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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地区“三夷教”考古发现与研究述评

文明传承与文明互鉴:丝路文明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

本期“丝路文明研究”专栏聚焦古代丝路上另一个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重镇——吐鲁番。刘文锁教授与学生王颖璇合著的综论性文章,从“三夷教”的角度揭示古代吐鲁番地区呈现出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方面多元、共存、共融的历史图景。他目前主持的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发掘工作,备受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用大量新的考古实物印证了古代吐鲁番地区文明的多样性。山部能宜教授在夏立栋的启发下,从“闭关窟”的角度对吐鲁番多个石窟寺中位置偏僻、抵达路径艰难的一批洞窟进行了功能性的探讨。有可能为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提出了更为接近实际情况的新方案。近年吐鲁番地区考古的另一焦点即吐峪沟石窟寺的重新发掘。其主事者夏立栋研究员,与其从事科技考古的同事钟华博士等人一起合作,对吐峪沟遗址中未经炭化的马料遗物进行科技检测,并结合吐鲁番地区的气候、物产、地形等自然条件,用难得的考古实物印证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对马料的记载。同时也对理解吐鲁番地区佛教寺院经济提供了新的证据。本组文章与以往的吐鲁番学偏重文书、文献的立场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刘文锁教授所指出的:截至目前的相关研究都存在“考古学缺位”的现象。(刘屹)



摘 要: 清末以来迄今,吐鲁番地区陆续发现大量“三夷教”遗存,有关研究也陆续开展。“三夷教”遗存包括寺院遗址、墓地及从中出土的包括文献在内的各种遗物,既往研究侧重于出土文献方面。通过梳理相关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进展情况,可以结合考古资料与出土文献相互印证提出新的研究问题,这预示了新的研究方向:在考古学研究基础上利用考古资料与出土文献相结合,重建本地的“三夷教”史与文化史等。

关键词: 吐鲁番;“三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

吐鲁番是古代“三夷教”遗存最为丰富的地区,加上佛、道、萨满、伊斯兰教等宗教先后在此流行,所呈现的多元宗教文化荟萃的历史景象世所罕见。这与其地处丝绸之路冲要和极端干旱的地理环境有关,还蕴含着深层的复杂历史因缘。源于中、西亚的“三夷教”,其流传入华的时间、途径、宗教文化、发展变化等各不相同,而吐鲁番是联结中国内地与西域地区的一个重要节点,其“三夷教”史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展的。

清末以来,吐鲁番地区陆续发现大量“三夷教”遗存,相关研究也陆续展开。这些遗存包括了寺院遗址、墓地及从中出土的包括文献在内的各种遗物,尤其是丰富的多种语文文献,补充了传世文献中对吐鲁番乃至新疆各地“三夷教”情形记载的不足,由此奠定了以出土文献为主导的研究范式。与此相对的是,考古遗址、遗迹和非文献类遗物的研究被忽视。近年来,“三夷教”相关考古新发现持续涌现,我们参与了正在进行中的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考古发掘。本文将对主要考古发现和研究进展情况进行爬梳整理,希望通过对考古遗存的研究可以为学界研究吐鲁番地区“三夷教”问题提供新的研究角度与研究范式。

一、祆教

在吐鲁番的早期探险和考古中并未发现祆教踪迹,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出土文书首先揭示出吐鲁番地区的祆教问题,这一问题在21世纪初随着粟特和祆教考古新发现被重新检视。

1977 年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发表的《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中,提及1965年于安伽勒克古城发现的佛经题记上的“胡天”,引述阿斯塔那524号墓出《高昌章和五年(535)取牛羊供祀帐》①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文物出版社1981 年版,第39 页。所记“供祀丁谷天”及阿斯塔那320 号墓出《高昌苻养寺葡萄园得酒帐》②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文物出版社1981 年版,第56-57 页。所记“胡天”,指出“胡天”即祆教祠。而《隋书·高昌传》记载高昌“俗事天神,兼信佛法”的天神也是指祆教,“丁谷天”当是指设在丁谷的祆祠:“这说明麴氏高昌时,当地还有祆教流传,而且和佛寺、道观一样占有土地。”③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 年第3 期。此处题记录文有误,王丁检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图版,录为“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下”,参见王丁:《南太后考——吐鲁番出土北凉写本〈金光明经〉题记与古代高昌及其毗邻地区的那那信仰与祆教遗存》,《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 年版,第430-456 页。

这个简要论说启发了后续的研究。1986年王素发表《高昌火祆教论稿》详证上述文书中的“丁谷天”“胡天”为祆祠,“俗事天神”即高昌事奉祆教;又检出西凉《某人条呈为取及买毯事》和北凉《无马人名籍》中记录的汉姓人名“奣”,以为“意在表明自己是火祆教徒”;而文书中的“萨薄”为火祆教职官,高昌祆教采取血祀(牛羊牺牲)、普通祭祀两种。④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 年第3 期。所引文书参见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文物出版社1981 年版,第18、173 页。尽管“天神”为祆教说遭到林悟殊、陈国灿的否认,⑤林悟殊:《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7 年第4 期;陈国灿:《从葬仪看道教“天神”观在高昌国的流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88 年第9—10 期。但“胡天”“丁谷天”为祆祠及麴氏高昌王国时期(502—640)吐鲁番地区已流传祆教说却鲜有质疑。

尽管论者都期待考古发现的证实,但由于考古发现可遇不可求,从文献尤其是吐鲁番、敦煌出土文献中寻绎祆教踪迹,一直是学者们用力的方向。1989年,张广达、荣新江发表了关于敦煌遗书S.6551v讲经文所涉史事的研究。这件游方僧在“圣天可汗大回鹘国”写的讲经文里叙及:“且如西天有九十六种外道,此间则有波斯、摩尼、火、哭神之辈。”该文论证了讲经文的写成地点为高昌回鹘王国,写成时间为930年前后,“波斯”神指景教,“哭神”指萨满教,说明当时高昌流传有祆教等多种宗教。①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 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2 期。S.6551 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十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11 页。

另外,1973年出土的《高昌章和五年取牛羊供祀帐》,其中涉及的高昌祆教史事也不断地被讨论,这包括了祭祀对象“丁谷天”“大坞阿摩”“风伯”“清山神”“树石”等和供祀者的“胡族”身份以及祭品和祭祀方式等。供祀人名显示的粟特人身份是很确切的,如“康祈”“康酉儿”应出自康国,“严天奴”的“严”字带有明显粟特人名因素。②F.Grenet and Zhang Guangda,“The Last Refuge of the Sogdian Religion:Dunhuang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New Series/Volume 10,Studies in Honor of Vladimir A.Livshits,1996,pp.182-183.“阿摩”比定为粟特语Adbag,即Baga,指阿胡拉·马兹达。③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 年版,第235-243 页;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版,第265-266 页。“风伯”可能是高昌地方神,也有可能为祆教风神Wēškarpar。④张广达:《吐鲁番出土汉语文书中所见伊朗语地区宗教的踪迹》,《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7-11 页。他参照片治肯特(Panjikend)壁画中的三头四臂神像的粟特文榜题wsprkr(Weshparkar)及阿扎沛(G.Azarpay)、贝勒尼斯基(A.M.Belenitskii)等人关于粟特祆教神祇的研究,推测说:“吐鲁番地区的祆教信徒应当知道他们的风神是Weshparkar。”“供祀树石”,片治肯特1 号祆庙遗址祭坛南面保存有一株被供祀的可能是开心果树的遗迹,⑤V.G.Shkoda,“The Sogdian Temple:Structure and Rituals,”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New Series/Volume 10,Studies in Honor of Vladimir A.Livshits,1996,pp.195-206.或许与此有关。采取祭牲羊血祀的方式是解读这份文书与祆教关系的重要指标,虽然它可能意味着当时吐鲁番的祆教常祀祭牲为羊,与汉地传统中“小祀”用“特牲”的礼仪相一致,⑥参见张小贵:《从血祭看唐宋祆教的华化》,《唐研究》第十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357-374 页。但这种方式看上去与琐罗亚斯德反对古法中牲祭和血祀的教导相违背,这只能用祆教在流传中的变通和文化涵化来解释。关于“丁谷”,它被还原为Ttiyāki,并比定为吐峪沟,由此“丁谷天”被认为系一所位于吐峪沟的祆祠,并进一步被认为与安伽勒克古城出土的《金光明经》卷二写经地点题记“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下”的胡天祆祠可能是同一座。⑦相关研究参见:F.W.Thomas,“Some Words Found in Central Asian Document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1936,Vol.8,No.2/3,pp.789-794;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6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7-86 页;荒川正晴:《北朝隋·唐代における“萨寶”の性格をめくつて》,《東洋史苑》第50·51 合并號,1998 年,第169 页;荒川正晴:《欧亚交通、贸易与唐帝国》,冯培红、王蕾译,甘肃教育出版社2023 年版,第44-45 页。“南太后”即娜娜(Nana)女神。⑧王丁:《南太后考——吐鲁番出土北凉写本〈金光明经〉题记与古代高昌及其毗邻地区的那那信仰与祆教遗存》。

在此之前的1981年,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所从吐峪沟沟口西坡的麻扎南面,发现并清理了2座建在沟崖上的洞室墓。墓室中各置1件赤陶质长方体形箱式葬具,里面各置1具二次葬(敛骨葬)尸骸。报道者推测是唐代的佛僧墓,并提及当地人云以往发现过真人大小的陶棺。⑨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新疆鄯善县吐峪沟发现陶棺葬》,《考古》1986 年第1 期。(图一)该陶葬具在后来由虞弘墓和安伽墓等发现引起的粟特和祆教研究热中,受到关注并被认定为祆教徒葬具纳骨器(瓮),进一步引出了更多的发现和祆教在新疆的分布等问题。⑩相关研究参见:影山悦子:《粟特人在龟兹:从考古和图像学角度来研究》,毛民译,《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第191-204 页;毕波:《焉耆七个星出土纳骨器研究》,《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45-52 页;毕波:《粟特人在焉耆》,《西域研究》2020 年第1 期。 基于此,吐峪沟的丁谷天祆祠说有了考古证据的支持。但关于纳骨器(包括新疆库车等地所出和故宫所藏者)的祆教属性也曾遭到质疑,其被认为是佛教僧侣的林葬用具。⑪沈睿文:《中古中国祆教信仰与丧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版,第335-355 页。

图一 吐峪沟等地出土的赤陶棺(纳骨器)

确认吐鲁番文书中“胡天”即祆教神庙后,张广达先生在吐鲁番文书中寻绎出更多的祆教内容。除文书中记载的“祀天”“祀胡天”外,他指出《高昌乙酉(625)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斛斗账历》等中提及定量用粟“供狗”和作“牛飵”“狗面”等,可能与本地祆教活动有关。⑫张广达:《吐鲁番出土汉语文书中所见伊朗语地区宗教的踪迹》。

基于对祆教文书和纳骨器的讨论,张广达先生曾举德国探险队从吐峪沟某处掘获的一幅圆徽形野猪头像墙壁装饰,认为这种纹样在波斯锦上常见,表现的是祆教的胜利军神Verathragna。①张广达:《吐鲁番出土汉语文书中所见伊朗语地区宗教的踪迹》。关于此神Verathragna,参见Michael Shenkar,Intangible Spirits and Graven Images:The Iconography of Deities in the Pre-Islamic Iranian World,Leiden· Boston:Brill,2014,pp.159-163.林梅村进一步检视了德国第二支吐鲁番探险队于胜金口沟西一座建筑遗迹中收购的4 件泥塑,认为应是祆神塑像,出自一座由佛塔改建的祆教祭坛。他在文章中还举出米诺斯基(V.Minorsky)《中世纪之突厥、伊朗与高加索》(Türk,Iran,and the Caucasus in the Middle Ages)一书中提及的阿拉伯旅行家塔明·伊本·巴赫尔(Tamin Ibn Bahr),他曾在公元8、9 世纪到访吐鲁番,并在当地见到了祆教徒和摩尼教徒,祆教徒聚居于乡村,而摩尼教徒聚居于城市。②林梅村:《高昌火祆教遗迹考》,《文物》2006 年第7 期。

也许未来人们还会从出土文献和若干遗物中翻检出一些祆教踪迹,但不可否认的是,考古新发现——尤其是系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是推动祆教研究的动力。我们既可以期待对吐峪沟祆教徒墓地的再发掘并进而找到“丁谷天”的遗址,也需要重新检视旧发现中可能蕴含的祆教资料,例如过去在吐鲁番发现的大量粟特移民的墓葬、遗物等遗存。

由于祆教的古老性及其发展、传播过程的复杂性,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历史文献与考古遗存,呈现的仅是吐鲁番祆教史的只鳞片爪,其真相仍隐秘而复杂。张广达先生指出:“祖尔万教义、琐罗亚斯德厘定的马兹德教义、慕阇/穆护们的传统教义的诸多分歧存在于伊朗语地区,这些教义上的分歧大概在胡天信仰东传过程中混淆到了一起。……同样,粟特人在教义和仪式方面也保存了不少自己的特色,例如不排斥Daēva之为善神,吸收某些印度教神祇进入粟特神谱,对死者的隆重哭丧、火葬、骨灰装入盛骨瓮(astōdān)中等。”③张广达:《吐鲁番出土汉语文书中所见伊朗语地区宗教的踪迹》。作为与粟特地区联系密切的吐鲁番来说,其祆教受到粟特影响是情理中的。

二、摩尼教

与祆教相比,吐鲁番的摩尼教遗存是十分丰富的,主要由清末德、俄等探险队发现,包括寺院遗址与出土遗物。寺院遗址即高昌故城内的两座摩尼寺以及柏孜克里克石窟等的若干洞窟。

(一)高昌故城的摩尼寺遗址和摩尼教文献

1902—1907年间的三支德国吐鲁番探险队,都是以高昌故城、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为重点,进行大肆挖掘和文物收购。前两次探察重点清理了高昌城中编号α、K的两座寺院遗址,并确认为摩尼寺。(图二)这两座寺院遗址的分布位置、规模、形制等都很不同:α 寺建于内城西垣上,似马面一般凸出于墙外,规模不大;K寺则建于宫城(“可汗堡”)南面约内城中央,规模很大。但是格伦威德尔(Albert von Grünwedel)与勒柯克(A.von Le Coq)都没有详细测绘寺院遗址,仅仅绘制了二寺主要建筑区的简略平面图。根据勒柯克绘制的K寺平面图和描述,它由四部分组成:北部一组穹顶小房屋,东部“藏书室”,中部厅堂,西部穹顶大堂。从α 寺和K寺都挖掘出了大量的各种遗物,既有摩尼教的,也有佛教的,包括壁画、写本、印本、绢画、泥塑、木牍、绘有摩尼教图像的幡等,包括那幅十分出名的摩尼教礼拜仪式壁画。①参见:Albert Grünwedel,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München:Verlag der K.B.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06,Seite 26-27,55-73;A.von Le Coq,Chotscho,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Berlin:Dietrich Reimer,1913,Seite 7-9,Tafel 1-6;A.von Le Coq,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Zweiter Teil:Die Manichaeischen Miniature,Ernst Vohsen / Berlin:Verlag Dietrich Reimer 1923.除这两座寺院外,德国探险队还从柏孜克里克石窟北面的“第3 号建筑群”(今伯西哈石窟附近)和胜金口石窟(10 号佛寺)洞窟中发现了一些摩尼教文献。②参见:A.von Le Coq,Chotscho,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Tafel 4;Albert Grünwedel,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von 1906 bis 1907 bei Kuˇca,Kar a'sahr und in der Oase Turfan,Berlin: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2,Seite 311.

这些遗物类别丰富,其中文献的语文比较复杂,包括突厥如尼文回鹘语、突厥如尼文中古波斯语、摩尼文(Manichaean)、摩尼文回鹘语等数种。③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703-705、717、775、779-780、800、809、813、864 页。它们的数量很多,但是仅有其中的文献和绘画得到比较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成为国际摩尼教研究的方向,也激发了对摩尼教遗存的新探察。各种遗物的详细出土信息、文物描述,以及关于寺院遗址的科学记录等,都是缺乏的。(图二)

图二 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测绘的高昌故城平面图

(采自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

值得一提的是勒柯克从K寺遗址获得的一幅坐佛像式绢画,画像头光左上方描绘了一幅珍珠十字架图像。④A.von Le Coq,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Zweiter Teil:Die Manichaeischen Miniature,Seite 26.类似图像还见于克孜尔石窟“饿鬼窟”(Preta cave)壁画,其佛涅槃图中佛陀头顶描画了一幅四臂等长的十字架如意宝图像。⑤Albert Grünwedel,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von 1906 bis 1907 bei Kuˇca,Kar a'sahr und in der Oase Turfan,Seite 170;Fig.392.显然,这种图像反映出摩尼教的教义及对于基督教、佛教图式的利用,有人相信,采用佛像形式加以十字架符号旨在表现作为摩尼教明使和“救世主”的耶稣或摩尼教的“佛陀耶稣像”。⑥Jal Dastur C.Pavy,“Manichaeism:A Rival of Zoroastrianism and Christianity,” The Journal of Religion,Vol.17,No.2(Apr.,1937),pp.161-169;David A.Scott,“Manichaean Views of Buddhism,” History of Religions,Vol.25,No.2(Nov.,1985),pp.99-115;克林凯特:《古代摩尼教艺术》,林悟殊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35-36、72-74 页;Zsuzsanna Gulácsi,“A Manichaean ‘Portrait of the Buddha Jesus’:Identifying a Twelfth or Thirteenth Century Chinese Painting from the Collection of Seiun Ji Zen Temple,” Artibus Asiae,Vol.69,No.1(2009),pp.91-145;颜福:《高昌故城摩尼教绢画中的十字架与冠式——以勒柯克吐鲁番发掘品中的一幅绢画为例》,《敦煌学辑刊》2016 年第3 期。

此后,大谷光瑞探险队在高昌故城亦获得一些粟特文摩尼教文书残片,现藏于日本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⑦参见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6、18、64-65、67、69、73-74、76、87、90、93 页。此外,斯坦因(M.A.Stein)1914 年10 月在吐鲁番探察时,亦于高昌故城I 号遗址(K 寺)清理出不少遗物,并收购4 件带插图摩尼教文书,另有1 份羊皮纸粟特语摩尼教文献。⑧M.A.Stein,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Kan-su and Eastern Iran,Oxford: Clarendon Press,Vol.II,1928,pp.590,594,1081;Vol.III,Pl.LXXVIII.这些文献用三种文字书写:突厥如尼文(Turkish Runic)、摩尼文(Manichaean)、粟特-回鹘文(Sogdo-Uigur)。⑨P.Zieme,“The Manichaean Turkish Texts of the Stein Collection at the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uly 2010,Third Series,Vol.20,No.3,pp.255-266.

另一个重要发现,是1928年黄文弼于高昌故城获得的1份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因其中提及高昌“大摩尼寺”“小摩尼寺”“南北几个摩尼寺”及寺院管理经营详情而颇受重视。①参见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4 年版,第64-65 页。释译参见:P.Zieme,“Ein uigurischer Text über die Wirtschaft Manichäischer Klöster im Uigurischen Reich,” in Louis Ligeti(ed),Researches in Altaic Languages,Budapest:Adémiai Kiadó,1975,pp.331-338;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31/32,1991-08-10,pp.35-96;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考古学报》1978 年第4 期;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75-84 页。这份重要文献的出土地点可能是两座摩尼寺遗址之一。在黄文弼之后,对吐鲁番乃至全疆范围内摩尼教遗存的继续探察中断了,直至1980 年代。

(二)柏孜克里克石窟的摩尼教文献和洞窟

1980 年,在对柏孜克里克石窟的清理中,出土了5叶10面梵夹式回鹘文文献,被比定为摩尼教《美味经》。②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所:《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遗址清理简记》,《文物》1985 年第8 期。对这份文献似乎没有进一步的研究。人们注意的是翌年的一个大发现,从65 号窟(格伦威德尔编第40 窟)中出土了8 件写本,有3 件是粟特文,另外5 件是回鹘文。其中一件粟特文文书长268 厘米、宽26 厘米,墨书粟特文135 行,中间彩画插图,最初它被认为是《摩诃般若陀罗尼经》。这8 件文献在森安孝夫和吉田丰释读后,被确定为摩尼教书信。③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所:《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遗址清理简记》;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 年版。

在吐鲁番,有关摩尼教的遗存和发现还有石窟寺遗迹。德国人对吐鲁番进行探察时,曾注意到柏孜克里克石窟第38窟(格编第25窟)等一些壁画题材的反常之处,但是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都没有明确指出这些壁画及其洞窟与摩尼教的关系。1909年进入吐鲁番的奥登堡(С.Ф.Ольденбург)探险队在探察柏孜克里克石窟时,认为第38窟(格编第25窟)的二次建成窟为摩尼教窟,吐峪沟石窟的某些壁画受到了摩尼教影响。①参见:С.Ф.Ольденбург,Русска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1909-1910,Санкпетербург,1914,46-47;C.M.杜丁:《中国新疆的建筑遗址》,何文津译,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75 页;昌迪:《俄国探险队在吐鲁番的考古考察评述》,《吐鲁番学研究》2023 年第1 期。时隔多年后,巴黎吉美博物馆的哈金(J.Hackin,他以发现巴米扬大像窟的佛典和贝格拉姆宝藏而出名)根据德国吐鲁番探察资料等编集《中亚考古学研究》一书时,才详细论证了柏17、25 窟与摩尼教的关系。②J.Hackin,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en Asie Centrale(1931),Paris:Les Éditions d’Art et d’Histoire 1936,pp.18-22.

是什么缘故重新唤起了学者对吐鲁番摩尼教石窟的兴趣呢? 可能是1980年代在柏孜克里克石窟新发现的摩尼教文献,使得摩尼教石窟问题重新受到关注。作为当年发掘者之一的柳洪亮在1983年的《新疆日报》上撰文说,柏38窟(格编第25窟)为晚唐摩尼教遗存。③柳洪亮:《回鹘高昌王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新疆日报》1983 年11 月12 日。由于释读1981 年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回鹘文摩尼教文献的因缘,森安孝夫遂于1988 年考察了柏孜克里克石窟。他的《回鹘摩尼教史研究》肯定了第25 窟属摩尼教窟,认为壁画上出现的宝珠图案是摩尼教东传过程中借自于佛教,其窣堵婆也源于佛教,后来被摩尼教徒吸收;25 窟侧壁上的粟特文题记,由同行的吉田丰发现采用了竖写方式,这显示出摩尼教东方转型的结果;画面的中心人物是两个施舍建摩尼教窟的俗信徒,周围是其守护神。他还指出,第35 窟(格编第22 窟)初建窟为摩尼教窟,第8 窟(格编第1 窟北邻窟)亦有摩尼教题记。他得出结论:柏孜克里克石窟最初是佛教石窟,在9 世纪上半叶至10 世纪上半叶,随着漠北回鹘西迁、西州回鹘王国建立、摩尼教兴起,一些摩尼教僧侣也居住在这里,并和居住在这里的佛教徒至少表面上和平共存;两教并存的状态最多持续至10 世纪末,佛教压倒摩尼教,最晚在11 世纪上半叶摩尼教在柏孜克里克消失了。④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第31·32 卷合并号,1991 年,第6-34 页。

森安孝夫等人考察之后,1990年代初,晁华山亦考察了柏孜克里克、胜金口、吐峪沟石窟,其后发表了一篇很受关注的文章《寻觅湮没千年的东方摩尼寺》。文章对窟寺分布与保存状况、建筑与壁画的甄别、殿宇分类与寺院组成、建造年代与分期、教法流布与寺宇兴废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它的意图显然是想将吐鲁番摩尼教寺院遗址的问题全部揭櫫。他认为在吐鲁番至少能区分出39座摩尼教窟,其中吐峪沟石窟中有11座(编号略),柏孜克里克石窟有19座,胜金口石窟有9座;并据敦煌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载摩尼教寺院构成及礼仪,且参照柏38B窟所谓“摩尼教寺宇图”,推测各寺院性质和分期,其中柏孜克里克石窟和胜金口石窟中都存在斋讲堂、礼忏堂和教授堂,吐峪沟石窟存在斋讲堂,胜金口石窟北寺寺院结构符合“摩尼教寺宇图”,是典型的摩尼寺;高昌摩尼寺可以分为二期,第一期年代为640—850年,第二期年代为850—1000年。⑤晁华山:《寻觅湮没千年的东方摩尼寺》,《中国文化》1993 年第8 期。

这篇文章引发了人们对吐鲁番摩尼教石窟问题的关注,但是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山部能宜在一篇文章中对晁氏所认为的吐峪沟第20、42窟为摩尼教窟以及三大石窟中存在大量摩尼教窟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前者与《观无量寿经》有联系,晁氏的判断“非常粗糙”。⑥山部能宜:《从〈观无量寿经〉看吐鲁番吐峪沟“摩尼教窟”之指归》,杨富学译,陕西历史博物馆编:《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3 辑,三秦出版社2016 年版,第257-268 页。

目前所知摩尼教遗迹、遗物的信息虽然都是经过实地探察方式获得,但是在研究上,考古学者几乎是缺席的;而且考古学的基础工作是很不到位的,这指的是系统的考古发掘,并刊布详细、精确的资料,及时做出年代学等研究。截至今天,关于吐鲁番摩尼教的研究,主要针对出土文献和图像材料。因此,晁氏利用考古学方法对摩尼教石窟的形制、布局、功能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利用出土文献作为补证,提供了吐鲁番摩尼教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角度,值得我们借鉴。

(三)有关研究

采用多种语文书写的摩尼教文献究竟有多少? 没有精确而权威的数据,据说有数千片甚或上万片,但德国探险队从吐鲁番掘获的文书总数达到40000余件,①Berlin-Brandenburg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ed.,Turfan Studies,Berlin, 2007,p.5.涉及摩尼教的文书应该是很多的。这些文书从被发现以来即由欧洲语言学者着手释读并进行摩尼教文献等教史研究,从早年的缪勒(F.W.K.Müller)、亨宁(W.B.Henning)至茨默(P.Zieme)、辛威廉(N.Sims-Williams)等,要综述他们已刊布的累累硕果的论著着实不易。②参见王媛媛在其著《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绪论·学术史回顾”等中的综述,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3-14 页。这些文献主要采用摩尼文、粟特文、如尼文,书写了中古波斯语(Middle Persian)、新波斯语、粟特语、回鹘语等,甚至还有汉语文献。除宗教语言的要求,这些不同语言的文献也证明了教会中的信众群体是由多民族组成的,主要是粟特人和回鹘人。③马小鹤:《近年来摩尼教研究综述》,《摩尼教与古代西域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308-319页。文献内容丰富,涵盖了经典注释、摩尼撰著的教义概述及其门徒的对话集、赞美诗、日常祈祷忏悔的仪式文献、教内日常文献等,一批双语(中古波斯语-粟特语、安息语-粟特语等)词汇表,表明当时语文间的转译情况。④王媛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第183-248 页。它们反映了摩尼教义和宗教生活的复杂面相。正是凭着对这些出土文献的释读、研究,摩尼教史的众多问题逐步得到了探讨和解答。

对于目前摩尼教研究来说,文献的发现和研究至关重要,但其发现可遇不可求。而依赖文献也容易造成对摩尼教认识的偏差,忽略了由丰富考古遗存反映的摩尼教物质文化生活。例如,对于高昌故城中保存的两座摩尼寺(α、K寺)遗址及出土遗物的考古学研究迄今仍是空白;前述争论的摩尼教石窟寺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考古学问题,缺乏详尽又科学的洞窟调查、发掘和资料刊布,恐怕是造成论诤的原因之一。我们还可以问:除了寺院、洞窟外,在吐鲁番还有没有其它摩尼教遗存,例如摩尼教徒墓葬?

像我们近年对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考古发掘,今后也许有必要科学勘查和发掘α 寺和K寺,为摩尼教研究提供新资料、新方向,推动相关研究进展。不过,在吐鲁番的“三夷教”考古必须深入消化“三夷教”文献和教史研究等既有成果,正是文献赋予了那些沉默的实物以更多意义。对α、K寺出土文献的研究揭示,高昌故城的这两座摩尼寺都经过了摩尼教与佛教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寺院改建。⑤孟凡人:《新疆考古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45 页;森安孝夫:《论回鹘佛教史料木柱文书》,《史学杂志》第83 编第4 号,第38-54 页;松井太:《高昌α 寺遗址所出摩尼教、佛教寺院回鹘文账历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2 期。这些历史背景对判断和阐释寺院的建筑遗迹、遗物提供了参考。反过来,对考古学遗迹、遗物的精细分析也会丰富寺院的“生命史”研究。

三、景教

新疆发现的古代基督教遗存主要是在吐鲁番地区,其它地方发现很少。2021年开始正式发掘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之前,人们所知的吐鲁番景教遗存,即是清末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高昌故城东郊,以及葡萄沟以西的西旁(Shüi-pang)各发现的一处寺院遗址,从中出土的景教壁画和文献受到高度关注。但是,从那以后再无新发现问世,这两处遗址本身也长期被忽视了。

(一)高昌故城东郊教堂遗址

1905 年,勒柯克等人在高昌故城东郊和葡萄沟西面,分别探察了一处基督教寺院遗址,有关发现情况简略记录于勒柯克撰《高昌》和格伦威德尔撰《新疆古佛寺》等书中。⑥A.von Le Coq,Chotscho,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Tafel 7;Albert Grünwedel,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von 1906 bis 1907 bei Kuˇca,Kar a'sahr und in der Oase Turfan,Berlin: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1912,Seite 339-340;Fig.677-678.另外,“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和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等合作的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数据库等,也有一些遗迹、文书的照片。

高昌城东郊教堂遗址,据勒柯克《高昌》一书记录,位于高昌故城外城墙东北角以东,过桥后向南,大型佛塔群西边,与高昌城T遗址相对的方向上。据勒柯克所述,该建筑曾多次重建,保存了三间被改建过的大厅。按其描述,这三间大厅似乎是东西向(而非南北向)并排布局。《高昌》描述说:较早期的建筑墙壁上保存有壁画,其中,东厅北墙保存了一幅骑士肩扛十字架杖的壁画局部,东墙内侧残存有一幅向左行进的骑马像的马镫和人脚,下方是后来知名的“棕枝主日图”;西厅的壁画残存二幅,一幅是一组严重损坏的着绿内衣、红氅人像和一条马腿,另一幅是右侧视的女立像。勒柯克依据东厅壁画中的骑士和肩扛的十字架杖,认为是“一幅基督教绘画”,不过他指出在高昌城出土的一幅摩尼教壁画中也出现了十字架图案;另外,在西厅壁画中人像的衣着(红外衣),他认为与摩尼教徒通常着白衣的形象是不同的。①A.von Le Coq,Chotscho,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Tafel 7.

1907 年初,格伦威德尔造访了这座寺院遗址,对勒柯克的记录有所补充。他临摹了东厅北墙上残存的高达2米的骑士像,并在书中记录道:画中的骑士向右行进,马后是一幅唐装女子小像;骑士冠上的十字架绘成黄色,右手擎一杆十字架权杖。由于光线太暗无法照相,格氏将之摹画出来,刊之于《新疆古佛寺》中。西厅壁画有三层,第二层残存人像中,他临摹了一位着白衣男像及一位高髻女像;第三层残存了一幅真人大小男像。②Albert Grünwedel,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von 1906 bis 1907 bei Kuˇca,Kar a'sahr und in der Oase Turfan,Seite 339-340;Fig.677-678.显然,寺院被多次改建过,早期可能是摩尼寺。

勒柯克的书出版后,人们的关注都集中在教堂壁画上,主要是壁画的题材问题。不幸的是,这处遗址几已无存了。2023年3月我们根据线索找到这处遗址时,发现它已被夷为平地。关于这处教堂遗迹,现在所知的也仅是当年德国探险队所掘获的几幅壁画和记录了。

佐伯好郎是比较早讨论壁画题材的人,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之景教文献与遗物》一书中,他认为东墙内侧残存的壁画画面所描绘的是棕枝主日(The Palm Sunday)场景,画面左侧的男子为执事或助祭(deacon),手持香盒焚香行净化仪式,对面二男一女作持柳枝(替代近东之棕榈枝)礼敬的姿势;东厅北墙上绘画的戴十字架冠执杖骑士为基督。③P.Y.Saeki,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The Toho Bunkwa Gakuin:The Academy of Oriantal Culture,Tokyo Institute,Tokyo:The Maruzen Company Ltd 1951,pp.417-418.朱谦之《中国景教》一书中采纳了佐伯氏的观点。④朱谦之:《中国景教》,商务印书馆2014 年版,第198-199 页。这是在尚未有充足的类似题材以作比较的情况下所做的推测,克林凯特(H.-J.Klimkeit)就对所谓“棕枝主日图”比较谨慎,他认为描绘的是位伊朗教士,手执圣餐杯向“突厥人”(回鹘人)传教。陈怀宇亦持此说,他还认为此图上方的残存画面是耶稣像,这幅壁画是圣像画,表现耶稣与圣徒的活动和事迹。⑤克林凯特:《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林悟殊翻译增订,淑馨出版社1995 年版,第35 页;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季羡林等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5-214 页。

在2021年奇台唐朝墩古城景教寺院遗址和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发掘出大量壁画之前,高昌故城东郊景教教堂的壁画,还是中国及中亚地区所仅见者。在关于壁画的研究上,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景教寺院图像的新发现来佐证。例如戴十字架冠像,过去所知的还有莫高窟“藏经洞”一幅戴十字架冠和十字架项坠的菩萨像幡画,现在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和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又发现了多幅。⑥任冠、杜梦:《唐朝墩景教寺院圣台和圣堂的考古学研究》,《西域研究》2024 年第3 期;任冠、魏坚:《2022 年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西域研究》2023 年第2 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中山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历史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2021 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24 年第3 期。这样就有了更多的可比材料。

(二)西旁景教寺院遗址

另一处遗址——西旁遗址,也是同时期被发现的。这里是处在吐鲁番城北面的火焰山南麓,介于葡萄沟和桃儿沟之间的一处唯一有水源之地。在1898年和1903年,克莱门茨和格伦威德尔分别探察过这一带的佛寺遗迹,格氏的书中简略提及布拉依克(Bulayïk)村西面“一座被破坏得面目全非的大的寺院遗址,其后东北方向有一座塔”,附近有水塘和泉水及大果园。①克莱门茨的探察,参见张惠明:《1898 至1909 年俄国考察队在吐鲁番的两次考察概述》,《敦煌研究》2010 年第1期。该文将“西旁”译作“什班”。格伦威德尔的探察,参见Albert Grünwedel,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München,1906,Seite 172.从描述的方位和情状上判断,这处寺院遗址指的是后来被命名的“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可能是被附近佛寺的壁画等发现所吸引,他们都忽视了这个遗址。顺带说:他们书中提到的“西旁”(Шипан/ Shüi-pang),分布在库鲁特卡(Kurûta)至布拉依克之间的山麓上,这两个地方分别对应着桃儿沟和葡萄沟沟口一带。现在我们知道,“布拉依克”一名在高昌回鹘王国时期就存在了,它来自唐代设在葡萄沟一带的洿林城,高昌回鹘时期改称布拉依克,回鹘文文书里记录了那里有一所景教寺院。②参见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 年版,第76-77 页;付马:《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9—13 世纪中亚东部历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版,第215 页;Matsui Dai,“Old Uyghur Secular Documents and Church of the East in Turfan,”《“景教研究新进展:考古,历史,语言,图像”国际学术研讨会摘要集》,吐鲁番,2024 年10月,第84-85 页。

对西旁遗址的挖掘发生在1905年6月的一天,当时由勒柯克领队的探险队的队员巴图斯(Theodor Bartus),在这处遗址挖掘出了大批基督教文献。真实情况可能是,当地村民从遗址中挖掘出了文书并兜售给探险队,于是招致了进一步的盗掘。勒柯克根据叙利亚文文献判断出遗址“很可能是基督教的”。③A.von Le Coq,Chotscho,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Seite 1-2,4,Tafel 71;卡恩·德雷尔:《丝路探险:1902—1914 年德国考察队吐鲁番行记》,陈婷婷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版,第146-149 页。后来所做的整理,德国探险队从吐鲁番获得的景教文献共计1092 件,主要出自西旁遗址。这些文献经过整理,其中主要为叙利亚文叙利亚语(Syriac)和叙利亚文粟特语(Sogdian in Syriac script)文书,另有粟特文粟特语(Sogdian in Sogdian script)、回鹘文回鹘语(Uighur in Uighur script)、叙利亚文回鹘语(Uighur in Syriac script)文书,以及少量汉语、中古波斯语和叙利亚文新波斯语(New Persian in Syriac script)文书等。(图三)④Mark Dickens,“Scribal Practices in the Turfan Christian Community,”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Syriac Studies,Vol.13(2013),pp.3-28;Berlin-Brandenburg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ed.,Turfan Studies,Berlin,2007.

图三 1905年德国吐鲁番探险队从西旁遗址掘获的文献(采自“国际敦煌项目”网站)

这些景教文献在根据当年档案整理编号过程中,其出土地点被标注为布拉依克、库鲁特卡、高昌故城、胜金口、吐峪沟。⑤Erica C.D.Hunter and Mark Dickens,eds.,Syriac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Stuttgart:Steiner Verlag,2014,p.1;Appendix VI:Signature numbers from locations other than Bulayïq,p.446.从而引出一个重要问题:虽然除西旁(布拉依克)外其他地点出土的景教文献都很少,但这些地点是否曾经存在过景教寺院,或者是否有景教僧团或景教徒在此生活过? 因为回鹘文文书表明,在一个叫做Qonglï 的城中曾有一所景教教堂,在泽田(ïqtïn,赤亭,七克台)也有一个景教教团。⑥付马:《唐元之间丝绸之路上的景教网络及其政治功能——从丘处机与“迭屑头目”的相遇谈起》,《文史》2019年第3 辑;Matsui Dai,“Old Uyghur Secular Documents and Church of the East in Turfan,”《“景教研究新进展:考古,历史,语言,图像”国际学术研讨会摘要集》,第84-85 页。看来,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还需要考古学参与。

上述早期发现揭示了吐鲁番景教遗存的重要性。此后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对这批景教文书的释读和研究,这项工作从勒柯克当年的发现之后不久即开展,经过数代语言学者的不懈努力,其中主要部分都得到了释读、翻译和研究。①参见:Nicholas Sims-Williams,Iranian Manuscripts in Syriac Script in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2012;Nicholas Sims-Williams,Biblical and Other Christian Sogdian texts from the Turfan Collection(Berliner Turfantexte),Turnhout:Brepols,2014;Erica C.D.Hunter and Mark Dickens,eds.,Syriac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Stuttgart:Steiner Verlag,2014;Peter Zieme,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Piscataway:Gorgias Press,2015;林丽娟:《中国境内出土景教叙利亚语文书研究综述》,《西域研究》2024 年第3 期。这些文书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东方叙利亚教会乃至基督教文献的诸多方面,部分文书具有十分突出的价值,如礼仪书《轮》(udra)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前者的很多书页保存完整,是该书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版本。②Erica C.D.Hunter,“The Importance of MIK III 45 for Studies on the udra,”《“景教研究新进展:考古,历史,语言,图像”国际学术研讨会摘要集》,第4-5 页。此外,高昌故城和西旁景教遗址出土的非景教类文献(如佛、道文献),以及其它遗址出土的涉及景教的文献,也得到关注。

文献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文献所出的遗址本身却被长期忽视。如前文所述,确实有必要对这些“三夷教”遗址、墓地进行系统的科学勘探和发掘,但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新的出土文献,而是通过考古学研究开拓景教研究的新天地。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选择了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进行发掘,工作始于2021年,至今已进行了三次发掘,清理了遗址的大部分区域和墓地的一部分墓葬,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发掘成果。(图四)

图四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

这座山丘型景教修道院遗址保存状况良好,结构完整,清理出的遗迹类别多样,包括各种形制和用途的房屋、通道、平台、洞窟、灶、垃圾堆、厕所、葡萄园、墓葬等,其分布状况反映了寺院的形制布局特征。考古年代学初步研究,显示寺院年代约在公元8—13世纪,这个漫长时间里留下的出土遗物种类丰富且数量众多,其中重要遗物达3539件(组),包括1284件(组)多种语文的文献和一批壁画残块等。文献经初步识别,包括汉文、叙利亚文、回鹘文、粟特文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册汉文(佛经等)和叙利亚文合装书册,以及汉文佛经、道经与叙利亚文、回鹘文景教文献双面书写的文献。①参见刘文锁、王泽祥、王龙:《2021 年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22 年第1 期;《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2021 年发掘报告》;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中山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历史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考古》2024 年第7 期;刘文锁、高肖肖、薛亮亮:《2024 年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西域研究》2025 年第2 期。(见图五)墓葬的发掘也获得了丰富的信息。这是中国第一次科学发掘景教徒墓葬。

图五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出土文献

西旁遗址的科学发掘使我们意识到,吐鲁番的“三夷教”考古遗存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充满潜力。通过科学发掘发现的大量丰富遗迹和出土遗物等,尤其是文献,展现了中古时期中国西域“三夷教”寺院生活的丰富内容,由这些新材料提出的新问题也拓展出了“三夷教”研究的新方向,即在考古学研究基础上利用考古资料与出土文献相结合,重建本地的“三夷教”史与文化史等。这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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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K8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5-0011-12

作者简介: 刘文锁,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王颖璇,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3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新疆段)文明交流的考古学研究”(23VLS008)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疆多宗教中国化考古实证研究”(2025&ZD00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