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二战爆发前,英法与德意就在南斯拉夫展开外交竞争,试图让它放弃中立加入到自己一边。法国败降后,双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它们在南斯拉夫的竞争也朝着有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通过谈判,德国不断向南斯拉夫施压,要求其加入《三国同盟条约》。由于实力不济,英国只能通过外交游说、政治渗透等方式,尽可能地消除德国对南斯拉夫的影响。英德之间的激烈竞争,加剧了南斯拉夫国内的政治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三二七”政变爆发。政变后建立的南斯拉夫新政府对德意进行危机外交,但收效甚微。德国将其视为敌人,并联合意大利等盟友对其发动战争。英国则试图拉拢南斯拉夫对抗德意。在德国宣战后,南斯拉夫与英国结盟并加入国际反法西斯阵营。这场政变成为二战时期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历史起点。
关键词: “三二七”政变;英德博弈;南斯拉夫;二战
关于大国地缘博弈与中小国家关系的案例,在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关系史中屡见不鲜。二战初期英国与德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博弈,就加剧了南斯拉夫的政治分裂,并最终导致了1941年的“三二七”政变。政变既成为希特勒入侵南斯拉夫的借口,也是英德两国在巴尔干地区爆发战争的重要因素。国内学者主要从南斯拉夫、苏联视角出发,分析了政变爆发的原因和苏联对政变的态度。①罗志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的南斯拉夫对外政策》,《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梁强:《二战初期苏联对巴尔干地区外交政策的得失——基于〈苏南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分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5期。国外史学界对“三二七”政变研究的学术成果较为丰硕,既有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②Aleksandar Životic',“Svjedocˇanstvo o potpisivanju Jugoslavije-Sovjetski pakt 5/6. Travnja 1941,”Arhiv,cˇasopis Arhiva Jugoslavije,1-2,2010,ss.122-133;Dragan Aleksic',“General Petar Pešic' o Paktu 25. marta 1941,”Arhiv,cˇasopis Arhiva Jugoslavije,1-2,2011,ss.114-130.也有关于该事件的分析研究。国外学者主要从英国、苏联、德国等大国视角分析了各大国是否参与或策划了政变以及对政变的态度。①David A. T. Stafford,“SOE and British Involvement in the Belgrade Coup d′État of March 1941,”Slavic Review,Vol.36,No.3,1977,pp.399-419;Sue Onslow,“Britain and the Belgrade Coup of 27 March 1941 Revisited,”Electron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Vol.8,2005,pp.1-56;Aleksandar Životic',“Sovjetska Diplomatija O Događajima 26/27. Marta 1941. U Jugoslaviji,”Istorija 20. veka,god. 37,2/2019,ss.105-120;Stevan K. Pavlowitch,“Out of Context-The Yugoslav Government in London 1941-1945,”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16,No.1,1981,pp.89-118;Ernst L. Presseisen,“Prelude to ‘Barbarossa’:Germany and the Balkans,1940-1941,”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32,No.4,1960,pp.359-370.综上所述,大国是否策划了政变和对政变的因应是“三二七”政变的研究主题。其中,英国外交和情报人员往往被认为是政变的鼓动者和参与者。然而,碎片化的和自相矛盾的档案材料,再加上二战时期英国政治宣传的需要,无法充分证明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总之,目前国内外缺乏从多国互动视角出发,并结合南斯拉夫内部政治情况,对“三二七”政变爆发原因和影响进行综合分析的研究。本文在系统梳理前人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使用了《英国外交事务文献:英国外交部机密印刷局报告》(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BDFA)、《德国对外政策文件(1918—1945年)》(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DGFP)、《意大利外交文件》(I Documenti Diplomatici Italiani,IDDI)和南斯拉夫档案馆公开的一些电子档案,②《档案:南斯拉夫档案馆杂志》(Arhiv,cˇasopis Arhiva Jugoslavije),是南斯拉夫档案馆的官方刊物,其中刊载了一些“三二七”政变的相关档案和研究文章,2023年6月25日。对政变前英国、德国拉拢南斯拉夫的外交活动以及政变后南斯拉夫新政府的危机外交和英德的应对进行论述,深入揭示英德博弈与政变之间的关系。
任何一场政变的爆发,都是一国之内不同政治派系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就“三二七”政变而言,南斯拉夫塞族军官与政府在内政、外交议题上的严重分歧是政变爆发的根本原因。而英德在争相拉拢南斯拉夫过程中对其施加的巨大压力,无疑也是政变爆发的重要因素。
1940年底,希特勒先后制定了针对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和入侵希腊的“马瑞塔行动”。为了免除后顾之忧,将巴尔干各国拉入《三国同盟条约》就成为德国重要的外交战略。1940年11月20、23、24日,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先后加入《三国同盟条约》。保加利亚虽然没有入约,但也在向德国靠拢。③“Memorandum by an Official of the Foreign Minster’s Personal Staff,Berlin,November 23,1940,”U.S. Department of State,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and the French Government,eds.,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DGFP),Series D,Vol.11,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pp.672-673.在与上述四国展开入约谈判同时,德国也邀请南斯拉夫加入《三国同盟条约》。1940年11月28—29日,南斯拉夫外交大臣亚历山大·钦察尔·马尔科维奇(Aleksandar Cincar Markovic')与希特勒、里宾特洛甫举行会谈。希特勒向马尔科维奇介绍了当前德国的对外政策,并说明了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加入《三国同盟条约》的各种好处。希特勒表示《三国同盟条约》标志着世界新秩序正在形成,现在正是南斯拉夫加入其中的最好时机。而德国进军希腊的目标是扫除英军,并不是为了占领希腊。至于双方签约的好处,希特勒指出南斯拉夫既可以免除意大利的军事威胁,又能在他的支持下获得希腊的萨洛尼卡,还能与德国签订有利的长期经济贸易协定。马尔科维奇没有正面回应希特勒的提议,只是表示他已经清楚地了解了德国的政策,回国后会向保罗摄政王(Regent Paul)报告。④“Memorandum by an Official of the Foreign Minister’s Secretariat,”November 29,1940,DGFP,Series D,Vol.11,pp.728-735.
在马尔科维奇回国后,12月2日南斯拉夫举行部长级大臣会议,商讨与德国进一步谈判的对策。会议决定南斯拉夫要继续维持中立政策并和德国保持良好关系,争取与对方达成双边军事条约,而不是加入《三国同盟条约》。⑤Dragan Aleksic',“General Petar Pešic' o Paktu 25. marta 1941,”s.124.12月7日晚,马尔科维奇向里宾特洛甫通报了南斯拉夫拒绝加入《三国同盟条约》的决议。①“L′Ambasciatore a Berlino,Alfieri,al Ministro degli Esteri,Ciano,Berlino,”7 dicembre 1940,I Documenti Diplomatici Italian(IDDI),Serie 9,1939-1943,Vol.6,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 P.V.,1986,p.245.希特勒认为南斯拉夫拒绝加入轴心国集团的主要原因是意大利入侵希腊失利造成的恶劣影响。除非意大利击败希腊,否则南斯拉夫对加入《三国同盟条约》将一直保持观望态度。②“L.P.(Traduzione),Il Cancelliere del Reich,Hitler,al Capo del Governo,Mussolini(2),Obersalzberg,”31 dicembre 1940,IDDI,Serie 9,Vol.6,pp.380-384.鉴于凛冬已至,意大利难以发动新的进攻以改变局势,德国没有继续向南斯拉夫施压。
透过媒体和该国驻柏林公使馆,南斯拉夫得知德国对自己的中立外交政策不满。为了不破坏与德国的友好关系,南斯拉夫决定派遣特使向对方做出解释。1941年2月14日,南斯拉夫首相德拉吉沙·茨维特科维奇(Dragiša Cvetkovic')、马尔科维奇与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展开会谈。希特勒不再提及互不侵犯条约,而是要求南斯拉夫直接加入《三国同盟条约》。他提出南斯拉夫给予德国军事物资过境权,并谈到加强两国经济合作,让德国专家参与管理南斯拉夫的工厂、矿山和农业。同时,希特勒许诺如果南斯拉夫加入条约,德国将保证它的领土完整并支持它获得爱琴海出海口即萨洛尼卡。对此,茨维特科维奇回应说,南斯拉夫是否加入《三国同盟条约》的最终决定权在保罗摄政王手中,③Ernst L. Presseisen,“Prelude to ‘Barbarossa’:Germany and the Balkans,1940-1941,”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32,No.4,1960,p.369.当前他无法给出回答。对于经济问题,他表示南斯拉夫将继续和德国展开经济合作,并愿意参加“欧洲经济重建”。④“Il Ministro a Belgrado,Mameli,al Ministero degli Esteri,Belgrado,”18 febbraio 1941,IDDI,Serie 9,Vol.6,p.605.为了避免德军假道灭虢,在南下介入意大利—希腊战争之时逼迫南斯拉夫放弃中立加入轴心国集团,茨维特科维奇向希特勒提出组建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土耳其集团的解决方案。他认为英国对意希战争的介入,使得东南欧局势复杂化。通过组建巴尔干三国集团,南斯拉夫就可以以此为基础与英国展开谈判,逼其退出希腊,进而推动东南欧地区的和平进程。一旦这一计划失败,南斯拉夫就可以毫无负担地加入轴心国。或许是希特勒看破了巴尔干三国集团以反英之名行反意之实,进而缓解地区安全局势并继续维持中立政策的外交企图,他回应说德国不会参与意大利和希腊战争,南斯拉夫想要借助巴尔干三国集团调停意希战争,应该直接和意大利谈判。⑤“Il Capo Di Gabinetto,Anfuso,Al Capo Del Governo,Mussolini,”15 febbraio 1941,IDDI,Serie 9,Vol.6,p.589.希特勒要求南斯拉夫放弃中立加入《三国同盟条约》的强硬态度,给南斯拉夫政府造成了极度恐慌。保罗摄政王甚至考虑退位以对中立外交的失败负责。⑥Dragan Aleksic',“General Petar Pešic' o Paktu 25. marta 1941,”s.124.
为了解决第二次谈判的遗留问题,3月4日保罗摄政王亲自出访会见希特勒。回到国内后,保罗摄政王立即召开了王室委员会会议(The Crown Council meeting),并向与会人员介绍了与希特勒会谈的大致情况。他指出希特勒无视自己的中立诉求,强硬要求南斯拉夫加入《三国同盟条约》并为德国进攻希腊提供军事帮助。陆军大臣彼得·佩西奇(Peter Pešic')就南斯拉夫军事状况和周边安全局势做了说明。鉴于该国和德国巨大的军事实力差距和险象环生的周边安全环境,王室委员会同意加入《三国同盟条约》。⑦Dragan Aleksic',“General Petar Pešic' o Paktu 25. marta 1941,”s.125.
在统一了政府内部意见之后,3月17日保罗摄政王与希特勒就入约细则进行谈判。保罗摄政王表示愿意加入《三国同盟条约》,但是鉴于该国和英国、希腊的友好关系,南斯拉夫无法承担与两国作战的罪责和恶名。希特勒表示尊重南斯拉夫的决定,不强迫它参与德国的军事行动。⑧“Note from the German Government to the Yugoslav Government Dated March 25,1941,”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ds.,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BDFA),Part III,1940-1945,Series F,Vol.21,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8,p.552.之后,双方就经济合作的具体细节如货币汇率调整、支付协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3月23日,茨维特科维奇召开部长级大臣会议,向各位同僚通报了政府决定加入《三国同盟条约》的决议。除两位大臣辞职抗议外,其他大臣都表示支持。⑨Dragan Aleksic',“General Petar Pešic' o Paktu 25. marta 1941,”s.128.3月24日,茨维特科维奇前往维也纳,并于次日签字加入《三国同盟条约》。同时,南斯拉夫政府通过报纸、广播向全国公布了这一消息。
二战初期,南斯拉夫等巴尔干国家以及意大利都宣布中立。在意大利对英法宣战和法国战败后,南斯拉夫等巴尔干国家的中立政策发生了动摇。1940年11月以来,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先后加入《三国同盟条约》,这进一步提升了德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战略优势。为了阻止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加入轴心国集团,英国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抵消德国强制外交的影响力,并试图劝说南斯拉夫加入针对德国的巴尔干战线计划。①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5·德国东进》,朱建国译,青岛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页。英国抵消德国在南斯拉夫影响力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首相丘吉尔、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和驻南斯拉夫公使R·H·坎贝尔(R.H.Campbell)为代表的外交游说;另一种是由特别行动处(Special Operation Executive,SOE)实施的秘密政治渗透。
随着1941年的到来,德国进攻希腊和苏联的行动日期也日渐临近,因此德国逐渐加强了针对南斯拉夫的外交活动。为了抵消德国的影响,英国也开始积极行动。在2月11日的国防委员会会议上,英国决定派遣艾登和总参谋长约翰·迪尔(John Dill)前往巴尔干地区。22日,艾登一行到达雅典,与希腊政府一起制定了英希联军防御德国入侵的军事计划。之后,艾登一行又前往安卡拉,动员土耳其支援希腊。28日,艾登与南斯拉夫驻安卡拉公使伊利亚·舒门科维奇(Ilya Shumenkovich)进行了两次对谈,以劝阻南斯拉夫加入《三国同盟条约》。在第一次会谈中,艾登首先强调了英国的强大实力,并指出英国将会尽力援助南斯拉夫对抗德国。其次,艾登提到他已经获得确切情报,苏联不会允许德国进军巴尔干地区。最后,艾登还暗示如果南斯拉夫加入英国一方,那么战争胜利时英国将支持对方获得阿尔巴尼亚的大部分地区,并愿意让其成为保加利亚的保护国。在与南斯拉夫政府沟通过后,舒门科维奇在第二次对谈中就英国援助南斯拉夫向艾登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英国援助的可能性有多大?南斯拉夫和土耳其合作的形式是什么?苏联又能为南斯拉夫具体做些什么?②“L’AmBasciatore Ad Ankara,De Peppo,Al Ministero degli Esteri,Ankara,14 marzo 1941,”IDDI,Serie 9,Vol.6,p.699.尽管无法知晓艾登给出的答案,但是就当时英国本土面临的巨大军事压力和在地中海地区部署的薄弱军事力量而言,艾登显然无法给出一个令南斯拉夫政府满意的答案。③在到达开罗后,艾登与英国地中海战区的海陆空三军司令举行了军事会议。会议得出的结论是英国能够向希腊派遣的军事支援是两个澳大利亚师、一个新西兰师、一个波兰旅以及一个装甲旅。这样规模的援军显然没有余力支援南斯拉夫。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5·德国东进》,第79页。
为了阻止南斯拉夫继续滑向德国,英国不断加强对它的外交游说,甚至不惜以断交和战争相威胁。3月17日,艾登发给保罗摄政王一封署名信。除了物资援助、兵力增援和组建巴尔干战线等拉拢南斯拉夫的老话题,艾登还在信中罕见地对它做出外交威胁。他表示如果南斯拉夫选择继续和德国谈判并加入轴心国,那么英国将会和它断交。最后,艾登还鼓动南斯拉夫进攻阿尔巴尼亚,因为那里“有各式各样有价值的武器和补给品”。④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清算(上)》,瞿同祖、赵曾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90页。3月22日,丘吉尔给茨维特科维奇发送了一封语气强硬的电报,劝阻南斯拉夫和德国谈判。他呼吁南斯拉夫与土耳其、希腊一同作战,否则便将与德国一同灭亡。⑤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5·德国东进》,第177-178页。在南斯拉夫即将加入《三国同盟条约》的前夕,坎贝尔受命向对方提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外交照会。在照会中英国政府表示如果南斯拉夫放弃中立加入《三国同盟条约》,这不仅会危害到它自身的独立自由,而且意味着成为英国的敌人。⑥“Statement of Mr. Butler,Parliamentary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rch 26,1941,”BDFA,Part III,Series F,Vol.21,p.554.
在外交游说的同时,英国还准备以政治渗透的方式来改变南斯拉夫倒向德国的趋势。这一任务主要由特别行动处负责,它的主要计划就是动员和联络塞族政治人物,以影响或扭转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为了能够有效推动政治渗透工作和鼓动南斯拉夫的亲英舆论,特别行动处定期为南斯拉夫亲英政治组织塞尔维亚农民党(Serbian Peasant Party)、独立民主党(Independent Democracy Party)和国防会(Narodna Odbrana)提供一些资助。例如,从1940年10月开始,英国每月给塞尔维亚农民党提供4000英镑的活动经费。①Sue Onslow,“Britain and the Belgrade Coup of 27 March 1941 Revisited,”p.35.在该部门的鼓动下,国防会的领导人伊利亚·特里富诺维奇(Ilija Trifunovic')向政府提交了反对加入条约的**书。②Elisabeth Barker,British Policy in South-East Europ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New York:Barnes and Noble,1975,p.85.当南斯拉夫政府决定加入《三国同盟条约》时,国防会也成功策动了两名内阁大臣辞职。③David A.T. Stafford,“SOE and British Involvement in the Belgrade Coup d′État of March 1941,”p.411.
除了外交游说和政治渗透,英国甚至还考虑过在南斯拉夫策划政变。3月21日,坎贝尔向艾登去信,讨论在南斯拉夫发动政变的可能性。坎贝尔认为,就目前形势来看,战争威胁和政治渗透显然无法阻止南斯拉夫加入《三国同盟条约》。唯一可能的有效方式,就是政变。他要求艾登在原则上授权他采取这一行动。3月24日,艾登授权坎贝尔可以采取包括政变在内的任何措施。④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清算(上)》,第397-399页。同一天,驻南斯拉夫的特别行动处也得到上级命令,要求他们“在征求公使的意见后全力以赴地进行协助”。⑤J.Nicholls,minute,March 24,1941,in PRO F.O.371/30253,R2916/G.;转引自:David A.T. Stafford,“SOE and British Involvement in the Belgrade Coup d′État of March 1941,”p.402.但是,政变只是艾登等人头脑中的计划,最终英国也没有参与发动政变。⑥关于英国特别行动处与“三二七”政变的关系,参见David A.T. Stafford,“SOE and British Involvement in the Belgrade Coup d′État of March 1941”,其中有非常详细的讨论。
在南斯拉夫加入《三国同盟条约》后,英国面临是否与其断交甚至宣战等一系列重要外交决策。鉴于南斯拉夫并未显露出明显的敌意,为避免情况进一步恶化,英国决定维持现状。3月26日,丘吉尔给坎贝尔发送电报,直言现在不是责备或“体面告别”的时候。他指示坎贝尔要频繁地与南斯拉夫各部大臣沟通,别让双方之间产生嫌隙。对于南斯拉夫方面的各种提问,也不要给出否定答案。⑦“From Prime Minster to Mr.Campbell,”26th March 1941,Prime Minister’s Office:Operational Correspondence and Papers(PREM),PREM 3/510/11,p.365.
“三二七”政变是南斯拉夫塞族高级将领反对政府放弃中立,加入《三国同盟条约》的直接反应。而政变之所以能成功爆发,与塞族军官在国防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对政府内外政策的积怨密不可分。
一战后南斯拉夫军队国防体系是以塞尔维亚军队为主体进行建设的。因此,塞族高级将领占据了南斯拉夫军队的绝大多数高级职位,内阁中的陆军大臣一职长期由塞族将军担任。据统计,占南斯拉夫总人口约四分之一的克族,⑧约翰·R.兰普:《南斯拉夫史》,刘大平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154页。仅占军官总数的十分之一。二战前夕总参谋部的191名军官中,有31人出身克族和22人出身斯族,其余都是塞族。⑨Ivo Banac,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Yugoslavia:Origins,History,Politics,Ithaca &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pp.151-152.前英国驻南斯拉夫公使N.亨德森(N.Henderson)将其称之为南斯拉夫军队的“塞尔维亚化”。➉“Annual Report on Yugoslavia for 1933,”in Robert L.Jarman,ed.,Yugoslavia Political Diaries 1918-1965,Vol.2,Slough:Archives Edition,1997,p.442.同时,一战前塞尔维亚军队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事与一战时期塞尔维亚军队对奥匈帝国的抵抗,都被视作南斯拉夫建国叙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塞族军人被当作是南斯拉夫民族独立事业的殉道者。⑪Aleksandar Ignjatovic',“From Constructed Memory to Imagined National Tradition:The Tomb of the Unknown Yugoslav Soldier(1934-38),”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88,No.4,2010,p.627.总之,塞族高级将领既有足够的实力又有崇高的威望去发动一场政变。
塞族高级将领在国防体系中的独尊地位,使其成为南斯拉夫国内一支相当重要的保守派政治力量。而1939年以来政府在民族和解与中立外交方面所做的一系列改革,引起了塞族高级将领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保罗摄政王和茨维特科维奇首相推动的塞-克民族团结和解谈判,向克族做出的让步太多,损害了塞族的固有权益,进而威胁到了南斯拉夫国家安全。尤其是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弗拉德克·马切克(Vladko Macˇek)提出的按民族人口比例分配军官名额,直接触及了塞族高级将领的核心利益。①“Il Marchese de Bombelles al Ministro degli Esteri,Ciano,”11 aprile 1939,IDDI,Serie 8,Vol.11,p.618.随着德国在欧洲优势不断扩大,南斯拉夫等中立国都不得不向其靠拢。然而,塞族高级将领主张抵住德国压力维持中立,反对政府加入《三国同盟条约》。保罗摄政王争取到了希特勒对轴心国军队和军事物资不过境南斯拉夫的承诺,在一定程度上能让该国继续中立并置身战争之外。然而,希特勒背信弃义的外交劣迹,德国入侵希腊以及英国的战争威胁,都是对南斯拉夫中立外交的严重挑战。总之,政府在与德国谈判中竭力争取到的南斯拉夫中立保障,根本经不起战争的考验,也自然难以让塞族高级将领信服。
为了应对加入《三国同盟条约》可能引发的军事骚乱,在双方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后,贝尔格莱德的高级军官就受命定期向陆军大臣佩西奇汇报下属各级军官动态。在条约签署前夕,佩西奇更是就下令军队进入戒备状态,同时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并与空军参谋长杜尚·西莫维奇(Dušan Šimovic')等个别激进军官进行专门沟通。②Dragan Aleksic',“General Petar Pešic' o Paktu 25. marta 1941,”s.129.但这一切最终都没能阻止政变爆发。3月27日凌晨,贝尔格莱德青年军官在西莫维奇的带领下发动军事政变。他们很快占领了政府要害部门、邮局、无线电台和战略要塞。上午7点45分,在政变军队的支持下,因未成年而没有亲政的彼得二世国王通过广播向公众发布了第一道声明。声明主要包含三点内容:1.出于维持国内秩序和边界安全的迫切需要,他接管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2.由于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保罗摄政王政府自动下台了。3.新政府并不反对继续与轴心国展开合作。在新政府中,西莫维奇任首相并兼任陆军大臣,马切克任第一副首相,莫姆契洛·宁契奇(Momcˇilo Nincˇic')任外交大臣。为了应对国内的混乱局势和德意的军事威胁,政变当天南斯拉夫新政府就发布了总动员令。③“Telegram from the German Military Attache at Belgrade to the General Headquarters of the Defence Forces,”BDFA,Part III,Series F,Vol.21,p.555.
尽管新政府宣称政变不是针对《三国同盟条约》的,但是贝尔格莱德市民的示威游行却是一场真正的反德集会。游行群众冲击了德国交通局(German Traffic Bureau)驻贝尔格莱德办事机构,破坏机构办公设施,并焚毁了两面德国国旗和一幅希特勒画像。德国驻南斯拉夫军事武官莫泽大尉(Captain Moser)也因此受伤。④“Telegram from the German Minister at Belgrade to the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27 March 1941,BDFA,Part III,Series F,Vol.21,pp.555-556.有些游行的塞族群众挥舞着南斯拉夫、英国、美国和希腊国旗,声援希腊对抗意大利。此外,南斯拉夫的其他地区也发生了一些针对德国人的袭击事件。
“三二七”政变的发生,不仅引发了南斯拉夫的政治地震,也使得英德在巴尔干地区的战略博弈进一步滑向战争。尽管新政府基本维持了原有的内外政策,但政变最终导致了与德国谈判的保罗摄政王和茨维特科维奇的下台。为了消除政变对该国与德国、意大利外交关系的负面影响,南斯拉夫新政府对两国展开危机外交,试图以承认加入《三国同盟条约》换取和平。
从1940年11月到次年3月,希特勒先后与保罗摄政王等人进行了四次谈判,最终劝说南斯拉夫有条件地加入《三国同盟条约》。然而,“三二七”政变导致保罗摄政王政府的倒台。这不可避免地被希特勒视为对德国的直接挑衅,极有可能导致两国关系严重恶化甚至走向战争。南斯拉夫新政府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因此在政变广播公告中既没有不承认《三国同盟条约》,也没有表示要加入英国一方支援希腊作战。这是南斯拉夫新政府对德危机外交的第一步。接下来,南斯拉夫新政府外交决策层的关键人物——首相西莫维奇、外交大臣宁契奇和驻德外交公使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c')——纷纷对德展开密集外交攻势,以期尽快取得对方的政治谅解。其中,宁契奇是南斯拉夫新政府对德危机外交的重点。
在新政府成立的第二天上午,宁契奇就与德国、意大利驻南外交公使举行会面。对于政变过程中发生了针对德国的暴力事件,他郑重向德国驻南公使冯·赫伦(Von Herren)道歉并保证会加强对德国公使馆的保护。针对德意两国对南斯拉夫今后外交方向的疑虑,宁契奇表示他将竭尽全力维持本国外交政策的稳定,并承诺不会退出《三国同盟条约》。为了获得两位公使的信任,他还出示了自己尚未向新政府提交的外交宣言草案。草案的主要内容是南斯拉夫要维持与邻国,尤其是德意两国的友好关系。宁契奇的诚意给德意公使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两位公使达成以下三点共识:1.“三二七”政变是纯粹的军事政变,其主要目的在于保证即将成年的王储彼得王子顺利掌权;2.政变明显损害了德国的外交声誉,由此造成的外溢影响已超出南斯拉夫新政府的掌控范围;3.两位公使总体上认为政变对德意与南斯拉夫关系的负面影响有限,德意反而可以趁机从新政府获得比《三国同盟条约》更优越的条件。①“Il Ministro a Belgrado,Mameli,al Ministero degli Esteri,”28 marzo 1941,IDDI,Serie 9,Vol.6,p.759.为了保证对德危机外交口径的一致,3月29日南斯拉夫驻德国公使安德里奇奉命回国。②“L’ Ambasciatore a Berlino,Alfieri,al Ministero degli Esteri,”29 marzo 1941,IDDI,Serie 9,Vol.6,p.766.3月31日,在接收了宁契奇签发的要递交给德国政府的外交照会后,他启程返回德国。
就在南斯拉夫对德国危机外交初见成效之时,里宾特洛甫将双方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的命令,堵塞了宁契奇与德国外交人员直接沟通的渠道。3月31日上午,宁契奇召见了赫伦,再次向其表明南斯拉夫遵守《三国同盟条约》的决心。然而,由于赫伦事后接到了德国外交部的外交关系降级和禁止与南方对话的电报,因此他认为南斯拉夫新政府的表态已经于事无补。为了争取微不足道的和平希望,4月5日宁契奇向德国代办提交了访问德国的申请,最终也没有得到德国方面的任何回复。③“Il Ministro a Belgrado,Mameli,al Ministero degli Esteri,”5 aprile 1941,IDDI,Serie 9,Vol.6,p.809.
除了德国,意大利也是南斯拉夫新政府危机外交的重点对象。在尽力消除意大利对政变疑虑的同时,西莫维奇等人还试图通过墨索里尼打通与希特勒沟通的外交渠道。由于德国的威胁性更大,因此打通与其沟通的外交渠道是南斯拉夫新政府对意大利危机外交最重要的任务。
南斯拉夫新政府对德意的危机外交是同时展开的。然而,与对德危机外交一味地退让不同,新政府对意大利的危机外交既有温和的一面也有强硬的一面。3月30日,西莫维奇和意大利驻南斯拉夫公使弗朗切斯科·马梅利(Francesco Mameli)通了电话。在这次沟通中,西莫维奇一方面表示南斯拉夫一定遵守《三国同盟条约》,另一方面也威胁说如果德国进攻萨洛尼卡,那么南斯拉夫将会进攻意大利占领的阿尔巴尼亚。因为南斯拉夫不想被轴心国包围或被迫投降。④“Il Ministro a Belgrado,Mameli,al Ministero degli Esteri,”30 marzo 1941,IDDI,Serie 9,Vol.6,p.771.4月3日,西莫维奇在与马梅利的通话中,再次表达了类似的军事威胁。西莫维奇发出的强硬声明,得到了马梅利针锋相对的回应。他表示南斯拉夫的军事威胁对意大利没有任何作用,德国和意大利的总参谋部已经做好相应地军事部署。这种夹杂着军事威胁的“求和”声明,不仅无法降低双方冲突的可能性,而且只会引发战争。⑤“Il Ministro a Belgrado,Mameli,al Ministero degli Esteri,”3 aprile 1941,IDDI,Serie 9,Vol.6,p.793.
在德国将双边关系降级并不再与南斯拉夫沟通之后,尝试通过墨索里尼与希特勒进行谈判就成为西莫维奇等人的首要目标。4月2日,西莫维奇和宁契奇召见了马梅利。他们认为德国与南斯拉夫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他们计划向意大利派出两名部长级特使,当面向墨索里尼说明政变情况并请求其在德国和南斯拉夫之间进行斡旋。尽管马梅利认为为时已晚,但仍向齐亚诺发出了相关电报。⑥“Il Ministro degli Esteri,Ciano,all’Ambasciatore a Berlino,Alfieri,”2 aprile 1941,IDDI,Serie 9,Vol.6,p.788.4月3日,西莫维奇、宁契奇与马梅利就南斯拉夫特使访意问题进行电话沟通。西莫维奇重申南斯拉夫将遵守《三国同盟条约》,同时指出该国在萨洛尼卡的特殊权益不容侵犯。他表示意大利有必要和南斯拉夫成为盟友,这样对方的侧翼就可以得到保护。⑦“Il Ministro a Belgrado,Mameli,al Ministero degli Esteri,”3 aprile 1941,IDDI,Serie 9,Vol.6,p.793.同日,齐亚诺向马梅利发出电报表示同意南斯拉夫特使访问罗马。但是,他要提前确定访问的具体内容。①“Il Ministro degli Esteri,Ciano,al Ministro a Belgrado,Mameli,”3 aprile 1941,IDDI,Serie 9,Vol.6,p.794.4月5日下午7时,宁契奇和马梅利再次进行电话沟通,向其说明南斯拉夫特使访问意大利的最新会谈文本草案。宁契奇首先指出南斯拉夫没有和英国达成任何协议,也绝不会站在英国一边参战。其次,南斯拉夫承认加入《三国同盟条约》。再次,南斯拉夫承诺对德意保持“仁慈中立”,以保护对希腊和英国作战的德意军队侧翼。最后,在希腊同意的前提下,南斯拉夫将占领萨洛尼卡直至战争结束,战争期间德意希军队均不得通过该地区。马梅利并不赞成声明的内容。他指出声明证实了南斯拉夫仍未完全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无法有效地避免与轴心国之间的冲突。宁契奇则回应说南斯拉夫新政府内阁会议将重新讨论制定更合适的声明文本,最迟在4月6日下午递交给马梅利。②“Il Ministro a Belgrado,Mameli,al Ministero degli Esteri,”5 aprile 1941,IDDI,Serie 9,Vol.6,p.808.然而,此时距德意向南斯拉夫宣战已不足11个小时。总之,南斯拉夫新政府危机外交的主要内容就是承认旧政府在与德国谈判中所达成的一切条件。这既包括加入《三国同盟条约》,也包括希特勒承诺的萨洛尼卡以及在德意—英希战争中保持中立的特权。
此外,南斯拉夫新政府还积极与苏联谈判,希望借助对方在东欧地区的强大影响力去制约德国。4月3日,双方代表在莫斯科开始谈判。4月6日凌晨,双方签订《苏南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然而,苏联只愿意给予南斯拉夫政治支持和武器援助,并不打算与它缔结针对德国的军事同盟。③梁强:《二战初期苏联对巴尔干地区外交政策的得失——基于〈苏南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分析》。
无论是政变发生后彼得二世发布的广播公告,还是西莫维奇、宁契奇等人对德意开展的危机外交,都反映了南斯拉夫新旧政府的外交政策并没有明显不同。有条件地加入《三国同盟条约》,是政变前后新旧政府的共同外交政策。然而,保罗摄政王和茨维特科维奇首相的倒台被德国和英国不约而同地视为南斯拉夫外交政策转向的风向标。政变当天,德国就制订了针对南斯拉夫的作战计划;英国则将政变视为南斯拉夫亲英反德的信号,希望借机成立反德的巴尔干阵线。“三二七”政变加速了英德在巴尔干地区的博弈从政治外交斗争向战争的转变,并将战线从伯罗奔尼撒半岛向北扩张到巴尔干腹地。
南斯拉夫的军事政变令希特勒勃然大怒。这次政变直接将他四个多月外交努力的成果化为乌有,南斯拉夫成为距离德国腹地最近的不稳定因素。政变当天中午,希特勒就召集德军高层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对南斯拉夫宣战并责令总参谋部制订军事计划。当天午夜时分,希特勒批准了进攻南斯拉夫的第25号指令。④瓦尔特·胡巴奇:《希特勒战争密令全集》,张元林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9-81页。会后,希特勒致信墨索里尼,告知德国决定对南斯拉夫宣战,并要求对方加强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边界的军事防御,防止对方进攻。为了保证军事行动的突然性,希特勒还要求墨索里尼尽量保密。同时,希特勒还要求本国驻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公使与所驻国政府沟通,向对方阐明当前局势,配合德国的军事调动。⑤“MeSsaggio Telegrafico,Il Cancelliere Del Reich,Hitler,al Capo del Governo,Mussolini,Berlino,”27 marzo 1941,IDDI,Serie 9,Vol.6,p.758.为了防止土耳其参战,希特勒让德国驻安卡拉公使安抚对方,以使其继续保持中立。⑥“L’Ambasciatore a Berlino,Alfieri,al Ministero degli Esteri,Berlino,”29 marzo 1941,IDDI,Serie 9,Vol.6,p.764.在得知苏联和南斯拉夫谈判已经接近尾声之后,4月5日,希特勒做出紧急决定:次日向南斯拉夫宣战。当天他联系了墨索里尼告知了德国提前发动进攻的决定,并再次协调了双方的作战行动。⑦“Adolf Hitler to Benito Mussolini,Berlin,”April 5,1941,DGFP,Series D,Vol.11,pp.475-476.
在进行战争部署的同时,德国外交部下令驻贝尔格莱德公使馆暂停与南斯拉夫的正常外交联络,同时削减人员,为彻底断交做准备。3月31日,德国驻南斯拉夫公使赫伦收到了来自德国外交部的命令,单方面暂停与南斯拉夫新政府的外交联系。在宁契奇要求会面时,他就派遣公使馆代办前去应对。①“The Minister in Yugoslavia to the Foreign Ministry,Belgrade,”March 30,1941,DGFP,Series D,Vol.11,pp.421-422.4月2日,德国外交部向赫伦下达了闭馆断交的命令,并要求他在次日建议意大利等盟国公使一起断交。②“The Foreign Minister to the Legation in Yugoslavia,Berlin,”April 2,1941,DGFP,Series D,Vol.11,pp.431-432.因此,不晚于4月3日,以德国为首的轴心国国家驻南斯拉夫外交人员,已经基本上明白德国即将对南斯拉夫宣战。
政变当天,丘吉尔就通过BBC新闻广播发表了支持南斯拉夫新政府的讲话。③“Speech of Mr. Winston Churchill,March 27,1941,”BDFA,Part III,Series F,Vol.21,p.556.在丘吉尔看来,政变后的南斯拉夫新政府无疑已经是英国的盟友。除了官方承认,英国社会舆论也对政变表示支持。④“No.99,Report by Telephone from the Head of the Press Department of the German Legation at Lisbon,”BDFA,Part III,Series F,Vol.21,p.220.
丘吉尔把“三二七”政变当做逆转巴尔干地区博弈劣势的天赐良机。3月28日,丘吉尔给艾登发去电报,对巴尔干战线对抗德国的前景做了十分乐观的估计。首先,他认为巴尔干战线在兵力对比上具有明显优势。他指出英国、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总兵力为七十个师,德国在巴尔干方向还不到三十个师。其次,他认为巴尔干战线对抗德国会取得比较丰硕的战果。他指出如果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三国能够联合起来,那么巴尔干地区就有可能获得和平。⑤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5·德国东进》,第187页。与丘吉尔的积极热情相比,西莫维奇对组建巴尔干战线的态度是十分冷漠的。3月29日,西莫维奇才接见了英国驻南斯拉夫公使坎贝尔。他表示新政府既不会否认也不会批准《三国同盟条约》,同时也不希望英国强迫南斯拉夫做任何可能会激怒德国的事情。⑥Llewellyn Woodward,e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1,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70,p.543.对于坎贝尔提出的艾登和迪尔将军访问南斯拉夫的提议,他先是全盘拒绝,之后同意迪尔将军可以秘密访问。3月30日迪尔将军与西莫维奇和南斯拉夫陆军大臣博格柳布·伊利奇(Bogoljub Ilic')会面。在军事援助议题上,迪尔将军表示目前英国无力派遣远征军支援南斯拉夫,并且只能为对方提供一般性军事物资援助。⑦罗志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的南斯拉夫对外政策》。而西莫维奇虽然并不排斥与英国、希腊的军事合作,但是他直接拒绝了迪尔将军提出的和希腊共同进攻阿尔巴尼亚的建议。他表示当务之急是维持国内秩序,而不是对外进攻。此外,这也将会为德国进攻南斯拉夫提供正当理由。次日,由于在援助希腊问题上存在分歧,西莫维奇拒绝签署军事合作协议,仅同意参加4月3日召开的英南希三方的军事会谈。⑧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清算(上)》,第410-411页。
为了准备4月3日的三方军事会谈,4月2日下午,艾登、迪尔将军、希腊首相和陆军总司令就从雅典出发前往会场。与英国、希腊高规格的代表队伍相比,南斯拉夫代表不仅诚意不足,而且等级较低。4月3日晚上10点半,南斯拉夫军方代表才姗姗来迟。由于南斯拉夫军方代表未被本国政府授予全权,他无法当场决定三方军事合作的进一步事宜。⑨Llewellyn Woodward,e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1,p.545.另外,除了分别部署在东南边界和阿尔巴尼亚边界的四个师之外,他拒绝提供有关南斯拉夫军事部署的其他情报。➉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清算(上)》,第415页。总的来说,西莫维奇等人已经认识到与德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希望通过危机外交尽可能地争取时间。因此,南斯拉夫新政府不会冒险采取任何可能促使战争过早爆发的行动。⑪Llewellyn Woodward,e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1,p.544.
尽管艾登还在努力与西莫维奇建立外交军事合作,但是英国已经无法把精力集中在巴尔干地区了。就在艾登与南斯拉夫代表会谈结束返回雅典的路上,4月4日由隆美尔领导德意北非联军在昔兰尼加大败英军。英国地中海地区的重要基地埃及正处于岌岌可危之中。⑫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清算(上)》,第419页。随着艾登一行紧急返回开罗,英国利用“三二七”政变拉拢南斯拉夫加入巴尔干战线的计划也随之流产。4月6日6时,德国向南斯拉夫宣战。而早在宣战之前,德军就对贝尔格莱德发动了空袭。面对轴心国军队强大的攻势,南斯拉夫军队连连败退。在英军帮助下,4月15日彼得二世国王和其内阁要员乘飞机出逃,并在伦敦建立南斯拉夫流亡政府。
1941年南斯拉夫“三二七”政变,是由西莫维奇等塞族高级将领发动的一场推翻保罗摄政王和茨维特科维奇政府的政变,其主要目的是拥立王储彼得王子即位。然而,政变的爆发与英德在巴尔干地区的博弈有着密切关系。无论是德国与南斯拉夫就加入《三国同盟条约》而进行的四次谈判,还是英国的抵消战略,都使得1941年初的南斯拉夫政府时刻处于政治高度紧张状态。这进一步恶化了南斯拉夫国内政治环境,并最终促使“三二七”政变爆发。
关于英国在政变中所发挥作用的讨论,是“三二七”政变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由于战时情报档案的碎片化和二战时期政治宣传等因素,长期以来英国被认为策划或者是参与了政变。①斯塔福德指出,英国派驻南斯拉夫的情报机构和人员包括外交官、海陆空三军武官、特别行动处和秘密情报局,这些机构和人员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相关内容请参阅David A.T. Stafford,“Soe and British Involvement in the Belgrade Coup d′État of March 1941,”p.413. 皮姆洛特也指出,特别行动处长期以来把“三二七”政变当作是自己的杰作,但空军武官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可能更大。相关内容请参阅Ben Pimlott,Hugh Dalton,London:Jonathan Cape Ltd.,1985,p.309.被政变推翻的保罗摄政王,也被当作是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同谋者。②冷战后,保罗摄政王之女伊丽莎白公主(Princess Elizabeth)组织搜集和研究了大量的档案、日记和学术著作等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并建设了“三二七”政变相关网站,证明其父并非将南斯拉夫出卖给了希特勒。相关内容请参阅2023年11月23日。然而,尽管当时英国外交和情报部门确实有发动政变的计划,而且积极支持政变后成立的新政府,但是这并不足以证明西莫维奇等人是在英国的支持下发动了政变。
首先,从策划塞族高级将领发动政变的条件来看,英国无力为南斯拉夫提供足够的军事援助,以应对政变后德意可能发动的进攻。而这恰恰被坎贝尔认为是鼓动南斯拉夫军队政变的重要前提。③“From Campbell to Eden,”24th March,1941,PREM 3/510/11,pp.367-368.艾登等人只能建议对方去进攻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军队,依靠战利品来武装南斯拉夫军队。④Llewellyn Woodward,e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1,p.646.其次,从政变后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动向来看,新政府基本上继承了前政府的外交政策,与英国策划政变的目标完全不同。在艾登和坎贝尔等人的计划中,策划南斯拉夫军事政变是为了让其不加入或退出《三国同盟条约》,进而与希腊、土耳其一道对抗德意。⑤Llewellyn Woodward,e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1,p.542.然而,西莫维奇等人和前政府一样,依然选择有条件地留在轴心国集团内。这表明了西莫维奇等塞族高级将领虽然不赞成本国政府加入《三国同盟条约》,但其发动政变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反德。
与德国巨大的军事实力差距,是南斯拉夫新政府不愿意反德的根本原因。为此,西莫维奇等人拒绝与英国、希腊、土耳其组建巴尔干战线。如果说西莫维奇等人为了避免刺激德国而拒绝组建巴尔干战线还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他们没有和英国沟通撤离计划就完全是一个重大战略失误。因为这导致南斯拉夫一些军政要员和大量有生力量没能及时撤离。其中,克罗地亚农民党党首马切克被德国囚禁,南斯拉夫军队总参谋长米兰·内迪奇(Milan Nedic')被德国扶植为塞尔维亚伪政权的政府首脑。这既沉重地打击了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士气,也给其国内抵抗运动的初步开展造成了巨大困难。
中图分类号: K54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6-0033-10
作者简介: 武垚,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重大项目“二战前后的巴尔干纷争与大国决策研究1933—1947”(20ZDA1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