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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分类研究



摘 要: 中文纳入他国国民教育体系是中文教育本土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截至2024年7月,中文已纳入88国的国民教育体系。本文系统分析中文纳入国国家特点、纳入进程、纳入举措、纳入学段及纳入程度,发现:中文纳入国在各大洲的比例持续上升,基础教育阶段中文发展尤为迅速,中文纳入举措丰富多样,中文纳入取得显著成效。中文纳入面临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环境复杂,纳入程度尚浅,中文外语角色较弱、资源分配不均衡等问题。本文建议重视基础教育阶段等中文教育研究,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根据中文纳入情况施策,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根据教育体制与教育权配置结构提供差异化支持;建立系统科学的中文纳入成效评估机制,推动中文“纳入”到“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的转型。

关键词: 国际中文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文国际传播;语言政策

一种语言能否作为正式的外语教学科目纳入他国国民教育体系,已成为衡量该语言全球传播成效和影响力的关键指标之一;而该语言被其他国家政府主动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数量、地域范围以及在不同学段的渗透程度,则进一步体现了该语言的国际传播力的强弱与深度①高莉:《语言国际传播力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3年。。虽然不同的语言在具体测量方式和统计方式上存在一些差异,但积极推动并支持本国语言进入他国国民教育体系,正逐渐成为各国语言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Japan Foundation)组织的《海外日语教育机构调查》就将他国国民教育体系内的日语教育机构作为调查重点之一。最新调查结果显示:2021年全球133个国家1619所初等教育机构、9192所中等教育机构、3390所高等教育机构都开展日语教学①国際交流基金,“海外の日本語教育の現状,”国際交流基金編集発行,2023,p.30.。歌德学院(Goethe Institute)将“在东道国国民教育体系内开展德语教学”作为优先发展目标列入《歌德学院2024—2026发展战略与愿景》中。在《歌德学院年度报告(2022—2023)》中也指明“歌德学院的优先目标是将德语纳入东道国国民教育体系”②Goethe Institut,“Goethe Institut Annual Report 2022/23,”Goethe Institut,2024,p.31.。葡萄牙卡盟斯学院(Camões Instituto da Cooperação e da Língua)同样将促进葡萄牙语纳入他国国民教育体系作为重要发展规划。2022年,葡萄牙语已纳入35国的中学教育体系③Camoes Instituto da Cooperação e da Lingua,“Dia Mundial da Língua Portuguesa,”2022,p.1.。《2022年世界学习西班牙语情况》数据显示:2022年,西班牙语已经进入到50个国家的基础教育体系(非高校)④El mundo estudia español 2022(2022年世界学习西班牙语情况):。2022年,法语在全球36个国家和政府的教育制度中作为唯一或与其他语言同为教学语言,学习者达到9360万人⑤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全球法语现状2022年概述》,伽利玛出版社,p.20.。

“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是近些年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中文纳入各国国民教育体系是指世界各个国家通过颁布法令、教学考试大纲等形式,主动将中文纳入本国公共教育体系,在各个学段开展中文教育。中文要进入对象国国民教育体系中,首先需要获得对象国政府的认可。进入教育体系后,各国将主动投入资源,以培养中文师资、研制教学考试大纲、设置中文课程、研发中文教学资源、开展中文测试等不同形式支持中文教育。促进各国国民教育体系内中文教育的发展是中文教育本土化、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截至2024年7月,已有88个国家在国民教育体系各学段开展中文教育⑥88个中文纳入国数据来自李宝贵教授在2024年度(第二届)国际中文教育国际会议(7.19-20,杭州)公开发言。。这一数据接近与中国建交国家总数(183国)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的一半(48.08%)。

中文纳入研究⑧为行文便利,本文将“中文纳入他国国民教育体系研究”简称为“中文纳入”或“中文纳入研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称为“纳入国”。主要是从2014年开始的⑨蔡永强:《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爱尔兰汉语教学的规模化发展》,《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4年第3期。,经过十余年的研究,学者们深入探讨了中文纳入的概念、纳入依据、纳入层次、纳入模式、纳入动因、纳入方式和纳入路径、纳入类型、纳入程度,以及各国国民教育体系内中文教育面临挑战及应对策略等➉周德欢、吴应辉:《非洲国家中文纳入国民基础教育体系发展研究》,《丝绸之路》2023年第4期。李宝贵、吴晓文:《东南亚各国中文教育政策对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影响》,《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李宝贵、吴晓文:《中文纳入海外各国国民教育体系:价值、演进与表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2年第4期。王春辉:《中文国际教育与传播的九大问题与思考》,《昆明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区域国别的中文纳入研究成为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⑪王春辉:《区域国别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源起、现状与趋势》,《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既包括法国、南非、埃及、越南、俄罗斯、赞比亚等具体国家,也涉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东南亚等区域⑫李宝贵、庄瑶瑶:《中文纳入东盟国家国民教育体系的特征、优势及启示》,《教育科学》2023年第2期。李宝贵、柳睿杰:《中文纳入南非国民教育体系的现状、动因、挑战与对策》,《语言教育》2022年第3期。李宝贵、魏禹擎:《中文纳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的动因、模式与优化路径》,《民族教育研究》2022年第3期。李宝贵、庄瑶瑶:《中文纳入意大利国民教育体系的现状、特点及启示》,《国际中文教育(中英文)》2021年第3期。黎氏玲:《中文纳入越南国民教育体系的现状、挑战与对策》,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此外,未纳入国家的中文纳入可行性也成为研究热点⑬薛小萌:《推动中文纳入巴西国民教育体系的形势分析与对策》,大连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4年。。微观研究方面,对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所需资源建设也有相关研究⑭邵亦鹏:《加强海外基础教育体系中文教学资源建设》,《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3年第3期。。已有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使得对全部中文纳入国进行系统分析成为可能。

本文通过收集有关中文纳入专题研究和国别中文教育研究的专著、论文和报告,以及中国外交部、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以下简称“语合中心”)、《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权威媒体报道,系统整理中文纳入国名录,整理各国教育体系内中文课程的相关数据。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中文纳入的纳入举措、纳入进程、纳入学段及纳入程度,进而提出促进中文有效纳入的政策建议,以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增强中文国际传播能力与成效提供学术参考。

一、中文纳入各国国民教育体系概况

(一)中文纳入国数量的洲际分布

中文已被全球88个国家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占国家总数的44.89%。从大洲分布来看,欧洲的纳入国数量最多,共有27国,占欧洲国家总数的60%;亚洲紧随其后,有25国,占比达54.34%;非洲与美洲数量相当,分别为17国(占非洲国家总数的31%)和13国(占美洲国家总数的37.14%);大洋洲虽然绝对数量较少(6国),但占比达到该大洲国家总数的37.5%(见表1)。

表1 纳入国洲际占比情况表

纳入国数量该洲/全球占比欧洲2760%(27/45)亚洲2554.34%(25/46)美洲1337.14%(13/35)大洋洲637.5%(6/16)非洲1731%(17/54)总计8844.89%(88/196)48.08%(88/183)中文能够被欧洲多国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与欧洲深厚的多语言学习传统及相应的制度设计密不可分。从地域分布来看,欧洲地区的中文纳入国数量已超过亚洲,这一现象背后反映出欧洲社会对多语能力培养的长期重视。欧盟崇尚“多语制”,实行“1+2”的语言政策①戴曼纯:《数字时代的语言技术与语言保护:以欧洲为例》,《语言战略研究》2022年第4期。:国民除学习母语之外,还需学习另外两种语言。这为中文作为新增外语选项进入国民教育体系提供了制度通道和理念基础。与欧洲国家相比,中文在亚洲地区具有更显著的实用价值。它在区域经贸、文化及外交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使得中文在多个亚洲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中被赋予更为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大洋洲、美洲和非洲由于地理距离较远,历史上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数量相对较少。然而,随着这些地区与中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交往的不断深化,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推动将中文纳入本国国民教育体系之中。

(二)纳入时间与速度

新中国成立后,中文作为外语首先被亚洲和欧洲国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随后逐步向其他大洲扩展。图1展示了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数量随时间变化的年度增长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1955年至2007年间,中文纳入进程进展较为缓慢,处于缓步增长阶段;2008年之后,纳入速度显著提升,新增国家数量明显增多;2016年与2017年更是达到了增长的高峰。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新冠疫情期间,中文纳入他国国民教育体系的步伐仍保持稳定发展态势。

图1 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数量年度增长图

欧洲、亚洲纳入时间最早,且在不同年份均有纳入。中文进入美洲和大洋洲的时间也比较早,澳大利亚、美国分别在1991年和1993年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但并未影响该洲的其他国家。2013年以来,非洲地区的中文纳入进程显著加快。除突尼斯(2003年)等极少数先例外,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均在2013年之后才启动中文纳入政策。大洋洲虽然整体启动较晚,但近年来呈现积极态势,例如基里巴斯(2022年)和所罗门群岛(2023年)等国家相继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反映该区域对中文教育的关注度正在提升。尽管目前从现实情况可观察到中文纳入的区域集聚和政策协同现象,但中文纳入是否存在地缘效应,以及背后的驱动机制、作用路径及影响程度,尚需通过更系统的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加以验证。未来研究应结合国际关系、语言政策与教育社会学等多学科,对这一潜在关联进行更为细致和全面的检验。

二、中文纳入举措、纳入学段与纳入程度

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分析框架,用以考察他国国民教育体系内中文教育的发展状况,其研究维度主要包括纳入方式、纳入路径、纳入程度、纳入特点以及中文在整体课程体系中的定位等。下文将借鉴学界普遍采用的研究视角,从纳入举措、纳入学段与纳入程度三个方面,对88个已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进行系统分析。

(一)中文纳入举措

纳入举措是中文纳入的具体方式。已有研究根据纳入举措的差异将其归纳为前端、中端、后端三类①尹冬民、唐培兰:《中文纳入各国国民教育体系发展状况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22年第4期。。本文在实际分析过程中将中文纳入举措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级。宏观层聚焦政策政令,具体包括:发布中文教育相关政令规划、签署中文教育相关协议备忘录、设置中文教育主管部门或专门岗位三类。中观层关注标准与规定,为中文教育提供系统性条件支撑,涵盖制定中文教学大纲、实施中文教育品牌项目、将中文列入考试项目三类。微观层措施着眼于办学实际,负责具体落实推进宏观层和中观层举措,主要包括开办中文双语学校、设置中文院系专业、开设各类中文课程三类。由此构成包含三个层级、九类举措的分析框架(见表2)。

表2 中文纳入措施细目表

宏观层中观层微观层(政策政令)(标准规定)(办学实际)1发布中文教育相关政令规划制定中文教学大纲开办中文双语学校2签署中文教育协议备忘录实施中文教育品牌项目设置中文院系或专业3设置中文教育主管部门或专门岗位将中文列入考试项目开设各类中文课程现有统计数据显示,全球至少56个①吴晓文、吴应辉:《世界各国中文传播政策类型及其影响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1期。国家已正式颁布了与中文教育相关的政令规划,代表性案例包括澳大利亚《国家语言政策》(1987)、巴拿马《十年中文发展规划》(2009)、南非《关于将中文作为第二附加语言纳入国家基础教育阶段课程大纲的修正案》(2015)、《白俄罗斯共和国中文教育体系发展战略(2017—2022)》第648号法令、柬埔寨《中文教育发展五年(2023—2028)战略规划》等。此外,超过50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中文教育相关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例如《合作开展应用中文人才培养的谅解备忘录》(与印度尼西亚签署)《关于合作开展瓦(努阿图)中小学中文教育的谅解备忘录》《关于合作开展伊朗中文教育项目的谅解备忘录》《中毛(里求斯)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汉语教学合作协议》(与古巴签署)《华文教育合作备忘录》(中国国侨办文化司与意大利威尼托大区教育厅)、《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巴勒斯坦教育部关于合作开展中小学中文教育项目的谅解备忘录》《关于开展中文教育合作的协议》(同吉布提)等。在教学标准建设方面,超过20个国家制定了本土中文教育教学大纲,如《法国基础教育阶段汉语教学大纲》(2002)《泰国中小学阶段汉语教学的课程大纲》《德国柏林州及布兰登堡州的基本教学大纲》(2017)《罗马尼亚中小学教学大纲》(2019)《阿拉伯酋长国全国开设中小学中文课程框架》(2020)等,韩国、南非、白俄罗斯、保加利亚等国家也在此列。随着中文教育低龄化越来越得到重视,更多国家有望出台本土中文教育大纲,如克罗地亚②《语合中心代表团与克罗地亚教育与教师培训署署长,克罗地亚科学、教育与青年部国际司司长会谈》:https://www.chinese.cn/page/#/pcpage/article?id=2458&page=3。同时,全球已有21个国家将中文列为重要考试科目。美国、法国、德国、荷兰、南非、俄罗斯等国家将中文列为中学毕业考试项目之一,88个国家的高校开设中文类专业或者课程。

在系统分析各国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具体举措后,可归纳出以下几项显著特点:

1.各层各类纳入举措纵深发展

随着各国中文教育的蓬勃发展,三层九类纳入举措纵深发展。(1)在发布政令规划方面,既有中央层面也有地方层面的规划,如吉尔吉斯斯坦中央政府2012年公布的教育发展规划表明,“吉尔吉斯斯坦将大力发展外语教育,目标是到2015年前让所有中学毕业生都能熟练掌握吉语、俄语、英语,并在2030年前将中文列入中学课程”③《吉尔吉斯计划2030年前将汉语列入中学课程》。除单层面规划,也有中央、地方的双级政令规划。除俄罗斯联邦政府之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中文教育规划。例如“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教育局规定,自2018年9月1日起,中文成为全市中小学生的必修课”④汪磊:《俄罗斯汉语教育现状与发展趋势》,《西伯利亚研究》2020年第1期。。从执行效力来看,地方层面教育规划往往比中央层面更迅速、落实程度更好。目前来看,单一层级的举措越细致深入,中文教育越能落到实处。

(2)签署协议备忘录之举措表现出多领域、多类型、多方参与、多次签署的趋势。2023年10月,语合中心与沙特阿拉伯教育部签署了《关于加强中文教育合作的执行协议》,这是2022年《关于中文教育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增补协议。2022年4月,语合中心与泰国多个部门签署多个协议,包括:与泰国高教部签署《关于加强中文教学合作的框架协议》,与泰国教育部签署《关于加强中文教学合作的框架协议》,与泰国教育部职教委签署《关于共同建设中泰语言与职业教育学院的谅解备忘录》。除促进中文教育的综合性协议之外,还签署了师资(如中柬合作签署《关于联合培养柬埔寨本土中文师资的合作备忘录》⑤《驻柬埔寨大使汪文斌同柬副首相韩春那洛共同见证签署〈关于联合培养柬埔寨本土中文师资的合作备忘录〉》)、中文师范专业(如语合中心、基里巴斯教育部、贵州师范大学签署了《关于资助设立中文师范专业项目的协议》⑥《世界中文大会论坛举办》.)等多类型的协议。

(3)越来越多国家设置国家级中文教育岗位,推动中文教育管理的制度化,其职能范围逐渐专业化,区域分布日益广泛。“设置中文岗位指各国政府或者教育主管部门根据本国中文教学发展规模和现实需求,设置主管中文教学的岗位职位,监督中文课程的教育质量”①尹冬民、唐培兰:《中文纳入各国国民教育体系发展状况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22年第4期。。法国和喀麦隆是此类制度建设的典型代表,两国教育部均设有“中文教育总督学”一职。法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体系化的督学制度,在地方层面还任命了专职与兼职的中文教育督学,形成多层管理结构。沙特则设立了“中文项目老师”这一专门职位,以推动其中文教育项目的实施。还有一些国家虽未设立专职岗位,但通过设置中文教育顾问来保障教学质量,例如柬埔寨设有中文教育常驻官员,基里巴斯也聘请了中文教育顾问。这些专门岗位的设置,反映出各国政府对中文教育规范化与专业化管理的重视,不仅有助于加强质量监督和资源协调,也从体制机制上推动了中文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系统化与可持续发展,也值得专题研究。

2.纳入举措多层多类并行

常见的组合包括:

(1)政策政令与办学实际并行推进。以巴基斯坦为例,该国在政策层面与中国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如2018年两国教育部达成协议,规定所有高等学校开设中文课程;同时在实践层面,巴基斯坦信德省自2013年起已在全省所有六年级及以上班级中将中文设为必修课②《巴基斯坦各界为中文课争论“未来语言”受关注》.。通常情况下,办学实际措施先于政策政令类宏观措施,如格鲁吉亚2019年通过与中国签署《关于促进中文教育的合作备忘录》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实际上,第比利斯第82公立中学早在2012年就开设了中文课程③王翔:《格鲁吉亚汉语教学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2)标准规定与办学实际协同开展。该类组合以颁布统一教学大纲为主要方式,系统推动中文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如罗马尼亚教育部2017年以颁布初中、高中中文教学大纲的形式,将中文纳入初高中学校规定的课程体系,并在初高中教授中文课程④柴如瑾、唐培兰、李建涛:《中文为桥 让世界相通相亲》,《光明日报》2023年12月12日第7版。。

(3)政策政令、标准规定、办学实际三者并举。这类国家在宏观政策、中观标准规范制定和微观教学三个层面协同推进中文教育,展现出政府与民间共同支持、发展势头强劲的特点,如阿联酋。该国签署了中文教育相关协议备忘录,如2019年《关于将汉语纳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小学教育体系的谅解备忘录》。又实施品牌项目“百校项目”,出台《阿拉伯酋长国全国开设中小学中文课程框架(2020)》⑤《百校项目:阿联酋中文教学的靓丽品牌》.。微观措施体现为设置院系专业、开设中文课等。目前,能够系统实现“三层九类”措施全面覆盖的国家仍较为罕见。

出台单一层级措施的情况较为少见,此类措施通常集中于宏观政策政令或微观层面的学校课程开设。那些仅颁布宏观政策的国家,多数其中文教育基础较为薄弱、纳入时间较短,其中观与微观层面的配套措施尚待完善,例如巴勒斯坦、所罗门群岛和吉布提等国。一般而言,随着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时间的推移,相应国家会逐步制定并实施中观和微观层面的支持措施。仅依靠微观措施推动中文纳入的国家也较为罕见,根据现有资料,坦桑尼亚是其中一个代表。这类国家通常采取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即先由民间或学校自发开展中文教学,随后才逐渐引起政府关注。由于政府重视程度有限或资源支持不足等现实制约,这些国家往往需经历较长时间,才有可能建立起多层类、系统化的中文教育支持体系。

3.导向性举措和落实性举措相互配合

根据功能属性的不同,上述三层九类举措可划分为导向性举措和落实性举措两大类。

导向性举措主要包括发布政策规划、签署协议与备忘录、制定教学大纲以及实施品牌项目。这类举措侧重于顶层设计与方向引导,为中文教育的系统推进提供政策依据和发展框架。落实性举措则涵盖设置专门岗位、开办双语学校、设置中文院系与专业、开设中文课程以及将中文列入考试项目等。这类举措侧重于具体实施与操作执行,旨在将导向性政策转化为实际的教育行动和教学成果。导向性举措作为中文教育发展的先导,其有效实施往往依赖于落实性举措的协同配合。例如,一项中文教育规划或政府间备忘录的真正落地,需通过岗位设置、课程开发、考试纳入等一系列具体措施予以支持和实现。

(二)中文纳入学段

国民教育体系主要是指主权国家通过制度或法律的形式,对本国所有享有公民权利的人所提供的一种不同层次、不同形态和不同类型的教育服务系统。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指由五方面教育和三项保障机制所构成的现代教育事业总体。五个方面教育是:义务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三项保障机制是:国民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国民教育教师保障机制和国民享受教育权利保障机制①奚洁人主编:《科学发展观百科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两个阶段有一定重合,且不同国家教育体制略有差异。便于后文阐述,本文将学段分为幼儿教育学段、初等教育学段、中等教育学段、高等教育学段四段。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也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类型。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暂不再讨论。

1.中文纳入学段

通过对88个已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所涵盖的具体学段进行分析(见图2),可得出以下结论:(1)高等教育阶段是中文纳入的核心基础。绝大多数国家优先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引入中文课程或专业,这一学段构成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稳定底盘。(2)基础教育阶段扩展迅速,中等教育尤为突出。中文在基础教育中的普及表现出强劲势头,其中中等教育(包括初中和高中)的覆盖范围显著大于初等教育。具体而言,有85个国家在中等教育阶段开设了中文课程,而将中文纳入小学学段的国家为31个。(3)幼儿教育阶段发展相对缓慢,公立体系滞后于私立部门。目前中文在幼儿教育阶段的推进较为有限,且以私立幼儿园和国际学校为主,公立幼儿园中中文课程的设置明显不足。根据在德国和波兰的实地调研,提供中文教育的幼儿机构多为私立性质,虽存在少量社会培训班,但其规模较小,覆盖人群有限②唐培兰、戴曼纯:《波兰中文教育与中文使用状况研究》,《华文教学与研究》2025年第2期。,系统性仍待加强。

图2 中文纳入各国各教育学段基本情况图

通过数据可以发现一些规律,一般情况下,中文教育首先进入高等教育学段,再逐渐向中小学、幼儿和社会扩散,即“先高后低”的扩散模式。这与李宝贵、庄瑶瑶(2020)判断一致③李宝贵、庄瑶瑶:《中文纳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民教育体系的特征、挑战与对策》,《语言文字应用》2020年第2期。。也有部分国家受本国语言政策或外交战略的影响,采取“先低后高”的路径,即率先将中文纳入基础教育体系,之后再逐步延伸至高等教育阶段。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这一类型的代表④戴曼纯、王祖嫘主编:《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报告(202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3年版。。此外,还存在“高低并进”的模式,即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体系同步纳入中文教学。采取此类方式的国家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等。这些国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具有悠久的华文教育传统,中文教育已实现全学段覆盖;另一类则出于国家战略调整的需要,将中文教育视为对华关系发展的重要举措。2019年9月两国正式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2022年,中基(里巴斯)签署《关于合作开展基里巴斯中文教育项目的谅解备忘录》。在基里巴斯方政府支持和中国的配合下,该国国民教育体系内各学段中文教育得以迅速发展。由此可知,对象国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是中文教育在其国民教育体系中顺利推进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保障。

2.中文纳入学段类型

从纳入学段类型来看,有单学段纳入、双学段纳入、多学段纳入和全学段纳入四种类型。

(1)单学段纳入主要指高等教育学段纳入。高等教育单学段纳入的情况比较少,已有材料中只发现尼日利亚、汤加两个国家。尼日利亚“中文教学的市场化运作水平较低,仅有2所大学开设中文本科专业,1所大学开设中文选修课”①黄长彬:《“一带一路”视域下尼日利亚汉语教学事业发展策略研究》,《国际传播》2020年第6期。。

(2)双学段纳入有多种类型,现阶段其主要表现为“高等+中等教育学段”,共30个国家,包括喀麦隆、古巴、智利、格鲁吉亚、柬埔寨等。2015年,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国家普通高中核心课程大纲》,正式将中文列为芬兰普通高中B3类选修外语②王红:《芬兰普通高中国家核心课纲中的汉语课程模块研究及启示》,《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9年第1期。。2022年中国、柬埔寨教育部签署《关于合作开展柬埔寨中学中文教育项目的谅解备忘录》,中文教育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柬埔寨公立初中(7年级至9年级)和高中(10年级至12年级)增设中文选修科目,并在全国的20多所中学试行该政策。

(3)多学段纳入的典型类型为“高等+中等+初等教育学段”,共30国,包括保加利亚、南非、厄瓜多尔、基里巴斯、意大利等。以意大利为例,“2008年意大利教育部宣布将中文纳入高中毕业考试。2010年,中文作为外语高中的第二或第三外语被大规模引入。2016年意大利教育部颁布《适合全意高中汉语文化教学实际的国别化大纲》。2017年时意大利有279所高中开设了中文课程,开设中文专业或课程的大学已超过40所,还有百余所中小学开设了初级中文课程。拥有中文教师或专业的高等教育机构,增加到20所”③李宝贵、庄瑶瑶:《中文纳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民教育体系的特征、挑战与对策》,《语言文字应用》2020年第2期。。

(4)中文“全学段纳入”是指中文被系统纳入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四个完整阶段。目前全球共有22个国家实现这一模式,包括阿联酋、韩国、老挝、马来西亚、日本、泰国、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法国、德国、西班牙、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刚果(布)、喀麦隆、巴基斯坦、英国、南非等。这些国家普遍表现出以下四类特征:其一,地缘邻近型。这些国家在地理上与中国接近,历史上交往频繁,具备长期而深入的合作经验,例如老挝、韩国等。其二,实用驱动型。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经贸、政治及人文往来密切,对中文的实际需求强烈,如巴基斯坦、英国等。其三,汉学传统型。以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为代表,拥有深厚的汉学研究积淀。中文教育在其学术体系和文化传统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其四,华人社区支持型。这类国家通常拥有较成熟的华文教育传统,尤其对那些地理上远离中国的国家而言,华人社区成为推动中文教育全学段覆盖的重要力量,典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需要指出的是,多数实现全学段纳入的国家往往同时具备多项上述特征,各类因素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了中文教育在其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全面落地。

(三)中文纳入程度

中文纳入程度指的是中文教育纳入特定国家国民教育体系的深度和广度,直接体现该国中文教育的效果。中文纳入程度受到中文纳入时间的早晚,纳入学段完整性,纳入举措的丰富性、影响范围,中文(华文)教育基础,中文需求、学习中文人数等因素的影响。中文纳入程度集中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中文纳入阶段;第二,中文在他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角色。

1.中文纳入阶段

根据中文进入他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实际效果、阶段特征,可划分“初步纳入”“深入纳入”和“全面纳入”三个阶段①尹冬民、唐培兰:《中文纳入各国国民教育体系发展状况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22年第4期。。初步纳入是指中文教育正式进入对象国国民教育体系;深入纳入是指中文稳步深化的发展阶段;深度融入则代表中文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已确立长期、稳定的地位,呈现出系统、成熟的良好态势。本文在原有三阶段划分基础上,将“深入纳入”和“全面纳入”两个表述微调为“深度纳入”和“深度融入”,以更准确体现中文教育从“进入”到“扎根”再到“融合”的递进过程。

纳入阶段与纳入学段类型有一定关联,通常而言,实现全学段纳入是最终深度融入对象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前提。全教育学段纳入的22个国家中只有15个发展到了深度融入阶段,分别是阿联酋、韩国、老挝、马来西亚、俄罗斯、日本、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法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以澳大利亚为例,其中文教育自1991年被正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以来,历经长期发展,已形成多端复合、纵深推进的系统性格局。导向性举措和落实性举措相互支持,使中文教育成为澳大利亚教育体系中显著且稳定的组成部分。至2021 年底,学习中文的中小学生已达到288585人,占全国学生总数的10.89%②梁蕾、吴应辉:《澳大利亚中文教育发展现状研究》,《华文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1期。。幼儿、中小学、高校、社会教育、社区教育等形成多层次全贯通的中文教育③此观点来自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杨涛老师的访谈。。

从理论上说,全学段纳入、多学段纳入国家都应归入“深度纳入”一类,中文纳入有一定时间,发展出一定规模,且有持续性的支持措施。虽然56个国家的中文教育获得了明确许可④吴晓文、吴应辉:《世界各国中文传播政策类型及其影响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1期。,中文教育标准支撑不足,办学落实举措不足,中文教育支撑力度弱。因而,在多学段纳入国中,能发展到深度纳入阶段的,只有21个国家,主要是出台中文教学大纲、将中文列入小学、中学考试体系的国家,如阿联酋、巴基斯坦、德国、意大利等。发展到深度融入和深度纳入阶段的国家共36国,占纳入国总量的40.9%。半数以上的纳入国仍处于初步纳入阶段。

2.国民教育体系内的中文角色

中文的外语角色是中文作为外语在某国或世界范围内的学习与使用情况⑤李宇明、唐培兰:《论汉语的外语角色》,《语言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5期。,可分为外事外语、领域外语、泛领域外语、基础教育外语、重要外语、重要语言六阶。基于中文在各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角色可知:

(1)在高等教育阶段,中文主要承担外事外语和领域外语的角色,并呈现出向泛领域外语发展的趋势。高校中与中文相关的专业设置涵盖商贸、旅游、教育、外交、国际关系、娱乐及中国研究等多个方向,显示出其应用领域正逐步拓宽。

(2)中文的基础教育外语角色稳步发展。中文是85个纳入国的基础教育外语⑥吉布提、尼日利亚、巴勒斯坦等国缺乏相关数据。。基础教育外语角色中还可细分为一般基础教育外语(选修外语或必修)、考试升学外语、重要外语(中文作为第一外语、第二外语或第三外语)3类。中文是21个国家的升学外语,中文成绩对升学具有实质性影响;同时,中文也是越南、韩国、泰国、沙特、法国、蒙古等国的重要外语。2021年,越南教育培训部发布通知,中文与俄语、日语、法语被同等定为第一外语,成为越南小学三年级至高中三年级必学的学科⑦《越南将俄语、日语、法语及汉语纳入初中等教育第一外语科目》.。中文在法国教育体系中也是第一外语。

(3)中文基础教育外语角色稳步发展,但中文角色在各国差异较大。中文基础外语角色仍处于初级阶段。具体表现在:第一,中文的基础教育外语角色之“名”重于其“实”,很多国家中文教育仍处于“规划”阶段,尚待落实。第二,中文教育持续性和稳定性不足。表现在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数量少,生源不稳定,师资力量薄弱且流动性较大。如格鲁吉亚虽然2019年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实际上仅有个别学校开设中文课程。第三,与其他外语相比,中文重要性和学习热度仍存在较大差距。以法国为例,中文学习人数达10万人,低龄化比例超过60%,中文深度融入该国教育体系①李宇明:《海外汉语学习者低龄化的思考》,《世界汉语教学》2018年第3期。。与法国教育体系学习西班牙语人数(330万)②El mundo estudia español 2022(2022年世界学习西班牙语情况)。相比,中文热度相形见绌。

三、提升中文纳入效果的策略

中文纳入他国国民教育体系已取得显著进展:作为正式教学外语,中文已基本进入世界主要国家的基础教育体系,儿童少年正成为中文教育未来的主体。国际中文教育的低龄化趋势将成为下一阶段研究的重点。然而,基础教育阶段的中文教育仍面临多重挑战。在“量”的方面,中文纳入的国家覆盖仍有限且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亚洲、欧洲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大洋洲和美洲国家占比相对较小。在“质”的方面,因区域与国家间中文教育基础、政府重视程度及语言需求存在差异,中文教育发展极不均衡。发达国家、中国邻国及具有华文传统的国家表现较好,而多数国家的中文纳入仍处于浅层阶段,存在角色边缘化、未深度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等问题。中文教育还面临与对象国教育体系的适配性挑战,以及类型多样性和外部环境稳定性的考验。为提升中文纳入的效果,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重视基础教育阶段中文教育,支持更多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基础教育体系

重视基础教育阶段等中文教育的学术研究,调整师资培养体系,增设儿童、青少年中文师范方向,为3-18岁学习者研发符合不同年龄认知特点、文化背景和学习目标的中文教材与数字化资源。

积极协助更多国家将中文纳入其国民基础教育体系,提高中文纳入国的比例。在推进过程中,可优先支持已有华文教育基础、中文需求较强,并已在部分学段开展中文教育的国家。通常而言,华人数量与一国中文教育的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即便某些国家曾在历史上对华文教育实行限制政策(如缅甸、越南等),一旦将中文(重新)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其中文教育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参见李宇明、唐培兰(2020)对越南案例的分析③李宇明、唐培兰:《论汉语的外语角色》,《语言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5期。。华裔群体正逐渐成为传播中文价值的重要媒介,并有望成为本土化师资队伍的关键来源。

(二)加强调研,根据中文教育实际提供针对性支持

1.深入调研各国教育体制机制与外语政策,实现精准对接

需系统研究不同国家的教育管理体制、外语教育政策及教育权配置方式,以实现中文教育推广策略的有效对接。宏观政策政令虽具导向作用,但其影响力与执行效果因国家教育体制而异。例如,美国、俄罗斯等联邦制国家教育权主要归属于各州;欧洲多国则普遍将课程开设权下放至市级甚至学校层面,国家层面规划约束力有限;而缅甸、越南、新加坡等国教育权高度集中,中央政令执行效力较强。根据教育权配置特点差异化推进中文纳入:在教育权集中的国家,加强政府间顶层合作,充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在教育权分散的国家,则需注重支持中观与微观措施,强化与高校、中文教学社团和华人社会的联系,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巩固中文教育实效。

同时,应加强对各国国民教育体系内中文教育发展状况的调研,确保支持策略与当地教育制度及政策要求相匹配。以德国为例,正式中文教师须具备师范学历并能承担两门学科教学,其身份为公务员或公职人员。只有在充分把握对象国教育环境与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更具适配性的支持方案,并进一步探讨“一国一策”“一州一策”乃至“一校一策”的可行性。

2.把握中文纳入的区域特征,实现资源有效配置

依据区域特点优化中文教师与教学资源的匹配方式,提升支持的适用性。根据初步调查,欧洲和非洲国家的中文教育多集中于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幼儿与小学阶段相对薄弱;而在亚洲国家,小学乃至幼儿学段的中文教育则较为普遍。

这一差异提示我们:在欧洲和非洲,应优先研发中学学段教学资源,重点培养中学中文教师。然而两者需求仍存在差别:欧洲国家具有多语学习传统、较好的经济基础和一定规模的华人社群,当前重点在于增强中文价值的宣传推广;非洲国家则面临师资短缺和教学资源不足等基础性挑战,亟须加强中文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支持。

(三)重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成效评估研究

构建科学有效的中文纳入成效评估框架,对不同国家中文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开展长期跟踪与比较研究。该框架需涵盖纳入学段、程度等多维度指标,如政策执行度、教学覆盖率、师资专业化水平、学生语言能力提升幅度以及中文在实际沟通与应用场景中的使用频率等。尤其要关注各国在政策落地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障碍,如制度兼容性、资源分配机制、文化适应性与社会接受度等因素,并深入分析其应对策略与调整路径。通过建立动态监测与反馈机制,可为中文教育在不同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证依据与策略支持,从而实现从“规模扩大”到“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型。

四、结语

中文发展与中国命运紧密相关①王春辉:《历史大变局下的国际中文教育——语言与国家治理的视角》,《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当前,中文国际传播已进入从“广泛纳入”迈向“深度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新阶段。新形势对未来中文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一,妥善处理中方与外方教育主体的协作关系。在中文教育基础相对薄弱的国家,中方的资源与专业支持发挥着关键作用。未来应进一步探索如何在提供优质教学资源的同时,充分尊重对象国的教育主权与文化语境,避免“外来植入”的观感,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构建平等互利、可持续的合作模式。

第二,加强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中文教学的衔接研究。当前亟须关注基础教育阶段中文教育对高等教育特别是中文相关专业的影响。随着中小学中文教育逐步体系化、规模化,非成人学习者语言水平不断提升,高校中文专业面临提质升级与转型的现实需求,“中文+专业”与“专业+中文”成为重要发展方向。然而,若高等教育未能做好相应准备,难以承接具备一定中文基础的生源,可能导致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放弃修读中文专业,造成人才断层。因此,如何保持中文学习的持续性,实现不同学段有效衔接,已成为影响中文教育长远发展的新挑战。

第三,语言纳入他国国民教育体系经验研究。系统总结中文及其他国际语言纳入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尤其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政策适配性与教育实效。

中文教育不仅需依托各国政策支持与社会参与,更需学术研究、资源建设与教育实践的多轮驱动。唯有在尊重对象国主体性与教育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中文真正“走入课堂、融入体系、深入人心”,为构建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人类语言文明共同体贡献中文之力。

(致谢:感谢吴应辉教授、尹冬民研究员、李宝贵教授、高莉老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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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H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6-0184-11

作者简介: 唐培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对标国际中文教育的二语习得理论创新研究”(23&ZD320)、北京外国语大学2022年双一流建设重大项目“国际中文教育发展及中文传播力研究”(2022SYLZD04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际中文教育全球学术组织体系建构理念与实践路径研究”(24SGB015)、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级重点课题“数字时代的中文国际传播研究”(BGY2024KY-44Z)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子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