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民国时期的女子乒乓球运动与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密切相关。 1917年,上海的教会大学较早出现青年女子参加乒乓球运动的现象。 在林泽苍等人的倡导下,部分城市的乒乓球专门组织开始积极推广女子乒乓球活动,在身体与观念的双重层面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进展。 1926 年后,上海等地区举办女子乒乓球锦标赛,初步彰显女子乒乓球运动的活力及“男女平等”的权利意识。 全面抗战爆发后,沦陷区的城市女子乒乓球运动连番遭遇挫折,而昆明、重庆等大后方城市的女子乒乓球运动被转化为筹集赈款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妇女解放的意义。 民国女子乒乓球运动的演进历程显示,该项运动有力推动了近代中国女性解放事业的发展,但因战争破坏与时局动荡而存在难以自我突破的限度。
关键词: 女子乒乓球运动;民国体育;妇女解放运动
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兴起后,妇女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被视为衡量社会近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包括女子乒乓球运动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女子体育,是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道特殊风景。 作为女性进步的一个缩影,近代女子乒乓球运动的演变历程,总体呈现的趋势是女性参与乒乓球运动的人数逐步增加,各地举办的女子乒乓球比赛不断涌现。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民国时期的女子乒乓球运动已有一些涉及,① 游鉴明注意到,1920 年代后期,师生课外运动曾在部分校园里掀起风潮,其中女子乒乓球运动颇受欢迎。 她认为,包括女子乒乓球运动在内的具近代意义的女子体育“改变了中国女性的历史、两性关系和社会价值”,见游鉴明:《超越性别身体——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1895—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282 页。 李荣芝、肖焕禹考察了乒乓球传入近代中国的路径,并注意到1902 年女子乒乓球运动在中国出现,见李荣芝、肖焕禹:《乒乓球在近代中国的传入及发展》,《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 年第5 期。 罗桢认为,1927 年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组织成立的乒乓球队是近代上海最早成立的女子乒乓球队,极大地推动了上海女子乒乓球运动的发展,见罗桢:《近代上海乒乓球运动发展探析(1904—1949)》,上海体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第16 页。但尚未有对该问题的系统梳理,对女子乒乓球运动与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之间的关联也鲜有人问津。 本文主要运用民国时期的报刊等资料,在梳理民国女子乒乓球运动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探讨其对于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意义。
鸦片战争以来,对外战争的接连失败和日益衰败的社会状况促使各路仁人志士开始奋力探求国家强大的出路,作为“国民之母”的妇女逐渐被赋予了强国强民的使命而与国家存亡联系在一起。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女性解放作为一个社会议题在一系列的重大社会变革下不断受到重视。 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积极倡导“男女平权”,认为妇女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希望女子与男子建立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 不过,由于军阀混战与政治动荡,民国初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发展并不顺利。 五四运动前夕,城市高等教育的兴起为女子乒乓球运动提供了发展机遇。 五四运动时期,除教会学校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子已达六百六十五人,分布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广东高等师范等大学之中。①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 年版,第389-390 页。这些高等院校普遍较为重视女子体育运动,中国最早的女子乒乓球队便诞生其中。
近代中国引入西方文化的历程中,上海作为口岸城市,得风气之先,较早出现女子乒乓球运动。 清朝末年,上海出现的第一所近代女子学校——经正女塾,“以发展女子身心健康”为办学宗旨。 1908 年,上海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女子体育专业人才的学校——中国女子体操学校。 民国初期,上海的一些女子学校相继成立,为女子乒乓球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基础。 乒乓球至少在1901 年已经传入中国,②李荣芝、肖焕禹:《乒乓球在近代中国的传入及发展》,《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 年第5 期。但上海女子乒乓球运动见诸媒体大约始于1917 年。 是年,《小说画报》刊登了书范的画作《乒乓》一图,③书范:《乒乓》,《小说画报》1917 年第8 期。一名戴着眼镜,身穿改良旗装上衣的年轻女子正在打乒乓球,她右手持拍,眼睛注视着正从面前球台上弹起的乒乓球,显得十分热情投入(见图1)。 图中透露出一个明显的信息是1917 年上海已有女子乒乓球运动,而这一运动在国内出现的时间应该更早。 根据现有资料,可将1917 年视为中国女子乒乓球运动的萌生之年。

图1 女子打乒乓图(1917 年)
1920 年6 月15 日,《申报》刊登了张枕绿的《吾之家庭琐述(三)》一文,作者叙述了自家的休闲活动。 通常晚餐后,家人们一起进入娱乐室,各展所长:作者本人擅弹风琴,配合其妻所素擅的唱歌;作者的姐姐擅围棋;作者教女佣打台球(亦名乒乓球),一星期打碎了五个乒乓球。④张枕绿:《吾之家庭琐述(三)》,《申报》1920 年6 月15 日,第14 版。作者记叙了自家的家庭娱乐活动,包括风琴、围棋以及乒乓球等,并且还提到家中女佣因力气大而擅长于乒乓球,在作者教会她们后,一周内竟打碎五球。 能雇得起女佣,又能学习风琴这样的西洋乐器,说明作者家境尚优,也意味着这时的乒乓运动在富裕人家不算新鲜难得。
1921 至1924 年间,随着乒乓球运动的不断推广,女性参与乒乓球运动的相关消息也更多出现。 上海的高等院校较早开始推广女子乒乓球运动。 1922 年,陆礼华在上海虹口区邓脱路创办了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1928 年改名为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并解释其办校宗旨称:“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的创办,目的在于中国妇女的解放;通过学校的体育教育,达到强健妇女体格,培养女子体育师资,为在中国开展女子体育运动训练骨干。”⑤吴志明、吕权、吴健:《陆礼华与中国女子体育运动》,《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2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173 页。之后,女子体育运动与妇女解放事业的关联越来越密切。 1924年开始,国内积极推广女子乒乓球的呼声渐渐兴起,近代中国最早公开提倡女子参与乒乓球运动的是林泽苍。 林泽苍在大学期间就十分热爱乒乓球,1923 年被推举为上海圣约翰大学乒乓球会的会长。 《申报》曾刊登此消息:“圣约翰乒乓会成立三年有奇,以联络感情、练习乒乓为宗旨,会员有三十余人,举定会长林泽苍、副会长谢锡恩、书记经励伯、吴培鑫、司库席彭年、干事张水祁。”①《约翰乒乓会之交谊会,有中西音乐戏剧助兴》,《申报》1923 年6 月6 日,第18 版。林泽苍学商业出身,本人十分注重对于乒乓球会的经营,“昨晚八时,假约翰交谊堂开交谊大会,首由会长主席致开会词,次有中西音乐、短剧等助兴,末有活动影戏及茶点,至夜十时半始尽兴而散”。②《约翰乒乓会之交谊会,有中西音乐戏剧助兴》,《申报》1923 年6 月6 日,第18 版。1924 年,林泽苍开始公开呼吁“提倡女界从事乒乓运动”。③《乒乓联合会近闻,提倡女界从事乒乓运动》,《时报》1924 年7 月29 日,第10 版。
1924 年10 月,林泽苍被选举为上海乒乓联合会副会长后,在推动乒乓球运动发展方面更加积极主动。 “上海乒乓联合会,前日结合沪上各乒乓团体代表在青年会讨论会务之进行与修改章程等,到会者甚众。 选举职员,照章在明春二月举行,今将选举期提前,经各代表之赞成,即将从前职员一律取消,重行选举。 结果,中国台球研究会胡铁吾君为正会长,约翰大学林泽苍君副会长。”④《乒乓新讯》,《申报》1924 年10 月7 日,第14 版。此次选举是上海乒乓联合会的重要改革,《申报》曾刊登其信息称:“职员以一年半为限,满期不得复任,其余议案颇多云。”⑤《乒乓新讯》,《申报》1924 年10 月7 日,第14 版。林泽苍的当选与其对乒乓球运动的贡献密切相关,1924 年9 月1 日上海乒乓联合会出版了《乒乓规则》,此规则对规范和普及乒乓球运动有重要意义。 该书中亦附有林泽苍《女校亟宜提倡乒乓球戏意见书》一文,文中林大力提倡女子参与乒乓球运动,并且主张各女校应积极响应。⑥《女校亟宜提倡乒乓球戏意见书》,《时事新报(上海)》1924 年8 月22 日,第12 版。
对女子乒乓球运动的提倡得到以上海乒乓联合会为代表的乒乓球界的支持,因为乒乓球运动的特点适宜女性,且运动场所布置方便。 上海乒乓联合会“因鉴于近来乒乓球戏渐为社会所注意,而妇女方面,对此尚不十分踊跃,按此种游戏,美国人称之为Ladies Garues 于女子生理,极为合宜”。⑦《乒乓联合会近闻,提倡女界从事乒乓运动》,《时报》1924 年7 月29 日,第10 版。日本人寺田瑛的《女子的运动竞技》在《妇女杂志(上海)》1924 年第10 卷第7 期被翻译出版,作者介绍了西方体育家对女子体育的建议:“适于女子的竞技,女流的世界竞技家莫尔干女士曾列举霍基(Hockey)、哥尔夫(Golf)、篮球、滑冰、竞渡、竞走、网球、A 式足球、室内棒球、击剑、队球、游泳十二种”,同时“主张篮球、队球、网球、室内棒球、足球、陆上竞技(竞走、跳跃、投掷)、游泳七种,更加以乒乓球”。⑧寺田瑛著,幼雄译:《女子的运动竞技》,《妇女杂志(上海)》1924 年第10 卷第7 期。1925 年《申报》刊登的《说乒乓球》一文称:“现在玩(乒乓球)的人很多,上自大学下至小学,差不多都有这个玩意儿的设备。 因为它所占的地位无几,且一年四季,男女老少,无不适宜,普通没有标准的台子,便把吃饭桌三只拼成比较标准的较长而较狭。 至于合二只、四只、六只桌子戏的,也由三只变化而来的。”⑨郦天雁:《说乒乓球》,《申报》1925 年12 月11 日,第17 版。上海女子乒乓球运动的兴起和妇女的解放意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晚清至民国初期,随着西风东渐,教会女学带来了女性体育的启蒙。 五四运动后,随着女子学校教育的普及与运动风气的渐开,女性开始广泛参与乒乓球运动,参与的对象由女学生群体扩及一般女性,女子乒乓球及其传播的新思想也成为促进女性意识觉醒的重要因素之一。
1926 年,国内第一支女子乒乓球队——两江女体师乒乓球队在上海正式组建,由此民国女子乒乓球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此后,北京、广州、天津等地纷纷组织了女子乒乓球队,各级运动会也逐渐将女子乒乓球列为比赛项目。 1935 年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开始出现将男女乒乓球项目列入正式竞赛项目的呼声,1948 年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将女子乒乓球与男子乒乓球同时列入正式比赛项目,标志着民国女子乒乓球运动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
女子乒乓球队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在社会观念与组织条件日渐成熟的局面下,第一支女子乒乓球队的成立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1926 年3 月,在林泽苍和上海乒乓联合会积极推动下,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组织乒乓球队,“西门公共体育场,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以乒乓球戏,为户内最流行最有益之运动品,加之公共体育场向有完美乒乓球具之设备,因之学生颇增兴趣,平时除在体育场练习外,刻已组织成队,定制标准球台两张,放置休息室,以便学生课余练习,而事提倡云”。①《两江女体师组织乒乓队》,《申报》1926 年3 月25 日,第19 版。两江女体师女子乒乓球队是有史可考的近代第一支女子乒乓球队。 当年6 月,两江女体师女子乒乓球队参加了上海乒乓联会锦标赛,只是因另有他事,所以只好按弃权处理。②《上海乒乓联会锦标比赛之第二幕》,《申报》1926 年6 月7 日,第7 版。两江女体师女子乒乓球队组建后不久,上海的民生女校也组织了女子乒乓球队,在一段时期内,《新闻报》多次关注这支球队并进行报道,这些报道大致勾勒出民生女子乒乓球队的运行模式。 该校女子乒乓球队的组建是基于足够的参与运动的人数,校方规定:“体育指导员张畹清女士布置一切,排定运动时间为上午八时至九时、下午四时至五时,学生自初小四年以上至初中,均可加入运动。”③《民生女学组织乒乓球队》,《新闻报》1926 年 4 月10 日,第9 版。由此可知,只要年龄达标,女校中的学生皆可参加乒乓球运动,这也为挑选优秀人员组建队伍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此基础上,“民生女学校乒乓队球,业已成立,队员计有四十余人,分三组”,“本星期内三组将比赛一次,定期为星期六下午”。④《民生女学乒乓球队成立》,《新闻报》1926 年4 月19 日,第12 版。之后“各学校各选择七人运组比赛”,⑤《民生女学乒乓球讯》,《新闻报》1926 年4 月26 日,第12 版。这说明当时上海女校之间或存在有组织的校际女子乒乓球比赛。 此外,同乡之间的合作也能促成乒乓球队的建立,1929 年上海广东女子乒乓队组建,系粤侨学界中人组织,该队十余人皆为沪上各女校的乒乓人才,自此欢迎各团体发起友谊赛,以求深造诣。⑥《广东女乒乓队成立》,《时报》1929 年12 月4 日,第6 版。
一项体育运动的发展与普及,除了有民众基础外,国际间的比赛也是其流行的重要推动因素。 实际上,“当中国人接纳西方体育运动时,与其说是出于个人兴趣,不如说更多是受到建立强盛国家形象的目标的驱使”。⑦徐国琦著:《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崔肇钰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9 页。作为拥有一定基础和实力的舶来品乒乓球,很容易被新近成立的国民政府列为比赛项目,并借此向国外展示该新生政权的强盛形象。
1927 年8 月27 日至9 月3 日,第八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 远东运动会由远东体育协会负责组织⑧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上海体育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 年,第87 页。,它是近代东亚地区第一个国际综合性体育竞赛,在当时被称作“东方奥运会”或“近代亚运会”。第八届远东运动会是由中国人自主举办的首届国际运动会,也是中国体育界第一次以独立自主的面貌公开亮相,加之有着正处于“黄金十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鼎力支持,故而总体上赛会状况令人满意。⑨王妍:《远东运动会与近代东亚社会的发展》,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225 页。对于女子乒乓球运动来说,这一届大会的意义尤为重要。 当时女子乒乓球被作为大会的表演项目,虽然未列入正式比赛,但毕竟是中国女子乒乓球首次登上国际赛事,极大地推动了女子乒乓球运动的发展。 此后,各地的女子乒乓球竞赛显著增多,如1928 年《民国日报》载:“两江女子体育专门学校,对于球类运动,极为注重,现为增进乒乓球艺起见,特组织乒乓锦标比赛,于今日下午四时开赛,此次学生加入参战者,有二十八人,比赛方法,采取淘汰法比赛制,届时巾帼齐聚一场,必有一时剧战之盛况。”⑩《两江女体专乒乓锦标开始比赛》,《民国日报》1928年10月19日,第12 版。又如上海的飞飞女子乒乓队,每周日都几乎要花一天的时间在当时的东虹江路三元里13 号进行交流比赛。⑪李荣芝:《中国乒乓球发展史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21 年版,第48 页。 由此可见,自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举办以来,女子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再度迈向一个新台阶,而即将到来的19 世纪30 年代,则更是民国女子乒乓球运动的炽盛时期。
随着女子乒乓球运动人数的增多以及各级女子乒乓球锦标赛的举办,球队的数量快速增加,女子乒乓球运动的发展进入快车道。 首先是国家层面组建了女子乒乓球国家队。 1930 年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受邀赴日与群山女校进行友谊赛,虽然获得了胜利,但还是使男子队员们认识到了中日女子乒乓球水平的差距,故这批队员归国后便积极推动女子乒乓运动。①李有强:《20 世纪初我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体育文化导刊》2011 年第5 期。同时,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后,中国极力提倡女子乒乓项目,以作为将来与日本女子比赛之准备。②李荣芝:《中国乒乓球发展史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21 年版,第48 页。在个人与国家的双重推动下,近代中国女子乒乓球国家队应运而生,并在各地陆续参加比赛。 其次在地方层面,各地女子乒乓球队的数量进一步增多,地区间球队的交流日趋频繁。 如苏州、天津、北平、南京等地纷纷组建多支女子乒乓球队,加上之前上海、广东、香港等地的球队,女子乒乓球队在东南沿海及平津地区已是较为普遍的存在。 地区之间的比赛交流也日渐增多,如香港东方女子乒乓球队就曾远赴上海进行友谊赛,接连战胜多支上海本地队伍,其事迹见诸报端。③《香港东方女子乒乓队至沪比赛连战皆捷》,《玲珑》1933 年第3 卷第25 期。香港南华女子乒乓队也于1933 年赴天津挑战,其时当地各个强队都愿与之比拼切磋一番。④《碎锦》,《体育周报》1933 年第2 卷第10 期。再次是女子乒乓球竞赛的高频化与正规化,如曾荣宗在其文章中提到的女子乒乓球赛就有上海的通商杯夺标赛、广东的香槟杯夺标赛以及联合杯⑤曾荣宗:《女子乒乓球》,《今代妇女》,1930 年第22 期。,除此之外,还有上海的全沪女子个人锦标赛、广东全运会女子团体乒乓球赛、天津夏令女子乒乓球公开赛和青年会女子乒乓球赛、苏州个人锦标赛等一系列比赛。 同时,在比赛开始前,赛事主办方还聘请体育界热心人士作为筹备委员⑥《分会小消息:女子乒乓球个人公开比赛行将开始》,《天津青年》1934 年第77 期。,并设立裁判,以此推动女子乒乓球竞赛向正规化发展。 最后是女子乒乓球员的年轻化趋向,从民国报纸所报道的女球员来看,其年龄多属青年,极少见有大龄妇女参赛乃至夺冠的记录。 如《乒乓世界》所报道的苏州个人锦标赛女子组冠军诸绝英女士,时年二十岁,文章称其“毕业于景海女中。 课余之暇,辄在普益社乒乓室练习乒乓,已有数年,故经验颇丰”。⑦高辛生:《苏州个人锦标赛女子组详记》,《乒乓世界·连环两周刊(合刊)》1934 年第8 期。这样看来,诸女士接触并练习乒乓球应在十余岁之时。 再如,《图画时报》曾在1930 年刊登了一幅题为《全沪女子乒乓个人锦标冠军林慕容女士年才十二系蜚声沪江之广东女子乒乓队柱石》的照片。⑧曾荣宗:《全沪女子乒乓个人锦标冠军林慕容女士年才十二系蜚声沪江之广东女子乒乓队柱石》,《图画时报》1930 年第722 期。照片中,一位稚气未消的小女孩手捧冠军奖杯,若非标题提示,很难想象这位年仅12 岁的少女已是全沪女子乒乓个人锦标赛的冠军和广东女子乒乓队的主力,考虑到乒乓球训练所需时日,这位球员开始练习乒乓球的年龄或许未及幼学之年。
1935 年,近代中国的乒乓球运动有了重大的发展。 在这一年,“中华全国乒乓球协会”在社会各界的一再呼吁下成立,近代中国的乒乓球界也由此拥有了对外联系的组织,北平与天津的乒乓联合会也相继成立并组织比赛;与此同时,《乒乓周报》创刊,刊载内容主要为乒乓球赛消息以及相关内容,有力地促进了乒乓球运动在社会大众之中的传播。 1935 年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举办,可谓是一次空前的体育盛会,除了顶级的硬件设施外,在规范、参与人数等方面皆前所未有。⑨张维松:《1935 年〈字林西报〉对中华民国时期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报道的研究》,《体育科研》2019 年第1 期。同年,上海乒乓联合会发起了全国竞赛,并在上海四川路横滨桥中央大会堂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乒乓球比赛。⑩李荣芝:《中国乒乓球发展史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21 年版,第43 页。 这一次比赛中,女子乒乓球不再是过去的表演项目,而是作为正式的竞赛项目位列其中。 1935 年乒乓球全国竞赛给方兴未艾的近代女子乒乓球运动再添新动力,有力地推动了女子乒乓球运动的发展。
1936 年,《乒乓世界》刊登了万县市立第三小学校女子乒乓冠军的照片。 照片中的王化碧同学独自一人站在画面中间,留着一头学生短发,身着经典学生装,双手所举或为奖状,或为奖品。⑪《万县市市立第三小学校女子乒乓冠军王化碧女士》,《乒乓世界》1936 年第3 期。 此照所展现的意义大概有两个方面:女性地位的提升以及女子乒乓球运动的发展。 毕竟,相较于“程朱理学”熏陶下足不出户的传统女性来说,尚读小学便凭借一技之长登上报纸而“抛头露面”的王化碧女士或多或少还是体现出近代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
南京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时期,社会相对安定,中国女子乒乓球运动迅速发展,女性不仅在心理上获得自信和满足,而且在主体意识的觉醒上也得到了一定的解放。 当然,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城市。广大乡村的妇女仍被旧习俗、旧观念束缚,难以得到接受教育和参与现代体育运动的机会。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各地的女子乒乓球运动发展深受日军侵华战争之害。 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原定于1937 年10 月在南京举行,全国乒乓协会提请国民党体育当局,希望增设男女乒乓球项目为正式的锦标赛事并最终获得批准。①《全国乒乓协会决呈请七届全运筹委会列乒乓为正式锦标二届全国乒乓赛着手筹备》,《立报》1937 年3 月4日,第5 版;《七届全运审委会决取消竞赛委会另设审判委员会大会增设男女乒乓单打锦标》,《立报》1937 年4 月11 日,第5 版。随之各地纷纷响应,上海为了选拔参赛选手更是举办了严格的数轮预选赛,最后选出五名女乒乓球手,“即日开始训练,九月初举行最后测验,男女组各选正式选手三人,预备员一人,充任代表”;②《沪参加全运会乒乓复选竣事十五人及格即日起训练》,《立报》1937 年7 月8 日,第5 版。全国乒乓协会驻京办事处则将第七届全运会乒乓球比赛规则及比赛办法寄函于北平市体育记者协进会以为推动。③《第七届全运乒乓球比赛规程全国乒乓协进会昨已寄平》,《世界日报》1937 年7 月11 日,“体育界”版。作为首次列入正式比赛项目的乒乓球,本该在第七届全运会上大放异彩,然而由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全运会最终被迫取消,而女子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也深受其害。
随着日军侵入中国华北、华东、华南地区,原本蓬勃发展的女子乒乓球运动在这些区域陷入低谷。暂时未受战争影响的香港、重庆、广州、昆明等地的女子乒乓球运动尚有些许发展。 以香港为例,在被日军侵占之前,该地举办的赛事包括鉴泉杯乒乓赛、中环段乒乓赛、全港公开赛等。 抗战期间迁往香港的小型报刊《立报》就曾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场“关系至重”的“盟主争霸赛”——鉴泉杯乒乓赛女子组决赛,报刊称南A 队战将皆能攻善守,实力较为占优,然而对手也都是个中翘楚,作者由此预料此番双方必有一番“剧战”。④《今夕鉴泉杯乒乓赛女子盟主争夺战乙组篮球亚军最后决斗中青会篮球赛廿一开始》,《立报》1939 年6 月21日,第2 版。《华联》报则详细地讲述了一场女子乒乓联赛:华联队于“本月九日下午二时与培德决赛于犹太总会”,“首先出者乃久战沙场之林金兰小姐,林队长以猛烈之抽球轻取敌方,继由左将军严文君小姐以炮弹式之抽球击退黄毛姑娘。 徐海莉小姐攻守俱佳胜来颇易,又得蔡秀娱,萧伟清小姐助上一阵。 使那班红发女郎不得不低头认输……该大战中尤以培德队长地飞夫人与华联女队长林金兰小姐一战可为紧张之搏斗”。⑤《华联女称霸于中西女子乒乓联赛:九胜一败荣膺锦标,十三比八克服培德》,《华联》1940 年第14 期,第3 版。可以看出,香港的女子乒乓球运动在日军侵占前并未因战乱的影响而中断,而是得以继续发展。 同样,1941 年广州市《培英中学西关分校校刊》曾刊登了这样一条内容:小学女子个人乒乓球赛,原定去周举行。 唯因男子球赛之关系,及报名之延期,改在下周与小学男子级际乒乓球赛同时开始。 查此项比赛颇兴趣,女子个人报名者达数十人之多,而男子级际赛则每级均有两队参加云。⑥《体育:小学男女子乒乓球赛》,《培英中学西关分校校刊》1941 年第10 期。虽然男子报名参加乒乓球比赛的人数较多,规模较大,甚至会影响女子组比赛的举办,但校方并未因此放弃女子组的比赛,而是仍然为数十名女选手举办了比赛,这也说明了女子乒乓球在校园中并未销声匿迹。 另有省立广东大学附中,校方不仅举办了女子乒乓球比赛,评选出冠亚季军,并且还规定“本月十九日”进行颁奖,⑦《校闻:附中新闻:男女子个人乒乓球赛定期发奖》,《省立广东大学校刊》1941 年第5 期。可见其重视程度。 因此,在遭遇日军侵占之前,沿海部分城市的女子乒乓球赛事活动仍有一定程度的进展。
当然在这一时期,女子乒乓球在更多地时间里不再是单纯的体育运动,而是一种筹集赈款的手段与方法。 爱国的运动员们频繁举办筹赈比赛,将筹集的善款捐赠以支援中国的抗战。 这种筹赈会也有多种形式,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与艺术家合作,通过“乒乓赛加演唱”的形式吸引观众,以达到筹集救国款的目的。 如《立报》载:“全港乒乓界举办之筹赈游艺会,日前在中央戏院举行,惜因时间冲突致碍收入复因改期出演,更受影响,兹据筹赈游艺会之销券成绩,经告结束,统计各方面共售出门券一百三十二元三毛,连同中央戏院捐院租二十元,合共购得救国公债一百五十二元三毛,全送香港救国公债分会盖章取消。”①《全港乒乓界游艺会成绩》,《立报》1938 年4 月28 日,第4 版。又如三支乒乓球队共同举办的乒乓球义赛,作者称:“九龙自前日克仿林后,对冠军已有染指之可能。 今夕七时为仿林对广大,次场广大对九龙,苟九龙能再克广大,冠军便成囊中之物。 竞赛双方球艺不相伯仲,战来定多精彩。”此次义赛“得名家现场演奏助兴,节目较前更为丰富,门票一律为二角”。②《校际乒乓赛今晚义赛广大战仿林九龙》,《立报》1939 年1 月26 日,第7 版。九龙青年会所举办的乒乓球义赛同样用了这种方法,通过邀请长虹演唱团在友谊赛上演唱救亡歌曲来赚得赈款,而门券收入则“全数捐军”。③《中华体育会举办全港公开乒乓赛即日起开始报名九龙青年会举行乒乓义赛》,《立报》1939 年8 月23 日,第4 版。
1945 年8 月,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随着战争阴云的暂时散去,中国女子乒乓球运动迎来了恢复与发展。 在学校中,圣约翰大学男子、女子乒乓球队参加了大专学校锦标赛,“我约翰乒乓队,自出师以后,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蝉联第三届大学组锦标。 同日有女组赛,结果约翰巾帼为大同女将所败”。④《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乒乓队蝉联大专锦标:男子荣膺大学冠军,女子初赛败于立信》,《约翰周刊》1948 年第14 期,第4 版。可见在校园里女子乒乓球运动仍然有一定的流行度。 除了校内比赛,广州市乒乓球总会主办的校际乒乓球赛“秀侠杯”,参加单位多达六十余校,比赛时长逾两周,结果广州大学女子组荣获冠军,男子组荣获殿军,颁奖典礼更是由市教育局局长祝秀侠亲自主持,奖品除了主办方颁发的奖杯、锦旗、条幅外,校方则是慷慨免除冠军一学期的学什费作为奖励,并专门举办祝捷大会以资庆祝。⑤《秀侠杯乒乓球公开赛本校荣获女子组冠军,湖南三师及培英中学访问本校,作排篮球友谊赛本校先后获捷》,《广州大学校刊》1948 年第47-48 期。在社会上,乒乓球则尤以工届联赛受人瞩目,工届联赛参赛条件并不严苛,“凡工会团体,均可参加”。⑥《劳工康乐:全市工人团体乒乓锦标竞赛报名定廿八日开始》,《立报》1947 年11 月26 日,第4 版。而最终的报名队伍则达到了四十三队,主办方不得不将这些队伍划分为五个区进行比赛。⑦《劳工康乐:工界乒乓球赛共分五区比赛十日截止报名》,《立报》1947 年12 月7 日,第4 版;《劳工康乐:工界乒乓比赛一月八日开始四十三队争夺锦标》,《立报》1947 年12 月27 日,第4 版。由此可见,乒乓球运动在战后已经进一步普及,以致劳工阶层也能够集齐数十支队伍,这与乒乓球刚传入中国时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此外,因战争而延期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也终于能够重新举办,1948 年女子乒乓球在迟到了十一年后正式被《第七届全运会竞赛规程》列为比赛项目,⑧《第七届全运会竞赛规程》,《世界日报》1948 年1 月19 日。相关报纸也对这项运动投入了相当大的关注,从预赛到决赛再到最终的冠军,皆有专门的文章进行报道。 从秩序册上看,参加全运会女子乒乓球预赛的选手共有14 人,比赛时间分为“七日下午”及“九日上午”两个时间段。 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选手籍贯不出浙江、广东、上海、香港四地,只有少数选手来自贵州、黑龙江等地,而最终的冠亚季军也分别来自香港、上海、台湾三地。⑨《女子乒乓预赛秩序》,《新闻报》1948 年5 月6 日,第4 版;《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特辑:男子垒球、女子垒球、男子乒乓、女子乒乓、男子棒球、男子举重》,《艺文画报》1948 年第7 期。这也说明即便经过战争的洗牌,沿海地区女子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仍处于领先的位置。 在正式比赛的流程上,此次全运会女子乒乓球采用的是循环赛制,报刊对最终的冠军争夺也十分关注,据《铁报》记载,在经过数轮循环赛后,“女子乒乓宝座,已是沪港天下,今日上午九时,梁玉洁与孙梅英之役,将为楚汉争入咸阳的最后关头,冠军谁属,即可定局”。①海豹:《男乒乓种子队产生,沪港今夺女子冠军》,《铁报》1948 年5 月11 日,第4 版。而最终的冠军“女子组香港梁玉洁三战三捷,独占鳌头外,亚军一席,上海孙梅英,台湾刘玉女,广州杨渭滨皆以二败一胜成鼎立之势,是否并列亚军……须待大会商讨决定”。②《女子单打,港梁玉杰获得冠军》,《大公报(上海)》1948 年5 月13 日,第8 版。可以看出,全运会的章程制订并不完善,循环赛的赛制也有缺漏,以至于最终的亚军无法决出而需要组委会的裁决。
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的女子乒乓球运动由于战乱大受影响,发展缓慢。 尽管部分地区的女子乒乓球运动因受战争影响较少或较晚而有所发展,但这不能改变乒乓球运动整体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态势,这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争给妇女解放运动带来的打击。
民国时期,在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女子乒乓球运动逐步兴起。 20 世纪20 年代,中国东部大城市乒乓球的专门组织开始出现,推动了不同机构、行业的乒乓球表演活动。 这一时期,学校、工厂等组织了乒乓球队,乒乓球活动在近代女性的休闲生活里逐步占据了一席之地。 20 世纪30 年代是民国女子乒乓球运动的高峰时期,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女子乒乓球队在上海、广州、天津、北京等城市出现并不断发展;二是从学校运动会到专业性的女子乒乓球赛事逐步与世界同步。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因受到战争的影响,近代中国女子乒乓球运动遭遇低潮。 虽然大型赛事受限,但女子乒乓球运动在没有战事或战事影响较少的香港、昆明、重庆和成都等地呈现了一定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女子乒乓球运动与近代女性解放观念的提倡密切相关。 在这一时期,女子乒乓球运动打破了传统礼法对女性的行为束缚,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上海的教会大学对中国女子乒乓球运动的兴起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1922 年创办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的陆礼华对于这项运动的发展也作出了积极贡献。 1926 年后,上海等地区举办女子乒乓球锦标赛,初步彰显女子乒乓球运动的活力及“男女平等”的权利意识。 “重要的是,当女运动员不断超越自我、挑战男性的同时,社会各界也帮她们撼动以男性为中心社会价值。”③游鉴明:《超越性别身体——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1895—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282 页。然而,全面抗战爆发后,沦陷区的城市女子乒乓球运动连番遭遇挫折,而昆明、重庆等大后方城市的女子乒乓球运动被转化为筹集赈款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妇女解放的意义。 即使如此,包括女子乒乓球运动在内的“具近代意义的女子体育,除了影响中国女性的身体运动,连带改变了中国女性的历史、两性关系和社会价值”。④游鉴明:《超越性别身体——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1895—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282 页。
民国女子乒乓球运动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女性解放事业的发展,但因战争破坏与时局动荡而存在难以自我突破的限度。 这一时期女子乒乓球运动在设施、技术、人才、管理制度与规范化建设等方面的积累和储备,不仅使民众对乒乓球运动的认识以及对女性参加乒乓球的理解更加深刻,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乒乓球运动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简介: 冯峰,首都师范大学体育教研部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