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清末民初时期各级审判厅的设立运行不仅推动了中国司法审判的进步与发展,也促进了传统调解的近代转型。在体制机制上,审判厅对调解制度进行单独设置和具体细化,联动各类社会力量协作,逐步构建起较为有效的调解机制;在司法实践中,审判厅积极运用调解化解纠纷,选用不同主体主持调解,并且允许调解和诉讼在程序环节中交叉运用。同时,各级审判厅遵循刑事案件不得调解、法官不直接调解、不强制调解等理念原则。尽管受限于时代背景和社会矛盾,清末民初审判厅的调解具有冲突性、限制性、复杂性等局限,但我们不可否认其在中国调解发展历史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增强了调解的规范性,明确了调解的自愿性,提升了调解的有效性,并启示当代要让调解顺应时代发展、服务社会需要。
关键词: 清末民初;审判厅;调解;直隶省
调解具有悠长的发展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是一种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高度契合、与中国乡土社会特征高度适配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回顾中国调解的发展历程时,大多数学者会选择研究中国古代的传统调解或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调解制度。即便是研究近代调解,也多聚焦于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而少有人关注到清末民初①本文中所写的清末民初是指各级审判厅在直隶省存续的时间,从1907年起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天津首行试办审判厅至1927年国民政府下令各级审判厅改为高等法院、地方法院这一段时间。的审判厅调解制度与实践。实际上,作为从清光绪年间至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基层司法主体,各级审判厅不仅延续了传统调解中的价值理念和方式手段,而且根据社会实际需要更新了调解制度和方式。诚然,各级审判厅调解的制度构建并不完备,调解方式也存在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依旧在调解的近代化历程中发挥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1907年,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在天津试办审判厅。1908年,清政府下令各直省分期筹办审判厅,京师、直隶、江苏、奉天等率先开办,为其他地区进一步积累了宝贵经验。根据史料统计,清朝覆灭前已成立高等审判厅24个(含1个高等审判分厅)、地方审判厅62个(含4个地方审判分厅、1个特别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89个。①刘焕峰、郭丽娟:《清末审判厅设置考略》,《历史档案》,2009年第2期。其中,直隶省审判厅作为清末司法改革的先锋试点,不仅是清末民初司法改革的标志产物,更是中国司法从传统到近代转型发展的典型代表。以直隶省审判厅为例,探究解析清末民初时期的审判厅调解对于了解调解历史、推动调解进步具有一定价值。

图1 直隶省各级审判厅的机构与人员配置
清前中期已经有与调解相应的制度规定,例如《大清律例·刑律·诉讼》规定:“州县自理词讼,务须速审速结……仍先令乡保调解,毋轻准词状”,以及《大清会典》规定:“先令乡保调解,不服方许控告”,但是没有用单独的章节设置来对调解全过程作出具体细致的规定。1904年《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规定:“承审官应尽力劝谕两造和解”②此时的法律规定中并没有明确分辨“调解”与“和解”,虽然是以“和解”之名,但是按照现代法律概念的理解其实质上更接近“调解”。所以本文中“和解”基本同调解之义。,1906年,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具奏进呈《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第三章民事规则第十节即为“和解”,规定“凡两造争讼,如有可以和平解释之处,承审官宜尽力劝谕,务使两造和解。”③吴宏耀、种松志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典百年》(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8页。规定中还包括调解的流程、人员、结案方式等具体细节。虽然《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最终没有颁发施行,但它作为中国法制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诉讼法草案,首次将调解的流程细节以专门章节的形式规定了下来,丰富了调解的制度形式和内容。1910年,配合《法院编制法》共同颁布施行的《民事刑事诉讼暂行章程》没有对调解以单独章节的形式作出规定,而是在第二编“民事案件”的最后一条即第144条作出规定:“原告得于未起诉以前,因和解声请传唤相对人”,“和解不调协者,两造之声明即命就该诉讼为言辞辩论,即以言辞声明定为起诉时期”。而通过比较奉天、河南、贵州、四川等省的审判厅办事规则后发现,在地方规定中,目前只发现了《直隶省各级审判厅办事规则》(以下简称《办事规则》)中将调解单独编章规定:
《直隶省各级审判厅办事规则》
第七节 和解
第五十八条 凡民事案件,得由两造各举公正人或审判官指派公正人持平调处。如公正人出具决词,两造皆认可,即具和解状,并切结呈厅存案。
第五十九条 案经和解后,即不得翻悔,复行起诉。但和解后有不照决词施行者,得仍向原厅申诉。
第六十条 凡和解后复行申诉之案,审判官只须问明两造中有未照决词实行之处,即饬承发吏执行,毋须再审。①汪庆祺编:《各省审判厅判牍》,李启成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2页。
直隶省审判厅的调解制度规定包括:第一,调解适用于民事案件。第二,调解需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意愿。第三,调解需有公正的第三人参与。第四,调解结案后应当出具调解状并报至审判厅存案。第五,调解成功后不得以同样的理由再起诉,除非一方没有按照调解结果执行。
对调解制度进行单独设置和具体细化改变了传统调解缺乏明确法律程序和具体制度的状态,可以算是调解近代化转型的标志之一,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最突出的就是字面上反映出的问题,审判厅并没有分辨清楚“调解”与“和解”。一般来说,调解是指民事诉讼中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由司法工作人员进行调解;而和解多是指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细读各级审判厅的一些规定,“承审官劝谕两造和解”“审判官指派公正人持平调处”,可以看出调解在那一时期有非常多的表述,包括但不限于“和解”“调处”“劝和”等;通过研读《直隶高等审判厅判牍集要》(以下简称《判牍集要》)会发现,还存在“调解”“了事”“说合”“调停”等表述。虽然用词不同,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内涵本质和实践运用都更接近“调解”。而“调解”被正式运用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刚刚建立,立法院立即提议尽快制定《民事调解条例》,随后《民事调解法》《民事调解法施行规则》《处理民事调解应行注意事项》等相继出台。1935年《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规定民事纠纷的结案方式分为调解、和解和判决等三种,调解与和解才得以明确区分开。
概念的混淆必然反映在制度构建和实践操作中。《办事规则》第58条:“凡民事案件,得由两造各举公正人或审判官指派公正人持平调处。”此处的“两造各举公正人”以当事人双方自行组织为主,请中间人见证后出和解状,像是和解;而“审判官指派公正人”则更像是调解。实践中,《判牍集要》也记录了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的例子,但是其用词表述和调解是一致的,审判厅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也没有将调解与和解区分开来的意思表现。但实际上这两者性质不同、主体不同、程序不同、效力不同,应该设置不同的法律规范加以规制。
《办事规则》规定由“审判官指派公正人持平调处”,可以看出审判厅鼓励引导当事人进行调解,但不是所有的案件都由审判厅直接调解,甚至从《判牍集要》的记录来看只有很少一部分会由审判官当庭调解,更常见的是审判厅将收到的纠纷案件委派给其他社会力量参与调解。
中国传统调解包括民间调解、官府调解、官批民调。民间调解包括乡里调解、宗族调解、邻里亲友调解等,主要是诉讼外调解,调解达成的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经过调解的案件一般不能以同样的理由再提起诉讼;而官府调解则是在行政长官的主持下的调解,是诉讼内调解,调解不成再予以判决。还有一种兼具两者特色的特殊调解形式——官批民调,主要是指官府根据诉状,认为情节轻微或者事关亲族伦理关系及当地风俗习惯,所以不便公开传讯,便批令当地宗族族长、乡保等地方精英进行调解,并要求调解结果最终报告官府。由此可以看出,传统调解本就是有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而在传统调解的基础上,清末民初时期审判厅在鼓励运用调解化解纠纷的同时,同样积极接入多元社会力量共同推动调解的顺利开展。
首先是以县知事、村正为代表的基层行政人员参与调解,延续了传统的官府调解。清末民初时期,各级审判厅的成立促进了中国司法与行政的分离,但凡设立了地方审判厅的区域,县衙不再担任司法审判的角色;也有地区没有审判厅的,尤其在初级审判厅裁撤之后,通常由县知事兼理司法。①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志》第73卷《审判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既是因为在没有审判厅的区域,县衙就是各类纠纷的“第一审”,也是因为作为最接近老百姓的部门,基层行政机关受到老百姓的信赖和认可,所以基层行政人员能成为调解的主要力量。《判牍集要》记录了民事案件315件,经过调解的有57件,其中7件由行政人员参与调解的案件,都是田土、户婚、房产等“细故”。例如第一册记录的“张守伦与张炤因唆讼分肥一案”②直隶高等审判厅编:《直隶高等审判厅判牍集要》第一册,天津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判决章第177页。中“张史氏以张树林欺孀霸继等情诉,由滦县知事当即派差和解销案”,第二册的“王一士等控刘浅周等串霸庙地一案”③直隶高等审判厅编:《直隶高等审判厅判牍集要》第二册,天津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判决章第119页。中“在县呈诉,未及判决,旋经区官崔武臣调处和解”。
其次是“息讼所”等专门的纠纷调解机构发挥作用。明清时期就存在专门调解解决纠纷的机构,比如明朝时的“申明亭”和清代的“乡约所”,都是由官方设立的专门用以调解纠纷的场所。晚清时期社会动荡,矛盾激增,但司法效率低下,因此一些行业商会或者地方士绅自发主导,在官府的默许甚至授权下成立了纠纷调解机构,被命名为“息讼所”“理案局”“息讼公所”等,用以处理民事纠纷和商业争端,化解纠纷、减少诉讼来维持地方秩序。1906年,《申报》刊登的《论地方设立息讼公所事》中提到:“口角斗殴婚姻财产诸案,关系虽不巨而纠葛必甚多,其中曲折情形,在官固钩稽不易,而本地绅士则于事之源流不难洞若观火,苟经公所判决,可以一言解纷”。直隶省同样也在滦州县④今河北省唐山市滦州市。、乐亭县⑤今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等设有息讼所,并规定了相应的工作制度。以《滦州息讼所章程》为例分析⑥《滦州息讼所章程》,《大公报(天津版)》,1910年11月4日。:第一,息讼所成立的目的是“剔除诉讼积弊”。第二,息讼所调解的案件既包括州署移交过来的诉讼案件,也包括还未起诉的、当事人自愿调解的纠纷。第三,在调解过程中应当“劝民息讼照章以婉言和解,不得有武断行为”;如果双方各执一词时应当“照章调查明晰再行和息”;如果遇到难以调解的应当“亲往各该乡,邀同村董及村正副妥为调处”;如果遇到实在无法调解的,应该“禀请交案讯断”。第四,调解结束后需要双方当事人共同出具和解状,并送去销案。综合来看,这一时期的息讼所不同于传统调解曾出现过的“申明亭”“乡约所”等官方的调解机构,息讼所具有半官方、半民间的性质,拥有更为详细的工作章程。章程中还重点加强了诉调衔接,包括审判机构受理的案件纠纷移交和调解不成后应当依法审判、调解成功后要核准销案等,确保纠纷能得到彻底和最终的解决。有点类似如今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审判厅之外的专门进行调解的组织。息讼所与审判厅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但是两者工作范围高度重叠,会经常性地进行联动协作。
再次,商会也是审判厅经常联动的解纷力量。明清时期尚未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商会”组织,但以行业或地域为基础的商人团体如行会、会馆、公所等已具备调解商业纠纷的功能。随着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商品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一系列新型商事纠纷也随之出现,其当事主体更具有复杂性,纠纷内容更具有专业性,单就审判厅而言想要完全顺利地解决商事纠纷具有一定难度,而此时商业行会组织地位愈发凸显。1904年清政府颁行《商会简明章程》,其中第15条规定:“凡华商遇有纠葛,可赴商会告知总理,定期邀请各董秉公理论,以众公端。如两造尚不折服,任其具禀地方官核办”。⑦李华武:《商会与审判机构:清末民初商事纠纷调解关系考》,《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直隶省自1860年天津开埠,商业贸易活动一直活跃。1904年,天津商会在商务公所的基础上诞生,随后直隶各县、市镇逐渐都开始创建商会,因此直隶省商会范围分布较广、发展水平较高。⑧张学军、孙炳芳:《清末民初直隶乡村市镇商会发展概略》,《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在化解纠纷等方面,商会能做到“剖析各商债款、荒闭纠葛等案,无虑千百起,有历年报部清册可稽”①天津市档案馆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87页。。阅读《判牍集要》会发现商事诉讼中常见商会的参与,审判厅经常邀请商会协助调查取证,或者作为公正的第三方调解纠纷。以“冯鹤笙与李喆生期条银款纠葛一案”②直隶高等审判厅编:《直隶高等审判厅判牍集要》第三册,天津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判决章第187页。为例,商会不仅在纠纷发生后主持了公开评议、调解监督,实在无法解决后才移交天津地方审判厅审理。
此外,随着涉外诉讼的出现,一些外国人也参与到了调解中。在晚清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在面对涉外诉讼时政府推崇以调解的方式来平息纠纷,以避免造成更大的冲突。最早出现涉外纠纷优先调解的规定是1843年10月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其中第十三条规定:英人控告华民的案件,立案之前要等领事官“先行查察谁是谁非,勉力劝息,使不成讼”,华民控告英人时,领事官也应“一例劝息,免致小事酿成大案”。③曹英:《晚清民间涉外债务纠纷的调解息讼制度》,《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2期。但同时清政府也想保有自己的司法主权,尤其是在领事裁判权出现后,因此面对涉外诉讼时,经常实行中外一体的调解形式,让外国人参与到纠纷调解中。《判牍集要》中也记录了审判厅办理的涉外案件,其中也有外国人参与调解,并且对外国人调解的结果、签具的和解状表示认可。这样可以更好地处置涉外诉讼纠纷,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避免矛盾激化。
基于对审判厅调解的制度设置和联动体制分析,可以观察并总结出清末民初时期审判厅调解的工作机制。
其一是审判与调解结合衔接的审调融合机制。审调融合一方面表现在审判和调解穿插运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纠纷双方在正式向审判厅提起诉讼之前,先根据纠纷内容由相应组织机构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或者调解出现问题再行诉讼;二是案件诉到审判厅后,审判厅认为应当调解,则会要求双方当事人先到其他组织进行调解或者审判厅指派中人、邀请相关机构协助展开调解,调解不成再另行审判。尽管审判厅以依法裁判为核心职能,但在审判厅看来,审判和调解并非互相排斥,而是需要以化解纠纷、避免争讼为目的,将两者结合运用,共同化解纠纷。另一方面,审调融合还表现在审判厅会通过司法程序为调解结果提供保障,不仅要求达成和解后出具“决词”或者“和解状”呈至审判厅备案,并且关注调解结果的执行情况。如果调解结果没有被遵守,审判厅允许当事人申诉后再行裁判,“和解后有不照决词施行者,得仍向原厅申诉”。如果已经有调解结果了就只需要“问明两造中有未照决词实行之处,即饬承发吏执行,毋须再审”。
其二,结合前文所述的多元社会力量参与调解,不难发现审判厅调解存在较为有效的案件分流机制。审判厅会观察案件的内容和特征,根据不同当事人不同争议焦点对案件进行分流处置。这里的分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案件应当审判还是调解进行分流,审判厅首先会根据案件复杂程度和争议焦点,来判断案件应当先行调解还是进行审判,进而分别处置。二是对可以调解的案件下进行专业化分流,进而联动不同社会力量处理不同类型的纠纷,适应多变的调解工作需求,比如商业纠纷会由商会先调和处理,涉外纠纷先由地方官员邀请外国领事一起处理,一些简单纠纷经过息讼所、行政机关实在无法解决最终再到审判厅起诉。审判厅愿意且支持纠纷化解在庭外,同时也明确自己的司法审判职能,守着定纷止争的最后一道关卡。
晚清审判厅不仅继承传统调解的优势特征,而且进一步制度化、体系化,通过审调融合联动解纷、案件分流减轻负荷,构建了较为有效的调解工作机制,在当代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依旧可见其历史影响。我们要对清末民初时期审判厅的调解工作体系机制的意义价值予以肯定,但是其中的问题也值得批判,工作机制并不完备,中间许多程序环节空白缺失。
对真实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审判厅调解实践。笔者统计梳理了《判牍集要》中的所有与调解相关的案件,从纠纷内容、调解主体、程序方法考察分析,希望能反馈直隶省各级审判厅调解活动的真实情况,并结合其他史料尽力还原出各级审判厅调解的实践模式。①《直隶高等审判厅判牍集要》未经点校,笔者仅能找到电子扫描件阅读研究,如有统计疏漏或者解读错误还请读者多多包涵指教。
《直隶审高等判厅判牍集要》是清末民初时期直隶省(今河北省)高等审判厅的判例汇编,主要收录了该厅审理的各类案件判决,以判决、批词、决定三种类型文书形式展现,反映了当时的司法实践和法律适用情况。作为研究清末民初各级审判厅司法活动的重要史料,《判牍集要》汇集了民国二年(1913年)到民国三年(1914年)的司法审判案例,为法律变革和社会变迁提供了真实印证,开篇写到:“本编所辑各判词均照原本抄辑,并未增损一字以存真实。”②直隶高等审判厅编:《直隶高等审判厅判牍集要》第一册,天津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凡例章第1页。《判牍集要》共有四册,前三册记录民事案件,第四册记录刑事案件;四册共记录案件455起,其中经过调解的案件有57起,都是民事案件,其中7起是婚姻家庭纠纷、17起是商业经济纠纷、29起是田地房产纠纷、1起是继承纠纷、1起是合同纠纷、1起是侵权纠纷、1起未能判断争议内容③《直隶高等审判厅判牍集要》第二册记录的“曹佟氏不服县审检所和解之处分抗告一案”决定内没有谈及争议内容,审判厅主要阐述县审检所的调解程序问题并据此驳回和解处分。。

图2 《直求高等审判厅判牍集要》调解案件数目统计

图3 《直求高等审判厅判牍集要》调解案件类型统计
调解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周朝设有“调人”开始,各朝各代不论是官府还是百姓都乐于通过调解来解决纠纷。传统调解被充分适用于户婚、田土、房产等“细故”,也就是民事案件。审判厅承袭了传统调解的适用范围,将调解广泛运用于各类民事案件的处置,不论是人身关系纠纷还是财产关系纠纷。
《判牍集要》中记录的调解案件大多是以财产关系为主的纠纷④大部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争议的主要内容也都是财产问题。,以人身关系为主的纠纷较少,仅看到“吕孟氏上告乔得舟等拐媳一案”⑤直隶高等审判厅编:《直隶高等审判厅判牍集要》第二册,天津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判决章第46页。一起。但这不能得出调解在以人身关系为主的纠纷中运用较少的结论;相反,以人身关系为主的诉讼应该被调解得更多。这有两点原因:一是各级审判厅实行四级三审制,直隶高等审判厅审理的案件大都不是第一审。而相较于财产关系纠纷,人身关系纠纷往往没有那么复杂,很多人身关系纠纷的案件在初级审判厅可能就已经解决了,少有需要上诉的情况。二是中国“家丑不外扬”为代表的传统观念,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当事人一般都不会选择直接起诉,而是由前文所述的基层行政人员或者宗族亲长、邻里朋友从中调解。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以证明,但是前三册《判牍集要》中记载单纯涉及人身关系的纠纷案件加起来都不超过10件,我们可以相信大多数以人身关系为主的诉讼一般都会化解在基层,能上诉到二审的少之又少。同时,尽管没有在直隶省发现有力证明,但是其他省份审判厅的批词中有相关记述:南昌地方审判厅批词曾写:“该氏夫妇反目,不值一诉……应仍请凭威友劝戒调和……勿遽涉讼,致伤恩义。”①汪庆祺编:《各省审判厅判牍》,李启成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第218页,第74页,第51页,第305页。重庆地方审判厅曾在判词中写道:“因两造均属至戚,民等情愿从中劝令和解了事。”②汪庆祺编:《各省审判厅判牍》,李启成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第218页,第74页,第51页,第305页。贵阳地方审判厅判词中:“迭经新军营长官为之和解,劝颜氏仍返夫家。”③汪庆祺编:《各省审判厅判牍》,李启成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第218页,第74页,第51页,第305页。江西新建初级审判厅的批词也有提到:“尔于十五日与徐守福兄弟口角,有杨巡长当场和解,罚该兄弟出钱一千一百文,仍由该巡长了之,可也。”④汪庆祺编:《各省审判厅判牍》,李启成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第218页,第74页,第51页,第305页。可见人身关系纠纷运用调解还是很多的,甚至第一时间就得到调解,避免持续争讼。
而在刑事案件上,审判厅是否允许调解则值得考证。在传统调解中,情节轻微的刑案都允许调解,而“十恶”之类的重大刑事案件不得调解。晚清时期审判厅也对刑事案件的调解做出了规定,但是制度规定上前后存在差异,实际操作中上下存在分歧。1906年,《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第三章第十节“和解”中第191条有规定:“刑事案应处轻罪刑者,原告于宣告刑名以前自愿呈请和解时,亦可照本节办理。”⑤吴宏耀、种松志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典百年》(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第233页。不过最终该草案并没有实施。在1910年的《民事刑事诉讼暂行章程》中,调解仅存在于第二编民事案件,第三编刑事案件未见规定。在《办事规则》中“和解”一节规定的也是“凡民事案件”。而在《直隶省各级审判检察厅暂行章程》中则规定:“检察厅起诉案件,不得自请注销”,“经检察官起诉案件,审判厅不得无故拒却,被害者亦不得自为和解。”⑥汪庆祺编:《各省审判厅判牍》,李启成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第218页,第74页,第51页,第305页。但是“不得自为和解”不一定等于“不得和解”,所以只从制度来看无法肯定得出审判厅不在刑事案件中适用调解。
深入到实践当中看,在专门记录刑事案件的第四册《判牍集要》中,审判厅在“陈德起伤害张连城一案”的判决书中明确写到“刑事案件不许和解,在法律上亦不发生何等效力”⑦直隶高等审判厅编:《直隶高等审判厅判牍集要》第四册,天津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判决章第53页。,这也是第四册中唯一有记录的调解相关案,明确表示刑事案件不得调解。而关于刑事调解,在第三册中的“杜纪氏与杜振先等押款涉讼一案”也有涉及,杜纪氏的儿子因为殴杀妻子害怕官府治罪,就央求村里的行政官员向妻子娘家亲属提请和解,希望花钱了事,审判厅认为“本案私和一节妨碍善良风俗,法律上当然认为无效”⑧直隶高等审判厅编:《直隶高等审判厅判牍集要》第三册,天津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判决章第172页。,可以看出,即便基层实践中依旧存在刑事案件调解的情况,但是直隶高等审判厅作为上级机关都是持否定、驳回、撤销的态度,要求刑事案件依法公正审判。1909年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在开篇就明确了刑事案件是“凡因诉讼而审定罪之有无者”⑨吴宏耀、种松志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典百年》(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第233页。。可以看出,在审判厅的司法理念中刑事案件审理是为了定罪,以惩罚犯罪、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所以原则上审判厅不允许刑事案件随意调解。但是正如前文所说,《判牍集要》记录的并非初审案件,所以可能在基层社会特别是偏远地区,轻罪刑案还是会调解,尽管没有找到直接的史料可以非常明确地证明这点,但是传统与近代的融合变迁正是清末民初司法转型的时代特征之一,应当相信传统调解的历史惯性依旧存在。
传统调解在实践中一直是灵活运用各类调解主体和调解方式,延续到审判厅调解中亦是如此。《判牍集要》中记录的调解人员称呼有很多,包括中人、中保、了事人、调处人、说合人等。基于前文所述的调解工作体系,实践中调解人员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但不限于宗族亲友、乡绅乡贤、行政长官、行业商会等。《判牍集要》中记录的57起经过调解的案件中,有7起是行政工作人员主持调解,2起是商会主持调解,16起是宗族亲友参与调解,其余基本上是审判厅指派或者双方选择的“中人”主持调解。
审判厅在调解纠纷时尽可能做到了“因案制宜”,这点尤其反映在对调解人员的选择指派方面。在处理家庭关系矛盾时让宗族亲友参与化解纠纷。以“孙刘氏与孙学瀛家务纠葛一案”为例,判决中写到:“本厅以案系家务纠葛,饬令两造亲族出任调解,旋据王云铎等复称和解无效,应即判决。”①直隶高等审判厅编:《直隶高等审判厅判牍集要》第二册,天津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判决章第181页。在涉外诉讼中也会邀请外国人共同参与调解,努力化解纠纷,维护社会和谐、关系稳定。在“邝镜河等与尤仙舫等公款纠葛一案”中出现了“和解英人那森”、“李永文等与邝镜河等和解状内,有邝镜河等之亲笔英文签字及和解英人那森签字”②直隶高等审判厅编:《直隶高等审判厅判牍集要》第三册,天津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判决章第194页。。直隶省审判厅在传统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纠纷的案件特点和争议内容,选择宗族亲友、乡绅精英、行政长官、行业商会等调解人员,实现了调解主体的多样化,逐渐演化出了更多具有特色的调解形式,也促进了调解工作体系的完善。
在多样主体之外,我们需要关注到审判厅中可能还存在一个不成文规定:“法官不调解”。相较于县衙、息讼所、商会等主体,审判厅的推事等一般不会直接参与调解。审判厅乐于通过调解化解纠纷,但审判官一般会引入其他主体作为调解人,很少会直接当庭调解。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从制度层面上看,法律赋予审判推事依法裁判的职权,而没有提及调解职能。二是从观念层面上看,传统的“无讼”思想促使法官倾向劝和,但西方传来的司法中立原则又限制其主动介入,所以出现了“劝而不调”的折中模式。也就是有些审判官会进行口头劝解,但如果进入了“调解”或者“和解”程序,审判官们往往会寻找其他主体主持调解,几乎不会直接在庭上进行调解。因此尽管有司法调解的趋势和可能,但这一时期确实还不存在“法院调解”或者“司法调解”的概念。
清代官府对讼事的态度,一如名吏刘衡所言,“状不轻准”③刘衡:《庸吏庸言》上卷,理讼十条。,或曰“呈状惟以少准为主”④潘杓灿:《未信编》卷三,刑名上,准状。。但是不同于传统调解带有一定强制性,审判厅学习西方“民事诉讼不干涉主义”,尊重当事人自由意志和自主意愿,反对强制调解。在《判牍集要》中有好几起基层县所违背当事人意志强制调解,最终被直隶高等审判厅撤销裁判的案例,包括第一册的“王徐氏与王镇岳因霸产滥支一案”高等审判厅判决中写道:“民事诉讼本取不干涉主义,故和解与否纯由当事人自便”⑤直隶高等审判厅编:《直隶高等审判厅判牍集要》第一册,天津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决定章第15页。;第二册的“曹佟氏不服县审检所和解之处分抗告一案”中抗告人理由就包括“第一民事以不干涉主义为原则,和解与否任当事者之自由,承审官不得越法干涉”,最终审判厅决定“本案深县审检所和解之处分撤销,应由该县继续审理”⑥直隶高等审判厅编:《直隶高等审判厅判牍集要》第二册,天津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决定章第49页。;第三册的“韩士林抗告一案”审判厅亦言明“查民事诉讼法,无论至如何程度皆得试行和解,如能双方让步在本县解决自可免跋涉缠讼之烦,若仍各执一是,应即由该县下一正式判决”,最终同样做出“本件控诉驳回,仍由原审衙门审理”的决定。⑦直隶高等审判厅编:《直隶高等审判厅判牍集要》第三册,天津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决定章第6页。
然而,在强调“不强制调解”的同时,审判厅同样保有“能调尽调”的想法,从起诉前到起诉后乃至正式审理阶段,审判厅都在尽可能地尝试运用调解化解纠纷。根据《判牍集要》中的案件记录可见,审判厅调解在诉讼程序中的环节分布存在三种情况:一是调解在诉前,调解不成再行起诉。调解不成功的原因有很多,包括:调解本身没有成功、调解依据的事实有误、调解内容不是诉讼主要争议而是诉讼相关内容、调解过程中存在欺诈胁迫行为、当事人调解后反悔、当事人没能执行和解协议、调解人员不是足够中立的人、第三方当事人因和解内容牵涉到自己利益提起诉讼,等等。二是起诉后,审判厅认为案件适合或者应当调解的,鼓励双方当事人先行调解,调解不成再审理判决。譬如“刘全升控刘全和等一案”中,审判厅认为“一面之辞,不足为据”就“责令杨雨田邀刘德元等出任和解”①直隶高等审判厅编:《直隶高等审判厅判牍集要》第二册,天津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判决章第55页,第201页。,再比如“汪襄廷控卢宝全霸地一案”中“本厅以案关亲族责令汪德山出任调处,继以地价争执,和解无效。”②直隶高等审判厅编:《直隶高等审判厅判牍集要》第二册,天津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判决章第55页,第201页。之后审判厅就双方当事人实际情况和地价进行了调查,最终作出判决。三是调解和诉讼审理交叉并行。如果案件内容复杂,审判厅鼓励当事人就能调解的部分先调解,不能调解的另行审判,就此出现了一边调解、一边审判的交叉情形,比如“戴尹氏与戴相鼎因继承涉讼一案”中,涉及过继、收养、抚养、财产继承等多个问题,于是出现“扶养问题已经说合人调处,略有端倪,惟欲解决本案扶养必先解决继承”。③直隶高等审判厅编:《直隶高等审判厅判牍集要》第一册,天津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判决章第314页。在“不强制调解”的前提下做到“能调尽调”其实从逻辑层面是合理且行得通的。可实践中,不仅基层司法机关会出现强制调解后当事人上诉的情况,直隶高等审判厅在一些判决文书中的用词也值得评析。判词中不仅是“劝令”调解,还有“责令”“谕令”“饬令”等,可见“能调尽调”在审判厅实践中与“强制调解”仅有一线之隔,审判厅随时可能碰触或者跨越“不强制调解”的红线。
相较于传统调解而言,清末民初审判厅调解当然有所进步,在中国调解历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国调解制度的连续性和发展性,为现代调解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基础。
1.有法可依,增强了调解的规范性
在古代中国,传统调解作为一种解决纷争的方式,始终保持着一种自发性与习惯性的民间特色,处在一种非制度化和非程序化的状态。而清末民初的审判厅将调解纳入法律制度规范,包括调解的提起、进行和达成协议的全过程,都有明确的法律程序和要求,保障了当事人的自愿参与和表达意愿的权利,形成了调解的成文规定,不仅为调解提供了法律依据,使得调解过程更加规范化和程序化,也提升了调解的系统性、综合性,提高了调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即便在审判厅被取消之后,这种规范化的调解制度影响依旧深远。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议尽快制定《民事调解条例》,强调要将传统的民间调解法律化。之后,南京民国政府相继制定和颁布了《民事调解法》《民事调解法施行规则》《处理民事调解应行注意事项》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法院调解的范围和程序作了详尽的规定。抗日根据地时期,调解也是有据可依,1941年的《山东省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1942年的《晋察冀边区行政村调解工作条例》都为人民调解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经验。
2.审调相协,提升了调解的有效性
审判和调解在中国社会历史中一直是纠纷化解的重要方式,但是传统调解和司法审判缺乏没有明确的边界,它们的运用并不协调,两者的适用标准模糊、衔接机制欠缺,造成最终结果的公正性、专业性不足。而且,传统调解中以民间调解为最主要的调解方式,这种民间调解单纯依赖于调解人的威望和信任得以开展,其结果执行很难得到有力的保障。此外,古代中国的行政和司法是混合在一起的,司法审判本身就不具有独立性,不论是官府调解还是司法审判都只是官府管理民众和维稳治理的工具。
而清末民初的审判厅作为司法从行政中独立出来的重要标志,通过明确的制度规范对调解和审判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并让审判和调解并行相协。一方面审调相协表现在法律规范中,尤其是审判和调解的程序衔接环节得到了补充和关注,如果调解不成功,案件将及时转入诉讼程序,由法官进行判决。这种调解与诉讼的衔接也保证了调解不成时当事人的权益能够得到及时的司法救济,调解的结果执行也有司法审判作为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在具体操作中,比如说在《判牍集要》记载中存在案件一边审判一边调解的情况,审判厅会就案件简单可调解的部分选派中人组织调解,复杂需要决断的部分进行审判,让诉讼纠纷化解更加彻底有效。
3.人本倾向,明确了调解的自愿性
古代调解是一种强制性法律规范。①吴江:《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古今之思》,《法学杂志》,2011年S1期。在古代司法与行政一体的机制结构中,官府在办案过程中可以利用公权力对当事人施加影响和压力,让当事人不得不接受调解解纷的方式或者接受调解结果。达成和息后,双方都必须出具息讼“甘结”,并且还要保证日后不再滋事。②俞荣根,魏顺光:《中国传统“调处”的非诉讼经验》,《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在清末民初的转型时期,随着人民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并受到西方法律思想中“不干涉主义”的影响,审判厅对传统调解中的强制性持反对态度,不论是制度建构还是实践活动中,审判厅都强调了调解要尊重当事人意愿,尊重和保护当事人权利,虽然距离“以人为本”的理念思想还有一定距离,但确实存在人本主义倾向。尽管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限制,强制调解的现实情况依旧存在,但是调解尊重当事人自主意愿的理念已经成为制度被规范了下来,并且在官方表述中是有明确要求的,体现了对人民个体权利的尊重和保护。随着时代进步与发展,自愿原则在调解过程中显得愈发重要:在程序上,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是否以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在实体上,是否能够达成调解协议以及达成什么内容的调解协议,均须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清末民初审判厅的调解工作是内生与外来、保守与改革、封建与民主、人治与法治之间进行的一场复杂博弈。在多重矛盾的影响下,审判厅的调解工作呈现冲突性、局限性、复杂性等特征。
1.进步思想与传统观念矛盾造成的冲突性
在清末民初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西方的进步文化和法治思想传入中国,给传统的社会秩序和司法体制带来了挑战。一方面,改革派主张学习西方的法律体系,强调个人权利和法律程序。另一方面,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家族观念、和谐理念以及对政府权威的尊重等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而作为晚清司法改革的前端触手,审判厅在处理案件时,常常处于两难的境地:既要按照改革派的想法推行新的法律制度、践行法律思想,又难以摒弃传统观念,难以改变普通百姓的惯性思维,这样的冲突性在调解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一是理念与实践的冲突。比如,审判厅刻意强调“民事不干涉主义”“不强制调解”的观念,但却有意无意地做出强制调解的实践行为,可见传统调解中的思想观念还没有被完全抛弃,而新思想已然开始影响人们的表述和行为。二是制度与体系的冲突。清政府司法改革的重点之一就在于司法与行政分离,“中国行政、司法,向合为一。今者仰承明诏,以臣院专司审判,与法部截然分离,自应将裁判之权限、等级区划分明,此地建设,方合各国宪政之制度。”③《大理院奏审判权限厘定办法折》,吴宏耀,种松志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典百年》(上册),第223页。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上层都曾出现“部院之争”,更遑论基层。在中央,法部“专任司法”与大理院“专掌审判”的职能边界模糊,在地方,一些基层也没能贯彻改革,体制上依旧由县知事等地方长官兼理司法,实际上都是制度构建与体系运作的冲突表现。三是审判厅与当事人的冲突。存在当事人认为可以调解而审判厅认为不该调解,或者当事人不愿调解但审判厅责令调解的情形,这本质上也是观念不同造成的行为冲突。
2.改革复兴与衰败趋势矛盾造成的局限性
清末民初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但是经济困难、政治腐败、外力侵略等因素使得改革无法深入落实。审判厅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一环也必然受到影响,调解的制度构建与实践活动同样被局限,理论研究不足、司法资源匮乏、领事裁判权干涉等这些因素都削弱了审判厅调解的有效性,增加了调解的局限性。
首先是制度设计的限制性。清末司法改革基本是借鉴或者移栽西方的做法,而调解作为中国本土的解纷方式,国外类似规定并不适用,又因为国内缺少足够的理论基础和充足的司法资源,所以与外来制度衔接不良。对比“回避”“合议”“执行”等直接新增的诉讼规定,调解的制度设置显得单薄又模糊,存在程序断联、环节缺失、前后矛盾等问题。其次是实践活动的限制性。各级审判厅往往设立于各直省省城商埠,这些地方也是外国人在华势力最集中的地方①李启成:《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在处理华洋诉讼时,审判厅会同外国领事一起调解,但是还是会出现管辖范围、调解依据、法律适用等一系列问题。而且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中外一体调解中往往会更偏向保护外国人而损害本国人民的权益,从而导致晚清审判厅调解的处处受限,效果并不理想。
3.上层设计与基层实施矛盾造成的复杂性
清末民初审判厅的调解具有复杂性,一方面表现在工作体系的建构运行上。尽管宏观上政府渴望构建出一体的纠纷解决机制,但实际上审判厅与基层行政机关、息讼所、商会、领事馆的调解体系是分散运行的,不同主体之间至多是与审判厅存在双向联动,缺乏整体性和全局性,这样拼凑起来的零散机制注定其发展难以长久、难有进步。而且因为各自规定、缺少交流,很可能会导致一些纠纷在不同机构重复调解,可能出现这边在调解、那边已然开始审理判决的情况,扰乱诉讼程序也不利于纠纷的最终化解。
另一方面,在制度的设置运用上,清政府试图在宏观层面完善法律设计,建立起一套符合世界标准的司法体系。然而,西方法律伦理的引入毕竟是“异源性”的,并不适用于中国实情。②吴留戈:《“脱古改制”与“伦理致用”:清末礼法之争中伦理冲突思想根源的探析与评述》,《河北法学》,2019年第7期。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的风俗习惯、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差异大,模仿西方的法律设计难以适应中国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尤其在信息传播速度慢的时代,这些制度往往更难落实。审判厅既要保证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又要兼顾地方的实际情况和民众的需求,对审判厅有限的调解水平提出了苛刻的工作要求,这使得调解工作变得异常复杂。
随着科技的进步发展,当前社会又将迎来新的变局。对清末民初审判厅的调解制度与实践进行回顾与评析不仅是补充中国调解的发展史,更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汲取经验,反思不足。诚然,审判厅的调解存在许多问题,不过作为传统调解在近代的第一次转型尝试,这些缺陷都是意料之中、正常存在的。我们应该立足当时的时代背景,回顾并审视审判厅调解,分析其欠缺之处和背后成因,吸取教训给当代调解工作开展带来启示。
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强调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就是要善于运用调解,也要敢于运用调解。以服务社会需要为出发点,推动调解顺应时代发展而适时变化,保持观念一致以化解冲突矛盾,完善制度规则以突破局限因素,协调系统运行以解决复杂问题,提升调解的解纷普适性、程序规范性、方式多样性,让调解最终成为具有普惠性、民生性、基础性的纠纷化解手段。
中图分类号: D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6-0173-11
作者简介: 梁平,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泊钰,华北电力大学区域法治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基于直隶审判厅的河北近现代法律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立项编号:HB24FX00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