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协办]
主持人语:
“文明互鉴”的意义,不仅在于我们可以由此感受不同文明间交流沟通的具体前景,更深一层,它将可以促使我们学会反观和省思自身文明的深刻特性及其具体转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艺术史范围内考察各种中外东西的传播交流问题时,既应有对于中国艺术域外接受的历史把握,同时要能够从域外传播与接受方式及其历史结果的维度上,进一步发现中国艺术的特殊气象——这种域外传播与接受活动之于我们重释中国艺术的特殊价值,或可提供一种在同一文明内部无法全面获得的观察与理解方式。可以说,在一个完整的历史层面上,中国艺术作为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载体,其域外传播与接受活动同样应该被纳入今天的中国艺术史书写之中。本期发表的两篇文章,从中国山水画的“西传”历史进行具体切入,给了我们不少启发。(王德胜)
摘 要: 中国山水画是一种高度艺术自治的绘画语言,因中西方绘画语言上的差异,古代中西方绘画在文化和艺术上的交流比较有限。这种状况在近代发生了改变,中国山水画最终被西方艺术界作为一种高级的东方艺术语言所接受。本文在已有史料的基础上,分析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早期中国山水画西传的历程及对西方艺术界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中国山水画;西传;译介;汉学;美术史学
两千多年前,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就已经出现了,一直以来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西方,用于满足欧洲贵族的日常生活和宫廷的文化趣味,17世纪中国园林设计艺术及18世纪“中国风”,均对欧洲文化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古代中国工艺传入欧洲,主要是一种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尤其是代表中国艺术高峰的山水画,并没有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被欧洲学术界关注,因此在欧洲缺少学术层面上的研究和阐释。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初发生了改变。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逐渐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被西方艺术界所关注和接受,其中绘画特别是山水画尤为突出。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山水画已成为西方艺术家和艺术史家的重要研究对象。本文在已有史料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探讨早期中国山水画的西方接受史:其一,19世纪中叶以前西方对中国山水画的认识。其二,从早期以传教士、考古学家、探险家等各种身份出现的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绘画的译介,逐渐过渡到西方艺术史家对中国绘画理论和形式的分析,这标志着西方的中国山水画研究从宽泛的汉学研究向精微深入的美术史学研究的转型。其三,从20世纪初期开始,在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发展实践的现实语境中,中国水墨山水的影响逐渐超越了日本的浮世绘,成为西方艺术界热衷探索与阐释的新焦点,标志着中国山水画作为东方艺术的高级形式正式被西方艺术界接受。
17、18世纪,“中国风”席卷欧洲,瓷器、丝绸与园林建筑成为欧洲贵族竞相追逐的对象,但在这一长达两个世纪的文化热潮中,中国山水画却始终处于缺席或被误读的状态。这种视域的错位源于中西视觉范式的差异,也受限于当时西方接触中国绘画的特定渠道。
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艺术视野中,中国山水画并未被视作独立的审美对象,而是被归为装饰图案、地理记录或某种初级的绘画技艺。早在明万历年间,传教士利玛窦就已察觉到中西绘画观念的差异。他在札记中提到,中国画家虽然使用画笔和色彩,但“他们对油画艺术以及在画上利用透视的原理一无所知”①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页。。这种基于西方“模仿论”和写实主义的偏见,成为此后较长时期内西方认识中国绘画的基调。因此,在17、18世纪的欧洲,“山水画”的出现往往依附于物质载体。在洛可可风格的宫廷中,中国山水图式被分成碎片,印在所谓“柳树纹样”的英国瓷盘上,或作为壁纸粘贴在墙面上。原本讲究“三远”构图和笔墨意趣的山水艺术,被西方工匠重组为某种充满异域情调的、平面的装饰符号。这种将绘画艺术变为工艺附属品的现象,使蕴含文人精神与哲学思考的山水画,变为一种简单的视觉点缀。
在交通不便、摄影技术尚未普及的年代,西方人对中国视觉艺术的认知多依赖于通商口岸的“外销画”。自18世纪中叶开始,广州十三行周边逐渐聚集了众多专为西方客户绘制图像的画铺,如著名的“庭呱”“林呱”等画室。这些外销画虽然题材广泛,涵盖港口风光、茶叶生产及市井百态,但其性质属于流水线作业的商品画。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审美习惯,外销画师往往在传统技法中生硬地加入焦点透视和明暗阴影。这种“中西合璧”的产物虽然满足了西方人对东方风土人情的猎奇,却导致了严重的认知偏差。西方收藏家和普通民众误以为这些外销画就是中国绘画的全貌,觉得中国绘画更侧重于描摹记录,技法刻板,而非注重抒发内心性灵的艺术创作。这种由商业需求主导的图像传播,遮蔽了作为中国绘画艺术主流的文人山水画,导致当时西方人几乎没有机会接触王原祁、石涛等同时代大师的真正杰作。正如艺术史家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在其研究中反复强调的,那一时期的欧洲人对中国艺术的欣赏主要停留在瓷器、漆器等实用美术的层面,关注其材质的奇异与工艺的精湛,而对中国文人视之为生命体验的纯美术,尤其是山水画,则几乎完全隔膜。这种“工艺”与“美术”的认知错位,导致了西方对中国山水画精神内核的长期忽视。②相关论述参见迈克尔·苏立文:《东西方艺术的交会》,赵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引言部分及第二章。苏立文在书中用大量的事例指出,早期中西艺术交流主要限于工艺品,而非西方概念中的纯艺术。
除了接触渠道的限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西方观看方式的差异。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绘画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基于几何光学和解剖学的焦点透视法则,画面被视为一个固定时刻、固定视点下的视窗。在18、19世纪的欧洲旅行者看来,这种能够精准再现物理空间的技法,才是文明与进步的象征。中国山水画采用散点透视来经营位置,注重意境的营造而非物理空间的如实复刻。当时的西方艺术家认为,这种美学追求不仅不是艺术上的独创,反而是技法落后与缺乏科学知识的证明,没有固定光源和投影的物体是不存在的,因此不画阴影被视为缺乏观察力的表现;中国画家则认为,脸上的阴影如同污垢,山水的阴阳应由笔墨的浓淡来区分,而非刻板的光学投影。19世纪中叶英国旅行家图古特·唐宁(Toogood Downing)在描述广东的绘画时写道:“广州当地人很看重一种粗略速写风格的风景画,认为是杰作。它们非常简略,只绘了树木岩石瀑布的大致轮廓,用毛笔只从一瓶水彩颜料蘸色就画成了。虽然从我们的眼里看来,这种图画除了用笔自由外毫无称道,但中国人却推崇备至。”①迈克尔·苏立文:《东西方艺术的交会》,赵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7页。唐宁口中这种“简略”“毫无称道”的风景画,恰恰可能接近文人写意山水的面貌。他眼中的“缺点”——忽略色彩光影、不重写实细节、用笔草率,实则是中国画强调笔墨书写性与注重“气韵生动”的核心特征。这种评价反映了欧洲人在当时科学写实主义的影响下,对东方写意美学的隔膜。
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山水画一直未能被西方艺术界所重视。自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大量的中国古典文献包括山水画论被翻译和介绍到西方,同时,欧美艺术界艺术观念发生了剧烈变革,传统的艺术范式被打破,新的艺术思潮蓬勃兴起,为其接纳外来艺术提供了思想土壤。此后,西方艺术界对中国山水画的认识逐渐深入,中国山水画逐渐被视为一种高级的艺术语言,为西方艺术界所接受。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由于中国半殖民化程度的加深,国力孱弱,战争不断,大批文物流落海外,西方形成了中国艺术品收藏的热潮,也出现了不少中国书画的研究者。这批研究者与艺术品收藏领域关系密切,往往同时兼有经纪商、收藏家和博物馆策展人等多种身份,费诺洛萨(Ernest Fenollosa)和查尔斯·弗利尔(Charles L.Freer)与波士顿美术馆,约翰·福开森(John Ferguson)与大都会博物馆,劳伦斯·宾雍(Laurence Binyon)与大英博物馆,劳伦斯·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与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②朱其:《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概述》,《中国美术报》总第153期,2019年6月24日。弗利尔在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时与福开森等汉学家有诸多交流,喜龙仁也是他的博物馆的常客,经常被吸引来参观其藏品。孔华润(Warren I.Cohen)在谈及当时美国博物馆的收藏时指出:“1893年到1919年是一段特殊的岁月,在此期间波士顿美术馆和查尔斯·弗利尔获得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和日本的无价之宝;在此期间美国开始培训东亚艺术博物馆策展人;亚洲艺术史学和鉴赏研究形成局面。”③孔华润:《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段勇译,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
但是,这一时期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山水画进行研究的主要不是艺术史家,而是汉学家,尽管欧洲的艺术史学科已经成熟,以李格尔、沃尔夫林为代表的风格史学派风头正劲,但语言的障碍是横在他们面前的第一道鸿沟,尤其是对中国古代画论的理解。德国柏林博物馆馆长、艺术史学家奥托·屈梅尔(Otto Klimrne)曾从艺术史批评的角度评价说:“欧洲人(对中国绘画理论)的尝试,其中有些毫无系统,不是汉学家所为,就是艺术史家所为,但前者不涉猎绘画,后者又不谙中文,因此几乎无甚价值可言。”④沈宁:《滕固博士学位考》,《新美术》2003年第4期。 另外,由于中国山水画在媒介、材质、手法和表现上与西方绘画一直以来的写实风格存在巨大的差异,当时西方艺术界对中国绘画也产生了诸多偏见和误读。
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绘画的这一批汉学家以传教士、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为主。18世纪末到19世纪,欧洲出于海外殖民扩张的需要,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各国,先后在自己国家的高校设立汉学教职,并在中国建立各类机构从事文化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系统地编辑出版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式读物。⑤这批全面介绍中国的百科全书式读物中最为突出的是法国传教士们从1776年开始编辑出版的《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及其他之论考》(Me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les Arts,les Moeurs,les Usages,etc.Des Chinois: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也称《中国杂纂》,到1814年止,历时38年,共计16卷,其内容也包括中国的绘画。 设立在上海和北京的皇家亚洲文会中国支会培养了一批精通汉学的文化学者,成为近代国际汉学的重要园地。
20世纪初考古学的重大发现也推动了世界范围的中国热。考古发现首推敦煌,1907—1908年,英国人斯坦因(Aurel Stein)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在中国西北进行探险性考古发掘,通过掠夺性获取文物与系统整理文献,揭开了敦煌藏经洞的千年秘密。敦煌石窟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将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等的艺术语言融会贯通,创造了人类艺术史上的“敦煌范式”,在西方的知识界和艺术界引起了轰动。敦煌的壁画,尤其是青绿山水,引发了西方对中国绘画的关注。此后,安德森和李济等主持的仰韶和殷墟的考古发掘也有了重大发现,关于这些发现的图片和报告几乎立刻就出现在当时的学术刊物上。仰韶和殷墟的考古发现,改变了当时学术界对世界文明史格局的认识,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史的国度,中国文化值得以尊敬的态度加以研究,李济也因此在1932年获得了儒莲奖。在上述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欧美汉学界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从文化史的视角深入,研究的重心也逐渐从工艺器物转移到传统绘画上来。“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这批汉学家开创了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第一个时期,即‘艺术汉学’阶段。”①朱其:《重审水墨的现代性》,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版,第226页。这一时期西方学术界推出了第一批中国艺术研究专著,对山水画的研究被融入中国画论译介整理和中国艺术通史的研究之中。
西方在中国画论文献的译介与整理领域,相关的学术探索起步较早。1867年,亚历山大·卫理(Alexander Wylie)编订了《中国文献提要》(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这本书收录了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对其基本内容进行了介绍。1897年,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出版了《中国绘画史原始文献》(Über die einheimischen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Malerei von den ältesten Zeiten bis zum 14.Jahrhundert),这本书整理了自南北朝以来的中国古代画论,为西方学者此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参考。1935年,坂西志保(Shio Sakanishi)将郭熙的《林泉高致》这部中国山水画论经典翻译成英文出版。瑞典艺术史家喜龙仁早期研究中国雕塑和建筑,20世纪20年代开始主攻中国绘画,1936年出版了英文本的《中国画论》(The Chinese on the Art of Painting),内容包括从汉代至清代的历代画论,书的附录部分是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画学书目,是西方最早的系统翻译和介绍中国绘画理论的著作。②参见朱其:《重申水墨现代性》,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版,第228页。 事实上,“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画学的基本文献和核心概念已经可以由海外学者分别用英、德、法和日文来解读了”③邵宏:《东西美术互释考》,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75页。。
在中国绘画史方面,早期主要成果有翟理斯的《中国绘画艺术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1905),福开森的《中国艺术讲演录》(Outlines of Chinese Art,1919)、《中国绘画》(Chinese Painting,1927),阿瑟·韦利的《中国绘画研究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ainting,1923),劳伦斯·宾雍的《远东绘画》(Painting in the Far East,1908)、《龙翔》(The Flight of the Drage,1911)、《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Man in Asian Art,1934),等等。
翟理斯的《中国绘画艺术史导论》是“第一次用欧洲语言写的中国绘画史”④Herbert Allen Giles,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Shanghai:Messrs,Kelly & Walsh Ltd,1905,p.1.。这部著作模仿瓦萨里《艺苑名人传》体式,以艺术家传记生平展开绘画史讲述。该书在对画家画论进行译介的同时,介绍了中国山水画不苛求形似、以传情达意为先的特点,也指出了中国山水画在构图上与西方透视法的不同。福开森是西方最早意识到宋元明清文人山水画的重要性的学者之一,也是当时西方少有的能以中国传统方式解读山水画的学者。《中国艺术讲演录》是他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关于中国艺术的演讲内容的合集,《中国艺术讲演录》根据不同的艺术门类划分专题,重心放在书画上。《中国绘画》是一部关于中国绘画的通史著作,该书所选唐以后的绘画基本上为山水画,并着重探讨元明清时期的绘画研究。阿瑟·韦利曾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成员,与团体中的画家关系密切,他在《伯灵顿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东亚艺术的评论文章。阿瑟·韦利的《中国绘画研究导论》是一部绘画通史,研究的时间范围从中国周代到明代,这本著作对不同画种进行科目分类,第11章专门列出了山水画,阿瑟·韦利在论及中国人与山水的关系时,他更多地是从文化上来理解,认为“激发画家创作灵感的不是山水的造型和纯粹的视觉效果,而是山水带来的心境,蕴含的精神内涵”。①Arthur Waley,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ainting,London:Ernest Benn Ltd.,1923,p.139.
劳伦斯·宾雍(也译为劳伦斯·比尼恩)的身份很多,他既是诗人,也是艺术评论家,作为博物馆策展人和大英博物馆东方绘画部部长,他为大英博物馆购进了《女史箴图卷》这幅举世名画。宾雍强调了中国绘画独特的艺术特色,如线条的运用、墨色的变化以及构图的巧妙等,宾雍是较早将谢赫的“气韵生动”与现代主义艺术核心概念“节奏”(rhythm)联系起来的西方学者,罗杰·弗莱认为宾雍发现了宋代山水画作品中展现的超乎时代的现代性特质。宾雍说道:
中国风景画是用墨画在丝绢或是纸上。许多最精妙的绘画作品都是用墨画的。人们常常用墨作画,但墨又可分为浓、淡。我们找不出运用光和斑斓的色彩——这却正是西方大师爱用的——创作出来的作品。谁也不会责备中国人缺乏色彩感;他们在绘画上的这种节制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是对于过分注重事物的地方色彩和表层外观所持的一种天生的厌恶态度。②劳伦斯·比尼恩:《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孙乃修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
总体上来说,早期西方关于中国山水画的研究以介绍性为主,满足西方知识界对东方的异域想象,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物传记、诗画互释、故事讲述和文化阐释,并未进入图像分析阶段。薛永年认为这个时期的中国绘画研究“比较着重文献史料,却不能充分注意美术的可视特点,因此有关中国美术史的著作,内容都比较概略,还算不上专门的研究,或者正在为系统的研究做着整理作品与文献的工作”。③薛永年:《美国研究中国画史方法述略》,《文艺研究》1989年第3期。 不过,早期西方以汉学家为主要研究者的中国山水画研究,在文献译介、文化传播和思想探源上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30年代,瑞典艺术史家喜龙仁出版了一系列以中国绘画为专题的著作,体现了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山水画的研究已经从以汉学家为主体的时代转向以艺术史家为主体的时代。喜龙仁是西方较早涉足中国绘画研究的艺术史学者,他在中国绘画史的研究中借鉴了西方艺术史研究的原理和方法。《中国早期绘画史》(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Painting,1933)、《中国画论》、《中国晚期绘画史》(A History of Later Chinese Painting,1938)的出版,将当时欧洲的中国绘画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完成了从汉学到美术史研究的转换,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山水画研究的比重不断增加,二战后,欧美学术界形式主义研究盛行,山水画作为中国绘画的重要代表,成为图像阐释研究分析的主要对象。
中国山水画的西传与现代主义运动在欧洲本土艺术实践领域的快速推进密不可分。19世纪末期,日本浮世绘对印象派绘画影响深远,塞尚以后,西方越来越关注中国山水画,中国山水画的影响逐渐超过日本的浮世绘。
浮世绘是一种传统木版画艺术,19世纪随着日本各种工艺产品的西传进入欧洲,很快被印象派画家接受。对于西方艺术界来说,浮世绘的引入为西方艺术家展示了一种全新的、以日常生活为主题的艺术表现形式。这种以日常生活、风景、仕女、戏剧等为题材的世情绘画,以优雅细腻的笔触再现了市民社会的生活情趣和情感世界。它的世俗化题材与19世纪工业化背景下的欧洲城市生活比较契合,此时的印象派画家,如莫奈、德加和雷诺阿,正逐渐将目光从历史和宗教题材转向日常生活场景,开始着重表现街头、咖啡馆、舞会和家庭生活。同时艺术家们也在为这种表现城市生活瞬间的现代题材寻找恰当的表现形式。浮世绘的平面性技法、大胆的色彩运用、简洁的形状和片段式构图被印象派画家欣然接受。这种处理方法打破了传统透视法的束缚,允许艺术家们自由地探索色彩、形状和线条的关系。马奈的《奥林匹亚》在艺术主题和艺术手法上吸收了浮世绘的精髓并将之融合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欣然接受了表面上相互排斥的两个美术特征并使之调和起来:社会风俗写真,以及使用线条和色块作为唯一的、强有力的表现方式的美学思想”①迈克尔·苏立文:《东西方艺术的交会》,赵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 234页。。印象派对传统绘画规则的挑战,与浮世绘的影响相互交融,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
然而在马奈时代,以写意为特征的山水画尚未为西方艺术界所理解和接受,印象派画家在中国山水画里既看不到世俗化的主题,也看不到色彩表现的变化和张力。但是印象派之后,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抽象派等艺术流派层出不穷,艺术不专求外在的形似,更在于精神的传达和线条色彩等艺术元素自身的表现力,这推动着艺术从再现走向表现。诚如陈师曾所言:“而近来之后印象派,乃反其道而行之,不重客体,专任主观。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联翩演出,其思想之转变,亦足见形似之不足尽艺术之长,而不能不别有所求矣。”②陈师曾:《文人画之价值》,见李运亨、张圣洁、闫立君编注:《陈师曾画论》,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171页。 现代主义运动从印象主义走向抽象主义,形式和观念不断变化,这一变化进程中,塞尚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
塞尚被称为“现代艺术之父”,他的艺术创作为后来的野兽派、立体派、抽象表现主义等流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塞尚的绘画从笔触、构图和写实上均打破了模仿论主导下的传统绘画范式,重新建构了一种新的绘画语言,他的绘画观念和创作实践与中国山水画有相似的地方,客观上启发了中外美术实践。在绘画观念上,塞尚尝试通过内在认知与创造力处理画面元素,用表现代替再现,突出艺术家主观表达,融入思想与情感,创作从外部世界转向绘画本身。与之相对应,中国山水画作为文人画的代表,以笔墨意趣表现自然与内心的交融,超越物象再现,追求意境统一。在技法上,塞尚简化形式,以几何化图式构筑画面,马赛克式笔触节奏感十足,类似山水画勾、皴、擦、点的节奏化笔法,追求点、线、面和色彩分布的平衡、和谐与统一。塞尚的《圣维克多山》为实现画面内在的统一和节奏,画面采用几何体排列结构,对自然进行重构变形,画家处理对象的技法与中国山水画家不谋而合,如王原祁的《华山秋色》,画面也与华山实景相去甚远,画家将山石分解成一个个球柱体,排列重组,以半抽象形式展示自然有机体整体,表现山川气韵。此外,塞尚通过对色彩冷暖明暗的运用颠覆了西方传统绘画技法的单点透视,冷暖色调的搭配与结构化轮廓线造型,类似山水画用墨色浓淡与线条刚柔的变化来营造空间层次。塞尚以形体叠合和色彩进退表现空间,类似山水画以墨色不同来表现山石树木的阴阳、远近、干湿,通过虚实相生营造“咫尺千里”的意境,实现了西方通过透视、光影等技法达到的效果。
早期从色彩角度探讨和理解中国水墨的西方学者有费诺洛萨。他探讨了中国画论中的“浓淡”概念,对东西方艺术展开比较,认为“浓淡(notan)在塑造形体、表现空间层次和局部色调方面的意义”非常重要:
人们首次察觉到中国伟大的毛笔勾勒技法与我们的绘画及蚀刻技法之间存在着相似性。此外,东方浓淡与希腊浓淡、希腊浓淡与威尼斯浓淡、威尼斯浓淡与伦勃朗和委拉斯开兹的浓淡,乃至与现代法国艺术流派的浓淡之间的关联,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主要的差异在于表现手法,而随着我们逐渐接近现代,这种相似性似乎在不断增强。总体而言,东西方两大艺术发展脉络呈现出一种汇合之势。③Ernest Fenollosa,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An Outline History of East Asiatic Design,vol.I,New York:Frederick A.Stokes Company,1913,p.XXV.
在中西艺术的交流互动中,西方艺术史家们很快就意识到了中国山水画的现代价值。形式主义理论家罗杰·弗莱通过博物馆馆藏及与翟理斯、韦利、宾雍、喜龙仁等人的交往和他们的著述,来了解中国艺术。弗莱形式主义理论的核心观念形成于20世纪初,在此期间,他对中国的绘画艺术进行了理论总结,并融入他的形式主义美学研究中。他将谢赫六法中的“气韵生动”转化成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节奏”,他从中国绘画的线条运用中创造性地区分了结构性线条与书法性线条,并将这些概念运用到对马蒂斯绘画艺术的研究之中。
他(马蒂斯)已经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他在富有律动的构图方面大师级的感觉,以及在笔迹方面所创造的十分罕见的美。他的笔迹以其率性与自发,令人更多地想起东方的艺术而非欧洲的制图术。绘画中的造型情感决不依赖于光影,而是由线条与色彩唤起……①罗杰·弗莱:《后印象派画家之二》,见罗杰·弗莱:《弗莱艺术批评文选》,沈语冰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页。
在以弗莱为代表的艺术理论家的推进下,一些现代主义艺术流派已开始将中国绘画作为自己的参照。格莱兹(Albert Gleizes)和梅金杰(Jean Metzinger )在《立体主义》(1912)中是这样评价中国绘画的:
绘画作为一个平展的表面,对传统线性透视的视觉调节是排斥的,透视法教导我们绘制的汇聚线条,无法唤起人们对深度空间的感知。此外,我们知道,即便是对透视规则最严重的违背,也丝毫不会削弱画作的空间感。中国画家虽明显偏爱散点透视,却依然能营造出空间感。
要建立画面空间就必须诉诸触觉、运动感和我们所有的官能。②Robert L.Herbert(ed.),Modern Artists on Art,New Jersey:Prentice-Hall,Inc.,1964,p.8.
格莱兹和梅金杰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山水画的散点透视突破了西方传统线性透视的局限,创造出一种动态的、诉诸触觉的空间感。他们认识到,这种多视点构图不仅通过视觉层次的流动表现空间深度,还能激发观者对画面中运动与质感的感知。这种方式与立体主义的理念相呼应,即通过对物体的重新布局和排列,从多角度呈现空间,超越单一视点的束缚,从而在二维平面上构建出更自由、更具触觉张力的空间体验。毕加索和康定斯基也在自身的创作和绘画理论中借鉴中国绘画的理念和技巧,中国山水画对20世纪初的欧洲绘画艺术产生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
早期中国山水画的西传,既包含着偶然性的因素,也显示出其必然性。从20世纪初期开始,西方对中国文物和艺术的研究从器物和工艺品逐渐转向中国绘画,再由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画转向文人写意山水画,这是中国文化传播在艺术层面上的一次重要的突破。从此中国山水画西传进一步深入,推动西方艺术界重新思考空间、形式与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促进了东西方艺术史的跨文化对话和重构。
中图分类号: J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6-0054-08
作者简介: 颜红菲,南京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山水美学话语西传路径及其影响研究”(23&ZD23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