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与美育研究
主持人语:有关自然美、自然审美活动等的讨论,一直是美学研究中受人关注的方面。 甚至,对于自然与审美关系问题的理解,一定程度上还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于美的本体性认识。 近些年,中国美学界围绕自然审美问题展开了不少具有“再认识”性质的探讨,试图以此在自然、环境与生态等一系列问题之间架构起美学考察的新的关系结构,从而在一定意义上逐渐扩大了整个美学的问题网络。 本期两篇文章同样属于这样的“再认识”范畴:或关心如何在“充分尊重和欣赏自然事物及其特性”的“客观性”原则的基础上,揭示和阐释中国古代自然审美的“感物”“比德”“玄对”等三种模式;或从自然与情感的审美关系角度,以“情以物兴”“物以情观”来把握刘勰之于自然和情感审美关系的认识及其具体内涵。 这些讨论,对于具体把握、进一步激活中国传统在当下美学知识体系建构中的活力,是很有意义的。 (王德胜)
摘 要:“客观性”原则是当代自然美学在“环境”“生态”原则之外所确立的另一具有标志性的阐释维度。 该原则批判性地指出并非所有涉及自然事物的自然审美都是恰当的,而要求自然审美充分尊重和欣赏自然事物及其特性,强调自然事物在审美经验的形成以及抗拒审美主体的随意发挥上起到实质性作用。 “感物”“比德”和“玄对”作为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三种自然审美模式,分别属于情感型、联想型和体悟型自然审美。 从“客观性”原则考察这些审美模式,可以发现它们各自所蕴含的独特的客观性面向,但也存在一些需要调整和改造的地方。 经改进后,三种审美模式有助于我们通过情感共鸣、联想启发和深层体悟等方式,重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塑造对待自然的谦卑、敬畏等德性。
关键词: 当代自然美学;“客观性”原则;感物;比德;玄对
当代自然美学的进展主要体现在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的相关讨论中。 一方面,自然美区别于艺术美的最突出之处在于它是“无框架的”(无明确边界的),① 罗纳德·赫伯恩:《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李莉译,程相占校,《山东社会科学》2016 年第9 期。因而当代自然美学强调把自然作为“环境”或“生态系统”(而非孤立的“对象”)来欣赏;另一方面,自然审美既然与艺术审美同谓之“审美”,那么就应像艺术审美关注作品(即接受作品的引导)那样,关注自然事物及其特性(即接受自然事物的引导)。针对前一方面,有的学者虽肯定其重要意义,但又认为自然事物仍可作为对象被欣赏。①参见诺埃尔·卡罗尔:《为自然所感动:在宗教与自然史之间》,《超越美学:哲学论文集》,李媛媛译,高建平校,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第602 页;薛富兴:《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第69 页。后一方面在当代自然美学中被表述为“客观性”(objectivity)原则,它批判性地指出,并非所有涉及自然事物的自然审美都是恰当的。 本文主要关注当代自然美学的“客观性”原则。②薛富兴和胡友峰等对卡尔松提出的自然审美“客观性”要求进行了探讨,但正如本文所揭示的,它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客观性”。 参见薛富兴:《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第38-52 页;胡友峰、蒋功艳:《自然审美“恰当性”辨正》,《社会科学》2024 年第4 期。
“感物”“比德”和“玄对”作为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三种自然审美模式,分别属于情感型、联想型和体悟型自然审美。 关于这三种自然审美模式,学界已有一些富于启发性的研究。③闫月珍:《作为道家传统的以物观物与中国诗学的美感经验》,《浙江学刊》2005 年第1 期;薛富兴:《先秦“比德”观的审美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4 期;薛富兴:《自然审美“恰当性”问题与中国“借景抒情”传统》,《社会科学》2009 年第9 期;周均平:《中国古代“比情”自然审美观论纲》,《山东社会科学》2012 年第12 期;李健:《中国古代感物美学的“感物兴情”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6 期;等等。然而,现有研究或者缺乏当代美学视角,对话意识不足,或者对其客观性面向重视不够。 有鉴于此,本文以当代自然美学的“客观性”原则为线索,对中国古代三种自然审美模式进行“再认识”,旨在激活它们在当下自然审美实践和自然美学知识体系构筑中的生命力。
罗纳德·赫伯恩(Ronald Hepburn)于1966 年发表的《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一文,被誉为当代环境美学的奠基之作。 在这篇文章中,赫伯恩已涉及自然审美的客观性问题。 他指出,“认识到”(realize)自然事物的真实状况,是“自然审美体验中的主要活动之一”。④罗纳德·赫伯恩:《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李莉译,程相占校,《山东社会科学》2016 年第9 期。但更加自觉和深入地探讨“客观性”原则的是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 他说:“客观地欣赏就是欣赏此对象本身及其特性,并专为此而欣赏。”⑤艾伦·卡尔松:《欣赏艺术与欣赏自然》,《从自然到人文: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薛富兴译,孙小鸿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70 页。对于自然审美而言,客观性意味着欣赏自然事物及其特性。 卡尔松指出,只有在“正确的范畴”或科学知识的指导下欣赏自然,才能保障“自然审美判断的客观性”。⑥艾伦·卡尔松:《自然、审美判断与客观性》,《从自然到人文: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薛富兴译,孙小鸿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69 页。他还明确表示,这种客观性用斋藤百合子(Yuriko Saito)的话来说,就是“如其本然”(on its own terms)的欣赏,而“‘如其本然的’恰当自然审美欣赏就是根据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相关范畴欣赏自然”。⑦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从自然到人文: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薛富兴译,孙小鸿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309-310 页。然而,欣赏者若使用不当的范畴(即未真实描述所欣赏自然事物的范畴)就会造成“审美遗漏”(aesthetic omission)和“审美欺诈”(aesthetic deception)。⑧艾伦·卡尔松:《自然、审美判断与客观性》,《从自然到人文: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薛富兴译,孙小鸿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78 页。前者指自然审美忽略了所欣赏对象本有的主要特征和价值,后者指将对象本不具有的东西强加于其上。 例如把原本属于哺乳动物的鲸作为鱼来欣赏,既造成了“审美遗漏”(遗漏了把鲸作为哺乳动物来欣赏),又造成了“审美欺诈”(把鲸当作鱼来欣赏)。
可见,卡尔松的“客观性”原则包括两个要点:一是欣赏自然事物本身及其特性,二是把科学知识的指导作为必要条件。 如此一来,所谓自然事物的特性仅限于在知识范畴指导下所观照到的内容。 卡尔松实际上把科学知识当作自然欣赏中起作用的“唯一可靠因素”。①艾伦·卡尔松:《欣赏与自然环境》,《从自然到人文: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薛富兴译,孙小鸿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51 页。“科学知识对于自然审美欣赏而言是关键的。 没有它,我们不知道如何恰当地欣赏自然,也将错过其所具有的审美特性和价值。”②艾伦·卡尔松:《自然与肯定美学》,《从自然到人文: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薛富兴译,孙小鸿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05 页。由于卡尔松力主科学知识对于欣赏自然的关键作用,故而其自然审美理论常被称为“科学认知主义”(Scientific Cognitivism)。③艾伦·卡尔松:《恰当自然美学的要求》,《从自然到人文: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薛富兴译,孙小鸿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277 页。
诺埃尔·卡罗尔(Noël Carroll)指出,卡尔松的论证中“似乎暗含着这样一种预想,即他所提出的是辨别欣赏自然的唯一形式”。④诺埃尔·卡罗尔:《为自然所感动:在宗教与自然史之间》,《超越美学:哲学论文集》,李媛媛译,高建平校,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第601 页。卡罗尔不同意这一“预想”,并认为“唤醒模式”(arousal model)是更普遍的客观性欣赏方式。 “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欣赏自然常常包括为自然所感动或者在情感上被自然唤醒。 我们可能通过使自己接受它的刺激,并通过对其外观的关注而置身于特定的情感状态中,从而欣赏自然。”⑤诺埃尔·卡罗尔:《为自然所感动:在宗教与自然史之间》,《超越美学:哲学论文集》,李媛媛译,高建平校,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第592-593 页。例如,站在瀑布脚下,耳旁回响着飞流直下的咆哮声,我们会因为瀑布的壮观而感到振奋,也就是“为自然所感动或者在情感上被自然唤醒”,而且,此时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瀑布可以被感觉到的力量、它的高度、水量、它改变周围空气的方式”等方面。⑥诺埃尔·卡罗尔:《为自然所感动:在宗教与自然史之间》,《超越美学:哲学论文集》,李媛媛译,高建平校,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第599 页。情感在这里的选择、调节和组织作用,相当于卡尔松所论述的科学知识在自然审美经验中的作用。⑦针对自然审美经验因多种感官的参与而可能陷入混乱,卡尔松强调科学知识的指导可以“将粗疏的经验转化为确定、和谐、有意义的经验”,因为科学知识具有“聚焦”功能,选择自然环境中某些因素作为审美的“焦点”,同时“排除”一些东西。 参见艾伦·卡尔松:《欣赏与自然环境》,《从自然到人文: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薛富兴译,孙小鸿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51-52 页。
卡罗尔认为,情感有“恰当”与“不恰当”之分,恰当的情感总是针对某事物,以其为根据并由其激发出来。⑧诺埃尔·卡罗尔:《为自然所感动:在宗教与自然史之间》,《超越美学:哲学论文集》,李媛媛译,高建平校,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第607 页。因此,“情感的唤醒有一个认知维度”⑨诺埃尔·卡罗尔:《为自然所感动:在宗教与自然史之间》,《超越美学:哲学论文集》,李媛媛译,高建平校,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第592 页。,唤醒模式及其产生的恰当情感也就具有了客观性。 卡罗尔仍以欣赏瀑布为例说:“如果其他人也同样相信瀑布的规模宏大的话,那么瀑布的壮观所刺激的情感反应就是客观的了。 它不是主观的、歪曲的或不确定的。”⑩诺埃尔·卡罗尔:《为自然所感动:在宗教与自然史之间》,《超越美学:哲学论文集》,李媛媛译,高建平校,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08 页。
然而,卡尔松坚持认为,严格意义上的自然欣赏的主要成分是对事物进行“估量”(size up)的认知活动,情感反应只是次要成分,但“唤醒模式”仅涉及欣赏的次要成分而未涉及主要成分。⑪Allen Carlson,“Nature,Aesthetic Appreciation,and Knowledge”,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53,no.4,1995,pp.393-400. 对此,卡罗尔反驳说,卡尔松误解了情感反应的特性,“没有注意到情感也与对情境的估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⑫诺埃尔·卡罗尔:《情感、欣赏与自然》,《超越美学:哲学论文集》,李媛媛译,高建平校,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第621 页。例如一辆呼啸而来的汽车引起的恐惧,告诉我们汽车的速度可以致命,促使我们对当下情境“进行过滤并建构它”,从而关心汽车的方向而非颜色。①诺埃尔·卡罗尔:《情感、欣赏与自然》,《超越美学:哲学论文集》,李媛媛译,高建平校,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第622 页。卡罗尔继而指出,卡尔松对自然审美的主要成分和次要成分之间过于尖锐的划分是错误的,因为情感反应所具有的估量和认知作用,使得“它们无法与卡尔森(松)的欣赏的主要成分分开”。②诺埃尔·卡罗尔:《情感、欣赏与自然》,《超越美学:哲学论文集》,李媛媛译,高建平校,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第623 页。
卡罗尔不仅肯定了情感反应在自然审美中的重要性,而且还批评卡尔松对联想、想象作用的忽视。例如,在观看云的姿态时联想到山,这可以“使我们注意天空中厚重而巨大的形状”。③诺埃尔·卡罗尔:《情感、欣赏与自然》,《超越美学:哲学论文集》,李媛媛译,高建平校,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第627 页。与情感一样,这里的联想、想象也有助于对自然事物特性的感受。
根据卡罗尔为情感和想象在自然审美中的合法性所做的辩护,不难得出以下结论:科学知识的指引并非实现自然审美客观性的必要条件;在客观性自然审美中,情感、想象与认知同样重要,而且它们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
科学知识的建构性表明它并非有关自然的唯一真理。 如果以科学知识中的自然为全部自然之真,那么无限丰富的自然就被“图像化”④海德格尔认为,在现代社会,“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参见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版,第91 页。 这里借用海德格尔的“图像化”概念来形容对自然事物的抽象和窄化。了。 较合理的做法是,将科学知识指导下的审美仅作为客观性自然审美的一种特殊类型或特定趣味。 事实上,经由与其他学者的论辩,卡尔松对自己的观点也有所调整。 他甚至说:“我想提出的对这些丰富和深化我们自然审美欣赏途径的一个总的限定是,它们应当限于信息、知识、情感反应,或者是那些在某种意义上说属于、源于或相关于所欣赏对象(此处是指自然)的东西,而不是那些由欣赏者强加于所欣赏对象身上之物。 因此我认为,在许多情形下,那些真正有关于自然对象特征和属性的民间传说,甚至是神话的知识,而不只是一些强加于自然对象的故事,可以成为丰富和深化自然审美欣赏的很好方式。”⑤艾伦·卡尔松、薛富兴:《科学认知主义视野下的环境美学——环境美学家艾伦·卡尔松访谈录》,《从自然到人文: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薛富兴译,孙小鸿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341 页。卡尔松在此承认,除科学知识外,与自然事物特性相关的情感、想象、神话和民间传说等都可以促进客观性自然审美。
因此,可以这样界定自然审美的“客观性”原则:自然审美应充分尊重和欣赏自然事物及其特性,而且自然事物在审美经验的形成,以及抗拒审美主体的随意发挥上应起到实质性作用。 不过,客观性审美并不要求也不可能规避情感和想象等活动,真正需要避免的只是主观任意性。 其实,尊重事物特性是审美自身的要求,审美感知内在地涵摄了“客观性”原则。 与普通感知不同,审美感知的特性在于“更为密切地注意直接呈现的东西”。⑥阿诺德·柏林特:《美学再思考:激进的美学与艺术学论文》,肖双荣译,陈望衡校,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60 页。“密切地注意直接呈现的东西”,就意味着对欣赏对象及其特性的尊重与追随。 阿诺德·柏林特(Arnold Berleant)倡导的“参与模式”(engagement model),突出了身体在感知自然环境时的作用,而他认为身体参与的审美仍可满足“客观性”要求。⑦参见赵玉:《再次对话当代环境美学家阿诺德·柏林特》,《鄱阳湖学刊》2013 年第3 期。格诺特·波默(Gernot Böhme)的气氛美学肇始于生态自然美学研究。 他强调的“身体性在场”感知(即多感官未加区分的整体性身体感知)所感受到的“气氛”(atmosphere),虽然不完全是“客观的东西”,却是属于“物的东西”或“物的迷狂”(即物的显现),⑧格诺特·波默:《气氛美学》,贾红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21-22 页。因而也具有客观性。
总之,当代自然美学的“客观性”原则源于审美本身的内在要求,而不具有“客观性”的“自然审美”是自相矛盾的。 “客观性”原则反对过于主观化的审美,要求欣赏者走出自我中心而为他者(即自然事物)留出空间。 接下来,本文以其为线索,重新审视中国古代三种自然审美模式。
“感物”中的“物”包括自然事物和社会事象。 就前者而言,感物可以被视为一种自然审美模式。
古人以气化宇宙观来解释感物现象。 按气化宇宙论,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均由气之凝聚而生,又因气之离散而灭,“通天下一气”(《庄子·知北游》)①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559 页。。 万物同源一体,相互感应。 诚如张载所言:“天地生万物,所受虽不同,皆无须臾之不感。”②张载:《正蒙·乾称篇》,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1978 年版,第63 页。感应包括同质感应和异质感应两种类型。③郁沅:《心物感应与情景交融》(上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 年版,第96 页。异质感应,如《周易》中的阴阳相感;同质感应,如《吕氏春秋·应同》所言“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④陆玖译注:《吕氏春秋》,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377 页。,以及董仲舒《春秋繁露·同类相动》所言“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⑤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484 页。。
天地万物均在气化流行中震荡感应,人对事物的感应则形成情感波动。 情感是感物的核心心理要素。 我们通常以为情感只是主观的、非理性的,然而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从现象学角度强调将情感“作为对象的属性”来看待:“我们简直可以说情感性不完全在我身上而是在对象身上。 感觉就是感到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不是作为我的存在状态而是作为对象的属性来感受的。 情感在我身上只是对对象身上的某种情感结构的反应。”⑥米·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陈荣生校,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年版,第481 页。这种情感无疑属于卡罗尔所说的“恰当的情感”。
感物之情同样具有客观性和认知性。 感物离不开自然事物的激发和召唤,感物之情是外物作用的结果。 《乐记》解释音乐起源时提出的“感于物而动”,⑦杨天宇译注:《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版,第582 页。班固《汉书·艺文志》论歌谣创作时说的“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⑧班固:《汉书》,陈焕良、曾宪礼标点,岳麓书社1993 年版,第777 页。以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解释感物时说的“应物斯感”⑨刘勰著,王运熙、周锋译注:《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版,第45 页。等,都表明感物之情是因应外物相召而起的。 这一特点使它不同于西方近代浪漫主义那种独立于外在环境的、自我表现的个人情感。
外物对人的感发不仅发生在心理层面,也发生在更为隐微的身(即“气感”)的层面。 《周易·咸卦》借助男女间的交感现象来阐明事物间的感应关系。 咸卦的卦形为艮(☶)下兑(☱)上。 艮象征山和少男,属于刚;兑象征泽和少女,属于柔。 “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⑩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第181 页。在《周易》经文中,男女感应时被突显出来的是身体的反应,即“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咸其脢”和“咸其辅颊舌”。⑪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第182-185 页。 直到后来,《易传》的彖辞才以“感”释“咸”,曰:“咸,感也。”⑫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第181 页。虽然“咸”“感”为古今字,⑬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潘雨廷点校,中华书局1994 年版,第314 页。但由“咸”到“感”的演化体现了对感应时心的活动的倚重。 总之,从文字学方面看,古人最初“还没有把‘感’当作一种心理体验,可能直到‘咸’之下再加‘心’字,‘感’才明确为一种心理活动”。⑭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112 页。 其实,身与心在情感反应中是共同起作用的。 身的作用可归结为气的交感。 因此,感物的底层是“气感”,它呈现出人与宇宙“相互关涉、彼此连结的气化通流”,“个体趋向整体或者整体召唤个体,也可以说就是身体嵌入宇宙中或者宇宙在人身中体现”。①郑毓瑜:《引譬连类:文学研究关键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年版,第7-8 页。这种周遭之气与欣赏者的“体气”相互震荡和渗透的思想,可以与当代美学所注重的欣赏者对于交融其中的“环境”或“气氛”的感知相互发明;气感也类似于当代美学以“身体参与”或“身体在场”的方式对自然事物的感受。
正因为感物之情是由外物激发出来的,并建立在对外物感知的基础之上,所以它隐伏着认知的向度。 《乐记》说:“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②杨天宇译注:《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版,第583 页。音乐的声音(如“噍杀”“啴缓”等)表达了为乐者的内心情感(如哀乐等),而情感则感发于物(社会现实),因而音乐折射出现实的讯息,具有政治认识功能。 与此相似,《诗大序》的“诗言志”说既主张情感抒发又强调诗的政教功用(美刺),而政教功用又以作者情感的真诚为前提,即所抒之情应为现实感发之情。③《诗言志》孔颖达疏云:“志之所适,外物感焉。 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一),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563 页。唯其如此,抒情诗歌才能映射出当时社会之真实状况。 情感的真诚具有现实认知的意义。 虽然《乐记》和《诗大序》所谓的“物”主要指社会事象,但由自然事物所感发的情感也同样具有客观性和认知性。 其客观性、认知性常体现为对节令气候和万物形态姿容变迁的敏感。 郑玄注《诗经·豳风·七月》说的“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一),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831 页。曹植《幽思赋》的“顾秋华之零落,感岁暮而伤心”,⑤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1),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年版,第466 页。潘岳《秋兴赋》的“嗟秋日之可哀兮,谅无愁而不尽”,⑥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1),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年版,第654 页。陆机《文赋》的“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⑦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1),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年版,第669-670 页。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的“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 ……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⑧刘勰著,王运熙、周锋译注:《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版,第462 页。以及钟嵘《诗品序》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⑨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第1 页。,等等,这些有关感物的经典言论都表明感物侧重于在动态变迁中去感受自然。 因此,自然事物变迁的讯息也蕴含在感物之情中。 湛方生《怀春赋》云:“夫荣彫(凋)之感人,犹色象之在镜。”⑩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1),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9 页。这既说明,景象之荣枯与因其所起之情的关系,恰似物之色象与镜子间的客观映射关系;同时又说明,所起之情蕴含着春景荣枯的讯息。
以往的古典诗学研究常援引里普斯(Theodor Lipps)的“移情说”来解释感物。 二者固然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注意到物我之间的往返交流,并且最终导向物我间的融合。 不过,二者也有很大的差异。 感物说以气化宇宙观为基础,“我”与“物”、人与自然都统一于气,本来就是一体相通的;而移情理论则建立在主客二元论的基础之上。 更重要的是,里普斯主张只有事物的“感性形状”才是审美的对象,而且审美“并非对于一个对象的欣赏,而是对于一个自我的欣赏”。⑪里普斯:《论移情作用、内摹仿和器官感觉》,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版,第2-4 页。 他还说:“我‘在对象里面’所感觉到的那类情感和我对一个对象所生的那类情感不同。”⑫里普斯:《再论“移情作用”》,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版,第17 页。移情属于“感觉到的那类情感”,只涉及对象的“形状”;而感物则属于里普斯所说的“生”出情感,必然涉及对象的实际存在。 不难看出,里普斯的移情说仍局限于康德的静观美学,并且突出了对“自我”(即主体移置于对象中的情趣)的欣赏。 感物则是一种源初性的、生存性的物我感通。 如果仅看到感物与移情的相通之处而忽略了其间的重要差异,就会削弱对感物客观性的认识。
在中国美学理论的原境中,感物并没有被自觉地当作一种自然审美方式来看待,而主要被视为艺术创作的起始环节。 在感物起情后,紧接着就进入艺术构思阶段。 艺术家构思时对心中所呈现的诸意象进行选择和提炼,在特定艺术语言的诱导和规约下最终完成“借景抒情”的艺术表现。 严格地讲,“借景抒情”属于艺术构思阶段的任务,此时,艺术家收视反听,注意力已不在对自然事物的感知上。 本文建议将“感物”而非后续艺术成分过多的“借景抒情”,作为一种自然审美模式。 鉴于艺术创作中的感物与构思前后相续、如影随形,感物往往在瞬间之后便过渡到借景抒情的构想中去,应当立足于自然审美,将感物从整个艺术创作链中独立出来,尽可能避免因艺术语言思维的介入而将自然事物仅当作艺术表现的工具,从而保证其作为自然审美的客观性。
比德模式将自然审美对象作为人的德性的隐喻或象征,其形成与周代以来的重德意识和农耕文明的大背景有关。 周代殷之后,为论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将殷人视作宗祖神的“天”“帝”,改为所有人的最高神。 于是,任何人都不能再从天帝那里获得血缘上的特殊庇佑,谁有德,天帝就降大命给谁。 “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一),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1086 页。使周人警觉到丧失德行就可能失去天下,重蹈殷人覆辙。 周初“天命”观念已经有了忧患意识和敬德意识等人文内涵。 特别是,到了春秋时期,“德”越来越“内在化”,由仪式伦理为主导逐渐演变为由德行伦理(即德性伦理)为主导。②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版,第361-365 页。德性追求为比德审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背景下,生活中常见的自然事物很容易被德性追求所渗透。 德性本应由人的身体(容貌、语气、动作和衣饰等)得到外显,但比德却借助自然事物的形象(色、形、声、味、质和结构等)来对其加以体认。 因此,比德审美可视为人格审美的拓展类型。
较早将“比”“德”二字连为一词并在通常意义上使用的是《荀子》一书。③《尚书·洪范》中虽然出现了“比德”一词,但它指臣民结为私党,因而与通常意义上的比德不同。 参见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148 页。《荀子·法行》记载子贡向孔子请教君子何以“贵玉而贱珉”,孔子答道:“夫玉者,君子比德焉。 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桡,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④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 年版,第492 页。玉多以器物、饰品等形式出现,但这里仅涉及材质,巧妙地将玉材质各方面的特征与人的不同德性关联起来,故而属于自然审美。
作为一种自然审美模式,比德以对自然物、自然现象的特征的感受和熟识为基础,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如上述以玉比德就有对玉材质特性(如“温润而泽”“栗而理”和“坚刚而不屈”等)的全方位把握。又如屈原《橘颂》以橘树“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的生长特性来类比君子“独立不迁”。⑤洪兴祖:《楚辞补注》,白化文等点校,中华书局2015 年版,第158-159 页。再如韦应物《效陶彭泽》中的“霜露悴百草,时菊独妍华。 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⑥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 年版,第1897 页。以菊花耐寒霜的“物性”比拟陶渊明的高洁品行。
比德审美在把握对象特性时往往突出它的“神”。 在古人以玉比德的观念中,居于众特性之首的、象征仁德(儒家最看重的德性)的“温润而泽”,⑦除《荀子·法行》外,《管子·水地》《礼记·聘义》和《说文解字·玉部》都有相近的以玉比德的论述,而且都把温和润泽作为玉的诸特征之首。 参见李山、轩新丽译注:《管子》,中华书局2019 年版,第658 页;杨天宇译注:《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版,第1033 页;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10 页。可谓玉之“神”。 比德还可以结合外部环境来突显对象的“神”。 在万木凋枯的寒冬,松柏却依然青翠挺拔,孔子因而发出“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凋)也”(《论语·子罕》)①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5 年版,第140 页。的慨叹。 松柏之“神”就体现为“岁寒”时的“后凋”。 周敦颐《爱莲说》中有一段较为具体地描绘莲花的形态与特性的文字:“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②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53 页。作者通过与生长环境(“淤泥”和“清涟”)的对比,突出了莲花清雅的神韵。 在比德中“神”比“形”更为重要,所以沈德潜评庾信《梅花》诗说:“古人咏梅,清高越俗,后人愈刻画,愈觉粘滞。 古人取神,后人取形也。”③沈德潜选:《古诗源》,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304 页。
比德审美虽然不乏客观性面向,但也有明显的缺陷。 当自然事物与人的德性一旦在审美中取得了某种巧妙的联系后,人们便将这种联系固定下来,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 于是,比德最终跳过审美感知,而将自然事物直接作为象征符号来加以指认。 例如,一见到梅花,无需细致感受便想到人的坚贞不屈。
此外,在比德的心理要素中,联想(主要是类似联想)最为关键。 如前所述,卡罗尔肯定了联想在自然审美中的作用。 其实,并非任何联想都适用于审美,像那种“由甲而乙,由乙而丙,辗转不止的乱想”,“是妨碍美感的”④朱光潜:《谈美》,《朱光潜全集》(3),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36 页。。 这种线性向外的联想导致了对对象的偏离。 审美时的联想应紧扣对象来展开,并且应有助于强化对对象的感受。 然而,比德中的联想由于只服务于由自然到人的德性的过渡,所以常常出现审美偏离。 如孔子说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 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⑤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5 年版,第91 页。,自有其深刻哲理,但从自然审美的角度看,似乎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由山水之动静想到人的仁智,又由仁智想到人的乐寿。 这不正是对自然山水的偏离吗?
“比”字说明古人已自觉意识到并欣然坦承比德只是类比、比拟而已,不是真的认为自然事物也具有人的德性。 比德并非“张冠李戴”或“指鹿为马”的误会、混淆,不会导致卡尔松所批评的“审美欺诈”。 但如上所述,它是人格审美的拓展形态,根本目的是彰显人的德性,重心在人这一端,可能还存在一些无益于欣赏自然的联想,故而有卡尔松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⑥卡尔松曾指出西方传统自然美学的多重缺陷,其中之一就是“人类中心主义”。 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即认为“自然只为我们及我们的愉悦而存在”。 参见艾伦·卡尔松:《当代环境美学与环境保护要求》,《从自然到人文: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薛富兴译,孙小鸿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286 页。之嫌。
可见,从对自然的欣赏来说,比德主要面临两大问题:一是自然事物的符号化弱化了审美性质,二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使它偏离了对自然的欣赏。 前者属于后生不足,但如果欣赏者只是把约定俗成的象征观念当作一种审美“前见”,而在审美时充分尊重自然事物的本有特性,那么符号化就不会妨碍审美。 后者属于原生不足,需要加以改造。 欣赏者应抛弃自我中心的态度,不再以体认人的德性为最终目的,而是反过来以联系人的德性来促进对自然的感受,并且抑制或禁止那些无助于欣赏自然的联想。
正如人们唯有联系自己的经历才能懂得他人一样,人类也只有联系自己的生存才能理解自然。 很多科学用语,如物理学中的“引力”“惯性”和化学中的“活泼”“惰性”等,都具有以人喻物的隐喻性。“我们认为科学是正确的,往往就忘了它的隐喻性。”⑦丹尼尔·奥尔布赖特:《缪斯之艺:泛美学研究》,徐长生、杨贤宗等译,欧荣校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34 页。人类最初使用隐喻性词语去描述自然现象,对自然持有一种同情的理解,科学的描述充溢着浓郁的诗意。 然而,这些词语被反复使用后,其隐喻性便逐渐不被人察觉,“秘响旁通”的诗意也消逝了,以致成为纯粹客观的陈述。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仅仅从纯科学和逻辑上了解自然,还希望对它有更为切近的理解,那么就必须再次与自身的经验建立联系。 利奥波德(Aldo Leopold)为说明具备地表历史知识可以提高对自然的欣赏,曾举过一个例子:鹤的族群“起源于距今较远的第三纪始新世”,而它所起源的动物区系中的其他成员,已久久埋葬于山丘之下了;当我们听到鹤的鸣叫时,听到的不仅是鸟儿的鸣叫声,而且是“动物进化管弦乐队中一只吹响的号角”。①利奥波德:《沙乡年鉴》,舒新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98 页。“吹响的号角”(the trumpet)就是一个与人类经验相系的隐喻。 这说明,在利奥波德所描绘的客观欣赏中,同样需要联系人类在生存抗争中的斗志、勇气和胜利,才能同情地理解鹤的进化的不易和成功。 没有对生存艰辛的起码体验,我们甚至怀疑欣赏者能否真正被鹤鸣触动。 欣赏者的联想、“代入感”和“以自我为参照”,无论在自然审美还是在艺术审美中都应该被允许,它们不会影响审美的客观性。 同情地理解自然只能是人与自然的融合。 由此可见,比德这一联想型自然审美模式在人与自然的沟通中有其特殊意义。 在欣赏鹤鸣的例子中,欣赏者完全可以借助人的坚韧、顽强等德性来强化、增进对鹤鸣的感受。
在中国古人看来,体悟之所以明显高于一般认知在于它使人直接生活于其所察知的真理(“道”)之中。 《庄子·知北游》云:“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 今于道,秋豪之端万分未得处一焉,而犹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体道者乎! 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于人之论者,谓之冥冥,所以论道,而非道也。”②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578 页。与“体道”不同,“论道”仅停留在语言上而心意和行动“未得处一”。 成玄英疏《庄子·刻意》“能体纯素,谓之真人”说:“体,悟解也。 妙契纯素之理,则所在皆真道也,故可谓之得真道之人也。”③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547 页。“纯素之理”即“真道”,体悟真道则“所在皆真道”,也就是体悟之“人”(心意和行动)成了真道的化身。 中国古代自然审美深受道家体道思想的沾溉。 人与自然相处不同于与他人打交道:在面对他人时,容易产生虚荣心和攀比心,而与自然亲密相处时,往往只保留真实的需求;面对他人,容易强化自我,而面对自然,则容易忘记小我;与他人相处往往心存戒备而难以真诚待人,然而自然事物的真实无欺却可能带动人的真诚。凡此种种,说明通过自然来悟道有其方便之处,这正是“玄对”自然审美模式产生的重要原因。 东晋孙绰《庾亮碑》云:“公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 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④这段文字见于《世说新语·容止》刘孝标注。 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诸子集成》(八),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162 页。“以玄对山水”即以“尘垢之外”的“湛然”玄远之心去欣赏山水自然,并从中悟道。 我们以“玄对”一词统称中国传统美学中以体悟为核心的自然审美。
其实,玄对审美模式已存在于老庄思想中。 老子云:“涤除玄鉴,能无疵乎?”⑤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96 页。“涤除”是去除贪欲、成见和算计的工夫,“玄鉴”则是内心达到的纯静境界。 《庄子·天道》也有类似的说法:“水静犹明,而况精神! 圣人之心静乎! 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⑥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37 页。人心若能像映照万物的镜子一样澄澈,则可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⑦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205 页。,即与道与万物一体相通。 这种一体相通,《庄子·齐物论》称之为“物化”,⑧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92 页。《庄子·达生》称之为“与天为一”⑨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465 页。或“以天合天”⑩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489 页。。 为了使心灵之镜保持纯静,又须做到“无己”(《庄子·逍遥游》)⑪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14 页。和“丧我”(《庄子·齐物论》)⑫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3 页。。 玄鉴所观赏的不是一般的与丑相对的美,而是《庄子·知北游》中说的“大美”①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563 页。。 陈鼓应解释“大美”说:“广大的天地,运化不息,无处不孕含着活泼的生机。 万物欣欣向荣,表现着大自然的无言之美。”②陈鼓应:《老庄新论》,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338 页。换言之,“大美”即宇宙万物在运行变化中所绽现的活力生机。
老庄的心与道冥、物我相通等思想都被玄对审美模式所吸收。 “以玄对山水”的提出者孙绰与王羲之、支遁等是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人物。 王羲之《答许询诗》云:“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③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896 页。支遁《咏怀诗》其一云:“寥亮心神莹,含虚映自然。”④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1080 页。玄言诗人这种“以玄对山水”“静照在忘求”和“含虚映自然”的自然观照方式,在山水田园诗和山水画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六朝山水诗画从声色、形貌、动静、远近等方面刻画自然景象,具有一定的写实精神。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指出了以谢灵运为代表的诗人们在“形似”“体物”方面的贡献:“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使读者“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⑤刘勰著,王运熙、周锋译注:《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版,第466 页。但无论是此时的山水诗还是山水画,最终都以体悟真道为指归。 正因此,谢灵运的山水诗在记述一番游历之后,总有“恬如既已交,缮性自此出”(《登永嘉绿嶂山诗》)⑥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1163 页。、“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⑦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1165 页。和“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⑧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1167 页。等悟道之论。 以山水诗的发展史看,谢诗尚留有玄言的尾巴;而以自然审美的角度看,它们明确地道出了对玄对审美模式的运用。
宗炳《画山水序》中的“澄怀味像”⑨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年版,第583 页。和后来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中的“以林泉之心临之”⑩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年版,第632 页。,也属于玄对自然审美模式。 宗炳将其审美效果表述为“应会感神,神超理得”,⑪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年版,第583 页。即观赏山水使人精神超越,对道(“理”)有所领会。 此外,玄对自然审美模式在园林审美中也有体现。 《世说新语·言语》载简文帝游华林园时对左右随从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⑫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诸子集成》(八),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29 页。会心于道、与物相亲的“濠濮间想”,是玄对审美模式在园林审美中的运用,它造就了中国园林景观中的经典意境。
“以物观物”也属于“玄对”审美模式,当然,所观之“物”不一定限于自然事物。 邵雍将“以物观物”与“以我观物”作为相对的概念。 “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⑬邵雍:《观物内篇》,邵雍著,郭彧整理:《邵雍集》,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49 页。“以物观物”的前提是摆脱小我。 “因物则性”,“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⑭邵雍:《观物外篇》,邵雍著,郭彧整理:《邵雍集》,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152 页。 以物观物不掺杂个人情感而顺应物。 邵雍的观物思想受庄子的影响,他在解释庄子何以知“鱼之乐”时说:“此尽己之性,能尽物之性也。 ……若庄子者,可谓善通物矣。”⑮邵雍:《观物外篇》,邵雍著,郭彧整理:《邵雍集》,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163 页。从根本上说,以物观物正是庄子哲学以己之性通物之性的体道之境。 王国维用“以我观物”来解释“有我之境”,用“以物观物”来解释“无我之境”,而且认为“无我之境”唯“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⑯彭玉平:《人间词话疏证》,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408 页。 王国维的观点近承邵雍,远绍庄子。 “他标举的‘无我之境’,跟庄子的‘丧我’‘忘己’,很有关系;‘以物观物’,正与‘以天合天’互为注脚。”⑰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65 页。由此可推,所谓“豪杰之士”可能是就“丧我”“无己”而言的。 所以,叶维廉说:山水诗人先需“以物观物”,“剔除他刻意经营用心思索的自我——即道家所谓‘心斋’‘坐忘’和‘丧我’——来对物象作凝神的注视”。①叶维廉:《中国诗学》(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93 页。
在“丧我”“无己”的“心镜”中,呈现的是万物的本来面貌而非一己臆想的样子;玄对以“我”之本性契入万物之性,使“我”“物化”,“以天合天”;玄对中体悟的道或理不是抽象的,而是不离感性又超感性的天地之生机大美:这些都表明玄对审美模式具有客观性面向。 当然,这里的“客观性”并非主客二分意义上的,所悟之“道”也是一种只有在体验中才能接近的真理。 玄对的客观性面向体现了欣赏者在自然面前的谦卑与敬畏。
玄对自然审美模式在道家思想的直接启发下产生,但随着佛教的传播和禅宗的兴起,它又受佛学中一些与道家意旨相通的观念的影响。 无论是道家还是佛家,其理论出发点都在人的自由和解脱。 世人以狭隘的充满偏见和欲念的眼光看世界,世界就会被扭曲,而扭曲的世界加重了人的情绪负担,令人烦恼不断。 体道后呈现的新世界(新境界)则解除了人对世界的一切扭曲,使人感到自由和惬意。 《庄子·知北游》中的“山林与! 皋壤与! 使我欣欣然而乐与”,②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588 页。以及宗炳《画山水序》的“余复何为哉? 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③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年版,第584 页。,都指出了玄对给人带来的解脱和适意。 在审美实践中,玄对还会附加一些世俗的追求。 例如,晋室南渡后玄对自然审美的兴起,与江左清丽柔美的山水给予了贵族们极大的感官享受是分不开的。 谢灵运等人对山水的热爱甚至还包含着冒险、寻刺激等意图。 然而,在自然审美中过于看重自然的工具价值,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对自然内在价值的尊重,妨碍对万物之性的契入和对道的体悟,从而必然削弱玄对审美的客观性。 因此,玄对自然审美模式应弱化各种工具价值追求,而突出对自然本来面貌、自然之道、自然之大美的感受和体认。
“客观性”原则是当代自然美学在“环境”“生态”原则之外所确立的另一具有标志性的阐释维度。客观性自然审美在尊重自然事物及其特性的同时,并不一概排斥情感和想象,它致力于在人与自然之间确立一种间性关系。 如果片面推尊客观认知而屈抑情感、想象,就有将审美判断混同为事实判断的危险。 自然审美的“客观性”原则是审美自身的要求,审美就意味着密切关注和追随对象。 西方近现代美学因其根深蒂固的人本主义价值取向,故而未能很好地聚焦于这一原则。 本文基于“客观性”原则,重点考察了中国古代三种代表性自然审美模式各自独特的客观性面向,同时也指出了其中需要调整和优化的地方。 在审美时选择不同的“关注的东西”,欣赏者的体验将“产生巨大的差异”。④本斯·纳内:《美学》,史正永译,译林出版社2023 年版,第26 页。各种自然审美模式因其关注点的不同会带来不一样的体验,这恰恰是自然审美丰富性的体现。 经改进后的感物、比德和玄对,既有效承续了中国美学的传统精神,又实现了与当代自然美学的深层对话,从而有助于我们通过情感共鸣、联想启发和深层体悟等方式,重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塑造对待自然的谦卑、敬畏等德性。
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6)01-0046-11
作者简介:左剑峰,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