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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青年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思想缘起与构境过程 ——关于《回到马克思》第二卷的访谈(之三)


摘 要: 在最新出版的《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中,张一兵教授围绕市民社会、劳动异化批判等主题,重新深入解读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复杂发展历程和深刻思想构境。 其中,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是贯穿全书的核心主题线索之一。 本次访谈,聚焦于张一兵教授重新思考马克思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思想缘起和总体思想构境过程,以及青年马克思异化批判构式的思想逻辑演进、理论支援背景及其复杂结构关系。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理论难题。 马克思在《穆勒笔记》之前并未形成完全独立自主的异化批判构式。 《穆勒笔记》中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 是马克思的第一个具有自主原创性的经济异化批判构式。 经过《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融合改造政治经济学、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学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真正建构起完整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达到其思想发展的第一个制高点。 其中,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批判透视方法和被改造过的劳动辩证法,构成马克思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 的核心方法论基础,甚至成为马克思后来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I 中最重要的方法论支撑。 重新发掘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深化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而且有助于深刻观照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关键词: 《回到马克思》(第二卷);《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劳动异化;人本主义异化史观

编者按: 近日,张一兵教授的新作《回到马克思——社会场境论中的市民社会与劳动异化批判》(第二卷)①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社会场境论中的市民社会与劳动异化批判》(第二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 年版。问世,这是继《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以来的第二部“回到马克思”之作。 其中,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成为一条重要的思考主线,这可能会是读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为此,张福公博士围绕这一问题与张一兵教授进行了一次学术访谈,以冀帮助读者穿透文字、把握思想。

张福公: 张老师好! 您最近出版的《回到马克思》第二卷的副标题是“社会场境论中的市民社会与劳动异化批判”。 从中可以看出,劳动异化批判构成了全书的核心线索之一。 国内外学界对于马克思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 尤其是孙伯鍨先生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①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和您的《回到马克思》第一卷②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已经对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做了非常独到的解读。 那么,您现在为什么想要重新探讨这一话题? 您能否谈一下这其中的思想缘起?

张一兵: 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中重新考察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思想缘起是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史,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焦点问题。 它始终是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个深层次难题,我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从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来看,自20 世纪30 年代以来,特别是随着1932年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 年手稿》)第一次问世,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成为西方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前苏东传统学术界的一个争论焦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对于马克思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判定,虽然在基本立场和具体观点上有所差异,但总体上都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给予高度评价。 弗洛姆、杜娜叶夫斯卡娅、青年列斐伏尔、布洛赫、青年马尔库塞等一批主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卢卡奇和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思潮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借助青年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使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化的倾向。 在20 世纪30—50 年代,这种人本主义旗帜成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思潮。 与此相应,西方马克思学也是肯定以《1844 年手稿》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而否定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所谓“老年马克思”。

另一种学术思潮是苏东和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一种主流观点。 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称之为平滑的线性进化论式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自1843 年完成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之后,经历了一个逐步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平滑发展过程。 因此,这种观点并没有把以《1844 年手稿》为核心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看作一种过渡性的理论环节,更没有指认它的理论缺陷,从而大大弱化或简化了马克思从1843 年到1845 年的复杂思想发展过程。 这种观点,至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仍然有较大的影响。

第三种学术思潮是以孙伯鍨先生为代表的思想观点。 孙先生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中提出了一种在整个学术界都有着独特地位的原创性观点,即“两次转变论”和“双重逻辑”。 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基本遵循了孙先生指引的道路。 按照我的理解,孙先生的重要观点集中体现在他对《1844 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所持有的一种反思态度,其针对的正是苏东学术界对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些重要环节的弱化。 当然,孙先生的思想在国际学术界是有同行者的。 阿尔都塞提出马克思的思想在1845 年前后存在一种“从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向科学转换的认识论的断裂”,日本学者广松涉同样将《1844 年手稿》中的异化论看作一种人本主义逻辑或人学逻辑,提出马克思在1845 年实现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的转向,并在物象化论的基础上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孙先生的观点虽然在形式上接近于阿尔都塞和广松涉,但更加具体细致地展现了马克思的复杂思想变化。 他明确提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发展存在两次转变:马克思在1843 年的第一次转变并不是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转向哲学唯物主义(哲学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的历史学研究基础上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点,特别是强化了费尔巴哈哲学的两翼:自然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 但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只关注自然,而不关注政治。 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实现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关注,并借用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说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的观点。 在《巴黎笔记》和《1844 年手稿》时期,马克思接触到政治经济学,其思想变化呈现出非常复杂的进程:其一,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中提出一个新观点,马克思虽然在1843 年受到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影响,但只是到了《1844 年手稿》中才第一次接受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同时,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成为马克思思想中的决定性哲学方法论。 因此,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的真正落地是发生在《1844 年手稿》中。 这就涉及孙先生提出的一个重要判断,即他区分了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和异化概念。 前者是一种人本主义价值悬设,一种非科学的方法论,而马克思后来在经济学研究中使用的异化概念并不是异化史观。 阿尔都塞和广松涉都没有注意到《1844 年手稿》中存在两条逻辑:第一是主导性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逻辑,即从价值悬设的劳动类本质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雇佣工人的悲惨异化状况;第二是从现实社会经济进程出发的隐性逻辑,它并非马克思自觉达到的思考层面,而是在经济学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隐性逻辑。 这正是走向1845 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二次思想转变的基础。 在这一点上,孙先生的思考要比阿尔都塞和广松涉更加复杂和深刻,也更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情况。 孙先生第一次提出,一个思想家或一个文本内部有着非常复杂的思想结构,这种思想结构既可能是主导性的逻辑,也可能是一种正在发生的或者不知不觉发生的隐性逻辑,一种潜在的思想可能性。 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更加强化和凸显了孙先生的上述观点。 后来我意识到,劳动异化批判理论这个问题本身已经标志着孙伯鍨、阿尔都塞和广松涉三位学者在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深层理解上的一种复杂的思想矛盾。这种思想矛盾既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一个巨大逻辑悖论,又构成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逻辑节点和争论焦点,甚至成为不同思想派别之间争论的重要理论根据。 但是,这场争论一直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向自身的逻辑终结都没有最终定论,而是在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中变得更加复杂。 例如,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大量关于劳动异化批判的文献涌现出来,劳动异化问题已经溢出哲学范围,走向文化批判和普遍性的知识反思。 同样地,异化概念也不再局限于经济关系的劳动异化层面,而是变成一个普遍性的概念。 从近来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的几篇关于马克思劳动异化问题的文章来看,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仍然存在很大分歧,基本延续了过去的争论。 所以,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来看,还是从异化理论的当代发展和争论来看,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都是一个值得重新深入探讨的话题。

第二个思想缘起是2017—2018 年大卫·哈维教授访问南京大学期间,我们进行了多次有关马克思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面对面的专题讨论。 我注意到,他在研究当代金融资本的著作中提出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全面异化”问题,并与哈维教授围绕劳动异化问题做了一次专题学术访谈。① 大卫·哈维、张一兵、杨乔喻:《自然、非物质与人本学浪漫主义——张一兵与大卫·哈维对话之二(2017)》,《现代哲学》2017 年第6 期。其间他提出一个问题: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思想和晚期经济学著作中的异化思想到底是什么关系? 经过具体的交流和讨论,哈维教授接受了我在孙伯鍨先生观点上提出马克思前后期劳动异化理论存在异质性的看法。 后来,我在探究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条线索的过程中发现,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思考中,很核心的基础逻辑就是劳动异化批判。 这不是一种理论预设,而是马克思在讨论市民社会问题时必然会涉及劳动异化问题,因此,它就构成了第二卷的一个重要主题。 这两个情况使我决定重新思考孙先生的观点。 前面提到孙先生的学术遗产的第二个方面在于,他第一次科学区分了《1844 年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异化概念。 这是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坚守的一条底线:马克思在1845 年放弃和否定了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并且在一直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使用过异化或劳动异化概念。 直到《大纲》的《货币章》中,马克思重新使用了异化概念,这就涉及马克思中晚期经济学研究中的异化问题。 我仍然坚持了孙先生的基本观点。 但有所不同的是,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中提出,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过程中不只是简单使用了异化概念,而是比较完整地梳理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异化问题,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 这就回应了哈维教授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时提出的疑问。 所以,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问题,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全面异化问题的思考可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直接的理论根据。 对于马克思从《大纲》到《资本论》中的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重新表述,既是我和孙先生的差异之处,也超出了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的原有思考。

张福公: 您刚才谈到您在《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中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思考超出了原有的思考,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您对于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思考还有哪些方面的推进和完善?

张一兵: 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我对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对《1844 年手稿》的文本分析上。 而我在第二卷中主要突出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对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影响。虽然我在第一卷中提到这个文本,也看到马克思在《1844 年手稿》第三笔记本的补充中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做过非常系统的思考。 但第二卷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与《1844 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之间的方法论关联提出一个新的观点。 这种观点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1844 年手稿》的解读,甚至对全书都有很大的支撑作用。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从唯心主义角度提出从主体出发对客体对象的透视。 对此,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一是我们遭遇的任何对象本身并不是它自身,而是意识设定的结果;二是我们在遭遇对象的过程中需要同时思考正在消失的东西,即意识创造和设定了对象,但在对象中,意识并不显现自身,而是消失了的东西。 虽然,此时马克思对黑格尔这种思辨逻辑的理解还不够深刻,但在费尔巴哈哲学和斯密经济学的影响下,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观点做了非常重要的改造。 他抓住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劳动辩证法。 我们知道,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是以主奴辩证法的方式出场的。 劳动本身成为人的主体活动外化到自然界、改变外部对象物和创造财富的过程。 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改造为一种新型的批判认识论和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内在驱动力。 在马克思解读黑格尔的时候,他并没有按照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历史辩证法逻辑,而是把它转换成劳动辩证法,这个转换过程同时又内含着非常重要的人本学色彩。 所以,我在第二卷中用了较多笔墨来分析《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 我发现,这个文本为《1844 年手稿》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法论基础。 因为我们过去讨论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时,主要是从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史观入手的,而谈到黑格尔时,主要侧重于专题性地讨论辩证法问题,而将它与劳动异化问题割裂开来。 我发现,马克思的第一个完整的辩证法形态是劳动辩证法。 劳动辩证法并不真实存在于《精神现象学》中,而是马克思解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结果。 在这个摘录笔记中,马克思形成了一个新的方法论逻辑。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种方法论逻辑将会一直贯穿到《大纲》中,使后来马克思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这就是从物质生产重新回到劳动。所以,在后来马克思那里,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劳动的历史。 因为劳动与黑格尔的外化和对象性存在相关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走向异化。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找到了理解《1844 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史观的一个核心的原发性的动力源。 这个动力源不只是针对《1844 年手稿》或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的一般哲学思考,而且贯穿到从《大纲》到《资本论》的复杂思考。 这涉及到物相化之后的物像透视问题。 我将其概括为“双重透视”。 这种“双重透视”在《1844 年手稿》中已经出现,但不是以特别典型的方式出现的。 比如,马克思提出“斯密是政治经济学中的路德”,因为斯密透视了物质财富,看到其背后的劳动。 马克思在解读黑格尔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重要说明:黑格尔抓住了劳动,工人的劳动就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外化。 因为此时马克思还没有意识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中“抽象观念成为统治力量”的深刻内涵,一直到《大纲》,他才意识到这个思辨的观念辩证法背后是劳动辩证法的变形。 劳动的辩证法畸变成了资本的辩证法。 在交换活动中建构起来的现实抽象颠倒异化为货币,然后从货币到资本,形成一种完全抽象的统治性的经济关系。 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的研究和分析,形成了一种贯穿第二卷全书的批判方法论和批判认识论。 我几乎一直到最后都在援引黑格尔的上述两个重要观点。 这种双重透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现为从对象物的背后看到实践活动,从人的背后看到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形态》中表现为在物的现实存在过程中看到物质生产活动、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 而到了《资本论》及其准备手稿的经济学部分是更为复杂的经济物相化透视,但又跟《形态》中的一般物相化透视存在巨大差异。

在第二卷上册中,关于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本身的一般描述并没有很新的东西。 但我也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有新的发现。 比如,我发现马克思在《1844 年手稿》中存在一种意识异化观,这是过去大家没有意识到的马克思的观念异化或意识异化问题。 这是小的方面。 大的方面是《精神现象学》中的劳动辩证法构成整个劳动异化批判的方法论支撑。 这一点关涉到现象学批判和批判认识论。 而第二卷下册的内容是非常复杂的,不能叫新的发现,而是把原来孙先生已经关注的和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对马克思经济学中使用的异化概念的深刻思想语境做了一个非常系统的挖掘和整理。 在《大纲》中,马克思探讨了简单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价值关系异化、货币权力异化、资本异化和劳动异化四个层面。《大纲》中的劳动异化思想,无论是在思考领域还是思考问题方面,都与《1844 年手稿》有着本质差别。这里的异化思想不再是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或者说一般性的批判哲学,而是对经济关系本身的现实思考,是对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复杂运行过程的思考。 它是一个现实过程,而不是观念批判,是真实的现实社会关系中发生的异化。 在《1861—1863 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I 包括七个层面:作为资本的劳动条件的异化、劳动能力的异化、劳动协作中结合关系的异化、劳动分工中结合关系的异化、机器生产的异化、科学技术的异化以及剩余价值实现形式的异化。 我将《1861—1863 年手稿》中七个层面的异化思想称作狭义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I,而将《大纲》中四个层面的异化思想和《1861—1863 年手稿》中七个层面的异化思想,以及《1863—1865 年手稿》第六章中关于劳动异化问题的系统概述,称作广义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I。 而在《资本论》的相关部分中,马克思把关于异化问题的所有讨论全部删除了。 这是我们过去不太关注的问题,它是一个完整的学说。 在这次讨论中,我做了两个大胆的判断:第一个判断是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现象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这个观点在第一卷中有所触及、但没有真正深入分析。 我在第二卷中比较完整地呈现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 我们可以看到,异化概念并不是偶然使用的,而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现实发生过程的一种客观的观察和思考。 这个思考虽然后来由于经济学表述等方面的限制,马克思实际上并没有公开说明,但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非常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 第二个判断是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础。 这是过去从来不可能去想的问题。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部分都离不开劳动异化批判理论。 因为如果没有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则会缺少一种来自哲学方法论上的支撑,包括《资本论》中的整个经济学说。 比如,价值形式的实质就是劳动异化。 实际上,价值形式是不在场的劳动关系,一旦把它命名为所谓的“价值形式”时,它就已经固化为商品交换关系中的事物化形式了,但这实质上是劳动异化的结果。 这是后来西方经济学界不接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它的根本支撑点是哲学的思考点。 他从物质生产再次回到劳动,然后从劳动出发去考察劳动的异化过程和复杂变化。马克思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思考劳动的运动变化过程的。 最后,马克思发现,货币、资本根本不是它自身,而是已经不在场的对象化的劳动。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和理解马克思的整个经济学概念和学说。

总之,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异化问题并不是孙先生第一次发现的,卢卡奇、弗洛姆和列斐伏尔等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注意到这一问题。 但他们基本上是将从《1844 年手稿》到《大纲》再到《资本论》中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看作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如何看待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的异化问题,就成为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一个难点。 在我看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对这个问题做的最好的是列斐伏尔。 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可分为两个不同层面。 第一个层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青年列斐伏尔最初接触到的是被卢卡奇误读的物化概念,因此当他以物化取代异化的时候,他并没有理解马克思的异化概念。 这也导致他的讨论中存在混乱。 另一方面,他第一次比较深入地讨论了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的关系。 这是列斐伏尔从1930 年代开始做的一件事情,但此时列斐伏尔的观点跟弗洛姆是一样的,认为《1844 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和后来的商品拜物教是同一个东西。 第二个层面,到了1970 年代,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对马克思晚期的经济拜物教问题做了非常具体的讨论。 遗憾的是,他没有集中思考劳动异化问题,而是从商品拜物教的空间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了空间异化关系。 但在很多地方,他达到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现象学的深度。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学者是普殊同。 他在《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一书中较多地关注了劳动问题,甚至认为劳动是马克思晚期经济学手稿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他也谈到劳动异化概念,但也非常遗憾,他没有系统思考这个问题。 因此,从哲学上来讲,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对我来说是有使命感的。 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中关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探讨,对于完整理解马克思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真实思想发展过程和深刻思想结构内涵,应该说是有意义的探索,至少可以引起大家对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进行新的思考。 无论赞同与否,我们都必须回答和思考这些问题。

张福公: 您刚才概述了重新思考马克思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思想缘起和核心观点。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具体的文本。 在您看来,马克思是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受费尔巴哈和赫斯等人的影响,初步确立起一种经济异化批判构式。 请问如何理解这一时期费尔巴哈和赫斯等人对马克思的影响? 您是如何定位这种经济异化批判构式的?

张一兵: 首先,马克思早期对异化概念的使用是有差异的。 马克思在1838 年前后的文本中已经开始使用异化概念。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从原子论角度谈论了自我意识的异化问题。 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使用都是跟着黑格尔走的,主要是观念或绝对精神的异化。 随后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虽然有一种政治异化或法权异化思想,但并没有使用异化概念,而是使用了分裂概念。 马克思比较自觉地使用异化批判话语是在《论犹太人问题》中。 但这种异化批判话语并不是马克思自己独立自主形成的思想,而是表现为一种双重影响:一是此时马克思对异化的理解是经过了费尔巴哈的中介,因为当时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批判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但由于此时马克思是民主主义者,满脑子都是法权和国家理性主义批判,因此,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态度是谨慎的。 所以,马克思既没有接受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也没有直接简单借用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批判和人本主义异化逻辑,而是借用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确立了一般唯物主义的开端。 二是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形成的经济异化批判构式是受到赫斯的影响。 由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谨慎态度和对经济学知识的缺乏,所以,他不可能自主地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宗教异化批判和经济学结合起来。 而赫斯研究过经济学理论,又结合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宗教异化批判,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交往(货币)异化批判话语。 赫斯比较深刻地抓住了货币是人们之间的交换关系,而交换本身是作为人的类本质的交往的异化表现形式。 他看到交换本身是人的交往关系在交换过程中发生的异化。 但在《论犹太问题》中,马克思既没有设定本真性的类本质,不知道什么东西异化了,也没有真正理解货币是如何异化的。 因而,此时马克思的货币异化只是一个空洞的哲学概念。 因为它既缺乏经济学的支撑,也缺乏完整的异化逻辑。 所以,《论犹太人问题》中的经济异化批判构式并不是马克思自己独立自主形成的经济异化批判逻辑。 马克思只是到了《穆勒笔记》中才开始自主形成自己的经济异化批判逻辑。 马克思独立形成的第一个经济异化批判构式是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

张福公: 在您看来,马克思是在《穆勒笔记》中开始超越赫斯,逐步形成自己原创性的经济异化批判逻辑,并经历了从交往异化到社会共同本质异化再到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 的转变。 请问马克思是如何实现这一逻辑转变的? 马克思又是在何种意义上超越赫斯的?

张一兵: 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较早地讨论了赫斯的交往异化同马克思的劳动异化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穆勒笔记》不可能是在《1844 年手稿》第一笔记本之后写作的,交往异化并不是比劳动异化更深刻的理论层面。 《穆勒笔记》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文本。 马克思在《穆勒笔记》中试图用哲学批判话语来弥补经济学理论的严重不足。 当他第一次遭遇古典经济学时,他还无法理解经济学在学理上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生产话语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前提;二是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是走向科学社会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基础。 当然,马克思在研究过程中也受到经济学的影响。 比如,他在斯密、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反复遭遇的劳动概念已经进入他的头脑中,并且看到劳动与财富的密切关联。 同时,马克思深受恩格斯、蒲鲁东和赫斯的影响。 恩格斯从实证角度出发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和国民经济学,对马克思形成从客观现实出发的隐性逻辑产生潜在影响。 蒲鲁东的重要贡献在于提出财产(私人所有制关系)就是盗窃。 最大的“法权唯物主义者”(姚顺良语)就是蒲鲁东,但蒲鲁东只是在政治经济学内部反对政治经济学。 赫斯首先是一个哲学家,他是以哲学的头脑进入经济学。 他的重要贡献是完成对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批判核心概念的替换:把人的类本质规定由人的自然关系替换为人的交往关系。 这种交往类本质在资产阶级雇佣制度下异化为交换和货币,但赫斯的交往异化论停留在主体际关系层面和流通领域。 赫斯的“小贩世界”和斯密的“商人社会”,都是将商品持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作为市民社会的最一般关系。 而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就注意到市民社会并不是平等的主体交往关系,因为主体是分裂的。 所以,马克思打破赫斯的核心之处在于:第一,马克思发现市民社会本身的客观分裂,它不再建立在假想平等的主体际交往关系之上,而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关系之上,马克思选择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第二,马克思跳出一般的交换关系,进入到工人劳动的生产领域。 这一步是不能倒过来的。

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中提出一个重要指认:通过研究经济学,马克思发现赫斯的货币异化或交往异化的背后实质上是交换概念,但马克思不愿意再用赫斯的交往异化概念,而是更多地使用了真正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共同本质概念,于是,马克思将他的交往异化表达为社会共同本质异化。 这反映了在同一个笔记中马克思思想发生的微妙变化,即马克思对赫斯的一种回避。 然而,马克思的社会共同本质异化与赫斯的交往异化在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 因此,这并不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个独立思想阶段。 马克思真正开始超越赫斯的地方在于将人的类本质确定为劳动。 而这又是跟前面提到的马克思在打破市民社会的主体际关系和从交往领域走向生产领域密切相关的。

张福公: 您认为,马克思对类本质的理解为什么会最终落脚到劳动概念呢? 我注意到您将《穆勒笔记》中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界定为“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而将《1844 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界定为“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应该如何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张一兵: 对你的问题的回答可概括为三个层面:首先,马克思为什么会从交往走向劳动? 前面提到,无论是《论犹太人问题》中的经济异化,还是《穆勒笔记》前半部分的社会共同本质异化,都是马克思对赫斯的交往异化的借用、承认与接受,因而不构成马克思的原创性思想。 马克思意识到要想真正超越赫斯,就必须确立新的起点。 这个起点当然与《巴黎笔记》相关。 我认为,此时马克思对劳动的接受主要是受到经济学的潜在影响。 这种潜在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过程中不断遭遇劳动概念,但他还无法真正理解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 他并不是在经济学分析中发现劳动是整个现代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东西,甚至没有达到他在《1844 年手稿》中借助斯密所体认到财富的本质是劳动活动。二是马克思虽然受到赫斯、恩格斯、蒲鲁东以及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方面的影响,但他们都没有大量讨论劳动问题,特别是传统社会主义主要聚焦于分配不公。 所以,真正促使马克思从交往跨到劳动的动因,更多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 劳动是工人阶级的最重要的基本立场。 由于此时马克思在经济学理论上并不成熟,因此,他的政治立场决定了他选择劳动概念作为他的整个哲学批判的基础。 可以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立场既是他确立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基础,也是他后来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基。

其次,如何界定《穆勒笔记》中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 的理论地位? 我将《穆勒笔记》中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命名为“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主要是要将它与《1844 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 区别开来。 虽然《穆勒笔记》中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 是一个即将被扬弃的环节,但是不能忽视它。 因为相较于此前的货币异化、交往异化或社会共同本质异化,它不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分析和方法论逻辑: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 已经围绕劳动异化的四个层面分析了资本主义雇佣关系。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它的理论地位:一方面,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迈向劳动概念和确立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这代表着马克思在思想立场上的一个重要质性转变:第一,这是马克思自己的第一个原创性的、自主性的异化批判构式或经济异化形态;第二,这是马克思第一次超越在分配领域批判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理论视域;第三,这是马克思在异化批判话语中第一次超越交往异化或主体际关系异化。 交往异化的实质是一种主体际关系异化,不同于以我-它自反性关系为核心的劳动异化逻辑。 因此,这种主体际关系异化逻辑没有触及异化理论的核心,它的基本逻辑是费尔巴哈式的。 因为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批判主要讨论的就是人和人的关系类本质颠倒为上帝。 另一方面,尽管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 代表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质性转变,但还是过渡性的。 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 还是以需要为基础的,对于异化关系的讨论比较宏观,还没有具体讨论劳动的对象性外化、异化及其扬弃复归。 因此,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 与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 有着重要差别。 但《1844 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 不是突发性的或者原发性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以《穆勒笔记》为重要环节的逐步深入思考的过程,最终在《1844 年手稿》中发生巨大而深刻的突变。

最后,《1844 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 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 我的判断是:马克思是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之后才形成一种全新的线索,使劳动异化批判理论一下子进入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思考层面。 《1844 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 所达到的思考深度,远远超出马克思的前期思想成果。 相较于《穆勒笔记》,马克思在《1844 年手稿》中建构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从理论到现实的逻辑线索:从劳动异化批判理论到共产主义实践道路,对自由与必然等六大矛盾的历史之谜的解决以及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超越和统一。 我在第二卷中仍然坚持了第一卷中的一个观点,即《1844 年手稿》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一个理论制高点。 第二个制高点是《形态》,第三个制高点是《大纲》。 三个制高点在劳动异化问题上呈现为一种否定之否定:在《1844年手稿》中肯定劳动异化,在《形态》中否定劳动异化,到了《大纲》中完成对劳动异化的否定之否定。 这种辩证逻辑关系同样适用于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问题:在《1844 年手稿》中肯定劳动辩证法,在《形态》中否定劳动辩证法(确立生产辩证法),到了《大纲》中则重新回到劳动辩证法。

张福公: 您一直特别强调马克思在《巴黎笔记》时期写下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对于马克思创立自己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重要影响。 这是国内外学者较少关注的一个文本细节。 您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已有关注,又在第二卷中做了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请问您认为此时马克思为什么在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突然转向黑格尔? 您又有哪些新的发现?

张一兵: 你刚才已经提到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这一部分,是整个《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在方法论上的一个核心章节。 我在第一卷中已经注意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多次颠倒和批判,而在第二卷中,我无形中强化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辩证法对马克思的影响。 我发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成为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整个批判逻辑的核心支撑点。 为什么马克思在《巴黎笔记》的经济学研究的最后部分专门研究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我的判断是:马克思在做《巴黎笔记》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他要想驾驭经济学、超越赫斯,只有一个最重要的、最有利的方面就是他的哲学。 我们看到,马克思在《李嘉图笔记》的后半部分和《穆勒笔记》中突然发表大段评论,他所依据的不是经济学,而是哲学(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学)。 但当他在《穆勒笔记》中开始自觉形成自己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 的时候,他意识到费尔巴哈哲学是肤浅的,不足以让他真正驾驭经济学、超越赫斯等人。 而马克思在大学期间就已经熟读黑格尔的哲学著作,所以,他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乃至整个黑格尔哲学体系都是非常熟悉的。在《巴黎笔记》时期,马克思重新阅读了黑格尔的《哲学全书》,并重点摘录了《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章《绝对知识章》。 这一章是黑格尔的一个总结,即意识达到绝对知识之后对整个世界本质的揭示。 马克思在《1844 年手稿》的“序言”中评价费尔巴哈是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但他缺乏深刻的辩证法。 那么,辩证法来自哪里呢? 黑格尔。 我们过去通常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归结于他的《逻辑学》。 但实际上,黑格尔辩证法中最重要的现象学批判在于他的《精神现象学》。 所以,此时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的最后又回到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因为他意识到黑格尔哲学(特别是精神现象学)是他唯一能够借以驾驭经济学、超越传统社会主义和交往异化、深化劳动异化批判的理论武器。

结合《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和《1844 年手稿》可以看到,马克思主要关注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两个方面:一是物像批判和物相化透视,这是超越传统哲学的入口。 《精神现象学》的整体思路是:我们遭遇的事物不是它自身,我们要抓住消失了的创造这个事物本身的意识活动,精神是现象背后的本质;二是马克思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批判浓缩和改造为劳动辩证法。 马克思在《1844 年手稿》中指出,人的劳动创造了历史,人的诞生过程就是一个劳动的诞生过程。 马克思强调,黑格尔的最伟大之处就是在经济学的背后看到劳动的辩证运动。 《1844 年手稿》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 的四个环节中,每一个环节都渗透着《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中的重要观点。 在一定意义上,相较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可能离历史唯物主义更近。 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 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现象学分析,因而是马克思的第一个现象学批判话语和第一个批判认识论话语。 就此而言,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批判只是这个逻辑结构的表层外皮,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及其劳动辩证法,才是马克思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 的核心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包含着经济学、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交织。 这是与传统研究和我过去的观点存在较大差异的地方。

张福公: 按照您刚才的说法,马克思在《巴黎手稿》时期的总体思路是以哲学逻辑驾驭政治经济学,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劳动辩证法实际上构成了此时马克思的核心哲学方法论支撑。 这一观点的确颇具新意。 因为我们通常是将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哲学方法论追溯到费尔巴哈,而黑格尔则是被批判和超越的对象。 您能否具体谈一下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于马克思建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 的影响?

张一兵: 好的。 这里还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话语成为马克思思想中的主导性话语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二是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个费尔巴哈阶段? 我的基本判断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话语还没有成为马克思的主导性话语。 而到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已经公开提出把人还给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复归人的本质之类的口号。 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中提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批判话语逻辑开始成为此时马克思思想构境中的关键性他性镜像。 施蒂纳批评马克思追随费尔巴哈,主要针对的就是《论犹太人问题》。 而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马克思在一般哲学原则上是坚决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是逐步深化的。 所以,费尔巴哈哲学在马克思思想中的主导性话语地位的第一次动摇,或者说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关系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微妙变化,恰恰是发生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中。 马克思再一次确认黑格尔要比费尔巴哈更加深刻。 所以,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 在表面上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话语,但内核是强劲的黑格尔辩证法和现象学批判话语因素。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话语是支撑不起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 的。

张福公: 您是认为在《1844 年手稿》中,人本主义话语虽然有所动摇,但仍然居于主导地位,这一判断没有变吧?

张一兵: 这个判断没有变。 一直到《评李斯特》,大的方面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黑格尔的现象学批判并没有融入从现实出发的逻辑,从现实出发的逻辑仍然是一种可能性。 马克思的主导逻辑话语还是人本主义的。 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在这个摘录中是把黑格尔重新人本主义化了。 因为在黑格尔那里,人只不过是绝对观念的整个历史运动中终将被消解的有限主体。 马克思发现,这个绝对观念运动背后的根基是劳动,于是将绝对观念替换为劳动。 所以,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解读中,他不是接受黑格尔的观念辩论法,而是劳动辩证法。 劳动辩证法是哪里来的? 人,但这个“人”是工人。 马克思没有破坏人本主义总体话语的逻辑就在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接受是给他披上了人本主义的外衣。

张福公: 也就是说,马克思是通过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双重改造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逻辑。

张一兵: 对的。 我在解读中提到这里包含三重逻辑:第一层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逻辑;第二层是黑格尔的逻辑,第三层是马克思真正形成的自己的逻辑。 劳动辩证法是马克思改造过的东西,并不是在黑格尔那里有一个现成的劳动辩证法。 这个劳动辩证法本身是马克思自己的劳动辩证法,并贯穿到他后来的整个劳动异化批判理论。

张福公: 前面我们谈论的主要是哲学方法论层面的复杂关系,强调马克思的哲学逻辑对政治经济学的统摄作用。 如果反过来看,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遭遇的斯密、李嘉图、毕莱、西斯蒙第、布阿吉尔贝尔等人对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变化产生哪些影响呢?

张一兵: 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巴黎笔记》的经济学内容对于马克思的主导性人本主义批判话语没有直接影响。 这一时期的人本主义批判话语有三条线索:第一条是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哲学人本学批判话语;第二条是以赫斯、恩格斯和蒲鲁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批判话语;第三条是以西斯蒙第、布阿吉尔贝尔为代表的法国经济学浪漫主义批判话语。 其中对马克思的主导性人本主义批判话语产生直接影响的主要是前两条线索。 西斯蒙第和布阿吉尔贝尔所代表的少数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经济学家,虽然在对冰冷现实的不满和激愤方面同马克思的总体批判意向具有一致性,会引起马克思的共鸣和关注,但他们的浪漫主义是一种情怀,不是哲学人本主义,所以,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对于这条线索的摘录并不多。 当然,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的改造过程中,也就是在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本身的形成过程中,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思想倾向是有重要影响的。 比如,劳动概念是从经济学中来的,但它被马克思改造为一个哲学概念。 它不再是经济学中的劳动,而是理想化的人的类本质,一种创造性的自由自觉活动。 再如,劳动产品、货币等经济学概念都是对马克思产生影响的,但它们不构成对劳动异化逻辑的正面促进。 另一方面,经济学对马克思的正面影响主要是促使马克思的第二条隐性逻辑的形成和发展。 尽管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完全察觉经济学所包含的社会唯物主义观点,但他在经济学研究过程中会反复遭遇到工业经济现实,潜移默化地从现实出发去思考问题。 也就是说,马克思不再从抽象概念和逻辑推论出发得出共产主义的结论,而是从社会历史本身的现实生活出发去观察社会。 总之,经济学对此时马克思的两条逻辑的影响是完全不同且相互悖反的:一方面,经济学对显性逻辑的影响非直接性的,这体现在马克思使用的经济学概念是被改造过的;另一方面,经济学对隐性逻辑的影响是潜在和正面的,促使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形成一种新的可能性,并在随后的《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不断强化发酵。

张福公: 您前面提到,马克思在《1844 年手稿》中还讨论了一种社会意识异化论,这是我们过去忽视的问题。 请问如何理解此时马克思的社会意识异化论? 它与《形态》中的关系意识论以及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有何种内在关联?

张一兵: 这是过去我们在讨论《1844 年手稿》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时几乎完全忽略的问题。 为什么涉及这个问题? 《形态》中的意识形态论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意识的异化形态。 只是当时马克思不再使用这种表达。 按照我现在的判断,后来《资本论》中的三大拜物教的实质内容就是经济关系中发生的劳动异化,它是一种观念性质的东西。 我对经济拜物教做了一个区分(这就涉及到物相化和事物化问题):一是经济现实中的关系颠倒;二是这种关系颠倒本身在人的观念中产生的一种幻觉,把物像当做实在本身,或者把一种扭曲了的实在当作真实存在,无法透视其背后的不在场的经济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然而,从意识形态论到拜物教批判,马克思在前期思考中似乎是缺少一个发展线索的。仿佛马克思是突然在《形态》中,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确立了一种关系意识论,即把意识理解为现实生活中我和我的环境的关系。 但在《形态》中,马克思的核心观点不是停留在关系意识论,而是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幻象批判。 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观念异化。 此时他不再以哲学的方式进行表述,而是表述为一种统治阶级的意志对现实社会关系本身的扭曲和粉饰。 从这个维度来讲,这种观念异化在《1844 年手稿》中,甚至在更早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出现了。 只要马克思讨论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都会涉及观念异化问题。 但是,观念异化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为一个非常复杂的倒置形式:从感知、知觉,到自我意识,再到反思了的精神,这种接近于物象的意识和观念性的知觉整体都是精神的异化。 这个复杂过程在马克思前期的讨论中是没有的。 费尔巴哈把黑格尔的观念异化倒置过来,变成一种宗教异化批判。 但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虽然看起来是唯物主义的,但实质上仍然是一种发生在精神观念层面的观念异化,即人的类本质观念异化为宗教观念。 当马克思讨论交往异化到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再到《1844 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即人的现实关系类本质发生颠倒、异化和沉沦的过程时,他也在讨论一种观念异化,只是没有展开这个部分。 因为这不是马克思关注的主要对象。 马克思对观念异化的讨论主要是在第三笔记本的最后,他在批判金钱拜物教和拜金主义的过程中谈到:人们对待整个世界的观念本身是金钱的观念,是一种拜金主义的观念,人的意识本身也是被异化的。 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和后面有关联性的。 在讨论《资本论》的时候,我明确提出三大经济拜物教本身的基础是对劳动异化关系本身的一种观念映现。 这样就打通了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过程的核心环节,甚至能够进一步过渡到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卢卡奇最早提出人的主观心理过程的物化问题:除了工人的肉身和行为在流水线上被标准化和物化,工人的心理同样被机器物化了。 后来他从批判实证主义开始,强调资产阶级的意识是一种双重分裂的意识。 这种意识虽然看起来是从事实出发,但实际上是一种观念拜物教,是一种异化观念——尽管他没有直接使用异化观念这种表述。 后来的弗洛姆、居伊·德波和列斐伏尔等人都对心理异化和观念异化做了较多的展开性说明。 过去,我们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讨论主要是关注经济异化、政治异化,而忽视了观念异化也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环节。 虽然马克思在《1844 年手稿》中对观念异化着墨不多,但它实际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环节,也是过去研究中的一个缺环。这里的观念异化既可以连接到马克思后期的思想发展,又能够观照到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后期发展。 因为现代异化理论已经主要是讨论心理异化和观念异化、日常生活的选择性异化,等等。 例如,心理的被控制和人在虚假消费中选择性的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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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4)06-0001-11

作者简介: 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张福公,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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