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风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吴思敬专题
主持人语:
在中国新诗研究的历程中,亲历诗坛近半世纪的吴思敬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位置,被誉为“诗坛的引渡者”。他出身于诗教氛围浓郁的家庭,从小有诗歌情结。吴思敬属于大器晚成的学者,1961年读大学,1978年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第一篇诗歌评论,因产生社会影响而受到关注,成为《诗刊》着力培养的理论作者。在拨乱反正时期,他敢闯诗坛禁区,为朦胧诗发声,立论持重,学理深厚,以成熟的学者面貌登场,与众不同。1985年前后,因应方法论热潮,他尝试将信息论、系统论的科学方法应用到对诗歌理论基本问题的理解,也是从心理学和接受美学分析诗学原理的探路人。吴思敬兼顾理论研究与诗人诗作批评,长期追踪诗坛现场。他是最早写评论推赏顾城的学者之一,还曾提炼“中生代”概念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推动建立驻校诗人制度……吴思敬以《诗探索》为阵地,团结诗坛,组织诗会,发掘被埋没或未受到公正评价的老诗人,力推有潜力的新锐诗人,提携青年诗评家。四十多年来,吴思敬始终以守望者的身姿站在诗坛前沿,对新诗理论建设的思考愈发深入,在诗论家、诗评家之外,又化身为诗史家。其“百年新诗学案”的构想宏大,思虑精深,值得期待。本期“时代风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专栏特推“吴思敬专题”。师飞撰写的《从“心理诗学”到“新诗学案”》讨论了吴思敬诗学研究方法的转变。吴昊撰写的《吴思敬与新诗理论研究的历史化》分析了吴思敬新诗理论研究的杰出贡献。王芳撰写的《吴思敬“九叶”评论背后的诗学思考》揭示了吴思敬以自由、理性为底色的辩证诗学思想。吴思敬认为,诗人是人类心灵的探险家,要有广阔自由的心灵、健全独立的人格、共情苦难的胸怀;他推崇的是不应在黑暗中淡忘光明,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耐得寂寞,守得云开。(宋声泉)
摘 要: 吴思敬的诗学研究历经从“心理诗学”到“新诗学案”的方法论转变,折射出中国新诗研究近四十年来的范式革新。早前的“心理诗学”以心理学为理论原点,综合运用信息论、系统论和社会学相关理论,通过结构化阐释揭示诗歌的生成原理与接受机制,突破了反映论桎梏;新近的“新诗学案”则以“事”为本、以“辨”为纲,通过事件化策略消解新诗叙事的线性目的论,在探索新诗复杂性与开放性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新诗研究的历史化趋势。吴思敬的“衰年变法”不仅标志着个人研究从原理性阐释到历史性实证的转向,更推动新诗研究突破叙事惯性与学科壁垒,将新诗场域转化成了一个可经受持续提问与阐释的开放系统。
关键词: 吴思敬;心理诗学;新诗学案
在21世纪初的自我阶段性总结中,吴思敬坦言:“朦胧诗讨论的热潮消退以后,我的诗歌理论与批评工作大致循着两条途径,一条是就新诗理论的某些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另一条是继续追踪诗歌发展潮流,对诗人诗作予以批评。”①吴思敬:《自序》,《诗学沉思录》,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1 年版,第3 页。相关学者在对吴思敬的诗学研究进行综述时普遍以此为线索,将其描述为一个“全方位的探索及多元立体的展开”②张立群:《全方位的探索及多元立体的展开——吴思敬的诗学研究综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 年第4 期。过程。很大程度上,对“新诗理论”的探讨和对“诗歌发展潮流”的追踪不仅共时性地构成了吴思敬诗学研究的两个基本位面,也历时性地折射出了吴思敬诗学研究的方法路径转变。本文拟选取早前的“心理诗学”与新近的“新诗学案”作为研究对象,以此来论述吴思敬诗学研究方法的转变。考察这一转变,不仅有助于认识吴思敬作为重要的新诗理论家和批评家进行“衰年变法”的历史语境、方法策略和诗学启示,也有望窥视新诗探究在近四十年来的流变态势和新近趋向。
吴思敬的诗学研究起始于1970年代末新时期文艺学重建的关键期。1978年后,伴随思想解放与“朦胧诗”论争,吴思敬深度介入诗歌批评现场,不仅与顾城、江河等青年诗人密切互动,也亲历了诗学思想从政治工具论向审美本体论的转型。此一时期的诗歌理论探索既要对既有诗学僵化模式作出顺应形势的历史性反思,也要对西方现代诗学新路径作出本土化回应;于是,系统科学、逻辑学、现象学、符号学、结构学等方法纷纷被引入诗歌理论,正是在理论杂语化和方法论热的时代氛围中,吴思敬自觉于“诗歌美学的多元时代的来临”③吴思敬:《用心理学的方法追踪诗的精灵》,《诗刊》1985 年11 月号。,进而提纲挈领地撰写了《用心理学的方法追踪诗的精灵》一文;据吴思敬后来回顾:“此文倒并非仅属凑凑热闹的敷衍之作,而是融入了我那时正在使用的研究方法的某些心得,并在我后来写的几部书中有所体现。”④吴思敬:《自序》,《诗学沉思录》,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1 年版,第4 页。
回溯性地看,《用心理学的方法追踪诗的精灵》一文无疑对吴思敬的早期诗学研究具有思路和方法上的奠基性作用,正因为明见于当时的诗歌研究习惯于把现实的政治斗争作为诗歌的唯一参照系统,导致了诗歌研究的模式化与概念化,吴思敬才强调诗歌的核心是“主体性原则”,进而主张以心理学方法弥补既往研究中单一参照系统的不足,通过剖析“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来揭示诗歌创作与鉴赏中的深层心理机制。之所以确立“主体性原则”,一方面固然缘于对“反映论”至上这一历史语境的明悉洞察和自觉反拨,另一方面也出于对文学界关于“主体性”问题的积极响应,其宗旨有二,“一是以社会主义人人道主义的观念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给人以主体性的地位;一是以科学的方法论代替独断论和机械决定论”⑤刘再复:《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文汇报》1985 年7 月8 日。。就此而言,确立诗歌研究的主体性原则并选取心理学方法,不仅呼应了文学研究中的审美本体论转向,也标举了科学方法论的必要性。
在随后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吴思敬以“心理学”为主要方法,综合运用信息论、系统论和社会学相关理论,开启了以“心理诗学”为指归的理论建构。显见地,《用心理学的方法追踪诗的精灵》一文中以“主体性”为线索的诗歌创作论和诗歌鉴赏论筹划,以及以“诗人心理结构”为基础的人格论、气质论、修养论、创作驱力论等诸种预期,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实践和深化。
例如,《诗歌基本原理》一书便结合心理学与系统论、信息论,从本体论、创作论、鉴赏论、诗人论四个方面构建了立体的诗歌理论框架。此书“在我国诗歌理论的研究中较早引进并运用系统科学方法和心理学方法,注意从诗歌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把握诗歌的特殊性”⑥吴思敬:《自序》,《诗学沉思录》,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1 年版,第4 页。;在对诗歌进行本体论阐释时,吴思敬将诗歌解释为一种可分级处理的“中介系统”和一种处于转换、流动状态的信息:
在中介系统中,诗歌隶属于艺术系统而有别于科学;在艺术系统中,诗歌隶属于语言艺术即文学系统而有别于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在文学系统中,诗歌又有别于叙事类文学系统与戏剧类文学系统。①吴思敬:《诗歌基本原理》,工人出版社1987 年版,第20 页。
诗歌……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信息。因此,诗的创作与欣赏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信息的输入、存贮、处理与输出的过程。②吴思敬:《诗歌基本原理》,工人出版社1987 年版,第39 页。
在诗学研究中引入信息论和系统论,与其说是为了以科学化的研究方法重新审察诗歌的美学性,毋宁说是为了在重新定位诗歌的同时揭示诗歌本体的多个维度;这种思路不仅克服了独尊“反映论”的历史局限性,也跳出了“就诗论诗”的美学封闭性。在对诗歌进行本体论阐释时,吴思敬并未陷入诗歌内部,而是将诗歌视作一种“掌握世界的方式”,在吴思敬看来,“所谓掌握世界的方式主要指人认识世界、反映世界的形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思维方式”③吴思敬:《诗歌基本原理》,工人出版社1987 年版,第46 页。。通过这种从内向外的惊险跳跃,诗歌的本体论阐释便被置换成了对诗歌基本属性与相应观念——譬如主体性、社会性、运动观和时空观等等——的解析。如此置换的效果在于,诗歌本体被敞开为一个具有流动性和变更性的“中介系统”,在此前提下,诗歌的主体性被阐释为审美主体对外在世界的主动接纳,诗歌的社会性被阐释为诗歌与经济、哲学、宗教、法律、文化、政治等一系列社会性因素的关联,诗歌的运动观被阐释为生命内在律动基于时间流动性和空间凝固性的综合化外显,诗歌的时空观则被阐释为心理时间和心理空间的交互组合。这种阐释方法的显要之处在于,动态的“中介系统”描述取代了固化的本体式定义,诗歌被处理成了一种兼具开放性与生成性的信息加工、储存、接受过程。
如果说系统论和信息论赋予了吴思敬早期诗学思想以科学性,那么心理学则为这种科学性赋予了理论纵深和诠释空间;事实上,对心理学方法的借鉴和运用甚至可被视作吴思敬早期诗学思想的核心方略。对吴思敬而言,在诗歌创作中,诗人心理诸要素(如感知、记忆、情感等)都处于高度激活状态,诗人通过扩想、聚想、联想等心理活动完成意象的重组;而在诗歌鉴赏中,当文本信息与心理预期契合时,便产生完形快感,当诗作情感强度超出读者心理阈值时,可能会引发震惊体验。显然,无论是描述诗歌的发生过程还是描述诗歌的接受过程,心理因素被当作了核心要件;其特别之处并不仅限于心理学理论的诗学化运用,更在于对既往诗学理论的解构。譬如,将诗的发现解析为诗人内在心理结构与外部经验交互作用的结果,打破了传统创作论中的神秘主义灵感论和庸俗反映论;再譬如,通过揭示诗歌鉴赏中包含的情感共鸣与认知失调这一双重机制,打破了传统鉴赏论所遵循的“诗人的生活道路与时代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点”④吴思敬:《用心理学的方法追踪诗的精灵》,《诗刊》1985 年11 月号。这一固有模式。
而在《诗歌鉴赏心理》中,心理学中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认知理论和高峰体验概念则作为具体方法被系统性地运用于诗歌鉴赏机制的解析。援引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读者审美心理结构被指认为一种深受民族历史积淀影响的文化认知图式,而中西诗歌的差异也被归因于中西方集体无意识中自然观、伦理观的分野。基于信息加工理论,诗歌鉴赏过程被分解为语言接收、意象再造、意蕴探求三个阶段,而诗歌语言的间接性与多义性也被阐释为读者将诗歌符号转化为心理表象时的必然结果;结合马斯洛的“高峰体验”概念,诗歌鉴赏过程中的“迷狂”与“顿悟”被阐释为主客交融的精神化实现。归根结底,这种将心理学实证性与诗学阐释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揭示了诗歌鉴赏本身所蕴含着的认知、情感与文化等多重位面,也具有丰富的诗学启示性——诗歌意义的实现并非一个单向传递的过程,而是读者心理结构与文本互动的产物,虽然诗歌的深层意蕴具有不确定性,但始终可以通过读者的再创造实现意义增殖,产生新的解析。
就体系性而言,《心理诗学》无疑可视作吴思敬借助心理学对诗歌进行原理性阐释的集大成之作,它“为诗歌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甚至可以说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①蒋登科:《诗歌生成过程的心理探索——评吴思敬〈心理诗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4 期。。所谓“心理诗学”,乃是“心理诗歌学”的简称,其重心“不在于从诗歌创作与鉴赏的角度去探寻心理学原理,而在于用心理学的方法考察与追踪诗歌的生成过程,落脚点在新的诗学体系的建设上”②吴思敬:《心理诗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361 页。。借助于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如“内驱力”“心理场”等)和理论框架(如精神分析、格式塔、认知心理学等),《心理诗学》从创作心理过程、创作心态和诗人的个性特质三个位面系统分析了诗歌创作的心理机制,将诗歌的发生学过程阐释为一个主体多元心理要素协同作用的过程。尤其是,在对创作主体的内驱力进行阐释时,吴思敬融合了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与荣格的“原型”概念,将其细化为一种以原始内驱力(本能)为基本动力来源、经过转化与整合而生成的继发内驱力(自我实现),这种深入、细致的理论阐释辅之以具体、生动的文学案例,既保留了因心理学理论而来的严谨性,又避免了纯理论分析可能导致的抽象性。此外,无论是格式塔心理学的场论应用,还是信息加工理论的层级化分析,无论是针对潜思维与灵感思维进行的实证分析,还是围绕诗人个性特质展开的类型学归纳,都显示了“心理诗学”这一研究方法的原理性、科学性和体系性。
整体而言,吴思敬的“心理诗学”理论建构是经由对系统论、信息论与心理学的结构性整合实现的,这种结构性倾向不仅在微观层面表现为诗歌创作/接受过程的要素式分解与流程化处理,也在宏观层面体现为本体论、创作论、鉴赏论、诗人论四位一体的立体框架。在方法论上,“心理诗学”展现出鲜明的结构化倾向与自觉,这不仅表现为层级化的心理结构分析,也表现为系统论式的框架设计。譬如,通过将诗歌置于“艺术系统—语言艺术系统—文学系统”的层级,诗歌作为一种“中介系统”展示出全方位的开放性与生成性,而非呈现为一种本质化的定义。再譬如,通过将诗歌创作心理拆解为创作心理过程、创作心态与诗人个性特质三大层级,并进一步细分出内驱力、心理场、信息流程等子模块,诗歌生成过程被转化成了可实证的心理学流程。此种研究进路不仅助推了诗歌研究从经验式、印象式批评向实证化、流程化分析的转型,也确立了一种动态的诗学观,正是察觉到了诗歌的社会性并将其阐释为诗歌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动态关联,诗学才获得了持续回应社会变迁的潜能。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百年新诗的世纪性反思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化进展,新诗研究的历史化渐成趋势,本体之维与历史之维的联动、化合也成为新诗研究的主要动向。吴思敬主编的《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2012年)与《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2015年)以其宏阔的史观与严谨的实证方法,成为此一学术潮流的关键性坐标。
《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遵循历史批评与美学批评相统一的原则,一方面“在注重对这一时期诗歌的总体特征宏观描绘的同时,又对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诗人作了微观分析”③吴思敬主编:《后记》,《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704 页。,另一方面“注意将诗放在驳杂历史情境的‘场’中,发掘诗和社会、历史、文化的多元关联”④罗振亚:《成功的突破:评吴思敬主编〈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诗刊》2013 年第3 期。。面对当代诗歌历史景深和复杂场域,吴思敬采取灵活的撰述方法来实现新诗的历史化叙事,譬如,针对20 世纪50—70 年代的诗歌,重在揭示其基本形态背后的体制问题;针对“新时期”以来的诗歌,重在关照思想性、艺术性等本体问题;面对80 年代中期以来尚未获得历史沉淀的诗歌时,则更注重事实描述而非价值判断。尤其是,这部著作对既往新诗历史叙述中被压抑的位面,譬如“此前不曾入史或者关注不够的现当代诗歌现象”“一些地下、民间的文本”“‘反右’时期《星星》《诗刊》的情况”①杨传召:《“〈中国诗歌通史〉研讨会”综述》,《文学遗产》2013 年第5 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整体而言,《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在对当代诗歌进行历史化处理时,既重视史料发掘,又注重现场还原,既突显纵向的时序性编排,也兼顾横向的空间性辨析,“这种历史‘还原式’批评结构,纵横交错,点面结合,主次分明,重点突出,路向清晰,确实堪称全景式的诗歌通史”②罗振亚:《成功的突破:评吴思敬主编〈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诗刊》2013 年第3 期。。
《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虽然同样遵循历史化的思路,但相较于《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中的全景式展示,更侧重于问题针对性和反思性,其所关注的是具体的问题域,“诸如对诗歌现代化的思考,诗体解放与诗体变革,自由与格律的消长,审美独立性的追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及现代主义的并峙与兼容等”③吴思敬主编:《后记》,《20 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988 页。。可以认为,正是在《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对当代诗歌思潮、流派、运动、社团、期刊、诗人、文本的全景式呈现基础上,《20 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对特定问题的梳理、诊断和反思才显得必要且可能。以新诗理论为抓手,吴思敬不仅对新诗基本理论话语进行了整体性梳理,也对新诗特定问题线索进行了历史化勘察,形成了以问题策动史料运作和史实叙述的研究方法。譬如,通过对比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理念与梁宗岱的“纯诗”理论,吴思敬将新诗的工具理性与审美自律揭示成了一种原初性张力;而在剖析“朦胧诗”时,吴思敬着眼于新诗的现代化进程,指出其“是对于五四传统的一种修复与回归……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④吴思敬主编:《20 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650 页。。诚如相关论者所言:“这本书遵循的是动态的问题式研究,而非完全的静态历史整合,如此更显出宏阔和新意。”⑤刘波:《如何建构开放的诗歌理论史景观——评吴思敬主编〈20 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 年第2 期。
如上,在历史化的基本方向中,《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与《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先后交出了全景式展现和问题式研究两条进路,罗振亚将二者分别描述为“成功的突破”和“艰难的突破”,前者的突破在于“启用了带有较大包容性的还原式结构”⑥罗振亚:《成功的突破:评吴思敬主编〈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诗刊》2013 年第3 期。,而后者的突破则体现为“以问题带动史料和史实展开叙述的风格”⑦罗振亚:《艰难的突破——评吴思敬主编〈20 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文艺报》2016 年10 月28 日,第3 版。。上述评价与吴思敬本人的自述也不谋而合,在吴思敬看来,《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立足于对史料的全面把握与辩证分析,善于在众说纷纭甚至互相抵牾的叙述中还原历史、发现真相”⑧吴思敬:《困惑与解蔽——关于〈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写作的几点思考》,《中国文化研究》2013 年第4 期。,而《20 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则“贯穿一种问题意识,即不是平列地、单一地叙述新诗理论史的事实,而是在对不同阶段新诗理论的范畴、结构、内涵、形态、演变等做出梳理和描述的基础上,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贯穿八十年的中国新诗理论的若干焦点问题上”⑨吴思敬主编:《后记》,《20 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988 页。。
就其观念与方法而言,《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遵循的是史料发掘辨析和历史现场还原的双重自觉,而《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则体现出从整体性研究中聚焦特定问题域的自觉;上述自觉不仅共同呈现了吴思敬诗学研究的历史化转型,也为后来的“新诗学案”提供了观念与方法的前提。事实上,在回顾“新诗学案”的缘起时,吴思敬就坦言,“新诗史料工作的扎实进展与多部新诗史的出现,为从新的角度、以新的模式总结与回顾百年新诗提供了条件”⑩吴思敬:《时光链条上的一颗纪事珠——“关于百年新诗学案”的思考》,《文艺论坛》2023 年第1 期。(书名号内副标题疑似排版有误,应为“关于‘百年新诗学案’的思考”,特此说明,不另注。);就此有理由认为,在吴思敬那里,《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和《20 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对“新诗学案”具有奠基性意义。
关于“新诗学案”,吴思敬有一个思路清晰且具备开放性的纲领性阐释:
“学案”这一名目,借鉴了古代思想史著作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又根据百年新诗的发展及研究现状,赋予其新的内涵。它不同于以诗人诗作为中心的诗歌史写作,而是以百年新诗发展过程中的“事”为中心,针对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事件、社团、刊物、流派、会议、学术争鸣等,以“学案”的形式予以考察和描述,凸显问题意识,既包括丰富的原生态的诗歌史料,又有编者对相关内容的梳理、综述、考辨与论断。这是一种全新的对百年新诗发展的叙述,从内容上说,它更侧重在新诗与社会的关系、新诗对不同人的心理所产生的影响;从叙述形式上说,它以“事”为核心来安排结构;从方法上说,它强调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让事实说话,寓褒贬于叙述。它的意义不只是在诗歌美学上的,而且也是在诗歌社会学、诗歌伦理学、诗歌文化学上的。①吴思敬:《诗坛万象·百年新诗学案》,《南方文坛》2020 年第1 期。
不妨稍作提炼,“新诗学案”的核心原则便在于:以“事”为本、以“辨”为纲、论从史出、多维融通。所谓以“事”为本,是指以新诗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人物、社团、刊物、流派等为抓手,突破传统“诗人—作品”的单一视角,构建动态的、多焦点的历史叙述;所谓以“辨”为纲,是指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聚焦学术争鸣、思想交锋与权力博弈,通过辨析史实真伪来揭示历史的复杂性;所谓论从史出,是指拒绝先验预设,立足原始史料,基于客观性与实证性进行严谨的靠辨论断;所谓多维融通,是指突破单一的美学视角,借助跨学科视野,揭示新诗与社会、与政治、与主体、与文化、与伦理等多方面的深层互动。作为一种全新的诗歌研究方案,“新诗学案”显然有着自身的方法论自觉,它既有对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的传统“学案”书写的创造性继承,也有对新世纪以来新诗研究史料化趋势和历史化转型的进一步拓展。
有学者言:“所谓学案,就其字义而言,意即学术公案。‘公案’本佛门禅宗语,前哲释作‘档案’‘资料’,至为允当。顾名思义,学案体史籍以学者论学资料的辑录为主体,合其生平传略及学术总论为一堂,据以反映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乃至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从而具备了晚近所谓学术史的意义。”②陈祖武:《中国学案史》,东方出版中心2008 年版,第259 页。对比之下便不难发现,“新诗学案”不仅在强调原始文献辑录、考订的同时注重对诗歌流派和理论争鸣的梳理,更在学派与学者之外注重通过具体的诗歌事件来揭示新诗与社会、政治的互动;不仅以网状结构还原历史现场的动态性和开放性,更经由多元研究主体(譬如诗人、编辑、朗诵者)来增强历史叙述的真实性与多元性;此外,对社会学、传播学、伦理学等学科视角的借鉴使得“新诗学案”具有相当可期的辐射面向和研究空间。
就其对新世纪以来新诗研究史料化趋势和历史化转型的进一步拓展而言,“新诗学案”的奠基性因素很容易便能从前述两种研究中获得索隐。譬如,早在《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的绪论中,吴思敬就曾申言:“新诗的发生和实践,一开始就并不纯粹是一个关于诗歌的审美事件,而毋宁说更是一个和启蒙的社会、文化、教育有关的事件。”③吴思敬主编:《绪论》,《20 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36 页。这种将新诗“事件化”的主张无疑可视作后来“新诗学案”以“事”为中心来进行考察的前奏。不仅如此,《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对被压抑诗学实践(如潜在写作、地下诗群)的正名,对多类型史料(如档案、报刊、口述史)的发掘,以及“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多种学科中汲取新的观念,拓展观照中国新诗的视角与思维空间”④吴思敬主编:《后记》,《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704 页。的跨学科视野等等,在“新诗学案”中被进一步转化成了以辨为纲、“论从史出”、多维通融的研究原则。
如果说新诗研究的史料化趋势和历史化转型是为了对新诗进行全景式、大观式综述,那么“新诗学案”则更近似于以全景式、大观式综述为前提背景,对新诗进行具有问题针对性的“地景式”勘察。
“地景式写法”的概念,是在诗史的时间轴上面,建立一系列彼此“链结”的,让精英读者探勘的大型地景。单一地景的篇幅可拉高到两万至五万字,它可以是一个诗歌运动,可以是关于“再典律”与“去典律”的议论,或者是某一个诗人内心世界的挖掘,以及不同世代诗歌美学的对决,甚至是诗史话语权的争霸……一部奋力突出重要地景(强调议题化或主题化)的诗史专著,应该更能够站上平等的战略位置,跟一向睥睨学院论述的诗人展开尖锐的对话,针对他们最关心的议题展开论证,同时也重新讨论全景式诗史对某些诗人或事件的客观评价。①陈大为:《诗史焦虑与地景式的写法》,《文艺争鸣》2018 年第12 期。
显然,“新诗学案”的核心思路与新诗史“地景式写法”的主张有诸多契合之处。所谓“地景”,即是指新诗全景中具有指标性意义的节点与事件、论题和案例;对其进行专题式的勘察与分析,不仅有助于揭示新诗图景中被压抑的位面,进而修复新诗的历史原貌,也有助于开辟新的研究空间,以便更新新诗的研究生态。正是在此意义上,“新诗学案”作为一种针对新诗展开“地景式”勘察的方案不仅显示出吴思敬自我超越的意志,也标志着新诗研究在历史化和史料化基础上的最新进展;其价值不再是对新诗史全景式展示的重复,而是通过“重点爆破”增强新诗史的内在张力,通过“论从史出”激活新诗史的动态性。
吴思敬坦言,“新诗学案”的立意是“从新的角度,运用新的模式对百年新诗进行回顾与思考的一种尝试”②吴思敬:《时光链条上的一颗纪事珠——“关于百年新诗学案”的思考》,《文艺论坛》2023 年第1 期。,“尝试”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思路和方法的开放性;如此,则“新诗学案”之“案”,既可以被解释为静态的档案、资料或方案、答案,也可被解释为动态的考订、按断、评论。质言之,“新诗学案”不只意在通过史料挖掘来还原、论断新诗历史图景中的节点性事件,更隐含着将新诗持续问题化、以便随时“立案审查”的吁求。
很大程度上,“心理诗学”和“新诗学案”标记着吴思敬诗学研究生涯的两端——前者旨在对新诗进行原理性、结构化的阐释,后者则力图对新诗进行历史性、“地景式”考察;前者业已完成,后者方兴未艾。若从方法论层面将“心理诗学”与“新诗学案”加以对比,便会发现,诗歌在吴思敬那里不再被视作一种可经由原理性、结构化阐释获得指认的既定美学对象,而被当成了一系列有待持续还原的历史“事件”。这种转变既是将新诗从审美客体转化为历史过程的范式革命,也是吴思敬个人诗学研究的“衰年变法”,其意义不仅在于深描新诗的历史肌理,更在于为新诗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新的方案、新的契机。
然而,“衰年变法”并不意味着“心理诗学”与“新诗学案”之间存在无法弥合的断裂性。不难发现,“新诗学案”隐秘地延续并推进了早前“心理诗学”理论建构中的多种设想,譬如,“新诗学案”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本身就是对“心理诗学”中用“新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这一原初思想的持续推进;“新诗学案”中将新诗“事件化”的主张也延展了“心理诗学”中对诗歌基本属性之一——诗歌的社会性——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从“心理诗学”重“论”到“新诗学案”重“史”,“论”的自觉贯穿始终;如果参比“新诗学案”中“论从史出”的方法原则,那么“心理诗学”的方法原则便可被回溯性地总结为“论从论出”;从尝试“论从论出”到主张“论从史出”,并不意味着“史”的意识完全取代了“论”的自觉,而意味着“论”作为一种方法应当克制(而非放弃)“介入”的意志,以便尽可能地为“论”的前提——史实——让出空间,这恰好就是“新诗学案”中“论从史出”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可以认为,从“心理诗学”到“新诗学案”显示着一种持续的努力,即通过寻获新诗被放逐的“外部”来追踪新诗的原本形态。事实上,对“外部”的强调始终是吴思敬诗学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早在“心理诗学”理论建构时期,吴思敬就明确反对“割断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的一切联系,单纯从符号学、语义学的角度,对作品的语言、结构、意向等做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的研究”③吴思敬:《诗歌鉴赏心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21 页。;这一思路在吴思敬1990 年代至20 世纪初的诗学研究中被沉淀成了一种以“总体性的视角”和“总揽全局的架构”为标志的“建构一种历史连续性的冲动”④张桃洲:《走向哲学的诗性探询——吴思敬诗歌批评的意义》,《文艺争鸣》2012 年第5 期。,为了克服此种视角架构所带来的浮泛空疏之嫌,吴思敬采取了多种方法——在追踪诗歌潮流时,他有意识地纳入了诗人个案研究和文本细读;而在探讨诗学基本理论时,他始终强调其中的历史和社会维度。至“新诗学案”,上述方法经由整合后转化成了一种考古新诗历史现场、重构新诗叙事潜能的自觉,其鹄的不在于任何单一问题域,而是指向新诗的全部问题空间,譬如“中国诗歌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现代转型的,中国新诗现代化的途径是什么以及如何看待诗与政治、诗与公众社会、诗与传统、诗与外国影响和对自由与格律、自我与世界、感觉与理智、写实与表现、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等一系列争执不休的问题”①吴思敬:《时光链条上的一颗纪事珠——“关于百年新诗学案”的思考》,《文艺论坛》2023 年第1 期。。
唯有意识到“心理诗学”与“新诗学案”之间存在着诸多可索隐的“不变”,以及这种“不变”中包含着的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方有望深思吴思敬诗学研究方法中的“变”。确如谢冕所言,“‘百年新诗学案’的工作即是对新诗史料的‘结绳记事’,‘学案’即‘记事珠’,这样的工作不仅是纪念性的,而且是建设性的”②转引自康俊:《新诗史料与“百年新诗学案”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21 年第1 期。。谢冕所谓“纪念性”,指向“新诗学案”以史料为基本方法对新诗历史地层和多重褶皱的揭示,而其所谓“建设性”,则意味着“新诗学案”作为一种全新的新诗考察方法对既往新诗研究路径的修正与补充。可以认为,“新诗学案”的“变”不只是一种有的放矢的变革,也是一种有迹可循的变通;它一方面体现为其对新诗“内部”与“外部”之界限的消解,另一方面也体现为对新诗历史叙事惯性的超克。
究其根本,所谓被放逐的“外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特定策略而被压抑的“内部”;一旦意识到“内外之别”本身就是特定研究范式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便能够体会到“新诗学案”作为一种全新的新诗叙述方案所呈现的反思性与革命性。退一步而言,既往的新诗历史叙事有意无意地遵循一种被线性进化逻辑所宰制的目的论倾向,在一种貌似不言自明的历史秩序中,诗歌现场的偶然性与历史实践的复杂性被压抑;“新诗学案”将叙述焦点从“诗人诗作”转向“诗歌事件”,并不只是为了克服编年体史著无法避免的叙事破碎性,更在于矫正新诗史以选择性遗忘为前提的自我建构性和自我论证性;而以“论从史出”作为撰写原则,则是为了“谛听新诗史生长的内在声音,对中国新诗的生产体制、发展规律等问题做出新的思考”③吴思敬:《时光链条上的一颗纪事珠——“关于百年新诗学案”的思考》,《文艺论坛》2023 年第1 期。,显然,史料的发掘与剔抉本身就是对诗歌内部/外部界限的破除过程,它不只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更是为了释放新诗的另面。就此而言,“新诗学案”的最终目标不是提供一种全新的新诗叙事方案,而是为了将新诗还原为一个无限开放的事件场所。
正是在这一还原过程中,传统诗歌史以“衔接性”与“演进性”为逻辑内核建构起来本质主义叙事框架被抛弃,新诗发展不再被视为遵循任何单一规律的进化过程,而是被还原为充满较量与迂回的历史实践场域。尤其是,对小说家未刊诗稿、社团地下活动记录等“边缘史料”的重视,使得“新诗学案”不仅具备了以微观史学矫正宏大叙事的潜能,也具备了自我反思的功能;尽管本着为历史“存照”的意愿,但吴思敬依然坦承:“由于时代限制,一时认识不到或无力完成的部分则交给子孙后代。”④吴思敬:《时光链条上的一颗纪事珠——“关于百年新诗学案”的思考》,《文艺论坛》2023 年第1 期。这意味着“新诗学案”不仅反拨既有研究的桎梏,也反思自身的未完成性,这种“未完成性”的史学伦理,恰恰构成对传统闭环叙事的最大变革。
总之,“新诗学案”作为吴思敬“衰年变法”的标志,意味着多层面的态度变更。在时间层面,它以“事件”替代“规律”来打破线性目的论;在空间层面,它通过跨领域考察来拓展新诗研究空间;在价值层面,它用问题化策略来对抗定论化倾向。正是在事件与按断、史料与理论、历史与当下的辩证运动中,新诗场域不再指向一个过往事实的陈列馆,而成了一个可经受持续提问与阐释的开放系统。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5-0118-08
作者简介: 师飞,中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