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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多布罗加问题的演变及其地缘政治影响



摘 要: 南多布罗加问题是近代以来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围绕南多布罗加归属而引发的领土争端问题。南多布罗加问题的产生有着复杂的政治、历史与社会背景,除了与南多布罗加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和经济地位有关之外,还与近代以来巴尔干半岛地缘政治局势的剧变、大国的干预以及错综复杂的少数民族问题密切相关。从本质上来说,南多布罗加问题是一个集民族主义、历史遗留和地缘政治博弈相互杂糅、高度复杂的国际性问题,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演变对巴尔干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 南多布罗加问题;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冲突;大国博弈;地缘政治

现代意义上的南多布罗加问题(Southern Dobruja Question)主要是指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争夺南多布罗加归属权而引发的地缘政治问题。1878—1940年间,由于南多布罗加的管辖权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多次转移,该地区甚至被认为是“巴尔干半岛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与马其顿问题、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一样,南多布罗加问题在巴尔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巴尔干半岛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多布罗加问题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历史与社会背景。南多布罗加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巴尔干地缘政治环境的剧变、大国的干预以及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等因素,都在南多布罗加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目前,国外对南多布罗加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南多布罗加问题的起源以及罗马尼亚对南多布罗加的管控政策等问题,对于大国决策过程缺少考察。①详情参阅:Daniel Cain,“Conflicts over Dobruja during the Great War,” Balcanica,49(2018),pp.79-90;B.Nyagulov,“The Treaty of Bucharest and the Fate of Southern Dobrudza”,Bulgarian Historical Review/Revue Bulgare d′Histoire,(4)1993,p.134;Blagovest Nyagulov,“Violences contre les civils de la Dobroudja,1916-1918:Historiographie et mémoire en Bulgarie et en Roumanie,” Bulgarian Historical Review/Revue Bulgare d′Histoire,1-2(2015),pp.18-38;E.Tuşa,“Ethnodemographic Changes that Occurred in Dobruja as a Result of the Colonization Policies Implemented between 1878 and 1940(I),”Journal of Ethnophilosophical Questions and Global Ethics,2(01),2018,pp.33-41;Ana-Teodora Kurkina,The Problem of the Appurtenance of Dobruja Region,1913-1940:Bulgarian and Romanian Methods of Claiming Rights over the Territory,Diss.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2013;Ann. Gladysheva,“The Population of South Dobrogea as an Object of Romanization Policy(1913—1940),” Istoriya 7.5(49)(2016),pp.10-20.国内专题研究尚不多见,仅在《巴尔干纷争》②马细谱:《巴尔干纷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225页。、《巴尔干近现代史》③马细谱:《巴尔干近现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98-400页。以及《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④费里茨·费舍尔:《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何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81-383页。等著作中有所提及。从整体上来看,尽管学界对南多布罗加问题中涉及的部分议题和史实有所梳理,但是并不完善,且对该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与地缘政治影响缺乏深入阐释。本文拟系统梳理南多布罗加问题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揭示该问题产生的复杂历史根源,深入剖析其对巴尔干地缘政治产生的复杂影响。

一、南多布罗加问题的起源与发展:从中世纪到近代

南多布罗加问题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至中世纪,此后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 从东罗马帝国到俄土战争

自中世纪以来,多布罗加极端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为其卷入未来的政治冲突埋下了隐患。现代考古学证明,多布罗加地区最古老的定居人口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多布罗加的古代居民是欧洲最早加工黄金的人。后来,他们与北方骑马民族混居,形成了古色雷斯人。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在黑海沿岸建立了殖民地。公元前 5 世纪,斯基泰人攻占多布罗加后,将其称为小斯基泰(Scythia Minor)。⑤Roger Batty,Rome and the Nomads:The Pontic-Danubian Realm in Antiqu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204-214.公元前1世纪,该地区又被罗马人征服。公元7世纪时多布罗加完全是东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从东罗马帝国向斯拉夫和原始保加利亚人(Proto-Bulgarians)的过渡标志着多布罗加地区地缘政治的重大转变。公元681年,阿斯帕鲁汗(Khan Asparuh)率领原始保加利亚人在多布罗加定居下来,并打败了拜占庭军队。拜占庭将多布罗加割让给原始保加利亚人,从而奠定了第一保加利亚王国在多瑙河的地理基础。⑥斯坦利·乔治·埃文斯著:《保加利亚简史》,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翻译组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44页。1018年,第一保加利亚王国灭亡后,多布罗加被拜占庭帝国征服。13世纪,蒙古鞑靼人的入侵、与保加利亚王国的战争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稳定。这一时期土耳其人也开始在此定居。

14世纪,保加利亚王国分裂后,多布罗加地区先后建立了由贵族巴里克(Boyar Balik)及其继任者多布罗蒂察(Dobrotitsa)领导的卡尔温专制王权(Karvun despotate)。⑦安德烈·奥采特亚院士主编:《罗马尼亚人民史》,安娜—埃瓦·布杜拉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7-58页。多布罗蒂察的继任者伊万科(Ivanko)于1390年去世后,多布罗加一度处于瓦拉几亚省米尔恰长老(Mircea the Elder)的控制之下,而在1395年罗维涅战役(Battle of Rovinje)后,它又被奥斯曼帝国持续统治了大约460年。⑧George Ostrogorsky,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69,p.551.

在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沙俄占领了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并进入了多布罗加。1829年,《亚得里亚堡和约》将其划归给沙俄。⑨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New York:Macmillan & Co.,1907,p.202.沙俄的胜利甚至一度引发了多布罗加地区保加利亚人自治的设想,以寻求彻底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二)从克里米亚战争到巴尔干战争:罗马尼亚吞并南多布罗加

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成为多布罗加问题的源头。1878年3月3日,在没有罗马尼亚参与的情况下,《圣斯特凡诺条约》规定将南多布罗加纳入保加利亚公国。事实上,这是沙俄关于组建“大保加利亚”的一个计划,旨在获得黑海出海口。同时,俄国承认罗马尼亚的完全独立并获得北多布罗加,前提是以南比萨拉比亚作为交换。①Stuart Joseph Woolf,Nationalism in Europe,1815 to the Present:A Reader,Oxon:Routledge,1995,p.115.布加勒斯特政府最初拒绝了这样的损失和补偿。1878年4月2日,罗马尼亚总理伊翁·C.布拉蒂亚努(Ion C.Brǎtianu)向媒体表示:“不存在接受多布罗加的问题。无论从地理、经济、民族还是历史上看,多布罗加都不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它位于多瑙河对岸,是保加利亚的自然延伸;它的居民主要是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和鞑靼人。这里没有俄国人。如果我们征服了它,它将成为我们和保加利亚人之间冲突的持续根源。”②参见Добруджански въпрос,2023年12月14日。7月13日,《柏林条约》确定了罗马尼亚对北多布罗加和多瑙河三角洲的控制权,实际控制面积达15,536平方公里,而剩下7,609平方公里的南多布罗加则归保加利亚所有。③Constantin Iordachi,Citizenship,Nation-and State-Building:The Integration of Northern Dobrogea into Romania,1878-1913,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2002,p.1.9月28日,罗马尼亚参议院批准了吞并北多布罗加的决议,众议院也于9月30日批准。议会还授权政府通过临时政府法规管理北多布罗加。

1912年2月29日,俄国与保加利亚秘密签署协议,明确保证南多布罗加领土的完整性,但该协议很快成为相互利用的工具。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罗马尼亚以威胁支持土耳其为借口,开始对保加利亚施加压力,试图改变南多布罗加边界线。由于保加利亚的反对,罗马尼亚将要求减少到沿巴尔奇克—图特拉坎线的狭窄地带。由于保加利亚立场强硬,导致保、罗双边谈判未能取得成功。南多布罗加争端也导致了沙俄、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奥匈帝国等欧洲列强纷纷介入并提出了他们的仲裁建议。1913年3月,仲裁会议在圣彼得堡举行。4月26日,俄外交部长萨佐诺夫(S.D.Sazonov)主持签署了《圣彼得堡议定书》。保加利亚最终只割让了锡利斯特拉及其周边3公里的地区给罗马尼亚,其他要求被拒绝。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爆发使仲裁决定最终失去了意义。1913 年 6 月 27 日,罗马尼亚军队入侵了保加利亚北部。罗马尼亚联合奥斯曼军队对保加利亚的袭击导致了塞尔维亚和希腊战线的完全溃败。7月14日,罗马尼亚占领面积多达7,700多平方公里的南多布罗加。④George Daniel Ungureanu,“Romania,Bulgaria and the Dobrujan Issue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Great War(1914-1915),”Open Journal for Studies in History,2022,5(2),pp.21-40.8月10日签署的《布加勒斯特和平协定》迫使保加利亚将南多布罗加割让给罗马尼亚。⑤Franz Rothenbacher,The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Population since 1850,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2,p.823.尽管罗马尼亚实现了对南多布罗加的控制,但是这一行为无论是在种族层面还是在历史权利层面都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要求。

(三)一战期间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对南多布罗加的争夺

1913年保加利亚被迫将南多布罗加割让给罗马尼亚,标志着两国领土争端的开启。一战期间,南多布罗加再次成为大国竞逐的焦点。1915年8月24日,保加利亚总理瓦西尔·拉多斯拉沃夫(Vasyl Ladoslavov)与德国大使乔治·迈克尔斯(George Michaels)签署了一项秘密公约。根据公约,如果罗马尼亚进攻保加利亚、土耳其或其他盟友之一,德国同意保加利亚夺回失去的领土,并对罗马尼亚边界进行部分修改。⑥费里茨·费舍尔:《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何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81-382页。在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后,同盟国军队入侵罗马尼亚并迫使其投降。⑦Daniel Cain,“Conflicts over Dobruja during the Great War,”Balcanica,49(2018),pp.79-90.1918年5月7日,《布加勒斯特和约》将南多布罗加割让给了保加利亚,北部则建立了一个由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与保加利亚组成的国际共管区。①邢来顺、吴友法主编:《德国通史·第四卷 民族国家时代(1815—1918)》,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24-525页。9月25日,根据《柏林议定书》,位于多瑙河口附近的整个多布罗加被交还给保加利亚。多瑙河的其余支流则继续留在罗马尼亚手中。②费里茨·费舍尔:《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何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82页。但是,罗马尼亚国王斐迪南德没有批准《布加勒斯特和约》。

1918年同盟国西线夏季战役的失败,使得作为战败国的保加利亚再次面临领土危机。巴黎和会期间,战胜国在多布罗加问题上的立场并不统一。美国根据民族自决原则,为了吸引保加利亚成为友好国家,支持其对南多布罗加的诉求。英国的立场跟美国接近,但犹豫不决。意大利则将对保加利亚的支持主要限于与南斯拉夫王国有争议的问题。法国在多布罗加领土争端中拥有决定性发言权,并高度重视战后罗马尼亚的盟友作用。因此,在巴黎和会上重新绘制欧洲地图时,法国决定支持给“战败者”予以“惩罚”。1919年11月27日,协约国与保加利亚签署《纳伊和约》,罗马尼亚则再次顺利吞并南多布罗加,两国边界保持了1914年8月1日前的状态。③John P.Miglietta,Hitler’s Allies:The Ramifications of Nazi Alliance Politics in World War II,Oxon:Routledge,2022,p.154.根据巴黎和会期间领土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当时整个多布罗加地区的面积为15,570平方公里,人口为273,090人,其中只有6,090人是罗马尼亚人,其他267,000人属于其他族群。④参阅Добруджански въпрос,2023年12月14日。

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南多布罗加与瓦拉赫人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保、罗两国在战后国际关系中的立场是相反的。虽然保加利亚寻求根据《国际联盟条约》第19条规定修订《纳伊和约》的某些条款,但罗马尼亚希望保留战后取得的领土,并坚决反对修订该和约。在维持现状和战胜国强加的“惩罚性和平”背景下,保、罗双边关系中罗马尼亚是占据优势的一方。尽管双方在原则上存在分歧,但两国依然存在保持睦邻友好的合作空间。1920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重新建立外交关系。此外,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在非政治领域的关系同时受到一系列公约的规范,例如商业公约(1930年、1942年修正案)、《铁路通信监管公约》(1935年)、《渡轮通信管理公约》(1937年)等。⑤Vladmir Mitev,“Territorial and Minority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Bulgarian-Romanian Relationship,”,2023年12月27日。保加利亚希望罗马尼亚调解它和南斯拉夫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希望双方关系的缓和有助于改善南多布罗加保加利亚人的处境。

从当时罗马尼亚边界来看,相比于邻国苏联和匈牙利,保加利亚似乎是其周边邻国中最不具有危险性的国家。由于苏联不承认比萨拉比亚并入罗马尼亚,所以战后罗马尼亚外交上更倾向于在某些方面改善与保加利亚的关系。1922年,罗马尼亚同意组建一个双边委员会负责解决罗马尼亚占领南多布罗加后而引起的一些争议问题。尽管保加利亚承诺在罗马尼亚与苏联冲突的情况下保持善意中立,但是由于保加利亚要求解除对罗马尼亚境内保加利亚人财产的查封,最终导致双方谈判破裂,委员会组建也就此搁置。由此可见,南多布罗加问题依然是保、罗双方绕不过去的门槛,甚至一度主导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双边政治关系的所有内容。事实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保、罗关系主要围绕罗马尼亚对南多布罗加的政策和瓦拉赫人问题而展开。

(一)罗马尼亚对南多布罗加的强制性管控

罗马尼亚强占北多布罗加后对其境内的保加利亚人采取同化政策,限制和取消保加利亚人的政治和文化组织。⑥马细谱:《巴尔干近现代史》,第398-399页。同样,在南多布罗加被并入罗马尼亚之后,布加勒斯特政府开始进行领土重组,以加快对当地族群的整合进程。实际上,这种“整合”表现为实施国家层面的强制征服战略,同时大规模引入罗马尼亚定居者。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罗马尼亚出现了重大的社会变化和人口增长。为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土地诉求,南多布罗加无疑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因为它有很多未被开发的土地和许多战后被遗弃的定居点。①Enache Tuşa,“Ethno-demographic Changes that Occurred in Dobruja as a Result of the Colonization Policies Implemented between 1878 and 1940,”Journal of Ethnophilosophical Questions and Global Ethics,Vol.2,Issue 1(2018),p.36.

从1924年开始,罗马尼亚政府迈出了对南多布罗加保加利亚人进行强制管理的第一步,旨在通过挤压保加利亚族群的生存空间,以及改变该地区的民族结构,为其最终完全征服南多布罗加做准备。

第一,对南多布罗加农业公共关系进行强制性改革。为了吸引罗马尼亚人和来自该国其他地区的移民,必须为他们提供定居点和耕地,②Enache Tuşa,“Ethno-demographic Changes that Occurred in Dobruja as a Result of the Colonization Policies Implemented between 1878 and 1940,”Journal of Ethnophilosophical Questions and Global Ethics,Vol.2,Issue 1(2018),p.34.以维持该地区“繁荣的罗马尼亚文化”形象,并证明罗马尼亚对这片土地的领土要求是合理的。③Ana-Teodora Kurkina,“Constructing Borderland Identities in Romania and Bulgaria:The Case of Interwar Dobruja(1912-1939),” Tabula:cˇasopis Filozofskog fakulteta,Sveucˇilište Jurja Dobrile u Puli,14(2016),pp.127-142.罗马尼亚政府先后制定了《南多布罗加组织法》和《农业财产核查法》,作为管理南多布罗加农业政策的指导方针。这两项法规也使得保加利亚人失去了1/3的农业耕地。而这些耕地被罗马尼亚政府用来安置马其顿人。此后,这两项法规又经过多次修改,用来禁止保加利亚人之间的土地流转。同时,这也让保加利亚人失去了购买和耕种土地的信贷来源并被课以重税。而从保加利亚人手中流转出去的土地,根据法律只能卖给罗马尼亚政府。根据相关数据统计,不到20年的时间里,当地保加利亚土著人失去了大约50万公顷的肥沃土地。

第二,在文化领域积极推行同化政策。为强化国家认同,罗马尼亚在多布罗加地区积极宣传罗马尼亚文化。1913年,南多布罗加有276所保加利亚学校,584名教师和21,951名学生。在接下来的20年里,罗马尼亚当局几乎终结了该地区保加利亚人的教育,不但没收了学校建筑和设备,而且驱逐了保加利亚语教师。到二战前夕,南多布罗加仅剩下4所保加利亚学校,182名教师和3100名学生。在这一历史时期,保加利亚东正教会也受到了压制。根据统计,1912年该地区有112座保加利亚教堂,到1935年时只剩下零星的几所教堂没有被罗马尼亚教会占领。神父的数量也由1913年的140名减少到1938年的10名。④马细谱:《巴尔干纷争》,第223页。罗马尼亚当局仅同意80%以上人口是保加利亚人的14个村庄举行保加利亚宗教仪式。保加利亚教会财产被罗马尼亚政府没收。57个保加利亚社区中心和所有保加利亚图书馆都被关闭,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也被转移到罗马尼亚图书馆中。

第三,加快罗马尼亚人移民进程,推动人口结构转换。根据1910年统计数据,南多布罗加地区原有居民282,007人。⑤Елена Любомировна.Валева,Возвращение Южной Добруджи Болгарии в сентябре 1940 г.,Славяне и Россия,1(2017),c.452-470.(详见下表)

族群分类人口数量人口占比保加利亚人134,35547.6%土耳其人106,56837.8%吉普赛人12,1924.3%鞑靼人11,7184.2%罗马尼亚人6,3482.3%加告兹人4,9121.7%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希腊人等5,9142.1%总计282,007100%一战后由于罗马尼亚强制管理政策的结果,南多布罗加保加利亚人与罗马尼亚人的人口占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根据罗马尼亚1930年的数据,南多布罗加保加利亚人占比37.9%,比1910年减少了近10%;罗马尼亚人占比20.6%,比1910年增加了18.3%。同时,土耳其人、鞑靼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等的数量都在减少。①马细谱:《巴尔干纷争》,第222页。可以说,人口结构的剧变源于罗马尼亚政府推行的整合与同化政策;在极端情况下,这些措施还伴随对部分族群的迁移压力,以将其居住地区纳入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版图之中。

尽管罗马尼亚签署了少数民族权利条约,但对保加利亚人却实施了同化和反少数民族政策。在巴黎和会确立的新秩序下,保加利亚没有太多的空间公开要求调整多布罗加边界。因此,在国际层面上,保加利亚外交主要集中于为罗马尼亚境内的保加利亚人提供政治保护。1934年保加利亚拒绝加入巴尔干协约国集团就是对罗马尼亚强制性管理政策的抵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加利亚当局不但时刻密切关注罗马尼亚在南多布罗加的行动,并向国际联盟提出了许多有关保加利亚少数民族权利的投诉。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的联合国秘书处所收到的反映罗马尼亚少数民族权利问题的投诉书共有81份,其中68份涉及南多布罗加保加利亚人权利的问题。②Vladmir Mitev,“Territorial and Minority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Bulgarian-Romanian Relationship,”,2023年12月27日。

(二)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关于瓦拉赫人问题的博弈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保加利亚西北部的瓦拉赫人(Vlachs)问题成为影响保、罗外交关系的最重要的少数民族问题。③瓦拉赫人问题,也被称为“阿罗曼人问题”。它也被用来形容今天罗马尼亚人的族源问题。参阅:Ebru Boyar and Kate Fleet,Borders,Boundaries and Belonging in Post-Ottoman Space in the Interwar Period,Boston:Brill,2022,pp.53-83.一战后保加利亚瓦拉赫人中的部分知识分子率先形成种族意识并积极寻求罗马尼亚民族的自我认同。尽管瓦拉赫人一度向保加利亚当局提出建立罗马尼亚学校和宗教场所,使用罗马尼亚语等主张,但是并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少数民族运动。1923年,保加利亚政府对瓦拉赫人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限制和抵消罗马尼亚的影响,防止在瓦拉赫人中形成罗马尼亚的民族特征,并强加保加利亚语和保加利亚人的自我认同。④Емин.Атасой,“Wallachs Minorities in Bulgaria,” Вестник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ени ЛН Гумилева.Серия:Химия.География.Экология,133.4(2020),pp.76-89.保加利亚当局对瓦拉赫人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双边矛盾的映射,也是对罗马尼亚吞并南多布罗加及其对保加利亚人实施强制性管理政策的有力回应。⑤Raymond Detrez,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Bulgaria,Maryland:The Scarecrow Press,1997,p.378.

事实上,罗马尼亚对瓦拉赫人问题的关注在一战后就开始出现,并随着罗马尼亚在南多布罗加的同化压力而加剧。罗马尼亚提出了瓦拉赫人的处境和权利问题,不仅是出于对少数民族权利的考虑,而且希望借此抵消保加利亚对南多布罗加的领土诉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罗马尼亚对瓦拉赫人的政策包括:进行外交干预,发行罗马尼亚教科书、期刊和文学作品,以及煽动瓦拉赫民众**活动等。

1933—1937年间保、罗双方围绕少数民族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保加利亚坚持要求归还或赔偿从南多布罗加居民手中夺走的1/3土地,撤离罗马尼亚定居者占用的保加利亚人家园,并归还没收的保加利亚学校和教会财产等。罗马尼亚则不愿意解决这些问题。罗马尼亚政府只愿意放弃根据1930年《海牙协定》欠下的5,500万列伊,但作为回报,保加利亚放弃对罗马尼亚的任何金钱索赔。在谈判过程中,双方未能就少数民族学校和教会权利等问题达成协议。⑥Vladmir Mitev,“Territorial and Minority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Bulgarian-Romanian Relationship,”2023年12月27日。

需要指出的是,在保加利亚人寻求的权利谈判中,罗马尼亚坚持对瓦拉赫人和南多布罗加的保加利亚人给予平等的待遇。但是,保加利亚拒绝接受这一原则,认为两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形成和种族意识是不同的。此外,保加利亚反对罗马尼亚将北多布罗加、比萨拉比亚、巴纳特和罗马尼亚其他地区的保加利亚人排除在谈判范围之外。对于谈判期间出现的争议,保加利亚提议在国联领导下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审查两国少数民族各自的愿望和要求。罗马尼亚不想让其内部政治被外国人控制,并没有接受这一提议。保加利亚使双边少数民族问题国际化的意图最终没有实现。最后,罗马尼亚拒绝对保加利亚制定的少数民族特别公约做出承诺,指出两国已经受到联合国保护少数民族义务的约束。事实上,罗马尼亚拒绝的主要动机是避免因为特别公约的签署影响到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中涉及的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

由于保、罗双方利益对立,且缺乏妥协的意愿,再加上巴尔干地缘政治环境的急剧恶化,加速了少数民族问题谈判的失败,也因此导致保加利亚没有加入巴尔干协约集团。1938年《慕尼黑协定》的签署导致保加利亚对继续谈判失去兴趣。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协约集团之间的《塞萨洛尼基协定》修改了《纽伦堡条约》的军事条款,也废除了从西色雷斯到色雷斯的非军事区,这一决定限制了保加利亚进入爱琴海的出口。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条件下,保加利亚更加倾向于收回南多布罗加的领土。白俄罗斯国立大学萨尔科夫(A.P.Salkov)教授认为:“保加利亚与巴尔干反法西斯阵营签署的《塞萨洛尼基协定》废除了《纳伊条约》的军事限制,但并没有解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的领土争端。相反,这使南多布罗加问题急剧恶化,影响了整个巴尔干东部的国际关系。”①Сальков А.П,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проблема Южной Добруджи от начала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до Крайовско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сентябрь 1939-сентябрь 1940 г.),载于 Пичетовские чтения,войны в истори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К 75-летию Победы над фашизмом:матер.междунар.науч.-практ.конф.,Минск,21 октября 2020 г.,Минск:БГУ,2020,c.231-236.

三、《克拉约瓦协定》与南多布罗加问题的解决

1938年《塞萨洛尼基协定》和《慕尼黑协定》缔结后,保、罗两国围绕南多布罗加的冲突进一步升级。保加利亚原本希望借助巴尔干协约以及所有巴尔干政治参与者诱使罗马尼亚割让南多布罗加的愿望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这也导致保加利亚外交政策迅速发生了转变。保加利亚放弃了少数民族问题中有争议的事项,提出收回南多布罗加的新要求。1939年4月,保加利亚总理乔尔基·库约塞万诺夫(Georgi Kujosanov)在内部会议上提出将解决南多布罗加问题作为保加利亚近期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②А.П.Сальков,Болгарско-румы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вокруг Южной Добруджи от Мюнхена до начала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сентябрь 1938-сентябрь 1939 г.):советский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й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формат,2023年12月21日。

1939年1月,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向意大利提出了南多布罗加问题,但并没有引起关注,因为意大利主要对南巴尔干感兴趣。二战爆发前希特勒对保加利亚的领土要求持保留态度。德国的主要意图是拉拢罗马尼亚,确保特兰西瓦尼亚的石油,所以希特勒不愿在南多布罗加问题上与保加利亚过多交涉。二战爆发后,保加利亚成为英法进行秘密接触的重要对象,苏联也与其保持了密切联系。保加利亚试图说服德国对南多布罗加进行关注,并指出此问题对西方和苏联存在的威胁,借此激励柏林参与解决这一领土问题,同时限制苏联在巴尔干的政治影响力。③Marina Cattaruzza,Stefan Dyroff and Dieter Langewiiesche(eds.),Territorial Revisionism and the Allies of German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New York:Berghahn Books,2013,p.198.

英国、法国和美国对南多布罗加问题的态度延续了二战前他们东南欧政策中的共同立场——试图创建一个对德国和苏联采取中立立场的巴尔干集团,最终吸引保加利亚加入。基于以上考虑,英法努力说服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解决与保加利亚之间的争议问题。卡罗尔二世表示,他永远不会同意在与匈牙利、保加利亚的领土争端上做出让步,但有争议的问题可以协商解决。为了保证巴尔干协约集团的稳定,直到1940年春英法都站在了罗马尼亚一边。而英法对保加利亚要求南多布罗加的态度极为消极。④Maria Costea,“Turneul diplomatic al lui Grigore Gafencu din 1939 şi relaţiile româno-bulgare,” Anuarul Institutului de Cercetaˇri Socio-UmaneGheorghe Şincaial Academiei Române,10(2007), pp.137-146.1939年底,为了抵制德国在巴尔干的扩张,英国开始尝试调整立场,并派遣劳合·乔治访问罗马尼亚,试图说服其在多布罗加问题上做出让步,以创造条件让保加利亚加入巴尔干协约集团。然而,这次任务以失败告终。

与德、英、法的立场不同,对保加利亚收回南多布罗加的要求,苏联的态度是积极的。早在1937年,苏联就认为,由于罗马尼亚陷入困境,保加利亚有最好的机会重夺南多布罗加,并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1939年10月,苏联通知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愿意与其签署互助条约,并支持其收回南多布罗加。但遭到鲍里斯的拒绝,同样他也拒绝加入巴尔干协约集团,因为他不想向同盟国阵营靠近。随着希特勒逐渐掌控战局,许多保加利亚人将德国视为解决领土问题的关键。保加利亚试图在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进行周旋。一方面保持对英、法的善意,另一方面在领土问题上投机取巧。保加利亚之所以选择与德国站在一起,因为其仍然对英法及其邻国保持警惕。这些国家也被保加利亚视为直接威胁。①John P.Miglietta,Hitler’s Allies:The Ramifications of Nazi Alliance Politics in World War II,Oxon:Routledge,2022,pp.154-155.

二战前后巴尔干地缘政治形势剧变以及苏联的支持,对保加利亚收回南多布罗加极为有利。当然,在解决南多布罗加问题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德国。为了控制巴尔干地区局势,并争取保加利亚的支持,德国开始酝酿将南多布罗加归还保加利亚的可能性。这引起了英、法和苏联的积极关注。1940年初,英法逐渐承认了保加利亚要求的合法性,并放弃了对罗马尼亚的保证。苏联也继续维护其主张,认为保加利亚在南多布罗加拥有历史和经济上的合法权利,并完全支持其收回南多布罗加。②Елена Любомировна.Валева,Возвращение Южной Добруджи Болгарии в сентябре 1940 г., Славяне и Россия,1(2017),c.452-470.

德、英、法、苏的政策使布加勒斯特感受到巨大压力,他们发现罗马尼亚在南多布罗加问题上完全被孤立和放弃。这也迫使罗马尼亚必须做出让步并开始寻找改善与保加利亚关系的途径。保加利亚外交部认为解决南多布罗加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1940年4月4日,外交部部长伊万·波波夫(Ivan Popov)强调保加利亚希望和平解决这个“不公正”的问题,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没有其他利益冲突,反对南多布罗加加入巴尔干协约集团领土范围,但愿意与罗马尼亚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或确立新的共同边界。③Сальков А.П,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проблема Южной Добруджи от начала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до Крайовско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сентябрь 1939-сентябрь 1940 г.),载于 Пичетовские чтения,войны в истори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К 75-летию Победы над фашизмом:матер.междунар.науч.-практ.конф.,Минск,21 октября 2020 г.,Минск:БГУ,2020,c.231-236.5月,保加利亚驻外使馆均执行了保加利亚外交部制定的行动方案。6月18日,保加利亚向德国政府提交备忘录希望修正南多布罗加边界。④Auswärtiges Amt,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6,p.606.

与此同时,苏联和匈牙利开始对罗马尼亚施加军事压力。6月26日,苏联通牒罗马尼亚政府,将在24小时内占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6月28日,苏联占领这些地区并在4天内确定了新边界。同时,匈牙利也开始在罗马尼亚边界驻军。这让罗马尼亚陷入了深深的恐慌。至此,罗马尼亚才最终决定解决与保加利亚之间的南多布罗加争端,以便加强与匈牙利接壤边界的军事防御。

6月29日,鲍里斯三世向德国方面隐晦地表示,如果不收回南多布罗加,保加利亚将面临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并将与苏联建立最密切的联盟。⑤Steven P.Remy,Adolf Hitler:A Reference Guide to His Life and Works,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2021,p.43.意大利也被告知,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继续忽视保加利亚,那么它将寻求苏联帮助解决南多布罗加问题。在德国宣布将与保加利亚进行会谈时,德国驻保加利亚大使注意到保加利亚国内局势变得非常危险。他建议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强德国在保加利亚的地位。7月3日,希特勒明确表示:“罗马尼亚国王必须清楚地知道,他将无法避免对一些由匈牙利人或保加利亚人居住的领土做出让步。”7月4日,德国大使法布里兹敦促罗马尼亚政府与保加利亚、匈牙利开始谈判。卡罗尔二世将德国的立场描述为“新的沉重打击”。⑥Елена Любомировна.Валева,Возвращение Южной Добруджи Болгарии в сентябре 1940 г., Славяне и Россия,1(2017), c.452-470.同时,保加利亚还就南多布罗加问题进一步咨询了苏联的意见。保加利亚政府被告知,不仅应该考虑南多布罗加,还可以包括北多布罗加,以便保加利亚的领土可以到达多瑙河三角洲并与苏联建立邻里关系。苏联的支持使得保加利亚政府焕发了巨大的激情,但是鲍里斯三世表现得极为谨慎。他迫使政府电告意大利和德国,在了解他们的意图后才可以采取行动。德意两国建议保加利亚政府不要在多布罗加问题上诉诸武力。7月7日,保加利亚前沙皇费迪南德致信希特勒,指出保加利亚获得南多布罗加对德国东方政策非常重要。7月8日,德国驻苏联大使致电德国外交部,声称保加利亚的愿望仅限于南多布罗加,保加利亚在没有德国同意的情况下不会采取任何行动。①Auswärtiges Amt,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The War Years,June 23-Aug.31,1940,vol.9,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7,p.156.

苏德战争爆发后,为了尽快将保加利亚纳入其政策轨道,德国和意大利最终认为,拖延解决南多布罗加问题将损害轴心国在保加利亚的影响力。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迫使罗马尼亚当局与匈牙利、保加利亚进行谈判,以尽快解决特兰西瓦尼亚和南多布罗加问题。7月13日,希特勒告诉卡罗尔二世让德国提供保护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解决特兰西瓦尼亚和南多布罗加争端。②Dennis Deletant,Hitler’s Forgotten Ally:Ion Antonescu and His Regime,Romania,1940-1944,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2006,p.22.7月26日,德国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代表进行三方会谈。希特勒直言不讳地对罗马尼亚表示,他同意保加利亚的要求,包括对锡利斯特拉的诉求,但拒绝承担任何仲裁角色。通过这次三方会谈,保加利亚争取国际支持解决多布罗加问题的行动最终有了效果。德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同时并最终站在了保加利亚一边。7月29日,德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受命建议罗马尼亚割让南多布罗加给保加利亚。③Auswärtiges Amt,Document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The War Years,June 23-Aug.31,1940,vol.9,p.362.7月31日,希特勒向罗马尼亚政府强烈表示希望尽快将南多布罗加归还保加利亚,以恢复到1912年的两国边界。④Rebecca Haynes,Romanian Policy towards Germany,1936-40,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0,p.205.美国驻保加利亚大使乔治·厄尔(D.Earl)在与伊万·波波夫会面后说,保加利亚的要求是毫无疑问的正义诉求。⑤Елена Любомировна.Валева,Возвращение Южной Добруджи Болгарии в сентябре 1940 г.,Славяне и Россия,1(2017),c.452-470.苏联也于7月初通知保加利亚支持其对南多布罗加的要求。英国驻保加利亚大使乔治·伦德尔也向波波夫表示承认保加利亚对南多布罗加的权利,并对英国两年前没有支持将其归还给保加利亚感到遗憾。⑥Сальков А.П,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проблема Южной Добруджи от начала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до Крайовско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сентябрь 1939-сентябрь 1940 г.),载于 Пичетовские чтения,войны в истори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К 75-летию Победы над фашизмом:матер.междунар.науч.-практ.конф.,Минск,21 октября 2020 г.,Минск:БГУ,2020,c.231-236.

8月2日,罗马尼亚开始与保加利亚、匈牙利分别进行谈判。罗马尼亚外交部部长米海尔·马努莱斯库(Mihail Manulescu)向驻布加勒斯特的保加利亚公使斯托扬·彼得罗夫·乔马科夫(Stoyan Petrov-Chomakov)递交了一份致保加利亚政府的声明。8月14日,乔马科夫向马努莱斯库呈递了保加利亚的回应——保加利亚不会放弃恢复1913年边界的要求。8月16日,保加利亚收到了来自罗马尼亚的反对性建议。罗马尼亚政府认为,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在南多布罗加地区拥有同等的历史根源和民族权利,因此坚持提出领土让渡要求,希望保留锡利斯特拉和巴尔奇克两地,并主张将面积约 1,200 平方公里、约占南多布罗加总面积六分之一的沿海区域从划归范围中剔除。⑦Елена Любомировна.Валева,Возвращение Южной Добруджи Болгарии в сентябре 1940 г.,Славяне и Россия,1(2017), c.452-470.除领土诉求外,罗马尼亚还要求保加利亚在采取行动前需提前作出正式声明,并给予罗方充分时间完成撤离。依据罗马尼亚提出的第二项声明,保加利亚承诺将所有在罗境内的保加利亚人遣返回国,并赔偿罗马尼亚定居者在该地区遭受的不动产和动产损失。显然,罗马尼亚方面意在通过拖延谈判,为南多布罗加的罗马尼亚定居者争取时间以取回全部财产,并获得因保加利亚方面占用土地和财产所造成损失的补偿。然而,德国政府于9月5日再次向罗马尼亚发出警告,要求其不得继续拖延谈判进程。

9月7日,在多方压力下,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最终在罗马尼亚境内的克拉约瓦签署了《克拉约瓦协定》。《克拉约瓦协定》规定了1878—1913年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多布罗加地区旧边界的恢复。该协定确认了从北多布罗加和南多布罗加强制遣返相等数量的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原则,并明确了将南多布罗加领土归还保加利亚后所引起的财产问题。9月21日,鲍里斯三世命令保加利亚军队和平占领南多布罗加。至此,以《克拉约瓦协定》为基础,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彼此不再提出领土要求,两国的边界问题得以最终解决并成为永久边界。①马细谱:《巴尔干纷争》,224页。这个结果同样获得了轴心国和同盟国双方的认可。②Marina Cattaruzza,Stefan Dyroff,and Dieter Langewiiesche(eds.),Territorial Revisionism and the Allies of German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New York:Berghahn Books,2013,p.201.尽管在1946年7月召开的巴黎和平会议上,罗马尼亚外交官再次提出重新考虑南多布罗加问题,但是并没有获得英国、苏联和美国的支持,③United States,Treaties of Peace with Italy,Rumania,Bulgaria,and Hungary: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7,pp.10-12.从而使保加利亚成为除克罗地亚外唯一增加战前领土的国家。

四、南多布罗加问题的实质及其地缘政治影响

南多布罗加问题从表面上来看是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之间关于南多布罗加归属的领土争端问题,但实质上它是一个集民族主义、历史遗留和地缘政治博弈相互杂糅的国际化问题。它不仅反映了保、罗两国在南多布罗加问题上存在的深刻矛盾和原则对立,也反映了欧洲大国为谋取巴尔干半岛战略利益而进行的多方博弈。从整体来看,南多布罗加问题的高度复杂性与长期难解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内外部因素共同导致的。

第一,极端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地位。从地理位置来看,南多布罗加地处多瑙河下游,毗邻黑海,拥有瓦尔纳和鲁塞等重要出海贸易港口。自中世纪以来,该地区就成为欧洲列强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舞台。先有奥斯曼帝国对多瑙河和黑海的商业垄断,后有沙俄、英、法等大国的介入与争夺。根据数据统计,1837年仅多瑙河上的加拉茨市就出口了98,380夸特尔(Quarter)的小麦。1838年,该市的小麦出口数量达到171,913夸特尔。④“The Wheat Trade in the Provinces of the Lower Danube(News),”The Times,no.17420(July 27,1840),p.5.“夸特尔”是一个测量干货容量的单位,1个计量单位相当于约480磅。多瑙河通航后不久,多布罗加再度凸显了重要的经济和战略价值,甚至成为诱发“东方问题”的重要因素。⑤Roumen Dontchev Daskalov,Entangled Histories of the Balkans-Volume 4:Concepts,Approaches,and(Self-)Representations,Leiden:Brill,2017,p.304.克里米亚战争使多布罗加成为欧洲大国的博弈焦点。保、罗双方都将南多布罗加视为自己的战略利益范围。保加利亚更将其视为自己的粮仓。尽管南多布罗加仅占保加利亚领土的8%,粮食产量却占其总产量的20%。⑥John P.Miglietta,Hitler’s Allies:The Ramifications of Nazi Alliance Politics in World War II,Oxon:Routledge,2022,p.154.一战后南多布罗加的丧失,不仅影响到保加利亚农业生产和贸易,更影响到下游港口城市的发展。罗马尼亚对南多布罗加的战略地位感兴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尼亚的主要目标是将保加利亚人驱逐出这片土地并使其罗马尼亚化,而不是谷物生产和工业发展。由此可见,南多布罗加极度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地位是诱发两国关系高度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⑦Vladmir Mitev,“Territorial and Minority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Bulgarian-Romanian Relationship,”,2023年12月27日。

第二,巴尔干半岛地缘政治环境的剧变。中世纪以来,巴尔干半岛经历了重大的政治剧变,除了族群的迁徙之外,还伴随着各个公国和帝国的兴衰。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现代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国家的建立在塑造巴尔干地缘政治格局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奥斯曼帝国控制该地区长达几个世纪,并使多布罗加最终成为锡利斯特拉省的一部分。1878 年《柏林条约》将整个多布罗加一分为二。进入20世纪以后,巴尔干地缘政治格局变动频繁,两次巴尔干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都进一步激化和影响了南多布罗加问题。从这个层面来看,巴尔干半岛每一次地缘政治环境的异动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南多布罗加问题,同时它的归属问题对当地居民以及相关当事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第三,欧洲大国的频繁介入和干预。南多布罗加问题的兴起乃至最终解决与欧洲大国的介入和干预密不可分。不同时期欧洲大国的决策深刻影响了南多布罗加问题。俄土战争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的削弱,也使得巴尔干半岛上的众多民族纷纷寻求独立和领土变更。这一时期,欧洲大国尤其是沙俄,开始在巴尔干地区扮演重要角色,对南多布罗加的历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巴尔干战争和一战期间,德国、奥匈帝国、英国和法国纷纷介入巴尔干事务。二战爆发后,南多布罗加问题再次成为焦点,其最终解决是德国和苏联共同推动的结果。①Raymond Detrez,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Bulgaria,Maryland:The Scarecrow Press,1997,p.129.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欧洲各国也是出于各自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考虑,南多布罗加问题的解决并非单纯出于对地区稳定的关切。

第四,领土争端与民族矛盾的杂糅。南多布罗加问题看似是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的领土争端,然而,这个问题远非那样简单,其内部夹杂着复杂的民族矛盾,显示出保、罗两国领土纷争与民族关系的高度复杂性。多布罗加保留了奥斯曼帝国的特有遗产,拥有欧洲最多元化的种族,包括土耳其人、鞑靼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俄罗斯人、意大利人、阿尔巴尼亚人和阿拉伯人等。②Mariia Nikolaeva Todorova,Imagining the Balka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61-183.该地区甚至被称为“族群的巴比伦”和“种族的实验室”。③Emmanuel de Martonne,La Dobroudja,Paris:Imprimerienationale,1918,p.78. 罗马尼亚治下的保加利亚少数民族问题以及保加利亚瓦拉赫人问题都与南多布罗加领土争端密切相关。这使得南多布罗加问题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更是一个涉及多元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复杂问题。这种多元民族结构的复杂性深刻影响了两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

综上所述,1940年《克拉约瓦协定》虽然从形式上结束了保、罗两国在南多布罗加领土问题上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被认为是保加利亚外交的巨大成功。但是,围绕南多布罗加问题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无法忽视。首先,《克拉约瓦协定》尽管明确了两国边界,但是也使得保加利亚政府招致了大量的批评。尤其是来自北多布罗加的保加利亚人指责该协定是保加利亚历史上签署的最可耻协议,因为保加利亚政府放弃了北多布罗加的保加利亚人。另外,根据协议,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必须进行人口交换。居住在南多布罗加的103,711名罗马尼亚人、瓦拉赫人等被迫迁移到北多布罗加,位于北部的62,278名保加利亚人被强行迁移到南多布罗加,④Dennis Deletant,Hitler’s Forgotten Ally:Ion Antonescu and His Regime,Romania,1940-1944,p.25.但是仍然有大量的保加利亚人没有迁移而被注册为罗马尼亚公民。保加利亚还需要对罗马尼亚移民承担多达8.5亿列伊的财产赔偿,此举也招致了保加利亚社会的不满。其次,南多布罗加问题解决后,保加利亚成为轴心国成员,加速了二战的进程,对保加利亚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通过参战,虽然保加利亚实现了领土扩张,收回了南多布罗加,但是也使其陷入了战争泥潭,最终又陷入了苏联的控制,进而诱发了潜藏已久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影响战后保加利亚政局的稳定。再次,南多布罗加问题客观上也推动了巴尔干国家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受20世纪30年代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影响,保、罗两国地缘政治学家开始强调各自国家对南多布罗加领土的合法性历史权利,要求在欧洲格局中重新定义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战略位置。为此,他们都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出版《多布罗加事务》等学术刊物,并与各自官方合作对多布罗加的历史、民族、地理以及经济文化进行研究并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以捍卫各自拥有南多布罗加的合法性权利。⑤Constantin Iordachi,“Diplomacy and the Making of a Geopolitical Question:The Romanian-Bulgarian Conflict over Dobrudja,1878-1947,”Roumen Dontchev Daskalov,Entangled Histories of the Balkans-Volume Four:Concepts,Approaches,and(Self-)Representations,Leiden:Brill,2017,pp.385-390.最后,南多布罗加问题与马其顿问题、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等相互纠缠,⑥维诺格拉多夫等:《罗马近现代史》,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翻译组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497页。深度影响了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罗马尼亚以及匈牙利等周边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为20世纪上半叶巴尔干半岛地缘政治局势的持续动荡埋下了伏笔。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K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6-0043-11

作者简介: 王艺儒,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肖文超,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重大项目“二战前后的巴尔干纷争与大国决策研究1933—1947”(20ZDA13)的阶段性成果,也得到2021年中原英才计划——中原青年拔尖人才院士基金专项经费支持。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