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波兰历史学家安杰伊·瓦利茨基的《俄国思想史》是“一部19 世纪俄国社会思想史”,书写对象为俄国知识群体及其思想产物的形成。 俄国19 世纪知识群体与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相适配,他们深受西欧先进思想的影响却身处落后的国度,他们以群体而非个体的形式凝聚在一起,他们企图将批判精神化作实际运作从而引出激烈的社会变革。 在批判性知识群体的队伍中,大批作家借文学创作来传播其思想理念,同时代的思想家则以具体的文艺作品为武器来捍卫自己的精神领地。 从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的角度考察俄国知识群体的双重身份,我们便会对19 世纪的俄国思想主体有一个更具体、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 知识群体;分裂运动;双重身份;民粹派
波兰社会学家亚历山大·盖拉曾在《旧波兰知识群体的生与死》中强调“知识群体”① 国内学者对“知识群体” 有不同译法,如“知识阶层” “知识分子阶层”。 本文“知识群体” 对应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波兰文“inteligencja”,以区分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ектуал)。一词的波兰色彩。 据他考察,完整意义上的“知识群体”概念最早见于波兰作家卡罗尔·利贝尔特1844 年的著作,后由别林斯基于1846 年再次提及。② Aleksander Gella,“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Old Polish Intelligentsia,”Slavic Review,vol.30,no.1,1971,p.4.18 世纪末,未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东欧与已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西欧在社会分层上存在巨大差异,被瓜分的波兰(自1795 年从欧洲地图上消失达123 年之久)和忙于扩张的俄国同时出现了“知识群体”这一新阶层。 尽管波俄知识群体的官方地位相似,甚至两国的知识分子共同创造了后为全球文明所接受的“知识群体”(Intelligentsia)概念,但历史遗产与政治环境的差异使两国知识群体的目标与价值观迥然不同。 波兰的知识群体深深植根于贵族传统,那些试图抚慰亡国之痛的贵族可被视为这一群体的先驱,他们高举爱国主义和民族独立的旗帜,对侵略者的仇恨远超本民族内部矛盾。 同一时期,早已西化的俄国贵族开始关注人民的福祉,但其处境与波兰贵族截然不同:当波兰国王联合贵族共同制定进步宪法时,“俄国第一位革命知识分子”①瓦利茨基:《俄国思想史》,刘文飞译,译林出版社2024 年版,第57 页。拉季舍夫却因反对农奴制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判处死刑。
瓦利茨基也注意到了俄国知识群体较之于波兰的独特性。 首先,俄国知识群体的阶级属性逐渐多元化,他们提出和关注的问题往往超越本阶级的诉求;其次,俄国知识群体寻求内向化的民族身份认同,对于西方概念他们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怀疑;最后,俄国知识群体显著的双重身份造就了思想与文学的蓬勃发展,使得俄国在1830—1870 年代迎来了文化的“黄金时代”。
1825 年12 月14 日,贵族知识分子在安放着彼得一世纪念碑的广场上宣布他们是一个有共同志向的群体,十二月党人起义标志着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自由人”②Лихачёв Д.С.О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Письмо в редакцию,Новый мир,1993,№2,С.6.的登场。 作为19 世纪全俄第一个革命社团,十二月党人的贵族军官们以群体的形式聚集到历史舞台的中央,预示着知识群体早期雏形的诞生。
在探讨俄国知识群体究竟是西方产物还是东方产物时,利哈乔夫坚持认为“知识分子属性”(интеллигентность)取决于所受教养的性质,即“俄国的知识分子属性,这首先就是具有欧洲教养的思想独立性”。③Лихачёв Д.С.Раздумья о России.СПб.:Logos.1999.С.618.俄国早期尤其是启蒙主义思潮时期的知识分子的确是联系俄国与西方的文化纽带,但依此来判断俄国知识群体是一种西化现象未免牵强。
其实,瓦利茨基在《俄国思想史》第一章就已经道出俄国知识群体形成的最初源头——分裂因素,包括宗教分裂和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分裂。 始自1660 年代的尼康宗教改革和以阿瓦库姆为首的分裂运动是解开俄国思想之谜的关键,它是俄国知识分子反抗传统的源泉,又是无政府主义的先导,同时也是政治激进主义的土壤。④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636 页。在18 世纪,分裂运动在贵族思想者群体中间主要表现为共济会运动,作为教会替代物的共济会成为俄国贵族的“秘密教会”和知识群体形成过程中的中转站,一方面,它代表着贵族宗教意识和集体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共济会还扮演着质疑、批判沙皇专制制度的角色,是政府与官方教会的反对派。 正是在共济会运动的实践中,贵族知识分子群体逐渐演变为一个超越个体的整体,一个所有共济会信徒的集合体。 当前,许多国内外研究者都视分裂运动为近代俄国知识群体诞生的精神始初,知识群体这一“纯粹俄国概念”⑤ЛихачёвД.С.Орусской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Письмовредакцию,Новыймир,1993,№2,С.1.从来都不是指代有学问的专家,而是指那些有强烈价值倾向、近乎偏执的信仰者和社会批判者。 把俄国宗教分裂运动与社会发展进程结合在一起的思考路径早已成熟,普列汉诺夫、别尔嘉耶夫都曾多次谈到俄国思想界、知识群体、革命运动与分裂运动之间的渊源,认为“教会的分裂开始了俄罗斯生活和俄罗斯历史的深刻分裂”。⑥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年版,第11 页。
彼得一世改革造成俄国社会的分裂和思想文化界的分裂,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则加剧了这种分裂,两者在客观上对于促进知识分子觉醒和群体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⑦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论》,商务印书馆2008 年版,第14 页。 俄国上下层的矛盾由来已久,知识分子及群体对待彼得改革和农民问题的态度决定了他们最基本的思想走向。 在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前,热心捍卫古代大贵族传统利益的贵族反对派比比皆是,如同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67—1768 年成立的法典委员会那样,他们把农奴阶层完全排除在外。 谢尔巴托夫的乌托邦小说《俄斐国旅行记》(1784)即是典型一例,故事围绕着父权制乌托邦和古代大贵族传统展开,俄斐国的国民被分为自由民和农奴两个阶层。 如果说彼得改革前的俄国农民受神圣传统和宗教的管制,那么彼得改革后则受到法律条令的严格管制,无论如何俄国上下层之间都是迷蒙隔绝的状态。 由此看来,彼得改革不仅是区分古代俄国与现代俄国、本土俄国与文明俄国的分水岭,更是在社会上下层对立的沟壑之上无法逾越的障碍。
1825 年的起义行动对沙皇专制与农奴制发起了直接冲击,直接导致1826 年新的书刊审查制度的颁布以及教育大臣乌瓦罗夫提出的“三位一体”国策——东正教、专制体制和民族性。 然而,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催生了他们所昭示的知识群体的充分发展。 自此,地下小组活动、贵族家庭沙龙、大学纷纷成为孕育俄国未来知识群体的重要场所。 在文学领域,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和精神激发了文学家们的创作灵感,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普希金的献诗《在西伯利亚矿井深处》(1827);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作家日记》中记述他与十二月党人妻子在流放期间的友好结识;托尔斯泰于1860—1861 年间曾计划创作过一部名为《十二月党人》的长篇小说。
然而,启蒙思想家、十二月党人与后继者虽有某些共性,但他们并未成为真正的知识群体,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虽持异见思想,却也仍为国家机器服务,并不是拉夫罗夫所谓“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① 瓦利茨基:《俄国思想史》,刘文飞译,译林出版社2024 年版,第275 页。,他们或可称之为“前知识群体”。
意识形态的倾向性是分辨不同知识群体的根基。 “知识群体”一词自诞生之日起便始终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指所有独立思考者,其中皮萨列夫所谓“批判性现实主义者”(即“虚无主义者”)是最极端、最著名的表现形式;二是指更狭义的反对派知识分子,无论革命派还是改革派都可视为此列。 屠格涅夫在其长篇小说《父与子》(1862)中为两种类型的知识群体提供了经典术语:“贵族父辈”与“平民子辈”,粗略而言,二者在思想上的最大差异在于唯心论者与唯物论者的对立。 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之争(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不仅是俄国黄金时代文学的重要命题,也是当时俄国文化生活的关键历史事件,例如,别林斯基与果戈理之争,车尔尼雪夫斯基与屠格涅夫之争等。 各派继续以群体的方式出现,只不过贵族青年从“服务国家”转向“走进大学”,继贵族军官的集体觉醒之后,1830 年代的大学生小组登上历史舞台,赫尔岑和奥加廖夫小组、斯坦凯维奇小组取代了佩斯捷尔领导的“南方协会”(1821)和雷列耶夫领导的“北方协会”(1822)。 而第三类型的知识群体始于1881 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之后,当时涌现出了更为混杂的群体,包括民粹主义(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的各种变体、马克思主义者等,有时也被称为“孙辈”,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复兴前辈的思想遗产,却同样坚定保持了意识形态的倾向性。“父辈”“子辈”“孙辈”无疑构成俄国知识分子的三类群像,可统称为“经典知识群体”。 知识群体的鲜明分化是对极端俄国社会现状的反映,既然俄国社会只有强制的外在统一,却没有内在的统一,上下层鸿沟之间的社会断裂是俄国的典型现象,那么知识群体间的差异性和紧张关系也就可以理解了。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争论对象归根结底在于俄国民族属性和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方案,具体表现为由此引发的俄国知识群体的“东西方论”。 学术界已普遍认为,恰达耶夫1836 年发表在《望远镜》杂志上的《哲学书简》是正式开启这一争论的起点。 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恰达耶夫所持有的俄国观是消极的,他认为,东方因素作用下的俄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缺乏有机的内在发展的国家。 为了表明俄国应该走西欧的道路,恰达耶夫不惜将俄国比作“一张白纸”。
在恰达耶夫之前,早已存在两派对峙的“前史”,著名的历史事件有16 世纪伊凡四世与库尔勃斯基的书信之争,这是俄罗斯民族在发展初期面对东、西两种文化时艰难抉择的反映,而当时的“东”指的是伊凡四世的“东方意义上的专制政权”,“西”指的是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的自由精神和民主意识。 到17 世纪中叶,阿瓦库姆及其《生活纪》更是在宗教分裂的历史进程中记录了宗教领域的东西转向。 在恰达耶夫之后,两派对峙的“余脉”更是绵延不绝,赫尔岑所言的“俄国生活的斯芬克斯之谜”成为包括作家、思想家、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在内的大批知识分子苦心经营的重要命题。 例如,1860—1870 年代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土壤派”(почвенники)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发展形成的,为了弥合东方与西方、俄国社会上下层之间的鸿沟,俄国必须在东正教的基础上谋求民族各阶层的统一,以展示出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性,让俄国在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上大步前行。 曾在《望远镜》杂志工作过的别林斯基无疑是受恰达耶夫影响较深的西方派阵营中的代表,与斯拉夫派不同,他对文学现实主义和“自然派”的理解有着自己的倾向性,别林斯基从果戈理的《死魂灵》中解读出俄国生活的破败与腐朽,这种日积月累的“否定”将他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等一众革命民主主义者推向了西方,至此,俄国社会已经到了要向西方寻求理性精神和理想社会模式的关键时刻,俄国社会思潮的转向应当明确。 总的来看,以1840 年代为界,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作为俄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中源远流长的两种思潮、文化倾向逐步确立自己的阵容,并不断更新和完善自身的理论支点。 我们不能把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论争看成是俄国历史中一个独立的、短暂的文化现象,这两种思潮的对立和转换、渗透和交融,实际上贯穿了整个俄国历史。①刘文飞:《伊阿诺斯,或双头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4 页。
虽然恰达耶夫在《第一封信》中就已经强调过“我们一侧倚着中国,另一侧倚着德国”②恰达耶夫:《哲学书简》,刘文飞译,译林出版社2011 年版,第12-13 页。,但一般文化意义上的东方并不是两派关注的焦点。 彼时的俄国依然沉浸在对西方的迷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用一句话,即“我们,俄国人,有两个祖国:俄国和西欧”③霍米亚科夫、赫尔岑等:《俄国思想的华章》,肖德强、孙芳译,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230 页。,概括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长期论战中,“东西方问题”首先表现为“俄国问题”,即欧洲在遭遇俄国时分出了东、西不同方向,俄国与西方的冲突表现为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对立。
关于对东方的思考,不能不提到两位著名的俄国思想家——索洛维约夫和别尔嘉耶夫。 东、西方问题是贯穿于索洛维约夫全部哲学的线索之一,他的东方观与其宗教哲学是一脉相承的。 “永恒女性”“万物统一”的理念本来就与斯拉夫派领袖基列耶夫斯基的“完整性”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面对西方哲学的危机,索洛维约夫决定以高于东方或西方真理的“神人类”(богочеловечество)思想来解构单纯的理性主义和西方哲学的危机。 1877 年,索洛维约夫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学会会议上宣读自己的讲稿《三种力量》,他把伊斯兰教的东方、希腊—罗马文化的西方和以俄国为首的斯拉夫民族作为决定人类之命运的三种世界力量,索洛维约夫主张作为“第三种力量”、继承了斯拉夫传统的俄国应摆脱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禁锢。 此外,面对日益增长的来自东方的影响,索洛维约夫也说出了自己预言般的担忧。 在索洛维约夫1890 年代先后发表的诗作《Ex oriente lux》(拉丁语:光自东方来)(1890)和《泛蒙古主义》(1894),以及短篇故事《反基督的故事》(1899)中,东方成为其诗歌的主角。 索洛维约夫在诗作《Ex oriente lux》中预言,和光来自东方一样,暴力也正从东方来临,包括俄国在内的整个欧洲会遭到一个黄皮肤种族的入侵,而西方将向东方屈服。④СоловьевВ.С.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ишуточныепьесы.Л.:Сов.писатель.Ленингр.отд-ние.1974.С.80-81.因此他对俄罗斯提出了“两个东方”的问题——做薛西士的东方还是基督的东方,前者意味着毁灭,后者则寄托了索洛维约夫的理想。
俄国知识群体时而郁闷地感觉到:“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 我们似乎置身于时间之外,我们没有被人类的全球性教育所触及。”⑤恰达耶夫:《哲学书简》,刘文飞译,译林出版社2011 年版,第6 页。 时而又惊喜地发现,俄国既是东方也是西方,面对西方世界俄国就是东方,面对东方世界俄国又成了西方。 如果说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国和西方的对立以及西方对俄国逐渐加深的敌意让俄国人开始清醒地看待西方,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再次将俄国推向东方。 走第三条路,超越东、西方两种本原的对立是别尔嘉耶夫为俄国道路开出的诊断书,世界大战充分地展示了狭隘意识形态带来的恶果,只有摆脱封闭的民族存在的界限,冲出欧洲的边界,融入更广阔的世界,只有在东方与西方的问题世界里,俄国才意识到自身和自己的使命。 它处在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中心,可以被定义为东—西方⑥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译林出版社2011 年版,第113 页。(Восток-Запад,又译为“东—西方合体/综合”)。 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等“路标派”以及欧亚主义者们纷纷著书立说,宣扬俄国民族精神的全人类性,他们开始把这种全人类性不只是归结到斯拉夫人身上,而是归结到以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欧亚主义”(евразийство)世界范围内的各民族身上。 欧亚主义文集《转向东方》确立了“欧亚大陆”(Евразия)的说法和古典欧亚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 从最初的“敌对东方”到现在的“转向东方”,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对峙到“第三种力量”“第三条道路”“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和欧亚主义思想的诞生,俄国知识群体正在努力找出一个弥合东、西方裂痕的良方。
19 世纪中叶,克里米亚战败及农奴制改革的不彻底性加剧了俄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在这一背景之下,以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早期民粹主义者开始了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探索,民粹主义思潮由此兴起。 民粹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1860 年代初期“到民间去”(хождение в народ)运动的兴起和“土地与自由社”的建立,该组织由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创建,是继十二月党人起义后的第一个全俄革命社团;1873—1874 年,民粹主义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土地与自由社”分裂为传统派与创新派两大阵营;1879 年10 月,两派分裂,“土地与自由社”不复存在。 由普列汉诺夫领导的传统民粹派创建名为“黑分社”的独立组织,创新派则取名“民意党”。 随着民粹主义运动屡遭镇压,部分民粹主义者转向恐怖主义,最终导致了1881 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事件,此后,民粹主义逐渐衰落,但其思想影响一直延续到20 世纪初。
若要明白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创作活动的思想史意义,就不能忽视民粹主义在俄国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它既是斯拉夫派与西方派论争的延续,又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启示。 民粹主义不成功的原因或许在于,民粹主义者试图将俄国农民的古老世界与俄国知识群体的思想遗产强行融为一体。 结局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对农民问题的关注、对俄国独特发展道路的探索,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重要启示,列宁在制定革命策略时,就曾充分借鉴了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①《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26-27 页。此外,民粹主义对知识群体社会责任的强调,也深刻影响了20 世纪俄国知识群体的自我认知和行为方式。
1827 年夏天的麻雀山,时年15 岁的赫尔岑与14 岁的奥加廖夫面对着整个莫斯科,指点江山、热烈拥抱,他们共同宣誓效忠于自己的理想——“为我们所选择的斗争献出我们的一生”②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上),项星耀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86 页。。 1834 年,赫尔岑因建立“赫尔岑和奥加廖夫小组”被判关押9 个月,后被流放至彼尔姆和维亚特卡等地,直至1847 年侨居欧洲,从此再未返回俄国。 从学生时代到流亡岁月,从青葱少年到革命斗士,赫尔岑始终自视为十二月党人革命传统的继承者,他既是浪漫主义的贵族知识分子,又是激进的社会批判者;既是哲学随笔大师,又是革命宣传家,他的文学活动始终与政治实践、历史反思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行动哲学”。 赫尔岑的文学成就与思想价值主要包括这样几方面:1. 小说《谁之罪?》(1846)的政论文学意义。 这部小说讲述了贵族青年别里托夫与农奴少女柳波芙的爱情悲剧,作者将人物个人命运与社会状况捆绑,旨在表达农奴制不仅摧残肉体,更扭曲了所有人的精神。 赫尔岑对农奴制罪恶的指控比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更为尖锐,这也是最早让赫尔岑在文学领域享誉盛名的重要基点。 此外,中篇小说《一个青年人的札记》《偷东西的喜鹊》《克鲁波夫医生》都创作于这一时期。 2.赫尔岑在流亡期间创办“自由俄国印刷所”和俄语政论期刊《北极星》与《警钟》,以犀利的政论杂文直接批判沙皇官僚体系,并大力宣传俄国式社会主义,这些刊物被大量地秘密运送回俄国,为俄国境内的解放运动提供了威力十足的思想火药。 3.记忆书写与历史哲学的交融。 这部历时15 年之久的血泪之作几乎覆盖了19 世纪俄国乃至欧洲的重要历史,从1812 年卫国战争到十二月党人起义,从四十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到欧洲革命的风云变幻,及至六十年代俄国革命者的革新与成长。 作为历史见证者的赫尔岑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描述历史,凭借《往事与随想》,赫尔岑开创了俄国文学中“思想性自传”的传统,将个人经历升华为时代的精神史诗。 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提到:“本书与其名为见闻录,不如说是自白书。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来自往事的片段回忆与出自内心的随想,交替出现,混杂难分。”①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上),项星耀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9 页。这部回忆录巨著打破线性叙事,穿插书信、哲学札记与社会评论,形成多声部的“复调文本”。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19 世纪俄国思想史与文学史上最具争议性和影响力的革命民主主义旗手,他的文学活动不仅是艺术创作,更像是一场以笔为剑的社会运动。 1862 年7 月,车尔尼雪夫斯基因与身在伦敦的赫尔岑通信,被逮捕并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经过两年的审判,车尔尼雪夫斯基最终被判处七年苦役,流放至西伯利亚,然而七年苦役期满之后,又加以延长,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生度过了25 年的牢狱和流放生活。 然而,这位在狱中写出《怎么办?》(1863)的小说家心系俄国社会革命,这部作品堪称是对屠格涅夫《父与子》的回应,小说的副标题为“新人的故事”,这里的“新人”即1860 年代的激进分子。
长篇小说《怎么办?》不仅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成就的最好体现,而且是他社会政治、哲学、伦理观点的综合呈现②吴笛:《俄罗斯小说发展史》,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192 页。,在这部备受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推崇的“生活和知识的百科全书”③瓦利茨基:《俄国思想史》,刘文飞译,译林出版社2024 年版,第221 页。中,通过对薇拉、洛普霍夫、基尔萨诺夫等“新人”形象的描写,构建了一个以理性、平等与劳动公社为核心的理想社会模型。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创作彻底颠覆了传统美学标准,他将艺术视为改造现实的直接工具,以新的理性主义、唯物主义和合理利己主义立场描绘出一幅乌托邦的实践蓝图。 小说中的缝纫合作社、水晶宫等诸多意象成为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的精神指南,小说本身更是被民粹主义者尊为圣经。 在美学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中提出“美即生活”的唯物主义宣言,否定“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论,这种激进的功能主义无疑将文学从贵族沙龙推向街头巷尾。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活动是启蒙理性在俄国土壤上结出的异果——它既是用文学解构文学的先锋实验,也是将人缩减为历史齿轮的冒险尝试。
苏联文艺学家恩格尔哈特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定义为“关于思想的小说”(роман об идее),而非简单的“带有思想的小说”(роман с идеей)④Энгельгардт Б. М.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Статьи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Л.:Мысль.1924.С.71-109.,前者意在强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中,主人公即“行走着的思想”,文学作品就是作家本人思想的传声筒。⑤刘文飞:《读与被读》,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 年版,第123 页。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兼具思想家和小说家双重身份的还有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 作为广泛介入俄国当时社会意识形态论争的大作家和对俄国历史发展有深远影响的精神领袖,他们的思想小说就是对其社会思想、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的系统表述,是他们锋利的思想武器。
屠格涅夫是生活在农奴制瓦解与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忏悔的贵族”,其创作必然深刻反映了俄国知识群体在社会转型期的思想冲突与精神探索。 《猎人笔记》《罗亭》《贵族之家》《父与子》等小说不仅是对特定时代的文学记录,更是俄国思想史中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上承普希金的浪漫主义启蒙精神,下启托尔斯泰的宗教伦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存在之问。 《猎人笔记》以人道主义视角揭露农奴制的野蛮,用诗意的笔调展现农民的尊严与苦难,这部作品直接推动了俄国社会对农奴制改革的反思,成为1850 年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先声。 《父与子》通过巴扎罗夫这一“虚无主义者”形象,将贵族自由派与平民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符号化。 小说中“父与子”的冲突隐喻了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深层思想断裂。
此外,在思考知识分子精神危机与身份焦虑时,屠格涅夫塑造了一批19 世纪五、六十年代典型的“新人”“多余人”形象。 在其著名论文《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中,屠格涅夫把知识群体类型化,其中哈姆雷特代表着利己主义和信仰缺失的一代,他们怀疑一切,靠蔑视为生;而堂吉诃德们在滑稽的外表下包含着崇高的自我牺牲因素,屠格涅夫发出感叹:“不错,现在哈姆雷特比堂吉诃德多得多,但是堂吉诃德没有绝迹。”①屠格涅夫:《屠格涅夫全集》第11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188 页。贵族知识分子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教育与法律实现社会进步,此种温和的自由主义与赫尔岑的“农业社会主义”形成对话。 然而,贵族知识分子与本民族土壤的疏离终究无法消解,他们的悲剧命运预示了后来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的困境。
瓦利茨基在总结“两位先知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共性时,指出这样几点:第一,两人都各自经历过一场关键的精神危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谢苗诺夫校场生死一幕(1849),托尔斯泰的阿尔扎马斯之夜(1869),偶然的精神危机为他们指明了道德重生和宗教重生的路径。 第二,两位伟大的作家都将文学视为一项道德使命,将创作视作一种改变世界的斗争工具,这是他们“思想小说”的关键维度。 第三,两位作家与农民的接触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托尔斯泰对农民生活的关注和对简朴生活的向往,充分体现了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农夫马列伊的回忆论证了“俄罗斯人民的全人类使命”。 1850 年西伯利亚流放监狱内对波兰裔政治犯米列茨基的态度便是一个独特的文学脚注——“可怜的波兰人”不可能有关于农夫马列伊的回忆,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看法。②刘文飞:《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十个瞬间》,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 年版,第12-15 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表现为一种独特的宗教哲学,展示着个人主义的“许可”与“基督教真理”之间的冲突,即“人神”与“神人”的对立。 在旅行特写《冬天记的夏天印象》(1862)中,我们已然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西方资本主义的态度,欧洲工业文明就是一座巨大的“水晶宫”,那里拒绝“神人—基督”的道路,只有对“人神—反基督”的崇拜,其结局必定是痛苦的毁灭。 这一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860—1870 年代的几部伟大小说中有着深刻的揭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还与民粹派思想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关联,《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的训诫,以及《罪与罚》中索尼娅的救赎力量,均将底层民众的苦难视为通向精神净化的途径,这种对“人民真理”的推崇与民粹派将农民视为道德理想载体的观念存在表面相似性。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民”概念更倾向于宗教精神的“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而非民粹派的社会革命工具。 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还涉及无政府主义主题,在小说《群魔》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群魔》的创作基于真实的政治谋杀事件,即轰动一时的“涅恰耶夫案”。 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是“人民惩戒团”的创建者,该组织是高度集权化的秘密革命组织,涅恰耶夫及其同伙主张不择手段的斗争方式,“对于革命者而言,一切有助于革命胜利的东西都是道德的,一切阻碍革命的东西都是不道德的”③Franco Venturi,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Lond.: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0,p.366.。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着力塑造了一系列无政府主义者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形象,如主人公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前者以涅恰耶夫为原型,后者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首领斯佩什涅夫为原型,他们狂热地追求个人自由,反对国家和政府的存在,试图通过暴力手段实现其政治目标,故事直接影射了1879 年的民粹派革命组织“民意党”,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激进派革命者描绘为被虚无主义吞噬的“恶魔”,批判其以人民之名行暴力之实。 作家既同情民粹派关注底层的道德激情,又警惕其理性主义与暴力倾向,既将人民视为精神拯救的载体,又拒绝将其抽象为政治符号。 这两组矛盾恰恰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小说中的“复调”特征——在信仰与理性、传统与现代的分裂中追问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
与后期步入保守派阵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贵族大地主出身的托尔斯泰拒绝本阶级特权和一切国家机构的道德罪恶,在这个层面上后者更接近于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 小说《战争与和平》就是作者借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历史来批判战争的荒谬和统治者的虚伪,其中皮埃尔·别祖霍夫的人物形象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托尔斯泰对个人自由、社会正义的追求。 《安娜·卡列尼娜》则通过主人公列文的视角,展现了托尔斯泰对土地私有制的批判和对农民生活的关注。 列文最终选择回归土地、远离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这也正是托尔斯泰在生活中做出的选择。 在小说《复活》中,我们见证了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赎罪历程,也目睹了司法制度的腐败与社会的不公,作者对国家机器的彻底否定态度昭然若揭。 在这些文学经典的背后,大思想家托尔斯泰通过其作品与读者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道德与信仰等哲学问题,逐步确立了包括“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不与权力机构合作”等思想在内的“托尔斯泰主义”(толстовство)。 托尔斯泰的宗教探索历程对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对基督教教义的深入研究,托尔斯泰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宗教观,他的宗教无政府主义可视为对作为一种机构的教会的完全拒绝——一种最彻底的激进形式。
19 世纪是俄国知识分子从个体到群体的发展与成熟时期。 从拉季舍夫这“第一位发言人和第一位殉道者”①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刘文飞译,商务印书馆2020 年版,第82-83 页。开始,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率先担起“社会良知”的重要角色;1825 年十二月党人起义标志着知识分子采取群体斗争的方式走上历史舞台,这两个阶段的知识分子类型皆为“前知识群体”。 19 世纪中后期,以俄国式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为代表的社会思潮冲击着俄国知识分子的头脑,超越阶层的知识分子群像构成了19 世纪的俄国“经典知识群体”。 各知识群体的思想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社会思潮中的一个特定流派,而应被视为一种动态的意识形态结构,其内部可能存在诸多立场。 以民粹主义为例,这是一个十分广义的概念,指俄国一切民主派意识形态,既包括革命派也包括改革派。 知识群体内部双方或多方在张力作用下相互较劲,形成一道道思想史中的裂痕。
然而,从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的角度观察,我们发现俄国知识群体的双重身份也在弥合着不同思想带来的分裂。 就像1825 年十二月党人在彼得一世的纪念碑之下感受到共同的精神,1880 年6 月6 日,当众人围聚在普希金纪念碑旁,陀思妥耶夫斯基解释了民族诗人普希金赠与俄罗斯民族的理想:充分一致、充分人道、充分宽容。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普希金定义为俄罗斯自觉的民族意识觉醒的象征。②刘文飞:《阅读普希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93 页。这也是19 世纪俄国知识分子苦苦追寻的思想性和民族性,在兼具文学家和思想家的俄国知识群体那里,古代俄国和现代俄国、俄国和欧洲、俄国社会上下层之间的鸿沟正在消弥。
19 世纪俄国知识群体兼具文学家与思想家的双重身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是俄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特征。 在社会思想方面,以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例,众多哲学家、社会学家等思想者知识群体通过文学作品和文艺观念来传播其思想理念,启蒙了广大民众,推动了社会变革。 他们的文学实践引发了人们对俄国问题的深入思考,为俄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思想动力。 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们对社会的敏锐感知使他们能够在文学创作中融入深刻的思想内涵,同时通过文学作品传播其思想理念,从而在俄国社会变革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以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为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19 世纪俄国作家群体思想小说的诞生,在文学的范式之内,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充斥其中。 他们的文学成就和思想贡献不仅推动了俄国文学的发展,也对俄国社会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图分类号:B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6)01-0021-08
作者简介:郑晓婷,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博士后,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4 批面上资助项目“佩列文‘中国故事’的历史叙事研究”(2023M74031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