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丁景唐的鲁迅研究以朴学为方法,在辑佚、校勘、版本、目录、注释等领域精耕细作。 丁景唐辑佚考证鲁迅的佚文,丰富鲁迅的著述;精心校勘,纠正鲁迅著作中的错误;搜集考订鲁迅著作的版本,倡议建立鲁迅著作版本目录学,梳理鲁迅著作版本体系;关切《鲁迅全集》注释的错讹,参与《鲁迅全集》注释的修订;在学术态度上,讲究实事求是,这些无不是朴学的传统。 丁景唐不仅以捐赠鲁迅文物、关爱提携青年来回报鲁迅,更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实践“把鲁迅的还给鲁迅”。 时至今日,丁景唐的学术与人品对于后学仍深具启发。
关键词: 丁景唐 鲁迅研究 朴学 《“把鲁迅的还给鲁迅”》
丁景唐青年时期是诗人,所作诗集《星底梦》充满青春的朝气与蓬勃的生命力,被关露评为“好像在一片黑寂的大海里看见一只有灯的渔船一样”① 梦茵(关露):《读了〈星底梦〉》,《女声》1945 年第2 期。。 诗歌收入《中国四十年代诗选》《新诗钩沉》第二辑等重要选本。 丁景唐也是当之无愧的出版大家。 其在出版界耕耘四十年,主持多项泽被后世、载入史册的重大工程,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影印现代文学期刊、影印《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策划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 其领导下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敢为人先,顺应思想解放潮流,出版《重放的鲜花》,并重印现代文学作家作品,成为现代文学出版的重镇。 但在此二者之外,他或许更为看重自己的另一重身份——学者。 丁景唐是“左联”研究、鲁迅研究、瞿秋白研究、民间文学研究等领域的专家,其著作少而精,具体到鲁迅研究有三部:《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它》。
《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初版于1958 年6 月,共收文章20 篇,附录为“有关瞿秋白同志及其著译的参考资料目录”,首印12000 册。 1959 年7 月再版,正文篇目不变,附录增补较多,题目变更为“有关瞿秋白同志生平及其著译的参考资料目录”,因系“困难时期”,纸张供应紧张且质量较差,首印6500 册。 1961 年9 月又印行第3 版,增补初版以来陆续所写的文章10 篇,删去文章4 篇,总计26 篇。这一版成为“文革”前丁景唐的代表作,首印仍为12000 册。 《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初版于1980 年5月,首印30000 册。 其中有15 篇取自1961 年3 版《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稍作增删,增收《鲁迅和凯绥·珂勒惠支》等10 篇文章,总计22 题,25 篇文章。 增订本再版于1983 年12 月,印刷7000 册,又增收21 篇文章,合计46 篇,另有附录4 篇。 《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它》最为特殊,出版周期长达七年,版权页上标注1986 年10 月第1 版,1993 年5 月第1 次印刷,印数仅为500 册①参见丁言模:《丁景唐、王保林合著〈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它〉》,《丁景唐纪念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年版,第445 页。。 相对而言,前两本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丁景唐的鲁迅研究特点。
丁景唐将自己的研究心得题名为“札记”,一方面是其低调谦逊人格的自然显现,表示作者对于鲁迅与瞿秋白的崇敬之情,但有意无意间也承继了清学的传统。 札记这一形式本身就是明清以降学人常用的文体,如《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等都是后世闻名的札记类著作。 在具体方法上,丁景唐则实践了朴学的治学路径,在辑佚、校勘、版本、目录、考证等领域深耕细作。 那么,从这个角度重读丁景唐的鲁迅研究论著能从中汲取到什么? 会有哪些启发呢?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辑佚与校勘学作为清代学术对后世的贡献。 关于辑佚兴起的原因,梁氏有言:“书籍经久必渐散亡,取各史艺文、经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见也。 肤芜之作,存亡固无足轻重;名著失坠,则国民之遗产损焉。”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版,第97 页。《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采书数以百计,清代辑佚自此形成风潮,名家辈出。 许多从前失传的古籍经过清代学者的辑佚重新问世,至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更是搜求广泛,堪称皇皇巨著,蔚为大观。 鲁迅治学“受清代学者的濡染”③蔡元培:《〈鲁迅全集〉序言》,《鲁迅全集》第一卷,鲁迅全集出版社1938 年版,序言第1 页。,自觉袭用清儒家法,对于辑校古籍向来兴趣浓厚,据学者统计,鲁迅毕生“辑录、校订的古籍手稿共五十种”④徐小蛮:《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及其研究价值》,《鲁迅研究动态》1987 年第8 期。。 但鲁迅辑校的对象又与清儒不同,他破除了清代学者宗经的态度,刻意搜罗小说,所得成果如《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为其后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做了准备。 随着时间的流逝,鲁迅的著作也变成辑佚的对象,在鲁迅生前,杨霁云已在先生的亲自指导下,辑成《集外集》。 鲁迅逝世后,唐弢又辑佚而成《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 即便如此,鲁迅旺盛的创造力、报刊杂志的不易搜集、大量笔名的使用等因素,全集之外的佚文仍源源不断地被发现。
丁景唐的鲁迅研究成果中,佚文的挖掘与讨论占比较大,分量也较重。 《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增订本)》46 篇文章中有12 篇讨论鲁迅佚文(包括丁景唐独立发现的7 篇佚文⑤丁景唐有一篇长文《记一九五六——五八年版〈鲁迅全集〉(十卷本)以外的四十四篇佚文》,据其哲嗣丁言绪介绍,其讨论的44 篇佚文有很多是丁发现的,但文章中没有注明,现在已难以辨别。),占比为26%。 丁景唐在辑佚方面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在笔者看来,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博闻强识,勤于翻检。 如《关于鲁迅论“万古愁曲”的一封信》是丁景唐鲁迅作品拾遗系列的第一篇文章,当时他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蛰居乡间翻阅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合订本时发现了一封鲁迅的佚信。 这封信不见于1938 年版《鲁迅全集》,唐弢《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等集中。 鲁迅在信中回应了《歌谣周刊》第八十五号上刘策齐的《明贤遗歌》,诚恳地告知对方“您在《砭群》上所见的《击筑遗音》,就是《万古愁曲》”⑥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73 页。。 由信可见鲁迅的“渊博的学识”,以及“对歌谣搜集工作的关怀”①丁景唐:《关于鲁迅论“万古愁曲”的一封信——鲁迅书简拾遗》,《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新文艺出版社1958 年版,第36 页。 《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初版和再版时书中版画名、刊物名、书名都使用双引号,第三版1961 年始统改为书名号。。 又如在翻阅《革命文豪高尔基》时,丁景唐在邹韬奋的后记中发现了鲁迅给邹韬奋的一封信,信中鲁迅热忱向邹韬奋表示愿意供给高尔基插图。这封佚信也是至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封鲁迅致邹韬奋的信件。②丁景唐:《关于鲁迅给邹韬奋的一封信——鲁迅书简拾遗》,《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新文艺出版社1958 年版,第39—44 页。而在《北斗》杂志上,丁景唐就前后发现四篇佚文,分别为《凯绥·珂勒惠支木刻〈牺牲〉的说明》《里维拉壁画〈贫人之夜〉说明》(今通译理惠拉)、《绥甫林娜小说〈肥料〉后记》《〈日本研究〉之外》。 第二,功底深厚,精于考证。 由于具有深厚的学养,熟悉鲁迅作品,丁景唐常常能很快得出斩钉截铁的定论,这种定论又常常由多方面证据联合论证而来,从而无法撼动。 如丁景唐断定《凯绥·珂勒惠支木刻〈牺牲〉的说明》为鲁迅的佚文有三点理由:其一,这幅木刻是鲁迅特意为了纪念柔石被害而选给《北斗》杂志。 其二,从说明的文字风格和用词来辨认,和鲁迅撰写的谈凯绥·珂勒惠支的文章有相同之处。③参见丁景唐:《关于凯绥·珂勒惠支木刻“牺牲”的说明——鲁迅作品拾遗》,《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新文艺出版社1958 年版,第47 页。其三,当时左翼作家中只有鲁迅尽力于收藏和介绍凯绥·珂勒惠支版画,并对她的生平和作品有深刻的理解。 除去文本内的证据外,丁景唐还通过上海鲁迅纪念馆写信询问丁玲,丁玲回信证明了他的考证属实。④参见丁景唐:《丁玲谈珂勒惠支的版画〈牺牲〉及其他》,《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第170 页。由于当时丁玲的敏感身份,1958 年考证文章收入著作中时只提“此文写就后,曾得到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帮助,证实凯绥·珂勒惠支木刻‘牺牲’的说明确系鲁迅所作。”⑤丁景唐:《关于凯绥·珂勒惠支木刻“牺牲”的说明——鲁迅作品拾遗》,《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新文艺出版社1958 年版,第48 页。内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闭环,铁证如山。
丁景唐文章中提及的佚文绝大多数都已收入此后的新版《鲁迅全集》中,如《北斗》中发现的四篇佚文,前两篇收入1958 年版第七卷⑥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598 页、第610 页。 标题分别改为“凯绥·珂勒惠支木刻《牺牲》说明”“墨西哥理惠拉壁画之一——《贫人之夜》(1927)”。 后者到1981 年版改为“理惠拉壁画《贫人之夜》说明”。,《〈日本研究〉之外》收入1981 版第八卷⑦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320 页。 标题改为“‘日本研究’之外”。,《绥甫林娜小说〈肥料〉后记》先收入1958 年版《鲁迅译文集》第八卷附录中⑧参见鲁迅:《鲁迅译文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393—394 页。 标题改为“《肥料》译后附记”。,后收入1981 年版《鲁迅全集》第十卷⑨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382—383 页。 标题改为“《肥料》译者附记”。。 唯有讨论的《鲁迅先生访问记》被淘汰在外,未被收入任何一版《鲁迅全集》,值得商榷。 这里涉及《鲁迅全集》收录佚文的标准问题,从《集外集拾遗补编》可以推测出,全集是根据鲁迅的独创性和参与程度为判定依据。 例如鲁迅与周作人共同创作的《惜花四律》是否收录2005 年版就经过几次反复,刚开始编委会专题会议上,专家们认为是周作人的作品,不应留在《鲁迅全集》中。 后来印成《简报》引发争议,人文社再次研究后认为这组诗在创作中鲁迅的修改发挥决定性作用,但与鲁迅独立创作作品毕竟不同,所以将其放入第八卷附录中。 2005 年版主要的统稿负责人李文兵指出,按《鲁迅全集》编集原则,“‘附录’是带有参考性质的文本,它们体现了鲁迅的思想和意志,但作为一种文本又包含着某些不能完全归属于鲁迅的因素,不能与鲁迅的原创作品等同”。⑩李文兵:《关于2005 年版〈鲁迅全集〉的统稿工作》,《新文学史料》2019 年第2 期。 如果按照这一原则,《鲁迅先生访问记》其实也属于“带有参考性质的文本”,包含了鲁迅对于“一二·九”学生运动、联合战线、目前所需要的文学、新文字运动等重大问题的意见,可以说“体现了鲁迅的思想和意志”,而且是“经鲁迅先生亲自校阅后付印”,其实可以考虑作为附录收入全集之中。①除丁景唐之外,当代学者中,唐弢、严家炎、刘运峰、张武军等都赞成收入此文。 参见张武军:《〈鲁迅全集〉编辑出版史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出版发行研究》2012 年第10 期。
古书在传抄刊刻过程中难免有错讹,年深日久,影响阅读,这就需要校勘。 校是校对,勘是勘误,校勘原指校对纠正刻本中的错误。 梁启超将校勘分为狭义校勘学和广义校勘学,前者指原意,后者则扩大为校正原书内容的错误与著录的遗缺。②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2020 年版,第374—379 页。丁景唐对鲁迅原著的校勘似关注不多,他主要用力于校正鲁迅著作内容的错误,也即梁启超所说广义校勘学领域。 这集中体现在两篇文章中:一是《〈《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校读记》,一是《鲁迅〈柔石小传〉校读散记》。 两篇文章实际上都是在给鲁迅挑错,前者主要通过对校鲁迅序目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版的“凯绥·珂勒惠支”、“凯绥·珂勒惠支版画展览会特刊”,至少发现鲁迅七个错误,包括凯绥·珂勒惠支的父亲是泥水匠而非木匠;在1914 年欧洲大战中战死的是她的二儿子彼得,而非大儿子汉斯;为木刻《穷苦》所作说明中“父亲抱一个孩子”,应该是“祖母抱一个孩子”等。③参见丁景唐:《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新文艺出版社1958 年版,第51—54 页。文章问世时,1958 年版第六卷已经印出④1958 年版第六卷版权页注明出版时间是1958 年4 月,而丁景唐《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出版时间是1958 年6 月。,来不及修改,1981 年版则将这些错误更新到注释之中。
丁景唐仰慕鲁迅对待工作的认真负责以及编印校勘的严谨细致,由此也严格要求自己,无论是他人作品还是自己的文章,经常毫不留情指出错误。 某种程度上,他扮演着“学术警察”的角色。 例如因为在报纸上看到上海市一家图书馆将《果树园》也作为鲁迅作品展出,丁景唐撰写《关于〈果树园〉》一文以正视听,文章指出《果树园》实则是现代书局冒用鲁迅之名胡乱编印的作品,书籍校对马虎,错字连篇,态度敷衍。 对自己作品也是如此。 丁景唐文章写完之后,不仅时时修改,而且习惯用附记的形式增补之后的史料、心得,也纠正自己的错误。 《从〈鲁迅日记〉看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中将鲁迅和瞿秋白第一次会面的时间定为“1932 年春天的时候”,地点是“南市紫霞路68 号瞿秋白寄居的谢家”⑤丁景唐:《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新文艺出版社1958 年版,第13 页。。 1961年春,丁景唐同杨之华、许广平在上海见面,当面请教她们关于鲁迅和瞿秋白第一次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当年丁景唐就在第三版《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增订本后记中作了更正说明,“现在根据杨之华和许广平两位同志的回忆,鲁迅和瞿秋白第一次会见应是在北四川路底川北公寓三楼鲁迅住处”⑥丁景唐:《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 年版,第235 页。。1983 年出版《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增订本时,丁在附记中又交代许广平曾在《鲁迅回忆录》中定鲁迅和瞿秋白第一次会面时间为1932 年春末夏初的某一天,但最后丁仍从旧说。⑦参见丁景唐:《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第120—121 页。丁景唐对待史料严谨细致,确如友人所评价的“所述都经过仔细考证,注释详备,一丝不苟,对历史负责,可作信史看待”⑧俞子林:《老丁——我的前辈和领导》,丁言模编:《丁景唐纪念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年版,第18 页。。
版本目录学乃是治文学史的根基。 按朱金顺的考证,版本是为区别于手抄本,指雕版印刷的书籍,后来定义不断扩大,“凡一切成册的书均称版本”;而从事版本研究,“就需明白一书的出版、用纸、装订、字体、行款、格式种种”⑨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 年版,第84、85 页。。 鲁迅那一代学者的版本意识是非常自觉的,这对他们而言是常识。 试看鲁迅所作《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一文,就是和郑振铎讨论《唐三藏取经诗话》究竟是元椠还是宋椠,从中能看出鲁迅丰富的版本学知识。 石祥重新梳理鲁迅辑校《嵇康集》的操作过程发现,鲁迅所选择的底本及参校诸本思路清晰,深具专业眼光。①参见石祥:《鲁迅辑校古籍考》,中华书局2024 年版,第155—158 页。目录之名最早源于刘向、刘歆校书,“目谓篇目,录则合篇目及叙言之也”②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991 年版,第16 页。。 二者结合,称为目录,即书目。 目录学乃治学之门径。 在编制目录时,往往同时就需要甄别版本,两者相生相伴。 鲁迅在给许世瑛开列书单时,就同时指明版本,如《唐诗纪事》后面注明“四部丛刊本 又有单行本”,《少室山房笔丛》注明“广雅书局本 亦有石印本”③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97 页。。 鲁迅有总结的习惯,除去几乎每年自编文集之外,前后两次给自己列出著作目录,其一为1932 年开列的《鲁迅译著书目》④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81—189 页。,梳理1921 年至1931 年译著、校勘、纂辑、编辑等的著作,每本书后列出文类、作者、出版社、丛书名、出版流变等信息,使人对鲁迅十年著作一目了然。 1935 年底,鲁迅手订《“三十年集”编目二种》⑤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519—520 页。,按文类整理自己三十年的创作,成为《鲁迅三十年集》及其后各版《鲁迅全集》编目的底本。
丁景唐的目录学研究几乎与鲁迅研究同步,其与文操(方行)合作的《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出版于1959 年,至今仍是瞿秋白研究领域重要的参考资料。 该书体例规整有序,“依写作的年月日先后为次序的,发表的年月日先后为辅……书目的编次是以每一种书的初版本出版先后为序排列的,而每种书的重版本则列在初版本之后。”⑥丁景唐、文操合编:《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152 页。正文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二是瞿秋白著译书目,三是瞿秋白笔名、别名集录。 第二部分著译书目又分为六小部分:瞿秋白著译专集书目,瞿秋白著译选集、合集书目,瞿秋白编选、校阅、题签、作序、译序书目等,很明显是向《鲁迅译著书目》致敬。 丁景唐的“左联”文学研究也是从目录学开始,即与瞿光熙合作,1961 年出版的《“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著录时忠实于版权页,被朱金顺作为模范写入教材之中。⑦参见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 年版,第177 页。
在丰富的实践之外,丁景唐提出了宏大的理论构想,即建立鲁迅著作版本目录学。 丁景唐自青年时代起就逐渐收集鲁迅著作的各类版本,在此过程中对于鲁迅著作版本产生了研究兴趣。 1961 年,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八十周年,丁景唐、叶以群、方行三人负责上海鲁迅纪念馆陈列方案的修改和定稿。 在工作中接触到大量鲁迅遗物、鲁迅著作版本,由此产生了鲁迅著作版本研究的计划。 这年冬天,丁景唐召集上海鲁迅纪念馆姚庆雄、周国伟以及上海书店刘华庭开会讨论编著《鲁迅著译版本书目》,丁景唐谈了编著的设想和计划,并分享了自己写好的三份样稿。 此后各自开展工作,也有部分成果,如上海鲁迅纪念馆组织力量编撰《鲁迅著译系年目录》,先期发表于《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第二辑。 不久“文革”爆发,研究计划中断。
1981 年,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北京图书馆、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和文物出版社联合举办鲁迅著作版本展览会,并发行《鲁迅著作版本展览书目》。 书目收入鲁迅生前至建国以来各类著作1300 多种。 因为是小册子,所列信息较为简略,只有书名、作者名、著作方式、出版地点、出版机构、出版时间、版次,但有一点很特别,最后标出收藏机构和当时的序列号,便于读者查找。同年8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鲁迅著译系年目录》,是在1961 年基础上修订而成,列出鲁迅著译所有作品的写作年份、原始出处、收入作品及1938 年版、1958 年版《鲁迅全集》的情况。 鲁迅著作版本展览会结束后,主办方拟邀集专家合著《鲁迅著作版本丛谈》,丁景唐受邀撰写《搜集鲁迅著作版本的乐趣》一文,第一次提出建立鲁迅著作版本目录学的设想,也由此重启了中断近二十年的研究计划。 在他看来,“搜集、研究鲁迅的版本,是对鲁迅的思想、作品、生平等全部研究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化斗争史、出版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环”⑧丁景唐:《搜集鲁迅著作版本的乐趣——兼谈建立鲁迅著作版本目录学的一点设想》,唐弢等:《鲁迅著作版本丛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年版,第16 页。。 文末,他发出呼吁,但愿有志于此的同志们继续共同努力,一起建立鲁迅著作版本目录学体系。 1983 年,《鲁迅著作版本丛谈》出版,正如其“出版说明”所称,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家著作版本作介绍的初次尝试的集子”①唐弢等著:《鲁迅著作版本丛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年版,“出版说明”第1 页。,也是鲁迅著作版本目录学的开端,但因为是多人分工执笔,“毕竟还不是一部系统地研究鲁迅著译版本的书”。②丁景唐:《序》,周国伟编著:《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年版,“序”第3 页。当时丁景唐与其他小组成员已无精力参加这一项目,周国伟主动请缨,在丁景唐的指导和鼓励下,开始了将近十五年的写作。
丁景唐之外,当时大声疾呼建立鲁迅著译版本学的前辈学者还有朱金顺。 他在1990 年发表文章《建立鲁迅著译版本学刍议》,指出鲁迅研究虽然兴盛,成果纷繁,但对于鲁迅著译版本的研究却“实在太不够”,“实在太薄弱了”。 因此“迫切需要的是全面研究鲁迅著作的版本,考据每个集子有多少个版本,它们的异同怎样,每个版的出版年代等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建立鲁迅著作的版本目录学”。③朱金顺:《建立鲁迅著译版本学刍议》,《鲁迅研究月刊》1990 年第2 期。文章以《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历来的著录为例,从研究现状出发,最后提出倡议,深具学理性。文章发表六年之后,周国伟编著的《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终于出版。
梳理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的这段历史,目的有二:一是能够看到前辈学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开拓之功实属不易。 从丁景唐动议组织发起,到周国伟最终完成,历经整整三十五年。 周国伟以一人之力,在没有网络和数据库的年代,搜寻查阅鲁迅各类著译版本,其琐碎与艰辛可想而知。 二是全面呈现鲁迅著译版本研究从无到有的过程,而丁景唐从发起到完成,全程参与,乐在其中。 在为周国伟著作写序时,丁景唐饱含深情,分外欣喜,一如张学义所言,“丁景唐先生的序文是我读到过的所有学术研究著作的序文里,最动情的序文”④张学义:《〈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兼怀周国伟先生》,《上海鲁迅研究》2023 年第1 期。。 在此之外,那份功成不必在我的豁达胸襟也是令人感佩不已的。
当然,著作并不仅以所费时间精力为贵,学术质量才是根本。 此书出版即将满三十年,可以说已成为鲁迅著译版本目录学领域的经典。 在笔者看来,本书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首次全面系统地研究鲁迅著译版本的界标式成果。 从上文梳理中可以看到,从1961 年到1996 年,三十五年间,虽然也有零星成果问世,但要么仍是资料形态,要么缺乏系统性,真正全面系统地研究鲁迅著译版本并取得突出成果的,只有《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 书中将鲁迅著译版本分为九类,共著录图书总计305种,前后查阅的版本,在3 000 册以上,较好较完整地展现出鲁迅著译版本的全貌。 其二,忠实著录,力求完备。 朱金顺曾反复呼吁:“依据版权页等著录,这是版本学研究应共同遵循的原则,不能任意改动它。”⑤朱金顺:《建立鲁迅著译版本学刍议》,《鲁迅研究月刊》1990 年第2 期。仍以《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为例,该书初版本著录为:“《华盖集》,1926 年北京北新书局初版。”“《华盖集续编》,1927 年5 月,上海、北京北新书局初版。”并加注释:“原书版权页无出版日期和版次”⑥周国伟:《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年版,第106 页、110 页。,都是严格依照版权页。 其后著录信息包括细目、书名由来、主要内容简介、评价、用纸、页码、排版、封面装帧、版本流变情况等,应该说细致入微了。 书中尽力搜求当时能找到的所有版本,《华盖集》共著录22 个版次,《华盖集续编》著录19 个版次,《呐喊》更是达到惊人的54 个版次。 1938 年前《呐喊》24 版,作者找到了22 个版本,只差第15、16 版。 其三,资料独特,研究扎实。 上海鲁迅纪念馆号称是收藏鲁迅著译版本最全的机构,作者也确实有得天独厚的资料优势,同时作者也调阅了大量一手档案,如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审批文件等,使该书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以该书著录的第一本书《鲁迅全集》(20 卷本)为例,引用的第一手稀见史料就包括南京政府内政部批文、许广平致王云五信函、“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电报、上海市书商业同业公会会员证书、许广平捐给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剪报等。 资料见长的同时,该书对各鲁迅著作的编纂、不同版本的流变史料掌握得较为全面,梳理脉络清晰。 仍以《鲁迅全集》为例,书中不仅列出大陆通行的1938 年版、1958 年版和1981 年版,还列出了中国台湾唐山出版社1989 年版13 卷本《鲁迅全集》,在国外部分则列出日本的三个版本。 对于这些版本的编纂都有或详或略的介绍,每一个版本都写出与上一版的区别,至今仍是了解全集版本流变的重要参考资料。
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正如作者后记指出的,限于个人所见,书中尚有不少版次遗漏,有待查补,如《呐喊》北新书局第15、16 版;《彷徨》北新书局第4 版;《故事新编》文化生活出版社第8、10、11 版等①参见周国伟:《后记》,《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年版,第461 页。。 朱金顺也在文章中增补了不少新发现的版次,并指出版次著录讹误之处。 其次,该书在鲁迅本人作品上用力甚深,但在汇编本、外文本上,收集不够齐全。 如俄文本鲁迅作品集最早是1929 年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的《阿Q 正传》,收录了鲁迅八个短篇小说,该书就没有著录,1981 年莫斯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选集》也没有著录。 再次,版本内部变化关注不足。 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版本形式上的流变,各版文本内容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由本书生发的议题异常丰富,有待后人开掘。
古代经典随着时间的推移,意义不明之处越来越多,不借助于学者的注解难以读懂。 中国古代因此有悠久的注释历史与传统,且产生了繁复多样的注释门类,如传、笺、疏、章句、集解等。 清代随着考证之学的兴盛,以经学为中心,“诸经殆皆有新疏也”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版,第80 页。。 鲁迅在给日本译者山上正义的信以及答增田涉问信件中都有不少说明性文字,很多都是注释范本,简洁准确。 如“龙牌,以木板制成,四边刻有龙的纹饰,供于佛前,高约一尺五寸”③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89 页。。 丁景唐对于注释的关注聚焦于《鲁迅全集》,这大概由于他既是鲁迅研究者、热爱者,也长期在宣传、出版部门工作。
丁景唐对于注释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对注释的纠错。 1958 年版出版后,丁景唐在《读书》上发表文章,指出其还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 如一是编校出错和编辑体例不够完善。 如《鲁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拾遗·公民科歌》末一句“免得人人一不高兴便说阿拉是反动”,这里“人人”应为“大人”,是指当时国民政府湖南省主席何键。 对于1958 年版体例的不统一,丁景唐首先批评书信大量失收。 1958 年版在第一卷“出版说明”中称“本版新收入现在已经搜集到的全部书信”④《出版说明》,《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年版,第1 页。 1958 年版实际出版周期间隔两年,从1956 年至1958 年。。 而到第九卷时,措辞改为“我们这次印行的《书信》,系将1946 年排印本所收855 封和到现在为止继续征集到的310封,加以挑选,即择取较有意义的,一般来往信件都不编入,计共收334 封”⑤《第九卷说明》,《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1 页。。 全集中如此公开失收大量书信极为罕见,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⑥丁景唐:《对〈鲁迅全集〉注释本的几点意见》,《读书》1959 年第20 期。。 体例的不统一还表现在译名的不一致上。 二是补充和更新1958 年版未注出的注释。 如《革命时代的文学》,是丁景唐从旧书店买到的《黄埔生活》周刊,从而查到出处为该刊第四期。 又如1958 年版第十卷第350 页,给曹白的信中提到图书《庶联的版画》,全集注为“待查”,丁景唐根据自己的收藏注出系1936 年5 月多样社刊行。
限于当时的政治语境和职务身份,丁景唐在书评中还提出了立场问题,并将其置于首位,指出1958年版有些注释立场不够鲜明。 例如第六卷《“题未定”草(五)》对《益世报》的注释“一九一五年创刊于天津的一种日报,比利时教士雷鸣远(后入中国籍)创办,是中国天主教的机关报”,丁景唐即指出注释“作了客观主义式的介绍……也是不够严肃的”。⑦丁景唐:《对〈鲁迅全集〉注释本的几点意见》,《读书》1959 年第20 期。事过境迁,该文在收入《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时已经删去了这部分内容。
如果说丁景唐对1958 年版注释仍主要是事后挑错,那么对1981 年版注释则是事先的介入和形塑,而这种介入主要通过与人文社编辑王仰晨的信件往来进行。 1981 年版在出版前曾印刷28 本枣红色“征求意见本”,收藏界称之为“红皮本”,人文社向鲁迅生前亲友弟子、鲁迅研究者、知名学者、党政文化名流等寄送并征求意见,丁景唐也在获赠之列。
1977 年12 月25 日,王映霞致信王仰晨,谈到对于《集外集》(征求意见本)中注释的意见:
顷于友人处得见鲁迅先生的《集外集》(征求意见本)159 页一段,似应有所商榷的必要。 关于郁达夫在汉寿所写《回忆鲁迅》一文时,他的心境与行动,绝非局外人所能了解于万一。 郁是有暴露狂的人(见郭老的历史人物中谈及),在这篇文章中就是一例。①王仰晨:《王仰晨编辑人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345 页。
王映霞信中提及“友人”当指丁景唐,因丁也有信给王仰晨谈及此事,时间已是1978 年3 月21 日了。 大约王仰晨给王映霞的回信并未让后者满意,因此丁景唐再次提起此事:
你一月十一日给王映霞同志的信,她全拿来给我们看了,并谈了一些当时情况。 因为她的子女同我的女儿辈是小朋友,常有来往,我也知道了一些情况。 她已是白发苍苍的七十多岁老人,提到当年一些情况,当然会引(起)波澜和不愉快的回忆。
《集外集》(征求意见本)中《阻郁达夫移家杭州》160 页上“我因不听他的劝告,……”那句,建议去了。 原来1959 年版的《集外集》234 页,只用了前边一句,没有这后一句。 我们认为是否仍只用前边一句,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高压。 不必牵扯到后一句。请酌定。②王仰晨:《王仰晨编辑人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333—334 页。 并见王小平:《1981 年版〈鲁迅全集〉工作书信(下)》,《财新》2025 年8 月9 日。 同时感谢王仰晨的哲嗣王小平、丁景唐的哲嗣丁言模分享此信原件。 个别字句根据原件改正。
这里最关键的其实就是《集外集》“征求意见本”160 页,原句引用郁达夫《回忆鲁迅》中一句“我因不听他的劝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③北京广播器材厂、北京维尼纶厂、北京市房修一公司、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集外集》(征求意见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年版,第160 页。。 按丁景唐信中的意思,王映霞年已古稀,不希望再提起不堪回首的往事,希望将这一句删掉。 丁景唐出面说项,王仰晨照办了,因此4 月3 日丁致信王仰晨:“来信收到,已告王映霞同志。 她向你谢谢。”④王仰晨:《王仰晨编辑人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335 页。1981 年版《集外集·阻郁达夫移家杭州》注释1 即删去了这一句,只留下“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高压”⑤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155 页。。
3 月21 日这封信后半部分,丁景唐对另两则注释提出修改意见:
又,《三闲集》(征求意见本)《小彼得译本序》P177 有二个注解,原由我参加意见,现在看来也请重改:
(3)至尔·妙伦,就写德国女作家便好。 据我最近又问过译文出版社毛良鸿同志,他又查了一些外国词典,是德国女作家,不应该写德籍匈牙利作家,她的父亲曾任外交官,并非生在匈牙利,而是在奥地利。 他的信丢了,我记得清楚。 因为我在改一篇文章时,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请就近向文学研究所的同志查一下确切材料。
(5)格罗斯的介绍,建议把末一句“堕落成为反动艺人”去了。 因为据王观泉同志告诉我,格罗斯虽曾一度表现不好,但以前表现是好的,鲁迅多次选用他的漫画,并加赞赏。 后来也没有反动到底。 从历史观点来看,把后一句去了为好。 其他单行本中也有提到格罗斯的,建议统一口径。
查1981 年版第四卷《三闲集·〈小彼得〉译本序》,其注释3 为:
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1883—1951) 德国女作家。 生于维也纳,童年随父到过欧亚不少国家。 她熟悉工人生活,曾参加德国无产阶级文学活动。 一九三三年在德国纳粹党压迫下,长期流亡国外。 她的作品除《小彼得》和文中所说的《真理之城》外,还有《玫瑰》《织毯工阿里》等。
注释5 为:
乔治·格罗斯(1893-1959) 德国讽刺画家,装帧设计家,一九三三年移居美国。①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153、154 页。
可见人文社很尊重丁景唐的意见,已按照他的建议查阅资料,修改了“征求意见本”的注释。 丁景唐由此深度介入到1981 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形塑了1981 年版注释的生成。
丁景唐有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把鲁迅的还给鲁迅”》,经常被用作纪念丁景唐文章的标题。 这句话追根溯源来自许广平,1950 年她奉周恩来之命回到上海,指导创建上海鲁迅纪念馆和恢复鲁迅故居原貌,期间她曾说过:“我要把一切还给鲁迅。”丁景唐将其衍化为“把鲁迅的还给鲁迅”,由此发愿要为征集鲁迅文物归藏上海鲁迅纪念馆出一份绵力。 1961 年5 月,丁景唐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处长和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在其建议和主持下,草拟了一份关于上海旧书店收购和出售革命历史文物的规定,要求收购到鲁迅的各种文物(手稿和书刊等)应首先对口供应上海鲁迅纪念馆和北京鲁迅博物馆。 上海鲁迅纪念馆受益于此,入藏许多珍贵的鲁迅文物,如《中国矿产志》和《中国矿产全图》、鲁迅题赠许寿裳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厦门的《波艇》杂志等。②参见丁景唐:《“把鲁迅的还给鲁迅”——我为鲁迅纪念馆征集文物》,《犹恋风流纸墨香——六十年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年版,第372—373 页。丁景唐带头捐赠自己购买、收藏的鲁迅各类文物,并劝说动员身边好友捐赠。 2001 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为此专门设立了丁景唐文库,里面收藏丁景唐历年捐赠的四千余件书籍、图册、版画、照片、文稿、书信等。
如果说捐赠文物是物质上的回馈鲁迅,那么精神上回馈则是另一种方式。 王锡荣曾注意到一个现象,凡是受到过鲁迅先生耳提面命的手把手教过的老一辈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特征:对年轻人对后辈非常热心、耐心、宽容。③参见笔者访谈王锡荣整理稿,2018 年8 月2 日。实际上,这一特点也薪火相传,承继到下一代鲁迅景慕者、研究者身上,丁景唐就是代表。 丁景唐去世后,亲朋好友都提到他的一大特点:身边总是围绕着不同年龄层次的“小朋友”,从“30 后”可以一直接续到“90 后”。 韦泱曾撰文提及,丁景唐在20 世纪60 年代曾有三个真正的“入室弟子”,他们是北京大学的孙玉石、中山大学的李伟江、北京师范大学的朱金顺,那时候他们都是二十出头的青年学者。 而韦泱自己正是下一代“入室弟子”。 在朱金顺的回忆里,两人的交往始终是围绕着书籍,他请丁景唐帮忙,丁先生总是完成得又认真又完美,丁景唐请他帮忙,他也快办办好。 丁景唐是“一位长者、一个著名的学者、一个长我十五岁的忘年交”①朱金顺:《丁景唐先生纪念》,《新文学史料》2022 年第3 期。。 纪念集里最年轻的小朋友孙言2012 年拜访丁景唐时还是上海师范大学大三的学生,虽然“年岁相隔七十年,但奇怪的是从来没有感到有代沟”。 在他心中,丁景唐“永远是那个率直、亦师亦友的长者”②孙言:《文化老人丁爷爷》,丁言模编:《丁景唐纪念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年版,第299 页。。 丁景唐关心、爱护、提携这些小辈,纯粹是一种喜欢,“小朋友总能带来活力与热情”③秦玉兰、刘琼:《纸墨更寿于金石——出版大家丁景唐访谈录》,丁言模编:《丁景唐纪念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年版,第93 页。,这与鲁迅何其相似。
丁景唐学术研究上又何尝不是在“把鲁迅的还给鲁迅”。 正如上文所述,丁景唐辑佚考证鲁迅的佚文,丰富鲁迅的著述;精心校勘,纠正鲁迅著作中的错误;搜集考订鲁迅著作的版本,倡议建立鲁迅著作版本目录学,梳理鲁迅著作版本体系;关切《鲁迅全集》注释的错讹,参与《鲁迅全集》注释的修订。 在学术态度上,丁景唐讲究实事求是,他在给陈漱渝《鲁迅史实求真录》的序言中写道:“鲁迅正是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来研究中国历史……发扬鲁迅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从事鲁迅研究工作,这是鲁迅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准则,我愿本此精神与广大鲁迅研究工作者共勉。”④丁景唐:《〈鲁迅史实求真录〉序言》,《犹恋风流纸墨香——六十年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年版,第917、919 页。暂时搁置20 世纪80 年代的政治语境不谈,实事求是本身也是朴学的特点,是鲁迅学术研究的底色所在。 过去我们强调鲁迅学术现代的一面,忽视了鲁迅承继传统的一面,后者正是清代朴学。 丁景唐并没有直接点明自己研究与朴学的关系,真正从理论上论证的恰是他的“小朋友”朱金顺⑤参见朱金顺:《试说新文学研究与朴学之关系》,《学术之声》1988 年第1 辑。。 这并非偶然,横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丁景唐承前启后,其文献学实践是20 世纪80 年代现代文学文献学“意识自觉”⑥参见黄海飞:《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概念、起点与分类》,《读书》2021 年第8 期。的过渡与“中间物”,当然,这一名单还应加上瞿光熙、薛绥之、单演义等前辈,而以朴学为方法是从事文献学研究几代学人的共识。
丁景唐提出的“把鲁迅的还给鲁迅”,令笔者想起另一位民间学者黄坚⑦黃坚,江西萍乡人,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就读、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原社科院思想研究室主任黄宣民之侄,大学期间直接受教于李泽厚、何兆武、李学勤等名师大家,曾在南方从事媒体工作,定居南昌后,以研究和写作为志业,著有《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桃花树下的鲁迅》等。异曲同工的观点,他在一次非正式场合中提到我们做鲁迅研究,需要用某物来与鲁迅做交换,无论是你的阅读储备、知识基础还是人生阅历。 鲁迅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宝藏,馈赠给一代代中国人以思想与精神。 但鲁迅也并非取之不尽,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索取,没有偿还或是“交换”,它也终将枯竭。 当下我们拿什么来“还给鲁迅”? 我们拿什么来和鲁迅“交换”呢? 这值得我们去思索与实践。 由此,我们就“不只是为学科做史,更是为自己寻路”⑧宋声泉:《古今之变与学科内外——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 年第2 期。。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6)01-0143-10
作者简介:黄海飞,对外经贸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23YJC75100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