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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设传统到世界的桥梁——乐黛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时代风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乐黛云专题

主持人语:

1948 年,在玄黄未定的时刻,乐黛云满怀青春激情,埋下了热爱现代文学的种子。她毕业留校后,不顾导师王瑶的劝阻,毅然选择了风云变幻、富于活力和挑战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研究方向。当百花应该齐放的时候,乐黛云面向风暴不低头,爱说爱笑依旧。乐黛云堪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领潮人,不仅是研究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先行者,也是引进西方文艺批评方法阐释20世纪中国文艺创作的破冰者,更是将海外鲁迅研究系统引入国内的第一人,空谷足音,振聋发聩。拨乱反正时期,乐黛云充任王瑶助手,深度参与了学科恢复。她甘为青年鸣锣开道、打扫场地、撑伞护行,积极扶持新一代学人勇闯新路,鼓励试错,不断扩大学科领域,开拓思维空间,更新研究方法,引领学术前沿。乐黛云力主贴近时代精神,重建有关激进、自由、保守的文学史评价标准;由承接古今、汇通中西的大局观出发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并将它作为历史标本去观察东西方文化交汇与冲突的世界;警惕专业主义的精细化所带来的封闭与凝固,倡导跨学科研究与跨文化对话,既以中国现代文学为根基,致力于建立世界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又以比较文学的视野与精神驱动创新,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走向宏观、追求综合、探查总体的繁荣之路上擘画尽劳。本期“时代风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专栏特推“乐黛云专题”。赵柔柔撰写的《架设传统到世界的桥梁》深刻把握了乐黛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内质与外观。梁宏安撰写的《作为“路标”的鲁迅》透视了鲁迅研究在乐黛云学术生命中的节点意义。李欢撰写的《乐黛云重估〈学衡〉的历史语境与学术史价值》辨析出乐黛云重评五四的多元共生新思路及其背后的现实关怀与文化理想。当学界盛赞身为中国新时期比较文学学科主要奠基人的乐黛云时,她为开创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新局面所做的杰出贡献也应被后世铭记。真诚无罪,理想不死,上征弗息,灵明洞彻,充盈永在,智慧常恒,乐黛云饱满的一生也激励年轻学人勿要在忧虑与计算中蹉跎了岁月,不妨以滚烫的生命热度守住人之为人的光彩与尊严。(宋声泉)



摘 要: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乐黛云学术工作的重要方面。她“把后半生献给比较文学”与将现代文学视作“毕生的事业”并不矛盾,前者提供的世界语境,能够更深刻、充分地认知后者。对于乐黛云而言,从现代文学到比较文学,与其说是学科转向,不如说是为现代文学添加了一重世界文学坐标。她重返新文化运动,借学衡派之口,说出了自身关于如何将传统文化纳入现代轨道的思考。乐黛云对“21世纪新人文精神”的思考再度以早期鲁迅为其思想资源,召唤一种能够应对新世纪文化危机的新时代主体。

关键词: 传统;世界;乐黛云;现代文学研究

一、两次学科选择:从现代文学到比较文学

从现代文学到比较文学,兼及传统文化与西方理论,乐黛云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与思考始终保持着生命的热度与视野的更新。可以看到,与不同世界的相遇构成了令她的思想和视野逐渐向外伸展的条条经线。她在《九十年沧桑》中感喟道,“我不是一个相信命运的人,但人的一生确实充满了偶然”① 乐黛云:《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 年版,第136 页。。1948年,不顾父亲的担心和阻拦,她在母亲的支持下赴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从此离开了“既神秘又美丽,充满着原始想象”的家乡贵阳,“眼看着古老的城楼,红墙碧瓦,唱着有可能导致被抓去杀头的禁歌,觉得是来到了一个在梦中见过多次的自由的城”,开始一心一意参加革命。② 乐黛云:《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 年版,第26-31 页。随后在1950 年,她与二十多位全国各地的青年组成中国学生代表团,赴布拉格参加第二届世界学生大会。尽管多年后,她回忆起这段经历感到当时“对大会一无所知”,只是好奇地四处张望和观察,但从一份宣传册中留存的她回国后所写见闻可以想见,这趟旅程仍然使她获得了一种直接面对“国际主义的友情”③ 乐黛云:《不能忘怀的友情》,《世界民主学生大团结:世界学生第二次代表大会及中国学生代表团在国外》,青年出版社1951 年版,第109 页。的兴奋,也促成了她思考自己与政治之间的距离——在代表团秘书长柯在铄邀约她留在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时,她拒绝了:“我虽然积极参加各种革命工作,但内心深处却总是对政治怀有一种恐惧和疏离之情。这种内心深处的东西……在关键时刻常常决定着我的命运。”④ 乐黛云:《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 年版,第45 页。

相较之下,20世纪80年代初赴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访学经历,对她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远。1976年,北京大学招收了一些留学生。乐黛云被分配去教一个留学生班的现代文学课。这份面向留学生的教学工作,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地使她再次站在了历史的潮头:

为了让我的学生较深地理解他们的作品,我不得不进一步去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中国传播的情形。这一在学术界多年未曾被研究的问题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开始系统研究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在中国是如何被借鉴和吸收,又是如何被误解和发生变形的。⑤ 乐黛云:《我的比较文学之路(代序)》,《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4 页。

引入这种世界文学关系的视角后,她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新的思考,于1980年前后发表了《茅盾早期思想研究(一九一七——一九二六年)》及《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两篇聚焦于中外文学关系的论文,引起了学界较大的关注。随后,她在1981年获得了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怀着对比较文学的热忱赴哈佛大学访学,既带回了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渴求的世界视野,也带来了支撑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资源。

这两次与世界相遇的经历,也构成了她两次学科选择的背景。乐黛云回忆起当她在1952年毕业留校时,老师王瑶曾劝她以古典文学为专业,因为研究“死人写的东西”受到的质疑、干扰和责难更少一些,但是她仍然拒绝了,坚持选择了现代文学作为“毕生的事业”,因为“喜欢这门风云变幻、富于活力和挑战性的学科”⑥ 乐黛云:《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 年版,第59 页。而她在30 年后从现代文学转向比较文学时,固然如导师王瑶所言,她“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是必然会把她引入比较文学的道路和方向的”⑦ 王瑶:《序二》,乐黛云:《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第12 页。,但或许也与比较文学这个学科在当时所具有的“活力与挑战性”分不开——“我真为这门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学科着迷,我借阅了许多这方面的书,又把所有能积累的钱都买了比较文学书籍,并决定把我的后半生献给中国比较文学这一事业”① 乐黛云:《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 年版,第150 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学科的选择对她而言并非断裂,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建设中,作为主要奠基者的她也不曾孤立地讨论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与独异性,相反,她始终强调知识、思想的贯通和交流,甚至可以说,比较文学对她的吸引力恰恰在于其跨学科的诉求。在《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中,她从三方面分析了比较文学对于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即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很大影响,而“必须通过和其他民族的比较才能站在更高的立足点来了解自己文学的特色”,另外,我们始终生活在“与其他民族精神生活的关联和影响之中”。② 乐黛云:《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第63-64 页。可以看到,她“把后半生献给比较文学”与将现代文学视作“毕生的事业”并不矛盾,前者提供的世界语境,能够更深刻、充分地认知后者。

在20世纪80年代,乐黛云选择比较文学作为自己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打破学科与知识间的壁垒,为了建设一个开放性的、可以使新事物、新思想涌现的体系,而非划分学术疆域、构建等级森严的现代学科。对于她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整体的精神生活,是人的思想的敞开,是对自我认知的深化,而不是对知识进行综合、分区。在知识的引介、学术研究中,她时常对过于强调规范与界限的做法表示疑虑,主张勇于面对差异与矛盾,积极吸纳新的知识、寻找新的可能性,认为需要为思想的自由萌生与发展——尽管可能带有偏颇和错误——提供充足的资源和具有包容性的场域。洪子诚曾在回忆中记述了一件关于她的小事:1988年,在面对学术界关于中西“现代派”作品的论争时,有一些对于二者本质区别的透彻的辨析,对此,乐黛云并未急于给出赞同或否定的态度,而是首先谈到了自己另外的忧虑,她“疑惑地说,‘这个时候强调规范,有点早了’,又再次重复,‘现在不是强调规范的时候’”。③ 洪子诚:《有生命热度的学术——“我的阅读史”之乐黛云》,《文艺争鸣》2008 年第10 期。 “不是强调规范的时候”暗示着乐黛云有着某种更为宏大的愿望、更为急迫的诉求以及更为深远的忧虑。这特别体现在她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上。在她的论述中,比较文学并非是封闭的体系或知识的容器,而更多的是思想的桥梁。一个清晰的表征是,她尤为着意讨论跨学科的问题。这种跨学科不仅在于人文科学内部,也不仅在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艺术之间,也在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在《文学与自然科学》一文中,她在讨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对文学的启示之后总结道,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线性演化史,“而是把文学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开放性体系来进行研究。它不仅研究其他文学系统对某种文学系统的影响,即作用于非平衡态的参数,还要研究新质的产生、革命和突变……无论是创作主体还是审美主体都要力求突破自身的封闭,力求成为一个善于结合新机、释放能量、变成新质的新颖、独创的开放性体系”。④ 乐黛云:《文学与自然科学》,《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119 页。

二、为现代文学赋予世界坐标

对于乐黛云而言,从现代文学到比较文学,与其说是学科转向,不如说是为现代文学添加了一重世界文学坐标。在1995年发表的《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一文中,她曾对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有这样的阐释:“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在自身文学之外,寻求新的外在的视角,在世界文学总的语境下重新考察和认识自己。现代文学研究者同样不满于对文学现象的孤立把握,他们力求在世界文学总的语境之下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综合研究,他们意识到挣脱狭窄的单一的民族观念,以世界文学意识来看待文学的重要性。世界文学意识的觉醒不但赋予研究者以较为宏阔的视野,而且使研究渐趋接近现代文学的本质。”⑤ 乐黛云、吉令旭:《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 年第1 期。可以看到,她希冀借由“世界文学意识的觉醒”,来接近“现代文学的本质”,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作为世界的一个部分发展起来的。必须了解同时期世界文学发展的状况,才能更深刻地看到我们自己文学的民族特色”,① 乐黛云:《了解世界文学研究发展状况,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 年第4 期。比较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她所选择的路径。

这种为现代文学赋以世界坐标的选择,在她对早期鲁迅持续的思考与研究中清晰体现出来。1957年,乐黛云写作了《五四以前的鲁迅思想》,并发表在1958年的《新建设》上。这篇文章以鲁迅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以及《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为研究对象,从反思教育问题、“二患交伐”的判断、促进民众觉醒等角度,分析鲁迅思想的萌芽和开端,并指出其对进化论与尼采的扬弃。20世纪80年代初,她从对鲁迅的研究中延伸出对尼采的兴趣,撰写了《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发表于1980年的《北京大学学报》,详论了尼采对中国现代文学不同时期作家尤其是对鲁迅的影响。在同一时期,有感于鲁迅的世界性传播,她组织编译了《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后又续出海外鲁迅研究论文集《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② 参见《乐黛云学术年表》,乐黛云:《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 年版,第320页、第 323 页。这两部论文集可以折射出她以鲁迅为桥来勾连中国与世界、现代与当代之间关系的尝试。而在世纪之交,她写下《鲁迅的〈破恶声论〉及其现代性》与《“比较既周,爰生自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重读鲁迅在日本的四篇著作》,以现代性为切入点,承接20 世纪50 年代的论题,在新语境中重新思考了早期鲁迅思想。

对于乐黛云而言,“早期鲁迅”有着独特的意义。正如洪子诚所言:“在80年代(以至也可以说直至今天),乐黛云更重视的,既不是陷于孤独悲凉的鲁迅,也不是一个时候构造的全身心投身政党政治革命的鲁迅。她推重的,是写作《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的早期鲁迅……她爱的还是那个‘启蒙者’鲁迅,那个将‘个性主义’作为生命内核,而将‘人道主义’作为历史责任的鲁迅。”③ 洪子诚:《有生命热度的学术——“我的阅读史”之乐黛云》,《文艺争鸣》2008 年第10 期。事实上,不仅仅是自20 世纪80 年代才开始,早在乐黛云1958 年发表的《五四以前的鲁迅思想》一文中,她推重的这种倾向与偏好已现出端倪——在诸种命题之间,她着重强调了《文化偏至论》中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并做了自己的读解。她认为:有着先于时代的清醒认知的鲁迅,针对中国彼时处境所提出的拯救途径是“完全有它特殊的、独创的内容”的“个性解放”,其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为要唤起人民,‘结合大群,起而与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期冀着这样一些人,他们不阿世媚俗而有自己的见解,并能为坚持自己的信念牺牲一切”。④ 乐黛云:《五四以前的鲁迅思想》,《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第104-107 页。半个世纪之后,当乐黛云在文章《鲁迅的〈破恶声论〉及其现代性》中再次将目光投向早期鲁迅时,这一观点同样清晰。她指出,《破恶声论》虽未完成,但延续了《文化偏至论》等文章的论域,剖析“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的“众数”所发“恶声”的危害,而应对之法是寄希望于少数“思虑、学术志行大都博大渊邃、勇猛坚贞,纵迕时人不惧”的“首唱之士”,因其能够逐渐唤起“群之大觉”与“人各有己”。⑤ 乐黛云:《鲁迅的〈破恶声论〉及其现代性》,《层峦叠嶂,深不见底:乐黛云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 359-362 页。

正是这种对于鲁迅启蒙者立场的认同和思考,促发了乐黛云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进一步讨论尼采思想对于鲁迅、进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中,乐黛云将尼采对鲁迅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四以前,鲁迅将尼采的思想“作为一种武器”,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然而与尼采“巩固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统治的理想”不同,鲁迅所希冀的“超人和英哲”意在“广泛唤起群众的自觉和心声”,进而“挽救垂危的祖国”。在五四时期,亦即影响的第二阶段,鲁迅对尼采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因“反帝反封建的时代需要”而继续推崇尼采的反抗精神,但另一方面,对于尼采式超人已“太觉渺茫”,认为“不必等候那‘炬火’”,而是“每一个人都能贡献自己即便是微薄的力量”。第三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的“决裂”——在《拿来主义》等文章中,“鲁迅批判了尼采的脱离现实,脱离人民”。① 乐黛云:《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层峦叠嶂,深不见底:乐黛云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303-306 页。换句话说,乐黛云认为,尽管鲁迅从尼采的超人学说中,看到了一条应对中国“二患交伐”处境的路径,但启蒙者的立场以及对“国人自觉”后中国由“沙聚之邦”转为“人国”的期待,使他最终与尼采分道扬镳。

继而,乐黛云在她所编海外鲁迅研究论文集以及1990年发表于《读书》的文章《鲁迅研究:一种世界文化现象》中,将鲁迅及其思想放置在世界文化语境中,指出“鲁迅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② 乐黛云:《鲁迅研究:一种世界文化现象》,《读书》1990 年第9 期。。她以弗雷德里克·詹明信《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为例,讨论了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对于西方研究者的双重意义,即一方面成为发达世界自省的参照,另一方面,在“参与对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的解决”上,鲁迅及其文化遗产也构成了“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③ 乐黛云:《鲁迅研究:一种世界文化现象》,《读书》1990 年第9 期。比如,鲁迅映衬出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面对“存在与虚无”的问题时各自选择的不同:“在鲁迅的深层意识中,他总有一种信念,认为生活中总还能找到一些积极与美好的东西,这一点从未动摇过”,这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总是受到一种拯救国家、唤醒人民的义务的约束”;乐黛云认为,正是这种信念,凝成了他作品中“孤独者与大众的对立”这一普遍结构——“孤独者注定为大众而献身,同时注定了要同大众进行不停息的战斗,直到在‘无物之阵’中衰老寿终”——这种独特而矛盾的态度“丰富了世界知识分子关于个人和社会关系这一个问题的探索”。④ 乐黛云:《鲁迅研究:一种世界文化现象》,《读书》1990 年第9 期。

同样,乐黛云在20世纪80年代写下的几篇关于茅盾思想的文章中,也特别强调了他在五四时期的思想与世界语境的关联。在《茅盾早期思想研究(一九一七——一九二六年)》中,她首先将茅盾看作“能够以批判的眼光,根据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对中国固有的和外国传来的东西加以检验、扬弃和改造”的“少数先驱者”,以他在五四时期对西方思想的检验和扬弃,来证明新文化运动的实际情况并非“西方文化的‘反响’”或是“移植”,而是经过了改造和选择,“使外来思想民族化”。⑤ 乐黛云:《茅盾早期思想研究(一九一七——一九二六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 年第1 期。 例如,对于尼采,他虽然并不赞成尼采的思想及其所服务的社会目的,但他本着“‘尽管挑了合用的来用,把不合用的丢了,甚至忘却也不妨’的态度”,将尼采的思想“拿过来加以改造,使之服务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尽管“经过改造后的这些思想材料与尼采原来的用意往往背道而驰”。与此相似,对于他所推重的泰纳,也提出应在“人种、时代和环境”三要素之后,增加“作家的人格”,而对于苏联文学、拜伦、泰戈尔等,他也始终抱持着一种以中国现实为出发点的批判立场。⑥ 乐黛云:《茅盾早期思想研究(一九一七——一九二六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 年第1 期。

在这个意义上,乐黛云对于“阐发研究”的理解与应用的重视,或许也与她希望以世界视野来拓宽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路径有关。阐发研究意指“借助外国文学理论来重新解读中国文学”⑦ 乐黛云:《我的比较文学之路(代序)》,《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 页。,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争议重重,质疑者认为中西文学的历史语境有所不同,西方理论对中国的文学文本不具备阐释力,且其中带有以西方理论为中心的话语霸权。对此,乐黛云一方面强调应对阐发研究的适用性和产生的错位保持思考、对话语霸权保持警惕,但另一方面,仍然认为阐发研究可能开辟新的学术空间,不能“取消跨文化文学对话中东西方文学理论互相运用、互相阐发的可能性”,“相反,作为补充性的相对的方面,东西方文学思想既具有互相解释的潜力,具有逻辑的关联,同时,用对方的理论来阐发自身的问题、现象和思想,也是文学对话进一步深入和展开的题中应有之义”。⑧ 乐黛云、陈跃红、王宇根、张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94 页。由此,她在两个层面上推进了对于阐发研究的理解,首先是提出了“双向阐发”这个更为理想化的情境,它以中西互相关照和互为主体性为前提,寻找中西方文学研究可以互相阐发的交汇点;其次,以实例来“说明这种阐发确实对推动中国发展有益”① 乐黛云:《我的比较文学之路(代序)》,《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11 页。。

以此为目的,1985年至1986年她以《当代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小说分析》为主标题,在《小说评论》上连续发表七篇文章,分别从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叙事学、接受美学、诠释学等角度介绍了当代西方几种的主要的文艺理论。这些专题文章大多由两个部分构成,首先以介绍某种理论为主,概述其时代背景与发展历史、代表性的人物与主张,随后,以此来解读一些中国小说,特别是现当代小说,展示如何以西方理论拓展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比如,以结构主义的方法分析王蒙的《布礼》中深浅、强弱、现实与理想“三根轴”的叙事结构,将这种复线的叙事与复杂化的现代生活相关联② 乐黛云:《当代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小说分析(二)》,《小说评论》1985 年第3 期。;以精神分析解读《子夜》中吴荪甫的“自我”在“原欲”与“超我”之间的挣扎③ 乐黛云:《现代西方文艺思潮与小说分析(三)》,《小说评论》1985 年第5 期。;以《阿Q 正传》的读者反应为线索,推进对接受美学的理解④ 乐黛云:《当代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小说分析(四)——接受美学与小说分析》,《小说评论》1985 年第6 期。等等。

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乐黛云对比较文学的浓厚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根源于她对现代文学是“世界性变化的产物”的判断,而“世界思潮,特别是文艺思潮的确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这种痕迹正是中国现代文学有别于古典文学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研究世界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应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课题”。⑤ 乐黛云:《了解世界文学研究发展状况,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 年第4 期。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文学对于乐黛云来说,并非仅仅是被赋予世界坐标的研究客体——当她在进一步寻找与西方相对话的中国主体时,现代文学再度成为了她的起点与桥梁。

三、以现代文学为中国与世界对话的坐标原点

20 世纪80年代后期,乐黛云的学术聚焦开始从“个人”(茅盾、鲁迅、尼采、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等)逐渐转变为“文化体系”(文化霸权、文化相对主义、比较诗学、世界文化中的中国形象等),而贯穿其中的重要命题是中国文化作为一个体系如何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对话。这种转向与某种危机感有关——她忧心于20世纪历史中由于“人类社会失去了必要的凝聚力”而导致的迫在眉睫的危机,这种危机并不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但是与文化有着很大的关系,“一方面是文化的多元发展受到威胁,文化的多样性日益削弱必然导致世界文化资源无可挽回的流失”,“另一方面是文化本土主义所造成的文化孤立和隔绝不是引向文化对抗就是引向文化衰微”。⑥ 乐黛云:《文化转型与新人文精神》,《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17 页。为了应对这种危机,她认为有必要恢复多元文化,由此,东西方文化的互识和互证变得尤有益处,而中国比较文学负有这个使命感:“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比较文学要完成它在文化转型时期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实现其自身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首先是从过去局限于欧美同质文化的窠臼中解放出来,展开多方面异质文化中文学交往的研究。”⑦ 乐黛云:《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 年版,第210 页。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乐黛云写作了一系列讨论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的文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她在重新阅读有关学衡派的文献后,所撰写的《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汤用彤与〈学衡〉杂志》《世界文化语境中的学衡派》《梅光迪与学衡派》等文章。她认为,曾被评为持保守主义立场、“被置于整个文化启蒙运动的对立面”的学衡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和自由派、激进派一样,思考着同样的问题,具有共同的特点”,“实际上三派共同构成了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化启蒙”。⑧ 乐黛云:《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重估〈学衡〉》,《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160 页。一方面,学衡派强调普遍有效和亘古长存的价值,与严复等国粹派是不同的——后者强调保存传统,而他们更倾向于在传统中融化新知,“突破一国局限,追求了解和拥有世界一切真善美的东西”;因此,学衡派“在继承传统问题上以反对进化论,同激进派和自由派相对峙,同时以强调变化和发展超越了旧保守主义”① 乐黛云:《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重估〈学衡〉》,《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164-166 页。。另一方面,他们在引介西学方面“以全面考察,取我所需和抛弃长期纠缠不清的‘体用’框架而独树一帜”,因而它“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在世界文化对话的交响中“是中国的声音,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声音”。② 乐黛云:《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重估〈学衡〉》,《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166-167 页。也就是说,乐黛云对学衡派的关注,集中在他们如何平衡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上,而这也正是新时期中国再度遭遇世界时所亟需处理的问题。通过重估学衡派,乐黛云在新文化运动中找到了一条连接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路径,同时也认同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知识分子距离”,以“追求绝对真理为己任”与“坚持在文化教育岗位上”等为自己的理想。

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乐黛云关于“多元文化论”的论述。这种对抗着“文明冲突论”、同时对“文化相对主义”保持着警惕的立场,强调了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而为了论证多元文化的意义、寻找文化对话的途径,乐黛云一方面追索中西方文化交汇之处的例证,或梳理影响与接受,如讨论文化误读等前沿问题,或分析文化体系之间的平行关系,写作了《关于现实主义的两场论战——卢卡奇对布莱希特与胡风对周扬》《中西诗学中的镜子隐喻》等文章;另一方面以现代文学理论为镜来重新思考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如从叙事学的角度讨论中国小说的发展,还有对王国维以叔本华论《红楼梦》的述评等,或如她对苗族史诗《亚鲁王传》的关注,引导人们注意到“人类学在我国基本上仍在西方人类学的建构之下”,强调“中国人类学应建基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基因,建基于我国56个民族多元一体的现实土壤”。③ 乐黛云:《飞越时空、穿透人神的苗族史诗〈亚鲁王传〉》,《中国比较文学》2013 年第3 期。

与此同时,她指出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为了重释自我,也为理解西方文化提供了参照系,“在与这个‘他者’的比照中,西方文化将反省自己,重新选择方向,并改写自己的历史”④ 乐黛云:《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 年版,第242 页。。围绕着这一诉求,乐黛云开展了一系列学术工作。1990 年,她邀请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到北京大学做了讲座“从理论学术著作和虚构文学两方面探讨中国形象在西方的历史演变”,引发了她对于文化误读和想象的思考。此后,她集中参加或主持了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所举办的以文化差异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并撰写了《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一文,强调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从外部,从另一种文化的陌生角度来观察自己,才能看到许多从内部不能看到的东西”⑤ 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59 页。。而在《文化相对主义与“和而不同”原则》一文中,乐黛云选择了《左传》中的“和而不同”作为这种多元文化论的原则,以及反思文化相对主义局限性的支点。“和而不同”的原则一方面承认不同文化之间有所不同,但另一方面认为在这些不同文化之间也存在“和谐有益的相互关系”。⑥ 乐黛云:《文化相对主义与“和而不同”原则》,《中国比较文学》1996 年第1 期。在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的比较中,她指出后者可以为“和而不同”赋予现代意义和可操作性:“中国传统文化在其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创造过许多非常精采和有意义的思想原则,但由于各种社会原因和它本身往往缺乏必要的可操作性,很少能真正付诸实践;‘和而不同’原则也是其中之一。哈贝马斯在他的商谈伦理学中努力建构的一方面接受多元,另一方面坚持通过商谈取得共识的普遍理论,特别是他关于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思考和他对人类命运的关切,也许可以和中国古老的‘和而不同’原则一起,为21 世纪不同文化的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⑦ 乐黛云:《文化相对主义与“和而不同”原则》,《中国比较文学》1996 年第1 期。

与此相应,乐黛云在构建以“和而不同”为原则的多元文化世界时,再次将目光追索到了鲁迅的早期思想上——以鲁迅的《破恶声论》为研究核心文本的《鲁迅的〈破恶声论〉及其现代性》于1999年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上,而在2004年,她又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了《“比较既周,爰生自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重读鲁迅在日本的四篇著作》一文。在《鲁迅的〈破恶声论〉及其现代性》中,乐黛云首先强调了鲁迅提出“汝其为世界人”问题的语境,即对吴稚晖等人宣扬的“人类将于20世纪开始走向大同,国家、民族和语言界限都将消除”的反驳,认为这种“尚齐一”的主张实际上是压制少数的。① 乐黛云:《鲁迅的〈破恶声论〉及其现代性》,《层峦叠嶂,深不见底:乐黛云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60 页。随后,她抽取《破恶声论》中出自《庄子·天下》的“白心”与出自《文心雕龙》的“神思”两个概念,指出它们所含蕴的“直白心声”与“不受约束的想象”结合在一起,正是需要由少数启蒙者所发出的内心精诚之声,用以启迪国人的“内耀”,使之“入自觉之境”。进而,鲁迅借助尼采对“强烈意志和主体精神”的强调,赋予了这些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以现代性,使之与“坚持自我的绝对专断,强调人不受任何限制,迫切寻求对众人的超越”的现代主义“血脉相连”。② 乐黛云:《鲁迅的〈破恶声论〉及其现代性》,《层峦叠嶂,深不见底:乐黛云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65 页。在这里,早期鲁迅的思想被赋予了勾连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独特色彩,其对“尚齐一”的不满也与“和而不同”的原则响应和。

程巍对乐黛云在新时期的文化角色曾有一段十分生动恰切的概括:“乐黛云先生就像暴风雨之夜的巡线员,发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线头断开了,她就拼命抓住两端的线头,好让一些至关重要的信息经由她的身体重新连接在一起。”③ 程巍:《从山谷到十字路口:初识乐黛云先生》,《传记文学》2021 年第3 期。可以看到,在乐黛云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曾自觉或不自觉地与世界相遇,这令她始终先于时代地获得某种世界意识,并主动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思考纳入世界文化语境中,试图做“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巡线员”。而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文学再度构成了她的资源——重返新文化运动,她借学衡派之口,说出了她自身关于如何将传统文化纳入现代轨道的思考。

四、重返现代文学与召唤新的时代主体

对于世界文化转型的趋势及其危机的判断,使得乐黛云选择了超越国族界限的世界视域。在此,她曾多次提及的“反熵”英雄,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具有隐喻性的形象。她以品钦的短篇小说《熵》为例,谈及热力学第二定律下“熵”的观念对社会科学、文学的影响,并引申出关于文化的思考,即熵增会带来“一切事物都在瓦解、衰竭,趋向于最后的同质与死寂”,而防止熵增“就必须突破隔离封闭的体系,不断增加信息量,不断与外界交换能量,不断改变主体的结构以适应新的情况”,因此,作家被视为有可能阻止这种倾向的“反熵”的英雄。④ 乐黛云:《文学与自然科学》,《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118-119 页。对“反熵”的偏爱,包含着乐黛云对于比较文学的期许,亦即通过坚持文化的多元,来形成对于封闭体系的突破,进而防止文化趋同的“熵增”。同时,或许正如洪子诚所说,这也是她对自己的期许:“在她的内心,存有挣扎着反抗社会运作统一化的‘反熵’的责任承担。‘反熵’的责任所面对的,不仅有突破隔离封闭体系,将文学,进而将人的生命引向开放、动态、发展状态的急迫,也有在‘全球化’情境中抵抗另一种性质的统一、复制、同质化的危险。事物的瓦解衰竭,和趋向于最后的同质与死寂,都是她所忧虑的人类前景。”⑤ 洪子诚:《有生命热度的学术——“我的阅读史”之乐黛云》,《文艺争鸣》2008 年第10 期。

事实上,对于乐黛云来说,这种“反抗社会运作统一化”的“反熵”英雄并非全然陌生:当讨论茅盾对西方的批判选择、鲁迅对“尚齐一”的不满与对张个性的要求、学衡派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时,她已然在强调其中所隐现的、“反熵”的特征。特别是在前文提及的《鲁迅的〈破恶声论〉及其现代性》中,可以看到,当她站在变革浪潮中寻找安置中国的方法与路径时,早期鲁迅再度成为了引路者以及重要的思想资源,而通过对他的追索,乐黛云选择了一条与五四以来思想主潮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和阐释传统文化,并以此作为将中国接入世界、在“全球化”情境中抵抗均一、同质化的“反熵”路径。正如她在回望自己青年时期的鲁迅研究时提到的,“我对他1907年和1908年两年所写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特别感兴趣。现在想来,这三篇文章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确有相当深远的影响。他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社会主张,他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学术理想,他的不满足于现实层面而超越于现世的终极精神的追求,可以说都是我后来学术生涯的起点”。① 乐黛云:《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 年版,第121 页。

这一经由重返现代文学而显影的新主体位置,无疑超越了“启蒙者”的角色,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它寄寓着乐黛云对当代学者的期待,而其内核在于一种对于人类总体的责任感的“新人文精神”。世纪之交,她以“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为主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以探讨20世纪人类思想史的变化、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转型及其所产生的“离散和互不相关”的问题。由此,她呼唤一种新的人文精神,“继承了过去人文主义的优秀部分,强调首先要把人当做人看待,反对一切可能使人异化为他物的因素;强调关心他人和社会的幸福;关怀人类的发展和未来”。对于科学,这种人文精神“接受科学为人类带来的便利和舒适”,但警惕“科学可能对人类造成的毁灭性灾难”;对于20世纪后半叶的解构主义转向,它赞赏其“对中心和权威的消解,对人类思想的解放”,但是又试图弥补其导致的“零碎化、平面化和离散”。② 乐黛云:《文化转型与新人文精神》,《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18 页。那么如何形成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呢? 乐黛云认为关键在于在沟通和理解中获得“有益于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共识”,这种共识不是“过去的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最大普遍性,而是“尽量扩大可以商谈、讨论和宽容的空间”。可以看到,对于她来说,比较文学是使交流和商谈得以实行的载体,通向新人文精神的桥梁:“比较文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促进文化沟通,避免灾难性的文化冲突以至武装冲突,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这种21 世纪的新人文精神正是未来比较文学的灵魂,也是一切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灵魂。”③ 乐黛云:《文化转型与新人文精神》,《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20 页。从而,“互为主观”“和而不同”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发展为了研究“不同文化中文学之间的互识、互证、互补”,亦即寻找来自不同文化的文学的共通之处、以不同文学为例证寻找同一问题的解答以及在他者的映照下更好地认知自身的特点。④ 乐黛云:《文化转型与新人文精神》,《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20 页。

从启蒙者到反熵英雄,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从现代文学到比较文学,乐黛云始终抱持着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立场和介入社会与历史的责任感。她以现代文学作为思想的起点,一方面连接到传统文化中,试图获取能与世界对话的资源,另一方面连接到比较文学,通过回溯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世界文化语境,凸显出思想的跨文化交流脉络,并积极寻找、激活西方理论,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她将种种理论思想、批评实践以及不同学科的知识与范式,统合于一种总体性的精神活动中,并在重返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选择基础上,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核,召唤一种能够应对新世纪文化危机的新时代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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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25)03-0140-09

作者简介: 赵柔柔,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