配的工作中形成与人类主体相似的智能能力。如同“第二自然”不能等同于“第一自然”,而只是“第一自然”的模仿、再现与映射,当前条件下的“第二智能”也不等同于“第一智能”,具有“第二智能”条件的AI因此是一种“非人类”、拟人化的“类主体”,本文将其统称为“AI类主体”,以区别于时下流行却在语义上存在歧义的“AI智能体”。人类社会发展AI技术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让这种“类主体”或“第二智能”真正进化为具有人类特性但功能更为强大的存在物,但对其智能化发展的前景以及由此引发的人机关系变局,学界目前尚存在争议。,它们能否在文艺创作、传播、接受与批评过程产生类似于人类主体的实质性建树,取决于其是否能够模拟和再现人类主体的感知模式、逻辑思维和信息处理习惯。在提示词工程和人类主体意向的相互作用下,AI系统在支持文艺作品创作过程的关键数据抓取、意向信息筛选、话语系统重组和结构文本再现等方面表现突出,从而呈现出类似于人类主体的智能特征与能动性。由此,AI类主体介入文艺批评领域也已不再是科幻文艺的技术乌托邦想象,而和AI文艺创作一样是正在不断发生的审美现实。近年来,伴随AI大模型应用而出现的Chat GPT在人类研究者辅助下自动生成诗歌艺术评论、DALL-E通过数据抓取对绘画作品的艺术风格进行分析评价、DeepSeek的算法推荐系统介入中文小说文本的批评和阐释等现象,都可以被理解为AI类主体主动介入文艺批评的鲜活案例。它们为人类批评者在AI类主体“技术代偿”功能的协助下高效地完成文艺批评文本生产提供了积极前景,也在审美范式构建层面重塑了文艺批评的格局。因此,深入阐释AI类主体在文艺批评实践中的运行机制,探寻文艺评论话语建构、内容创新和范式变革的可行路径,并在智媒语境下揭示“人类-AI”协同合作以开展文艺批评的潜能,是值得深思的时代话题。

一、AI类主体与文艺批评主体问题辩正

文艺批评是具有情感—智能倾向的生命主体对文艺作品进行分析、阐释、理解和评价的知识生产过程。AI类主体介入的文艺批评是它的新发展阶段。人类文艺批评的理论研究源远流长,流派众多,成果卷帙浩繁,文学批评通常是对文艺批评的狭义概括,也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是一个受规训的活动,它试图描述、研究、分析、证明、阐释和评价一部艺术作品”,而“任何一个尝试用这种方式来评价文本的人都是文学批评家”。①查尔斯·E·布莱斯勒:《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第五版)》,赵勇、李莎、常培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文艺批评实践不仅要依赖于文学理论提供的观念、概念、框架、假设和方法作为武器,还离不开批评行为的主导者即批评家。在经典文学理论视域下,文艺批评中的人类主体为所有文艺作品制定评判标准(文法规则、方法论和美学原则等)。18世纪以来由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理性主体范式,将文艺批评描述为拥有具身体验、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人类主体对文艺作品的审美体验、理论阐释和客观评价。

从古典时代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到现代社会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主体性”问题始终作为文艺批评实践不可动摇的哲学根基。在这一理论传统所构建的庞大知识系统中,文艺批评的主体概念也被持续性的理论阐发行为所锚定。在此背景下,梅洛-庞蒂对文艺批评主体的阐释最具有代表性,他将包括文艺批评在内的审美活动中的主体理解为“并非单纯是理性思维或经验感知的集合,而是一个鲜活的肉体与意识紧密相连的具身存在,共同构成了主体性的自我”②陈琴、陈亚丽:《人工智能能否介入文学批评?》,《浙江学刊》2025年第3期。。文艺批评中作为“主体性的自我”的形成,有赖于人类身体与世界的媒介性联结,这种联结依赖于两个重要前提,即“身体的体验性”与“身体的意向性”。其一,身体并不是单纯的物理存在,而是具有主观体验的存在。身体通过其感知和运动,使世界和意义得以呈现。例如,我们通过触摸感知一块石头的质地和外形,通过视觉感知它的形状和颜色。其二,人类身体的行为不仅是肌肉运动,还是有目的的意向活动,这种意向性使身体能够与世界建立有意义的联系。我们伸手去拿一本书的动作不仅连接了身体的肌肉运动,而且还指向书本这个对象。在此过程中,人类的认知感受、身体结构和外在世界相互耦合,构成意义生成的整体性结构。由此,人的“意识是通过身体以物体方式的存在。当身体理解了运动,也就是当身体把运动并入它的‘世界’时,运动才能被习得,运动身体,就是通过身体指向物体,就是让身体对不以表象施加在它上面的物体的作用作出反应”③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3-184页。。人类身体不仅是被观察的对象物体,还是其具身主体存在的基础和方式。身体通过其感知和运动与世界建立联系,赋予世界以意义。主体也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存在物,而是通过其在世界中的体验和活动而存在的。主体的存在方式是通过身体与世界的直接联系实现的,这种联系是不可还原的,主体的存在和世界的呈现是同时发生的。这种“生理躯壳”与对象性世界“共时同在”的方式为经典主体提供了自我认知和经验感知的基础,当然它也是人类从事包括文艺批评在内的所有意向性活动的生理学前提。

古典主体理论的阐释传统在延续到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那里时被进一步深化,并为他讨论AI类主体这种“技术代偿物”的“将来形态”提供了学理基础。在他看来,技术发展推动了人类大脑和身体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了人类的主体建构。斯蒂格勒因此设想,我们应当“建立一种使主体成为‘自然界的主宰和占有者’的普遍有效的理性原则,而且在这个计划中,理性的本质就是计算,那么形而上学的转折就意味着哲学的思辨进入了技术时代,技术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把主体性实现于客体性之中”①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AI类主体和文艺批评主体内涵的扩充和演化自然也是这种技术现代化驱动的结果。当一种具有智能倾向的类主体(如赛博格、机器人、强人工智能等)出现时,它们作为超级“技术代偿物”自然会影响到人类主体的话语实践,并将人类的主体能力建构于技术物客体化的对象结构之中。因为在AI介入文艺批评的过程中,作为类主体的人工智能与人类依托批评语境和智能平台同源共存,“技术是对作为‘必要的缺陷’而存在的人之‘补余’和‘代管’。在建构和完善人的过程中,技术获得本质与动力并展开和实现其自身;在技术对人的语言、知识和记忆进行全面代管的当下及未来,技术意识觉醒孕育着普遍智能革命的契机”②武先云:《技术、知识与人的解放——斯蒂格勒技术思想解读》,《云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人类始终都与AI类主体形成意义建构的耦合关系,技术的迭代和成熟,加速了这种人机交互的构成性特征的形成。与语言、图像、机械装置等传统“技术代偿物”相比,AI类主体的特殊性在于,它逐渐使“技术代偿物”获得了“准主体”或“拟主体”的代码操作能力。例如,AI大模型能够在人工提示的条件下生成符合学术规范的文艺批评文本,计算机视觉系统可对文艺作品进行修辞学、风格学和谱系学分析,而模拟人类大脑运行机制的智能算法神经网络甚至发展出独特的文艺作品阐释路径,即所谓的数字人文方法。不过,作为“技术代偿物”的AI类主体,其“‘拟主体’的技术权力之于艺术创作有三个无以抵达的边界,即创作动机的情感限度、艺术表达的想象力限度和作品效果的价值限度。” ③欧阳友权:《人工智能之于文艺创作的适恰性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1期。因此,在文艺批评实践中,AI类主体行使数据筛选、识别和重构职责也是其作为“技术代偿物”“补余”“代偿”和“接管”一部分人类主体所欠缺的超级演算和超速检索能力的一种表现。

完全态的“AI文艺批评”是人类文艺批评的未来形态。它对AI类主体的主体性要求很高,现阶段的文艺批评的发展尚未达到这种层次④文艺批评与技术手段及其引发的主体功能变革密不可分。文艺批评在文明发展史上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人类独立开展文艺批评、人类利用技术工具进行文艺批评、AI类主体辅助人类完成文艺批评以及人类和AI完全主体的合作式文艺批评。目前文艺批评还处于第二、第三阶段的结合部,所谓的“人类-AI文艺批评”还只是某种学术猜想。限于篇幅,文艺批评主体的发展史,此处不再赘述。。因此,要构建人类和AI批评者合作共生的文艺批评生态,AI类主体还需要经过功能增强和情感进化,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AI主体”。对此,有人认为,能够自主开展文艺批评这种高级精神活动的主体至少应该是进化出部分情感能力的强人工智能(Strong AI)。“强人工智能被设想为不仅具备像人一样具有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还具有生物本能、自我意识、世界观和价值观。”⑤曾巍:《AI文学的批评:路径、范式与重点》,《云南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这里,美剧《拾荒者统治》(Scavengers Reign,2023)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剧中有一个关于“机器人变成人”的故事。机器人利瓦尔(Levi)和人类宇航员阿兹(Azi)迫降异星后因各种意外而被奇异的黏性菌丝生物侵入、寄生和改造。这些菌丝进化出智能生物网络,它们的微结构与利瓦尔的电路板发生耦合效应,所产生的生物电刺激了它的智能中枢,让它复活并产生情感,变成拥有主体意识的智慧生命。该剧带给观众的启示是,“AI主体”的进化之途,可能并不仅仅依靠某种算法逻辑与程序,还可能会借助有机生命的混沌原理,在有机与无机、算法与情理、碳基与硅基之间搭建生命底层逻辑,最终演化为具有“赛博格”属性的情感—智能主体。从利瓦尔这个艺术形象的设定上我们可以看到,也许未来的文艺批评主体可以是肉身载体与精神意识的奇妙结合,可以是菌丝网络和数据流的纠缠,也可以是生物电信号与信息黑箱的融合,甚至还可以是跨越一切可能性的生命潜能的聚合体,或者说“跨物种生命”。AI类主体从辅助工具到智能生命的越级迭代,并由此获得人类主体的美感体验和情感建构能力,这决定了它们在未来的文艺批评中所能够发挥出来的潜力和限度。

综上所述,在传统文艺批评实践中,人类批评主体从事批评文本写作的独特性深深地植根于其“具身性”(embodiment)①“具身性”是一个涵盖多学科论域的学术概念。在哲学领域,具身性的主要内涵是指人类“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由此形成一种带有交互性情境特征的认知方式。根据这一定义,具有部分人类主体性特点的AI类主体在介入到文艺批评等交互性情境时,也会产生类似的“具身性”特征。详见Tom Ziemke, “What’s that thing called embodiment? ” Proceedings of the 25th Annual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 Psychology Press, 2013, pp.1305-1310.生命经验。这种与人类书写行为所固有的身体关联性同源相生的机制,促进了人类主导的文艺批评实践的完成,即人类主体将身体认知、美学体验和情感判断视为精神实践活动的方法论基础,进而使文艺批评的理论话语具备共情意识和同理心,以此打动读者,使其与批评主体产生情感—心理共鸣。相对而言,人类-AI合作式文艺批评中的AI类主体在进行文艺批评时所依赖的则是“非具身化”的数理逻辑和程序语言之间的“合力”,它们通过算法定位人类文艺批评“已有的文本数据库”资源,甄别和筛选备用语料片段,按照人类合作者的指令(提示词)来生成新的文本。这种从人类文艺批评“前文本”数据库中抽取语料碎片、编码字段和修辞方式进行文本内容再生产的批评范式并不需要人类的情感结构、思维模式和审美认知等具身性经验的参与,而是一种纯粹的机械程序或数字智能,它对文艺作品的所谓分析、阐释和评价是一种“非人化”的智能运算结果。这种新的文艺批评范式意味着一种意义非凡的变革,因为它在方法论层面引发了当代文艺批评主体的类型融合和文本生成机制的结构演变,推动了文艺批评话语体系的更新,进而促使未来“批评共同体”重构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

二、文艺批评AI类主体的生成机制

如前所述,现阶段的文艺批评是作为批评实践主要组织者的人类通过“提示词”对作为“技术代偿造物”的AI类主体或智能系统下达指令,进而人工筛选和匹配出符合文艺批评要求的文本,实现对文艺作品分析、阐释、评价和理解,最终让人类在AI类主体辅助下完成批评文本生产。所谓“提示词”是指在单次人机交互过程中人类向系统中输入的指令或要求,而与之相对应的“提示词工程”则是人机互动过程中涉及的指令、思路和方法的集合,是涵盖交互全流程的方法论。通常来说,提示词工程的实施要考虑AI大模型在各类应用场景中的功能特性(如推理能力、知识边界、逻辑结构等)、任务场景(如创作类、分析类、阅读类等)和用户需求(如风格、格式、修辞等)的协同匹配与优化改进。在此基础上,文艺批评中人类输入的“随机指令”就为AI类主体的计算逻辑提供了“偶然驱力”,推动其进行算法匹配、语料抓取和文本建构。这一过程只有程序理性的运转,而不存在具身生命体验的因果闭环。在完全态的AI文艺批评文本系统中,经过人类甄别、筛选和确定的批评文本则蕴含相应的情感编码和具身经验;而AI类主体生成的结果则是“各种特性的符号链与异常多样的编码模式(生物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相连接,这就发动了种种不同的符号机制和事物状态。表述的集合性配置实际上直接运作于机器性配置之中;我们不可能在符号的机制及其对象之间建立彻底的断裂”。②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人类主导的“情感文本”(文法规则)与AI类主体主导的“数字文本”(信息之流)在文艺批评文本的最终构建中打通了边界,人类与AI类主体“共享”文艺批评经验与方法,实现了视域融合。人机协同的合作式批评在这个过程中顺利完成,产生出迥异于传统文艺批评形态的“异质性文本”。

显而易见,AI技术介入文艺批评的核心机制是人类与超级智能程序之间的分工合作,人类负责训练、引导AI类主体,为它的程序运行提供明确指令,并在其最终筛选重组的文本中依据相应的审美标准和文法规则构建批评文本。AI类主体则在学习、标记、解析和模仿人类文艺批评“前文本系统”的过程中负责“数字文本”的生产环节,并为人类提供强大的数据筛查、算力支持和智能辅助,并最终促成“异质性文本”的生成。同AI大模型生成文艺作品的内在机理相似,AI类主体介入的文艺批评“基于算法的重复性操作而产生,但是在这种重复中,提示词的随机性、数据集的多样性以及机器学习的动态性共同作用,又使之产生了丰富而独特的差异”。①刘家夷:《计算逻辑:人工智能文学的异质性生成》,《江西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AI工具从人类的创作能动性让渡中获得类主体属性,但其所创作的批评文本并不是人类思维、情感、精神和感知综合的结果,而是一种“概率的测算”或智能化的信息重组。在此情境下,当代文艺批评的主体角色就分化为以下三种话语处理和信息编码机制。

其一,人类主导文艺批评话语实践,但人类的主体地位已经被智能技术“分割”,产生了主、客体功能分化的“分布式主体”。在传统文艺批评中,人类将与其生命经验相联系的具身认知介入到文艺作品中并与之产生情感共鸣。“他们倾向于将自己活动的舞台理解为一个自主性的场域,把知识规则的建构看成是对知识活动内在规定性的把握。”②胡疆锋:《文艺批评的多声部与元原则》,《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2期。在此基础上,他们对文艺作品作出理性评价和判断,再将其与他们的情感经验和生命世界的交互结合起来,产生相应的审美经验、情感表达、标准规范和理论方法等。传统文艺批评主体的批评实践就是感性的生命经验与理性的逻辑认知的交融,其批评话语就是身体经验“图式”及其意向性结构的符号表达。当批评者与文艺作品相遇时,就是一种生命经验对对象性世界的介入,由此产生作者与读者、情感与理智的碰撞。在这种碰撞中,批评者与创作者之间的生命经验借助于文本意向性世界的中介而发生感应、共振与耦合,生命经验在其中相互编织、彼此缠绕,激发更加丰盈的关乎生命体验与情感价值的心灵回响,并以同样个性化、具身性的符号表征系统(即某种“活态化的话语形式”)呈现出来。在AI类主体介入的文艺批评中,人类因数字技术的影响而发生主体功能分化,产生了栖身于物质世界的“肉身主体”与游牧于“数码人工环境”的“虚拟主体”(即通过意识上传技术产生的“数字人”“虚体”或者“拟-生命”③“数字人”或“虚体”实际上是现实世界的人类主体在数字世界中的“分身”。它们是现实人类在赛博空间的“真身代理人”或“数码代具”。现实人的精神、思维、意识、心理、信仰、道德和记忆等“类本质”要素整体地迁移到这种“数字替身”之上,使其在数字空间的仿真环境里获得再现与重塑,但在功能方面它们并不能完全取代现实世界的真正人类“主体”。它们并不拥有真实的人类身体,而是由“数据和算法组成集合的对象”或“数据包”,因此也被称为“虚拟人”或“数字孪生人”。详见蓝江:《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96-106页、第144-146页。),它们是人类主体的两个“分身”,即“主我”和“客我”。“数字化身、数字分身技术本质上是第三持存(Tertiary Retention)在虚拟世界的居间形态,这类技术将主我(I)和客我(me)分离,使我们既可以数字身份交往,也可以扮演自己的多重人生。”④吴志远:《从“身临其境”到“设身处境”:论数字交往的身体观》,《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在文艺批评中,“主我”和“客我”在智能交互技术创生的融媒环境中同AI类主体发生了复杂的交互与融合。其中,“客我”作为一种具有能动性力量的“数字自我”⑤彭兰:《智能机器的多重媒介意涵及其影响》,《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在文艺批评中依托于技术平台的媒介赋能,并以“数字化身”(替身之我)分担传统文艺批评之“主我”(肉身之我)的部分功能。因此,文艺批评中的人类也随之演变为相互关联的“分布式主体(集群)”,仿佛是一个人类主体以不同存在方式“分布”于不同的媒介环境中,而不再是某种单一式主体。

其二,人工智能作为类主体承担文艺批评的信息检索、内容筛选和重新配置等程序处理工作,并逐渐演化为不可见的“幽灵主体”。作为“幽灵主体”的AI类主体以智能化的数字程序存在,指令集、代码串和数理逻辑共同构成其“虚拟身体”,并以动态的数据海洋和流动的数据包(组)形态隐身于人机交互的数字界面之下。在现实生活中,已出现较多的与文艺批评与文化传播相关并只“存在”于数字虚拟空间中的“AI生物”或“数字虚拟人”,例如“谷臻小简”“数字梅兰芳”“艾雯雯”“秦筱雅”等,它们在文学、曲艺、文博、服饰等数字文艺传播领域正在发挥着类似于人类批评家的作用。在文艺批评发生阶段,这些不可见的“幽灵主体”只在人类输入的指令的引导下执行语料爬梳、收集、聚合和甄别的任务,并基于“弱人工智能”(Weak AI)条件进行辅助性数据筛选和重组,不会与数据库现存文艺批评文本中的人类经验和情感模式产生互动,而只是通过前期对批评文本(有来自于人类的,也有来自于AI生成,统称为文艺批评的“前文本集群”)的搬运、学习、模仿、拆解和重构来形成符合人类审美表达习惯的话语系统,并在数理逻辑①在人类感知系统的范围之外,数字虚拟世界中不可见的数理逻辑构成了AI类主体的“算法黑箱”和底层结构,其中的运行法则并不为人类主体所知,故此AI类主体作为一种“幽灵主体”而存在并在信息处理和符号编码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作用下生成最终的批评文本。简言之,AI类主体在文艺批评中所表现出来的“‘智能’仅仅是计算机科学家们用数字编设的一些程序,而对于真正的智能来说,任何程序的设置,都是一种简单而片面的摹仿”,“而要在计算机中把人的复杂社会关系及其伦理属性数字化,并设置到某个程序中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②李震:《人工智能环境中的人本主义批评传统》,《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8期。因此,即便AI类主体的算法匹配过程有对文艺作品内容的引述,也可以将其视为是一种机械筛选和数字仿真过程,而不是经由人类生命经验消化吸收的“创造性再生产”。AI类主体在文艺批评中只负责采撷、匹配和机械化重组相关语料,而不负责深度加工,更不进行基于身体感知和艺术经验的审美创造。这也是目前很多研究者质疑“AI介入文艺批评之可能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三,高度智能化的AI大模型介入文艺活动的现实揭示了面向未来的“共生主体”和完全态人机融合文艺批评模式生成的可能性。共生主体融合了人类、AI类主体与赛博格等多模态“智能主体”。这种人类-AI融合共生主体的心理机制可能是神经心理学研究中的“图灵机功能主义”。提出该观点的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将人类的心理状态比作图灵机中的程序状态,强调心理过程的计算性质。“图灵机背后的关键思想就是:它是一个能够处于特定状态并能够接收特定输入的设备;设备的下一个状态及其输出(如果有的话)总是它的初始状态加上它所接收的输入的函数。”在这种交互过程,“人类就是一台非常复杂的概率图灵机”,而他/她的情感取向(例如痛苦、欢欣、犹豫、感动等)则是“这台机器的一种状态”。③Barbara Hannan,Subjectivity & Redu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ind-Body Problem,Published by Routledge,2019,pp.32-33.在人机交互的基础上,AI时代的文艺批评就被设立为两种主要的阅读/批评方案,一种是传统的解释性、批判性的阅读,这适用于以作者为中心的印刷文本,它们绝大多数都是人类作者创作的;而另一种则是“计算式阅读”,它们中的一部分是人类作者(借助一般技术工具)创作,另一部分则由人机合作完成(弱人工智能承担辅助角色;强人工智能则行使合作者职责)。例如,华东师范大学王峰教授团队依托“灵咔灵咔”智能大模型(雏形)创作的网络小说《天命使徒》这类文本,就可能更适合使用“计算式阅读”的方法进行阅读批评。因为在对这类明显包含算法逻辑生成的主题类型、语法句段和故事情节等因素的文本,其“计算的读法将意义赋予无意义的‘原始文本’。我们面临的是意义的方向性逆转:读者不再从所读内容中汲取意义;相反,他才是赋予所读以意义的人,对于这种新的读者(以及人工智能)来说,里里外外没有任何符号是有意义的:没有任何东西隐于背后。从全部的无意义中投射出的唯一意义,将是从外部和内部的粒子(如合成图像)中挑选出的、用以啄取和组合的马赛克”。④威廉·弗卢塞尔:《书写还有未来吗?》,朱恬骅译,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版,第97页。在人机合作式文艺批评中,对于AI类主体来说,人机合作完成的文本就如同是随机的一堆等待被“啄食”(批评)的米粒,对它们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有意义,那也是它的人类合作者赋予的),它们只通过算法筛选和重组来生成“异质性文本”,并在人类批评家的干预下使之具有人类文艺批评的情感意向性维度。

依前文所述思路,未来文艺批评最终演变成人类和AI类主体共同完成的“合作式批评”。其中,AI类主体可能比人类更突出的优势是它们集成批评数据(“前”批评文本)的能力,从而能够在批评过程中迅速抓取数据生产出数量庞大的“概率文本”;但人类批评者的优势则在于个性化表达,虽然他们可能在搜集数据和文献梳理上有所不足,但并不影响他们以此展开充满想象力、具身性的批评话语再生产。AI介入文艺批评的火热预示着理想的批评状态应是“人类-AI共生主体”共同在场的复合式批评,它集成了机器智能的精确和理性以及人类主体的混沌和感性,让文艺批评展现出历史上从未出现的新形态——审美感性和算法逻辑的充分融合,文艺批评因此也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计算”①文学计算亦称“计算批评”,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核心成员莫莱蒂提出的文学阅读方法,它是“数字时代研究文学史和文化史的一种方法,是科学方法、解读方法、实证方法、理性主义方法等各种研究方法的一种形式”,其宗旨是在文艺批评时“必须借助数字化文本和计算机大数据处理技术”,让“海量文本或具体文本的海量细节均可按照研究者的兴趣和需要,转化为各种可视化表格、地图、树形图、网络图等,特别是转化为各种量化模型或数学建模”。这种方法为AI类主体介入文艺批评提供了前置条件。详见凌建侯:《远读理论与常量分析——数字人文时代文学批评新方法》,《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5期。或“数字人文”。

三、“人类-AI共生主体”与文艺批评的范式转型

毋庸置疑,人类-AI合作式文艺批评的本质无非是在人类批评家主导的文本数据库中基于算法逻辑进行语料拼贴和信息重组,其“独立”生产的批评文本,并不蕴含基于人类具身生命认知的情感价值体系,而只是基于算法选择和数据组合而构成符号表征的“碎片集群”,即不蕴含人类主体的生命体验或较少蕴含生命体验的“非活态化的句群”。AI类主体参与文艺批评的本质就是纯粹的数据抓取和整合,其所依托的逻辑机制不是情感体验和理性思考,而是计算机程序指令间随机性的“算法匹配”。不过,凡事也无绝对。正是这种高度随机和基于算法理性的信息筛选和抓取,有时候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事实上,一些AI工具以其‘逻辑理性’反而击破了人情壁垒,更能直面我们不愿直接说出的现实问题,甚至很多时候表现得比我们更理解自己。”②杨毅:《人工智能时代 文学批评的挑战与启示》,《解放日报》2025年5月22日,第9版。例如2019年1月国内AI批评家“谷臻小简”从2018年全国20本文学杂志刊发的771部短篇小说中选中60篇作品并对其排名,并最终在《思南文学选刊》上公布。科幻作家陈楸帆与AI合作的《出神状态》打败其他作家的作品居于榜首,莫言的《等待摩西》则只能屈居亚军。作家走走对“一个AI,何以从771部小说中,准确指认出另一个AI”很感慨,另有作家点评“AI更喜欢读科幻,很合理”。③“谷臻小简”是原《收获》杂志资深编辑协同“谷臻故事工场”开发的阅读型智能机器人,它从诞生至今已经“阅读”超过几千部优秀文学剧本、近万部网络文学与纯文学作品。它能以超快的速度读完几百万字的文本,理解其情绪,提取关键结构,把握叙事节奏感,甄别品位高下,其误差率据说可精确到一亿分之一。详见《阅读771部短篇小说 AI准确指认出同类》,原载《解放日报》2019年3月14日,“人民网”转载,网址为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9/0314/c40606-30974915.html,2025年8月8日访问。AI类主体的程序设置公正性让其能够规避文学批评背后可能存在的人为因素,而基于其算法逻辑筛选最符合批评规范的作品,最终被人类无奈地视为“很合理”。2025年2月,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李静把陈忠实的《白鹿原》作为实验对象,让国产AI大模型DeepSeek生成一篇4500字左右的严肃文学评论。DeepSeek在30秒内交稿,文章题目为《走出乡土中国的史诗困境:论〈白鹿原〉的现实主义重构与精神遗产》④李静:《走出“平均化”陷阱:AI时代文学批评场域再反思》,《文汇报》2025年5月23日,第10版。。为此,我们也使用Kimi、豆包和文心一言等国内大模型做了类似的实验,通过对AI生成的各类文本的分析发现,AI类主体的批评结论多基于理性数据的定量剪裁(例如Kimi基于大数据统计将《白鹿原》放置到1940年代至2010年代147部中国小说的主题思想谱系中,“认为”其并未超脱“家族-国家史诗”的叙事坐标)而缺少人性化的意味,甚至还把我们因为人情、面子或怀旧而说不出口的文艺作品的结构性缺陷一次全抖落出来(例如豆包“认为”《白鹿原》对白嘉轩七次婚娶的描述有刻意“奇观化”的嫌疑,属于弄巧成拙;而DeepSeek则“直言不讳”地指出,从信息传递与语言结构的技术层面分析,鲁迅《秋夜》开头那句话呈现出显著的信息冗余与结构变异特征)。这些案例也说明AI类主体克服“技术代偿物”的工具惰性而“主动”介入当下文艺批评现实,有助于批评实践打破传统文艺批评中人类批评家可能存在的“人情枷锁”,即因人情世故、价值偏向、观念固化、期待视野等问题而不能正视文艺文本自身是否表达相关审美意图的现实状况,而违背学术批评公正性、客观性、学理性曲解作品内涵甚至无视作家和文本意图进行所谓的“过度诠释”。“根据本文的连贯性及其原初意义生成系统来判断,我们在本文中所发现的东西是否就是本文所要表达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所发现的东西是否就是本文的接受者根据其自身的期待系统而发现的东西。”①安贝托·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7页。未来的文艺批评也应充分依据这两条诠释的基本规律,合理区分蕴含价值偏向的“人情枷锁”(情感判断总避免不了主观偏向)和尽量秉持理性特征的“逻辑判断”(数据筛选则只立足于现实基础)之间的界限,在对依托于作者或文本真实意图的客观性描述、阐释和评价中,AI类主体才能在此过程充分发挥文艺批评的价值判断功能。这也就是说,人类-AI共生式文艺批评对于文艺文本的价值判断仍有可能受到蕴含主观偏向的人类主体“情感枷锁”的干扰,而如何做到让理性客观的情感判断真正契合文艺作品自身审美意图的文艺批评,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学术命题。AI类主体在人类-AI共生式文艺批评话语生产场中发挥出“算法批评”更大潜能的状况,也将在文艺批评主体身份转化、功能拓展、文献梳理、观点比较引证以及批评共同体构建等方面引发文艺批评的话语范式转型。

首先,AI类主体与人类在文本意义阐释链中的视域融合和话语博弈,构建了人机混融的文艺批评生产范式,人机关系也在这种交互性的“批评事件”中发生新变,未来的文艺批评也有可能实现新的模式转型,即单纯以情感体验为主的批评走向以算法驱动融合情感判断的批评。这种新趋势的产生,有赖于新媒介、新技术语境下批评主体功能的模糊和“越界”。例如,“赛博格”这种为人类-AI文艺批评的共生主体提供栖身之所的新“技术代偿物”,是促成这一演变趋势的一种新形态。这是因为,赛博格化的身体突破了以往所有身体观念的阈限,将作为有机物的人体肉身、机械装置与作为无机物的数字界面、符号编码相互嵌合、混融与重构,形成集合了智能机器构造与“精神灵体”有机统一的技术化的“多模态身体”。其中,技术装置中容纳了人类肉身,构成了身体功能的“内嵌”,人类肉身的功能得到了技术物的增强,产生了主体性角色“外拓”的效果。依靠“内嵌”和“外拓”这两种相互作用的表意策略和逻辑路线,未来的文艺批评将走出情感-理智博弈的小天地,演变为知识共享、规则共存和主体共生的新批评范式。对此,美剧《爱死机》(Love, Death & Robots,2019)中的著名短片《齐玛蓝》(Zima Blue)为我们的阐释提供了参考。影片中艺术家齐玛(Zima)先是由机器变成人类,再由人类强化为赛博格,最后分解为纯粹的机器,回归它原初的样子(一台游泳池清洁机器人)。它体验生活、创作艺术、探索美的真相、最终以解构(解-主体/去-主体)的机器人形式回归到智能生命的本体中,形成艺术创作、传播与批评的闭环。未来文艺批评实践中的“共生主体”也可以像齐玛那样,将赛博格和肉身化的身体共同融入批评过程,前者提供算法经验(通过程序逻辑对艺术文本进行解析重组,产生数据化的信息流),后者提供身体经验(生命感受、思想意识、情感形式等),而最终的批评文本生成则是两种经验结构及其逻辑范式碰撞融合的结果。

此外,如果我们考虑到AI类主体可以因人类赋予不同提示词而生成异质性批评文本,而且这些文本之间的关联是动态的、随机的、耦合的,那么,原则上来说,人机合作式的文艺批评文本就是一种“量子态的语料聚类”。它们具有无限生长的动态化和不确定性特点,这也是AI时代文艺批评游戏属性的外在表征——人类合作者作为“玩家”不停地发出指令/操作,AI类主体负责对指令/操作作出回应,批评文本正是这种程序闭环的结果;“玩家”不停地输入提示词(指令),AI就会不停地生成结果,批评过程因此呈现为不断生成的交互性“游戏文本”。如前所述,“完全体的”AI文艺批评也可以称之为文学计算或算法批评,它是非人化的一种数据过程,同人类文艺批评的(情感-理智)运思过程相比,它更具有机械性(游戏操作)和自动化(控制论式的)的特点。

其次,根据我们对人类批评史的简单回顾可知,传统文艺批评是专业批评家的权力,智能化的AI类主体的出现让批评行为本身被“祛魅”,以“数码游牧者”身份介入到文艺领域的非专业批评家利用AI大模型的辅助,也可以站在他们的专业视角对文艺现象加以评述、分析,具有理工科思维背景的人也可以通过这种新方法发现文艺活动中的新问题。例如,凝聚态物理专业出身的科幻作家刘洋通过“情感计算”(数字人文)的方法对科幻文学等文类的叙事进行数据化归类,通过对情感极性、情感线弧、情绪指向、情感结构等要素与文类流派、时空关联的量化指标批评分析后发现,“文学情感计算提供了一种量化分析的工具,使得研究者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情感模式”,而“情感计算的出现,可以说填补了在计量文学研究中的一项关键缺失,也使得建构一种超脱于传统语言学模型的更高层次的计算批评理论成为可能”。①刘洋:《文学情感计算的五大方向及其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25年第2期。由此,未来的人类-AI合作式文艺批评将由专业化、个性化的作品阐释与分析论证共同走向通约型的数据检索和信息编码过程。在文艺批评过程中,人类-AI共生主体之间的功能边界也开始变得模糊,不同主体的角色定位也演变为“随机性”的话语建构。在新的文艺批评话语生产场域中,“当人类被视为一个分布式系统的成分时,人类能力的完整表达就恰好被视为依赖于系统的胶结,而不是遭到系统威胁”。②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93页。因此,在赛博格、AI类主体、生物技术改造的智能体等介入文艺批评实践的未来语境下,人类似乎不应该惧怕“专属人类主体”的文艺批评边界的消亡,也无需陷入主体边界崩溃的恐慌之中,而应该将“专属人类的主体概念”纳入到涵盖更多主体类型的“批评共同体”之中,将批评中的这种主体功能理解为分布式系统中的一部分(或一个小生态),以此来发挥专属于人类主体的作用。

正如前文所述,数据抓取、遴选、甄别与重构是AI类主体从事文艺活动的主要角色定位与功能表征。“人与算法都承担了部分作者与读者的职能。或者说,正是人与算法的赛博格整体构成了‘作者—读者’。从作者方面来看,人工智能常被认为是人工智能文学的作者,但这个‘作者’同时又是人类语言文本数据库的‘读者’,它不追求别出心裁的自我创造,而是根据对人类语言文本的普遍模式的统计学分析来进行模仿性创作。”③李国成:《人工智能文学及其对现代文学观念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在此前提下,AI参与的文艺活动中的作者、传播者、读者、批评者身份的边界就被消解,变成了信息生产与知识共享的命运共同体。文艺批评也因此走出术语化、理论化的“符号炼金术”怪圈,成为共生主体群落内部不同成员间共同遵循的合作契约和游戏规则。

再次,在新文艺批评视域下,“多元主体、多重媒介形式、多维话语使互联网时代的文艺评论获得了巨大的扩音效果,这构成了庞大的融合文化与‘集体智慧’”。④杨慧:《扩音、噪音与消音:互联网时代文艺批评及受众使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因此,完全态的AI文艺批评必然要求批评行为本身从静默内省的人类心灵独白走向多种主体声音复调交响的认知共鸣。在此语境下,未来的文艺批评就从人类批评家的个人独白走向人类-AI共生主体(赛博格)在对话、交流、协商基础上的视域融合,形成所谓“金字塔形合作话语生产”或“环形合作式话语生产”等不同批评话语生产范式⑤单小曦:《合作式网络文艺批评范式的建构》,《中州学刊》2017年第7期。。这类批评文本的生产集聚了人类情感和机器智能的多重优势,能够在一种(机器)算法和(人类)经验融合的“共生思维”的指引下,利用大数据收集人类批评家的艺术经验和AI类主体的程序原理,共同对文艺作品进行批评阐释。

要言之,文艺批评的主体话语建构过程是“技术代偿物”拟人化行为的动态结果。技术物的拟人化过程自然离不开“主体间”的交流与对话。相对而言,以前的文艺实践主体都是人类(单一主体),而AI时代的文艺主体则是“主我”“客我”共存的人和AI类主体组成的“复合主体”。在这种复合主体参与的新文艺批评实践中,“‘人’负责将创意明晰化,使之成为具有确切所指和内涵外延的理念,提示即是对这一理念的言语表述行为;‘机’则根据提示生成符合用户审美经验和需要的文本、图像、声音或视频,从而完成将理念显现为感性内容的过程”。⑥曾军:《人机交互与辅助生成:人工智能时代的文论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因此,AI类主体参与的文艺批评是不同于传统封闭式批评的“开放型批评”。人类文艺批评文本是静态化、封闭性的,即便有修订版也是局部的、历时性的和有限度的,而完全态的AI文艺批评文本则是动态化和开放性的,是一种拓扑学意义上的共时性结构,随时因为人类主体的选择而发生变形、修正,甚至在没有定型之前已经在看不见的数据黑箱中被擦除,永远无法获得面世的资格。人类-AI合作式文艺批评文本由此变成了非静态性、量子化的存在,它可能一直处于不断调整和变化之中,是共时态“时间褶皱”中的意向性符号系统的偶然性凝结,其存在形态是否能够确定并,最终生成静态的稳定文本,还取决于人类合作者(即“人类中心主义式”主体)的决定。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上文对“人类-AI合作式文艺批评”三种可能的转型和变异状态的讨论,实际上是建立在某种“思想实验”的基础上的理论预测,文艺批评的实际运作可能要复杂得多,因此,我们也不可忽视AI文艺批评中算法逻辑驱动审美感性的现实状况,完全态的AI文艺批评自然蕴含着基于科技人文立场的阐释、批判和反思,而在具体的文艺批评实践中,何时应以“算法驱动”为主体,何时应以“审美评价”为旨归,则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也是我们讨论“AI类主体”与文艺批评话语范式转型问题的应有之义。

结语

目前,AI大模型并没有生成独立的基于自身情感计算的批评话语系统,它们参与文艺批评还需要依赖人类创作出的文艺批评“前文本”系统,这说明它们暂时还没有超出人类主导的文艺批评范畴。因此,我们对AI文艺批评是否会取代人类文艺批评的恐慌似乎有杞人忧天之嫌。设想未来某一天,AI类主体演变为独立的智慧生命形态并在“专属它们的文艺活动”中产生了自主性的批评范式,而人类作为“平行主体”,是否应该担心AI类主体的“审美越界”呢?我们觉得也大可不必。一方面,如果这种AI类主体介入到人类的文艺批评中,它们的“观点”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他异性”的审美参照系,不管其价值取向如何,都将有利于“人类的文艺实践”及其批评话语范式的自省、变革、扩容与进化。另一方面,如果这种AI类主体所批评的是“专属于AI主体”的文艺作品,那么人类更不需要对这种现象大惊小怪,因为这已经与人类的文艺活动无关了。人类完全可以作为“批评共同体”中的他者/旁观者,站在与自身利益无涉的视角去审视“全AI化”以及“专门服务于AI主体”的文艺批评及其话语范式,或作为智力游戏(消遣),或作为审美参照,并通过这种他者化视角来反思人类审美实践可能走向新表意空间的潜能——即AI主导的文艺批评可以为人类文艺批评提供“自反性”的意向性话语参照系统。

面对当前文艺批评中这种蕴含智性要素的AI类主体的“威胁”,我们或许可以换一个视角。当我们过于在意AI类主体“趋向主体化”演变及其对人类的进逼时,就会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这将不利于推动文艺批评话语的开放性构建。正确的态度也许是正视AI类主体在文艺的创作传播、批评接受和再生产过程对其自身所产生的解放性力量和创造性潜能。因为任何新技术(哪怕这种技术的出现挑战了当前作为唯一主体选项的人类的能动性和主导性)出现,都会改变一些东西,这种改变有时候是不以人的意志(希望保留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图谋和算计)为转移的。回过头来我们也可以想象,所有的新技术也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总是人类意志干预和意向性参与的结果,与其抱怨AI类主体会僭越人类,倒不如在AI类主体介入文艺批评时合理地引导这种“技术代偿物”所蕴含的合乎人类本意/本心(创造技术,造福人类)的那部分,引导它们与人类的道德本心与伦理正义一道,共同推动文艺向真、向善、向美发展,在拓展文艺审美无限可能性的同时,实现人类梦寐以求的批评范式构建理想。

最后,发生于当下文艺生产场域中的生物神经网络与人工数据网络的审美批评话语共振,正在生成超越传统主客关系的批评主体的“共同体星丛”。这种文艺批评共同体既非人类意志的简单延伸,亦非技术乌托邦的自我言说,而是通过持续的人机协同关系重塑文艺批评的本体论基础。未来的文艺批评实践将存在于硅基芯片与碳基神经元的对话间隙,在保留人类经验特殊性的同时,也为技术智能的阐释空间提供潜能——这或许是由人类文明与包括“AI主体”在内的所有可能的共生主体一同书写的全新批评诗学。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I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6-0142-10

作者简介: 鲍远福,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媒介融合语境下中国网络科幻小说的阐释批评机制研究”(23XZW031)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