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风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丁景唐专题
主持人语:丁景唐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上别具一格的非学院派学人。 作为业余从事研究的民间学者,他重视材料调查的方法,秉持实事求是的准则,在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实绩。 在现代文学学科建立期,以丁景唐为代表在高校体制外的一批学人借助辑佚、校勘、版本、目录、注释等传统治学门径撰写求实求真的札记、书话等,与当时在学院派中大行其道的以论带史乃至以论代史的写作风气大异其趣。 拉开历史的视距,随潮流而翩跹起舞的趋时言论已被时间无情淘洗,但回看丁景唐,他的学问经得起后世检验,余温尚存。 从学科史视野来看,丁景唐的独特贡献是以文化官员的身份,将其学术眼光成功转化为系统的出版实践,自20 世纪50 年代起即有意识地推动现代文学资料的抢救工作,依托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重大工程建设,至拨乱反正时,他又坚持恢复了被中断的出版计划,并持续为学科建设夯实文献基础。 丁景唐的著述数量不算多,但他之于学科发展的“事功”不应被忘记。 本期“时代风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专栏特推“丁景唐专题”。 宋声泉撰写的《丁景唐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揭示了丁景唐与现代文学学科正规化建设之间的深刻关联。 张朕撰写的《精深的文献功夫与深切的生命体验》剖析了丁景唐细密、朴实、厚重、深沉的学术风格。 黄海飞撰写的《以朴学为方法》细致且系统地梳理了丁景唐鲁迅研究的卓越成就。 学科史的研究对象不应局限于学院内的著作产出,也要重视那些通过编辑出版、组织管理等方式影响了学科进程的杰出人物。 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不仅依靠思想先锋去闯开一条路,也需要学者型、懂判断、有魄力的内行掌舵人调动资源实现蓝图,更离不开众多默默为学术共同体铺路的路基型群体。 没有享受学术史荣光的“无名之辈”或曰“隐身者”亦以自己的方式参与过大历史的建构,同样值得也应该被书写。 (宋声泉)
摘 要:丁景唐因其身在学院体制外而被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书写忽视。 少年丁景唐是新文学书刊的爱好者,后来成长为20 世纪40 年代上海诗坛的代表作家。 他早在1939 年就进入东吴大学读书,属于以亲历者的姿态参与到新文学自身历史进程中的现代文学学科的第一代学人。 丁景唐接受的是民国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学训练,在解放战争时期已然铸就治学底色。 丁景唐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资料建设方面贡献卓著,在学科初创阶段,立足于研究对象的原始资料建设具有奠基性意义。
关键词: 丁景唐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是在20 世纪50 年代前期,“一般认为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出版,是这门学科建立的标志”;该书“第一次采用课程的规模和系统(同时又带专著的性质),深入地论评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是第一本为许多大学广泛采用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很自然就被视为现代文学学科建立的界碑”。①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91 页。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还被评价为“达到了它所属时代最高的文学史研究水准”,奠定了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格局”。②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7 页。
然而,颇有意味的是,王瑶自己并不这样看待。 他指出,“在五十年代初,出现了一批以高等院校教材形式出现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同时随着高校现代文学课程的开设,逐步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教学的专业队伍,这些都标志着现代文学开始成为独立的学科”。③王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6 年第3 期。在王瑶看来,教材、课程、教师队伍的规模化出现才是现代文学学科建立的标志,他自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只是系列链条中的一环。 毋庸置疑,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确是同一时期质量最高的文学史著作,但从教育体系的制度化建设这一宏观层面来判断学科建立的标志显然更为客观。 王瑶的看法并非其个人自谦的表现,也与樊骏的学科史叙述相呼应。 樊骏表示,在20 世纪50 年代初期和中期相继出版的几种现代文学史教材,“在短短几年内,就初步形成了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沿用下来的基本格局和范围”,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得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④樊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和思索》,《中国社会科学》1983 年第1 期。
新学科的建立本质上是一个新知识领域从原有知识体系中剥离开来的过程,通常以在教育体系中设立专门系科、开设系统课程、授予独立学位、出版专业期刊等作为标志。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与1949 年以后中国教育体制的根本性变化直接相关,“是以大学课程的调整为契机的”。⑤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5 页。然而,这也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研究长期将视野局限在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之中。 有学者呼吁,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除了关注高校和各科研院所里的学者,还要关注供职于诸如中国现代文学馆、鲁迅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等馆藏机构和出版社的学者”。⑥宫立:《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的“史料视角”》,《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 年第2 期。此说甚有识见。 既有的学科史叙述处理“十七年”时期的惯常做法即是以各种文学史著作为主线,从王瑶、丁易、刘绶松、张毕来等人所著讲到1960 年前后的诸种“集体写作”教材,却忽视了同一时期在学院体制之外的一批学者,而丁景唐则是这批学人中的典型代表。
据统计,“第一代从事现代文学教学与学科创建的专家,几乎都是‘半路出家’,从古典文学或其他领域转过来的”。⑦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5 页。丁景唐也不例外,但走上现代文学研究之路却有其个人的因缘。 他说:“查书、借书、买(淘)书、看书、品书、写书、审书、出书、送书、藏书,这是我大半辈子的主要生活乐趣。”⑧丁景唐:《序言》,丁言模:《瞿秋白与书籍报刊:丁景唐藏书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 年版,第1 页。新文学书刊的爱好者是丁景唐学术生涯的起点。
丁景唐原籍浙江宁波,宁波虽是开埠很早的通商口岸,“外国人创办的文教医药机构较多”,但儿时长于斯的丁景唐在开明街书摊上买的却是“一折八扣的《七侠五义》和《小五义》等书”;少年时期,父母双亡,1931 年后寄居上海,“依叔父丁继昌、姑姑丁秀珍为生”。 丁继昌是中华浸会书局下一家基督教书店的职员,与几位好友组织了一个松散的读书会,“集体订阅了《小说月报》《语丝》《创造季刊》《创造月刊》《中学生》《新月》《文学》等新文化杂志”;这些期刊,丁景唐“可以随便取阅”,就此与新文学结缘。①丁景唐口述,朱守芬整理:《八十回忆》,《史林》2001 年第1 期。他对新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读书会的数种杂志已经无法满足他对阅读的渴望;但碍于家境困窘,“买不起书,于是就到申报图书馆(后改名量才图书馆)、蚂蚁社图书馆借书,饱览我所喜欢的文学作品。 以后,又从图书馆跑向街头,到四马路(今福州路)望平街(今山东路)一带、北四川路横浜桥、爱文义路(今北京路)王家沙等上海滩旧书荟萃之地‘掏’旧书。 我翻得多、看得广,但买得绝少”。②丁景唐:《搜集鲁迅著作版本的乐趣——兼谈建立鲁迅著作版本目录学的一点设想》,唐弢等:《鲁迅著作版本丛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年版,第6 页。
丁景唐的少年经历为我们讨论新文学阅读史与城市文化空间这一话题提供了有趣的样例。 申报图书馆,即1932 年冬季创办的申报流通图书馆。 蚂蚁社图书馆当为“蚂蚁图书馆”,是上海职业青年文化团体蚁社的下属机构,1933 年对社会开放。 在求书若渴的时候,丁景唐赶上了上海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时机。 更重要的是,他青少年时生活在虹口区。 他很珍视自己的“虹口记忆”,曾写下《长忆虹口少年游》,把虹口比作“第二故乡”。 丁景唐自述最初“几乎天天往返于四卡子桥和四川路桥之间的大街小巷”,后来“足迹几乎走遍了虹口地区”;而“北四川路一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一条文化人群集,创造社、艺术剧社、‘左联’作家活动众多的文化街”。③丁景唐口述,朱守芬整理:《八十回忆》,《史林》2001 年第1 期。民国初年,上海成为新书业的中心,至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呈现鼎盛状态;各类书铺、书摊因面向的顾客群体有差异而各有聚集,“越来越多以售卖各种中西文新式出版物及二手书为主的书店集中在福州路与北四川路等新兴的城市繁华地带,而城隍庙一带则成为以售卖线装书、古籍为主的书铺与书摊的集中地”。④胡悦晗:《公共空间与民国上海知识群体的精神生活建构(1927 ~1937)》,张利民主编:《城市史研究》(第3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161 页。身居虹口区而乐游旧书摊的丁景唐恰是经常在新文学二手书集散地漫游。 他晚年感慨道:“今天回想起来,我对新文学书刊和鲁迅著译版本能有一些鉴别能力,大半得自当年跑图书馆、逛旧书店(摊)的经历。”⑤丁景唐:《搜集鲁迅著作版本的乐趣——兼谈建立鲁迅著作版本目录学的一点设想》,唐弢等:《鲁迅著作版本丛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年版,第6 页。
1934 年,丁景唐考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初中部,直接跳级读二年级,两年后又转入高中部。 中学生时代,丁景唐开始学写新诗,“最初模仿着学写的是鲁迅翻译的蕗谷虹儿自己写的题画的抒情小诗”;随着年齿增长,且当时左翼文学进步书刊风行沪上,日日游荡于旧书摊的丁景唐大量阅读了左翼作家的作品,在经济困顿的情况下,偶遇心爱的廉价书,“也买得一二本”,如《呐喊》《彷徨》《两地书》等。⑥丁景唐:《搜集鲁迅著作版本的乐趣——兼谈建立鲁迅著作版本目录学的一点设想》,唐弢等:《鲁迅著作版本丛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年版,第7 页。由此可见,他对鲁迅作品的喜爱程度,而这也是日后成为新文学书刊藏书家的丁景唐开始购书的起点。 1937 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丁景唐被迫逃离虹口区,生活发生了剧烈变化,本就不多的个人藏书也遭散落,在旧书摊上流连忘返的日子一去不返。 1937 年冬,受抗日救国运动的感召,丁景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 在这一时期,他曾引用鲁迅“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的论点,写下了人生记忆里的第一篇杂文,鲁迅的著作被丁景唐视为“文化教养的一个重要方面”,进而走向革命。⑦丁景唐:《搜集鲁迅著作版本的乐趣——兼谈建立鲁迅著作版本目录学的一点设想》,唐弢等:《鲁迅著作版本丛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年版,第7 页。
1938 年是丁景唐的人生转折年,除了光荣入党之外,他也即将迎来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该年11月,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的会刊《联声》问世。 这方崭新的园地,成为了丁景唐“展现创作才华的第一个平台”,据统计,“先后发表诗文60 余篇”。①丁景唐著,丁言模编:《丁景唐文学评传:1938-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 年版,第136 页。1942 年,由中共地下党员关露负责编辑的《女声》创刊,丁景唐借用多个笔名在上面发表了大量文艺作品,包含诗歌、小说、抒情散文、杂文、译文等多种类型。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以“歌青春”之名出版了诗集《星底梦》。 50 多年后,袁鹰还记得其中的几首诗句,因为“这些诗都曾引起日寇铁蹄下黑暗年月像我这样青年人心里的共鸣,表达了我们的郁闷和希冀”;按袁鹰的回忆,1945 年,他初见丁景唐时,诗人“歌青春”已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这个名字在当时上海一些爱好新诗的青年朋友中常被提到”。②袁鹰:《从青春歌者到白发书生》,《灯下白头人》,远方出版社2006 年版,第128 页。
1982 年,曾活跃于20 世纪40 年代上海文坛的著名诗人王辛笛发表文章,将丁景唐视为上海沦陷时期意在反抗的代表诗人,是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利用各种途径进行斗争的“忠贞之士”,其诗的思想内容“健康、积极”,“鼓舞青年、妇女、儿童,眼望远方”,而“诗的形式近似新月派的自由诗”,“受有朱湘和臧克家的影响”。③王辛笛:《试谈四十年代上海新诗风貌》,《诗探索》1982 年第3 期。1986 年,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袖珍诗丛·新诗钩沉”丛书,将俞平伯、朱湘、梁宗岱等十人在民国时期的旧作修订重印,其中也选入了丁景唐的《星底梦》。 此后,关于抗战时期上海文学的专著或是沦陷区文学专题史常将“歌青春”与“路易士”并置,作为评述上海诗坛的基本框架。④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徐迺翔、黄万华:《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吴晓东也从历史的景别里对丁景唐的诗歌创作做出中肯的评价,提出“在沦陷区的写实主义诗风中独树一帜的是华东的丁景唐”,“他的诗作在殖民地上海商业化的气息中堪称是警世的歌吟”;并称:“丁景唐的诗歌,以其在沦陷区诗坛很少见到的一种清新和明澈的风格,与战时大上海消沉萎靡的风气抗争。 他的这部诗集,尽管也许象诗人自况的那样,仅是贫瘠的土地上羸弱的花卉,但它们更大的价值在于忠实记录了一个艰难时世中不甘堕落的个体心灵的坚忍的挣扎和对‘未来的日子’带有乐观主义色彩的预言和展望。”⑤吴晓东:《抗战时期中国诗歌的历史流向》,《文学评论》1995 年第5 期。丁景唐作为新文学作家的一面在20 世纪90 年代得到学界的承认。
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上,如何划定第一、第二代学人的界限始终是见仁见智的难题。 冯济平曾编《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温儒敏为其作序时表示“王景山先生等个别学者,似应列入‘第一代’”。⑥温儒敏:《第二代学者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巨大贡献——冯济平编〈跋涉者的自白〉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 年第5 期。 《跋涉者的自白》出版时更名为《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温儒敏的序言删去了引文中的句子。 温儒敏:《序言》,冯济平编:《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 年版,第2 页。孟庆澍也认为“王景山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学者之间”。⑦孟庆澍:《为玄黄中国做注——论王景山的学术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4 期。近年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代际的讨论颇为热闹。 有学者指出,1989 年第5 期《文学评论》上所刊尹鸿、罗成琰、康林的文章《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走向成功与面临挑战》较早明确地提出了“代际”问题,正是在“第三代”这个基点上,向前追认了学科的“第一代”与“第二代”。⑧张洁宇:《论“代际”,不如谈“时代”》,《南方文坛》2025 年第1 期。而此三人的文章基础则是1988 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的共识,即“代表们大致同意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四代研究者的提法”;具体说来,“最早从事现代文学教学研究、写出第一批文学史专著并奠定了现有学科基础的老一代学者属于第一代,五十年代毕业并相继从事专业教学科研的学者可归为第二代,78 年恢复高考后入校的第一批硕、博士毕业生是第三代,而近几年毕业或正在就读的研究生和青年学人则为第四代”。⑨谢伟民:《学科召唤新一代的崛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1988)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 年第1 期。1994 年,樊骏曾说“进入新时期以来,我们一直采用老、中、青三代来区别研究队伍不同的年龄层次”,“当年所说的老一辈学者,是这门学科的前驱者、奠基者”,“中年学者,指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指七八十年代之交涌现出来的新人”。①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 年第2 期。可知,所谓“三代学人”的划定源自“老中青三代”的说法。
实际上,“第一代”与“第二代”的简单区隔或可为是否在1949 年之前念完大学。 在这一时间节点前后,教育体制发生重大变革。 在校大学生至关重要的主体生成阶段处身于截然不同的两种语境。 而且20 世纪50 年代初,中国新文学的系列课程成为中文系的主课,所占学时较多,但在民国时期偶有一两门新文学课程,多是选修课。 故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第一代学人”必然是“半路出家”,不可能受到过完整的来自本专业的训练。 丁景唐早在1939 年就进入东吴大学读书,一年后因故停学,1941 年春入读光华大学社会系,翌年转入沪江大学中文系,1944 年又从光华大学中文系毕业。 他生于1920 年,从年纪上看,略小于唐弢(1913)、王瑶(1914)、贾植芳(1916),而与钱谷融(1919)年龄相仿,不妨将其视为“第一代学人”。 更重要的是,“第一代学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处在同一个历史时空的,他们是以亲历者的姿态参与到新文学自身的历史进程中的;相较来看,“第二代学人”不再是新文学发展的“同时代人”。 由是观之,作为上海沦陷诗坛代表的丁景唐理所应当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第一代学人”。
丁景唐的治学之路是从沪江大学开始的。 受益于王治心、朱维之、黄云眉几位老师所授古典文学课程,加之“充分利用上海工部局图书馆(即上海市的市图书馆)和私人办的私营鸿英图书馆的有利条件”,就读于中文系的同时,累积写作资料,发表学术论文。②涂晓华:《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57 页。这批文章自1943 年陆续刊于《女声》杂志。观其特点,在研究对象上,以女作家、作品里的女性形象、文学中的女性生活为主,为女性所遭受的悲惨命运鸣不平;在视野上,突破狭窄的精英立场,格外凸显民间文艺与女性的关联;在方法上,既有对作家个体的传记式批评,也有具体的事迹考辨,重视文献的搜集与比较。③代表性篇目集中收录在丁景唐署名“丁英”出版的著作中。 丁英:《妇女与文学》,沪江书屋1946 年版。此时,他已经自觉从民歌入手观察女性的文艺与生活。 其中,最显巧思的是《她的一生——从民歌中看到中国妇女的生活》,由“女儿时代的她”写起,续写“她的婚姻”“媳妇时代的她”“老年时代的她”,并延展到“多妻和守寡”“尼姑生活”“妇女卖买”等,通过挑选、排列各地民歌的方式,展现“女性被迫害的影子”,讲述“血与泪交织着的女性的悲愤和压制的故事”。④丁英:《妇女与文学》,沪江书屋1946 年版,第6-36 页。文章末尾附上了十余种参考书,显示出丁景唐对前人成果的尊重。
1946 年,丁景唐撰写了《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者》。⑤乐生(丁景唐):《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者》,《世界晨报》1946 年9 月27 日,第3 版。文章虽短,但扎实梳理了“五四”以来民间文学的研究历程,最终落脚在对“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一延安话语的呼应上,基于秧歌剧、木刻、音乐等“人民与文艺相结合的实践”而成的“新的人民文艺”,提出民间文学的研究要由“个人的兴趣所好”变为“集体的创造和教育人民大众的武器”。 这篇文章体现出作者难能可贵的学术史意识与强烈现实感的叠合。 1947 年,丁景唐树立了“向人民学习,从而再还给人民”的学术志向,出版小册子《怎样收集民歌》;他批判了学术界中“自私自利的市侩气”以及“小麦先要吃”的急躁学风,感慨“缺乏同伴和材料搜集的不易,是目前研究民间文艺的双重难题”,认为“‘瞎子摸象’满足于片面的主观愿望”的治学方式不可取,追求“实事求是的做学问精神”。⑥丁英编写:《怎样收集民歌》,沪江书局1947 年版,第2、20 页。该书第二部分是《现代民歌书目初稿》,详列书名、编著者、出版处、发行年月,第一部分从“概论类”开始,附及俗文学,后含顾颉刚辑《吴歌甲集》、李金发编《岭东恋歌》等,总计百余种,在当时堪称完备。 目录学是传统学术的精髓,从这份书目可以看出丁景唐读中文系时的古典文学训练的学养。 在为民歌研究做准备的时候,丁景唐翻阅了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合订本,发现其中有一封鲁迅写给刘策奇的信札,便以“于封”为笔名,写下《全集·书简·补遗未收录的〈鲁迅先生的一封信〉》。⑦丁景唐著,丁言模编:《丁景唐文学评传:1938—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 年版,第373 页。这是丁景唐第一次考释鲁迅集外文章的尝试,既体现出其对鲁迅文献的熟稔,也显示了他敏锐的学术感觉。 至此,学者丁景唐的治学底色已然铸就。
20 世纪40 年代,丁景唐也撰写了其他多篇与新文学有直接关联的文章。 入读沪江大学后,他师从朱维之,学习国语文法,“曾依朱先生的布置,制作读书卡片,对巴金的作品文法研究”,三年级结束时,“利用平时做的卡片,写成了论文《论巴金作品的文法研究》”;1948 年,重返沪江大学任教时,修订旧作,“写了二万字,陆续在校刊上发表”。①丁景唐口述,朱守芬整理:《八十回忆》,《史林》2001 年第1 期。或是记忆之误,丁景唐署名“丁宗叔”的文章名为《巴金作品的语文研究》,分五期连载于校刊《沪江新闻》上,当不足万字。②此五期为1948 年至1949 年的第11 期到第15 期。纵观民国时期的巴金研究史,能够突破印象记式的作家作品论的文章已然不多,类似丁景唐所著学院派式的正规学术论文更是少而又少。
他还有两篇讨论新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塑造的文章颇可注意:一是,针对新文学作品中“缺乏坚强却又真实的新女性典型”的现状,回顾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女性人物长廊,号召作家们特别是从事文艺工作的女性多方面刻画“各式各样、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畛域的时代的新女性”;二是,对《祝福》主人公祥林嫂形象的切实分析,即通过对故事情节的细密梳理,提出“祥林嫂是一个善良而平凡的勤劳妇女的典型”。③两篇文章分别是《新女性典型的创造》《祥林嫂——鲁迅作品中之女性研究之一》。 丁英:《妇女与文学》,沪江书屋1946 年版,第105-115 页。后者是丁景唐第一篇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于今观之,似无甚新意,但返回到1945 年它发表时的语境中,是笔者所见第一篇在细读《祝福》基础上的祥林嫂专论。 出人意料的是,雪声剧团编剧南薇读了丁景唐的文章后,将《祝福》改编为越剧《祥林嫂》,由袁雪芬出演。 丁景唐论述祥林嫂的文章片段作为了剧团演出《祥林嫂》的人物分析,摘登于雪声剧团纪念刊上。④丁景唐:《犹恋风流纸墨香——六十年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年版,第107 页。1946 年,越剧《祥林嫂》轰动黄浦滩,随后又拍摄为越剧电影,引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注。 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以篇名方式搜索“祥林嫂”,即可看到在丁景唐之前几乎没有对这一形象展开专门研究的文章,而其后由于越剧走红的缘故,在1946 至1949 这四年中竟出现160 余则篇名中带有“祥林嫂”字样的报道或短论。 可见,丁景唐的文章无意中推动了祥林嫂形象的传播与接受。
丁景唐1939 年入读东吴大学后,担任了该校地下党支部书记,此后长期从事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文委的工作,在编辑或筹划《小说月报》《译作文丛·谷音》《莘莘月刊》《新生代》《时代·文艺》《时代学生》《文坛月报》等杂志的过程中,贯彻党领导的文化统一战线,有效配合时势的变化,团结了一批青年作者;还参与了公开成立的“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的大量工作,出版《文艺学习》,举行文艺晚会,约请郭沫若、茅盾等做讲座,组织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培养和影响了不少文学青年,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⑤丁景唐:《犹恋风流纸墨香》(续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年版,第55 页。1947 年春夏间,丁景唐被国民党上海当局列入黑名单,被迫离沪隐蔽;一年后,得到朱维之的庇护,受聘回到母校沪江大学中文系任教,过了半年,接到上级指派,辞去教职工作,到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直到1950 年1 月,“由地下党员的身份转为公开党员的身份”,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任职十余年。⑥丁景唐口述,朱守芬整理:《八十回忆》,《史林》2001 年第1 期。
梳理丁景唐在20 世纪40 年代的履历,他只有半年的教师生涯,学术方面的业绩主要是在其繁重的社会性工作的间隙来完成的。 他曾回忆说,“我年轻时,一度对中国古典文学发生过兴趣,写过一些‘不愧少作’的文章。 以后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和偏重于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鲁迅、瞿秋白和左翼文艺运动)的探讨”。⑦丁景唐:《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第269 页。从“不愧少作”的自我评价中,也可探知其学术之路已入正途。 倘若丁景唐留在高校系统,大概率会与他的同事兼师友许杰、徐中玉一样,在院系调整中,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参与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的建设。①1981 年,华东师范大学校庆办公室致信丁景唐称,“您原是光华大学校友,该大学的有关系科已于一九五一年并入我校,为此,我们热忱地邀请您能来校参加校庆活动”。 丁景唐在邀请函上直接回复,并询问“不知东吴、沪江的学系是否也并入华师大”。徐中玉回信说:“沪江毕业或肄业的同学,也是师大校友。”这两封信件,出自网络,皆有原信图片。参见网址:https:/ /baijiahao.baidu.com/s?id=1588675299599467627﹠wfr=spider﹠for=pc徐中玉即为丁景唐邀入沪江大学任教的。不过,历史不能假设;丁景唐虽然没能以教师的身份参与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中来,但也以其特殊的在场方式影响了这一学科的发展进程。
20 世纪50 年代初期,身为宣传干部的丁景唐“因为忙于工作,对鲁迅和瞿秋白作品虽然也读了一些,但是很少写文章”,直到1953 年,《瞿秋白文集》陆续出版,加之他要参与开展工人群众文艺活动的工作,“比较系统地阅读了瞿秋白同志的文艺论文和鲁迅的杂文”。②丁景唐:《后记》,《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年版,第159 页。他从《可爱的中国》的“出版说明”中,了解到党外人士谢旦如“历经国民党和日伪统治,冒大风险,长期负责地将瞿秋白、方志敏烈士的许多遗稿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感人事迹,后又得知其曾经在“警犬密布”、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以自己的住所掩护瞿秋白、杨之华”的正义行动,在崇敬的心情下,去谢旦如的工作地鲁迅故居,同他认识。③丁景唐:《犹恋风流纸墨香——六十年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年版,第563 页。通过访问谢旦如及两次实地考察,于1955 年写了《瞿秋白同志在上海紫霞路的时候》。④该文刊于1955 年第12 期《新观察》上,收入《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时,改名为《瞿秋白同志住在上海紫霞路的时候》。这是他研究瞿秋白而作的第一篇文章。
此后,他常到鲁迅故居和鲁迅纪念馆去看有关鲁迅和瞿秋白交往的材料。 谢旦如让丁景唐鉴赏了鲁迅纪念馆的珍贵藏品,也给他看了谢氏本人捐赠鲁迅纪念馆的革命文献。 其中,特别引起丁景唐注意的是几本1931 年创办的“左联”机关刊物,如《前哨》第一期《纪念战死者专号》和从第二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的革命文学刊物。 他说:“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的自认为最珍贵的左翼文艺运动的瑰宝。在鲁迅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大陆新村故居里,旦如先生和我反复摩挲这份从战火、灾难中千辛万苦地保存下来的革命刊物。 我们一起在鲁迅故居度过了难得的欢乐的时光。 根据我们当时的判断,这份刊物可能是真正的海内孤本。”⑤丁景唐:《犹恋风流纸墨香——六十年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年版,第564 页。从“反复摩挲”与“难得的欢乐的时光”这样的表达来体会,既有两位亲历反动统治的过来人对革命期刊的至诚情愫,也有“以文献会友”的纯粹热爱。
自1955 年,丁景唐历任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宣传处处长、新闻出版处处长,受到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影印19 种革命期刊的启发,“决定先从基础工作做起”;1956 年,市委宣传部出面借调蒋文杰、周天、裘柱常、杨瑾峥“撰写上海革命报刊简史”。⑥丁景唐:《后记》,《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年版,第159 页。 丁景唐后来回忆说编写的是《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史》,而据韦泱的文章,周天自称四人来编《中国现代报刊史》。 丁景唐:《犹恋风流纸墨香》(续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年版,第13 页。 韦泱:《听周天谈编印现代文学史料工作》,《新闻出版博物馆》2023 年第2 期。 当以丁景唐1958 年所写后记更为可靠。丁景唐回忆说,“利用上海收藏近现代图书报刊史料最为集中的有利条件,从几所图书馆和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借用大批报刊、集中在我们办公的地方”,“由于大批的报刊资料的集中,使我有机会看到了不少以前只知其名,未见实物的革命报刊,还有一些以前闻所未闻的罕见的中国共产党秘密印行的革命报刊”。 “大开眼界”的丁景唐酝酿着“一个雄心壮志的宏伟计划——有系统地影印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刊物”。⑦丁景唐:《犹恋风流纸墨香》(续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年版,第13 页。
1957 年,“《文汇报》召开出版工作座谈会,丁景唐在会上发言,再次提出现代文学资料出版的重要性”。 这一想法不仅来自其职业的敏感,也有业务的需要,但更内在的动力源于丁景唐从少年时代养成的文献意识。 同年,他把周天的人事关系正式从《新民晚报》调至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任命他为“新成立的现代文学编辑组组长”。①韦泱:《听周天谈编印现代文学史料工作》,《新闻出版博物馆》2023 年第2 期。丁景唐、周天与新文艺出版社的社领导李俊民、蒯斯曛等相商,“充分发挥上海在二三十年代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地区的优势和特点”,广泛收集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编辑出版新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书籍。②丁景唐:《犹恋风流纸墨香》(续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年版,第13 页。李俊民与蒯斯曛二人本就是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走上文坛的新文学作家,众人迅速达成一致。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准备,“在丁景唐同志的指导下,规划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乙种)’”。③周天、余仁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的回顾和展望》,《我与上海出版》,学林出版社1999 年版,第79 页。“甲种”是资料的整理、汇编、目录等,率先推出的是沈鹏年辑《鲁迅研究资料编目》与瞿光熙编《艺术剧社史料》,“乙种”是现代文学期刊的影印本,第一批影印了《文学》《北斗》《文化批判》《文学月报》等十余种,其中就包括从谢旦如处借来的《前哨·文学导报》。 与两种资料丛书相配套,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推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用于出版“概括性的文学史、文艺思想斗争史等著作”及“对各个阶段的文艺运动、历次思想斗争和各个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④《编辑例言》,叶子铭:《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年版。与资料丛书的体量相比,研究著作的出版整体上显得单薄。
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的日常工作与丁景唐业余从事鲁迅、瞿秋白和左联五烈士等方面的研究关系密切。 1957 年,他与时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长的文操(即方行)一起编好了《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得益于“见到了许多过去日夜渴望而见不到的革命报刊书籍和图照”。⑤《编后》,丁景唐、文操合编:《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152 页。丁景唐也“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到各家书店了解读者买书情况”,并与书店负责人及一些很懂“书道”的营业员交流。 当谈及在上海搜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最丰富的藏书家,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推荐了瞿光熙。⑥丁景唐:《序》,瞿光熙:《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年版,第3 页。1959 年,丁景唐与瞿光熙合作完成了《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的初稿,后列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出版。
1961 年夏,丁景唐又与曾合编《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的方行一起召开了二次出版局与文化局、上海作家协会的协作会议,“议决请上海文艺出版社周天负责,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图书馆、上海作家协会资料室、上海旧书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各派人员组成一个中国现代文学期刊调查小组,对上海图书馆等有关单位收藏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进行历时两个月的调查,并参考各地图书馆的目录,经集体讨论研究,编选成《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后又推出该目录的姊妹篇《中国现代戏剧电影期刊目录(初稿)》。⑦丁景唐:《犹恋风流纸墨香》(续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年版,第14 页。这两份目录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中的成果。 刘增杰对它们评价较高,认为“这两个期刊目录的出版,积累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史料整理经验”,特别是“运作方式无疑是当时的最佳选择”,“两个期刊目录都是在出版和文化机构主持规划下,调集相应单位人员,组织调查小组集体完成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大型的史料建设项目,只有依靠单位协作,相关单位投入经费和人员,工作才能正常开展,成果得以顺利出版”。⑧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西书局2012 年版,第34-35 页。丁景唐正是在背后掌舵的重要人士。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之初,编著目录书籍实际上与编写文学史一样具有学科基石的意义,皆是在混沌中建立秩序,快速实现系统化的知识积累。 或许不妨说,一个新兴学科拥有了一批完备的目录书籍时,才有底气宣告其从“研究领域”到“独立学科”的蜕变。
20 世纪60 年代初,丁景唐升任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也续出了影印期刊《文艺新闻》《五一特刊》《时代文艺》《拓荒者》《流沙》《引擎》等多种。 其中也有若干是从瞿光熙处借来的“母本”。 在指导上海文艺出版社展开现代文学研究与资料建设的过程中,丁景唐意识到甲、乙两套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并不能及时且广泛地满足广大文艺工作者、现代文学研究者和大学有关教学人员的殷切需要,酝酿出版杂志《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与方行、孔罗荪、叶以群等上海市文化局、作协上海分会有关负责同志统筹支持,具体编务工作由周天担任。
周天生于1934 年,中学时代便热爱写作,屡次向《新民晚报》投稿,皆被采用。 18 岁时,他成为该报最年轻的记者。 在被丁景唐选中前,他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西厢记》上,1957 年调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后,才专职投身于现代文学的编辑与研究。①韦泱:《听周天谈编印现代文学史料工作》,《新闻出版博物馆》2023 年第2 期。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创刊号上,周天发表了《关于现代文艺资料整理、出版工作的一些看法》一文。 该文从“调查、访问、回忆”“专题文字资料的整理、选辑”“编目”“影印”“考证”五大方面娓娓道来,内容系统翔实,既有盘点成绩的一面,也有指点江山的意气。 文章颇有大局观,提出应在新兴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内建立专门的资料分支领域,堪称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意识的先声。 文章虽仅署名“周天”,但不难推测丁景唐也会参与意见。 这不仅由于丁景唐长期担任周天的领导,也与当时他们的著述风气有关。 丁景唐坦言《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的完成是“集体的事业”,除了他与方行之外,“曾承许多同志长时间辛勤的帮助”。②《编后》,丁景唐、文操合编:《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153 页。《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的后记特别指出“编著者和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友好合作是搞好出版工作、提高书籍质量的重要条件”,并说明该书的编辑出版“也是有关同志们相互探讨、研究的过程”,序文更是“经过多次交谈,由编者和出版社编辑同志共同撰写”。③《后记》,丁景唐、瞿光熙编:《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年版,第266 页。回到当时集体事业的语境来看,《关于现代文艺资料整理、出版工作的一些看法》的初稿虽由周天执笔,但其中诸多观点实凝聚了众人的智慧。
可惜1963 年12 月后,丁景唐原想扩大范围、再包含一些抗战时期国统区和解放区文学期刊的计划受阻,仅影印了《抗战文艺》等个别刊物,“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即被外力叫停。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也只出版至第三辑而遭停刊。 1964 年,山雨欲来,革命文艺也成为敏感领域。 两年后,丁景唐等人因出版书刊获罪。 周天说自己“只是青年编辑”,“被下放劳动,改造思想”;而丁景唐吃苦更多,因“鼓吹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罪行,被指为“出谋划策”的“罪魁祸首”。④韦泱:《听周天谈编印现代文学史料工作》,《新闻出版博物馆》2023 年第2 期。时过境迁,“罪魁祸首”的可笑罪行反而证明了丁景唐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资料建设方面的不朽功绩。
过往的学科史书写或学术史研究大多将“十七年”时期的焦点置于现代文学史著作及观点性著述上,即便偶有提及“史料建设的成绩”,所占篇幅也往往仅百分之三左右。 这样的结构安排显然不尽合理。 丁景唐曾对20 世纪50 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提出委婉批评,指出“某些文学史和文学研究著作、论文中存在的资料不全、辗转因袭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于形成观点的某些影响等问题,除了主观的原因外,客观上资料的不易搜集的确是一个问题”。 他进一步在方法论层面强调:“材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离开了大量的、翔实的、经过用正确的观点作了批判分析的材料,这样的研究就会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架空的倾向,以至会影响观点、影响研究工作中的正确的论述和分析问题。”⑤《序》,丁景唐、瞿光熙编:《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年版,第12-13 页。这番话可谓切中时弊。 丁景唐所推崇的,是一种与当时主流学风迥然不同的研究路径——它以科学性与正确性为旨归,强调实事求是。 平心而论,在学科的初创阶段,立足于研究对象的原始资料建设具有奠基性意义。 甚至可以说,一个新兴学科未来的高度与深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基础资料建设的扎实程度。 原始资料的可用性,也直接关系到理论创新的可能空间。 经过严格校勘、辑佚与编目的可靠文献,能为学术研究提供相对客观的依凭;而一套完善的资料体系,更能被后世学者不断继承、检验与深化,从而推动学术的持续积累与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讲,丁景唐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正规化建设之间的深刻关联,实不应被忽视。
1978 年,丁景唐受邀出席厦门大学召开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八校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讨论会。 翌年,他不仅在八省十七校《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定稿讨论会上做学术报告,还与胡从经合写了会议侧记。 这篇文章的第七点专门提出“关于加强资料建设的问题”,称:“在以往文学史著述中,由于资料的缺乏,辗转因袭,以讹传讹,大同小异的现象很多,因此与会者对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的呼声非常强烈,甚至建议上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的出版中心,希望恢复并加强《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乙编)的出版,和革命文艺刊物的影印工作。”①丁景唐、胡从经:《关于现代文学史编写中的若干问题》,《大庆社会科学》1979 年第5 期。正是在1979 年,丁景唐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和党组书记。 他主持恢复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乙种)”,续出期刊《语丝》《光明》,重版《前哨·文学导报》,还从影印期刊拓展到影印重要书集,如瞿秋白编选并作序的《鲁迅杂感选集》以及《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十卷本。 丁景唐也复刊了《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随后又筹备了“中国现代作家论创作丛书”。 在拨乱反正时期,凡此种种均对加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恢复大有裨益。 倘若放长视线,或许可以说,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学科恢复背后是对被禁锢的“十七年”时期有效学科资源的再释放。
与此同时,在业余时间从事研究的丁景唐被选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理事,这也是学界同仁对其学术业绩与学科贡献的肯定。 丁景唐虽然不在学院体制内担任导师,但不乏私淑弟子。 现代文学史料学大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朱金顺与丁景唐有五十多年交情。 朱金顺回忆说:“他长我十五岁,我们是忘年交,我一直认他为老师,他却说我是他六十年代在大学交的三个小朋友之一。 (另外两位在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②朱金顺:《丁景唐先生纪念》,《新文学史料》2022 年第3 期。在北京大学的便是史料功夫深邃的孙玉石教授。 孙玉石与丁景唐的相识源于他给《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投稿,文章得到丁景唐的推赏而得以发表。 1965年,二人在北京新桥饭店见面,孙玉石“遂成了喜欢现代文学资料工作的丁景唐先生的‘小朋友’”。③孙玉石:《学术问路自述》,冯济平编:《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 年版,第359 页。那位在中山大学的同样是以史料考辨见长的李伟江教授。
陈子善也曾称赞丁景唐“在鲁迅研究、瞿秋白研究、创造社和左翼作家研究等领域辛勤耕耘,成就卓著”,“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德高望重的前辈”。④转引自宫立:《丁景唐先生两题》,丁言模编:《丁景唐纪念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年版,第154 页。可惜的是,关于丁景唐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上的贡献,长期被忽视。 造成忽视的原因,除了他并非学院体制中人之外,也与其著述方式有关。 他的研究不服务于教学需要,也无意探寻文学史发展的线索与规律,更多的是读书札记式的文章,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丁景唐个人独撰的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只有两本,即《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前者印行三版,后者印行两版。 丁景唐的增订补充多依据新资料展开。 从体量上看,丁景唐身为体制外民间学人,他的著述算不得丰厚,但从质量上看,篇篇都言之有物,或纠正既有研究的知识谬误,或力争填补空白。 与王瑶擅于论从史出、钱谷融长于妙赏文本不同,同出于民国文脉之中的丁景唐从“书痴”走向清儒意义上的“读书家”,读书不单是为了陶冶情操、获取知识、启迪思想,更是追问经典原意,还原历史事实;重视考据、校勘、辑佚,使“读书”成为一项严肃、精密、需要深厚专业知识的学术活动,而非泛览消遣、不求甚解。 时至今日,人们回头再看“十七年”时期乃至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成果,比起诸多因时而废的长篇大论,丁景唐的考述仍有可读的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6)01-0124-10
作者简介:宋声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鲁迅留日时期文言著译关联资料整理与研究”(25BZW10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林玉)