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本期栏目的主题是“清史基本问题再认识”。作为帝制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有清一代的诸多制度都高度成熟,臻于完善。因其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特性鲜明,清史研究中遂出现一些不同于前朝的基本问题,比如国号、民族认同、八旗制度等。学界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大量成果,但尚难说完全达成共识。本期刊发三篇文章。李文益副教授查比多语种史料,分阶段对清入关前的国号和族称问题进行探讨。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更注重从与明朝的关系角度来区分满、汉两重体系下的族名、国号变化,为混乱的历史记载梳理出了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更具说服力。刘小萌研究员注意到,“满族”是现代民族概念,不能完全等同于清代的“满洲人”,满族认同包括了血缘组织认同、满洲认同、旗族认同、地域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呈现多元性、层次性、动态性和时代性的特点。文章有力回击了海外学者在满汉对立语境下建构出来的满族认同观点。邱媛媛研究员利用民国时期日本人在华北地区进行调查的资料,对清代八旗土地在民国的存续问题进行了考察。她发现,旗人和旗地并未随着政权更迭退出历史舞台,仍然保留了八旗旗租和国家田赋两套系统,以新的面貌影响了地方社会。这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清史的基本问题作出了新的探讨,廓清了不少历史迷雾,相信有助于深化学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游自勇)
摘 要: 明初,建州卫首领李满住部落被称为“蔓遮部落”或“满住部落”,后世沿用此称。万历十二年,努尔哈赤脱离宁古塔寨自立,到十六年统一包括“满住部落”在内的建州女真诸部。于是,他自名“满住部”(即满洲部),自称“满住”。但此后努尔哈赤对外仍以有明朝属地意味的“建州”自称,以最大化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对内称“满洲”、对外称“建州”,体现出女真部落自治与明朝羁縻体制的并存。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基本统一女真诸部,“满洲”开始由部落名称向民族共同体称谓演变。四十六年公开反明后,“建州”之称被弃用,明朝羁縻体制最终为女真自治体制取代。此后,努尔哈赤对汉人及朝鲜称“金国”、对非汉群体称“满洲国”,显示当时国家建号制度存在满制和汉制两重体系。天聪末年,皇太极讳称“女真”“金国”之名,反映了清朝正统意识的初建。
关键词: 诸申;满洲;建州;金;国号
近年来,学者们注意到,“满洲”在作为族群共同体称谓之前,曾是建州女真所属的一个部落名称①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419-464页。,“如同叶赫、哈达、乌拉、辉发,为女真之一部也”②赵志强:《满洲族称源自部落名称——基于〈满文原档〉的考察》,《清史研究》2020年第3期。。但满洲部建于何时?如何由部落名称演变为族群称谓?依然悬而待解。另外,关于清入关前国号的问题,学者亦莫衷一是:或认为万历四十四年(1616)“清太祖建元天命,称建州国汗,自承为金后,亦称后金”③孟森:《明史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页。;或曰努尔哈赤“灭南关,乃称建州国汗”,后“由建州国汗,建国号曰金”④谢国桢:《清开国史料考》,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或曰其“国号凡五变,最初系称女直,旋改女真,又改建州,后又改后金,最后改称金”⑤黄彰健:《明清史研究丛稿》卷4《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81页。;或曰“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直,是叫做manju国”,“至少在天聪六年以前称为manju”⑥神田信夫:《满洲国号考》,《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79页。;或认为“建州国”之称一直沿用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对明彻底决裂,才由“后金国”取代⑦郭成康:《清代政治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478页。。
满洲部的形成及清入关前的国号与族称问题,是清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然而,天聪年间对《满文原档》(亦称《旧满洲档》)中涉及族称与国号的内容作了大量涂改,导致太祖实录及乾隆年间重抄的《满文老档》均无法准确反映史实,从而使相关问题变得极为复杂。因此,有必要查比多语种史料,对上述问题再作辨析。
要深究满洲部的创建,仍需从“满洲”词源说起。关于“满洲”词源,学界有两种主流观点:以孟森为代表,认为“满洲”源于明代著名建州女真酋长李满住,后演变为“建州酋长之尊称”;以孙文良为代表,认为“满洲”源于地名“曼遮”⑧孟森:《清朝前纪》,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页;孙文良:《论满族的崛起》,《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学界早已注意到,女真先世部落首领常以“莫弗瞒咄”⑨《北史》卷94《勿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24页;《隋书》卷81《靺鞨》,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21页。为号,到明代“莫弗”常被写作“马法”,用以尊称明之“边吏”及女真酋长属下裨将➉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之《王台列传》,《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李朝实录》第33册《光海君日记》卷139,光海君十一年四月甲戌,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8年影印本,第555页。;“瞒咄”常被写作“满住”,永宣年间建州卫酋长李月下自称“李满住”,即“李瞒咄”⑪孟森:《满洲名义考》,《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为“李大酋长”之意。自此“满住”专指建州名酋。在明、朝文献中,“李满住”常被省称“满住”⑫《明英宗实录》卷124,正统九年十二月癸酉,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第2489页。《李朝实录》第13册《世祖实录》卷16,世祖五年五月辛丑,第282页。,其属下之人则被称为“满住管下人”⑬《李朝实录》第8册《世宗实录》卷59,世宗十五年正月壬申,第230页;卷78,世宗十九年九月癸丑,第591页;卷80,世宗二十年正月甲辰,第610页。。李满住担任建州卫酋长三十余年,名震一时。成化三年(1467)为朝鲜所杀,直到万历二十四年(1596)朝鲜仍称:自“捕斩渠魁满住”后,“彼贼余孽,常怀愤恨,每到本国沿江地面,窃发为寇”,积怨“非止一世”。⑭《李朝实录》第27册《宣祖实录》卷30,宣祖二十五年九月甲戌,第383页。可见,其部下对朝鲜衔恨甚深,累世不忘。李满住被害后,建州卫女真仍被朝鲜称为“李满住部落”或“满住部落”⑮《李朝实录》第14册《睿宗实录》卷2,睿宗即位年十一月癸亥,第417页;第15册《成宗实录》卷52,成宗六年二月壬午,第466页。。从朝鲜渡过鸭绿江后,逾“万遮岭”或“蔓遮岭”即是建州,附近还有“蔓遮”“蔓遮洞”“蔓遮川”等地名,皆因满住部落而得名。当地还有一座“土城”,为“蔓遮诸部长李大斗、李以难主、李林古致等”①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引《姜弘立别录日月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427页;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辽宁大学历史系1979年编印,第10、11页。所居之城。“蔓遮诸部”即“满住诸部”。可见,学界关于“满洲”词源的两大主流意见,并不违戾。
努尔哈赤生于苏克苏浒河部下属宁古塔寨,万历十一年(1583)因父祖被害,得以承袭“敕书三十道”②《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04页。,一举由族内孤雏陡升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但也因此招致同族嫉恨,其五祖子孙同誓于庙欲杀之,几次图谋而未逞。是时,在部落内,努尔哈赤“为族人所惎,数见侵侮,矢及于户”③《清史稿》卷225《额亦都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175页。;在部落外,“往攻仇人尼康外郎,沿途诸部皆是仇敌!”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10-311页。困境如兹,唯有率自家兄弟脱离祖居之宁古塔寨自立,才有一线生机。
关于其离寨自居时间,有据可考。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萨尔浒大战后,努尔哈赤致书光海君以示和好之意。此信被朝鲜人赵庆男完整收录。按实录载,该年为天命四年,但信末却署“天命三十六年 月 日”字样。对此,赵庆男专门用小字解释说:“万历十二年甲申,彼贼称帝改元,潜怀犯上之志,而中原我国皆不知之。”⑤赵庆男:《乱中杂录·续录》卷1,《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3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页。以情理度之,当时努尔哈赤“众不过三十”⑥《李朝实录》第29册《宣祖实录》卷97,宣祖三十一年二月戊午,第238页。,势单力孤,朝不保夕,在如此窘境下以几十之众“称帝改元”,实在匪夷所思。
事实上,当时努尔哈赤尚未有汉人般建国观念⑦蔡美彪:《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目前史料所见,除万历十二年外,四十四年、四十六年都曾被追认为建元之年:四十四年正月,努尔哈赤上尊号“天任养育列国大庚寅汗”,后世史官便将该年定为天命元年;四十七年,努尔哈赤再次致书光海君约和息兵,信中署“天命二年”字样⑧《李朝实录》第33册《光海君日记》卷139,光海君十一年四月壬戌,第552页。,则是将四十六年即“七大恨”起兵之年视为天命元年。总之,凡被追认为建元之年,皆有重大标志性事件为据。万历十二年之所以被追认为天命元年,是因该年乃其离族寨自立之年,故被努尔哈赤视为创业之元年。
到万历十六年(1588)左右,努尔哈赤招徕各部,环居者“皆为削平”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12页。,建州女真归于一统。在此期间,“建州卫酋长李以难等”成为努尔哈赤之“麾下属”➉《李朝实录》第27册《宣祖实录》卷23,宣祖二十二年七月丁巳,第293页。。此“李以难”即前述据守土城的“蔓遮诸部长”之“李以难主”,他们“抄领千余壮勇”,“共拒奴酋之侵凌”,虽“合战四度”,但“终不可敌”⑪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第11页。。只有在“蔓遮(满住)诸部”被努尔哈赤吞并后,“满住”才可能被其用为部名,而他本人亦才能顺理成章地继承建州卫名酋“满住”之尊号。此后朝鲜人便听闻努尔哈赤有“墨绰”⑫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引《定斋集》,《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423页。之号。“墨绰”即“瞒咄”,亦即“满住”。萨尔浒战后,金将劝朝鲜都元帅姜弘立拜见努尔哈赤,称“满住(原书自注:奴酋)在城中,不可不往见而回”⑬李民寏:《栅中日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3辑,第454页。;姜弘立密启朝鲜国王,称金将令他“到城见满住”⑭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引《姜弘立虏中密启》,《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421页。。皆以“满住”指称努尔哈赤,而朝鲜光海君亦将努尔哈赤比拟“建州卫李满住”⑮《李朝实录》第33册《光海君日记》卷128,光海君十年五月戊子,第404页。。
总之,努尔哈赤借用“满住部”之名、受“满住”之尊称,应在万历十六年统一建州女真前后。此时的满洲部,已概指整个建州女真。随着统一战争发展,满洲部实际统辖地域不断扩大。万历二十一年(1593),努尔哈赤大败九部联军,“满洲自此威名大震”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17页。,此后相继招抚松花江上游安褚拉库、东海窝集等部,并降服哈达、攻灭辉发。万历四十一年(1613),灭乌拉。至此,除叶赫外,明朝划定的女真三大部大都统一于满洲部内,所谓“从龙六十六国,归顺俱名满洲”①《清文汇书》卷8,《故宫珍本丛刊》第719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此时,“满洲”作为部落名称以区别于其他女真部落的意义已然消失,这一年努尔哈赤开始执“金国之政”②广禄、李学智译注:《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第1册《荒字档》,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1年编印,第24页。,金国开始取代满洲部。
既然满洲部班班可考,为何在明、朝史料中从未见“满洲”字样,反倒屡见努尔哈赤自称“建州”?刘小萌早已注意到,当时在女真各部并行存在两套统管体制:其一,部落自治体制,在部落内设酋长、裨将、里将等各级首领;其二,明朝羁縻体制,在各部设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明朝所授各官与部落首领等级并不完全对应,显示两套统管体系并不重合③刘小萌:《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为适应这一体制,女真酋长在与明朝交往中常改用汉姓,海西王台、建州王杲莫不如此。努尔哈赤在本姓“gioro”前加“aisin”,称“爱新觉罗”,“谓金之觉罗也”④郑天挺:《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4页。,具有浓郁的女真特色,而他在与明、朝交往中则以“佟”为姓,自称“佟努尔哈赤”⑤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第22页。。
努尔哈赤对内称“满洲”、对外称“建州”,同样是为适应两套统管体制。他对内称“满洲”“淑勒贝勒”“爱新觉罗氏”;对外接受明朝羁縻统治,称“建州”,任都督佥事,加授“龙虎将军”,称“佟氏”。对明朝而言,“建州”承载着鲜明的主权意义,而对努尔哈赤而言,“建州”蕴含着巨大的利用价值。
明朝将女真划分为海西、建州、野人“国家东北夷三种”⑥《明神宗实录》卷444,万历三十六年三月丁酉,第8429页。,其居地皆明国域内之地,与外藩朝鲜有严格的内外之别。卫所制度同样施用于女真地区,各卫长官“受天子之命”,“所管部落,皆天子之编氓”⑦《李朝实录》第18册《成宗实录》卷241,成宗二十一年六月戊子,第49页。,负责“善事朝廷,宣力效劳,守御边境”⑧《明英宗实录》卷89,正统七年二月甲辰,第1790页。,而朝廷颁发的印信是确定其合法统治本部的最有效证件。
为有效统管女真诸部,明廷惯于扶持忠顺强酋作为代理人。努尔哈赤崛起后,明廷意识到,惟其“能制东夷”⑨日本内阁文库本《明神宗实录》卷17,万历十七年九月辛亥,转引自孙文良、陆玉华辑:《〈明实录〉中女真史料选编》,辽宁大学历史系1983年印本,第2册,第134页。,先升为都督佥事,后委以建州卫都督,万历二十三年(1595),又以保塞之功授为龙虎将军。自此,努尔哈赤“得以号召东方”➉熊廷弼:《辽中书牍》卷1《答友人》,《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2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633页。。在与明、朝往来书移中,努尔哈赤以带有明朝主权属性的“建州”自称,并屡表忠顺之意⑪《李朝实录》第28册《宣祖实录》卷69,宣祖二十八年十一月甲申,第403页;卷73,宣祖二十九年三月甲申,第469页。,朝鲜也注意到“此胡仰顺天朝”,所用印信“乃是建州左卫之印”⑫《李朝实录》第29册《宣祖实录》卷127,宣祖三十三年七月戊午,第668页。。由此看来,明朝赋予努尔哈赤的合法身份是建州左卫之长,只是他吞并了建州、毛怜等卫,统一了建州女真。
明朝默许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但绝不允许他兼并海西,破坏既有统管秩序。当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攻打哈达时,万历帝便强令使哈达复国。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21页。然努尔哈赤向来“狙深多智,阴阳翕忽”⑭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1《建州》,《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3辑,第7页。,二十九年赴京朝贡,表示忠顺⑮《明神宗实录》卷366,万历二十九年十二月乙丑,第6844页。,随后于三十一年攻灭哈达;三十三年又誓言为朝廷看守“九百五十余里边疆”①《事大文轨》卷46,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本,第17页。,然三十五年即灭辉发。明朝“驭夷之策”,乃是“察其情形之顺逆,以决剿抚之机宜”②《明神宗实录》卷430,万历三十五年二月戊申,第8120页。,但努尔哈赤打着建州旗号行走于顺逆之间,反覆靡常,使明朝抚剿难定,终使其借“建州”为掩护,渐并诸部。
此外,“建州”名号还有巨大的经济利用价值。女真酋长“各统其属,以时朝贡”③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89《女直》,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7页。,朝贡是朝廷维护羁縻统治的重要方式。明制,入贡者验敕入关,当时分配给海西敕书999道、建州500道,每敕准贡一人。敕书多寡对部落发展至关重要,一旦“夺其敕书,失贡市利”,则“不能过活”④熊廷弼:《辽中书牍》卷1《答友人》,《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2册,第633页。。努尔哈赤起兵之初仅领敕书30道,到万历十六年,已尽掌建州500道敕书。明朝默许他对建州三卫的统领,允许他堂而皇之“执五百道敕书,领年例赏物”,满洲由是“民殷国富”⑤《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12页。。但因明朝禁其兼并海西,故对所抢海西敕书不予承认,这致使他虽得哈达敕书363道,却不得不“验贡犹以(哈达国主)吾儿忽答为名”⑥冯瑗辑:《(万历)开原图说》卷下,《中国地方志集成·辽宁府县志辑12》,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假敕冒赏。直到万历三十八年前后,努尔哈赤才获允准,将363道敕书分为三个商队赴抚顺贸易,名正言顺领取了本属南关哈达之例赏。⑦赵令志:《明末女真卫所衰落与建州女真的崛起——以穆昆塔坦档所载敕书为中心》,《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
总之,努尔哈赤打着“建州”名号,屡表忠顺之意,在政治上得以“耀夸东夷,势愈强”⑧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引《丙子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416页。,在经济上又获“数万车价之利”⑨《明神宗实录》卷457,万历三十七年四月己巳,第8625页。。明朝羁縻体制不仅失去应有的制约作用,反而成为努尔哈赤不断壮大的工具。在此期间,他刻意隐瞒满洲部之名,其部下亦对外称“俺系是建州鞑子”➉《事大文轨》卷46,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本,第2页。,从未以满洲部示外。
明朝试图确保女真“东北夷三种”保持现状,而努尔哈赤却打着建州旗号不断壮大,并有一统女真之势。双方积怨愈深,注定两套体制难以并存。努尔哈赤要进一步发展,势必要摆脱羁縻体制束缚,强化自治统治。早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他便囚禁了对“中国宣谕无不听命”⑪《明代辽东残档选编》,《清初史料丛刊》第5种,辽宁大学历史系1979年印本,第10页。的建州左卫二都督舒尔哈齐,明朝羁縻体制开始瓦解。四十一年执“金国之政”后,又遴选审理国事之臣、审事之官,并令诸贝勒、大臣每五日集衙门一次“协议诸事,公断是非”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太祖朝》,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6页。,自治体制初步完善。明朝在羁縻政策渐趋失效后,转而开始强力干涉:四十一年九月,努尔哈赤往攻叶赫,明朝派兵强势制止;次年,明廷勘界立碑,试图阻其逼近叶赫,困其经济,迫其依赖市赏和籴;⑬详见姚念慈:《从停止朝贡到起兵反明——兼释努尔哈赤“七大恨”之由来》,《清史论丛》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51-53页。随后又威逼他退出“柴河、抚安、三岔三处所种之田”⑭《满洲实录》卷4,《清实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2页。。对努尔哈赤而言,“建州”的政治掩护作用和经济利用价值殆尽。
努尔哈赤虽执金国之政,但因羽翼未丰,对外仍称“建州”,故明、朝“皆未知之”⑮赵庆男:《乱中杂录·续录》卷1,《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3辑,第265页。。直到四十六年四月公开以金国名号誓天征明后,明廷才从朝鲜咨报中得知建金改元之事⑯王在晋编:《三朝辽事实录》卷1,己未年(万历四十七年)五月,《续修四库全书》第43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至此,努尔哈赤正式弃用“建州”名号,而明朝及藩属朝鲜则坚持以带有主权色彩的“建州”称之,绝不承认其僭号之“金”①《明神宗实录》卷595,万历四十八年六月戊申,第11409页。。有学者认为,努尔哈赤在建金之前曾建立“建州国”②黄彰健:《明清史研究丛稿》卷4《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第490-491页;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阎崇年:《努尔哈赤传(增订版)》,华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57页。,其依据为:万历三十三年努尔哈赤向辽东巡抚呈称“我奴儿(哈赤)收管我建州国之人”③《事大文轨》卷46,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本,第17、18页。;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载,四十六年“奴儿(哈赤)归汉人张儒绅等,赍夷文请和,自称建州国汗”④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戊午年(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续修四库全书》第437册,第42页。。后人受此影响,认为努尔哈赤曾“自称建州国汗”⑤陈建辑,沈国元补订:《皇明从信录》卷40,《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彭孙贻:《山中闻见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3辑,第53页。。其实,努尔哈赤自称“建州国”,实乃“建州部”“建州卫”之意,当时以“gurun”称“部”“国”“卫”甚是常见。王氏所谓“自称建州国汗”,追溯史源可知,时南京河南道御史孙光裕疏云:“近奴酋以漫书闻,辄敢自称为建国,称中国为南朝”⑥程开祜辑:《筹辽硕画》卷8《南京山西道御史孙光裕题》,《丛书集成续编》第242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10页。;《明神宗实录》载:“建酋差部夷章台等,执夷箭印文送进掳去汉人张儒绅、张栋、杨希舜、卢国士四名进关,声言求和,传来申奏一纸,自称为建国”⑦《明神宗实录》卷568,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第10690页。;“礼科给事中亓诗教题:……近如朝鲜咨报所云,辄敢建国改元称朕”⑧《明神宗实录》卷583,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庚午,第11102页。。据此可知,明朝得到的消息是努尔哈赤“建国”。王在晋于崇祯十一年(1638)“集诸邸钞”撰成《三朝辽事实录》时⑨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之《自序》,《续修四库全书》第437册,第25页。,误将“建国”抄录为“建州国”。
在诸部纷争时代,满洲与哈达、叶赫等同为部落名称,族名为“诸申”(jušen,即女真)或“女直”(nioji),《满文原档》最早之《荒字档》原写作“manju gurun”,后又于该词前插写“nioji”字样,即“女直满洲部”➉《满文原档》第1册《荒字档》,台北故宫博物院2006年影印版,第41页。。满洲部在统一女真诸部中,吸纳周边部族,逐渐形成一个以女真人为主体,包括汉人、蒙古人等在内的族群共同体。万历二十七年满语文的创制,使满洲部有了共同的语言文字,成为维系部内多族群共同体认同的重要精神纽带。叶赫被灭前夕,努尔哈赤称“叶赫与我们是不同语言的珠申国”⑪广禄、李学智:《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第1册《荒字档》,第42页。。是否使用满洲部语言,已成为满洲部成员区别于其他女真部落成员的主要标志。
随着女真诸部的统一和金政权的建立,“满洲”开始由“满洲部”指代“满洲部人”,“满洲”向民族共同体称谓转变。在此过程中,“诸申”一词有了广义与狭义之分,如天命八年(1623)四月,谕戍守台人曰:“盖州南潜逃之汉人,与哈哈纳牛录之坐台诸申三人结交为友,并骗至其家而杀之……凡驻台之诸申……勿与汉人交往,勿去汉人之家。”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太祖朝》,第459-460页。是月,剉草峪地方谋叛,该地汉人“告于诸申之台人”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太祖朝》,第468页。。“台”即烟台、烽火台,台丁大都为归附满洲部历年久远的汉人,故被称为“台尼堪”⑭弘昼:《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之《凡例》,辽沈书社1989年版,第4页。。因其本为汉人,故与辽东汉人多有接触;又因其女真化,故常被汉人所害。“坐台诸申”“驻台之诸申”,说明汉人台丁亦为“诸申”。
一方面,“满洲”开始指代满洲部多民族共同体;另一方面,“诸申”可泛指女真人及女真化的汉人及蒙古人。两者含义趋同,势必归一。天聪九年(1635)十月,皇太极令将“满洲”作为族群共同体名称,“倘仍有以诸申为称者,必罪之”①关嘉录、佟永功、关照宏译编:《天聪九年档》,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之所以弃用“诸申”,有深刻的政治背景:此前皇太极“屡遣使议和”,而明朝君臣“竟无一言回报”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太宗朝》,第1150页。,原因在于明朝“以宋为鉴,必不肯和”③《天聪朝臣工奏议》上册,《清初史料丛刊》第4种,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编印,第27页。。皇太极若沿用女真族名、大金国号,既不利于统管辽东汉人,亦不利于与明和谈。另外,满洲肇兴时深受蒙古文化影响,铁木真以蒙古部统一草原后,“蒙古”便失去了作为部落名称的意义,随后包括迭儿列勤蒙古、尼伦蒙古、归附的突厥人以及部分“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④《元史》卷1《世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68页。,都被称为蒙古人,“蒙古”由部落名称演变为族群共同体称谓。努尔哈赤以满洲部统一女真诸部,与铁木真以蒙古部统一草原诸部的过程如出一辙。“满洲”由部落之名演变为族群之谓,不排除受到了蒙古文化的影响。
在“满洲”正式取代“诸申”成为族名后,后世史官便在撰述实录时将大量“诸申”字样改为了“满洲”。如《荒字档》载,万历三十六年(1608)努尔哈赤与明订立盟约,“无论尼堪与诸申”皆不得私自越境。《收字档》载,天命十年(1625)汗谕:“今诸申、蒙古、汉人同居一城。”⑤《满文原档》第1册《荒字档》,第10页;第4册《收字档》,第282页。两处“诸申”均被实录改为“满洲”⑥《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25、383页。。《地字档》载,天聪六年(1632)七月达海去世,太宗称其“通晓诸申、尼堪之文”,“jušen”一词被圈出,旁注“manju”⑦《满文原档》第8册《地字档》,第223页。。
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大元”,但“大蒙古国”国号并未取消,仍在蒙古人中行用。换言之,“大元”是对外“汉人语境范围的国号”,而“大蒙古国”则是对内“蒙古人语境中始终未变的国号”,“元代国家建号制度,实际上存在着蒙制和汉制两重体系”⑧李治安:《元代“内蒙外汉”二元政策简论》,《史学集刊》2016年第3期;蔡美彪:《明代蒙古与大元国号》,《南开学报》1992年第1期。。努尔哈赤建金前,对内称满洲部(manju gurun),对外称建州卫。建金后,这种内外两重体系依然存在:
对内沿用“manju gurun”,此时“gurun”已由部落变为国家意义,即“满洲国”。如《收字档》天命十年八月十日条载:“我们的manju gurun”;《天字档》天聪元年正月初一日条载:“昔日manju gurun之礼”;《闰字档》记“天聪二年”为“manju gurun淑勒汗之第二年”,记“manju gurun淑勒汗遣使”、“manju gurun淑勒汗率少量军队”;⑨《满文原档》第4册《收字档》,第312页;第6册《天字档》,第3页;第6册《闰字档》,第229、239页。同档另记天聪二年八月与喀喇沁部议和,誓告天地书曰:“满洲(manju)、喀喇沁两国,同心修好……满洲(manju)若不践盟言……殃及满洲(manju),夺其寿算”➉《满文原档》第6册《闰字档》,第264页。,喀喇沁所存该誓书蒙古文原件亦为“喀喇沁与满洲”⑪达力扎布:《明清蒙古史论稿》,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349-350页。结盟。可见,对蒙古诸部亦称“满洲国”⑫《闰字档》载:天聪二年四月初三日追记,敖汉部杜棱曾“闻aisin gurun之淑勒汗善养国人,率其部众来归”。该句乃记录档案的笔帖式追述文字,此处“aisin gurun”是笔帖式的口吻,而非杜棱、皇太极当事双方的口吻。《满文原档》第6册《闰字档》,第247页。。
对明国、朝鲜,则用“金国”名号。且看如下史例:
致书明朝君臣:现存天聪元年十月皇太极致明朝皇帝书、致明朝众臣书之原件,皆书“金国汗”字样⑬《天聪元年十月初二日金国汗致大明皇帝书》、《己巳年正月金国汗致袁崇焕书》、《金国汗致大明众臣宰书》,李光涛编:《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第二类《沈阳旧档》,图版之三一、三九、四一。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1959年。。乾隆年间整理的《满文老档》载,天聪二年五月“满洲国汗致书于大明国诸臣”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太宗朝》,第884页。,然查《闰字档》可知,该信原文为“aisin gurun han”即“金国汗”,只是“aisin”被圈,旁注“manju”②《满文原档》第6册《闰字档》,第252页。。
致书明朝边将:《太宗实录》载,天命十一年(1626)十一月、天聪元年(1627)正月皇太极先后两次致书袁崇焕,皆自称“大满洲国皇帝”③《清太宗实录》卷1,天命十一年十一月己酉,第29页;卷2,天聪元年正月丙子,第31页。《清实录》第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然据袁氏所见,前信“尤书大金国”字样④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丙寅年(天启六年)十二月,《续修四库全书》第437册,第407页。,且信件原文现仍可得见,抬头分明为“大金国皇帝致书”字样,并钤盖老满文“天命金国汗之宝”官印⑤《清太宗皇太极致袁崇焕书》,朱诚如主编:《清史图典》第1册《太祖 太宗朝》,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后信经查《天字档》可知,原文为“aisin gurun”,“aisin”一字被涂抹,在旁改写为“manju”⑥广禄、李学智:《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与〈满文老档〉之比较研究》,《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年报》第4期,1965年,第10页。。另外,天聪三年正月皇太极致袁崇焕书,原件亦书“金国汗”字样⑦《己巳年正月金国汗致袁崇焕书》,李光涛编:《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第二类《沈阳旧档》,图版之三九。。另据《岁字档》载,天聪二年四月皇太极致书毛文龙,称“金国汗(aisin gurun i han)”,此处未被删改,保留了档案原貌⑧《满文原档》第6册《岁字档》,第198页。。
致书明朝太监:《满文老档》载,天聪元年四月“大满洲国天聪汗致书于锦州城二太监”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太宗朝》,第847页。。然查《天字档》可知,原信为“大金国(amba aisin gurun)淑勒汗致书锦州城二太监”,“aisin”一字被划掉,旁注“manju”➉《满文原档》第6册《天字档》,第105页。。
致书朝鲜国王:《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载,天命六年“满洲国汗致书于朝鲜国王”⑪《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69页。,然《张字档》记载该信原文为“金国汗(aisin gurun i han)”⑫《满文原档》第2册《张字档》,第53页。,实录撰修官将“金国”篡改为了“满洲国”。另从朝鲜收录文书来看,努尔哈赤致书朝鲜国书,皆书“大金国汗书与朝鲜国王云云”⑬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引《朝野记闻》,《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434页。,皇太极行文朝鲜文书亦皆“自称大金国汗”⑭《李朝实录》第34册《仁祖实录》卷16,仁祖五年六月丁酉,第406页;卷17,仁祖五年八月丁未,第420页;卷18,仁祖六年二月甲寅,第459页;卷19,仁祖六年八月甲辰,第482页。,两国祭天誓书抬头写“大金国”或“金国”⑮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引《朝野记闻》,《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449-450页。《朝鲜与金国论誓文书》,李光涛编:《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第二类《沈阳旧档》,图版之三十。字样。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天聪十年二月蒙古诸贝勒致朝鲜国王信,署名“金国外藩各蒙古贝勒奉书”,内载“金国外藩各蒙古贝勒奉书朝鲜国王……我金国汗,宽仁厚德……金国业已显赫……故与金国众贝勒商议……”⑯《后金天聪十年二月初二日金国外藩各蒙古贝勒奉朝鲜国王书》,《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明清档案卷 清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该信“金国”字样被《清太宗实录》尽改为“满洲国”⑰《清太宗实录》卷27,天聪十年二月丁丑,《清实录》第2册,第348页。。《满文原档》中唯有一处记载皇太极致信朝鲜国王书“满洲国”字样,即《闰字档》天聪二年五月:“先是,满洲国淑勒汗致书朝鲜国王李倧。”⑱《满文原档》第6册《闰字档》,第256页。此处虽写“manju gurun”,但明显为后来追述性文字,且以小字插写于正文间,并非信件原文。
诏告辽东汉人:《列字档》载,天命八年正月李永芳等奉命往迁南海沿岸汉人,悬牌告示曰:“此战原非起于金汗(aisin han)”,若明国胜则“不会如此养育金国(aisin gurun)”⑲《满文原档》第3册《列字档》,第162页。。天聪四年二月皇太极谕明边官人等之告示书,曰:“金国汗谕官生军民人等知悉。”①《天聪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金国汗谕明边官生军民人等》,李光涛编:《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第二类《沈阳旧档》,图版之四二。
与汉人起誓书:天聪四年七月十一日皇太极与刘兴治兄弟告天盟书,据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原件显示,抬头为“金国汗黄太吉”②《后金天聪四年七月十一日金国汗黄太吉与海岛刘兴治等告天盟书》,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明清档案卷 清代》,第5页。字样。天聪六年六月后金与明宣府都堂、总兵官议和誓书,《地字档》载:“与金国议定和好,誓告天地。时大明国金都司……与金国阿什达尔汉……焚书誓告天地曰:大明国、金国,我两国皆欲修好……若金国先渝盟,则天地谴之。”原文中的“aisin”皆被圈出,改为了“manju”③《满文原档》第8册《地字档》,第198-199页。。
综上不难看出,关外两帝在与明朝、朝鲜君臣及将领、太监、辽东汉人接触时,均用“金国”名号。受此影响,辽东降服汉人亦以“金国”“金人”“金官”“金字”相称,这在天聪朝汉人奏议中比比皆是。④《天聪朝臣工奏议》,上册第2、37、40页,中册第51、52、70页;《清初史料丛刊》第4种。天聪七年十月,为修撰《太祖实录》,皇太极令文馆人员“将所载之书,宜详加订正,若有舛伪之处,即酌改之”⑤《清太宗实录》卷16,天聪七年十月己巳,《清实录》第2册,第214页。。我们看到,《满文原档》中“金国”字样有被圈改为“满洲国”者,亦有部分未改者,说明当时“酌改”工作并不彻底,这造成乾隆年间照《满文原档》誊录为《满文老档》时,出现了“金国”“满洲国”混用的现象——如《满文老档》记载后金与刘兴治兄弟起誓书,照原文书写为“金国”字样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太宗朝》,第1065、1306页。;而在记载与宣府官员起誓书时,则照原档之圈改,将“金国”尽改为了“满洲国”。至于删改原因,与前述改族名“女真”为“满洲”类似,乃因“金”之国号使汉人极为警觉,他们将努尔哈赤视为“亡金遗孽”,斥其“妄萌故业之思”⑦《明神宗实录》卷444,万历三十六年三月丁酉,第8429页;程开祜辑:《筹辽硕画》卷1《辽东巡按熊廷弼题为辽左情势危急乞敕当事诸臣务求战守长策以存孤镇事》,《丛书集成续编》第242册,第56页。。因此,皇太极对“金”讳莫如深,在改国号为“清”之前,只得将文献中的“金国”字样圈改为“满洲国”。
我们可将满洲部的形成、满洲从部落名称发展到族群共同体称谓的历程及清入关前的国号问题,概述如下:
因“瞒咄”为女真名酋之尊称,建州豪酋李月下便以此自名,其所在的建州卫女真被朝鲜人称为“满住部”,直到万历初年仍有“蔓遮部”之称。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为六祖子孙不容,遂于次年率自家兄弟脱离宁古塔寨自立,该年一度被其视为创业之元年。万历十六年前后,努尔哈赤兼并包括“蔓遮诸部”在内的建州女真,遂定部落名为“manju gurun”,汉译“满洲部”,他本人亦仿建州卫李月下自称“李满住”、外祖父建州右卫王杲称“李万住”⑧姚斌等整理:《辽宁朝鲜族家谱选》,辽宁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73页。之先例,自名曰“满住”。
努尔哈赤以满洲部统一建州三卫后,对外仍以“建州”名号与明、朝交往,以最大化攫取其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满洲部由是民殷国富。随着女真诸部统一于满洲部,“满洲”逐渐失去了作为部落名称以区别其他部落的意义,开始指称“满洲部属”,向族群称谓演变。万历四十六年公开反明后,努尔哈赤对明朝、朝鲜及辽东汉人用“金国”名号,对内及蒙古诸部称“满洲国”,显示当时的国家建号制度存在满制和汉制两重体系。
天命、天聪年间,“诸申”含义的扩大化及“满洲”向族群称谓的转变,使两词含义趋同。天聪七年十月,为修撰《太祖实录》,皇太极下令将档案详加订正,于是《满文原档》中原本所书“jušen”(诸申)一词被大量圈改为“manju”(满洲),“aisin gurun”(金国)一词亦被涂改为“manju gurun”(满洲国),实录随之改定。乾隆年间整理《满文原档》时,直接誊录了原档删改后的文字,形成《满文老档》,从而为我们解读相关词汇的原始含义,造成极大干扰。
皇太极弃“女真”之族名及“金”之国号,是其构建政权合法性的必要举措:努尔哈赤及皇太极即位之初,尚未有明确的正统意识。他们公开承认“北关与建州,同是(明之)属夷”,直言“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七大恨”木刻揭榜》,朱诚如主编:《清史图典》第1册《太祖、太宗朝》,第59页。按,此乃崇祯三年(1630年,天聪四年),皇太极进攻永平时对当地汉人宣谕之揭榜。,毫不避讳曾为明之臣属。同时,他们又屡以“大金之裔”②《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295页。自居,称明为“南朝”,并反复征引宋金故事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太祖朝》,第87、186页。,俨然与明朝成南北对峙之势。这种宣传不仅使“明君臣惟以前宋帝为鉴”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太宗朝》,第1140页。,戒心十足,而且为明、朝斥其犯上作乱提供了实据,不利于政权合法性论说,如萨尔浒大战后,朝鲜屡劝努尔哈赤:“惟我两国,俱是帝臣,同事天朝”,大明之于两国“犹父之于子”⑤《李朝实录》第33册《光海君日记》卷139,光海君十一年四月甲戌,第555页;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引《学官朴希贤所述》,《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427页。,理应“偕之大道”,重获“天朝宠绥之典”⑥《李朝实录》第33册《光海君日记》卷142,光海君十一年七月乙未,第570页。;天聪年间,辽东汉臣亦纷纷进言:“我国与南朝未尝无内外君臣之分”,“当遵旧制,正名分,逊词礼让”⑦《天聪朝臣工奏议》上册,《清初史料丛刊》第4种,第27-28页。。经过天聪年间的汉化改革和制度建设,特别是在击破察哈尔蒙古得获元朝传国玉玺后,皇太极已有逐鹿中原之意,开始向汉人宣扬政权的合法性,撇清与金、明两朝的关系。到天聪九年底,皇太极正式改族名为“满洲”,改国号为“清”。在此后修撰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汉文本中,特意用小字强调满洲源远流长,只是被“南朝误名建州”耳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298页。。该汉文本译自满文本,然查满文本并无此注,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汉文本将朝鲜降将“郑应井”音译为“张应京”,可知汉文本译自满文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缉,第351页;吴元丰主编:《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卷1,民族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可见此乃专为汉人所注,实属欲盖弥彰。
崇德四年(1639),皇太极因先前“满洲、哈达、叶赫、吴喇、辉发、蒙古各处地方”俱领受“明国敕书,索岁币”,令将明朝敕书“尽行收取,焚于笃恭殿前”➉康熙本《清太宗实录》卷47,崇德四年六月辛亥,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第17页。,将与明朝的隶属关系荡涤无遗,尽除以下犯上之嫌。入关后,康熙帝反复申明:“我朝得天下之正、待前朝之厚,可谓超出往古矣!”⑪康熙撰,陈生玺、贾乃谦注释:《庭训格言 几暇格物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页。“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⑫《清圣祖实录》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清实录》第6册,第695页。;雍正帝宣称“我朝之与明,则邻国耳”,“本朝之得天下,较之成汤之放桀、周武之伐纣,更为名正而言顺”⑬《大义觉迷录》卷1,《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0页。;乾隆帝亦称“自古得天下之正,未之有比也”⑭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22《书籍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89页。。为论证“得天下之正”,清朝统治者不仅将记录明末建州事迹者,以“诞妄不经及字句干碍”⑮《浙江巡抚三宝奏遵旨办理应毁书版折》(乾隆四十年二月初四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页。为由予以禁毁,而且还借修撰《明史》之机,将“系于女真者,一切削除之”⑯孟森:《明史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甚至不惜篡改上谕,如上述皇太极毁明敕书之谕便被篡改为:“先是,满洲接近之哈达、叶赫、乌喇、辉发、蒙古诸国俱受明国敕书”⑰《清太宗实录》卷47,崇德四年六月辛亥,《清实录》第2册,第630页。,将“满洲”亦即明朝语境中的“建州”,排除在“受明国敕书”之外。经其一番伪饰,“域外”满洲人建立起与明朝“毫不隶属”的“邻国”清政权,吊民伐罪,驱逐“闯贼”,混一区宇。这成为清朝论证其政权之正的基础。
中图分类号: K2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6-0001-10
作者简介: 李文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内务府满文档案所见清前期北京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24LSA00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